24.12.06

如何看待抗日事迹?

(2006年12月2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爱国工委会竖立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引起风波,显示各族对于历史事迹的认知差距仍然巨大。美国和中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足以让我们借鉴。

美国在南北内战期间,共62万人丧生,依当时的人口比例来计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于战火。照常理讲,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上责任。但是战争结束后,获胜的北方联邦政府不曾惩罚战败的南方一兵一卒。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无论是南军还是北军,都被视为英雄,每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都会举办庆典活动悼念英魂。

南方的总统戴维斯活到战争结束后的第25年,以81岁高龄去世。副总统斯蒂芬斯在战后还积极投入政治,当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死后的墓碑居然还刻上“一心为公”。在内战中好几次把北方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南方杰出将领罗伯特李,战后仍然获得对手和人民的崇高敬意,1870年他长眠于华盛顿学院的教堂墓地,那里至今仍然耸立着他身穿南方军服的雕像,西点军校的军事史仍有他的一席之地,并不因为他是叛军将领的身份而有所抹煞。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理智的,是伟大的,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美国在内战之后,能迅速崛起,跻身强国之列,与他们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正面评价和尊重不同政见者,能化解仇恨和内部矛盾,抚慰无数受创的心灵,这才是国家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随着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中共抗战史观出现微妙变化。过去被中共指为消极抵抗的国民党,现在不断地在大陆媒体中以正面形象出现,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场的贡献,最近的电影及电视剧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飘扬,国军官兵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现象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时期是很难想象的。

文革时期,连“国民党”和“蒋介石”等字眼都很忌讳,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中共的抗战史往往突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伟大战绩,至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轻描淡写,或只字不提,或者以负面的角度描绘国军节节败退。那时候,在抗日战士誓死保卫的国土上,国民党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灵位都不能享有,就只因为他们“政治不正确”。近期中国大陆掀起为国民党抗战平反的风潮绝非偶然,这与国力日渐强盛、民族自信心日益高涨等因素有关。一个大国的崛起,靠的是能容纳异己、实事求是看待历史问题的宽宏气度,而非自欺欺人地篡改历史蒙骗世人。

在我国,各族对于马共的观点上,掺杂了许多复杂的种族情绪,导致许多误会和曲解产生。笔者认为,每一个党派中都有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邪魔歪道。在那个火红狂热、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很多时候的人生抉择是身不由己的,但我们应该坚守的原则,就是任何为抗日的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不管他们身在什么阵营,为这片土地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国耻。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

岁月匆匆,事过境迁,在全球化的时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包袱,早该卸下了。但是,要做到真正的放下,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心、胸襟和成熟度,这需要智慧,需要宽容,需要勇气,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也需要契机,笔者衷心地希望那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

14.12.06

我们要怎样的新闻自由?

(2006年12月10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新闻自由,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媒体采集和发布信息给公众的充分自由。由此可见,媒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新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西方人说,Politics is perception(政治是一种感知)。事实上,Media is also perception(媒体也是一种感知)。现代人的生活很难脱离媒体,不管是通过传统的平面印刷媒体、电子传媒或者是上网,都可以汲取到许多资讯,这些传达给广大人民的讯息,影响了人们对自己与外在世界的认知。所以,媒体的公信力,将对个人及社会造成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许多人都在批判马来西亚当权者对待媒体的落伍思维及诸多限制,但是媒体也应该不时检讨本身的报导方式是否合乎公平、客观的原则。一些媒体在面对外界的批判压力时,动不动就归咎于政府的重重管制。大家深思一下,难道有关的管制法令松绑之后,情况就会好转?事实未必如此。

香港人有热爱、珍惜新闻自由的传统,但是在竞争激烈的高度商业化社会,媒体的操作很难摆脱商业利益的考量,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为了刺激短期内的销量而不断炒作负面新闻,导致近年来香港媒体的公信力降至新低点。2002年,香港《东周刊》刊登女星刘嘉玲在多年前被黑道要挟而被迫拍下的裸照,引起影视圈人士的愤慨,《东周刊》虽然举起“新闻自由”和“民众知情权”的大旗来抗辩,但最后终在舆论压力下宣布停刊。但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之下,香港媒体并没有收敛,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今年8月发生《壹本便利》刊登艺人阿娇的偷拍更衣照的事件,再度激起公愤和集体杯葛。

1988年台湾解严后,就像打开了水闸的阀门,突然之间大量讯息涌入社会,造成资讯泛滥,另一方面媒体准备不足,也缺乏应变能力,只好本能地追逐商业利益,妄顾社会责任,放肆地贩卖煽情、色情、血腥等极不道德的报导内容,造成媒体的乱象丛生。近年,台湾媒体表现更是每况愈下,甚至被称为”社会乱源”或”弱智媒体”,成为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阻力。1999年,台湾媒体竞相追逐“白晓燕绑票案”事件,部分媒体为了抢独家新闻竟先行把消息曝光,直接影响案情发展,是导致受害人被撕票的主因之一。“璩美凤事件”是另一个出名的例子,显示台湾媒体仗着多数人的“知情权”而任意践踏少数人的隐私权的做法已蔚然成风。

我国媒体的发展也有令人担忧的趋势,在商业利益强势主导的情况下,即使是隶属同一集团的不同传媒也会展开割喉式的恶性竞争,才能保住在集团内的地位,于是就形成血流成河的红海市场。就以中文报章而言,国内市场规模本已不大,为了在有限的市场确保销量,各报编辑不得不在封面的排版上绞尽脑汁。各报头版不时都大剌剌地出现“鸡奸、奸杀、肛交、口交、炸尸”等刺激字眼,甚至还会突出受害者的凄凉死状的照片,以争取路过报摊的好奇读者的眼光。这种情况如何能匡正社会风气?这种负面新闻看多了,任谁的想法也会趋向负面和消极。

自由和责任是孪生的,任何社会的一分子,在享受自由权利的同时,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何况是作为社会公器的传播媒体,更应该负起艰巨的社会义务,为弘扬良好社会风气尽一份力量。北欧国家在新闻自由指数上一直高居前列,这与他们的媒体自律和民众对待新闻资讯的成熟度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媒体固然不能重蹈港台媒体滥用新闻自由的社会乱象,但是以北欧国家作为学习的标杆(Benchmark)的做法上也必须有所保留,因为这些新闻自由度高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单一种族国家,与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差别,过度的新闻自由反而可能成为种族主义分子的活动温床,因此当权者实行有限度的新闻自由是无可奈何的举措。

我国新闻自由运动的参与者在努力突破新闻管制的当儿,也必须考量我国的现实国情和社会背景,一味生搬硬造其他先进国的模式可能会弄巧反拙。总之,在新闻自由和社会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27.11.06

电视直播巫统大会的联想

(2006年11月26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本届巫统大会期间,部分代表发出的偏激与过火的言论,通过电视直播的管道深达民间,引起许多国人深感不安。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是典型的视觉动物,一般人从电视活灵活现的画面中,所得到的深刻感受远胜平面媒体的图片及文字,若出现表演欲强的无良政客滥用电视平台的便利,无的放矢大放厥词,其负面影响力之广、杀伤力之大、破坏性之强显而易见,难怪朝野上下都作出激烈的反应。

电视直播是否会影响巫统代表的言论内容?目前出现两种看法:(一)既然电视将有直播,代表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公开地摊在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眼前,为了维护党团形象,他们会严守纪律,发表中庸的言论,避免被标签为极端分子;(二)既然电视将有直播,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高喊维护本身族群利益的出位言论,即使被其他族群标签为极端份子也在所不惜。

纵观此次整个巫统大会,抱着第一种看法的巫统代表相当的多,诸如强调国阵精神、马来人议程不是零和游戏、异中求同、发展人力资本、维护马来西亚主权等等,这些人的言论听起来也合情合理、中肯平和,即使是其他族群的人听了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站在媒体的角度,这种人的四平八稳言论就没什么新闻价值,反而是第二种人更能吸引传媒的眼光,他们讲得越出位越极端,所得到的报导篇幅就越大。

结果那些讲好话的人占不到显眼位置,讲鸟话的人反而出尽风头,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广大群众也就有“原来巫统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先入为主观念,好像部分极端份子的言论就代表了整个党,甚至是整个族群的观点。这种现象也可以用“脏水和粥”来比喻,把一碗脏水倒入一锅粥,或者把一碗粥倒入一锅脏水,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还是脏水一锅。在一个组织里,只要有一小部分的坏份子渗透,搞破坏,整个组织的形象也就坏了,再多的好份子也无能为力。

有些人会责怪传媒,什么断章取义、曲解言论等的说法都有,但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媒体会选择性地去突出那些哗众取宠的言论,是反映了整个社会大众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因为没有爱听负面言论的群众,就不可能产生这一类爱讲负面言论的极端份子。

站在全民利益的角度,笔者当然希望开明、中庸的言论能在巫统大会中不断地涌现,但是现实情况不容易做到,高高在上的领袖很难控制每一个基层的嘴巴。充斥着轻侮、叫嚣、敌视的恶言仍然大行其道,可悲的是我国的社会还没有达到能理性看待和客观分析的成熟度,往往回应他们的是同样情绪化和不理性的谴责。这种言论若继续充斥在电视画面上,除了使种族关系恶化之外,整个社会也得不到什么益处,反而为投机政客提供更多的养分和活动空间,远在会场数百公里外的大山脚市议会官员,在这个非常时期鸡毛当令箭似的悍然拆除斗母宫,可能就是电视直播巫统大会激化出来的结果。

因此,停止现场直播政党代表大会,虽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因为毕竟有违开放言论自由空间和组织透明化运作的精神,但是在考量我国社会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情形下,自有其合理性。

以逆向思维看待巫统大会种族言论

(刊于东方日报2006年11月28日读者来函)

每一年的全国巫统大会都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所在。一般上,巫统重量级领袖在发言时都尽量不要触及敏感的种族神经线,但是中央代表们倒是可以没有顾忌地畅所欲言,许多偏激的声音就是由他们发出的。

最令人愕然的言论是:“如果马来人政治力量被击败,513事件会重演,吉隆坡会沦为废墟”;还有代表说:“政府应强制私人公司,让土著担任管理层超过30%的职位”;还有人指名道姓抨击某方挑战马来人和回教的地位,还恫言要检讨非马来人的公民地位等等。副首相那吉抬出“蓝海策略”的大旗,但底下的人听不明白,他们矛头指向的蓝海却是其他族群的血汗成果。诸如此类的过激言论不绝于耳,罄竹难书。

站在非马来人的角度,听了这些言论当然很不是滋味,但是不管喜欢不喜欢,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得忍受这种人大放厥词。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一类的种族言论呢?笔者从网上看到一则政治笑话,有感而发,现略作引申小析:

中共主席毛泽东、美国总统杜鲁门及苏联主席斯大林一起散步,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追着一只逃跑的狗。毛泽东说咱们帮帮老太太吧,看看谁有本事把狗叫回来,其余二人同意。于是,美国总统喊道:“狗,回来,我给你自由和优渥的生活条件。”狗还在跑。苏联主席叫道:“狗,你若不回来我就叫特务组织杀掉你!”狗还是不理会。毛泽东对狗喊:“狗儿,向前奔吧,你前面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狗一听,立刻调头跑回来。

美国和苏联只懂威迫利诱之术,是正向操作;毛泽东懂得欲擒故纵之术,是反向操作。文革时,老毛号召知识青年到社会主义农村去,说那里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许多热血青年去了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又千方百计跑回来。经此社会主义的大号召之后,现在全中国的小狗们都奔去相反的方向,这是一条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

回头去看巫统大会的极端言论,每年都会有人大力抨击这些鸟人罔顾其他民族感受、玩弄种族课题等等,但是这些抨击对于患了“被害妄想症”的人而言却是求之不得,越骂他就越爽,他还担心你不骂呢。也有人抱着“哭的小孩才有糖吃”的想法,吵得越凶,上头就要赶快派糖果来镇住他们,结果吵的人越来越多,资源根本不够分,堂堂一个大党的代表大会竟沦落为乞讨大会。这些情况,和美苏领袖惯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不管是用威迫,还是用利诱,都没有达到效果。

我们可以试试老毛的方法,去跟那些整天发表极端言论的人说:“向前奔吧,你前面是一条种族主义的康庄大道!”看看他们会怎样?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私和理性的,不会作出违反本身利益的事情。懂得游戏规则的政客们应该了解,适量的种族主义可以为他们捞取政治资本,但是过激的种族主义就会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如果513事件重演,国家经济崩溃了,谁还能拿到工程合约?谁还能大大方方建豪宅开大房车而不怕暴民烧掉?非马来人做不成公民谁去承担国家大部分的缴税义务?鼓动种族主义分子去干这些影响到他们根本利益的蠢事,恐怕他们谁也不愿干。学学老毛的反向操作,小狗就会跑向另一头了,否则它还是会依然故我的。

13.11.06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争议和出路

(2006年11月12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在日前该州巫统大会上表示,“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的概念不能被接受,因为这使我国各族群变成“罗惹”,这将会威胁到马来人在宪法下的特别地位。此番言论出街之后,立即引起各界反弹,议论纷纷。

为何会出现这种争议?笔者认为这跟我国个别族群对于民族概念的不同理解有关。根据语文出版局的国文字典(Kamus Dewan),Bangsa的解释为“同一祖源的人类”。笔者认为Bangsa这个字眼对于马来族群而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它与民族光荣、传统荣耀等是分不开的,因此Bangsa与比较广义的“民族”(Nation)概念有所不同,反而有点趋向较狭义的“种族”(Race)概念。

我们时常在中文杂志或报章见到“友族同胞”之类的字眼,但人家未必真的视我们为“同胞”。如果一直强调大家都是“Bangsa Malaysia”的论调,部分友族看了之后可能会极为反感,好像其他种族要和他们攀亲认戚似的,阿都干尼的言论其实就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这种言论的由来绝非空穴来风。

根据笔者的观察,可以大胆地假设我国其实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某一族群对于Bangsa Malaysia的概念,就是以他们为主导,最好大家都跟随他们的文化风俗,信奉他们的宗教,这样才算是自己人,否则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族群认为的Bangsa Malaysia却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由此可见,此Bangsa非彼Bangsa,双方的概念认知差距极大,一方认为极端的想法,另一方却认为是天经地义。如果大家都以为对方所想的必和自己一样,那未免太过天真和一厢情愿。因此,强调Bangsa Malaysia,此路不通。

本地法律界的权威拿督林碧颜律师在“Rakyat Malaysia,一个比较恰当的字眼”一文中提到,Bangsa这个字眼不时与Race(种族)划上等号,若继续争论Bangsa Malaysia的诠释,将制造更多不必要的困扰,产生出来的争议也会加速社会分化,种族两极化现象更趋严重,大家都会陷于分辨“我们和他们”的纠缠之中。因此她认为,在民族关系的课题上,强调Rakyat这个字眼是更为恰当的,它更符合公民的精神(Citizenship, kewarganegaraan),而且此字眼出自于联邦宪法,其法律权威性不容质疑。很多本地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在英语口语阐述及英文文件当中,直接使用国语原文Rakyat是妥当的,因为没有其他的英文字眼更能准确地表达出它的意义。Rakyat的中文翻译有“人民”、“子民”、“国民”等,但都有缺传神,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大量使用原文Rakyat的原因。

笔者认为,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Rakyat这个字眼也较中性和少争议性,也广被各族接受。Rakyat,在语文出版局的字典中的解释为“在国家内的全体人民,是建立政权的条件”,也带有“同一屋檐下”和“同踏一条船”之意,强调Rakyat也意味着大家都是马来西亚的子民,没有谁优谁劣,大家地位平等,平起平坐,共同进退,共存共荣。相反的,Bangsa的争议性大,大力提倡Bangsa Malaysia的概念反而正中种族主义份子的下怀,因为他们有机可乘来玩弄种族情绪。

也许也有人认为上述的争议只不过是咬文嚼字而已,但是这种字眼之争可大可小,从法律界人士的角度来看,任何字眼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引致严重后果。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要大家持续强调Rakyat Malaysia,让这种观念深入民心、名正言顺,接下来很多种族课题的瓶颈就可迎刃而解,极端种族主义的活动空间也可减少,类似“马来主权至上”(Ketuanan Melayu)的论调自然也不会获得认同。因此,强调Rakyat Malaysia是种族关系的最佳出路,也是我国各族都能一起拥抱的蓝海。

31.10.06

分粥游戏与政治现实

(2006年10月29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这里有一个分粥游戏:七个人一起生活,每天他们会煮一大锅的粥,在没有称量的刻度容器的情况下,他们探讨制定一个合理的制度来公平地分食这一锅粥。他们试验了几个方法,结果各异:

第一种方法,大家指定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分粥。开始时,这个人还能秉持着公平分配的原则,但时间一长,他有了私心,给自己的份儿越来越多,其他人开始不爽了。结果每个人为了争夺分粥的特权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风气越来越败坏。

第二种方法,大家轮流分粥,一周之中,每人分一天。由于私心作祟,每个人分粥时肯定给自己多一点,结果每个人一周之中只有一天吃得饱,其余六天要挨饿。这种方法表面看似公平,其实加剧了每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越来越大。

第三种方法,选举出一个分粥委员会,其余的人则扮演监督的角色。每一次分粥委员会执行任务后,要经过监督委员会审核,批准了才能开饭,不批准就要倒回锅里重新分过。公平基本上是做到了,但是粥分到来早就凉了,效率极其低下。

第四种方法,以第二种方法做些改进,那就是大家轮值分粥,七碗粥摊在桌子上让大家上前拿粥,分粥的那个人一定要最后一个领粥。结果在这种制度下,七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没多没少刚刚好,因为主持分粥的人心里明白得很,如果七个碗的份量都不相同,他确定无疑会拿到最少的那份。

从分粥游戏可以得知,形成、制定和推行某种游戏规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多方面利益的博弈制衡过程。一个制度是否有效,往往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到整体利益和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人非完人,制度既是人所创,就不可能完美无缺,不满和争执肯定会出现,在众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政治情况,其实和分粥游戏有许多共同点,因为政治本来就是资源分配的游戏。自从国阵政府执政以来,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几乎都是由老大哥巫统来分配,其他的成员党只能通过国阵内部协商机制来争取各自的权益。经济行情好时,老大还能秉公分配,皆大欢喜;行情转坏时,经济蛋糕萎缩,老大自己都不够吃了,有好处也要想办法独吞,分给其他人的份儿自然减少,大家的怨言也开始多了。这种情况与第一种分粥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种分粥制度也有例子:国阵政府在90年代初重夺沙巴政权后,就实行州首席部长轮任制,大家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华人、卡达山人、马来人都轮流坐上宝座,只是屁股还没坐暖,两年就要拱手让人了,结果是朝夕令改,行政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现在虽然是巫统长期霸着首长宝座不让了,但还是改变不了沙巴沦为贫穷州属的事实。

第三种分粥制度就好像台湾的情形那样,朝野势力旗鼓相当,要通过一个法案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朝野立法委员公开叫骂、打架、搞对抗,白白消耗社会成本。结果台湾经济表现还远逊于蒋家父子独裁的年代,这种效率低下的弊端在许多民主国家都可以看到。

第四种分粥制度嘛,恕笔者孤陋寡闻,想不出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种人、事、物相宜;情、理、法相融;权、责、利相合的超高境界,除非是在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总之,制度的形成是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共识只有经过多方面的势力博弈之下才会产生,也唯有参与制度内的成员来进行监督、改革才是最有效的,这就是当今的政治现实,要玩这个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在制度外叫嚷根本对大局于事无补。想想看,分粥的七人小组会分一点粥给在外只会吵闹,没有贡献的路人吗?

18.10.06

税制紊乱,国家乱源

(2006年10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马华蕉赖区会服务中心主任吴心一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近来接获约40名雪隆商家有关内陆税收局的投诉,其中的90%投诉者是华裔中小型企业家。这些投诉包括抽税率及可扣税项目不统一、筛选交税对象的过程不透明、税收局官员在持枪警员的陪同下直接上门查税、税收局官员以威胁语气逼迫不了解本身权益的商家缴税等等。综观这些投诉,可见得我国的收税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偏差和滥权行为,这种现象若不被歇止,对广大的中小型企业而言是很严重的冲击,不但阻滞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也极可能会加速恶化一些潜在的社会动乱根源。

以上言论绝非危言耸听。税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税收,没有这些钱,政府就无法运行,不能负担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等等各方面的责任。税收除了用来实现上述的基本目的之外,也起着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富人缴更多税,穷人缴比较少甚至豁免课税,贫富差距才能缩小。北欧富国瑞典就是利用税制来减少贫富差距,现在它最富和最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仅2.3倍,用基尼系数来算的话就是0.23,是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这种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方式是瑞典连续几年跻身世界竞争力三甲之内的主要原因。

双重标准课税遗祸无穷

吴心一接获的商家投诉还包括一项:内陆税收局特别针对某一族群的商家来追税。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真是国家不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双重标准来课税而引发的灾难真是多不胜举。18世纪末,英国与宿敌法国作战,军费开支庞大。要筹措军费,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课重税。课谁的重税?当然不能向英国本土的人民开刀,不然政权可能会动摇。最后英政府的课税目标就指向美洲大陆殖民地,什么印花税、人头税、茶叶税都出来了,当地人民想:“大家都是大英子民,都有缴税的义务,干嘛抽税只抽我们的,不抽大英本土的?”。这种不公平的征税机制使到民怨沸腾,最后导致革命爆发,美利坚合众国巍然成立。因小失大的课税机制,使得英国从此失去了这块富庶的殖民地。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明朝之所以灭亡,除了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税制出现了问题。黄仁宇擅长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过程,他的著作<<中国大历史>>即指出大明帝国的征税制度落后,是导致国家积弱的主因。在封建时代,农业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农耕亩地面积容易被计算,农民也通常固守在其耕地,流动性不大,他们就是征税的主要目标。

太平盛世时,农民的农作物收入每一年都被政府抽去3成到4成,剩下的还够一家大小图个温饱。等到外患入侵,边关告急,政府要扩军加强国防,钱从哪里来?这些不会跑的农民自然而然成为最现成的剥削对象,那就加多一点税吧。问题就来了,当时的富人享有很多优待,做了官可以不缴税,如果是皇亲国戚更不用说,其亲属、后裔都不用去烦缴税的事,还有朝廷定时的抚恤金养他们,如果他们兼拚了农民的土地,还可以收租,累积更多财富。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发生。加上荒年一到,所有的农业收成也不够养农民一家,狼心狗肺的朝廷鹰犬和地主又来狠狠催缴税,农民活不下去了还能怎样?干脆反了吧!结果大明皇朝就亡在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中。

检讨征税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程度,系数越小越好。系数介于0.2-0.3是非常理想的贫富均衡水平,如瑞典、瑞士、芬兰等先进国就属于这一类。0.3-0.4属于合理水平,如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等。理论上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就有潜在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我国目前是在0.462的水平,而且还有可能恶化下去。经济学家用特定模式算出明朝末年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6以上,难怪当时会天下大乱,涂炭生灵。目前大多数陷入内战的非洲穷国,它们的基尼系数几乎都是处于0.55-0.65的高危险水平。看来我国不但不能为目前的一点点经济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要关注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为我们距离危险边缘也不远矣。

瑞典用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方式征税来达致均富的目标,我国税收局官员却不是以收入高低来区别化征税,竟然是以种族背景来差异化征税,这种作法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现代的小商家竟然沦落成封建时代的农民一样的地位,成为任人鱼肉的敲榨对象,反而那些富商巨贾还能千方百计地合法逃税,这不是社会乱像是什么?税务制度若再不检讨和改革,国家竞争力绝无提升的可能性,国家发展政策的终极目标-财富均分,将是遥不可及的幻境。

9.10.06

从博弈理论看种族政治

(2006年10月8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博弈论(Game Theory)诞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它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1994年、1996年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由博弈论专家囊括,这实实在在地凸显出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被重视的程度。

“博弈”这个词听起来高深莫测,其实从其英文字面上看就是“游戏”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它是可以分出胜负的游戏,也可以说是通过“玩游戏”获得人生竞争的知识。博弈的理论浅明易懂,却蕴涵着许多博大精深的道理,难怪世上众多学者为它而疯狂,孜孜不倦地钻研探究。

博弈论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案例,那就是“囚徒困境”,故事是这样的:A和B一起去干坏事,被警察抓了起来,两人都被隔离审讯。在不能沟通消息的情况下,每个嫌犯只能在两个选择中作出一个抉择:(1)招供,即与警方合作,背叛同党;(2)保持沉默,即与同党合作,不跟警方合作。

接下来会出现3种情况:(1)如果两人都不招供,警方会因证据不足而将他们两人都扣留一年;(2)或者,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招供者会因其坦白而从宽处理,无罪释放,另一人将会被重判入狱15年;(3)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会因罪名成立而各判入狱10年。

现在这两个嫌犯会怎么办?选择招供(背叛同党)还是沉默(与同党合作)?从表面上看,双方都合作而保持沉默,这样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即只判刑一年。但他们无法不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策略,他们会想,万一对方招供而自己沉默,岂不是吃大亏了?问题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人都十分精明,而且都只希望减少自己的刑期,而不在乎对方被判多少年(人都是有私心的)。

两人会基于同样的想法,只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他人死活,最后大家都选择招供,结果都获得一个最惨的下场,即入狱10年。

这套“囚犯困境”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从警方审讯匪党到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影子。若将“囚犯困境”放在种族政治情况又会怎样?

假设一个种族的A政党和另一个种族的B政党结为联盟,在政坛上共同进退。结盟初期,大家已沟通表明不要各自挑起种族课题以捞取政治利益。但是,政客们都很明白要上位的最佳捷径是挑动种族课题,摆在政客面前的有两个选择:(1)不挑动种族情绪,即遵守协定,不背叛盟友;(2)挑动种族情绪,即违反协定,背叛盟友。

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双方都遵守协定不玩弄种族情绪,大家的日子都很好过;(2)其中一方的政客为了上位而发表极端的种族言论,另一方则保持沉默,极端言论者将成为民族英雄,获取极大的政治利益,而保持沉默的一方则被本身族群骂成懦弱无能,严重影响声望;(3)其中一方挑起种族课题后,另一方迅速反应,也来炒作本身的种族课题,造成对骂的局面,两败俱伤。

出现第一种情况当然是最好不过,但是人心难测,总是有人会为了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违反协定,因此第二种情况也是时有所闻,但更多时候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有人说本身族群被边缘化,后来又有人说其实被边缘化的是他们的族群,吵来吵去,没完没了。如何跳出这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目前的政客们似乎还没达到那种政治智慧,大家到现在还是“囚徒”。笔者建议大家在得空时应该去看看<<蓝海策略>>,说不定能从中摸到一点头绪。

25.9.06

他信的前世今生

(2006年9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泰国政变,首相他信被赶下台,举世震惊。至截稿为止,被废的他信还躲在伦敦避难,有家归不得。此情此景,似乎是n年前的另一位他信的翻版。

笔者所说的另一位他信,可是泰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1765年,缅甸大军攻破泰国都城Ayutthaya, 9万名泰族俘虏做了亡国奴,400多年的泰族文明看来就要毁于一旦。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就是这一位他信,整军经武,力挽狂澜,纠集军队将缅甸侵略军逐出国境,将几乎亡国灭种、国破家亡的暹罗挽救回来。此后,如日中天的他信即位为王,迁都Thonburi,力图重振国势。

好景不长,英明神武的他信在晚年变得残暴无常,他不只对没有犯错的臣子妻儿施与酷刑,还时常无缘无故鞭打和尚,这对笃信佛教、非常尊敬出家人的泰人而言是不可原谅的罪过。他信也好大喜功,频频对寮国和北大年进行远征,劳民伤财,民怨冲天,最后激起叛变。1782年,他信最倚重的大将恰克里(Chakri)发动政变,最后将他信处死。篡位成功的恰克里自立为王,迁都曼谷,从此开展了存续至今的恰克里王朝,当今泰王蒲美蓬就是恰克里的子孙。

这一位传奇的国王他信(Taksin),与刚下台的首相他信(Thaksin),从英文拼音来看只差一个字母,笔者不谙泰文,不知这两位他信的泰文写法是否相同,总之发音相似,笔者就将他们联想起来。

这两个他信的共同点也多得很,他们都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国王他信是潮州人,中文名叫郑信,游客到曼谷的郑王庙还可以一睹其雕像的风采。首相他信是客家人,中文名叫邱达信,和他的同名前辈一样,也干出一番大事业。这个邱达信当首相之前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参政当首相后屡屡改革泰国政经体系,硬是将在1997年蒙受金融风暴重创、处于崩溃边缘的泰国经济扶回正轨,但这些改革措施也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反对声浪不断。此外他信的强硬民族政策也引人垢病,泰南回教分离主义势力抬头,爆炸案频传,这一大部分责任也要算到他信头上。

最后,被他信委以重任的回教徒陆军总司令颂提,趁他信出国之际发动政变,自己当起临时首相来了。历史上的国王他信是被自己人出卖,现在的首相他信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两人命运类似,若说首相他信是国王他信的投胎转世恐怕也不为过。只是国王他信最后是死路一条,下场凄凉;流亡在外的首相他信是否也会踏上这条路,世人皆甚为关注。前世今生,命运轮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凡夫俗子难测天意,但唯一能知的是“枪杆子出政权”和“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可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者不可不引以为鉴。

4.9.06

惊艳杜拜,全球必修-沙漠变绿洲,海市蜃楼梦幻成真



(写于2006年8月20日)

几年前,你若问别人是否知道杜拜在哪里,十之八九的人肯定茫然不知,因为当时最新出版的世界地图就没有“杜拜”的存在。

杜拜,1971年脱离英国手中独立前,只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或UAE)七个邦中的一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邦,人口只有10多万,除了拥有那一点微薄的石油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碧蓝大海。当年的邦长穷得连扩建运河的10万英镑(约70万马币)也拿不出来,到其他富裕邻邦借钱还要遭人白眼,东凑西借之后才可以勉强动工。

今天,杜拜有140万人口,平均国民所得达33,688美元,10年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成长230%。当年的小渔村已经蜕变成中东地区的货物转运中心、观光购物城、科技网路城。全球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热钱涌入这个被誉为“新纽约”的机会之城。整个伊拉克的重建资金不过是530亿美元,还不到杜拜热钱的十分之一。

杜拜今日的成就到底是如何达致的?

