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路上》新书推介

马华新闻局执行秘书甘德政今日于马华大厦13楼活动中心举行其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约50名公众人士出席这项活动。

甘德政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安邦路上》是他个人出版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他在马华中央党部工作5年以来在报章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他也感谢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赞助出版费用并抽空前来主持推介礼。

陈凯希致词时表示，回想六年前当甘德政大专毕业不久，就到海鸥企业的马中商城工作。虽然他是社会新鲜人，但本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在工作上的态度认真、肯学习。后来甘德政转到马华公会工作，这几年来他在报章上发表不少评论文章，现在集腋成裘，出版成书，他感到非常高兴。

陈凯希指出，虽然甘德政在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任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仍然会秉笔直书，对看不过眼的社会问题直抒己见，在政治课题上，对马华有褒有贬，对在野党亦左右开弓，有爱有恨，平衡点左右挪移，论者本色未失。

最后，陈凯希希望社会人士能多多支持该书，以便鼓励和提掖后进。

《安邦路上》在各大书局都有代售，定价RM16一本。

有兴趣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直接向作者订购，需附加RM2的邮费，共RM18元一本：

1. 邮寄支票。请写上姓名及地址，并在支票抬头写上KAM DE ZHENG，寄至:

　 No.7, Jalan Chong Hwa,
　 Off Jalan Gombak,
　 53000 Kuala Lumpur.

2. 银行汇款。请汇款至大众银行（Public Bank）的KAM DE ZHENG，帐号：4467270109

完成汇款后，请将汇款数额、汇款时间、姓名和地址，通过短讯sms（012-6692126）或电邮（forrestkam5@yahoo.com）通知作者，以便在第一时间将书寄出。

《安邦路上》自序

在安邦定国的路上摸索

短短十多公里的安邦路，跨越两州，从首都市中心黄金地段直通雪州的安邦镇。这条路承载了吉隆坡大部分历史的记忆，也浓缩了我在这里五年的回忆。

我在安邦路上的一个政党总部服务时，为满足个人的小小心愿，必须在随时加班的压力下，挤出时间在晚间进修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和写文章。虽然辛苦些，但在日积夜累之下，终有小成。现在我着手整理5年来在报章和个人部落格上发表的时事评论，以集结成书，做一个小总结。

这是我第一本书，收录了我在2004年至2009年针对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各个层面的评论，大部分为我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发表过的时事短评。碍于我的经验浅薄，学力未致，所以这本书里头没什么精辟的高深见解，也没什么高瞻远瞩的洞见，但这10多万字，代表着我几年来思想的成长和转变，也是我思索方向的一点轨迹。

这本拙作所写的，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这些充斥着我个人主观看法的时评，读者可认同，也可不认同。我不敢说我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因为现在自己看回在过去的时空写下的文字，竟然也会有陌生的错位感觉。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想法也会改变，这或许对整个大环境是无足轻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有意义的记录。

回想五年前，当我从企业界转往安邦路从事政治工作时，某个前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做生意赚到钱，人家赞你本事；你搞政治赚到钱，人家骂你贪污。年轻人，要想好好来。”

一个初出茅庐、满脑子还是“找工、赚钱、找对象、成家立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傻愣愣黄毛小子，当时竟走上政治这条路，现在想起有些不可思议。想起前辈说的话，再看看现在的自己，不胜唏嘘之际，也有不同的感悟。

走过山路的人都知道这一句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人生，有很多条路可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因缘巧合之下，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上，本来就充满许多挑战和选择，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像一场长途跋涉的越野赛跑，一时的挫折困顿，一时的成功喜悦，在漫长旅途中，也只是脑海中一闪即逝的种种片段。

有句老话：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在安邦路上走了五年，挥洒着青春和血汗，去探索安邦定国的途径。无论成与败，都有我的欢笑与眼泪，回首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不会后悔。即使将来某一天转换人生跑道，我依然会怀念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文章写成后，首两位读者往往就是他们。书的初稿也是由他们校对和审核。没有父母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可能难以面世。

陈凯希先生为本书写序，并慷慨赞助本书的出版，其仁风义举，使我感激不尽。他是我大专毕业后的第一位老板，虽然我在其海鸥企业服务时日不长，但他在面试时对我说一句话：“会做人，才会做生意”，我仍铭记于心。陈先生早年曾参与政治斗争，经历牢狱之灾，后在商界大展拳脚，其传奇性的事迹，是我这位后辈所钦佩之处。

在安邦路上的这些日子里，许多朋友和同事陪我一起走过，分担我的忧愁，也分享我的喜悦，谢谢你们。

最后，我期待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不吝给予赐教，善意的批评和诤言，将会鞭策我在写作路上继续勇往直前。

2009年9月1日
吉隆坡文良港家中

《安邦路上》出版后记

本书第一篇文章〈气数已尽〉，是我在6月30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来打算在8月左右出版这本书，无奈遇上十年一遇的党争，由于职责所在，不得不暂时搁置本书的出版，以应付突如其来剧增的工作量。

10月10日马华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后，出现匪夷所思的结果，纷扰依旧，情况未见明朗。无论如何，我的出书计划不能再拖，经过一番筹备后，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要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支持，谢谢所有曾协助我的朋友和同事，也要谢谢出版社和美术排版设计师田小姐所给予的耐心，更要感谢陈凯希先生慷慨赞助出版费用，让我了却出书的心愿。

从7月到11月期间，我也曾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这些党内纷争时期所写下的文字，现在事过境迁，阅之觉得有欠公允之处，所以决定不收入本书，但我仍将这些文章忠实地张贴在个人部落格里，以作记录。

陈凯希先生在本书序文提及我“党务在身而论政，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然而，‘以德论政’显然是他一直保持的理论意愿”。“以德论政”的誉言，我受之有愧。我在政治圈大染缸浸了几年，写评论有时难免因政治立场而流于偏颇，但我尽可能抱着当初的赤子情怀，凭良心写，直抒己见。对于我加入已有五年之久的马华公会，下笔时往往语多批判，但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使然。

“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的组织文化

我曾在马华党校上过选举实务课程，也曾参与两次全国大选和大大小小的补选，对于选举中的种种战略战术乃至茅招奥步，已习以为常。学了点理论基础，有了点实战经验，我就胆粗粗地向政治教育局要求成为讲师，到全国各地马华州联委会和区会推广有关选举操盘的知识，希望能帮助各地马华加强选举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以应付308政治大海啸后的严峻考验。

我一直认为，马华的选举机器过于孱弱，也过于依赖巫统竞选机制的支援，无力靠自己的本事赢取选票，导致马华在国阵框架里和巫统展开博弈时，往往处于下风，受制于人。我也一直认为，马华在308大败，输在技不如人，操盘水平与敌对党相比，差距颇大。我相信通过栽培更多选举操盘手，储备更多优秀干部，才可扭转马华现有的逆境。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马华在选举操盘的“用”方面的改革，并不足以弥补在“体”方面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最近经历了残酷的党争后，我才知道，马华其实并不缺乏选举操盘手，甚至可说是人才济济，偏偏这些党内各派系精英都把仅存的元气白白虚耗在内斗上，从媒体报道看到的各种尔虞我诈的斗争花招，可用“创意十足”来形容。

这种“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的组织文化已根深蒂固。有时我想，如果马华党内各派系的操盘手，都能矛头一致向外，把本身的聪明才智发挥在适当的场合，这个政党一定很强大很有作为，但事与愿违。在巫统霸权压制的既定格局之下，马华所能分配到的政治资源日益稀少，加上越来越多毫无政治理念、只想找好处的人加入，庞大的党组织不但没有增加开疆扩土的能力，反而陷入了毫无生产力的内卷化，一旦领导层更替和资源再分配的问题无法解决，周期性的惨烈党争必然出现。此格局一日不变，马华也就一直陷于内卷化而无法自拔，栽培越多操盘手，实则储备更多党争能手，更加剧内斗，更自我削弱。

“spin”的迷思

我也听过，一些领袖把操盘这种实务工作称为“spin”（扭转），操盘的幕僚就叫“Spin doctor”（扭转博士）。遇到一些棘手的课题时，动不动就叫这些军师们：“快点把这个课题spin一下！” 根据西方学者为Spin doctor下的定义是：“专门负责与记者倾谈和打交道的政治顾问，企图把自己分析和诠释事物及新闻的角度，加诸传媒报道之上。”

事实上，我对spin这个字没有好感，我反而倾向于使用中文字眼“操盘”。在美国俚语中，spin就是欺骗的意思。当这个词被套用到政治上，也常带有欺骗性质的贬意。政治人物spin来spin去，无非是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但是，这种只求spin功力高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已近于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厚黑学的境地，即使能逞一时之凶，但迟早也会引火自焚，走火入魔。

说到底，“操盘”毕竟是“术”而不是“道”，善用之可助人，滥用之可害人，全在使用者的善恶一念间。这一念之间的判断力，就必须由“人文素养”作为根基。

人文素养低落导致乱象频仍

“人文素养”一词，即“人文”与“素养”的结合。人文指人文科学，其中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文学、哲学等；素养则指人的精神要素。人文素养指的是在获取人文科学知识后所呈现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以人为对象，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大的方面体现为关怀民族、关怀社会国家的精神；在小的方面则表现在个人的道德情操、高尚理想的追求上。

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加速功利思维的扩张，也导致当今社会的人文素养极度匮乏。这样发展起来的个人、组织乃至整个国家，将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高度发展商业社会，也必是一个蛮横无理，只讲求实力而罔顾基本情理法价值观的冷血社会。没有人文素养的公众人物，讲话粗俗，行为不佳，丑闻连连，其精神面貌必颓靡不堪，发表的见解浅陋，缺乏新颖的看法，甚至错误百出，让人笑话不断，严重折损其个人和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在当前的时空脉络中，我们虽不能太过于苛求当今的政治人物都具备哲学家的水平。但最低限度，政治工作者都应受到基本的人文知识训练，受到人文精神的洗礼。政治工作者作为公共领域的人物，活跃于国家与社会的舞台上，经常通过媒体发表他们的意见，或者通过公开的场合提出他们的见解，的确需要提升人文素养来丰富他们的政治论述。

马华党校的第一条宗旨，开宗明义要培训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干部。可惜，这种长期性的基本功无人去做，速成的旁门左道倒是很有市场。太多“视野狭隘”、“不仁不义”与“不择手段”之徒，为了争夺那一丁点的政治资源而互相内部攻伐。太多缺乏人文素养的人占据高位，不讲求政治理念，不讲求政治道德，更不讲求政治诚信，只讲求短期利益。操盘术给这些人学了去，只会运用在赤裸裸权力斗争中，不断制造种种乱象。在党内各大派系不断卖力互相攻伐的同时，各大中文媒体也乐于配合不断地消费党争新闻，导致党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大江东去。一个不断挥霍先贤政治遗产的政党，焉能让民众对之寄予希望和信任？

祯禄之后马华无人矣

也许只有马华的创党老祖宗陈祯禄，才称得上是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人。

拜工作方便之赐，我得以在马华内部资料室翻阅创党初期的历史档案。从历史文献中可得知，陈祯禄虽不谙中文，但仍通过英文阅读大量中华经典，如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对西方政治哲学涉猎极深，但凡阿克顿爵士、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均了如指掌，可谓学贯中西。唯有具备如此深厚的人文素养背景，加上全球观的前瞻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陈祯禄才能准确地掌握当时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大趋势，奠定他成为开国元勋的地位。

毋庸置疑，陈祯禄是独立年代的操盘手，但他显然是政治论述和理论建设的圣人型政治人物，而非成天与龌龊手段为伍的选举操盘手，否则他在晚年也不会被林苍佑一举击败而下野，但这些都无损他的历史地位。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构想、华人在独立后的身份认同和定位、各族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些关系到整个国家、族群命运发展的基本框架，其实在陈祯禄早年论述中已定雏形，其远见、深度和水平，已远超同时期的友族政治家。

行笔至此，回顾陈祯禄的事迹，再看到目前马华的沉沦，不禁有“祯禄之后马华无人矣”之叹。的确，陈祯禄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少争议性的马华总会长，也是罕有的能同时被华社、友族社会、英殖民等各势力接受的政治家。陈祯禄时代的马华当年挟着强大的正当性与联盟友党上台执政，如今这60年老店的政治老本已被连年党争销蚀殆尽。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缺乏老祖宗的人文素养功底，陈梁党争之后更几乎丧失政治论述能力，成为巫统一党独大格局之下的附庸。当今马华领导人，既没有创党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魄力，也缺乏创党人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政治智慧，只能在小圈子内以耍小聪明、歼灭党内敌人来延续个人政治生命。

1952年马华转型成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时，陈祯禄认为马华应该是活的制度，“应巩固其强大以及民主的基础，以备未来以及现在的马来亚扮演部分角色。”换句话说，马华若不转型，它只能扮演短暂的历史角色。

今天，面对后308的败局，面对积极修复威权的巫统，面对以“延安精神”朝着进京方向的民联，马华领袖竟然还大动干戈打内战，继续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陈公祯禄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若按照其思路，当今马华该如何转型，该何去何从？

也许，马华就如其言：只能扮演短暂的历史角色。

如此马华，叹哉，痛哉，悲哉！

2009年10月28日

吉隆坡安邦路163号建筑物10楼

我的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

我将于本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时，在马华大厦13楼活动中心举行我的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届时将邀请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先生前来主持推介礼。

《安邦路上》收集了我在马华中央党部工作5年期间，在报章评论版、专栏和个人部落格上所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我曾于2006年至2007年为南洋商报《时潮·大事小谈》专栏供稿；2008年至2009年为星洲日报《六日谭》专栏作者之一。

我希望所有认识我的旧雨新知，能拨冗出席上述推介礼，并给予指教。欲知更多详情，可致电本人012-6692126或电邮forrestkam5@yahoo.com询问。

马华的一九四九

阅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心中感慨万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无数个体和家庭被无情的国共内战撕裂，影响所及不仅是两岸三地的千千万万老百姓，也决定了南洋数百万海外华人的未来命运。