国小志气不小

2006年6月号台湾<<远见>>杂志的主题为“全球必修杜拜学”,其精彩的内容真令人大开眼界。世人印象中的阿拉伯地区,可能还停留在沙漠、骆驼、绿洲、石油,要不然就联想到战乱、贫穷、恐怖活动,无论怎样也不会和先进发达扯上关系。只要看看今时杜拜的成就,任谁会对以前的刻板印象大为改观。

这3行字就可总结了杜拜的发展过程:70年代开运河、80年代做贸易、90年代推旅游业。这3大阶段的发展策略验证了杜拜领导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1976年之前,杜拜没有个像样的港口,邦长拉希德在开凿运河之后,又再借钱在运河边兴建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港口。后来,拉希德还嫌不够,当他决定在离市区1小时远的杰贝阿里的沙丘中开挖一座世界最大的人工深水港时,杜拜人民私下都在问:“邦长是不是疯了?”

拉希德还在一片沙漠之中,兴建了波斯湾地区最高的37层大楼,当作世界贸易中心。当年世贸中心的周围,马路两旁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车也没几辆,走路一个不小心还会踩到骆驼屎。难怪有人笑它是“白色大象”,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把世贸中心盖在一片无际的黄沙之中。

今天,这一栋“白色大象”已经成为杜拜最繁忙的地方,全年展期不断,为杜拜带来庞大的商机和人潮。杰贝阿里深水港还在持续扩建中,是鹿特丹到新加坡之间的最大货柜港,紧接港口而设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有5000家厂商进驻,凡是你叫得出的世界知名大品牌,这里都能找到。

疯狂念头震惊世界

现任杜拜邦长穆罕默德继承了他父亲拉希德的雄心抱负,自他上任以来,新的点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90年代初,杜拜要建一栋指标性的饭店,耗巨资请了世界级名师操刀设计,在离岸300公尺填了一座小岛,在那里盖了举世闻名的帆船饭店,这是全球唯一的七星级饭店。虽然它的房价并不便宜,最便宜的也要2千多美元一晚,但全世界仍有数不完的游客仰慕其名而来,常年住房率可达90%以上,有钱也要一年前预定。很多人住进去之后都舍不得睡觉,因为每睡一分钟就溜去了不知多少钱。这个帆船饭店已成为杜拜的著名地标,世人想到杜拜就想到帆船饭店,想到帆船饭店就想到杜拜,这是非常成功的品牌打造(Branding)经验,杜拜从此成功地将自己行销出去。

故事还没有结束,杜拜近年来还大兴土木,在岸外填海兴建棕榈形状的半岛,在它上面盖满了豪宅,这个计划出炉不到一个星期就已售罄,世界各地巨富都来这里置产,包括足球巨星贝格坎姆及维多利亚夫妇。在另一端还有一个由300个小岛组成,按照世界各国形状填海造成的世界岛,好来坞明星安吉莉娜祖莉买下了一个非洲国家“依索比亚岛”。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花2千多万马币买下“马来西亚岛”,与世界富豪巨星做邻居,过过岛主的瘾。

杜拜市中心现在开始兴建世界最高楼-杜拜塔,预计在2010年盖好,这将一举超越目前的世界最高楼-台北101大厦。杜拜塔高度达800米,这是怎样的概念?把452米的吉隆坡双峰塔叠起来就差不多这样高了。

杜拜人绝对是“人定胜天”的超级信徒。他们肯以8千美元种一颗树的代价,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造绿洲。他们在沙漠中盖世界第一个室内滑雪场、高尔夫球场、国际赛车场,未来全世界第一家海底饭店也即将问世。疯狂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出炉,把近乎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一步步地实现。

杜拜崛起的关键-开放、开明、开通

杜拜在独立之初,领导层就积极地在世界上寻找发展典范,后来他们发现同样是资源匮乏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可以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他们不断地向外考察,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和环境,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条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的康庄大道。

杜拜的工商协会秘书长阿都拉曼说过:“一大堆的税、保护措施,都会限制经济成长。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走相反的方向:没有保护政策,没有关税。只有这样,资金和人才才愿意到这个沙漠来。”他们的发展思维方式其实非常简单,但却深具说服力,即不抽外国人的税,只要能把这个地方搞旺,最终身为土地的主人迟早会受益。这种眼光宏大,不贪短期利益的做法,怎不叫那些鼠目寸光、斤斤计较的国家汗颜!

在杜拜的自由贸易区,是个名副其实的免税天堂。杜拜不惜耗费巨资建了深水港、机场和网路城,以便与自由贸易区结合成为一个庞大又有效率的国际物流运转中心。在这里,不但免税,有专业的引进外资的部门执行单一窗口的快捷作业,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可以完全独资,没有外汇管制,资本和利润可以100%汇回本国,另外也无需缴纳
营业税和所得税。这就是全世界各大企业对杜拜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经济成功转型为旅游中心

杜拜的石油储藏量不多,仅占其国家收入的6%,而且2010年就会耗尽。杜拜领导人深知它所面临的困境,在10多年前就积极将经济转型,不像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那样过度依赖石油。

现在杜拜的GDP大部份都是贸易和旅游业贡献的,尤其是它的旅游业更是值得一谈。没有人会去参观一片荒芜的沙漠,但杜拜人的做法就是,既然都一无所有,干脆就创造出来吧!除了刚提到的帆船饭店、棕榈树岛和世界岛之类的景点来吸引游客之外,杜拜还有47间不同主题的大型购物中心,其密度是全球之冠。如果说吉隆坡有KLCC和谷中城这两间大型购物中心就已经符合了200万巴生河流域人口的市场需求,区区140万人口的杜拜怎样消化得起这47间大规模的购物中心?答案就在于它庞大的入境游客人数,2005年已达620万人次,是杜拜人口的5倍,而其机场的过境人数达2470万人次,相当于马来西亚的总人口。在这个世界级的购物天堂,任何能想到的名牌产品都可以找到,游客买东西是不用缴付任何税务的,平均每个游客的每日消费可达800元马币,杜拜的旅游业想不旺都难。

还有一个现象令人啧啧称奇,杜拜的140万人口当中,只有15%是当地人,其余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劳(以印度、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居多),但治安却是非常的好,原因何在?杜拜民航局长阿玛德的一句话就道出关键所在:“我不担心这85%的外来人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他们是来这里工作、赚钱的,只要大家有工作,有钱赚,就不会有问题。”

这是多么简单却符合逻辑思维的说法!目前面临国内治安恶化的我国领导人,听到这句话不知有什么感想?这番话也显示出杜拜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策略性思维、无比坚毅的开明作风,换作是我国的话,让85%的人口是外劳,恐怕早就亡国灭种了!

马来西亚路在何方?

杜拜作为一个小国,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论是土地面积、天然资源、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等等,我们和杜拜相比都占尽优势,实在没有理由在发展过程中输给杜拜。为何我国的经济在近期内会陷入如此窘境?说到底还是人为的因素。

在战火连天的中东,杜拜正确地估量了自身的条件,尽情地发挥了它的优势。杜拜的行销战略是首屈一指的,各地知名大学的MBA课程都将杜拜经历列为必修科,这些课程都堂堂爆满,现在讲国际行销不谈杜拜就太落伍了。杜拜邦长穆罕默德出了一本传记<<我的愿景>>(My Vision),里边就有他的一些语录:“谁会记得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第二名是没有人记得的,所以我们必须领先于其他人。”、“阿拉伯人曾经有过的辉煌,已被西方人取代,因为我们的民族失去了开创精神;现在,我们眼前有个历史性的机会,梦想将化为现实,我们将再次回归过去的光荣,但我们必须找回失去已久的特质:开创性。”、“我们要快,为什么要快?因为唯有快才能成长,因为我们的竞争者并没有睡着,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在跑着。”、“改变,是必须的,不可以逃避这场越来越快的战场。”

这些话,实实在在透露了杜拜称雄世界的野心,展示了民族无比的自豪感和强大的自信心。唯有自信,才有开放,否则就是固步自封,走向灭亡。杜拜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世界物流中心和强攻高阶市场,奠定了今时今日的地位。别的国家不是不能抄袭杜拜的发展模式,而是现在才起步就太慢了,因此现在世界上就只有一个杜拜,独一无二的杜拜。

和杜拜同样都是以回教为官方宗教的我国,近期陷于恶质的社会内耗当中,一连串的事件如两任首相的公开不和、保守主义盛行导致宗教课题不能公开讨论、大学种族关系课本被抨等,显示了我国部分无良政客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煽动舆论,使到我国族群之间的敏感地带难以达到可以坦诚交流的地步。在这种社会资源因内斗而消耗的情况下,经济要好转是难上加难,连带着治安也无可避免地恶化了。

杜拜容许外国人100%融资;而我们却在30%土著股权上纠缠不清。杜拜强调唯才是用,连国家的象征-帆船饭店都请英国专才来当CEO;而我们却一直强调国家大企业必须只给自己人。杜拜人信奉伊斯兰教,却奉行“宗教意识形态放两边,国家利益摆中间”的务实心态,不只容许大量外国人涌入淘金,还允许让外国人开辟喝酒的场所,而我们的一些政客还一直叫嚷着土著利益至上,叫那些“外来”的非土著不要挑战他们的主权。杜拜为了积极招徕外资,不惜制定完善的政策和非常优惠的措施;马来西亚的部长却说出:“如果你不喜欢马来西亚,你可以不要来。”这样子的狠话。假设你是手握重金的外国大企业家,你会选择去杜拜还是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经济上面对的窘境,就是定位模糊,两边不讨好。走高阶路线玩不过以高科技挂帅的新加坡和韩国,走低阶路线斗不过拥有大量廉价劳工的中国和印度,正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一条条的限制政策,显示出脆弱的民族自尊掩饰不了深埋心底的无助自卑感。笔者建议,我国在继续向东学习政策之余,也要开始“向西学习”,笔者说的是向杜拜学习,而不是向那些保守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只会去钻研先知时代的经文。

马来西亚不只是应该学杜拜人大刀阔斧的发展政策,而是要学习杜拜的开放精神。若论大兴土木,我们不会输给杜拜,但我们只学其型而学不到其内涵,杜拜的大型工程为他们赚来了数不完的钞票和荣誉,我们的大型工程却是道道地地的白象工程。笔者大胆假设,若吉兰丹政府实施类似杜拜的开放招商政策,极有可能也会出现像杜拜那样的经济奇迹,说不定到时比首都吉隆坡还更具国际知名度,就像杜拜比阿布达比更出名那样。

总的来说,发展经济的重点在于人为因素,即制定合理和开放的招商政策,而非只是大量建造硬体设施而已。杜拜先拟开放政策,后才大兴土木,软体硬体兼顾,内外兼修,两相得益。马来西亚则是一味发展基建,开发大型工程,招商政策却落伍保守跟不上潮流,太偏重硬体而忽略软体,有点本末倒置,走火入魔的感觉。

看看杜拜,想想自己。我们应该停止内耗,放下成见,携手合作,营造开明、开放、开通的经商环境,全民拼经济,才是马来西亚未来要走的路。

马青应聘祖星训练反攫夺专业团队

(写于2006年8月24日)

笔者在报章的雪隆版中知悉,敦拉萨马青区团向警方建议参考纽约警方的蓝海策略,但某警察高官的回应竟然是人手不足、拨款不够、设备不齐全、国情不同因此不能参照美国的那一套之类等等的理由。敦拉萨马青可是一番好意向号称为人民之友的警方进言,但听了这种鸟话,任谁都会泄气。看来要指望警方是一种奢想了,这些高阶的战略层次还轮不到我们一般小市民来出声,那么笔者就尝试从战术层次谈谈,因为日前各大报章刊登有关攫夺匪克星-祖星的报导,给了笔者一些灵感。

祖星虽然充满侠义精神,但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若他愿意将他的成名绝技传授给更多的热血义士,相信可以发挥更大的群体力量。这样一个现成的反犯罪人才,警方只颁给他奖状,然后让他一个人继续孤军作战,未免太浪费了。本来笔者还妄想建议警方聘请祖星训练警员的反攫夺技巧,后来想想若是由一个市民来训练警员,岂不是反客为主,变成市民保护警察,成何体统?堂堂皇家警队的面子往哪里摆?最后笔者还是觉得既然马青在反攫夺事件上表现积极,还成立了队伍在黑区巡逻,让祖星去训练这批满腔热血的业余巡逻队是最适合不过了。

笔者斗胆建议,马青应聘请祖星来训练一支专业的反攫夺团队。训练课程应涵盖犯罪心理学、战略研究、战术运用、实战演练等层次。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打击攫夺匪,就要先了解他们。首先,从心理建设方面,不要抱着妄自尊大的态度,不可把他们当作是普通的毛贼,应把他们视为难缠的大敌,是社会安宁的心腹大患,才能营造同仇敌忾的气氛。

接下来,要研究攫夺匪的习性,首先要承认他们的优点(笔者指的是他们的专业干案手法,不是人格),要知道他们的长处在哪里,然后找出他们的弱点再进行克制。从报导中可以分析出,攫夺匪干案时可分为单独和集体,使用的交通工具可分为摩哆和汽车,也有徒步的,但毕竟较少。乘坐摩哆的攫夺匪最常见,单人摩哆攫夺匪要一只手捉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去抢手袋和皮包,因此常发生拉扯的情况,不少妇女因而被拉倒撞到头部而冤死;双人摩哆攫夺匪比起单人的更恐怖,威力也大,一人负责操纵摩哆,另一人负责抢,有时还会带上巴让刀先砍后抢,拉曼生利健业就是死于这类型的攫夺匪的刀下。

摩哆攫夺匪非常聪明和狡猾,他们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却知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道理,在人少的地方抢,在人多的地方也照抢不误;攫夺匪也会声东击西,讲求速战速决,避实击虚。他们下手的对象往往选择弱小的妇女和少年,得手后会迅速撤退,万一失手陷入重围,他们还会“置之死地而后生”,敢敢冲向反车道,使得追兵不得不罢手,祖星就有好几次让这些不要命的匪徒用这招逃脱了。攫夺匪把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思想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行动干净利落,讲究分工合作和团队精神,套军事术语来说,攫夺匪能高度机动,可以全天候作战,善于利用地形,不会与强敌硬碰,局势不妙时还会化整为零,混入老百姓当中,使得追兵敌我难分。这样先进和专业的作战思维,连职业军人也会自叹不如,这哪里是街边的普通毛贼能做到的,简直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事集团,难怪那些业余的巡逻队到现在还捉不到一个攫夺匪。

目前的马青反攫夺队伍穿着制服巡逻,固然可以起着安定民心,震慑宵小的作用,但明显地处于“我在明,敌在暗”的不利境地,攫夺匪可以埋伏观察再等待下手时机。祖星训练出来的新反攫夺团队应该以便服为主,交通工具应以大马力的摩哆为主,对付摩哆攫夺匪最好的交通工具还是用回摩哆,而非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四轮驱动车或者是脚踏车;武器装备方面,至少要用铁棍,用木棍来对抗巴让刀未免太吃亏了。攫夺匪本质凶残而且是欺善怕恶的,要对付他们,唯有抱着“你贼,我要比你更贼;你狠,我要比你更狠”的心态才能与之对抗,警方和反攫夺队伍的表现越是窝囊软弱,攫夺匪就会更加猖獗。

最后一点就是设立奖赏制度,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马青应积极寻找商家和公众捐款设立一个反攫夺基金,凡是捉到攫夺匪的,立即颁发奖金,传媒也要配合大力宣传,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加入反攫夺的行列。

9.8.06

攫夺匪当警察透明,警队应学习蓝海策略

(2006年8月12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自从拉曼生利建业被攫夺匪砍死的惨剧发生之后,人神共愤,舆论纷纷,警方也增强当地的巡逻。本以为匪徒会收敛一些,但日前本人的同事陈美盈在命案现场附近遇劫,再次宣布了所谓的“文良港零罪案蜜月期”的破产。匪徒的猖獗行径固然令人痛心疾首,但警方的无能也必须被检讨。

最近在管理学领域引起轰动的著作<<蓝海策略>>的第七章:“克服重大组织障碍”,即以1990年代整治纽约市犯罪率作为研究个案,其精彩内容值得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参考研究。

比尔.布莱登在1994年出任纽约市警局局长时,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纽约市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谋杀案创下历史新高,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拦路打劫、黑帮火拼、强奸等,市民皆人人自危。3万6000名的纽约警察的士气陷入谷底,理由是工作危险、工时长、待遇低、升迁制度不透明等等。当时的社会学家都认为纽约市已经没希望了,要挽救纽约的治安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布莱登走马上任不到两年,在没有增加任何预算和资源的情况下,他居然把纽约变为全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数据:重大刑案减少39%,谋杀案减少50%,窃案减少35%,民众对警方的信心从36%飙升至73%,警队的士气也达到空前高峰。布莱登到底是怎样做到呢?他用的就是蓝海策略,他为执法作业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在警界掀起革命。布莱登后来于1996年卸任,但事实也证明了他所留下的机制是有效的,即使人事变更之后,纽约犯罪率仍然持续下降。

以下为布莱登所执行的部份策略步骤:

让高级主任身历其境:纽约地铁的治安向来引人垢病,但警察的相关单位却置若罔闻,因为他们只看到地铁有3%重大刑案的数据,不肯重新思考警力部属策略。布莱登没有行使威权,没有用数字做滔滔雄辩,他只是以身作则,叫那些整天在冷气房里呆看数据的各级主任亲自乘搭地铁。结果主任们终于体验到地铁恐怖丑陋的一面,使他们无法回避现实,敷衍心态有所改变。

重组警力资源:布莱登上任后,马上成立团队着手进行分析,找出了“热点”(高犯罪区)及“冷点”(低犯罪区),然后调整警力集中对付热点。以前的纽约警察不论在热点或冷点都派出相同的警力去执行任务,结果在热点的警察忙得团团转,在冷点的警察则太空闲。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毒品引发的罪案比例高达70%,但缉毒组组员却只占全体警察不到5%,人力明显不足。布莱登采取的方法是,删除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任务以减少作业成本,并把其他部门的冗员、文职人员、巡逻警察都调到这个缉毒组,这也是一种资源从“热点”到“冷点”的转移。结果缉毒组效率大增,从毒品源头上打击罪犯,导致其他的罪案也减少。

把首脑放进鱼缸:这个步骤是最关键的,它直接影响到警队的整体表现。布莱登把全纽约76个警区分局长召集来开策略检讨会议,每两周一次。会议中,每个分局长都必须在同僚和上司面前接受质询。现场也用投影器展示巨幅的犯罪率图表,每个分局长的绩效都一目了然,无所遁形。结果不到几个月,纽约警方便形成了竞争激烈的绩效文化,因为没有一个“首脑人物”愿意在别人面前丢人现眼。以前这76个警区常有互相推诿、各自为政的心态,他们与其说是将匪徒捉来捉去,其实是撵来撵去,只要把潜在的犯罪份子赶出自己的辖区就满足了,但罪犯本来就流动性极高,若纵容罪犯在其他地方肆虐,到头来大家都深受其害。实施这个“透明鱼缸”策略后,这种自扫门前雪的消极心态减少了,大家反而争着捕捉罪犯拼业绩。这套策略也讲究赏罚分明,做得好升职加薪,做不好的就降级或走人。这种极度透明又强调绩效的组织文化,世上恐怕没几个国家的警察部队能做到。

碍于篇幅所限,精彩的执行细节不能一一列出。本人建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应该人手一本<<蓝海策略>>,若嫌英文原文艰深难懂,政府也不能吝啬,花一些钱找专人翻译成国语是值得的,让警队改变执法思维,总好过花大笔钱购买硬体设备却无法提升效率。本人认为,民众再也没有耐心去听警察的一大堆推诿理由,民众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绩,要的是能安居乐业的安全环境。写到这里,本人不禁感叹,纸上谈兵容易,真正去执行就很难,在我国这种体制下的警察部队,何时才会出现一个像布莱登这样的人?

31.7.06

拉曼生遇劫惨死的省思

(2006年7月31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惊闻吉隆坡拉曼学院生在学院附近遇劫,为力保财物而顽抗,遭到2名冷血刀匪狂砍多刀,惨死血泊中!

身为旺沙玛珠的当地居民,笔者不禁为这名冤死的学生感到悲哀和痛心,也为周遭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及平民百姓担心,当下治安亮红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谁不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惊心胆跳?谁能保证下一个受害者就不会是你我或身边的亲友?

发生了这类悲剧,我们除了敦促警方尽快破案、加强警力、增设警亭、增加巡逻次数之外,所有当地的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s)如居民、学生、父母、上班族、商家、福利或政治团体、院方等都必须责无旁贷地负起部分的社会责任,应迅速采取行动,如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如此伤天害理的行径、向政府及警方提呈备忘录要求关注、组织反犯罪集会以唤醒公众的反犯罪意识、召集当地居民成立警卫团以配合警方巡逻等。另外,报导还提到命案现场附近的两家诊所医生在事发时见死不救,其冷漠的态度令人不齿,大家应集体杯葛他们,以儆效尤。

唯有通过上述的实际行动向罪犯发出怒吼,展示居民上下一心的坚决态度,才能有效地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罪犯,若每个人都抱着事不关己的自私态度,对犯罪份子姑息养奸,只会造成社区治安日益败坏,迟早大家都深受其害。

上述的行动都是治标的举措,至于治本呢?国家整体的治安情况恶化,归咎于谁?无可否认,经济低靡不振是治安不靖的主因。上述命案虽说是印裔所为,但庞大的外劳人口的犯罪案例也是不可忽视的。根据官方数据,外劳约占我国人口的10%(其实可能远超此数目),对我国社会安宁的冲击已经是非常巨大。

笔者刚阅读了一篇有关杜拜的文章,杜拜目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经济奇葩,他们的石油并不多,却能在短短十多年内,在一无所有的沙漠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杜拜的140万人口当中,只有15%是当地人,其余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劳(以印度、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居多),但治安却是非常的好,原因何在?其领导人默罕默德酋长的一句话就道出关键所在:“我不担心这85%的外来人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他们是来这里工作、赚钱的,只要大家有工作,有钱赚,就不会有问题。”

这是多么简单却符合逻辑思维的说法!这比我国政府每年公布的复杂经济数据还具有说服力。这番话也显示出杜拜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策略性思考、无比坚毅的魄力、充满自信的开明作风,换作是我国的话,让85%的人口是外劳,恐怕早就亡国灭种了。

和杜拜同样都是以回教为官方宗教的我国,近期陷于恶质的社会内耗当中,一连串的事件如两任首相的公开不和、保守主义盛行导致宗教课题不能公开讨论、大学种族关系课本被抨等,显示了我国部分无良政客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煽动舆论,使到我国族群之间的敏感地带难以达到可以坦诚交流的地步。在这种社会资源因内斗而消耗的情况下,经济要好转是难上加难,连带着治安也无可避免地恶化了。

停止内耗,全民拼经济,才是根治治安败坏的不二法门。希望我国的英明领袖,放下成见,携手合作,为了全民的将来而踏踏实实地做事。

21.4.06

超越宗教种族争论,携手共创国家未来

(写于2006年4月20日)

马华格拉娜再也区国会议员卢诚国日前在国会发言,引发了一场风波。事件的起因就是卢诚国的言论触及所谓“敏感”的回教课题。纵观卢诚国在国会的讲词全文,其言论涵盖范围广,政经文教皆有涉及,文中提出的课题如加强国民团结、促进民族交融、提升国民生产力、强化公共交通系统、开发替代能源、改善公共服务效率、解决水供问题等,宏观及客观的论点兼具。真正有谈及“回教”字眼的,则只是在讲词的其中两章而已,即平衡历史教科书内容、祈祷场所拨款以及设立宗教发展局。

以笔者作为一个非回教徒的身份,把卢诚国的言论横看竖看,都看不出哪里有不尊重回教的地方,更加没有质疑回教作为国教的意味。但其选区的巫青团指责其设立宗教发展局(JAKAM)的言论贬低了回教的地位,伤害了回教徒的感情,还进一步纠集了50余人夜访服务中心,要求卢诚国出席对话解释。巫青团的激烈动作,令到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百思不解,为何在非回教徒看来合情合理的中肯言论,竟然也会触及回教徒敏感的神经线,冒犯了他们。

认知差距导致族群对抗

卢诚国在出席对话会后,向传媒表示,对话是在平和、坦诚及秉持着国阵协商精神的大原则下顺利进行,并强调事情已经落幕。卢诚国为顾全大局而选择低调处理的作法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我们需要深思的是,此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各族群之间,仍然存有相当程度的误解和不信任,对宗教的看法的不同衍生出的认知差距,导致了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对抗。若不再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大家都以敏感为由,不再触及宗教的课题,恐怕此类事件还会一再发生,再度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种族关系恶化,对国家整体的利益没有好处。

联邦宪法第63条的“国会特权”,清楚阐明了议员在国会里发表的言论不会面对任何形式的法律控诉。人民代议士在神圣庄严的国会作为突破敏感问题瓶颈的平台,是我国民主机制稳健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若还有人刻意绕开法律途径,直接在外头以非理性、狭隘的种族主义诉求来炒作、弹劾议员在国会的言论,就说明我国部分人民的民主意识还没提升到理性成熟的阶段。

另外笔者也认为,格拉娜再也区巫青团的诉求论点虽然是以宗教为主轴,但宗教始终与我国微妙的种族关系脱离不了关系,同样地都是我国政治环境中不可触及的禁忌和敏感之处。

在外国学者眼里的马来西亚族群政治

从Ted Robert Gurr和Barbara Harff合著的<<国际政治中的族群冲突>>一书就有提出有关马来西亚族群管理机制的评语:“...就积极面来说,尽管仍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马来西亚仍然享有持续地繁荣成长,在这个准民主(quasidemocracy)的政治体制中亦享有相当的自由权力。就一个多元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马来西亚是一项少有的成就...”(页89)