1949，这个年份对炎黄子孙而言，具有深刻的历史涵义。那一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国民党溃败到台湾；那一年，冷战格局的确立，促使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加速进剿以华人为主的马共；那一年，许多华侨因中国赤化的政治因素，面对回不了家乡的窘境，成为滞留异乡的弃民；也就在那一年，在英殖民者和马来激进民族主义同时质疑华人对这片土地的忠诚度时，马华正式成立。

马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马华，指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华社，“马华文学”即在此广义的范畴内。狭义的马华，指的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这也是一个令华人又爱又恨的政治符号。本文先浅论狭义的马华曾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至于广义的马华在颠沛流离时代被伤害的个体经历和口述历史，则希望龙应台期许的马来西亚版《大江大海》能尽快出现，以填补这一块盲区。

无论当今华社对马华公会的评价如何，回溯到1949那个年代，学界公认马华公会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因为它首先解决了当时华人最棘手的政治问题-身份认同。

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大部分“新客华人”仍以中国为认同中心。在当时华人普遍存有“落叶归根”思想的情况下，熟谙国际规则的马华创党人陈祯禄深知，作为这片土地的开拓者，若没有适时通过政治途径参与争取独立和建国的过程，华人在国际法上就只能被列强公认为非法或合法的外来移民，因此他主张华人必须爱惜自己的开拓主权去认同当地，以享有平等的公民地位。

陈祯禄与英殖民政府谈判、与友族领袖博弈、与华社同胞沟通时，一再强调华人在文化上必须落叶归根，而政治上必须本土认同，如此的认同也会导致连同文化和政治一起落地生根。他根据现实提倡“马来亚人的马来亚”，劝告华人在政治效忠取向的大是大非前，固然不能选择共产中国，也不必选择国民党中国，反而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开拓和成家立业，就应该留在什么地方发展、贡献和回馈当地。这种论述在当时取得巨大成功，大批早期潜伏马华的国民党人不是分裂、掉队就是转化成为坚定的马来亚新生国家的公民。

陈祯禄开创了华人移民海外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斗争模式，使到作为开拓者的华人获得法定的公民地位，不再漂泊流离和受其他族群质疑。吊诡的是，当年解决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马华公会，今天却面对华人质疑马华公会政治代表性的认同。后代领袖不断展开无关宏旨的内耗，不断侵蚀老祖宗残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使华社已到可以考虑没有马华公会的临界点，这也是正处于党争漩涡的马华衮衮诸公必须正视的危机。

星洲日报／言路‧2009.11.11

马华百万党员公投可行吗？

马华双十特大的神奇结果令各界大开眼界。翁蔡双方两败俱伤，不相上下的票数显示中央代表意愿分歧极大，这个号称走过一甲子岁月的百万党员政党，经此特大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撕裂得更加严重。

如果翁蔡两人齐下，中委会可依据党章，直接从票选中委当中选出过渡时期的老大老二，就如当年双林党争后黄陈上位的方式。但是，反对这个做法的党员大有人在，一些领袖就促中委会总辞，让中央代表重新选举新团队，以符合公正、公平和透明化原则。

目前又有党员提出，既然要落实真正的民主，就不能局限在2380个中央代表，干脆引用党章第171条文，将决定权下放到百万党员，来个公投决一胜负。

让2380中央代表重新选举，已被人抨击“劳民伤财”，结果现在又有人将“党内民主”无限上纲，扩大到百万党员公投，岂不是“惊天动地泣鬼神”？谁是谁非尚难定论，目前仅能初步探讨这个百万党员公投的可行性。

百万党员投票，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动员，无先例可循，但在台湾早就已经落实了。2005年国民党直选党主席，全台90多万党员选出一个党主席，当时是马英九对垒王金平。王金平在党内基层势力庞大，竞选策略主要打“地面组织战”，用传统的请吃喝、买票等方式。马英九主要打“空中宣传战”，用报纸、电视、网络来谈政见、改革和愿景，结果马英九大胜得约7成的选票。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整体投票率约50%而已，这意味着另外不出来投票的一大半党员还是有“水分”存在。

组织强大的国民党尚且只能叫动50%党员出来投票，那么进入低潮期的马华又能叫动多少人出来？乐观估计还有30、40万人出来，悲观一点也有十万八万，总之也是一个大数目，单单是登记工作、设立投票站、印刷选票、计票等繁琐行政工作，就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马英九胜选模式证明什么？传统的地面组织战如吃喝玩乐、不谈政见、只讲利益的年代过去了。

金钱政治为何会盛行？因为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两千多个中央代表的选盘太小，可直接用买票的方式，谁钱多谁就赢。只要这个制度一改，选盘扩大，金钱政治就没得玩了。钱再多，买得了一千几百张票，也买不了几十万张票。广大党员看的就是候选人的政见、素质、前瞻性和形象，不再是看钱而已。巫统最近修改党章，让中央代表人数从千余名扩大到14万名，就是基于上述的考量。

党主席是一个党的最重要灵魂人物，通过几十万党员选出来的老大，有威望，有代表性，代表着整个党的形象。如果马华总会长用这种方式选出来，在内阁当部长，分量肯定很大，讲话也能大声一点，和巫统的政治博弈中能夺回一些主动权，也可逐步摆脱成为附庸党的羁绊。

当然，百万党员公投还有很多技术上和具体操作的问题必须解决，马华可去台湾进行考察和学习。无论如何，308后的马华已元气大伤，没有继续分裂的本钱，一切考量必须以团结稳定为大前提，不能为了狭隘的个人权力斗争而恣意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16

威权有可能修复

国阵在峇眼槟榔补选大胜，终结了民联308后在半岛的七连胜纪录。成绩显示，即使在马华和国大党陷入内部纷争的情况下，巫统不但守住马来乡区票仓，也让华裔及印裔回流国阵。

这样令人鼓舞的成绩，巫统高层领袖肯定会将之归功于本身亲自出马争取各族选民，甚至连最“反”的华裔和印裔选票也成功收复，不必依靠积弱的马华和国大党去拉华印票源。至此，巫统内部鹰派分子要收回国阵成员党的马来人占多数选区的叫嚣声，肯定有增无减。

52年前，联盟三党-巫统、马华和国大党，配合全球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以争取独立的“默迪卡精神”赢得广大民意，令联盟挟着强大的正当性上台执政。但是，崛起的正当性，无法永葆当年的热情，当下的马来西亚，公共体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盛行，种族政治猖獗，使到威权政体面对执政正当性的快速流失。308政治大海啸后的政治板块移动，使到民众看到政权轮替的曙光，也让从未失去政权的执政党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峇眼槟榔一役，让首相纳吉看到修复威权的可能性。如果纳吉将峇眼槟榔的胜选模式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先稳住马来基本盘，再收编印度选民，最后削平华人的造反意识，国阵的威权就有回光返照的机会，民联的308成果可能就只是昙花一现。

究竟是威权还是民主比较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直是政治学的热门研究议题。台湾和韩国都曾在威权统治之下取得快速经济成长，反观民主化后的菲律宾则一直陷入政治混乱、经济空转的困境。过去20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迅速，也实现了两次的政权轮替，但对照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成长，不少台湾民众却认为威权比民主好，甚至产生怀念蒋氏父子统治年代的“威权乡愁”奇特现象。