该书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族群关系的一些隐忧:“...自从独立以来,马来西亚一直致力于创设多党制的议会政府体制,华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皆有代表的民主政体。尽管如此,华人和马来人在台面下的抗争与冲突,一直主导所有政治对话的进行...”(页77)

“...受到全球族群暴力越演越烈和日益高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仍是相当脆弱的...”(页79)

“...马来西亚达成完全种族和谐的障碍依然存在,而这类障碍对所有的政治体制而言,都是一项艰巨的抗战...”(页90)

从外国人的观点来看,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种族管理机制来比较,马来西亚算是一个罕见的好例子,虽然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情况出现,但大家必须珍惜目前享有的和平、和谐、容忍的环境。通过目前的内部管道谈论种族和宗教课题虽然会被人非议为不透明,但这是别无更好选择下,唯一不引起族群关系紧张的最佳解决方案。

多元文化社会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我国的政治环境里,动不动就诉诸于非理性诉求、公开高声呐喊、逞英雄、捞取政治资本的行径固然不可取;但长久积累的问题,因害怕敏感而一再被扫入地毯下,也不是长远之计。依笔者浅见,随着我国的经济状况好转,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民智越趋成熟和开明,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就会减缓,越来越多过去被视为禁忌的敏感课题是可以一点一点地摊开出来沟通研究的。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其语录说:“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清楚知道这里没有激烈扰人的纷争,虽然有人想营造这样的假象;这里没有和谁不共戴天的假想敌,只有不断的谅解、容忍和适应”。总之,在我国这个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社会,从政者需要发挥非凡的政治智慧,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笔者衷心期望国家在努力达致2020年宏愿的过程中,我国各族能超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游戏内的思维框架,越来越多的人能运用适当的策略,在顾全各民族感受的前提下,勇于提出过去被视为禁忌的敏感课题,让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认真检讨及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携手共创双赢局面。

18.3.06

华社要重视历史诠释权

(写于2006年3月18日)

马华国会议员卢诚国在国会发表感谢元首施政御词时说,政府应重新检讨国民教育的历史课程纲要,因为现有的历史课本没有包含其他种族对国家建设贡献的客观论述,对其他文明如印度及中国的解说也不够深入,涵盖范围不够全面及完整。

国家语文出版局所出版的中四历史课本共有10章,其中5章是有关回教的,回教篇幅之多令人咋舌,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竟然还有如此开倒车之举?另外在中五的历史课本,国家独立前后的部分,有关马华及其他民族贡献的篇幅也减少了。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国历史诠释权已被扭曲滥用。卢议员建议历史课本编写委员会必须由多元种族组成,以便课本内容更趋平衡和客观,这是非常实际和有效的举措。

历史为何如此重要?历史对于塑造民族的自豪感、建立民族的自信心、强化国民对祖国的归属感、提升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等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各国政府皆不惜耗巨资编写本国的历史,一些国家甚至在历史诠释权上展开了争夺战,毕竟这是关系到民族尊严的大事,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在这个课题上输得起。

日本右翼份子不断篡改历史课本,淡化皇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美化皇军的侵略行为,引起中韩等地的人严厉抗议。为了不让历史的真相被这些丧心病狂的野心家掩盖,中国、韩国及日本的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者,共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化史>>,内容诚实地交代了中日韩三国在近代的互动关系,毫不掩饰日本皇军的侵略暴行,鼓励读者对二战进行深刻的反思。该书在2005年以中日韩三种语文同时面市,引起舆论界及学术界的轰动。从这事例可以看出,由不同国家、教育背景、民族所组成的历史书籍编写委员会成员,编出来的历史课本非常客观及具有公信力。中日韩三国学者忠于史实,认真严谨的学术钻研作风,是对抗狭隘的种族主义、单边主义及片面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身为道地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于身于斯,长于斯的马来西亚有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华人从中国南来已历数代,不少华人先辈为这块土地抛头颅、洒热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但从国中历史课本的内容演变中可以观察出,华人在建国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正在一点一点地,有意无意地被抹煞、淡化、边缘化,难怪至今还有人会质疑华人对马来西亚的效忠程度。

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自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多如牛毛,汉代更出现了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是世界史坛的瑰宝,但遗憾的是我国华裔并没有继承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功利主义挂帅的社会,华裔青年的史观之薄弱令人哀叹不已,每个人满脑子都想着赚钱,祖先的丰功伟绩与我何干?

漠视历史的代价可大得很,等到有一天本民族的历史也要劳烦外人来写时,民族文化的根也就到了油枯灯尽的时候了。一个无根的民族只能在浩瀚寰宇中无依无靠地漂泊,然后慢慢地被其他民族同化。若不再歇止目前的不良趋势,恐怕不出几代,华人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痕迹也被抹除了,就像美洲的马雅人一样,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之后就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天地之间,没多少人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民族。

历史诠释权不能由单一民族所垄断,而是必须由多元民族来分享;修正国中历史课本的内容,正面肯定华裔及其他民族在建国过程中的贡献,是促进国民团结的重要步骤。无论如何,华裔在要求政府不要偏差的同时,也要扪心自问是否有真正重视本身族群的历史。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大马华裔就必须捍卫本身族群在史籍上的定位,否则何有脸面在百年之后,面对当年千辛万苦到南洋开天辟地的列祖列宗和先烈先贤?

17.3.06

四招迎战高油价时代

(写于2006年3月7日)

自2月28日政府宣布汽油涨价30仙以来,燃油价格便成了朝野上下的热门课题,在野党纷纷抨击政府,又搞示威又促首相辞职,逼得首相赶紧召开汇报会,要全体国阵国州议员向人民传达政府的讯息,帮首相减压通气。油价高涨不只对马来西亚政府造成压力,其他亚洲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根据台湾的第309期<<天下杂志>>其中一篇文章指出,亚洲国家通常使用四种招数来迎战高油价时代,这四招即降息、降税、节约能源及开发新能源。在这个油价高企,全球忧心忡忡的时代,马来西亚该如何运用这四招?

第一招:降息

2004年,在各国纷纷缓步调升利率之际,南韩反其道而行宣布降息,令国际金融市场大吃一惊。虽然南韩的库存油量丰富,但在经济景气走缓时,其降息的举措旨在刺激经济发展,减少油价对经济的影响。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于2月22日将基准的隔夜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5%。这是马来西亚今年来首次加息。根据道琼斯通讯社的预计,马来西亚央行的关键利率在今年底达到3.75%-4.0%。

利率调整是一个双面刃,向上或是向下调整,都有其利弊。马来西亚政府其实可以参考韩国的作法,酌量降息,以刺激经济发展,抵消石油起价和通膨的压力。

第二招:降税

这是目前最多人倡议的方法。印度通过调降进口和本地石油产品的相关税率,以便压抑通膨;南韩则有学者主张降低汽油销售税;台湾的货物税法规则言明,如果物价波动幅度大,货物税可调降最多五成。

降税不降税其实和利率调整一样,是有其利也有其弊的双面刃。降税了,人民有多余闲钱消费,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基础建设工程减缓。

第三招:节约能源

这是目前最多国家采用的方法,而且细节五花八门。日本政府倡导调高空调的温度,去年日本盛夏时达到40度的温度,经济产业省就把冷气定在28度,不少公务员卷起袖子上班,包括首相在内的高官在开记者会时也不穿西装外套,这在重视外表衣着的日本是很罕见的事。

在泰国,政府则促请百货公司、加油站及零售业等缩短营业时间,以节省能源;菲律宾则要求人民少开私家车;印尼要求计程车使用天然气;越南则进一步调高油价,使大家减少消费。

我国政府曾鼓励大家多乘搭公共交通、调高政府部门的冷气温度、鼓励穿便服上班等等措施,但效果不彰。政府宜研究更为有效的措施,而非只是靠调高油价这种高压手段。

第四招:开发新能源

很多国家都已展开长期的能源规划,巴西大量种植甘蔗,提炼乙醇(酒精),以便渗入汽油成为合成汽油。这种合成汽油的乙醇含量不会超过10%,一般车辆的引擎皆可直接使用。石油价格一桶约60美元,乙醇价格一桶约25美元,搀和之后的合成汽油不只能降低成本,也减缓了石油的使用量。不少植物皆可被用来酿酒精,泰国利用稻米、俄罗斯利用高粱、西欧国家则利用麦,但还是甘蔗酿酒精的经济效益最高。

汽油可掺入乙醇,柴油则必须用其他的生物油来搀和,即生物柴油。中国利用工业和民用的废油来提炼生物油,西欧国家利用油菜籽及太阳花的油,俄罗斯则用大豆及玉蜀黍的油,但世上那么多种植物可以提炼油,最后研究结果发现还是油棕的经济效益最高。油棕籽的含油量非常高,是生物柴油的最佳组成成份。马来西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发展生物柴油,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结论:多管齐下化解高油价的危机

油价高涨是既成事实,短期内不可能迅速下调,大家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挨过这一段非常时期。欧美日等先进国已经大量注资开发新的绿色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等,以面对全球油源供不应求的结构性难题。各国的国情不同,各有一套因应窘境的作法,值得马来西亚政府参考,看来唯有多管齐下的各种措施,才能化解高油价所带来的危机。

终身学习是抵御通膨冲击的长远之道

(2006年3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在一个盛夏季节,老和尚及小和尚在庙里打坐,小和尚觉得闷热,无法入定,便问老和尚如何是好。老和尚说:“到外面晒太阳去。”,小和尚便在烈日下被晒得汗流浃背,后来受不了便回到庙里,老和尚问:“现在感觉如何?”。小和尚答:“这里好凉快啊!”。

很多时候的感觉其实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曾在更恶劣环境下挨过的人,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会不满现状而频频发出怨言。就拿最近油价大起30仙来说,小市民一说起就大吐苦水,破口大骂政府,骂完之后又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每一次宣布汽油起价就会拿“我国的汽油还是比其他国家便宜”来安抚老百姓,这些整天一大堆funcions又可以claim政府汽油钱的官老爷们,样样都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着眼,怎会了解一般小民的苦?我们这些做小民的,就算满腹委屈,无处发泄,也无可奈何,因为英明的领袖不会笨到大选前夕才来宣布汽油起价的。大家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想想该做些什么。

汽油涨价的冲击是即时的,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才是长远困扰广大市民的心腹大患。每天驾车的上班族妈声四起是预料中之事,那些乘搭轻快铁、公共巴士的人就别以为事不关己就可以高枕无忧。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一点一点地渗透日常生活,午餐的杂饭会一角一角地起,孩子的学费会一块一块地起,不知不觉才发现到月尾出粮之前就钱不够用,那时敲锣打鼓到处找钱就太迟了。

“开源节流”是一般人的即时反应,加班、兼职赚外快可以“开源”,少买衣服、少吃KFC和PIZZA、久久才换手机等可以“节流”,但这些都是解燃眉之急的短期举措,长远来说,唯有终身学习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冲击。

很多人看到“学习”就联想“上课”,考取更高的学历和专业文凭固然是升职加薪的关键因素,但终身学习的理念其实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升学管道,而是可以被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拿开车技术来说,笔者曾参与四轮驱动车队远征中国,亲眼看到同样的车款,同样是自动排挡的新车,同样的路程,由不同的人来驾,耗油量有明显的差别。高手懂得何时踩油门,何时煞车,不一味求快,而是要最佳(Optimum)的车速;驾驶技术欠佳的人就猛进猛停,不耗油才怪。车队抵达目的地后,个别车辆的油缸竟有10%以上的差距。驾车人士平时可以多看汽车杂志,磨炼自己的技术水平,日积月累下来可省下可观的油钱。

普通百姓平日可以多看有关财经的杂志,增进本身的理财水平。从最基本的详细列出购物清单、货比三家、定时记帐等细节做起,然后到较高层次的投资证券市场、选择投资工具、开拓人脉资源等。这些技巧和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经验才能累积的。

<<征服世界的理念>>的作者指出:“人不是因为你告诉他有更好的选择而改变,而是他自己注意到了什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出了改变”。人性抗拒改变的惯性固然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有些改变的确是环境逼出来的。表面上看来,汽油起价和通货膨胀是一项危机,但从积极角度看来,对于过惯太平盛世和丰衣足食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未尝不是自我价值提升的转机,也是终身学习理念得以形成全民运动的契机。

物质生活水准日渐提高,人类思想道德沦丧

(写于1999年,当年获得中华国中FORM 5华语作文比赛第一名)

自从我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誉日隆,人民丰衣足食,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民平均收入已达四千余美元,虽比不上欧美日等先进国,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已足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准达到中上水平,许多落后国家都望而生叹。

随着人民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准也日渐提升。人民有多余的闲钱将之花在教育,投资抑或是娱乐等方面,但是在这高物质生活水准下成长的新一代,传统所推崇的道德观及价值观究竟还剩下多少呢?

举个例子吧!这二十年来我国经济飞黄腾达,许多家庭都经历了由穷到富,由吃米糠到大鱼大肉的经验,照理说物质富足的家庭关系,应该更快乐,更和谐,更亲密吧!但奇怪的是离婚率、家庭暴力、乱伦等个案却层出不穷,已比从前纯朴的年代激增了不知多少倍。现今每当翻开报纸,屡屡映入眼帘的尽是发达了的丈夫抛弃糟糠之妻、粗鲁丈夫殴打妻子、由爱生恨至举刀刺杀等骇人的新闻。所涉及的人,背景竟不是目不识丁、知识贫乏、家徒四壁之人,却是受过高等教育,领高收入,生活无忧的人!

由于生活水准提高,大家都努力,甚至拼了老命去赚更多的钱,以在这唯利是图的社会与他人竞争。学生们也从小被灌输文凭至上的观念,在所谓神圣的学府中明争暗斗,争哗取宠,拥有如新加坡人所说的“怕输精神”。这代的青少年,大部分虽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几乎每个人都拥有电视、电脑、冷气、摩多等物质设备,但由于父母只顾赚钱而少与他们交流,导致他们精神上得不到满足。他们把不满发泄在其他方面,例如青少年们一向来所喜爱的飙车、卡拉OK歌厅、游戏机场等,他们将交上和他们一样处境的朋友,然后同流合污,荒废了学业不用说,更要命的是引爆了被压抑的不满情绪,进而大事破坏、拉派结党,惹事生非,许多青少年都堕入了不可自拔的深渊,如吸毒、滥交、搏斗等。难道涉及以上行为的青少年都来自低收入家庭吗?不是的,其中不乏富家子、富家女等,但是到底原因何在呢?

讲究享受的物质文明虽保证了衣食无忧,但精神文明的严重缺乏,导致许多人都投入了宗教以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但其中不乏有邪教等害群之马,他们利用他们所立下的荒唐淫乱的教规吸引了衷心耿耿的教徒,再利用他们以宣传现今热门的世界末日、外星人将降临等怪论。他们也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以达到他们丑恶的目的,如日本的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站放毒气,美国大维邪派拥枪制炮与政府军交战,最后全部教徒引火自焚,以及南美洲的太阳神教教徒全体服毒殉教等等。人心的丑恶,人性的弱点,竟在这物质文明丰富的社会上显露出来了。

以上种种情况在以前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所谓“饱暖思淫欲”,人类的要求是永远不能得到满足的。现今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怪象都是那些所谓“吃饱饭没事做”的人所为。为了解决这项日益严峻的问题,社会上应普遍注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各宗教教会应以更大的努力去改造人们的思想,以塑造一个和平无事的社会。政府与学府应更注重青少年及学生们的道德观,而不是一味地施加呆板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及注重学术表现而已。为了达致政府所提倡的爱心社会,人人都有责任,你我也难辞其责,各方应互相合作,以便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免日后再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等感叹。

9.3.06

有欠公平的新村拨款论

(刊于2005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于2005年11月8 日的文告中指出,新村必须根据人口比率获得发展拨款,并认为新村所获拨款与乡区拨款,差距很大,对新村人民不公平。

林氏的文告相信花了不少时间去收集资料、整理数据及作出分析,看似言之凿凿,但细阅之下,却可发现其中存在诸多谬误之处。

行动党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早于2005年10月13日,便在国会要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解释在第8 大马计划下的166 亿令吉的乡区发展拨款当中,为何新村只获其中的3 亿2 千600 万(约2 %)。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回答中,已明确指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在第8 大马计划下只获得75亿9 千2 百万的拨款,而非166 亿(该数据已获有关部门的书面证实)。

根据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资料显示,由于该部门管辖之下的乡村绝大部分的基础建设都非常落后,特别是东海岸和人口疏落、面积辽阔的东马沙巴、砂拉越,尚无水电供应的落后乡村数不胜数,因此75亿9 千2 百万的拨款当中的50.1%(38亿600 万)被用于耗费庞大的水、电设施,剩下的49.9%(37亿8 千600 万)才被用于公路、沟渠、公园、体育设施等。

房地部管辖450 华人新村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管辖之下的450 个华人新村,多年来在部门配合县市、地方政府的照顾之下,绝大部分已有水电和其他如电讯、垃圾处理、柏油路、巴士等公共设施。在水供方面,其中的447 个新村(占新村总数的99%)获得自来水供,只有3 个新村(1%)没有自来水供。

在电力方面,447 个新村(99%)拥有足够的电流供应,除了2 个新村的电流供应较不稳定之外,另有一个新村因地理因素(它是远离陆地的巴西依淡岛上)而无法获得电供。(资料:见《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141 页及143 页)。因此,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拨给新村的拨款,主要是用来提升新村的公路、沟渠、体育、环境卫生和民众会堂等设施,以便推动教育及文化活动。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管辖的乡村达2 万1 千145 个,其中8 千个位于地广人稀的沙拉越及沙巴,当地森林茂密、河流交集、山脉纵横,加上村落内房屋之间的距离也相当远,所以铺设水管及电线的成本,相对地就比人口密集、面积范围小、房屋之间距离近的华人新村来得高。另外,乡村及区域发展部还须兼顾橡胶园农民、垦殖民、原住民、东马少数民族等落后地区的发展。因此,扣除水电基本建设之后的49.9%(37亿8 千600 万)的拨款,也不是全用于上述的2 万1 千145 个乡村,也有部分是拨给不属于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的25个新村,因此拨款数额再大也无法满足其庞大的发展需求。

新村与乡区差异性大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管辖之下的华人新村及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管辖的乡村,其之间的差异性大,面对的情况及需求也不一样,因此刻意将两个部门的拨款数额硬做比较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图表得知,若以拨款数额除以乡村数量,平均一个华人新村得64万7 千067 令吉,远超乡村的35万9 千045 令吉。若以拨款数额除以人口,则新村平均一个人只获232 令吉,乡村平均一个人获844 令吉,表面看起来是新村处于不利地位,实则不然,因为新村的拨款并不包括庞大的水供及电供建设开销,若要“硬性地”加以比较,则将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中的拨款扣掉用于水供及电供的建设开销(49.9%),平均一个乡村的拨款降到17万9 千995令吉,乡村平均一个人获得422 令吉。

换了算法,也许还会有人不满意乡村平均个人的422 令吉还是比新村的平均个人232 令吉多,但大家可别忘了之前所说的落后乡区的地理因素造成基础建设成本提高,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人均收入、生活素质、教育程度、就业机会等,华人新村都比乡村好得太多了,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所要顾及的范畴太广太大,牵涉的人口也多,加上大多数乡村也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照顾,所以该部的拨款远超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也是无可厚非。

另外,上述拨予新村的拨款数额乃是中央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直接拨款,尚不包括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拨款,若要把这些钱算进去,再加上国阵国州议员的特别拨款,新村平均所得拨款肯定不只上述数字。

25个新村由乡区部掌管

行动党这次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马来西亚新村及乡村发展环境的客观事实,如只字不提全国新村的种族比例(华人82%、马来人13%、印度人4 %、其他1 %),也不提尚有25个新村是由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掌管和负责拨款,只是一厢情愿地强化新村=华人、乡村=马来人的刻板印象。

其一再夸大新村与乡村拨款的比例与差距,行动党这种宣传手法与它所标榜的所谓多元种族政党,根本就名不副实。

(主要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林廷辉、方天养合著,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出版。)

JPA官员深谙面试之道

(写于2005年6月10日)

很多人都怕面试,面试者怕失败,面试主管也怕看走眼,请错人。无论如何,面试毕竟是筛选人才的有效方法,可让面试者自我行销,也让老板找到适合的人才。古代中国的经典“面试”例子多不胜数,包涵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智慧,如孔子周游列国推销学说、商鞅晋见秦王要求实行变法、“老板”刘备三顾毛卢去请“大牌员工”诸葛亮等等。

这里还要讲讲曾国藩,他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朝一品大官,他领导的湘军和太平天国使着殊死战斗之际,他有感人才缺乏,须着手提拔有潜质的后起之秀。有一天曾国藩召三名同是进土出身的下级军官入帐晋见,姑且称这三人为甲乙丙。曾国藩故意冷落他们,只顾着埋头案前批文件,暗地里却在观察着。三人在帐前坐了两个时辰,甲等得不耐烦了,脸露愠色,站起便走了;乙站起来,欲言又止,又再坐下去,反复数次,始终没有发作;丙的气声温和,一动也不动地端坐,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知道曾国藩最后选择了谁?照曾国藩的讲法是:甲性格急燥,可为勇将,但无谋略;丙乃一介庸才,毫无主见,只可在军中做些杪录誊写的文务;乙有勇有谋,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出手,懂得随机应变,是可造之才。

曾国藩不愧为一代枭雄,在官场打滚多年,相人之术自有一套,他素以认人犀利,眼光独到著称。甲乙丙三人后来的际遇真如他所料,而他的帐下的确是人才济济,这些人才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

最近我国的优秀生申请公共服务局(JPA)奖学金被拒,虽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类事件,但也引起了华社的轩然大波。处理过无数上述个案的马青总团教育局主任魏家祥博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申请者的面试表现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部分落选的优秀生也对传媒表示,他们“感觉上”认为他们的面试表现“应该没问题”,原因是面试官员的“主观判断”才造成优秀生落选。

执政党、在野党、华团、非政府组织都纷纷通过传媒对公共服务局展开口诛笔伐,他们都质疑有关当局的遴选过程是否有黑箱作业,不一而同地大骂官僚种族主义挂绩效制之名,行固打制之实,导致优秀生落选,造成人才外流,削弱国家竞争力……

笔者主观地认为,大家都认为面试官员的“主观”造成优秀生落选,其实这种想法何尝不也是一种“主观”?古代中国人的面试例子,“主观”成份还是占了主要地位,连曾国藩这样厉害的人物,在遴选人才的过程中,也还不是片面地根据面试者的反应和处事态度来做判断?

现今社会的竞争非常激烈,求职很困难,在中国甚至还发生过数千人争夺一个工作岗位的奇观,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各种严峻及千奇百怪的面试都有,广州一个老板请女秘书,为了考面试者的胆量,在面试过程中中放出一只老鼠,吓得那位来面试的小姐花容失色;河南一个工厂老板要请5个主管,却有几百人来应征,老板故意让他们饿了几个小时,再请他们吃饭盒,最先吃完的5个人直接录取,理由是老板认为进食速度快等于消化能力好,身体健康的人工作效率自然高。从以上例子来看,每个面试主管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以外人角度来看,这样来选才,“客观”到哪里去?

人有七情六欲,有情绪就会影响判断,JPA面试主管也是人,要他做到绝对客观是强人所难的。犹记得去年的128事件发生之后,某位高官就说出了政府面试官员“忍痛割爱”的“苦衷”:“有些人优秀生根本就怕血,却抱着满脑子功利主义思想来面试,以为当医生一定能赚大钱,殊不知自己根本不是当医生的料。”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政府要栽培一个医生要花很多钱,不是成绩好就适合当医生的。在英明的首相极力倡导绩效文化的努力之下,相信没有几个JPA面试官员但敢拂逆他老人家的意愿,肯定会“选贤与能”和“唯才是用”的,而且还一次过地否决了数位全国排名前25名以内的优秀生的申请,其辩人眼光之利世间罕有,相信曾国藩再世也会自叹不如。政府应该安排这些JPA面试要出来现身说法,厘清误会,说明一下他们否决优秀生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知道的,否则年年都要劳烦华裔领袖为了这些事奔波劳碌,小民实在于心不忍。

烟霾又来了,怎么办?

(写于2005年8月12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分发给世界各地的儿童,题目为:“针对战乱地区所发生的缺乏粮食状况,你有何意见?”。结果美国儿童不明白什么是“战乱”;欧洲儿童不明白什么是“缺乏”;非洲儿童不明白什么是“粮食”,亚洲儿童不明白什么是“意见”。

同样的问卷,对于不同生活背景和风俗文化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我国外交部每年都义正严词地向印尼政府传达“贵国烧芭活动所造成的烟霾已严重干挠我国人民的生活作息”之类的抗议讯息,恐怕在雅加达的权贵显要,根本就不了解所谓的“烟霾”是什么东东。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就直截了当地说,印尼全国性的主流报章大多没有报道大马受烟霾影响的新闻,引不起当地主流社会的关注,这是因为印尼主要城市如雅加达根本就不受烟霾侵挠,而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发生烧芭一事简直是无能为力的。

烟霾何处来?别天真地以为是印尼森林野火造成的,连印尼官员也直言不讳地说公开烧芭是主要原因,而且还是马来西亚公司放火烧的,言下之意好像是事不关己,马来西亚只是自作自受吧了。好啦,别管是谁烧芭,要问为什么要烧芭?有谁会吃饱饭没事放火烧芭?说穿了还不是因为“利益”两个字。从事农业的人都知道,要让农作物丰收就要让土地肥沃,要让土地肥沃就要肥料,但是施肥要花很多成本,而放火烧芭是最省钱又最有效的方法,烧过的土地所种出的农作物又肥又大。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方法是最具经济效益了,所以就毫无忌惮地放火烧,烧个不亦乐乎,只要老子的口袋财源滚滚,管他人吸多少二手烟。

向印尼抗议吧!这管用吗?除了我国之外,吸过二手印尼烟的尚有新加坡、泰国和汶莱,大家也不是没尝试过联合起来,通过东协的外交管道向印尼施压,但印尼硬是摆出烂命一条的无赖模样说:“老子就是穷啊,怎样去灭火?”。为了发挥东协友好精神,东协友邦也曾提供过金钱、设备、人员、技术给印尼,但这些援助就好像亚齐海啸捐款一样,钱入大海,一去不回头,结果火还是越烧越旺,烟霾越来越浓,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呜乎哀哉,谁奈印尼何? 

有时,我们真的要感谢老天爷,我们年年都可“享受”到这股“熟悉和亲切”的气味。马来西亚得天独厚,承蒙近邻大印度尼西亚的恩泽,每年定期放火烧芭,我国人民才有福气享受这种诗情画意的罗曼蒂克境界。恋爱中的男女,更不可错过这种像雾又像花的珍贵时刻,实在浪漫极了。即然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一般小民也不要太在意了,骂印尼政府也无补于事,大家只要思想积极起来,每天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照顾好身体,挨到雨季降临,什么烟霾都会烟消云散。若来年烟霾再度出现,到时再打算吧,反正担心也改变不了什么!

通货膨胀,怎么办?