在阿都拉“无为而治”时期，民间也出现“怀念马哈迪强势领导”的现象。90年代马哈迪就以“文化霸权”策略，配合政治稳定、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一举将两线制扼杀于幼苗之中，创下国阵的辉煌年代，反对党几乎被压制得抬不起头。纳吉目前的套路，隐隐约约有马哈迪的影子，这也是民联最担心的“马哈迪主义”会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几年前，林吉祥的前政治秘书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行动党在90年代被重挫的原因：“林吉祥的用兵战略和战术，一直忽略组织的自强，过于依赖敌人的犯错，一旦敌人不再犯错，那么行动党必败无疑。” 这套论述，也可用在当今的民联。

峇眼槟榔补选，暴露了民联内部的隐忧，也揭示了民联一直过于依赖国阵犯错来取分，本身提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执政纲领，让人民对民联执政中央的信心不足。峇眼槟榔华印裔选票回流国阵，已经给民联一个响亮的警钟。

1995年大选行动党惨败后，该党领袖陈胜尧在马大的一场研讨会上，怪责选民没有共患难精神，日子好了就抛弃行动党；日子糟了，才想起行动党。目前在纳吉积极修复威权的情况下，如果民联不想重蹈过去的覆辙，就必须摒弃“比烂心态”，将民联执政州属管理好，并提出具体的执政纲领，否则陈胜尧式的“缺乏自省”言论，还会再下一届大选后重现。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15

盛世中国宜戒骄戒躁

刚看了电影《南京！南京！》，心情非常沉重。在这套黑白电影里，看到入侵者兵临城下的狰狞凶残面目；一张张木无表情的亡国奴嘴脸,眼神茫然地任由敌人屠戮宰割；妇女任由征服者强暴奸淫而无从反抗。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怆，痛心一个民族的脊梁、尊严、骨气竟被暴力摧残至如斯地步，但也只能哀叹：国衰民弱，落后就要挨打！

看完电影不久，电视镜头一转，就是宏伟的新中国60年国庆阅兵典礼。在国产战机轰鸣声划破的长空下，一排排步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先进兵器轮流出场，天安门广场挤满展露自信笑容的民众。这些洋溢着喜悦的色彩缤纷画面，与之前让人窒息的电影画面，竟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60年，一个甲子，变化竟如此之大。

这些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富强。经济高速成长、神舟太空人升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大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获得显著提升。此外，雄厚的中华文化“软实力”，随着各国纷纷设立孔子学院和学习中文热潮，辐射般地扩散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日中天之际，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这可从95%受访者“就算可选国籍，仍愿做中国人”的复旦大学民调中得知。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转变，在中国积弱时期，也是“崇洋媚外”、“来世不当中国人”等自卑消极思想当道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无论是中国官方、学术界、媒体或民间，有关“盛世”字眼的使用率已非常频密。“盛世”之词，古已有之，尤其是“汉唐盛世”，更是中国人梦寐萦怀的遥想。经历苦涩屈辱年代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心渴望国家强大，亲眼看到今日中国的成就后，埋在心底深处的“盛世情结”也就怦然而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一组数据说明了中国60年来的经济成就：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7倍,即将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这些数字，证明“盛世”并非幻影，而是看得见的事实。

无论如何，盛世下的中国，仍然不乏隐忧，如过于强调金钱和物质主义所产生的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官场和商界的贪污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动乱等问题，都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强化执政能力的中共政府必须克服的内忧。除了拉高经济增长来保持执政合法性之外，强化法治基础、扩大党内民主、下放更多行政权力、落实地方自治、让民众享有更大的政治参与权等，也是中共政府必须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到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一种既自信又浮躁的情绪。过去苦难的岁月和今日的非凡成就，造成过度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也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疑虑，这也为外国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煽动疆独和藏独等分离主义，找到乘虚而入的着力点。

躬逢盛世的中国，更须戒骄戒躁，以稳健的步伐，继续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迈进。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05

从独行侠到群众路线

马华中委会宣布将会长理事会对蔡细历的开除惩处，减为冻结党籍和党职四年，形势演变可谓峰回路转。

中委会会议结束后，30多位中委站在总会长翁诗杰身后的合照，登上各大报章的封面。一图胜千言，这张照片有力地说明，翁诗杰已获得超过四分之三中委的支持，这对中间游离的中央代表影响甚巨。

反观挑战派代表，除了在会议中途离席，到会场外诉诸悲情之外，似乎也无法逆转当权派成功消除中央代表“肚懒情绪”所建立起来的优势。这突显了挑战派底气不足，被人看来是和整个中委会对抗，斗争策略失误连连，看来所谓的“党争”已近尾声。

当权派善于利用党务行政上的优势，掌握战略和制造议题的主动权，在会长理事会和中委会上先硬后软连发奇招，除了将挑战派压得阵脚大乱之外，也对巫统发出明确的讯息，即挑战派大势已去，巫统对国阵成员党的分而治之招数已不奏效。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当权派之举无可厚非，挑战派除了控诉对方“玩臭”之外，也无法掩饰己方在政治操盘上技不如人的窘境。

在一连串的大动作之中，可以看出翁诗杰行事作风的蜕变，也显示他已适调了当权者所应扮演的角色。他摆低姿态，身段越趋柔软，尽量减少发言而让身边大将对外放话，不节外生枝和对方纠缠于无聊的口水战。这一招可减低人们对“翁蔡私人恩怨”低层次决斗的负面印象，反而要把这次的党争格局拉高层次至党改革转型的“路线之争”。这也是他从以往的“独行侠形象”转变成以广大党员意志为依归的“群众路线”的关键一步。

古往今来，善于造势的政治操盘手，即使以个人英雄形象起家，到后来一定会经历转型的阶段，即走向群众路线，否则到最后肯定失败。群众运动高手毛泽东在其斗争哲学《矛盾论》就这么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终老毛一生，与国民党斗，与日本人斗，与美国人斗，与苏联人斗，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鲜有败绩。

一个领袖厉不厉害，不是靠自己人吹捧“英明神武”，而是连敌人都承认其厉害，才是真正的高手。马华历史上能让政敌感到敬畏的领袖并不多，大力鼓吹“群众路线”的李三春算是一个异数。林吉祥前政治秘书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第385页，就指“当年李三春推出马华五大计划，可看出其确有过人的领导魄力和战略智慧，对比受英文教育的陈修信，李三春无疑更晓得掌握华社心理，或者说更懂得搞华人政治，故行动党要应付马华，肯定比昔日艰难得多。”

翁诗杰连续在PKFZ和党内斗争越战越勇的情况下，让人依稀看到当年李三春“先打党内劲敌，再打党外天敌，最后才打巫统”的“突破”套路，所以党内外敌人处心积虑阻截翁诗杰崛起也是预料中事。无论如何，残酷的政治权谋斗争讲究的，不是黑白对错，而是手段高下，其间变化诡异难测，不到最后一刻都难以知道谁会笑到最后。

（刊于22/09/2009东方日报言论版）

全民利益超越挺翁挺蔡

昨日关键性的内阁会议后，首相纳吉宣布设立一支以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为首的特工队，专司调查巴生港口自贸区（PKFZ）丑闻，以揪出这项涉及数十亿令吉、全民高度重视的弊案的涉案者。

首相在记者会作出决定后，当场就有记者发出内阁决定是否剥夺交通部在PKFZ事件上的主导权、是否边缘化交通部长翁诗杰的角色等的问题，纳吉还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在同一个政府和阵线，有共同的目标。请不要把我和翁诗杰来离间。”这番话清楚表明了首相和整个内阁站在翁诗杰背后的立场，即扩大PKFZ事件的调查范围，还原事情真相。

有人质疑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是否够分量担起这项重任。也许我国公务员体系的效率引人诟病，委任公务员头子领军彻查PKFZ似乎难以服众，甚至也出现了“官官相护，淡化事态”的说法。但从国家行政体系来角度来看，政府首席秘书和首相的地位相若，都是由最高元首委任；而内阁部长则由首相委任。由此看来政府首席秘书的地位，比起内阁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能跨部门动用各方资源调查PKFZ的种种内幕，这些权限是内阁部长“望尘莫及”的。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不但没有“淡化事态”的意图，反而有“扩大事态”的趋势，但这必须看接下来的发展和动作，只要越来越多的大鱼小鱼被臭名昭彰的Bukit Aman或反贪污委员会“请去喝茶”，甚至被逮捕，就可印证“扩大事态”的说法。

至于坊间出现交通部长被削权、失去议题主导权的说法，实际上缺乏“常识”。交通部法令已明文规定交通部长的权限，翁诗杰下令普华永道公司进行账目稽查、设立特工队调查KDSB浮报工程等决定，都在其部长权限之内。若要求他跨部门进行调查，甚至去捉人，这不仅是强人所难，甚至可以说是唆使部长“滥权”，为我国行政体系立下坏榜样。

李华民报案KDSB浮报工程达15亿令吉，这仅是交通部权限内所能进行的工作；而政府首席秘书主导的特工队的权限可扩大到其他部门，尤其是财政部，从购买土地、招标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就近50亿令吉，这几乎就是整个PKFZ风波演变至今所能达到的最大款额。

无论如何，在马华陷入党争漩涡之际，普罗大众都不希望马华衮衮诸公在展开权力斗争之际，却把涉及全民利益的PKFZ数十亿令吉忽略掉。

彻查PKFZ事件肯定符合“全民的利益”，没有人希望看到涉案的贪官污吏能逍遥法外；在维护“国阵的威望”的前提下，纳吉在最后关头肯定“弃车保帅”，否则下届大选大家“一锅熟”；全体马华党员在攸关“马华的生存”的大是大非之前，必须从全民的利益看待PKFZ课题，超越狭隘的“挺翁”或“挺蔡”的派系之争，才能在下届大选绝处逢生。

星洲日报／言路‧2009.09.10

巴生自贸区弊案与马华特大无关？

马华特大议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场权力斗争的殊死战中，巴生自贸区（PKFZ）弊案是左右马华党争走势的重要变数。

在这个节骨眼上，巴生自贸区的主要承包商KDSB被冻结银行户头，内阁也将在周三的会议中重点讨论自贸区超支兴建的情况。从整个事态的演变看来，不难看出首相纳吉的明显倾向，即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彻查PKFZ丑闻。而传言中巫统内部要倒翁的势力，是部分PKFZ既得利益分子，而且只是巫统的少数派或前朝旧臣，这些人自然想方设法堵住翁诗杰继续在PKFZ事件上越挖越深，包括在马华内部纠纷火热之际与倒翁派连成一线，但这一小撮人与纳吉和巫统主流派的意愿是相违的。

自翁蔡正式开战以来，特大提案成为了双方角力的焦点。当权派的企图，是想把“支持总会长彻查巴生自贸区”和“支持总会长领导”捆成一个提案配套，这一招自然被挑战派视为“眼中钉”。因此蔡派不断重复“自贸区弊案与马华特大无关”、“别把马华拖下PKFZ这趟浑水”的论调，以便把PKFZ事件与马华内部纠纷做一个切割。

如果硬说PKFZ真的和马华无关，其理由是欠缺说服力的，眼睛雪亮的小市民肯定就不会认同这个论点。谁不知道交通部长这个官位自1981以来一直是马华的“专利”？谁不知道批准买地又发担保信的是前马华总会长林良实？谁不知道批准整个PKFZ计划，也发过3张担保信的是前马华署理总会长陈广才？加上历任巴生港务局（PKA）主任都是马华推荐的，如陈祖排（前马华总秘书）、叶炳汉（前马华副总会长）、曹志雄（现任中委）等等。

简言之，PKFZ涉及46亿令吉，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决不能等闲视之。这宗大丑闻，是马华创党以来最大的“烂摊子”，直接导致马华在308政治大海啸惨败和雪州变天，新领导层能把PKFZ扫进地毯下不理吗？蔡派至今仍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即使他们打倒翁诗杰后，如何处理PKFZ这个烫手山芋？如何让马华彻底摆脱PKFZ这个魔咒？难道把交通部长交还给巫统，马华就可置身事外吗？选民会在下一届大选放过马华吗？

翁诗杰要彻查PKFZ丑闻的坚决态度，在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普罗大众一般上都给予支持，连之前咬住翁诗杰不放的民联议员也赞成他的做法。但翁氏的强势领导作风，引起很多党员不满。

有人说翁诗杰的好斗性格会带给马华灭顶之灾，其实不然。当年马华创党先贤陈祯禄以一介文弱书生，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尚且敢上街头发动罢工示威，被马共扔手榴弹炸至重伤，他还拿起血衣号召同志坚持斗争。马华创党初期的强悍进取精神，执政数十年后却被巫统霸权压得脊梁全无，在308后马华颓靡不振的关键时期，出现一个有血性的战斗型总会长也许真是“时也，命也！”。

PKFZ课题是翁诗杰孤注一掷的翻身战，也是马华采取主动摆脱巫统牵制和丑闻羁绊的千古良机，翁诗杰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不然马华真的沦为林冠英口中的“红包党”，在下一届大选中永远走入历史。

星洲日报／言路‧2009.09.07

马华中央代表的抉择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宣布援引党章召开特大后，马华的纷争逐渐开始明朗化。

由挺蔡派系发动倒翁特大的节奏，看来已被上述举动打乱。大部分处于观望的中央代表，对于任何收集签名运动都可暂时不签，以免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表态。可以预见的情况是，由当权派召开的特大，出席率肯定超高，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不如先去特大听翁诗杰的一面之词后再作打算。

自蔡细历被开除后，从中可观察出其阵营的备战速度缓慢，至今已浪费宝贵的六天时间。开战首天营造出短暂的倒翁气势已被消磨掉。

兵法云：兵贵神速。当年陈梁党争时，陈派在决裂前夕已做好充足准备，当梁维泮一宣布开除陈派十四精英的当晚，陈派就召开紧急会议、发出特大信件和拟定议程、发动人手到全国收集中央代表签名，整个过程不过三、四天。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陈派尚且能发挥高效的组织战斗力，在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蔡派没有道理无法在更短时间内收集足够的签名。有些挺蔡领袖说行动室尚未设立、需两三个星期收集签名、特大议程未定案、各地舆论不协调等等，明显看出其阵营备战不足，战略主动权已然丧失。