(写于2005年8月3日,刊于2005年8月4日星洲日报)

首相办公室日前宣布提高石油产品价格,即汽油每公升起10仙、柴油起20仙和天然气起5仙,引发了国人对通货膨胀的隐忧。财政专家认为,政府在两周内先后宣布解除令吉固定汇率与调涨油价,但令吉与美元脱钩后汇率增值幅度无力抵消燃油最新一回涨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胀阴影正笼罩马来西亚,消费信心也受打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身为消费者的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来临的涨风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物价普遍上涨就是通货膨胀。普通国民对物价的涨跌是敏感的。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失去对市场的信心,变得惶恐不安,也会使人们的实际收入减少、货币贬值、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指数若和失业率加起来,便是遗憾指数,这是一个最不受政府欢迎的指数,例如,一个国家的失业率是10%,通货膨胀率是5%,那么民众对国家经济的遗憾指数便是15%。指数越大,民众的感觉就越痛苦,越遗憾。有数据显示,在民众遗憾指数高的国家,执政党下台的机会更大。

我国政府目前所要做的是加紧调控宏观经济,如果通膨已无法避免,就应着手增加就业机会以减少失业率,日前报导显示国内有逾8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加剧失业率之虞,若此情况恶化,遗憾指数将无可避免地上升,民怨日益沸腾,情绪化的选民将导致执政党在下届大选的成绩不容乐观。如何在减少汽油津贴、抵制通货膨胀、减低失业率、刺激经济发展等因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正考验着阿都拉政府的智慧及应变能力。

通货膨胀加剧会使人们对市场丧失信心,物价高涨会导致消费者不买东西,实行量入为出的保守消费行为,而投资者也会减少投资,这些都是相当理性的反应,但是当人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国家总的消费和投资就大大减少,总的储蓄大大增加,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生产者也不愿再生产,外资觉得没钱赚就会撤走,企业就会裁员,加剧失业率,恶性循环之下,经济危机就真的来了。这种现象,宏观经济学家称之为“理性合成谬误”,即一个人的理性行为不足影响大局,但很多人的理性行为反而对大局不妙。

政府目前除了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发展旅游业等增加外汇的政策之外,也要刺激国内公众的消费欲望,如举办购物嘉年华、Matta旅游展等,这些都对宏观经济有正面的影响。消费是公众对国内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是一个国家总需求的一部份。总需求增加,生产就会增加,一国的经济就会成长,所以消费的增加是很重要的。

虽然,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说节俭是一种美德,节俭才能富裕,但经济学的意见却背道而驰:节俭,就意味着少消费,总需求就要减少,总产量就要减少,国家就会越来越穷。政府当务之急是刺激居民的消费,也要让公众意识到国家的财富不会凭空增加,人民也不能只一味骂政府而不会自我提升,应鼓励人民在经济困难时期去提高生产,最实际的做法便是加班、兼职以增加收入,更长远的做法便是终身学习,学习新技能,以便在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将产能最大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身体力行,这样才能间接和直接地协助国家经济复苏。唯有人人秉着拼搏的精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才能压过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恶果,大家才能共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都享有汽油津贴,他们对汽油起价的敏感度肯定不及人民,若政府高官继续享用汽油津贴,而人民因油价而受苦,人民心理就会不平衡,此时任何非理性的言论都会冲击着政府的威信。政府可斟酌减少或取消高官的汽油津贴,以示与民共赴时艰的决心。没被刀割过就不会觉得肉痛,相信政府高官只有到了自己掏腰包添油的地步才会对人民的困苦“感同身受”,此举可收到短期的政治宣传效果,平息一时的民怨,杜绝反对党口诛笔伐的口实,但长期而言,还是要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为上着。

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

(写于2005年8月16日)

首相兼国阵主席阿都拉日前在主持国阵最高理事会会议后透露,国家新议程将公平对待各民族,不会为了扶助一个民族而剥夺其他民族的权益。他也指出,目前土著和非土著之间还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国阵政府必须确保在第9大马计中能够拉近这些鸿沟,让全民都能够一起进步和取得成功。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会议后表示,对最高理事会议的结果感到满意,并认为这是有积极进展的会议。民政党主席林敬益医生指出,国阵成员党要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可让所有族群公平和公正分配国家财富。

国阵成员党在最高理事会会议上,秉持着国阵精神协商,并取得一致的共识,推动国家新议程,创造双赢局面,诚属可喜可贺的现象,但政府也须加紧监督执行过程,以免被下层官员滥用权力及偏离大原则,导致国家新议程无法达致目标,哗众取宠的种族主义政客将会有活动空间。

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多元种族的现实社会中尽可能地公平分配资源,对历届马来西亚政府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经济成果不可能从天而降或凭空速成,只有脚踏实地去从事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扩大经济蛋糕。政府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唯有经济蛋糕扩大了,各种族之间才有机会共享成果,否则就只能一直在小蛋糕里兜圈子,最后陷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游戏”当中。

当一个种族须要剥夺另一个种族的权益才有发展的时候,种族之间的矛盾将无可避免地恶化。1995年,当时我国经济一片大好,人人都有赚钱,生活富裕,消费市场蓬勃,种族矛盾只有到了这种情况下才会收缩,国民团结和民族自信心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个别种族的思想也会趋向开明和开放。国阵政府在当年大选中取得空前的大胜,就证明了经济是种族融和共处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影响一国的政治环境的例子比比皆是。1998年,经历了金融风暴浩劫的印尼陷入了高通膨和高失业率的困境之中。统治了印尼二十多年的苏哈多政权再如何贪污腐败,只要人民生活过得去,其政权还是可以维持。98年印尼人民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肚皮填不饱的暴民走上街头,毫不留情地把自称为“印尼发展之父”的苏哈多赶下台,但随后引起的政经局势混乱,种族矛盾激化,导致国家至今还未恢复元气。美国克林顿在任总统期间,差点因桃色丑闻被弹劾下台,但当时美国经济处于颠峰状态,美国人民还是很理智地让这位风流总统留下来。

外国的鲜明实例,足以为鉴,希望我国政府在首相的开明领导之下,经济可达到或超越97年金融风暴之前的成就,让人民享有丰硕的经济成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狭隘的种族主义才不会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先自我提升才来讲反贪

(写于2005年5月14日)

笔者曾在网上看过一则故事,话说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大事搜捕反抗份子,有两个伊拉克人因此被抓,分别囚禁在隔邻的牢房。

这两个人每天都不约而同地向巡视的美军破口大骂,其中一个家伙骂累之后就休息,恢复力气之后再继续开骂;另一个家伙骂完之后,就回到房间的角落秘密挖洞,每天挖一点,日复一日,终于让他凿开了一条地道,逃之夭夭了。

当美军发现有人越狱之后,就把那个没逃跑的家伙转移去铜墙铁壁的牢房,以防止他有样学样。至今,这个可怜虫仍然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骂美国。

人们在面对现实中的不满时,往往先诉诸于谩骂以发泄情绪,但不同的处事态度决定了往后的命运。积极的人会一直想办法解决问题;消极的人只会怨天尤人,没有实际行动,最后只能坐以待毙。如果将这些人性扩大成党性,将可以看出我国政坛的一些端倪。

目前国会的漏水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行动党的议员对这个课题穷追猛打。首相署部长纳兹里直指行动党大事炒作这个课题以捞取政治资本,他认为危言耸听的言论将使外国投资者误认为我国贪污情况已经无可救药,严重影响外国人对我国的印象。

行动党议员要向反贪局投报有关国会装修费的问题,但工程部长三美威鲁仍然面不改色,处之泰然,还摆出“放马过来”的样子。国阵议员的种种反应,显示出他们已经将行动党无法掌握确凿证据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更加对行动党数十年如一日的“斗争方程式”了然于胸。

当有课题发生时,行动党的作法不外是“先闹大,再要求部长解释,不满解释就要求对方辞职,若课题有进展就自认揭发有功而沾沾自喜,课题如果不了了之就留着充作大选的弹药”。
多年来行动党一直自诩已经尽了在野党“监督施政”的任务,以揭发行政弊端为己任,但一成不变的炒作方式,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已经不合时宜。吵过闹过之后,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将使人民深刻了解到行动党的无力感。只是一直依附在执政党的施政弊端下苟且生存,对未来的宏观方向又鼠目寸光的反对党,真是糟踏了马来西亚最大在野党这个名号。

行动党应来个终身学习,与时并进,着手加强党组织, 培养更多后继人才,以便更有效地为民服务,才能提出更有效的监督施政方针,否则与那个只会骂,不会挖洞逃生的伊拉克人没什么两样,面对着江河日下的窘境却仍然束手无策。

漫谈表态文化

(写于2005年8月3日)

表态文化,自古有之。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有关表态的典故多不胜数,举手拈来便有好几个例子。

秦朝末年,秦二世昏愦无能,只知享福玩乐,任由权臣赵高把持朝政。赵高自知部分大臣不满其专权,为了铲除异己,想出一计。他趁早朝时牵了一头梅花鹿进殿,报称上贡一匹骏马给皇上,不明就里的秦二世起初还以为赵高在开玩笑,但赵高严肃地坚持这是一匹马,群臣当中有人看到势头不对,纷纷附和赵高,大赞好马。一些看不过眼的大臣就破口大骂赵高欺君妄上,但很快就被赵高下令诛杀。最后,没有人敢说真话,面对权势熏天的赵高,秦二世也只好发着抖接收了这匹“马”。“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就是这样来的,群臣要说鹿或马,就是一种表态抉择,这个典故也透露了表态文化已深植于官场之中。

表态表态,就是表明态度,展示立场。在官场里,表态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表态得宜,荣华富贵,表态不当,满门抄斩,孰祸孰福,全凭个人造化。秦始皇的大将王翦是深谙表态艺术的官场老手,有一次王翦率60万大军伐楚,王翦知道秦王性格多疑,自己手握重兵难免会引来猜忌,遂每行百里就遣人返京向秦王要求良田美女、金银财宝,而秦王也乐得大方赏赐。王翦要表态效忠,就唯有装成贪恋富贵的样子才能让秦王对他放心。失败的表态例子也有,如韩信、岳飞、袁崇焕之流,都是战场内行,官场外行,不懂得适时表态让君主安心,犯了功高震主的大忌,最后落得兔死狗烹的悲惨下场,他们只能怪自己表态造诣不深,怨不得别人。

时至现代,表态文化仍然大行其道,独裁政权尤其喜欢暴力表态文化,希特勒、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等都热衷于这一套,伊拉克的暴君萨达姆更是其中的代表。当年萨达姆掌握军权,发动政变,带着军队开入国会,用枪杆子逼每一个国会议员表态支持他当总统,顺他者生,逆他者死,反对的就当场枪毙。国会血流成河之后,他也顺理成章取得政权。看来多疑的领导人通常很喜欢逼人表态,谁是忠臣,谁是乱党,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表态之后一目了然。

看了那么多血淋淋的表态例子,大家不免触目惊心,感慨万分,但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人都身在强调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不同于封建时代或独裁政体,在民主制度健全发展的社会里,表态文化不再是高压统治的工具,而是一种可以表达内心诉求的有效沟通方式。欧美国家的人权组织、环保份子、反战团体甚至同性恋者,大多用街头和平示威的方式来向政府表达意愿;法国、韩国的劳工组织不时展开罢工行动,和镇暴警察对抗;中国人火烧太阳旗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台湾泛蓝和泛绿的支持者在造势活动中打架。这些通通都可以说是一种表态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表态文化就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总之,没有表态文化,这个社会肯定乏闷无味,有了表态文化,我们每天才有那么多新闻看,当然,和腥风血雨的旧时代相比,现在的表态文化算很文明了。恐怖份子驾飞机撞纽约世贸大厦或在伦敦地铁放炸弹则是另类的表态文化,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向敌视的西方霸权主义传达一些讯息,但绝大部分爱好和平的人肯定不敢苟同他们的作法。

在我国,表态文化似乎还没那么有“内涵”,顶多只在选举时有某某人宣布竞选,或有基层支持者拉布条表明支持领袖上位等等,与老祖宗博大精深的表态智慧相比,我们的作法算是小儿科了,难怪有些自命清高的人会评表态文化为肤浅的表面文章,不屑这些所谓的捧大脚、拍马屁的鄙俗风气。无论如何,历史长河已经证明,表态文化是伴随着人类政治活动而衍生,而且还历久不衰,一定有其中的道理。

从人性角度来思考,完全撇除表态文化无异于天方夜谭。那些叫嚣着要消灭表态文化的人,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太过理想主义。我国民风淳朴,人们表态的动机通常就像球迷支持喜欢的球队,或者向心仪的对象表白那样的单纯。党选时,有表态是正常,没表态才有问题;有人支持自然有人表态,无人支持自然无人表态,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毋须自欺欺人地叫人不必表态,自我安慰而已!

表态要爽快

(写于2005年7月8日,刊于2005年7月12日南洋商报)

搞政治的人都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表态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在关键时刻还支支吾吾,犹豫不决,想看看形势发展之后再来表态,这种墙头草投机心态是非常要不得的,往往都会错失良机,后悔莫及。从小我们就听师长的教诲:“做人要有原则!”,有原则的人会给别人留下一个鲜明性格的印象,就会让人产生安全感和好感,进而获得支持和拥护;相反的,城府太深的人会使人害怕,反复无常的人也会惹人讨厌,所以没有原则和立场的人最好不要出来搞政治。

有时候表达本身的内心诉求并不是一件坏事,姑且不论其诉求内容合不合理,其实这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大家都知道沟通的重要性,如果沟通做得不好,人际关系就会很差;种族之间的沟通不良,双方就会有许多误会和磨擦,损耗国家元气。有时候我们真该向马来同胞学习,尤其是巫青团,他们敢怒敢言、毫不掩饰的坦率性格,真让我们这些整天强调中庸谦虚的炎黄子孙感到汗颜。马华公会提呈的备忘录要求增建华小,巫青团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巫青团一贯极端的表态作法固然让非土著心里很不是味道,但说了出来至少双方还可以闭起门来讨论协商,总好过闷在心里不说,久了就会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

政党内的同志应该知道,有效的沟通管道,可以缩小同志之间的代沟,大家才能目标一致地为党贡献。表态其实就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基层党员表态要支持某领袖,是可喜可贺的现象,因为这可显示他们是多么积极拥护领袖;地方领袖表态要攻打中央高职,更是值得赞扬的民主进步文化,就如陈思源宣布打马华署理总会长,罗运富、蔡锐明宣布要挑战总会长一样,都是勇气可嘉。

以前民风保守,作风含蓄,同志们都不敢随便表达对领袖的热爱,怕被人笑是捧大脚,现在大家秉持着终身学习的精神,眼界开阔了,思想积极了,就不会把内心感受藏在心里,比方在区会改选时拉大布条表态全力支持某位领袖上位等等。如果感情生变了,也不用太过压抑自己,敢敢就讲出来,就如罗运富的经典名言“总会长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挑战他”,这句话就包含了深厚的政治智慧和无比坚毅的勇气,令人敬佩不已,虽然他现在放飞机转去表态支持蔡锐明打总会长,不过他还是蛮有原则的,既然更有份量的领袖表态要这个位子,自己就该秉持着长尊幼卑的心态去让路,不然人家会以为他很猴急要上位,这样是很大逆不道的。

在党选期间,同志们都勇于表态,做人不用假假,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不要口里讲不要,心里却想要,这种行为会让人“赌懒”的。蔡锐明在沙巴拉票时就说:“支持我的仍然是支持我,不必公开。这种表态文化是官样文章而已。”他虽然体贴入微,明白支持者“爱在心口难开”的苦处而讲出这番话,但他自己表态又不让支持者表态,热爱他的支持者会很痛苦,心里压抑太久会患上忧郁症的,所以支持蔡锐明的人也应该揣测上意,爱他就敢敢说出来。领袖通常表面上会装得勉为其难,其实听了爱的表白,心里还是会甜丝丝的。蔡锐明虽然年事不小,言行举止有点自相矛盾,但他毕竟担任过那么多年卫生部长,养生之道还是有一套的,他还没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不支持他的人千万别泼他冷水,冷却了他的斗志,不然大家就没戏看了。

普腾该生产坦克车

(写于2005年7月8日,刊于2005年7月21日东方日报)

普腾首席执行员马哈里尔公开批评国家汽车政策不透明一事,近来被各大报章炒得非常火热。随后就传出马哈里尔因「出言不逊」而被开除的流言,还惊动到首相阿都拉出来避谣。现在连普腾控股顾问兼前首相马哈迪也开腔针对AP的课题和拉菲达互轰。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高潮迭起,精彩连连,令关心国产车的国人叹为观止,欲罢不能。

最近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涨,政府也有意逐步取消汽油津贴,汽油起价是大势所趋,小市民的荷包看来是难逃一劫。以往人们响往拥有大马力的房车,现在人们迫于油价节节高升的压力,转而青睐小马力、省油及外型美观的小型轿车,韩国起亚(KIA)的Picanto在本地热卖,正说明了普罗大众选购汽车的消费取向已经改变。为了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普腾及第二国产车(Perodua)也洞察了汽车市场的大气候,加紧研发新款式的小型轿车,欲在小型车市场分一杯羹。已有大量生产小型车经验的第二国产车遂推出了Myvi;而老字号国产车的普腾,则吸取了上一次小型车Tiara的失败经验,也跟着推出了Savvy。

营销策略高下立分

Myvi和Savvy,其外型和价钱相差不远,连名字也很相象,叫起来都琅琅上口,消费人难免会将上述两种车款拿来做比较。鉴于两种车款都非常新颖,车辆整体性能孰优孰劣尚无法知晓,须要一段时间让市场做出评估。撇开车子性能这个重要因素之外,在现阶段能影响消费人做出抉择的关键反而是宣传策略,高明的宣传手法就能左右了市场的取向。两家车厂采取了不同的宣传策略,成效也截然不同。

比时机,第二国产车占尽上风。Myvi被推出市场之前,已经通过了各种管道「放出风声」,却神秘兮兮地不将之「亮相」,令到广大消费者产生了憧憬和期待感。普腾基本上也运用这一套策略,但还是棋差一着,让Myvi抢了先机,率先推出市场,果然一炮而红,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普腾Savvy在一个多星期之后才被推出市场,但Myvi在这期间已获得2万多辆的订单,须知道购买小型车辆的消费者都是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份子,订了Myvi自然就不会再考虑Savvy,普腾可说是错选吉日,大大失策。另外一点,Myvi推出市场时已经是万事俱备,车款从马力1.0至1.4,从手动排挡到自动排挡都有,让消费者有多种选择;反观普腾只有马力1.2及手动排挡的Savvy,而自动排挡要等到年尾才推出,令人觉得普腾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推出Savvy应市,然大势已去,普腾高层在营销策略上出现重大失误。

比广告,普腾表现大失水准。Myvi的广告以「外型新颖」为主轴,为了让人们产生「惊艳」的感觉,其电视广告展示了人群像争睹明星般涌去看Myvi;报章上的平面广告则表现了一个守卫掀开Myvi的布幔说了一句对白:“幸好我还没去订其他的车!”。第二国产车的广告虽无创新之举,可说是不过不失,但普腾的广告相比之下就令人啼笑皆非,其电视广告是一个怪物捉起Savvy骚痒,而车内的人还若无其事地听音乐;报章上的广告则是一辆Savvy撞翻辗路车之后仍然完好无损。在车展中拿到的一份Savvy中文彩色宣传单,其封面就打着:“比你所想像的更坚固!”的标题。总之,普腾Savvy的广告就一直围绕着「车身坚固」来打转。

普腾广告诉求大大失策

以夸张手法作为宣传诉求,在广告界中并不罕见,但普腾一直强调Savvy够「硬」,此举真的能打动消费人的心吗?丢了那么多钱去宣传有经济效益吗?心理学家有一个说法:任何人们越是强调的部份,即是显露出他所欠缺的。作为国产车的忠实支持者,笔者真不希望普腾会犯上了那么低级的失误,其广告手法实在过度低估了消费人的智慧,其广告的夸张程度反而会让人产生怀疑,在看车时不禁然就会敲敲车身,看看是否真的那么「硬」。虽然此举并不能验证出其车身硬度,但广告所产生的反效果肯定会比正面效果多,普腾应认真检讨一下和相关广告公司的合作关系,该广告公司的拙劣策略可能影响Savvy的销量。消费人在货比三家之后,主观的印象和感觉自然就主宰了其判断及决定。

外国车的广告诉求不外是打着「性能」牌,标榜车辆既能穿越深山,也能横跨沙漠,耐操耐用;也有打着「亲情」牌的,一家大小可以开开心心地开车去郊游。普腾Savvy这一次打的「坚固」牌恐怕不能深入民心,民众要的是一部可靠稳定的轿车,而不是一辆无坚不摧的坦克。在瞬息万变的商场里,任何决策上细微差错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单从Myvi和Savvy的行销个案中就可以窥探出我国汽车市场前景的一些端倪。普腾在新车行销策略上的种种失误,已显示出了其管理层紊乱及缺乏应变机制的僵化管理作风,若被第二国产车的凌厉攻势打得落花流水是不足为奇的。

政治介入导致普腾积弱

普腾曾经是国人的骄傲,但它毕竟是政治产物,政治人物频频插手普腾管理层导致它方向紊乱,定位模糊。来势汹汹的外国入口车,新锐进取的第二国产车以及各种内忧外患将使积弱已久的普腾在我国汽车市场的优势渐渐流失。普腾若无法及时振作,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必然会遭无情的市场趋势所淘汰,倒不如赶快仗着其“坚固“的硬壳技术改行去生产坦克车,说不定还能在军工企业中名扬海外,否则一切只好套句拉菲达的话来共勉之:自力更生吧! 

警界奇葩要珍惜

(写于2005年5月20〕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运作及管理提升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炉之后,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警员、政府人员、反对党议员、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都一窝蜂排长龙购买这本报告书。一些小孩子看了这种情形或许会百思不解,难道一本又厚又重又贵的书真的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吗?如果让小孩子知道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比起「魔戒」和「哈里波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说不定他们也会吵着父母排队去买。

各大报章连日来大篇幅为这本报告书造势,引起了普罗大众的热切关注。其中有关警察贪污的部分更是报告书的精华所在,该部分揭露了一名警官拥有3千万财产,惊动了尊贵的副首相纳吉去下令调查这名警官的财富来源,以示正听。

虽然这名神秘的富豪警官尚未露面,但街头巷尾已经在议论纷纷。小市民看了这则新闻后,一般都会依常理来推断,认为警官薪水再高,苦干几十世也未必能存到3千万啊!大多数人都会一口咬定他就是贪污受贿的大鳄鱼,恨得大家咬牙切齿,破口大骂。

一般小市民平时在咖啡店里都会义愤填膺地讲述如何被贪官污吏索贿,又如何破财消灾,但问起为何不去公开举报时,大家就沉默了,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怕”!除了怕,还是怕,大家都明白贪官污吏是很团结的,你敢揭发一个贪官,接下来可能就有十个贪官对付你,包你永无宁日,所以大家平时还是乖乖孝敬那些伸手要钱的贪官污吏,哼也不敢哼一声。

特委会不畏强权,敢于在报告书中揭发这个3千万富豪警官,小市民闻后莫不拍手叫好,真希望接下来有越来越多的大鳄被抖出来,让民众大快人心一番。但笔者看到报章上的“一名高级警官呈报的财产高达3千400万令吉”这一段,再请大家仔细想想,你贪了一大笔钱,你会傻傻去据实呈报财产,然后在家等反贪局上门调查吗?

或许,这名传奇的警官本身就出自于豪门世家,老子双脚一伸就让他继承了大笔遗产。或许,他以前在荒山野岭有几块祖地,政府一宣布要在当地建机场,他就成了千万富翁。又或许,他的祖先积下阴德,让他中了多多积宝两次(积宝最多才千多万)。还有其他很多版本的或许,但谁能断定他的3千万财富来源不正当?或许,他在曝光时,还会满腹委屈地说:“冤枉啊,难道有钱也是罪过吗?”。

有钱当然不是罪过,但太过有钱,一些人就会质疑钱财来源的正当性。在这个物质挂帅的世俗社会,谁不爱钱?只要取之有道,不去干非法勾当,赚钱赚得光明正大,任谁眼红却也奈你不何。

如果这名神奇的警官是个旷世的投资天才,凭着其敏锐的投资触觉去纵横股市,累积了3千万身家,赚的都是血汗钱,所以他呈报财产时才那么问心无愧。如果实情如此,那可要恭喜警界出了那么出类拔萃的人才,他可被喻为警界中的比尔盖茨。政府应该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讲座,诚邀他出来现身说法,当一个正面教材,与大家分享他的成功心得,笔者担保讲座肯定场场爆满,那些满腔热诚,急欲报国献身的热血青年将大批加入警队。警界多年来缺乏人手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因为大家都知道,当警察也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毕竟至今这名警官还未现身,调查也未水落石出,大家也不应该胡乱猜测,妄下论断,先入为主地把他当成没良心的贪官,就要喊打喊杀地要抓他来一泄心头之愤。我相信英明的副首相会给人民一个明确的交待,大家就拭目以待,如何?

对政府强制播放国歌的感想

(写于2005年8月3日)

笔者成长的年代,是我国经济最好的时期,那时候国民生活富裕,羽球队重夺汤杯,“2020年宏愿”和“马来西亚Boleh!”喊到响彻云霄,国民自信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人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没有人会怀疑我国的成就。

那时候唱国歌是蛮激动的。在学校里,每天早上都有集会,全体师生在草地上集合,大家先肃立端正,看着冉冉上升的国旗,跟随着播音器播放的旋律,字正腔圆地大声高唱。现场的肃穆庄严的气氛,使大家都深切感受到自己身为国家的一份子,热爱这片美丽国土之情不禁油然而升。唱毕,那种自豪的幸福感,还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世界上没人可以否定,国歌在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正面作用。法国大革命时,倔强的法兰西民族高歌《马赛曲》进军巴黎,抵卸外敌;十九世纪,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四亿子民同唱《天佑女皇》,歌颂帝国无远弗届的丰功伟业;太平洋战争时,日本神风敢死队唱完《君之代》后,就义无反顾地驾飞机去玉碎殉国;抗战时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八路军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阵地冲锋;911事件发生后,纽约市民在灾难现场,拿着点燃的蜡烛,一齐唱着《星条旗永不落》,抚慰了多少受创的心灵。

曾几何时,我国国歌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现在,国歌的作用似乎没有像以前那么伟大了。日前新山的志愿警卫团误把沙巴土著当印尼外劳,还要他当街唱国歌,以证明他是大马人。2001年,警察捉了一个自称遗失了大马身份证,长得又像外国人的男子,法官在法庭上命令这名男子当庭唱国歌,以验明真身。国歌若只能在这种情形下显露出其价值,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笔者认为,在各种严肃和正式场合唱国歌是天经地义的,不须任何人指示,不须任何人强迫,每个国民听到国歌旋律时,都会自动自发肃立,发自内心地引吭高歌。

最近,新闻部发起尊敬国歌运动,要强制戏院或正式场合播放国歌,理由是政府发现人民对国歌敬意已经减少。若政府真的以爱国之名,强制播放国歌,不只让人觉得国歌已经沉沦,还有被政客利用和糟踏的感觉。

无可否认,国歌对塑造国民爱国情操有着正面的作用,但太强调不唱国歌即等于不爱国的论调,则太流于意识形态。一个把国歌唱得好的人,并不能真正显示其高尚的爱国情操。若要实际一点,国民自动自发的购买国货、定时纳税、缴还拖欠的贷学金、加强工作效率、捐款给慈善机构、不乱丢垃圾等等行为,才是具体的爱国表现。爱国,不只要唱出来,也要做出样来,这样才有实质的意义。

丁州政府拒准新春团拜的省思

(写于2004年2月6日)

丁州政府拒绝批准本月6日于瓜拉丁加奴苏丹莱曼小学举行的新春大团拜,此事经各大报章报导之后,势必引起朝野与民间的哗然。

众所周知,新春团拜已成为华社例行的新年节庆活动之一,其本意无非借团拜之便,让各界人士有一个同欢共庆的机会,以突显我国多元文化的特色。

但,丁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都哈迪通过传媒指出,基于三大“理由”而拒绝签发此次新春团拜的准证,第一项理由是因为主办时间与回教徒祈祷时间冲突,乃不尊重回教徒感受之举。第二项理由是允许回教徒女性上台表演,此举触犯了回教法。第三项理由是学校根本不宜做为举行娱乐活动的地点。

以上牵强和自圆其说的“理由”已被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和主办当局据理力争、一一反驳。每个星期五为回教徒祈祷日,此日如果华团硬是大张其鼓进行团拜活动确有不敬之处,但主办当局指出活动时间定在晚上八时开始,回教历法的一天开始于傍晚Maghrib时间之后,与一般的西历由午夜十二时开始新的一天有所不同,所以团拜活动开始时实际上已经处于祈祷日之后的第二天了,有冲突之说是不应成立的。

主办当局负责人也表示,当晚的文娱活动有华乐演奏,廿四节令鼓和众艺人唱歌表演,内容健康,绝非州务大臣所说的那样“不堪入目”。况且允许回教徒上台表演,就算确有其事,只要无猥亵之举,穿著合宜,也无不对之处。因为宪法已明文规定保障了妇女的权益,她们有权与男性一样上台表演,这在世俗民主国家里是极其平凡的事,但在思想狭碍,一心一意要成立纯正回教国的回教党眼中,是大逆不道,妇女抛头露面上台献艺是对上苍的不敬,所以州务大臣的一番谈话已经将回教党不尊重女性权益的一贯作风表露无遗。

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副部长拿督胡亚桥也指出,新春团拜乃健康的文化活动,和回教党所指的低俗娱乐活动不可相提并论,在学校举行此大型节庆活动更适合不过。回教党的言论更是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不了解新春团拜的内涵和意义而做出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决定。

回教党此次定具有其政治目的,已经让广大的华裔同胞感到心寒,也让曾经对回教党有所幻想的群众知道,相信回教党无异于与虎谋皮。州务大臣甚至恫言如果活动照常进行,他们将采取行动去阻止。回教党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居心叵测,其心可诛。在尊重华裔传统节庆的大前提下,还望丁州州务大臣务必三思而后行。

丁州回教党政府与人民离心离德

(写于2004年2月9日)

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丁州回教党政府拒绝“2004年度全民同欢共庆新春大团拜“,在万众期待下圆满成功举行,期间并无受到州政府的干预。

回教党政府此举可谓是识时务,也就是广东话中的“识趣”,因为他们也知道逆民意而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们选择沉默,也不派代表参加此次团拜,以免有自掴嘴巴之嫌。

此次大团拜吸引了逾3万余各族人民参与其盛,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其中不少参加者更是巫裔同胞,他们携带妻儿老小到来出席此次有意义的活动,完全不受之前回教党政府干扰的影响,说明丁州回教徒之中不乏开明达理的一群。

文化、艺术及旅游部部长拿督阿都卡迪,副部长拿督胡亚桥,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陈广才及各族社团领袖皆出席此项盛会。在那么多中央的大人物、地方闻人及三万民众热情参与下,回教党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之前丁州州务大臣拿督哈迪阿旺恫言如果团拜照常举行将会采取行动去制止,但当晚也没敢派执法人员去“取缔”,如今看来只是空炮,回教党的威信已荡然无存。

有消息指出回教党因为巫统时常以各族文化活动为借口,乘机到场发表政治言论,回教党因不屑巫统此类将文化活动政治化的作法而用了三大“理由”拒绝发出准证予此次团拜。但将此课题政治化的恰恰是回教党本身,国阵政府一向来秉持着维护基本人权、男女平等及允许保护各族自由发展文化的信念,事实已证明此次团拜活动纯粹是促进民族融洽、团结及健康的文化活动,回教党自欺欺人的政治伎俩已经不言而喻。

回教党如此出丑,以他们的一贯作风决不会善罢干休,要么就像在哥打巴鲁一样,来个秋后算账,事后才发传票给主办当局,但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已先下手为强,声明此次事件该部并无过错,如接传票也决不缴罚款,回教党如今已经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要是他们能在较早时亡羊补牢,收回成命,灵活处理非回教徒节庆这类的敏感事务,怎会授人于口实?

至于大力协办此次团拜活动的华社团体,回教党对之更是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要建立政教合一,纯正的回教国,这是一般华裔最惧怕的;另一方面又为了安抚华裔,拉拢人心,而一再大派糖果及定心丸,保证非回教徒将不受回教法影响云云。但事实上他们执政以来并不把民主大计当作是首要任务,反而在微末枝节上大做表面文章,诸如禁止女性上台表演,超市付款台、巴士、戏院等公众场合男女分开,以及限制女性的衣著条例等等,正说明了回教党是个有野心,但视野狭碍,政策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政党。这样的政党,怎能委以大任?

反贪行动任重道远

(写于2004年2月14日)

反贪污局最近几天以雷霆万钧之态,逮捕了涉嫌贪污的柏华惹钢铁厂前董事经理丹斯里谢英福和土地及合作社发展部部长丹斯里卡西达卡丹,显示了当局彻底贯彻首相肃贪的决心,也一洗了过往只捉小鱼不动大鳄的怯懦形象。此次政商两界的大人物都将被提控,真是大快人心,希望反贪局能再接再厉,继续揪出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上任以来,一直以其清廉无私的形象,严厉执行反贪行动,以塑造一个清明廉洁的社会,此等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非由刚毅果断有魄力之士担当不可。马华总会长拿督黄家定以明朝清官海瑞和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容基来比喻首相实不为过。

贪,为人类的大劣根性也,纵观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贪污腐败之事就不绝于耳。虽然孔夫子也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还有不少人宁可走捷径去获取不义之财,也不光明正大去挣血汗钱。

几千年来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更“盛产”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轻则让国家减少税收,民生凋零;重则使国家长期积弱,导致外敌入侵,丧权辱国。正因为贪官太多,所以像包拯、海瑞之类的千古清官形象才深入民心。前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在任期间已杀了不少贪官,他说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棺材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以示自己与贪污势力同归于尽的决心,但是天下贪官多如蚂蚁,杀之不尽,杀了批又来一批,以朱总理个人能力和威望尚且力不从心,唯有从制度上着手改革,才能有效将贪污程度减到最低程度。

邻国新加坡向来就以高薪养廉和严刑峻法,双管齐下地去对付贪污活动。公务员们领着高薪,犯不着冒险去多挣些不义之财,以免被严刑处置。该国一直以来都在各国廉洁榜上名列前茅。香港在七十年代初也是贪污盛行,公务员贪赃妄法十分严重,在廉政公署创立之后,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之下,才有效地抑制这种风气,至今香港的廉洁程度在世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这和其自由开放的体制有重大关系。香港成功反贪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强大的传媒力量,使得当权者投鼠忌器,不敢为所欲为,以免被人捉住把柄而公诛天下。

外国的实例可供我国做参考,但是国情不同,不能生搬硬照地将其方法用于本地。首相倡议设立反贪学院,筹组皇家委员会等渐进式措施正说明了政府正在积极地研究各种反贪行动的可行性,万不可操之过急,因为贪污积习之重,环环相扣,动一发而触全身,务必谨慎行事。贪污腐败之歪风必须遏止,这是新首相在任内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否则长久下去,就会如朱总理所说的,恐有“亡党亡国”之虞。

千年道行一朝丧

(写于2004年2月19日)

之前网上曾流传一则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的笑话,大意如下:东方不败得到绝世武功秘笈《葵花宝典》之后,欣喜异常,当下翻开一看,第一面写着八个大字:“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东方不败苦思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狠下心来,挥刀把胯下几两赘肉劈了下来。稍事休息之后,东方不败忍痛翻开第二页,又有八个大字映入眼帘:“即使自宫,未必成功”。东方不败当场不醒人事,待他清醒之后,便咬紧牙关,心想既然已成事实,只能硬着头皮看下去,第三页写着:“不用自宫,也能成功”。

东方不败看到第三页的字时,心情是如何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了。此故事启示我们做任何事之前务必思虑周详,不可鲁莽从事。前任教主任我行把《葵花宝典》交给东方不败之前已经将此书从头到尾翻阅多次了,他不是不想要练成“天下第一”,但总觉得失去了男性尊严更得不偿失,便心怀鬼胎地将此书交给有野心篡位的东方不败,任我行的城府之深,心机之重,使人不寒而栗。

此故事若套用于本地,竟然发现政坛中竟有像东方不败的人物。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时为了赢取选票,把回教党当成了可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葵花宝典》,便赶快“挥刀自宫”,与其结盟了,结果如何?连林吉祥、卡巴星等老大也马前失蹄,兵败如山倒,反观回教党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势力坐大,成了此次大选的大赢家。之后行动党“痛定思痛”,了解到“即使自宫,未必成功” 的道理后,便籍口反对回教党成立回教国为由,退出替阵,举着反回教国的大旗,期望接下来单靠自己“也能成功”,但是曾与回教党结盟的确是行动党有史以来最错误的赌注,在华裔心目中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坏印象。一个已经“去势”了的政党,的确再也没什么本钱可以重振雄风了。

此次大选将近,国阵各成员党已经在磨刀擦枪,壮志凌云;替阵中的回教党也在疯狂叫嚣,野心大到不只要吞下吉打、彭亨和玻璃市等州,如果上苍保佑,入主中央他们更是“当仁不让”的。反观行动党却陷入风雨飘摇之际,曾与回教党结盟的污名尚未洗雪,党内各领袖也不听党中央指示了。丹丁两州15名行动党领袖宁可抱住回教党给他们的官职,也不听党中央指示放弃官位,不肯与回教党划清界限。其实,名利当前,有几个行动党人会讲什么“气节”和“骨气”?

行动党的传奇人物林吉祥最近出席怡保东区的千人宴,有传他有意重披战袍,再战江湖。他曾经在过去大选中发动著名的丹绒一、二、三役,重量级人物如林苍佑和许子根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开创了行动党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版图,锋头一时无两,但是决定与回教党结盟,已经让其身败名裂,千年道行一朝丧。他虽创造了不少政治神话,但毕竟英雄迟暮,时不与我,回天乏力,难保选民不会像99年大选一样再度抛弃他,不如就此归隐江湖,游逸于山水之间,留待历史评其功过,逍遥快活,岂不乐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写于2004年2月27日)

话说三国时代,蜀汉诸葛亮率兵北伐曹魏,战况进展顺利,但后来因为用人不当,误用庸才马谡驻守兵家要地街亭,被老奸巨滑的司马懿击败。街亭一失,魏军长驱直入,当时诸葛亮正在一座小城筹运粮食,冷不防司马懿率十万大军骤至城下,诸葛亮大惊失色,因为城内并无一兵一卒,最近的军队也在百余里之外,远水不能救近火,唯有冒险一搏,遂命人打开城门,在门前打扫及牧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本人则在墙头上弹琴奏乐,音调深沉阴郁,仿佛杀机重重,听得司马懿心惊胆战,又怕诸葛亮使诈,只好按兵不动。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在旁一直唆使父亲赶紧率兵入城活捉诸葛亮,司马懿反训斥了他一顿:“诸葛孔明一向用兵谨慎,如果他没把握,岂会走此险着?”,殊不知诸葛亮也在冷汗直流,深怕司马懿识破其计,忽然心神一乱,琴弦断了一根,心中暗叫不妙,但司马懿听了之后却认为诸葛亮已示暗号,伏兵四起,之前吃了诸葛亮几次大亏而心有余悸,便赶快领军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诸葛亮连呼走运,赶紧逃出小城,司马懿在事后得知真像之后,后悔不听儿子司马昭之言。此事说明聪明过头并非好事,考虑太多反成犹豫不决,贻误战机。诸葛亮使的这一招“空城计”,已经是脍炙人口了。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造访这个被公认为回教党最坚固的堡垒州,虽然他是以首相身份造访,另一方面他也是国阵领袖,在这个时期造访,其用意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是想让丹州重投国阵怀抱。

首相在万捷一项5万人大集会上说,只要国阵在丹州执政,该州人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兑现,还语带双关地问:“你们准备改变了吗?”民众听后皆大声鼓掌欢呼,难怪丹州州务大臣拿督聂阿兹不出席该项盛会,以免场面尴尬。

首相此次深入虎穴,探听敌情,为大选造势。此次丹州人民热烈欢迎首相之举,大有民心思变、改朝换代之像,但老谋深算的回教党却不以为然,认为丹丁两州还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放出风声说打算派重兵去攻打吉打、彭亨及玻璃市,只留少量精兵留守丹丁既可,大有摆空城计之意。但此次州务大臣不出席该项集会,可谓失策,被人看穿因为惧怕国阵声势而躲起来,未上阵却已输了一大半,如果学学孔明那般装模作样出来亮相一下,说不定还能吓唬一下对手。

首相行事磊落,岂是多疑的司马懿可比?回教党不是聪明绝顶的诸葛亮,使一招空城计岂有不被识破之理?此次大选,尔虞我诈,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大家都在候选人名单未完全公布之前尚不可轻举妄动,以免大意失荆州。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写于2004年3月1日)

最近在中国引起哄动的历史连续剧《走向共和》有这么一幕,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大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方狮子开大口要中国赔款2万万银两。首相伊藤博文晋见天皇问该如何利用这笔赔款时,明治天皇不假思索便说:“全部用在教育上!”,伊藤博文再进言:“陛下,全部用于教育吗?其他建设也需要钱……”,明治天皇以训斥的语气说:“朕再说一遍,全部投资在教育上!”。

历史证明天皇的决定是正确的,日本利用这一笔庞大的资金当作教育经费,建立起完善的教育体系。日本全国各地的小学、中学、大学纷纷设立,强制青少年及儿童入学及至少完成十二年的义务教育,实行有教无类、人尽其才的政策,为国家消除文盲、栽培人才、发展工商业及科技铺平了道路。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除了与他们刻苦耐劳的民族性有关之外,更与日本国民的高识字率,教育程度高更是分不开的。

教育可以强国,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是不争的事实。亏我们马来西亚向东学习了20多年,除了自身工业及工艺有所长进之外,似乎也没学到他们办教育精神的皮毛。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教育政策一体化是理所当然,而且也容易实施贯彻,但用于我国多元种族的社会是不切实际的。1961年的教育法令建议,将全国各民族各类学校纳入国家教育制度,设立国民中学和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并赋予教育部长将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的权力。上述几条法令真是悬在华社颈上的一把利刀,华文教育随时便会在风雨飘摇中被扼杀。当时不少华文中学迫于现实压力接受改制,导致了现在很多国民型中学开不成母语班的困境,直接地使母语教育变质。仅存的60间独中尚在挣扎求存,统考文凭又不受政府承认,无数华裔优秀生外流,是国家可挽回的损失,是国家的一大悲哀。

马华公会经过长期努力,通过艰辛谈判,促使了1995年教育法令通过,虽不能100%满足华社单方面的要求,不过在1961年教育法令中不利华教的大多数条文已被删去,令华教减轻了不少压力。近来马华又为华社争取到增建7间华小,搬迁23间微型华小,对华社而言固然是喜讯,但是平心而论,这些可解燃眉之急的措施是治标不治本的。宪法中早已阐明了国民享有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常以教育课题大做文章,说这些都是政府为了应付大选而大派糖果,往往大选过后就无下文云云。所以马华与其予人口实,不如积极争取将增建华小制度化才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才可解除华社长久面对的心腹大患。

除此之外,华社所面对的教育困境更是不计其数。大马教育体系庞大、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作风及行政偏差一向来都是引人诟病的,华社几辈的学子们都深受其害,积怨甚深,多少华人子弟为筹建校基金而冒日晒雨淋在街上筹款?多少市区华裔家长漏夜排长龙为子女争取进入既将爆满的华小?多少华裔优秀生对本地大学望门兴叹?所有种种问题时常被行动党加以利用鼓动华社情绪。行动党在教育课题上为华社呐喊固然精神可嘉,但他们的斗争方式却不能予以苟同,因为这对争取华社利益是于事无补的。虽然在教育课题上,诸如市区华小不敷使用,乡区微型华小面临关闭,之前的大学种族固打制和现在有名无实的绩效制等等,不少华裔热血青年都受了满肚子的牢骚和怨气,但大家也要理智地认识到,唯有通过国阵的政治协商才能为华社谋取更多教育权利,马华是国内唯一纯华人政党,华社与马华紧密配合,凝聚整体力量,使马华具有更大、更实质的政治代表权,通过国阵协商管道,在内谈判、说服,才有望一一加以解决和纠正现有的不平现象

基于现实环境和政治气候,现在要改善华教困境是会面对一定的困难与障碍,但是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文日渐重要,人民思想越趋成熟开明,狭隘种族宗教情结日益微弱,新首相上任后的开明作风,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变的。前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说过,在执政圈子里用5分种时间解决问题的效果远比在野党在外面叫嚣5年更管用。中国官场有句话说:“有人在朝好办事。”,唯有强大的马华为华社当家作主才能为华社争取更多实质的利益。时下华裔青年一般只顾及切身的前途、利益及贪图享乐,对政治环境冷感及不了解,但相信有志于为华社奋斗的热血青年也不在少数,希望普罗华裔青年选民认清事实,万万不可意气用事闹情绪,否则改善华社教育困境永远都是个梦。

竞选期缩短有利民生

(写于2004年3月10日)

选举委员会于3月5日公布,第11届全国大选提名日是本月13日(星期六),而投票日则落在21日(星期日),是历届以来的最短的竞选期。

选委会认为各方都已准备充足,所以为参选者提供8天竞选期已足够。国阵各成员党领袖皆纷纷表示赞成,反观各反对党却认为竞选期过短,妈声四起。甲州行动党主席沈同钦指出,竞选期缩短对选民不公道,选民有权了解各政党的政策,各候选人的背景、立场、表现等,然后做出选择,投下神圣一票,太短的竞选期导致选民所得到的各政党及候选人讯息不够全面,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在投票时难以做出最好的抉择。

反对党言论已经自暴其短,证明他们平时不烧香,没做多少功课,大选快到时就临时抱佛脚,希望长一些的竞选期能让他们多奔走几个地点造势,善忘的选民都会误认为他们很“勤劳”,殊不知眼睛雪亮的选民毕竟不会因为他们的一时殷勤而盲目地投票。兵贵神速,高手过招通常只需一招定胜负,只有弱者在面对强者时才会闪闪躲躲,拖拖拉拉,希望可以一时侥幸捡些便宜。现阶段看来,国家一片景气,歌舞升平,这时举行大选对执政党绝对有利,而且选举开支也可大幅削减,因为大选过热导致的情绪化举动会干拢国家正常发展,所以执政党决定速战速决,以利民生。

有人笑言,在美国和台湾,当地选民老早就知道大选日期落在何时,因为在每一次大选结束之后,下一次大选日期即已明文公布,清清楚楚,童叟无欺;但他们却不知道谁赢谁输,因为那里执政党和在野党是势均力放的。反而在马来西亚,选民一早便知道大选结果了,却不知道选举日期是落在何时,还要盼首相灵感一到才来宣布。其实这些也是因为国体不同的关系,台湾和美国都是总统制,而我们是参照前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作法,我们实行的是内阁制,一切依据宪法办事,数十多来都是如此举行选举,在我国这样多元种族的国家,稳定是领导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再回来说竞选期,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和印尼,因为他们的竞选期太长,导致选民们很多时间暴露在谣言、政治宣言和投机取巧的政客鼓动之下,时常发生骚乱、局势失控的场面,劳民伤财,国家形象荡然无存。台湾和美国因为大选日期早已明文公布,所以在大选前几个月甚至一年就已轰轰烈烈地开动选举机器,朝野上下,互揭对方臭底,批对方私生活不检点,打老婆,服役记录有问题等等。

我国英明的领导人是不愿这些乱象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因为我国不同于他国,他们是种族单一的国家,而我国是多元种族的国家,种族课题是非常敏感。而且时常在大选期间被有心人士挑起,1969年大选就是因为长达33天的选举期导致反对党把握时机大肆煽动选民,吹风点火,大玩敏感课题,使得选民们变得非常情绪化,就这样513种族冲突的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我们应该尊重选委会明智的决定,超短的竞选期,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经济走势决定选举结果

(写于2004年3月12日)

本届大选即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随着安华效应减退,新任首相效应大热,反对党也没什么课题可以再玩弄,无非是挑些鸡毛杂碎小事或者挖对方候选人的臭史这类伎俩,但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经济,国际及国内的大气候皆有利于经济走势越趋强劲。人民们最关注的到底还是饭碗的问题,这是最现实的问题,而不是听那些政客大吹大擂一些什么政治理念、走两线制政体、神权治国等等。

我国自97年经济风暴以来,国内政局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稳定,鲜少发生类似邻国的骚乱暴动。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使原本对我国很不利的经济局势转危为安,他采取数项紧急措施以便挽救经济,例如不接受IMF的援助,以免国内金融都沦为外国财团势力的控制之下。另外还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刺激内需,自力更生,使得国内在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之下,失业人数尚不至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国家政局稳定,人民还有饭吃,导致99年大选时,反对阵线就算有安华效应助阵也是无补于事,国阵依然大胜,这就是因为国阵把经济这张皇牌打得非常响亮。

反观外国,就拿我们的邻国印尼来说,97年经济风暴就已经让他们四分五裂,暴乱四起,国将不国,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实在太脆弱,经济大权都是掌握在少数权贵手中,加上贪污腐败横行,更促使了国家不稳定的隐忧。在前几年东南亚各国经济蓬勃发展之时,印尼还可算得上是丰衣足食,国泰民安,总统苏哈多还被喻为印尼发展之父。等到97年经济风暴到来,国内财团纷纷倒闭,失业率剧增,无业游民纷纷走上街头骚乱示威,掌权者为了巩固 统治,不惜将矛头指向华人,诬指华人身为少数民族竟控制了国内大部份经济,导致98年排华惨剧发生。结果又如何?苏哈多到最后还是被迫下台,国家已经换了几届领导层,但还是忧患重重,外资裹足不前,国事日非,这一切可以归咎统治者无法满足最原始的人类需求:温饱,也就是经济课题。

台湾在四年前改朝换代之后,执政的民进党把大量财力物力投入政治活动,大搞台独主义,本土化运动,族群分裂等等。导致前几年国民党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台湾经济奇迹荡然无存。国内经济有如一潭死水,加上中国大陆压力,外资锐减,国内企业纷纷转往大陆,失业率剧增,许多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才发生数万大学毕业生争抢清道夫等低下层职位的乱象。最近台湾大选将至,投票日只比我国大选票早一天,民调已经显示大打经济发展牌的国民党占据优势。经济课题正是执政民进党的死穴,在野国民党正是捉住这个课题,大喊“换总统,救台湾”,又喊“拼经济,拼政绩”,才大得人心。相信台湾人民基于经济考量,饭碗问题,民心思变的情况下,会把治国无方的民进党赶下台来。

另一个也是在今年选举的美国,朝野两党都在经济课题下足功夫,他们在纳税、建设、投资等课题上针锋相对,大发政见,以期博得人民支持。现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领导美国在90年海湾战争中大胜,当时民望升至最高点,但后来92年选举时,因为国内经济停滞不前,美国选民就抛弃了这位“战争英雄”,而让主张安定民生、发展经济的克林顿上台。克林顿主政的8年来,美国经济一片大好,资讯工艺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火车头。后来克林顿因为性丑闻而差点被弹劾下台,但是现实的美国选民还是要保住这位风流但是会保障人民饭碗的总统。

我国马来西亚去年经济增长率为4.7%,虽然和97年之前的8或9%相比是逊色不少,但是新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上任之后所推行的利民政策,都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只有循序渐进,经济才会越搞越好,反观反对阵线的回教党只会口口声声说以可兰经教义治国,妄顾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而且对经济课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纲,只会在宗教课题大动手脚,这样的反对党,若由他们掌权,马来西亚的经济还有得救吗?你我的饭碗还保得住吗?一家大小的温饱还维持下去吗?请选民慎用你们手上神圣的一票!

行动党无人矣

(写于2004年3月17日)

这次大选于13日提名,国阵候选人之中最「大祸」的要数柔佛新加兰选区国阵候选人-珊霞拉希达,她的提名附议人由于不是当地选民而被判提名无效,让回教党不劳而获,在柔佛州这个国阵安全力取得一个突破。


另外一边,看看反对党候选人,尤其是行动党候选人提名无效的例子更是引人发笑。一个是武吉兰樟州议席候选人李沣泯,因为来不及缴交按拒金和竞选底押金,而被否决提名;另一个是首邦市谢金朝,因为没呈交上届竞选的开销报告,同样被取消资格。他们俩人所「犯下」的低级失误,相比较珊霞拉希达,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成为咖啡店里的老少咸宜的讨论话题。


行动党候选人素质之低经过这一次提名失效事件后更多让众人所知,报纸报导那位李沣泯候选人年仅28岁,为行动党工作半年仅在提名前一个礼拜才接受为正式党员,然后就匆匆忙忙上阵,在没多少人协助之下「犯下」了这个低级大误,相比之下国阵候选人还要先过三重标准,确保财务、人格及健康没问题,然后再经过一番激烈的党内斗争,争到头破血流之后才能成功出线,得到党领袖和国阵领袖的「祝福」后才披甲上阵。


行动党以什么标准选择候选人上阵则不得而知,反观国阵候选人要像打过铜人阵和木人巷等重重考验之下才可「学成下山」,上阵之前还要像江湖大佬一样发毒誓,这样选出来的候选人才能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和素质为民服务。


在严峻的考验之下,有好几位备受看好,有素质的国阵领袖都被淘汰了。李崇孟因为「家事」不能上阵,蔡崇继因为发表过「站蹲论」而永世不得翻生,看来做为政治人物务必小心谨慎,克律自己,才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至于行动党的几个老大都跑去打「安全区」了,郭金福守马六甲市,卡巴星打武吉牛汝莪的林武灿,而林吉祥则攻打怡保东区的汤华昌,其余难啃的选区宁可扔给小兵小卒做炮灰也不要让给其他的反对党,这就是所谓的「一对一」协调下来的成果。


这一次大选出来竞选的独立人也不少,最有「名气」的要数武吉免登区的林炳顺,其余大部份都在东马,更有些选区还出现4、5位独立人士大围攻有党籍人士,真是奇观。这些独立人士看来更有办法,更加谨慎,在没有党员帮助和党领袖的「祝福」之下,也不会犯下类似行动党候选人的错误。难道,行动党真的无人了吗?

选举过热效应

(写于2004年3月21日)

台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总统选举,全民沸腾,几乎进入了疯狂状态时,320大选前夕竞发生了陈水扁总统在游街拜票时被枪击的事件,所幸的受轻伤,美国肯尼迪总统的惨剧没有重演,此乃不幸中的大幸,否则情形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就令人难以想像了。

网上已经有人在议论纷纷,大多数都在讨论凶手是谁?动机为何?来来去去的传言离不开以以下三个版本,(一)陈水扁自导自演「苦肉计」,找个枪手专打不是要害之处,把不利自己的形势扭转,博取同情票,险中求胜;(二)反对阵营泛蓝势力派人暗杀,除去大敌;(三)有心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刺杀阿扁以便乱中取利。

尽管现在的真象尚不明朗,但是不管那一个版本属实,结论只有一个:台湾疯了,
台湾选举过热所制造出来的乱象真是多不胜数,以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举动太狂热了。反观我国选举与之相比起实在「斯文」太多了。

「狂热」难道就代表坏事吗?