另一方面，首相的态度也影响马华党争的进程。翁蔡翻脸的第一天，首相就放话说不介入马华纷争，并吁请马华尽速解决问题以免影响国阵。这些话被诠释成对当权派有利，坊间论调认为首相有意放弃亲自委任的国阵总协调蔡细历以顾全大局。周日首相署发表文告，澄清政府全力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深入调查巴生港口弊案。这篇文告中已清楚看出首相的立场，这对游离的马华中央代表有着临门一脚的关键性作用。

如果当权派的特大能顺利召开，翁诗杰必须清楚交代巴生自由贸易区（PKFZ）弊案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揭弊工作，因为这案子牵涉多位马华前领袖，关系马华未来的生死存亡。如果翁诗杰不能在此大事上大义灭亲，与过去的腐败切割，马华肯定难逃下届大选全军覆没的厄运。

唯有把涉及数十亿令吉、关系到全民利益的PKFZ抬高至最高战略层次，将此案与马华的未来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有改革的转机。翁诗杰敢于揭开臭不可闻的弊案，连过去一直臭骂翁诗杰的民联议员也表态支持，甚至有些民联议员也说：“不要让马华党争模糊了PKFZ的焦点。”在PKFZ的大是大非前，蔡细历的个人翻身议程不过是茶杯里的小风波。

马华的纷乱已有一段时日，不少马华党员也认为长痛不如短痛，通过特大来快刀斩乱麻，未尝不是好事。要给华社一个更好的马华，也给马来西亚一个更有作为的马华，中央代表们必须在特大作出睿智的抉择，这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政治良知和政治判断力。

星洲日报／言路‧2009.08.31

赵明福不是第二个林顺成

当赵明福离奇坠楼的一刹那，当社会舆论群起愤慨之际，一些老一辈的人，不禁然会把赵明福和林顺成联想在一起。经历过风起云涌的60年代的人，都会知道林顺成是谁人。

1969年5月4日，也是当年大选的竞选期间，一位年轻的劳工党员林顺成在甲洞张贴杯葛大选海报时，被警方意外击毙。5月9日，也就是投票日的前一天，林顺成出殡，数以万计的群众抬着林顺成的棺木，从市区开始送殡至甲洞。看回当年出殡队伍人山人海的黑白照，至今依然觉得十分震撼，显然当时民众对执政联盟的愤怒已升到极点。

5月10日投票日，联盟兵败如山倒，在野党捷报频传，吉兰丹和槟城已经失陷，雪州和霹雳州只剩半壁江山。在雪霹两州新政府难产、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华人参与在野党的胜利大游行，给了巫统极端派一个挑起事端的着力点，结果在吉隆坡市区爆发了举国震惊的513事件，国家陷入一片动荡不安之中。

这些往事，老一辈的人谈起仍然心有余悸。513的梦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国的种族情绪和历届选举，直到去年的308政治大海啸为止，513魔咒才正式破功。

拿回当年林顺成出殡和现在的赵明福出殡的照片来做对比，可以发现到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口号标语的应用，和把两位死者塑造成烈士的手法。但是，林顺成事件固然是导致联盟惨败的主因之一，但随后触动引发的513事件却成为数十年来各族人民的沉重伤痛，这确实是事先无法预料的悲剧。

在野党显然吸取了当年的教训，不会重犯错误、落人口实，反而动员了许多各族人士出席赵明福葬礼，有别于当年几乎清一色华裔参与林顺成出殡的情形。赵明福出殡仪式上可看到三大民族一起哀悼，加上民联各族领导人不断重复赵明福事件不是单一华裔课题的论述，可有效反制种族论述，也将各族群众的怒火共同集中在质问执政当局合法性的战略层次。

当巫统控制的马来报章不断地在从旁煽风点火，以种族角度炒作赵明福事件时，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当今的政治气候已经和当年种族关系两极化的60年代，有了极大的差别。同样的招数不能重复使用，执政集团以千疮百孔、丑闻连连的腐败形象，权威弱化已不复当年之勇，想以种族主义大旗来进行族群政治动员的目的，其效果已被大大削弱。

可以肯定的是，赵明福不会成为第二个林顺成，但他极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民情愤慨之际，纳吉团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百日政绩形象，几乎被赵明福事件摧毁殆尽，他必须加倍努力才能修复已经摇摇欲坠的威权体系。

（刊于24/07/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题目已改为“从林顺成事件谈起”）

嗜血的社会

以前看《包青天》剧集时，莫不对剧中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观众看着这些坏蛋如何丧尽天良、蹂躏百姓的丑恶嘴脸，大家在咬牙切齿之余，还恨不得喝其血啖其肉，方能一泄心头之恨。

最印象深刻的一幕，莫如包青天经过大公无私的审讯后，奸恶之徒无所遁形，然后狗头铡一开，奸贼人头落地的一刹那，就是大快人心之时。

在法制不健全的封建社会，无助的小民面对强权欺凌时，心里深处莫不期盼有个大公无私的清官出来主持公道，“包青天”就成为老百姓期盼的一个集体心理投射。他们渴望看到坏人被绳之于法，这些该死的家伙落得血肉横飞的下场时，他们的不平心理才会得到平衡。

民众痛恨权贵、希望看到他们人头落地的嗜血本质，到了现代讲究法治的文明社会，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商业竞争激烈的年代，很多媒体为了刺激销量，也变得越来越嗜血。一旦发现有新闻价值的负面新闻时，媒体犹如大白鲨嗅到血腥味那样，对着目标残酷撕咬，只为了攫取民众喜欢看到的讯息，因此诸如“口交”、“肛交”、“鸡奸”、“炸尸”、“奸杀”等杀气腾腾的有味道字眼，就时常登上头版新闻的大雅之堂。

在负面新闻充斥市场的年代，民众对于政界传出来的丑闻，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那些叫嚷要涉案高官“血债血偿”的民粹言论更是大有市场。

在日本，如果一个社会闻人惹上丑闻而无法撇清关系时，唯一解脱方式就是切腹。前年农林水产大臣松岗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最后不堪媒体紧逼追查和民众不断鼓噪而自尽，他的遗书内容就是扛上所有罪名，还为其政党和首相辩护。这个震惊日本的议题，也随着松岗的死而划上句号。

在我国，如果一个贪腐议题在社会发酵，民众的一般反应肯定是要有人出来负责，虽然还没到日本那种要“杀人见血”的地步，但也相去不远。

我国的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议题，随着各大媒体和在野党的大力炒作，在广大民众脑海的既定印象几乎已经定型。民众已不理会其中的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不想去了解数目庞大的钱财帐目，也对繁杂深涩的法律程序感到不耐烦，他们只要看到涉案的高官掉脑袋，简单地说就是要看到有人死，否则这个案子会没完没了地陪着执政党一起进坟墓。

从交通部长专访显露出来的坚毅眼神，可感受到他处理这个前人留下的“计时炸弹”时，所受到的委屈和压力。但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整个社会本质还是嗜血的，民众对权贵贪腐的愤恨氛围已经形成，不抓个负责人来杀头祭旗，恐怕难以平伏民怨，这是他的严峻挑战，也是他政途上孤注一掷的最大赌注。

星洲日报／言路‧2009.07.017

气数已尽

1644年，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煤山上吊自尽，明朝灭亡。

入主北京的闯王李自成，讨伐檄文里有八个字：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气数这东西，听起来很玄，其实就是年限。任何东西都有年限，比如食物，比如企业，比如政权。

食物的年限看得见，但一个政权的年限看不见。但是，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崇祯的确很努力，每天大清早上朝，晚上加班，干活16个小时以上，只睡5、6个小时，是典型的工作狂。

他刚上台时，连串党争已使国家元气大伤。本想卧薪尝胆，挨几年搞好经济才去收拾旧山河，怎奈又来灾荒，又有人造反。剿灭造反的阿猫阿狗，怎料又冒出更狠的李自成...