我们似乎只看到台湾选举过热所带来的种种坏处,但是没看到因为全民投入民主选举运动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导至民主深化效应,民选思想深入民心,民选代表务必竞竞业业,政府办事公开透明,传媒力量加强成为「第四权」,人民有越来越多「知」的权力,政治人物几乎没什么隐私可言。台湾经历蒋氏家族铁腕统治多年,近十几年开放党禁之后,人民政治思想如猛虎出笼,所以短期内会出现乱象,不足为奇,只要人民思想越趋成熟稳定,长远下去对国家是有利的。

再来看我们马来西亚的情况,投票之前人民已经猜到大选结果了,原因无他,实乃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势力太过悬殊所至,不像台湾因为两大阵容势均力敌,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支持者各占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数都是死忠份子,不容易改变倾象,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中间选民自然而然成为了两大阵容争夺的目标,所以他们出尽法宝大搞造势活动以便拉拢这一批中间选民,得「中间选民」者得天下的道理在台湾是掌权的不二法则,选举搞到这样沸沸扬扬在所难免。我们马来西亚的选举说起来还不如前几届般热闹,实在太冷清了。

冷清也有冷清的好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由三大民族组成的国家,台湾则是单一种族国家(虽然他们大搞族群籍贯课题,分本省人外省人,但都是华人),我们这里选举过热难免会有投机份子大肆煽动种族课题而引发种族冲突,五一三惨剧的发生就是由此而来。所以冷清的大选反而利于稳定。依据马来西亚国情,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

反对党为何整天玩小动作

(写于2004年3月24日)

若和台湾选举狂热的情况比较的话,大马的选举就显得「文明」太多了。至少也不会出现像台湾一些家庭的现象,父子、夫妻、兄弟因为政见不同而大打出手,小女生还在作文里咒那些政治人物「死光光」,就是因为他们搞到家庭成员不和睦。台湾两大阵营势均力敌,才造成种种乱象。反而在马来西亚,执政党太强,反对党只能在争扎求存,所以他们这一次在没什么课题可攻击国阵情况下,只好玩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小动作,以期引人注意,哗众取宠,博取选票。

最近所闹出的「他妈的」海报事件就是一例。其实,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本来在国阵工作人员拆除有关不雅字眼的海报之后就可了结风波,行动党还咬住此事不放,硬扯上国阵海报跟侮辱女性有关,煽动妇女情绪。另一个例子是林吉祥竟然把对手汤华昌的家事搬上台面,让对手其弟申诉与哥哥之间的财产纠纷。此事在明智的选民当中起不了作用,毕竟候选人的家事和服务态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忧的是中下层和教育程度低的选民难免会受到影响。回教党也不落人后,他们也时常把首相在母亲的葬礼上不为亡母祈祷的事情大肆渲染,在虔诚的回教徒当中散播不满情绪。

反对党所搞的种种小动作,正显示了他们处于极端的弱势,回教党的主攻火力在于回教国课题,但是鉴于马来选民之中的思想转变,他们只能在国阵候选人的小瑕疵当中,挑些小毛病。行动党一向来主张两线制政体,否决国阵三分之二议席及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等政见,但是走惯草根路线的行动党也知道,在咖啡店的老头子们听不懂他们的这一套,只会继续搓麻将和叹咖啡;巴刹的师奶们也懒得听他们的什么治国理念,只关心柴米油盐与讨价还价。行动党只能投其所好,专挖对方候选人的绯闻丑事和鸡毛杂碎的小事,只有这一类的课题才能挑动中下层选民的兴趣,也只有这一类的课题才能使他们津津乐道,议论纷纷。纵观马来西亚的情况,虽然人民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但是这一类型选民仍不在少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可真是马来西亚的悲哀。我们马来西亚选民的素质只达到这一种程度吧了!

华裔青年为何政治冷感

(写于2004年3月26日)

此次大选大局已定,国阵大获全胜,但唯一隐忧便是年轻一辈的人投票率不高,情况实让人担心。年轻人提高政治意识,不只执政党要负这个责任,在野党也有义务担当,以便让我国政治环境更趋成熟稳健,国家政治体系才能顺利运作。

我国逾2500万人口,合格选民应有1500万人左右,但以今次大选的登记选民为1050万人的情况来看,我国足足有450万人左右没去登记为选民。这一批足以决定我国未来命运的重要力量的人,竟然轻易地舍弃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力,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实为可惜。反观与我国人口相若的台湾,登记选民竟是1600万人左右,除了说明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比我国高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究竟为何我国年轻人尤其是华裔青年会政治冷感呢?僵化的教育制度是最大的原因。孩子们自小接受填鸭式教育,一切成就只以得多少个A而定,父母强迫孩子除了上课读书外,放学后还要补习,孩子简直就是为了读书,而不是因为喜欢阅读才去读书,成了名符其实的读书机器。落伍死板的教育制度,使到新一代人的思想也越趋僵硬,凡是课外知识的书籍都不读,认为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已,对功课成绩无甚帮助。试问,如此制度所培养出来的下一代怎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怎会对让会时事敏感?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成绩是否可以进得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可以找份工作之类肤浅的想法而已。

此外,大学生严禁参政和严峻的内安法令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华裔青年大多只想乖乖窝在房内读书,不问世事,反观巫裔青年还时常积极参与大学蓝派和青派的选举活动,甚至在98年和99年间大规模地参与「烈火莫熄」运动。虽然大学生参政确有不良影响,政府才会立法限制,制定大专法令,但这也显示了巫裔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普遍上都比华裔大学生高。 

社会风气也造成年轻人政治冷感恶化。一般上年轻人只注重自身享乐,忽视国家大事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一般上也不看有深度的书籍,反而对漫画、娱乐杂志很在行。加上港台连续剧和综艺节目的影响,他们对明星、歌星的行踪了如指掌,一些娱乐界流言绯闻,他们反而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如果问他们我国副首相是谁,现任马华总会长是谁之类的粗浅问题,相信也没几个年轻人能回答出来。

企业界也纷纷表示,最近的年轻人的素质的确不能和以前的青年比较。先不论语文能力和个人才华,就说他们的思想观点也不如以前的年轻人成熟,现今年轻人一毕业大多只想找一份又轻松,薪水又高的工作,面试时也几乎不问工作性质内容,只斤斤计较薪水和加时加班之类的问题。如此想法的年轻人大有人在,怎能奢求他们能对政治有所了解呢?

为了提高年轻人的政治意识,各政党也出了不少主意。回教党在吉兰丹的竞选行动党室装修到像一个战场一样,还有几个像阿富汗塔利班战士的假人扛着火箭炮和枪枝耀武扬威,看来此举能吸引到一些好玩和极端的年轻人加入回教党,因为时下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到网吧玩射击游戏(Counter Strike),回教党的这种潜意默化的宣传伎俩真是对准了他们的胃口。

另外,巫统也让马来著名明星和歌星入党,并在一些政治活动上让他们这些艺人充当代言人。此举也能带动更多马来年轻人更加关注政治。华基政党反而显得不那么积极召募年轻党员,除了在讲座会上向华裔青年贯输政治意识之外,也应参考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作法,以各种新鲜方式新奇花招吸引年轻人更关注政治,重视自身的权力。此举不应视为低俗不入流,实乃大势所趋,对准年轻人胃口才能捉住他们的心。

总而言之,提高华裔青年的政治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长期看来也要教育制度和社会风气有所转变才行。如果华裔青年们的政治意识仍旧低迷,我国华裔未来的前途堪虞!

8.3.06

何以成败论英雄

(写于2004年4月13日)

纵观大马政坛,起起落落乃平常不过之事。昨日寂寂无名,今日名扬天下,明日身败名裂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人拿得起放得下,参透了人生无常的道理,功名利禄对他们而言只是过眼云眼吧了。有些人则太过执着,勾心斗角,只为保住权位,一旦失势之后「发烂渣」(粤语),痛陈领袖们的失诺无信。其实只要扪心自问是否曾为国家社会做了什么,心安理得,无愧于民,又何必如此患得患失,痛若异常呢?一切功过只能留待历史评论。

政坛上一朝失势并非代表世界未日。邓小平的「三起三落」的事迹已经脍炙人口。前首相敦马哈迪曾被东姑阿都拉曼开除巫统党籍,后来在敦拉萨时期得以归巢,从此以后官运扶摇直上,最后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宝座。反对党老大林吉祥和卡巴星在上一届大选落败之后,一时的意气消沉是在所难免的,但他们过后重新出发,默默耕耘,处心积虑地布署重出江湖大计,结果最近大选果然让他们咸鱼翻生,入主国会。上述活生生的例子足以让那些自认失意的政客做为借鉴。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历来都被混政治的人奉为至理名言。两千多年前,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和刘邦为争天下打得筋疲力尽,不得不划定楚河汉界,签定条约罢兵休战。就在项羽领兵东撤之时,谋将张良一句「机不可失」点醒了刘邦,逐立即撕毁条约,引兵越过楚河汉界偷袭项羽,搞得项羽四面楚歌,全军溃散,最后被逼在乌江自刎。如果他们两人都是广东人的话,项羽肯定会在自刎前对着背信无耻的刘邦痛骂「你好野!」,刘邦则趾高气扬地回应:「你吹咩?」。历史就是如此惨酷,刘邦的天下得来虽不光彩,但是以客观着称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这一段历史也是含含糊糊的,以免触痛当权者的心病。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的当权者乃刘邦子孙,历史只能从胜者的角度去写,败者只能在九泉之下自叹时不与我。

楚汉相争的最终胜利者刘邦的名气现今反而不如项羽。一般中国人都有崇拜悲剧英雄的心理。项羽还被广大群众视为英雄。三国时期的关羽及诸葛亮也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为匡复大汉江山的理想虽然失败了,但时至今日,关羽依然是正义的化身,诸葛亮是千古忠臣的表率,老百姓们都为他们建庙颂德。反观胜利者曹操和司马懿只能沦为大戏中的黑脸,永受众人唾骂。以建功立业,成就霸业的角度来看,刘邦、曹操、司马懿自然胜过项羽、关羽和诸葛亮,但以名流青史,流芳百世的角度来看却又是后者胜过前者了。唯一的例外看来只有唐太宗李世民,此人弑兄杀弟,逼父让位,以人伦道义来说实是天理难容,只是他所开创出来的大唐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却又使他名垂千古,成为千古明君的典范,看来功大于过也能避过历史的制裁,历史有时还真会开世人的玩笑。

总而言之,政治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忠奸,只有绝对的胜败,胜者是名门正派,败者便是邪魔歪道。在官场上浮沉的众生,如若不能勘破这一点则枉为政客,一切的得失成败终须看自己的造化。古往今来,曾经轰轰烈烈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才不枉称英雄,反而那些笑到最后的未必是英雄。

从华山剑气之争看党争

(写于2004年4月15日)

笔者酷爱阅读金庸小说,近来重阅《笑傲江湖》时别有一番新领悟,《笑傲江湖》里有一场十分恐怖的萧墙之祸,那就是华山派的剑气二宗之争。小时候初看到此情节时,认为只是一个江湖帮派里内斗的故事,现时看来,华山派的剑气之争就有如一个政党内两派意识形态之争,是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惨烈斗争。

两派同出自华山,同门师兄弟本应情同手足,却因为练功方法不同而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书中情节讲述岳灵珊向掌门父亲岳不群问及30年前剑气之争的往事时说:「我想本门武功,气功固然要紧,剑术可也不能轻视。单是气功厉害,倘若剑术练不到家,也显不出本门功夫的威风」。岳不群哼了一声,道:「谁说剑术不要紧了?要点在于主从不同。到底是气功为主。」岳灵珊:「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岳不群怒道:「单是这句话,便已近魔道。而者都为主,那便是两者都不是主。所谓“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什么是目,务必分得清清楚楚。当年本门正邪不辩,曾闹得天翻地覆。你这句话如在30年前说了出来,只怕过不了半天,便已身首异处了。」岳不群又道:「我在少年之时,本门气剑两宗之争胜败未决。你这句话如果在当时公然说了出来,气宗固然要杀你,剑宗也要杀你。你说气功与剑术两者并重,不分轩轾,气宗自然认为你抬高剑宗的身分,剑宗则说你混淆纲目,一般的大逆不道。」…...(以上对白抄自《笑傲江湖》页362)

在党争激斗之时,身处两大阵营之外的政客如若「保持中立」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岳不群的一席话已经道出他们的处境。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不是朋友,便是敌人。政党内墙头草多的是,那边刮大风便倒那一边,他们只能选择一边,犹如把身家性命,未来前程当做赌注押在一边,否则「两边不得罪」的「中立者」到最后还是「两边不是人」,多数没有好下场。

气宗讲求以气御剑,所谓「真气所至,草木即是利剑」,剑宗却以「招式精妙,灵动变化」为主,讲究「剑路纵横,使招不使力」。究竟谁对谁错?剑气两宗都各有说法,气宗的岳不群说「……不论那一门,那一派,都讲究“以气御剑”之道。剑术是外学,气功是内学,须得内外兼修,武功方克得有小成。倘若只是勤练剑术,遇上内家高手,那便相形见拙了。」剑宗的封不平道:「……岳师兄,你露一手紫霞神功可帅得很啊,可是单凭这手气功,却未必能执掌华山门户。谁不知道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剑派剑派,自然以剑为主。你一味练气,那是走入魔道,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页439)

现时的政党内如果一派赞成收购传媒,另一派则坚决反对破坏媒体独立,前一派认为维护党的利益优先,后一派认为会引起众怒,成为民族罪人,到最后终会势成水火,纷争不断。

双方嘴皮子耍足了,各自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唯有动真功夫才能一较高下。乍看之下,令狐冲以精妙的独孤九剑连接击败一个又一个内力比自己强的高手,似乎是剑宗比气宗优胜了。但后来令狐冲在梅庄和任我行比试时又是另一番情形,在双方都是剑招同样精妙的情况下,自然是力强者胜,所以最后任我行便以深厚内力,连声呼啸,将令狐冲喝晕,这正是以强凌弱,纯靠内力取胜。看到这一情节又似乎是以「气」胜「剑」了。现时的政党党员在大会上闹事,互丢椅子,「气宗」者会硬架硬挡抛来的椅子,「剑宗」者则会极力闪躲化解对方攻击。修为不足者便会在战斗中败阵。

到底是谁优谁劣也无定论,但武学之道学无止境,不管练气练剑,到最后都是殊途归宗,风清扬和令狐冲到后来不只剑术精妙,内力也很强。《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早期也是走「剑法精奥,以快打慢」的路子,后来遇上神雕之后就改去「勤修内功」,以求「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的境界。杨过在重阳宫一战大展神威,大败几名高手,都是一招之内就让对方一败涂地。其所恃并非精奥剑招,而是刚猛无俦的内力。平平无奇一剑,已经是万夫莫敌,差不多可以无敌于天下。

谁是谁非还只是次要,倒是岳不群的所作所为已泄漏了天机。君子剑岳不群的名声很好,素来受人敬重,每天都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但他所作的勾当却连正小人也自叹不如。他暗地里拆散令狐冲和岳灵珊两小无猜的情谊,并主动撮合岳灵珊和林平之,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不惜代价地获取林平之家传的辟邪剑谱。岳不群在整个过程中不惜杀害撞破自己阴谋的弟子,不断地陷害无辜的令狐冲,牺牲了女儿的幸福,不择手段地得到了辟邪剑谱之后,又狠下心来自宫,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天下第一」这个名号。到了嵩山与左冷禅争夺五岳剑派盟主之位,正牌小人左冷禅打不过伪君子岳不群,双目被刺瞎,只好将盟主之位拱手让人。其实说穿了,争夺正宗是假,争权才是真的。「权位」这东西有着无穷的魅力,会让人爱不释手,多少英雄好汉为了「权位」这两个字争个你死我活。

江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忠奸,只有绝对的胜败,胜者是名门正派,败者便是邪魔歪道。现实官场上的情形和金庸笔下虚构的江湖有着太多共同点,让人看了不寒而噤。

帮派内部斗争,同门师兄弟之间杀个你死我活,到头来大家都是输家,反而让外敌有机可趁来捡便宜。岳不群也说过华山派历来人才辈出,若不是剑气之争大伤元气,派中好手死了七七八八,五岳剑派盟主之位绝不会落入嵩山派手里。在人才济济,野心勃勃的嵩山派眼皮底下过日子,人才凋零的华山派只能忍气吞声,遭受欺压和白眼。政坛上的情形也一样,政党内部如能团结一致,枪口一致对外,则众志成城,霸业可图。如果党争一起,恐怕永无宁日,白白消耗元气,足让外敌趁虚而入。现时政党内如出现派系斗争,暗流汹涌的现象,后果可轻可重,轻者牺牲个人功名利禄,锦绣前程;重者血流成河,亡党亡国。望众位政党内有志之士在意气之争时万万三思而后行!

金庸武学对现今教育制度的启示

(写于2004年5月17日)

日前副教育部长韩春锦在传媒面前坦然「请罪」,一番感性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时下莘莘学子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填鸭式教学方式造成许多学生失去童年童真,学生的成就只以A的数量定夺。在功利主义及文凭至上的社会里,这种「怕输」的心态已严重扭曲了儿童纯真的心灵,剥夺了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活泼、好奇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抹煞了具有创意潜能的幼苗,一个个学子沦为目无表情,六亲不认的读书机器,每天面对的只是排山倒海的功课和补习。笔者看到现时小学生的惨况,岂止感同深受,简直是痛心疾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时我国学生所遭受的「苦难」,乃整个社会价值观和家长心态所造成的。大势所趋,非韩部长自责「难辞其咎」,「罪孽深重」,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的。笔者引述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节,以小说中的武功比喻为读书学习,说明「因材施教」的重要性,也借以鞭挞僵化及机械化填鸭式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后果。


《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洪七公传授郭靖和黄蓉武功的情节。洪七公号称「北丐」,为天下四大高手之一,所学武功甚杂,但其中能令他扬名天下的还是「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法」。在传授武功之前,他先分析了郭靖和黄蓉两人的性格、资质、脾气等种种因素。郭靖生性鲁钝笨拙,悟性极差,被他的启蒙恩师江南七怪喻为「笨头笨脑的傻小子」,但胜在体格健壮,刻苦勤劳,所以洪七公认为「降龙十八掌」这套「笨功夫」最适合郭靖的路数。郭靖练功,一向来都是人家练一朝,他就练十天,日以继夜,昼夜不停地反复苦练,直到练得炉火纯青方休。


至于聪明绝顶,活泼好动的黄蓉,洪七公则认为灵巧盈动,变化多端的「打狗棍法」最适合她。经过良师细心调教之下,郭靖和黄蓉日后在江湖上历练时果然大有作为。郭靖学的「降龙十八掌」,虽然招术简单,但胜在内力雄厚,掌力威猛,能够以拙胜巧,击败强敌,到后期时几乎可以无敌于天下。黄蓉尽得「打狗棍法」的真传和精粹,往往能在劣势之中,以快制慢,以弱胜强,当上丐帮帮主之后,率领天下群豪共攘义举,除暴安良,称她为女中豪杰实是当之无愧。


郭靖和黄蓉在江湖上的成就已达颠峰之际,称他们为人中龙凤实不为过。如果他们未遇上「贵人」洪七公,是否有此成就是难下定论了。郭靖和黄蓉日后想将毕生武功绝学传授给他们的宝贝女儿郭芙和另外收养的弟子武氏兄弟,虽然郭靖和黄蓉尽得洪七公教诲,却不通「因材施教」的道理。郭芙自小骄生惯养,不肯捱苦,武功低微自然不必多说,武氏兄弟在郭靖「不能忘本」的迂腐思想下,把启蒙恩师江南七怪和其他多种武功,一股脑儿地全教给武氏兄弟,虽然他们所学武功甚多,却无一样练得精深,到头来样样武功都「半桶水」。反观自小孤苦伶仃的孤儿杨过,凭着自身努力及种种奇遇,最终也能练得一身好本领,只是这种特例实在罕见,非杨过此类至情至性的绝种情痴不能修成正果。


总而言之,每个人的资质性格皆不尽相同,在现今统一的教育制度下接受教育,难免会有吸收程度不一的情况发生。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称的教师就有义务去根据每个学生的长处及弱点,因材施教,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但事实上,现今社会中的「洪七公」式的教师实在太少,许多学子终其一生也未必有幸得遇良师,可以尽显所长,发挥才华。「郭靖」式的教师大有人在,这类教师并非庸懦之辈,大多还是学富五车,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有学之士,但他们只会死板板地跟着教学指南(Syllabus)来教导学生,而且只涉及考试范围内的题目而己,着重培养一批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误人子弟,遗祸甚广。


现今僵化的教育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显示出教育改革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希望有远见的有识之士能涉入杏坛,为改善我国教育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具体的教改方案还须专家级的教育家在作出种种调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参考先进国家的例子之后方能拟定大纲,万万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兹事体大,每一个改革环节都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国运气数。


以上拙见,乃抒发自笔者之赤子热诚,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感,唯恐日后有人对着我们的书呆子学生摇头叹气,就如《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对令狐冲说话的语气一样:「唉!岳不群那小子,当真是狗屁不通。你本是块大好的材料,却被他教得变成了蠢牛木马….」。

双轨入学制改革方向之建议

(写于2004年6月1日)

每一年的本地大学录取名单公布之后,皆会引起各界的关注,尤其是把教育课题当做生死大事的华裔社会,今年也不例外,华裔新生录取比例下降已引起不满,更何况又闹出了全国成绩第一的孔令裔进不了马大医学系的事件,更令华社哗然,不只伤了不少寒窗苦读的学子们的心,也寒了众多望子成龙的天下父母心。

官方所给的理由不外是满分者太多,学额不足,电脑程序出错之类的官腔答案。朝野双方也在积极协助失意学生处理上诉事务,家长们也忙着送子女南下北上地到处向有关当局求助上诉,大家都忙得汗流挟背,所因为何,归根究底还是先天性的不公平的双轨入学制所造成的,既将大学先修班(STPM)及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用CGPA记分方式强硬地将两种本质上就不兼容的考试制度混为一体,一齐纳入本地大学录取程式,华社非议甚多。

解除华社不满情绪不外五大方案,兹列如下:

1.全面STPM化,即废除Matrikulasi,全体学生纳入大学先修班体系。

2.全面Matrikulasi化,即废除STPM,全体学生纳入大学预科班体系。

3.废除STPM及Matrikulasi,另创新一套考试制度,全体学生纳入新制度之下。

4.全面开放Matrikulasi学额,STPM也一样,录取资格以SPM为标准。

5.增加教育拨款,扩充大学学额,不管从任何管道进入大学,人人都有书读,争议自然减少。

以上五大改革方案,前四项因触及土著根本制益而短期内绝无可能实现,最后一项的可行性反而更高,纵观世界各先进国,其公立大专教育皆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有足够的学位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士攻读,至于能不能顺利毕业则看各人的本事和造化了。

欧洲小国芬兰一向注重教育,将近6%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教育领域,国民教育水平之高是举世闻名的,芬兰在短短二十余年从东欧穷国锐变成先进国,绝非偶然,其扬名天下的产品就是Nokia手机及震撼微软(Microsoft)江山的Linux操作系统。芬兰的完善教育系统造就了芬兰今日辉煌的地位。

以我国目前外债高企的情况来看,拨出6%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教育用途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教育乃强国的根本之道,如果有关当局尚不能撇弃过时的偏激思想,改以海纳百川,人尽其才的开明态度,大马成为东南亚教育中心便成了不切实际的奢想;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宏愿更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只有大马国族的团结富强国家,更是幻想。

求学受挫=世界未日?

(写于2004年6月7日)

惊闻一名内向的拉曼大学准女大学生叶佳君因为申请不到政府大学,竟然选择了跳楼自杀这条不归路,除了令社会人士感到震惊外,也让人对时下青年常有的消极想法感到唏嘘。

据报导指出,死者为人内向文静,因为学业压力太重,经常暗地里哭泣。死者为了进入政府大学,在应付高等教育文凭考试中已付出了不少心血,无奈成绩不理想而无法如愿以偿。虽然死者家庭经济状况欠佳,父母仍咬紧牙根将死者送入拉曼大学就读中文系,没想到死者竟然在懊悔、苦闷、思乡、愧对家人等种种消极思绪的冲击和纠缠下,最后一跳了之,玉陨香消。

叶佳君之死揭露了现今教育制度过份着重学术成绩而忽略了青少年内心的修养及辅导,残酷的现实已严重扭曲了莘莘学子求学的本质,绝大部份学子求学的目的不外是考取好成绩,进入著名大学的有“钱”途的科系,毕业后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可以过着优沃的生活,每个学子都把教育当成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求学过程中压力之大非笔墨所能形容,一旦求学之路遭遇挫折,压力舒解无门,悲剧就会发生。

社会日益进步,生活素质提高,相对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人的心灵也越显空虚和脆弱,不擅舒解压力的人稍遇挫折,即会死钻牛角尖,自觉末日已至,只能一死以逃避现实。除了学业压力之外,失恋、破产、亲人逝世、欠债而自寻短见的新闻不绝于耳,叶佳君只不过是这个文凭至上,金钱挂帅的吃人社会的芸芸牺牲者之一罢了。

家庭教育决定一个人的思想人格,只要时下父母开通明理,不施加太重压力给子女,鼓励子女积极参于各类课外活动,接触面越广,心境也会广阔,抗挫能力也会提高。辅导协会、教育界及正信宗教界人士也应开办各类活动,以达到净化人心,建立爱心社会的目标。叶佳君绝不能白死,她的死正是唤醒这个冷酷社会的催化剂,公众也要对现时的社会价值观进行反省和深思,否则越来越多的悲剧将会发生。

蕃薯风波

(写于2004年6月22日)

近日雪华堂卸任会长陈志成发表的“蕃薯论”,经传媒报导后,已成为小市民的热门话题。陈志成在雪华堂理事宣誓就职礼上直言:“当官的若不为人民做事,不如回去卖蕃薯。”而身在现场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较后幽默回应,说:“我今天以官人身份坐在这里,我想他大概是叫我回去卖蕃薯吧!”,此话一出,引来哄堂大笑。黄家定接着说:“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哪句讲哪句的人,我相信他没有什么意思。”。黄家定不愧为资深政治领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三言两语已见其修为功力深厚,就化挑衅于无形之中,让陈志成相形见拙。

别看咱们的官老爷们平时锦衣玉食,出入皆有名车代步及专人伺候,实不知他们日理万机,投诉信堆积如山,日忙夜忙,选区国会两头跑,处理民生事务,有苦谁人知?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还是会有某些有心人士喜欢抓住官老爷的“小把柄”,然后当成宝贝一样,在公共场合“献宝”,自以为骂做官的人怎样怎样,小民听了就会爽,殊不知正犯下了“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的大忌。韩非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陈志成对白小课题的认识还没深入了解就“直抒情怀”,而黄家定当场就坦荡荡将白小事件从头至尾详细剖白一番,否则知而不言,就是不忠于国家人民,于心何安?

华团行事原则一向来都是不唱高调,不喊口号,不亢不卑,行事务求实效,也要沉住气,以大无畏精神,鼓起勇气面对种种批评。新上任的雪华堂会长黄汉良尽得前辈真传,奉行中庸之道,竟也被陈志成责为立场模糊。虽说:“攻我之过者未必皆无过之人,苟求无过之人攻我,则终生不得闻过矣。”黄汉良也没计较,一笑置之,其涵养与黄家定也不枉多让。

以陈志成心直口快,有话直说的豪爽作风,偶尔语出惊人也不出奇。幸好黄家定和黄汉良皆识得大体,不放在心上。陈志成事后也察觉一时失言,赶紧作出誊清说别无他意。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难得,难得!陈志成只是影射记者们喜欢断章取义,误解了他的原意,却就有点那个了。

顺便也奉劝报界朋友们在作出报导之前,务必实事求是,尤其是大人物发言更需小心聆听,再三揣测圣意之后才好下笔,以免无辜被套上“断章取义”的罪名,毕竟像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那样深明大义的人材不多,他应前首相敦马哈迪发表的“槟城回归吉打论”说:“我认识老马多年,我知道他是说笑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旦报导被指是“渲染敏感课题”,单单是“煽动人民情绪”、“影响国民团结”这两个大帽子套在头上,就不好玩了。

历来不论是官方还是华团的活动场合,总有些落魄失意人士不甘寂寞跑出来“搞搞震”,在此建议其他领袖们多多向黄家定和许子根学习,平时要多讲笑少骂人,磨炼一下幽默感,必要时可以秀出来,为严肃场合增添一些乐趣,不然小丑们就有机会出风头了。 

7.3.06

我又出来了!

(写于2004年6月24日)

两千多年前楚汉相争已到尾声之际,数十万汉军将叱咤一时的项羽包围在乌江旁,项羽的手下还劝老大渡过乌江,以图东山再起。

项羽面临英雄未路之境,心灰意冷,遂仰天长啸,拔剑自刎。项羽当机立断渡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说不定还有机会向死敌刘邦发出豪言:“我又出来了!”,这句话如果出自项羽之口,何等豪迈,何等英雄,但这句项羽永远也没讲出口的话,两千年后竟出自于一个马来西亚的掠夺好汉之口,项羽泉下有知,真该感到汗颜。

现今马来西亚的毛贼竟然也如此英雄气概,该名英雄掠夺匪在新山连续两次掠夺一名妇女陈素音,该好汉失手被众人擒拿之时,陈素音盛怒之下,踢了好汉一脚。该名好汉在两天后被警方释放,有仇不报非好汉,前来向陈素音寻仇,在街上用小刀划破陈素音肩膀,血流如注。隔了数天,“报仇心切”的好汉又遭遇陈素音,想把她推入路旁深渠之中,但陈素音命大,只受轻伤。该名好汉在干案时,本着“大丈夫敢做敢认”的精神,将头盔拿下,并说出:“我又出来了!”这句豪言。

马来西亚的掠夺匪个个就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武艺高超,性格鲜明,爱恨情仇皆分得清清楚楚,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不管是妇女小孩,老人壮男,大小通吃,有杀错没放过。警察老爷虽呆在冷气房多时,也深知掠夺匪们的确不好惹,逐宣布掠夺匪为国家首号公敌,采取种种措施,包括安置电眼、增加巡逻及设路障检查摩哆骑士,务求将掠夺匪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掠夺手法日新月异,犯罪创意直让比尔盖茨无地自容。不然为什么高逑率领的官府兵丁每次围剿梁山泊 都被好汉们打得落花流水?

全国警察总长巴克里为了证明他的手下个个都是尽忠职守,绝不白吃人民俸禄,已积极采取实际行动,应付掠夺匪。他展开为期三个月的“蟒蛇行动”,全面向掠夺匪宣战,以保护外国游客的安全,让他们可以尽兴地在我国旅游购物。

警察总长英明神武,明察秋毫,外国游客的命毕竟不能与钟委珍、钱慧芬之流相比,万一有外国游客被掠夺匪扯倒摔坏后脑,不治身亡,外国政府呼吁国民勿前来大马,本国旅游业经济损失惨重,谁该当何罪?一个韩国公民在伊拉克被毛贼斩首了,举国愤慨,韩国民间已在吵嚷政府出兵伊拉克“杀个鸡犬不宁”,“以安死者在天之灵”,所以嘛马来西亚绝不能步上伊拉克的后尘,外国兴兵讨伐可不是好玩的。

我国民间组织也体谅警察老爷们的辛劳,酝酿成立民间巡逻队,减轻警察的千斤重担,为日夜为国为民的警察分忧。新闻部副部长拿督再努丁麦丁本月21日在出席与村民交流的“亲善集会”时指出,公众可以协助警方防范掠夺案,但不可组队戴臂章沿街巡逻,因为此举含有对警方能力产生质疑之嫌。看来官老爷们对大马皇家警察部队还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身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应为我国拥有那么优秀的警察部队感到光荣和骄傲。在大选期间趁警察忙 于选举工作时,在警察眼皮底下逃脱的活埋徐晓芳的明星嫌犯寇天福,看来在警察老爷们积极努力之下,就快落网了。寇天福!你快自首吧!你休想躲个十年八年,然后再以好汉身份说:“我又出来了!”

赌博害死人

(写于2004年6月28日)

最近因掠夺案激增而被弄得焦头烂额的警方,终于立下了大功,在24小时之内迅速侦破了一宗绑架撕票案,警方高效率的表现真令小民们激赏!

据悉,该案的死者刘丽梅家境不错,导致她的一名中学同学起了贪贪,与另两名同党合谋绑架死者,但因死者识破其同学身份,致使嫌凶们狠下心来杀人灭口,弃尸于废矿湖中。

三名嫌犯落网之后,此案已经水落石出。该三名嫌犯除了是曾经一起工作相识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赌!相信这就是他们策划绑架的原动力。


虽说十赌九输,赌到倾家荡产,抛家弃子的新闻,大家都听到麻木了,但还是有人甘愿沉迷其中,欠下一屁股债后,铤而走险,动了杀机,罪孽深重也在所不惜,哀哉!


赌博不只间接害死了刘丽梅,也直接毁了三名本来有大好前程的青年嫌犯。在现有的刑事法令下,一旦罪名成立,三名嫌犯的下场唯有死刑一途。


赌博也使人财迷心窍,无法自拔。笔者一名中学同学自毕业后赴爱尔兰“跳飞机”,在当地唐人街中餐馆“洗大饼”,由于当地生活水准远比大马高,如果省吃俭用的话,每月净存6千元马币也不是问题。他打的如意算盘是捱个几年,存个十几万马币回来大马,创业做生意。不久前他回来大马,得知他竟然身无分文,在爱尔兰还欠了一屁股债,狼狈逃回大马避难,究竟为何?乃因沉迷于赌球也。赌球活动在欧洲各国非常盛行,身在异乡的淘金客,在孤独寂寞和人生地不熟的情形下,如果定力不够,容易沾上不良习惯,尤以赌博为最。数年辛劳,全在赌桌上赔了出去,人生最宝贵的那几年青春岁月是白过了!


最近欧洲国家杯足球赛开锣,刮起一阵赌球风,导致罪案尤其是掠夺案有上升的趋势。这次欧洲杯的黑马球队风头甚健,爆冷门的球赛次数也多,也害得不少赌徒输钱,大大刺激人们心灵深处的犯罪欲望。足球本是健康的运动项目,怎奈竟为了满足人类的好赌欲望而成为赌博的工具之一。笔者在此只能劝奉诸位,赌徒最后多是不得善终的,能则小赌怡情,少赌为妙,不赌更好。

6.3.06

对张明添基金的期许

(写于2004年7月30日)

曾几何时,张明添基金,被认为是没有明天的基金。


20余年来的恩怨纠缠,牵扯了多少人的辛酸血泪,牵动了华社每一根敏感的神经线。

张明添基金事件错综复杂,牵连甚广,所以官司一拖就是十多年,这一段足以让华社多栽培几个世代人才的宝贵岁月,就在这宗无穷无尽的官司中,白白地虚渡了。因此,这个由马化控股和管理的基金,有如无形的诅咒,不祥的阴影,笼罩着马华公会及华社。历届马华领袖无辜牵扯在内,欲辩无言;反对党则大肆利用此基金事件来指责马华,作为廉价的政治宣传;每当党争一起,张明添基金事件也成为党内有心人士的斗争筹码,为凄厉的党争平白增添了不少冤孽。

张明添基金自诞生的那一刻以来,就在充满着谩骂、批评、无奈、仇恨的环境下渡过了风风雨雨。

今天,在马华新一代领袖的努力之下,张明添基金终于重见曙光,重新运作,以透明化方式处理发放免息贷学金事宜,为民族的教育大业贡献一份力量,造福人群,功德无量。

随着张明添基金官司结束,应办手续完成,新任马华总会长以坦率及负责任的态度,将张明添基金的前因后果,不加掩饰,一五一十地以报告形式向华社清楚交待。张明添基金从此不再是马华的死穴,不再是华社的心病,不再是反对党及有心人士玩弄的课题,而是民族教育大业的柱石,清寒子弟黑暗中的指路明灯。

张明添基金未来健全的运作,将有赖于全体华社人士的努力及合作,大家皆对张明添基金有着真诚及殷切的期许。张明添他老人家英灵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张明添基金,明天会更好。

三美要人家听他的

(写于2004年8月19日)

2004年8月18日的某报头版标题太显眼了,大刺刺地用白底红字写着“三美不满广才干预”其耀眼效果远比大耳窿追数时用红漆在墙壁涂写血淋淋的“欠债还钱,天公地道”还好,使笔者忍不住从各大报章中率先抽出阅读,一睹为快。原来内容大意是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三美威鲁声明其他部长(明显冲着交通部长陈广才)不可“干预”甲洞笫二环公路维修工程事宜,一切有关上述工程的疑问,一律须听他的,即该路段将关闭3个月,而不是陈部长所说的6个星期。

三美勤政廉洁,爱民如子的作风早已街知巷闻,有例可循。在三美的积极领导之下,工程部是全马效率最高的部门实在是当之无愧。早在2000年鲁乃补选之际,三美在七天之内在鲁乃修了140多条马路,一条条焕然如新,效率之高,世所罕见。今年大选前,吉隆坡彭亨路收费站提前关闭,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柔佛士乃收费站,只不过分别在于后者须政府赔款三亿令吉作为停止收费条件罢了。除此之外,三美还替南北大道争取明年收费起价,也替车祸连连发生的九洞收费站争取数目不详的搬迁费等等。三美任部长多年,尽忠职守,以上部份例子显示了三美所作所为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们身为小民的,乎复何求?

这次的甲洞中环公路事件,三美再次展示了其高超的办事效率,说关就关,一关就三个月,原因是这个启用不到两年的高架天桥竟出现33个裂痕,三美立刻向内阁申请拨款2000万令吉作为维修费用,以证明他不是人家所说的那样“无懒用”。三美虽然是印裔同胞,却也深谙孔孟之道,其个人修养及治国手腕皆非比寻常,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三美要2000万令吉维修费其实已经够省了,等于是我国每个国民出不到一块钱吧了,大家应该体谅体谅。

附近居民在这段关闭期内会面对交通阻塞的困拢,民怨沸腾,不过大家就忍忍吧!原本3个月就可过回往日顺畅无阻的时光,但就是反贪局的介入导致维修工程停顿,恢复通车也遥遥无期。大家的矛头不该指向三美,他虽然养尊处优惯了,但他毕竟出身清寒,深知小民疾苦,处理政务时一向公正廉明,批示工程计划时,账目也是清清楚楚的,反贪局的介入就是质疑他的清廉,难怪,他老人家条气不顺,除了向属下官员下达封口令之外,也发出豪言说欢迎反贪局随时上门调查,以还他清白。用意虽好,只是此举苦了痴痴等待恢复通车的小市民,大家等到不耐烦时,要骂就该骂那个无端端向反贪局投案调查此事的多事之徒。

三美纵横官场多年,办事能力强,讲到做到,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锅是自己打破的就要自己来补,绝不假手于人•。陈广才部长一番好意想在这次事件为他分忧,三美心领了,他的确也没怪陈部长之意,但某报大事报导三美严正声明指其他部长不可干预此次事件,语气未免过重,有损三美一向宽宏大量不拘小节的形象。

写到这里,忽而想起三美也曾强制禁止使用其他大道收费卡系统,而只能用精明卡解读器(SMART TAG),虽然格拉那再也区国会议员卢诚国曾为民请命,说这精明卡又贵又笨重又不耐用,须要再三衡量才好实行,以利民生。但三美一意孤行之举必然有其道理,连尊贵的马华署理总会长兼交通部长的陈广才想为他排忧解难也不得其门而入,区区精明卡小事岂能动摇他老人家的决定?小民不爽破口大骂,就是质疑三美的能力,但三美的绘测师专业资格可不是伪造的,他的专业工程知识一般人更望尘莫及,否则他也不会信心十足说甲洞中环公路的裂痕问题是自然现象造成的了,我们一般小民不懂也得懂,总之,既是专家所言,必然无误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三美固然是正人君子,他一向做事坦荡,心安理得,不在乎他人批评,不像小人一样患得患失,害怕遭人批评而心理不平衡。他老人家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此次事件大家矛头都指向他,三美难免会老羞成怒。一个人面对压力很伤身,严重时会使一个人崩溃,三美虽还没有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但大家也别再逼他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好部长毕竟难得,我也希望他身体健康,能为人民多多立功劳,否则他气不过而伤了身体,是小民的最大损失。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一个人在大的德操上是不可超越规矩的,至于行为上的小节,有时稍有出入是可以的。虽然三美有时做事不按常理出牌,但他毕竟是顾全大局的领袖,大家就听他的吧!再拭目以待,如何?

马华官职任期的抉择

(写于2005年10月3日)

最近马华中委会在一项脑力激荡营中,提出了有关限制马华各级官位任期的建议,有关消息经各大报章大事报导之后,引起了广大党员及华社的密切关注,舆论界中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及看法。众论纷纷,究竟限制官位任期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可借鉴古人的智慧,也可参考国外政治领袖的作法,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寻求进步发展的硬道理。

中国历代的官吏任期争论

官吏任期的长短,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及政治家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官吏任期长短,互有利弊,持不同观点者各执一词,互相辩论,长期争论不休。

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人才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其中有关官吏的论述十分深刻。他主张用人要专,不可轻易调动、变更,因为官吏对所管辖的事情和区域必然较为熟悉,同时久任制也会促使官员对地方治理制定长期规划,避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司马光指出:“国家之制百官,莫得久于其位。求其功也速,责其过也备。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忧公忘私之人,大抵都怀苟且之计,莫肯为十年之规,况万世之虑乎?”其大意为,在短任的压力之下,官吏大都怀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对地方治理是很难彰显效能的。


司马光(左)和王安石(右):两人同为北宋的政治家,也是互相攻击的政敌,但他们在赞同官吏久任职的观点上颇为一致。

另一位同为宋代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是主张官吏应该久任,他列举了短任制的几条弊端:(1)长官无法熟悉地方情况;(2)下属因其长官任期短,不肯服从指挥和尽力工作;(3)因任期短暂,无法真正甄别官吏贤愚;(4)送往迎来,贪污受贿,贻害地方。

在总结历代王朝吏治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明朝确立了官吏久任制。明成祖明确告谕吏部:守令,郡邑之长,昔人每戒数易。须久于其职,方能责成治效。”朝廷还规定,官吏长期担任一种官职,如清正廉洁,确有政绩,“可加俸、加衔,不可轻易更动”,即只增加俸禄待遇和级别,而不轻易调动具体工作。

对历史上的官吏久任与否的争论,客观地说,也确有其各自的理由和利弊得失。古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家天下和中央集权的利益出发,力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各级官吏的驾驭,防止营私舞弊、败坏吏治和尾大不掉,而短任制恰恰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这一要求。但是,短任制的弊端又是非常突出的,历代名家也多有论述,主要包括:送往迎来,耗费巨大;长官为邀一时名利,杀鸡取卵,缺乏长期规划;难以全面透彻地掌握辖内问题,以便对症下药;吏属和百姓因知其不能久任,多对上欺罔,不尽力,不服从教化。

官吏久任制能有效地解决短任制的种种弊端,但久任制所带来的弊端,却又是短任制提倡者的论述根据,即容易滋生乱政,如明朝“万安为相十九年,刘吉为相十八年,已丛物议。至严嵩为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传」,为千古唾骂。”这些奸臣久居大位,培植党羽,窃禄愈久,结毒愈深,最终使国家元气大伤,长期积弱。

当代领袖任期争论

封建时代的君主有任免官员的绝对权力,他们在遴选官员时往往以维护其封建统治作为考量的出发点,官员的任期长短并无明文规定,全凭统治者的个人主观喜好。古代中国尚有官吏久任制及短任制之争论,但对于久任或短任的时间概念,也有个别的诠释和阐述,有的则认为十多二十年的任期不算长,有的认为做三五年的官已经够久了,总之,在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社会,官吏任期从未真正地被制度化和系统化。

直到现代,人民的法治意识抬头,要做官必须先问过广大人民,如共和制的国家元首及官员都是民选出来的;君主立宪制的君主也得根据大选结果来委任政党领袖为内阁官员,因此封建时代的“官吏任期”的字眼已不适用,代之以“领袖任期”更为恰当。

现代的领袖任期,分为终身任职制及限期任职制。终身任职制又称为无限期任职制,就是指一个人一旦当上了一个组织的领袖,就一辈子当下去,不再解职。先谈谈国外的元首例子,元首终身任职制有三种情况:(1)世袭的君主制国家元首,如英国国王、日本天王、泰国国王、马来西亚的各州苏丹等;(2)共和制国家宪法规定的终身制元首,如非洲的赞比亚、埃及等,这些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一旦选出总统,终身连任;(3)共和制国家宪法不予禁止的终身制元首,即宪法并无明文规定元首可以终身任职,也无明确地加以限制任期,因此这些国家元首可以无限期连任,在事实上成为终身元首,如芬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吉科宁自1956年当选芬兰总统后,每届大选都连任,直到1982年因病辞职为止,共当了25年总统。

美国走过的道路

美国立国之初,也有几个议员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主张美国总统应该采用终身任职制,但他们的主张不被主流社会认同而被排斥了。他们认为元首要有力量,首先他的职位必须坚定持久,唯有元首的地位稳固,才能保障他安然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力。这些政治学者为元首终身制的辩护不外是:(1)元首终身任职,可以积累长期的政治经验,以此匡救内阁的过失;(2)可以避免几年一度大选的纷扰,保持长期的政治安定;(3)一位元首可望看到自己亲手制定的政策和计划的成果,故终身总统便可发挥积极性的负责精神,反之若因任期限制,早先制定的政策和计划落入他人之手,那么他宁可得过且过不去积极策划了。

汉密尔顿等人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与古代中国主张官吏久任制的学者观点有共通之处,但终身元首制毕竟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何况一个人不能一辈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神与旺盛的意志。由于自然规律的支配,当人达到一定的高龄时,必然出现体力下降、耳昏目隘、记忆衰退、判断失准等情况。在这种状态之下,小人进谗,主观片面,在所难免,即使身居高位,虽有为民服务之心,但事实上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再加上本人的作风不开明,专横暴戾,将造成重大灾难,早期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后期自满自足、消极懒惰的领袖例子比比皆是,如汉武帝、唐明皇、乾隆帝等人。所以,总的来说,领袖终身任职制不可取。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原先对于连选连任并未作出任何限制,只是因为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只连任一届就退位让贤,才开始了总统连任只以一届为限的不成文规定。这个先例成为历届美国总统恪守的惯例,直到194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才打破这一惯例。于是1947年美国国会修宪,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可担任总统超过两届。

华盛顿(左)和罗斯福(右):美国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稳健的民主基石。限制总统任期的举措,突显了美国人追求民主的智慧。


罗斯福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评价甚高,他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和打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声望如日中天,使美国人心甘情愿打破惯例让他连选连任4届,但美国人最后还是将总统连任期限的不成文惯例转为明文规定,显示出了美国人的高度民主智慧,杜绝日后有人滥用权力腐蚀民主基础。

美国人追求民主的智慧

有些美国学者则认为,任期过短对于富有远见卓识的领袖来说,是一种对人才的浪费。当一位领袖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正在充分发挥能力的时候,却因任期已满,必须解职,此举非常不合理。他们也认为总统任期太短,全国频繁地举行大选,劳民伤财,许多重要工作因选举而停顿,所以是不可取的。

美国总统每任4年,一个公民当上总统后,对于纷繁复杂的事务非有一段熟悉过程不可,所以一般来说,上任第一年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到了第二年,他才摸熟了些门路,学到了应付困难的方法。第三年,他又要分散很大的注意力去考虑下一届总统竞选的准备工作。第四年是激烈的选举年,总统忙于竞选,到处奔跑拉票,以求再度当选。一切工作的目标便是以争取连任为出发点,其他原则一切免谈。如果这位总统已经是第二次任职,那么他最后一年是烦着卸职交班的问题,谋求自己下台后的出路,因而不可能安于职守。

美国总统杰佛逊在解职前6个星期说过:“快要到解职之日了,我一点也不感到兴奋,不想积极从事庶务,不想表示意见,就让继任的人去开始进行他负责的计划吧!”连这位颇有作为的美国总统也讲出这样的肺腑之言,看来美国人民对即将卸任的总统也不会有太大苛求。

另一些美国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主张总统任期不宜太长,任期越短,越能保证他不滥权。他们的基本观点是:(1)一个人长久地享有权位与荣誉,容易滋长个人野心,为国为民的初衷逐渐冷淡,而更多地热衷于追逐个人私利;(2)在位太久,他便有了充分的时间培植亲信,安插忠于他个人的下属,扩张他个人势力;(3)任期过长,处理事务的方式日渐陈规旧套,创新精神日益衰退,官僚主义便发展起来。这些美国学者的论点,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久任制的缺点是不谋而合的。

限期任职制乃大势所趋

所谓限期任职制就是领袖的任职有一定的期限,不可终身任职。这种期限必须是宪法及法律明文规定,领袖任期一满,必须进行改选。

各国宪法关于元首任期的规定,长短不一,有的国家元首任期为4年,如新加坡、美国等;有的是5年,如印度、印尼、德国等;有的是6年,如菲律宾、墨西哥、芬兰等;国家元首任期为7年的有土耳其、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对元首任期规定的最短的是小国圣马利诺,任期只有半年,自1244年立国以来,每年的4月1日和10月1日都要举行新国家元首就职大典。

在采用限期任职制的国家之中,有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可以连任;有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连选可以连任,但也没禁止,所以宪法对于事实上的连任是予以默认的。以墨西哥为例,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但没有连选连任的限制,后来出现狄亚士连任6届总统的情况,所以在1917年修改宪法时,才明确规定总统不可连任。

中国大陆过去也发生这种情况,但自1982年修改宪法后,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任期五年,连选连任一次,此后的领导班子交替都较以往平和,不像以往动不动就血流成河。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及副总统的任期自第九任开始便限制为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避免了再度发生类似蒋介石父子主政数十年的情况。

菲律宾的马可斯连选连任总统十多年,贪污腐败糜烂不正,1986被人民力量赶下台后,菲律宾人痛定思痛,才制定总统任期一届6年,不得连任。但埃斯特拉达上台两年就被揭发贪污巨款,又被人民力量拉下台,这种从一个极端演变到另一个极端的过程值得玩味。因此,在限制任期的同时,如何避免当政者不会因任期限制而有“工作得过且过,乘机大捞特捞”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马华要走怎样的路?

还有许许多多关于领袖任期的例子,碍于篇幅,不便赘述,但上述古今中外的鲜明实例,足可作为当今马华公会在革新党务时的参考和借鉴,但马来西亚的国情毕竟与外国不同,身为政党的马华更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元首制度一一比较,所以别人的作法绝对不能被生搬硬造地搬来套用,必须在汲取他人成功之处的同时,也须慎防不犯上他人的失败之处,然后再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出路。

总的来说,限制任期乃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都已修宪限制领袖任期。从上述实例也可看出,不管任期长短,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滥权舞弊才是关键所在。

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就提出:“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他主张的久任制虽不适合当今环境,但“考绩”的说法仍然可取。具体的考绩作法如设立类似考核公务员绩效表现的KPI制度,定期审查马华议员的表现(马华有官职者通常也是国会议员),考核范围从国会议政、部门行政、民生服务、文告宣传、组织活动等不同领域着手,以量化(Measurable/ Quantifiable)的形式记录得分,尽量务使考绩可以客观及公正,表现不良者,不得为官。

另外,媒体也扮演了重要的监督角色,马华议员们及有官职者不得不战战兢兢地为民服务,若行为不端,丑闻被揭发,就是政治生命终结之时;赖死不走者,启动党内部弹劾机制逼其下台也是可行之道。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罢免法已明文纳入宪法,即由国民大会提出罢免案,经四份之一的代表提议,三份之一的代表同意,就可罢免总统。还有许多国家的弹劾机制可供参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因性丑闻而差点被弹劾下台。

厘清定义,避免争议

根据我国的政治情况,首相拥有委任内阁官位的权力,国阵成员党领袖被委官位通常是建立在党职的基础上,首相是根据各国阵成员党的推荐才行使委任内阁官位的权力。我国政党的党选和全国大选的日期并不一致,马华公会也不例外,每3年一次党选,每5年一次全国大选,党职、官位的任期互相重叠,难以厘清,如果官位限制任期以年份计算就非常简单,若以大选届数来计算恐怕争议多多。台湾的民进党掌权之后也面对领袖的党职和官职任期冲突的问题,他们修改党章后,明文规定党主席的产生方式采双轨制,执政时期由“总统”兼任;非执政时期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2年,连选可连任一次。如此具有弹性的作法可谓创意十足,民进党将此作法美其名为“党政同步”,但“总统”陈水扁兼任党主席后,还是有人非议这种作法和国民党掌权时的“党政不分”一样换汤不换药。

除此之外,马华公会必须厘清所谓“限制官位任期”的定义,否则会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严格上来说,马华公会无权限制党员任官职的期限,因为这是首相的权力,因此马华在限制党员任官职的程序上必须强调“推荐”的字眼,即党推荐人选予首相定夺,而通常首相会俯顺“党意”而作出委任。官位任期已到党章规定期限的人,就不再获得党的推荐,必须主动向首相及总会长呈辞。所有这些条例,必须事无巨细地白纸黑字纳入党章内,不成文的规定绝对无法抑制野心家的私欲。另外还有许多可能会发生的突发情况譬如有人恋栈权位,赖死不走,而首相则以本身的理由强行留任该人等等。要如何避免这些例外事故发生,党内法律专家可要大伤脑筋了。

若从人性角度考量,可以预见的是,党内既得利益者会对限制官位任期反感,甚至进行反弹和抗议;而无官职者则会大表欢迎,因为他们将有较多机会上位;其他国阵成员党的领袖也可能会私下认为“马华搞坏行情”,因为这种作法会让他们感觉到压力,基层会拿马华来跟他们的党领袖作比较。但关键在于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人,也就是党的最高领袖,必须要有无比坚毅的决心,排除万难的勇气,不理会闲言闲语,承受各方面的压力,才能带领党团走向一条康庄大道。

寻求务实可行之道,落实党务改革大计


马华中委在脑力激荡营里集思广益,共商大计


世界上没有一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古训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性固有许多弱点,而制度又是人所制定出来的,自然无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和缺陷,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利益面前,任何人都可以自我诠释和歪曲原本的制度理念,以满足一己私欲,历史长河里的许多例子已经印证了“权利会使人腐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先参考国外的先进例子,再制定一套适合本身的制度,辅以恰当的监督机制,并承认制度上的非完整性,时时刻刻进行检讨和改进,才是比较务实可行之道。

因此,限制马华官位如部长的任期,必须要有一套严谨清楚的机制,并明文规定纳入党章,杜绝恋栈权位者的非分之想,才能真正将民主精神深植于马华党内,促进党领导层的新陈代谢,让更多新血源源不绝地输入党内,增强党的体制,以便放眼未来的全球化挑战。从国外的例子可以看出,一般的领袖任期为8至10年,选举届数最多为两届,马华要修改党章限制官位任期,大致上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从政者要一展抱负,8至10年已经绰绰有余,若有领袖以任务未完成为由而逾期留任,除了说他恋栈权位外,没有别的说法。已经上位的领袖,未必能顺风顺水任职到届满,期间还得经过党选和大选的考验,在瞬息万变的资讯时代里,若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在政坛上混日子,肯定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所唾弃,唯有肯做肯干,表现突出的领袖,才能继续得到拥护和支持。领袖若肯以身作则,任期一满就退位让贤,就是为党树立良好文化的表率。他们下台后可以到商场、教育、学术等领域再攀高峰,不应再留恋高位时的风光,患得患失,何苦?人生苦短,何必执著?

如果限制官位任期的建议最终获得中委会通过并加以落实,这将会是马华公会继早前修改党章,限制总会长、马青总团长及全国妇女组主席最多9年的任期之后的前瞻性举措,也将是我国政坛上首开先河的果断决策,为健康的政治文化开创了有利局面,使得党务迈入新的里程碑。一心一意,为党为民的人,都应该知道作出怎样的抉择。代表着107万党员和600万华人的马华中委们,考验你们政治智慧的时刻到了,马华和华社的前途,就看你们了!

资料来源:
「历代名家用人方略」安作璋主编「国家元首」许崇德著
人民网之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zg.people.com.cn/GB/)
国民党网站(www.kmt.org.tw)
民进党网站(www.dpp.org.tw)
维基百科全书中文网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

人力资本,强国之路

(写于2004年12月29日)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杜拜接受访问时表示,政府目前将全力贯注人力资源的发展,只要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天灾人祸,或重演1997年金融风暴,我国将毫无疑问地可以达致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目标。

伯拉贵为一国首相,金口一开,一言九鼎,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但如何具体实现这个“发展人力资本”的论点,伯拉却没著墨太多,因为较后的访问内容是以探讨回教徒处境与反恐课题为主。

如何发展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拿芬兰做为例子,小国寡民的芬兰连年在最具竞争能力国家的世界排名之中名列前茅;全球最廉洁及媒体自由度最高的美誉也少不了芬兰的份。这个在70、80年代还是一个东欧穷国的国家,为何在短短二、三十年之间蜕变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先进国度?