好不容易才把内乱压下去，满州人又打过来，明朝最后精锐十多万大军到关外决战，结果全军覆没。仅存的家底都输光，堂堂大明已无兵可用，没人可再阻挡李自成。

总之就是内忧外患、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帝国末日的迹象。

末代皇帝这份苦差，没人愿意干，崇祯却扛了起来，但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很多史学家都觉得惋惜，为何一个兢兢业业、勤勉节俭、不迷酒色，完全符合儒家理想中“内圣外王”形象的崇祯，终究不能力挽狂澜。

“气数”是中国式讲法，若根据西方混沌学理论，明朝灭亡或许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现象，饥荒、战争、瘟疫等连串坏事凑合起来，才导致一个体制彻底崩溃。

崇祯生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糜烂透顶的封建王朝领导人，他起初也想励精图治，所以不能说他没尽力，只能说他运气衰到贴地，什么倒霉事都给他遇上，前几代留下的沉重包袱，通通要他埋单。

“仰以察古，俯以观今”，崇祯不只是一个历史符号，他的悲剧对于现今领导人依然有警惕的作用。

无论如何，对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新东西的写作人来说，是：江郎才尽。

对努力付出却依然没有结果的情人来说，是：缘分已尽。

对一个死到临头、垂死挣扎的腐败政权来说，还是那句话：气数已尽。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6.30

老贼不死

孔子说过一句话：“老而不死谓之贼”。

从字面来看，好像是说老到掉牙了，还迟迟不死，就是贼的意思。

据学者考究后，孔子的真正原意是责骂老而无德行者。如果一个人年长又有德行，那叫“德高望重”；反之，一个人没什么德行，混到七老八十还没死掉，就可用那句话来骂他。

在儒家伦理观的熏陶下，华人提倡“孝亲敬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老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是智慧的象征，可以为后辈提供指引。

但是，在西风东渐之下，很多年轻人变得很激进，喜欢把“改革”挂在嘴边。一些老化严重的组织，年轻人对占居高位的老人家开始不耐烦，认为他们是组织变革的障碍。老人家也很避忌这些年轻人，不时会显露“老子吃盐比你吃饭多”的“令伯心态”。

面对这种组织文化问题，一些人提出“老中青”三结合的概念，以缓和代沟矛盾。但这种“和稀泥”说法，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难，古今中外皆然。

前些年台湾的李登辉卸下总统大位后，还不时唠唠叨叨发表言论，批评继位者如何不行等等。当时一些评论人就很不客气地叫他“老贼”，说他老了还要多管闲事，对年轻人指指点点，惹人讨厌。

最近隔壁小岛的前岛主老李，高调来半岛“探访老朋友”，顺便也放几把火，如发表“某州20年不变”的言论，引起半岛朝野的骂战。邓小平当年喊出“香港50年不变”口号，平伏了港人的回归恐惧感，但同样的论调从老李口中讲出来，却有不同的政治化学作用。

老李当年依靠老共上台，掌权后却用比老共更加老共的方式来铲平老共，再以各种手段扑灭小岛华教火种。他高压统治多年，却可用高经济成长来维持政权合法性。尽管前老共对他恨之入骨，华教人士把他骂到狗血淋头，现在的他依然可以倚老卖老来“指点江山”，难怪同样是威权主义行家的老马看了很不爽，不然也不会说出“我不想见他，只有无知的反对党才会见他”这种气话。

当年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自认为天下无敌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惨败而被迫退隐后，发表著名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告别演说，字里行间多少透露了麦帅的不服和无奈。

现在老马和老李这对老冤家，搞政治多年，吸引不少粉丝，也招来不少仇家。爽的人尊称他们“政治家”，不爽的人骂他们“老贼”。政治家也好，老贼也罢，一把年纪了，何苦有些事情还放不下？还斗什么鸟气？

改一下麦帅的名言赠给这两位老人家：老贼不死，只是不甘寂寞。何苦呢？

（刊于16/06/2009星洲日报《六日谭》，题目已改为“老兵不死只是不甘寂寞”）

纳吉访华和华社三大配合

首相纳吉遵循父亲敦拉萨的足迹踏上访华之路。在目前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大马经济负成长的关键时刻，纳吉访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欧美资本主义衰退之际，中国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火车头”的重要角色。如何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分到一杯羹，成为各国领导人必须考量的切身问题。

自诩为炎黄子孙、和祖籍国有深厚渊源的我国华社，在目前国际大趋势下，不能因沉湎过去的辉煌而自绝于一闪即逝的契机。要踏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就必须配合目前的情势而改变。若继续固步自封，渐渐丧失竞争力而不自觉，华社前途是堪虞的。

因此，华社必须有“三大配合”，方能在未来找到立足之地。

（一）配合纳吉团队的经济政策

在经济方面，纳吉宣布取消27个服务业领域保留30%股权予土著的政策，外资在大马设立银行可拥有100%股权，这是大马经济迈向自由及公平发展的里程碑，有助于大马面对全球化挑战。随着马中关系继续深化，如何引进庞大的中国资金，进驻上述开放的领域，成为我国华裔企业家努力的方向。

虽然面对马来社会保守派的压力，纳吉毅然实行开放政策，显示了他的领导决心。华社必须配合纳吉在经济政策上的松绑，努力拚经济，扩大经济蛋糕，惠及我国各族群和阶层，才能在政治上抑制保守势力的反扑。

在面对民粹主义狂潮之际，纳吉团队必须在经济课题上下重药，才能在泛政治化的年代将国民注意力转移至更为现实的经济课题。唯有通过“拚经济”来“去政治化”，国人的向心力才能由政治狂热转为经济建设。

（二）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民族自信心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之下，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各省也开始转变以往“招商引资”战略，改以提倡“走出去”战略。

目前中国政府极重视海外华人关系网络，以作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可靠力量。我国600万华人的祖先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皆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达省份，我国华商应充分发挥文化和语言的优势，凭借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配合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来转变。各业缘性、血缘性、地缘性的华团应组织合作，趁取消外资来马限制的大好形势之下，到各祖籍省份招商引资，一改过去“进军中国市场”的做法。

（三）配合东盟10+1和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大趋势

趁美国国力衰退之际，中国势力将直接深入东南亚腹地，以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的大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有效带动整个中南半岛的经济发展。泛亚铁路的开发，能使中国的货物直接通过火车路线，从中国大陆南部省份，经越南、寮国、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直接运至新加坡出港，可有效减低货品的运输成本。