答案就是:芬兰拥有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芬兰的教育拨款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自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学费到课本,一律免费。芬兰人极为注重教育的品质,而非教育的媒介。只有6%人口的瑞典裔可以自由选择用其母语教学的学校,而占了94%讲芬兰语的族群,必须学习只有6%人口应用的瑞典语。种族关系融洽,国民之间对各自文化、语言及风俗的深入了解及尊重,是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石,为国家发展道路扫除了不少障碍。

我国在向东学习之余,也应该向芬兰取经。虽然芬兰的政经文教环境,与处在东方的马来西亚大不相同,但他们的成功之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成功没有捷径,但有迹可寻,我们可以把比我国更先进、更富裕、更自由的国家作为学习对象。发展人力资本,壮大国家实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事,不是喊几句“Malaysia Boleh!”,我国就可以一步登天,成为先进国。

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曾在他87岁生日会上说:“政府与其让马来人垄断工商业,不如让有经验的华人发展这个领域,从而获取税收。”国父的公平思想与开明宽大的胸襟,目前在我国过度强调“种族主义至上”的现实环境中,与国父有同样胸怀和气度的政治家,简直是凤毛麟角。

伯拉的一番“重点发展人力资本”的言论,让我们这些小民看到了国家富强的希望。虽然他并没具体地说出实行的方案和计划,但是事在人为,只有刻苦耐劳,长期耕耘,脚踏实地,逐步改革官僚体制,撇除种族主义弊病,实施唯才是用的绩效制,强调多元文化包容性,加强国民教育及人文素质,才是富国强民的不二法门。

我相信绝大部分国民宁可不要世界第一高楼、世界最大的机场、游泳横跨英伦海峡、攀登喜马拉雅等之类的虚荣,而是要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国民收入提升、大学学术水准排名进步之类的“实质”东西,这些实质的数据才真正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唯有这样才会赢得国际的尊重。

伯拉务实低调的作风是他备受国民爱戴的原因,相信伯拉,他绝不是讲爽的,给他多一些时间去周详策划,去落实这项大计划,给那些口惠而实不至,只会在巫统党选期间发表极端言论,或只会在国庆日倒数活动于收费站狂喊爱国口号的不入流政棍,来一记当头棒喝!

对只讲不做的人绝一点

(写于2004年12月30日)

最近哄动马来社会的吉打足球员哈斯玛威悔婚事件,使到其未婚妻诺丽达遭受奇耻大辱。这位在球场上冲锋陷阵,为吉打州球队立下汗马功劳的哈斯玛威,竟然在婚礼前19个小时用手机短讯(SMS)通知诺丽达取消婚礼。单纯深情的诺丽达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结果婚礼举行时只有新娘子斯人独憔悴,新郎不知所踪,亲朋好友来到只看梨花带雨,泣不成声的新娘子。

爱的反面就是恨,爱得越真挚,便恨得越真切。婚前男方对女方说过的甜言蜜语,作出的种种承诺,全都是空头支票,难怪诺丽达和其家人恼羞成怒,正式起诉哈斯玛威,就其逃婚行为导致她蒙受精神、财物上的损失而要求赔偿。根据诉状,诺丽达要求赔偿2万5470令吉特别损失。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最好观察他怎样恋爱。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最容易表现出他的品质和性格。哈斯玛威的逃婚行为被媒体大事报导之后,震惊了马来社会,连吉打州足球总会也放出风声有意逐他出门,因为其“私事”处理不当已沾污了球队的名声。西方许多大牌球星的私生活不检点也时有所闻,但“公私分明”的西方球迷不以为然,这些球星一样在球场上呼风唤雨。但,我们保守的东方社会却容不下这一类的人,在强调纪律和团队精神的球队里,每个球员都须为自身的行为和操守负责,以免影响整个团队的形象和其他球员的心情,吉打足总的严历作法是无可厚非的。

诺丽达的反击铿锵有力,她的一副楚楚可怜的形象,让所有女人将负心汉恨得咬牙切齿,让所有男人都引以为耻,社会人士的同情就是诺丽达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不是哈斯玛威以“中邪、中降头,神智不清”为由所能抵挡。

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在其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有一句让笔者印象深刻的对白:“对女人而言,一年有5大节庆,即西洋情人节、中国情人节,她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圣诞节。. . . 一年365天,你在其它360对她很好,反而不及在这5天让她觉得浪漫,通常女孩们会因为你在这5天里表现良好,而忘了你在其它360天对她并不够在乎的事实. . . .。

女人都是善忘的,情场高手都会善于利用这宝贵的5天去换来其余360天的“悠闲”。这套策略不只在情场上,也可用于政坛,政治人物对待选民就如对付女人一样,不管平时选民如何发牢骚、愤怒、投诉这样那样的,只要在大选前的关键时刻加紧催促市政局到其选区铺漂亮的泊油路,并能清除住宅区附近的垃圾堆,通掉阻塞已久的臭沟渠,让传媒来大作宣传文章,善忘的选民大都会在投票日当天“投桃报李”,票票平安。

诺丽达被骗一次,马上觉悟,心如死灰,不再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还斩钉截铁地说:“他再回头我也不要!”。可怜我们这些市井小民,被口花花的政客骗了一次又一次,就好象纯情少女被姑爷仔骗得脑袋发昏自愿投身火坑一样,手上神圣的一票不知被他们骗去了多少。女人一翻脸是很绝的,希望我们的选民眼睛雪亮一些,对于那些只讲不做的议员们也可以做到很绝。

谨慎处理灾后难民潮

(写于2005年1月3日)

亚齐,一个非常靠近我国,但又让我们感到陌生的地方。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大地震和大海啸,使到印度洋周围各国蒙受程度不一的人命及财物损失,亚齐的死亡及失踪人数居各地之冠。从报章的照片看来,这个地方已变成尸横遍野的人间炼狱,惨不忍睹的情况非笔墨所能形容。亚齐,这个名字顿时让大家熟悉起来。

从历史书上得知,亚齐人是勇敢善战的民族,自16世纪兴起以来,连接让西方的殖民者吃尽苦头,荷兰人更是花了近百余年的时间才彻底并吞亚齐。印尼独立之后,以爪哇人为主的耶加达中央政府忽略了亚齐的建设工作,导致石油及天然资源富绕的亚齐一贫如洗,分离主义活动热炽,耶加达不断派军镇压亚齐,但军方的屠杀、驱逐、清洗等惨绝人寰的政策仍然降服不了强悍的亚齐人。

在大自然面前,再多么坚强,多么勇敢的人也得屈服。连西方殖民者及中央政府的枪炮也不怕的亚齐人,面对着滔天巨浪,最后还是倒下去了。一场世界性的大自然浩劫,显示出了人类是多么地脆弱渺小;残酷的现实,让一直以来叫嚷着人定胜天,妄自菲薄想征服大自然的人类,感到多么地无助无能。

天灾之后所爆发的饥荒、瘟疫、传染病将大量地把灾难悻存者再一次推向死亡边缘。这一场天灾不只改变了地壳,也改变了政治版图,海啸所袭击的大部份地区如亚齐、泰南的回教徒地区、斯里兰卡的淡米尔之虎控制的地区,都是分离主义活跃之地。
我国马来西亚得天独厚,虽不能完全避开这个绝世天劫,但所蒙受的人命物力损失,和印尼、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马来半岛虽然十分接近震央,但苏门答腊这个世界第6大岛如同天然的屏障,为马来半岛挡开了来势汹汹的大海啸,数千公里外的东非尚且不能避免海啸侵袭,我国仅北马槟城数地蒙受轻微损失,已属庆幸。

为我国挡掉一劫的苏门答腊岛,尤其是该岛北部的亚齐沿海地区几乎是被夷为平地。可以预见的是,此次天灾将使受灾地区的经济倒退数十年,加剧分离主义活动,一波波的难民潮将如同海啸般以辐射形式向周边地区扩散。

我国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体恤印尼受灾严重,延迟外劳返国期限,此项措施值得赞扬,但政府更应关注的是即将爆发的难民潮。从地理位置看来,我国是相对地受灾轻微,而且也是最近的理想逃难地点。我国在大力筹款,援助灾黎的同时,也要加强海军在我国海域的巡逻,拦截邻国难民大举涌入,以免制造更多社会问题。此举不能被非议为冷血自私及妄顾人道精神,应吸取以前越南难民带来的种种头痛问题的教训,为我国的社会安宁着想,一方面援助邻国重建工作,一方面紧守门户,方是上策。

先要自强才有自尊

现代日本年轻人身穿皇军军服,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

最近日本争取出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激起了中、韩、港、台、新、马等地的反日浪潮。在众多的反日言论之中,德国常被提及,并被拿来与日本做个比较。

德国与日本同为二战侵略国,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同样的罪孽深重,但是两国在战后处理罪责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态度上更有天壤之别:

德国政府向犹太人及被侵略的国家作出正式及公开的道歉;日本则对当年的受害国连表示遗憾也没有。德国向犹太受害者的家属及幸存者作出实际的物质赔偿;日本从来不提及赔偿的问题,只有象征性地援助及提供低利息贷款予当年的受害国;德国大事搜捕逃匿的纳粹战犯,并将他们提控上军事法庭;日本把被处死的战犯当成民族英雄般供奉在靖国神社;德国在其历史教科书中不断强调纳粹的罪行,鼓励人民进行深刻反省以免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右翼份子篡改历史教科书,掩盖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极力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波兰死难者记念碑前双膝下跪,是代表一个政府,一个民族的集体反思行动;日本政要也有下跪,但那是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德国知错能改的作法得到世人的宽恕、谅解、友谊和尊敬,并从背负沉重的原罪中得到解脱;日本国内偶尔会有一些尚有良知的人站出来说真话,但右翼份子就会疯狂叫嚣日本不可患上“民族自虐症”,应该把过去血淋淋的事实否认得越干净越好。

德国人拥有认错和忏悔的美德,他们对过去的战争罪行有很深的罪恶感是无可置疑的。但笔者个人认为,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真正促使德国政府正视历史、认真反省并付诸于实际行动的重要外在因素是:犹太人的强大影响力。

犹太人的聪明才智是举世公认的,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都是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犹太伟人。犹太人虽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0.03%,但他们却囊括了历年诺贝尔奖的15.8%,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也证明了犹太人的素质的确高超。犹太人善于经商,这也是他们常遭别族妒忌和怨恨的主要原因,导致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针对犹太人的屠杀、驱逐和迫害。二战结束后,面临着亡国灭种危机的犹太人奋力自强,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左右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促使美国三番四次出手援助以色列。德国在冷战时期身为北约成员国之一,连老大哥美国也得看犹太财团的脸色,德国也不能不买犹太人的账。因此德国肯主动就二战罪行道歉的行为,背后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动机。

日本是一个耻辱感极强的民族,对于过去的罪行,他们不像德国人那样有强烈的罪恶感,许多日本人至今坚持他们在二战期间并没做错。日本人相信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一套,坚信强权就是真理。他们敬畏强者、鄙视弱者;他们只屈服于真正打败他们的美国,却始终对孱弱的中国不屑一顾;他们可以就偷袭珍珠港事件一再向美国道歉,却连假惶惶的一句“对不起”也不曾向中国说过。日本人的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们崇尚武士道精神的一贯思维,是典型的“欺善怕恶”的心态。

虽然近年中国国力日益壮大,但日本始终不在二战罪行的课题上让步,而且还变本加厉,这说明日本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还没强大到足以让日本敬畏的地步。中国人与其向日本大使馆丢鸡蛋发泄怒气,倒不如学学犹太人那样争气,把精力都投注在学习及事业上,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中国的当务之急仍需致力提升平均国民素质,加速经济改革开放,加强国防军备,促进国民生产力,扩大国际影响力,解决国内贪污、失业、文盲、种族骚动等不稳定因素。惟有等到中国的国力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才有要求日本道歉的本钱。凭实力讨回一个公道,才能寻回失落已久的尊严。

化口头赞美为实质权益

(写于2005年5月7日)

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日前赞扬华族为提升族群教育的努力,并且要求马来人关注孩子的教育,以便能为国家培育更多的英才。他也强调,马来人并不懒惰及愚蠢,他们也是可以成功的,最重要的是必须关注孩子的发展。他也呼吁马来族群在能力范围内购买电脑,让孩子掌握电脑知识,提升他们的科技掌握能力。

他说:“由于华族重视子女的教育,因此出钱出力支持教育的发展。华族要创设大学(拉曼大学),获得华社筹集5亿令吉的支持;与此同时,耗资6千500万令吉的「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计划」,也是华族提升子女教育水准的努力重点。”(注:据马华网站资料显示,实际数字是拉曼大学筹获2亿令吉,「浮罗交怡」计划筹获2千500万令吉,副首相的数据来源可能有误)

副首相公开赞扬华族热爱教育,此举固然可喜可贺,因为这显示了我国领袖开明中庸的作风,但华裔也不该沾沾自喜,而满足于现状,应适时地贯彻终身学习的理念,保持本身族群的高度竞争能力,才能在全球化时代到来时屹立不倒,并能获得友族同胞的尊重和敬爱。

另外,华社不能在巫统领袖公开赞扬华裔重视教育等的优点时,而提出更多的“要求”。须知巫统领袖的发言一般都具有政治目的,巫统党内投机政客也在伺机而动,一旦课题被泛政治化时,无论华社所提出的要求是多么合理及符合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力,往往都会被非理性化的言论渲染成“非份要求”,局面会越来越僵,对争取华社权益更为不利,1999年的“诉求”事件及最近发生的“第9大马计划建议增建华小风波”即是鲜明实例。

为免某些课题遭有心人士利用来捞取政治资本,政经文教各界的华裔领袖在发言时也须谨慎,在我国“族群政治”现实的敏感环境下,以往抱着“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公民权益,想要为何不可以大声讲出来?”想法的人士或许要调整思路和策略,闭门协商并不意味着向他人屈服或认输,一逞口舌之快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华社唯有务实低调行事才能将巫统领袖的口头赞美化为实质的拨款及增建华小等权益。

民众举报垃圾虫的可行性

(写于2005年5月1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神出鬼没,不时偷袭及击沉英国的运输舰队,严重影响盟军的补给线。英国的军事首脑为此而头痛不己,海军参谋部人员日夜苦思如何对付德国潜水艇,其中一人提出:“不如把整个大西洋冰冻,德国潜水艇就困在冰里动弹不得了。”参谋长闻后大喜:“这是个好主意,但该如何把整个大西洋冰冻?”,那个提意见的家伙说:“我们只负责策划,执行方面就交给下面的人去做。”

上述的故事只是一则笑话,但我国一些高层在制定政策时,不时出现 “眼高手低”的作法,往往发生的情况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高层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良好但不切实际,执行时就会出现偏差、曲解甚至是不予理会,使到该政策如同虚设。

最近雪州政府拟定有关捉拉圾虫的新条例,以鼓励公众举报“垃圾虫”,举报一次可获得50令吉奖励。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法达说,公众只需在目睹任何人乱丢垃圾,拍下照片为证,并记录事发日期、时间与地点,将所有资料呈交地方政府即可。

摄影爱好者必定知道,拍下一个人的瞬间动作并不容易。拍摄者必须先装备性能较好的相机,因为顺手丢垃圾的动作只有1至2秒的时间,一般的傻瓜数码相机难以捕捉到垃圾虫“出手”的珍贵镜头。拍摄者平时就得埋伏在大街小巷,紧盯那些手拿大包小包垃圾袋,深具成为垃圾虫“潜质”的人,当看到他们把垃圾丢到沟渠或街边,便赶紧按快门拍照,拍了之后要拨腿逃跑,否则会被垃圾虫追着来打。官老爷们也许呆在冷气房太久,一时也没注意到这些技术上的小细节,笔者斗胆建议DV摄录机也可作为“呈堂证供”,摄录机连续录影的功能可解决拍摄“瞬间动作”的技术问题。

理论上来说,平均一天捉到5个垃圾虫,一个月收入就达RM7500,比国会议员的薪水还高。随着这条新法令的实施,相信会衍生出一个新行业,那就是“捉垃圾虫专家”,不只能减少失业率,也能为社会除害,还国民一个干净的生活空间,真是一举两得。

理论归理论,法令通过之后,谁该去执行呢?警察部队说人手不足,他们去追捕杀人放火的罪犯已经够头痛了,面对我国千千万万的大小垃圾虫,警察老爷恐怕更加力不从心。这项使命若交到各地方政府的执法人员,上述法令也须详细列明执法人员的权限,避免出现执法人员滥用条例,贪污受贿或诬赖他人乱丢垃圾等乱象。不强化执法程序,再好的政策也将沦为空谈。

韩国人在足球队闯入世界杯四强时,数十万人聚集于首都广场大事庆祝,据闻事后广场竟没留下多少垃圾;我国人民却在默迪卡广场高呼爱国口号之后留下堆积如山的垃圾。邻国新加坡人在街上吃零食,即使附近没垃圾桶,他们也会把零食袋紧紧握在手上,等到有垃圾桶时才小心翼翼地丢垃圾;我国人民早已把乱丢垃圾当成家常便饭,在南北大道高速行驶时,会有人从车中丢出塑胶袋、橙皮、香蕉皮,离谱一点甚至还会丢出榴连壳,真是巍为奇观,令人目瞪口呆。

以上的事例说明了我国人民的平均素质和公民意识糟糕之极。政府须从根本上着手,通过各种资讯管道教育民众不能乱丢垃圾,毕竟严刑峻法只能收一时之效,教化人心才能长治久安。

我们也要加薪

(写于2005年5月11日)

最近国会议员酝酿要加薪10%,而且是从去年1月1日开始追算,换言之,如果这项议案通过,每个国会议员将一次过连加十几个月的10%月薪,相等于无端端加了约2个月花红,这是任谁听到也会流口水的好提议。但是那些没有官职的后座议员却不领情,还想讨价还价,其俱乐部主席沙礼尔还表明他们会暂缓通过议案,他们并非不满加薪,而只是希望政府更“全面探讨”国会议员福利。

受薪阶级的小市民,即使老板加薪,但还是会有人吵的,哪个人会嫌钱多?后座议员们闹情绪,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他们似乎忘了问问“老板”的意见。问首相吗?他老人家不是口口声声说人民才是老板,而他只是人民公仆吗?如果要谘询二千四百万个“老板”的意见,恐怕要效仿台湾搞个劳民伤财的“公投”才可办到。既然如此,身为管家的首相只好代“老板”决定让国会里的219名“伙计”加薪,因为太多“伙计”满腹委屈地诉苦,说他们的薪水扣除掉服务中心、请助理、水电费、车马费、应酬费等基本开销后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还入不敷出,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兼职赚外快如搞生意,开律师楼、工程师谘询楼等。他们不愧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讲出来的肺腑之言,句句都表达了一般小市民的心声-“老板,钱不够用,加薪吧!”。

大家想象一下,在一间公司里,员工都努力工作,公司有钱赚,老板一爽就会加薪;如果员工每天迟到早退,甚至不来上班,偶尔开会时还用粗口骂来骂去,办事效率低下,公司业绩下滑,但他们还胆敢开口要求加薪,老板不气死才怪。拿这间公司和国会下议院对照一下,有什么相似之处吗?身为国会议员“老板”的人民,该如何评估“伙计”的绩效呢?看看报章刊登的国会出席率就略知一二了。

经济好转,大家够钱用,当然皆大欢喜,但最近真的很无奈,股票下跌不说,石油起价,跟石油有关的各行各业也起,连罗里、巴士、学生车、卖鱼卖菜卖肉的,都振振有词地吵着要起价,哪一个小市民听了不会心烦?政府说我国每年都取得良好的经济成长,现在请大家摸摸一下荷包,感觉是涨了还是缩水了?也请官老爷们擦擦眼睛,摸摸良心,这些经济数据应该不会有误吧?

9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有一千块薪水,吃块二的鸡饭;今年的社会新鲜人做着二千块的工作,吃着三块半的鸡饭;2020年我国成为先进国,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四千块的工作,但要吃八块钱的鸡饭。大家拿计算机算算,究竟我们是富了,还是穷了?薪水起了,但起的不是我们这些“老板”的钱,而是“伙计”的钱,大家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

马华树立“任人唯贤”政治文化

(写于2005年9月2日)

日前马华新届的中委会,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正式宣布委任其胞兄拿督黄家泉为新任总秘书,当记者向黄家定追问有关决定是否会引起别人指为任人唯亲的闲话时,黄家定说了一句“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笔者去查阅一番,获悉此名言出自于至圣先师孔子之口,看来黄家定不只深谙孔孟学说,还身体力行去实践,为党打造健康政治文化,开创新的政治格局,实乃全党上下和华社之幸也。

上述名句出于春秋时期,晋国中军尉祁奚(字黄羊),年纪大了要告老还乡。晋悼公问他谁能接替其职务,祁奚向晋悼公推荐与他有私仇的解狐。晋悼公正准备任命解狐时,解狐却病死了。晋悼公非常惋惜地又征求祁奚的意见,祁奚回答说:“我的儿子祁午可以”。刚好这时副中军尉羊舌职又死了,祁奚向晋悼公举荐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继任父职。最后,晋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为副中军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祁黄羊可为谓公矣!”。

孔子誉祁奚为“公”之典范,何谓“公”?大公无私也。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的理念,集为民服务、博爱、奉献等精神为一体,多么正气浩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我国古代先贤的重要用人原则之一。这原则要求为国荐贤举才要大公无私,要唯才是用,不应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

“内举不避亲”需有不畏闲言闲语的勇气,但有些人却因人言可畏而不要提拔有才能的亲人,白白埋没了人才,我们崇敬的民族英雄岳飞既是典型代表。岳飞养子岳云12岁起跟随岳飞征战,作战勇敢,屡立奇功,但岳飞从不嘉奖岳云。岳云在与金人大战时,在阵地上出入驰骋,身上100余处创伤,杀敌无数,皇上特旨提升岳云三级职务,又被岳飞拒绝。岳飞这种刻意避开举荐亲人的作法,只能把一代英杰岳云埋没,于国于民都没好处。

“外举不避仇”能显现荐举者的宽阔胸环和高尚品德,一般的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无能之辈,是难以奉行此一原则的。“外举不避仇”的历史典故多的是,而且唯有开明之君才能贯彻到底,如唐初的魏征,原是太子李健成的谋士,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魏征不时为李健成出谋略策划以除掉李世民,然而李健成并未听取建议而最终命丧黄泉。李世民当上皇帝后,称为唐太宗,对于魏征这样曾直接参与谋害他的人,本该罪不容诛,但唐太宗反而敬其才,擢拜魏征为谋议大夫,朝夕与谋,信任不疑,终成就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与任人唯贤相反的就是任人唯亲,只选亲信故旧加以重用,通常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要选才时,往往就会从个人关系和私利出发,排斥异已,造成人心背离的恶果。封建时代流行功名世袭的传统,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知错用了多少蠢才,浪费了多少人才;现今乃民主社会,不管是国家、政党还是社团的领导人,都须经过民主的程序和考验,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才能产生领导层。

在这个资讯时代里,没有一个领袖可以为所欲为,只手遮天,操控选举。一个人够不够斤量担当重任,不是由当权的领袖说了算,而是要先问过底下千千万万基层的声音。能当上领袖的人,必然要有足以服众的政绩和实力,泛泛之辈焉能蒙骗广大基层的金睛火眼?马华在党选之后所散发的民主气息令人耳目一新,黄家定在中委会上不先引用总会长特权委任党内要职,甚至也没事先表态属意任何人选,让中委们达成一致的共识后,才委任胞兄黄家泉为总秘书。若黄家泉没有过往担任了15年组织秘书的政绩,焉能通过严峻的党选考验,最终被委以重任?

除此之外,黄家定也大胆重用昔日党争时期处于敌对阵营的B队领袖,如陈广才、翁诗杰、胡亚桥等人,皆是才学兼备之士。故训曰:观其用人,即知其器量大小,预其成败兴亡焉”。黄家定有没有做到‘任人唯贤”和“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标准,大家都有目共睹,心知肚明。这些实实在在的开明作风,岂是有心之士可用“黄氏兄弟王朝”、“家天下”等诬蔑字眼所能轻易抹煞的?心里有垃圾者才会讲出这种垃圾般的言论,提出有关论调者不只是普通政治常识的白痴,也大大低估了107万马华党员的选举智慧,在资讯时代还妄图提出封建时代的迂腐言论来蒙蔽世人,实在居心叵测。

“选贤之义,无私为本”,”治国之道,务在举贤”,马华中央代表们在中央党选当日已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以手中神圣的一票选出新的领导班子。在未来的三年里,马华新领导层能否带领马华迈向更高峰,并以实际政绩反驳一切不实言论,这正考验着黄家定及新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马华变马共?回教党替行动党解围之计

(写于2005年9月13日)

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日前指出,巫青不应与行动党在“东姑阿都拉曼并非独立之父,前马共总秘书陈平才是真正争取国家独立的斗士”言论上纠缠不清,他呼吁大家应该更关注马华拟将建立共产党模式学校的企图,并一一列出了马共过去危害国家安全的历史事件。

马华总秘书黄家泉日前发表马华将设立党校的言论,很不幸地被回教党的有心人士利用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胡山慕沙断章取义地将黄家泉的言论歪曲为马华要建立“共产党模式”的学校,并将之与马共暴行挂钩,其丰富的想象力反映出了其政治思维的浅薄无知。他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个别事件混为一谈,企图利用马来社群对共产党的恐惧感来转移民众的视线,此举非但不能替行动党解围,还有意无意地暴露出行动党与回教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真是越帮越忙,偷鸡不成蚀把米!

自从行动党国际事务秘书兼非政府组织主任刘天球在网站上发表有关“国父地位”的言论后,风波不断,更与巫青团掀开连番骂战,有越演越烈之势。马青总秘书魏家祥博士在第一时间抨击刘天球不尊重历史的言论,已基本表明了马华在此次事件上的立场。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随后“不甘寂寞”地发表上述不负责任的谬论,硬扯马华下水。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更公开支持刘天球的言论,即众多曾为我国独立的领袖被遗忘及抹煞,惟不苟同共产党为我国独立的贡献。回教党“支持又不苟同”行动党的矛盾行为,在在显示了两党之间虽然理念不同,各怀鬼胎,但在一些突发课题产生时,两党将不惜违反原则藕断丝连,暗中勾结,以期捞取短暂的共同政治利益。

马华总秘书黄家泉自走马上任之后,积极投入工作,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提升党务运作效率,吸引更多青年入党,并将党员培训课程制度化,为党提供源源不绝的新血及力量,而设立党校便是最有效可行的方法。最近他风尘仆仆地前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取经,就是为了考察中共栽培党内人才的机制及管理方法。

鉴于马中两国的国情有别,马华不可能将中国党校的那一套生搬硬照地套用于本地,而要斟酌考量,将对方的长处及精髓,只要适用的就学习效法。故训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只要是好的,皆可为我所用,何必拘泥于意识形态?更何况最近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欧美各国的商家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世界各地更形成了汉语学习热潮,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我国首相及副首相频访中国即是明证。中国共产党以宣传及组织能力著称,而且也早就告别了过往的马列主义教条式作风,以更开明及弹性的社会主义管理机制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马华公会秉持着终身学习的态度,虚心向其求教,无论对党员、华社还是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狂热的共产主义已经淡出历史,马共在过去火红岁月的功过得失,历史自有定论,不必在此赘述。回教党领袖在此次事件中,试图以“共产党学校”事件来抹黑马华,把“共产党”当作洪水猛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反映出了回教党领导层的落伍僵化,不思进取的政治思维。如果胡山慕沙的谬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看看回教党统治下的吉兰丹州内的数百间宗教学校,每年不知培养了多少激进份子,这些人之中有的还前往埃及、伊朗、阿拉伯等原教旨主义浓厚的环境下学习,难不成也要通通将他们与国际恐怖主义划上等号?回教党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如果还死守着中世纪的保守意识形态,必然遭到历史洪流的无情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