上述的战略构思极可能在未来数年内成为现实。届时，在军事方面，南中国海上巡弋的中国航空母舰，将使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主权课题上丧失更多谈判筹码。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纷纷设立的孔子学院，加上全球的学习中文热潮，使到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辐射到东南亚各国内地。在经济方面，大量的中国游客到来观光，和实力雄厚的中国资金进驻各国的基建和原产品项目，使到东盟和中国的政经文教各个层面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

结论：现实的经济利益强于虚幻的“血浓于水”情意结

很多大马华人都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情意结”现象。但是，随着中国国力上升，本地华商还未感受到这份“民族虚荣感”的喜悦时，就首先面对蜂拥而至、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巨大冲击，不少本地华裔中小企业无法面对中国货的竞争而纷纷倒闭。

挟着庞大资金出走的红色资本家，来到东南亚各国时，在现实的商业利益考量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和有实权的土著资本家合作，而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华商往往只能眼巴巴地吃闭门羹。

过度寄望于虚幻的“血浓于水”情意结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因此，华商必须配合整个形势的演变，加强本身的竞争能力，才能踏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而不至于被边缘化。

（刊于04/06/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题目已改为“掌握中国经济开放的契机”）

捏死两线制

世界政坛似乎有这种规律：经济行情好，有利执政党，不利在野党。

在台湾，在野党发动群众抗议马英九“亲中国”来换取短暂经济利益。但是，大量中国游客涌进台湾、庞大的外汇收益、股市房市的强势复苏，导致民众高度认同马英九决策，在野党抗议浪潮也因此变成强弩之末。

在我国，“两线制”响彻云天的1990年大选，国阵得票率仅52%，华人票80%倒向在野党，国阵江山摇摇欲坠。

为了“招安”和“收编”48%支持在野党的国人，大操盘手马哈迪亲自出马，拟定了新的战略构思和总路线，这就是“2020宏愿”。

为完成此战略，马哈迪开始实行“小开放”，频频向华人释放善意，一洗过去种族主义作风。教育方面，批准学院设立，降低华裔子弟入学无门的无力感。文化方面，批准堂联成立，舞狮和挥春开始在官方活动出现；外交方面，废除国人到中国旅游、经商和升学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马哈迪提出“马来西亚族”（Bangsa Malaysia）概念，使华人郁闷多时的“二等公民”情意结舒缓不少。

90年代初的国际大气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大量日本资金涌入，股市节节上升，社会一片荣景，经济蛋糕扩大，各族鲜少为资源分配不均而公开争吵，极端言论几乎绝迹，人人都沉溺在经济腾飞的欢愉气氛中。

1995年大选，马哈迪成功营造出“良好感觉”（feel good）。华人其实很务实，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多少人认为值得冒险去“改朝换代”，导致反风久久不能刮起。

结果票箱一开，在野党兵败如山倒，60%的华人倒向国阵。马哈迪战略验收丰硕成果，他削平华人“造反意识”，也将“两线制”捏死在幼苗之中。

目前局势犹如90年代的翻版。从纳吉取消27个领域土著固打限制、高调访华等动作看来，不难看出一些端倪。但纳吉面对着比当年更恶劣的情况，走错一步棋，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江山差不多就可以拱手让人了。

同样的剧本能否重演？这要看纳吉的功力能否超越老马。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6.02

228和513

228和513，这两组政治符号，一个属于台湾，一个属于马来西亚，只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道德高度。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省籍族群冲突，最终导致国民党派军队血腥镇压，造成许多人命伤亡，史称“228事件”。

当权者将228定义为“共匪煽动”的“军民冲突”，成为国民党多年实行“白色恐怖”高压统治的依据。台独分子则把228定义为外省人政权屠杀本省人的惨剧，煽起本省人仇视外省人的情绪。民进党的深绿支持力量，很大程度来自228所产生的政治能量。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时，面对这段惨不忍睹的历史疮疤，毅然代表国民党向当年受害者家属表达认错和道歉的诚意。

马英九说：“228事件应该让后代子孙记住。如果大家没有遗忘历史悲剧，以后再发生的机会就少很多。”

看回我国的513事件，一直被官方定义为种族流血冲突。这组数字，曾令不少人心有余悸，也成为执政党多年来实行一党独大威权主义的最有力根据。

随着越来越多档案被解密，历史轮廓也渐渐清晰。近年来民间团体和学术界出版的书籍都否定了官方定义，并将之诠释为政变，是当权者为了保住政权而有组织性地屠杀华人，然后嫁祸给马来人的阴谋。这种说法能将种族的对立情绪，转化成质问执政党政权合法性的情绪。

年轻一代根本不怕513的吓人鬼故事，用513来恐吓老一辈选民也无法再奏效。308政治大海啸证明，肆虐多年的513魔咒已经破功。

可惜至今仍有一些政客还想以513来操弄种族情绪。无可否认，一个充满种族特征和符号的513，充斥许多偏见和个人情绪，使得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更为困难。然而，只要我们没有正视513，就无法取得真正的族群谅解。

40年过去了，即使事过境迁，当年的历史伤痛仍在许多人心中淌血。但是，要面对的始终还是要面对。这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心、胸襟和成熟度，这需要智慧，需要宽容，更需要勇气。

513应该和228一样，被赋予和解共生的新意义。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5.19

从历史看跳槽

最近流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跳槽喊话。

“跳槽”二字最早出现在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里的《跳槽》歌。当时专指风月场所中的男女另寻新欢、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就是“跳槽”。

到了近代，“跳槽”指的是职场上转换工作。这种“跳槽”实在太寻常，“挖角”、“猎人头”等术语也广为人知。

情场上跳槽是为男欢女爱，职场上跳槽是为柴米油盐，但政治上的跳槽，意义不同凡响，因为轻则影响个人的功名利禄、锦绣前程；重则导致风云变色、江山易手。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跳槽事例。三国时代的吕布，先跟丁原，后随董卓，兵败被俘后还想归顺曹操，一生反复无常，被人称为“三姓家奴”。他是个失败例子，大家不要学。

韩信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跳槽典范。他刚出道就投奔项梁，后来跳槽到项羽的阵营，而项羽只让他做个护卫，因此韩信怀才不遇、闷闷不乐。韩信最后跳去刘邦那里，帮刘邦打败自己的前老板，创下不朽的功勋。

韩信跳槽都是自己找上门，而不是被挖角的，这也很难怪，谁叫他当时的名气不够响亮，连被挖的价值也没有。

说到挖角，不得不提文天祥。蒙古人消灭南宋后，民间反抗不断。为了彻底降伏宋人，蒙古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他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除了皇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跳槽。

这是有史以来、空前绝后、出手最大方、条件最丰厚的政治挖角，直到现代这个世界纪录仍未被打破。虽然给足了面子，文天祥只回答“只求一死！”，忽必烈感到敬佩，但无奈之下只好成全文天祥。

忽必烈抓破脑袋也想不透，为什么软硬手段用尽还是征服不了文天祥。因为，这个人心中有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东西叫做“道义”。

历史已经证明，叛徒没有好下场，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会瞧不起；讲道义的人，同志会当成精神楷模，敌人也会敬他三分。

因此，政治上跳不跳槽，必须先看道义，否则被人骂死了也不知发生什么事。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5.05

宁为张居正

最近很多人都谈改革。

某华教人士发表竞选出师表，以秦朝商鞅为榜样。

某政治人物当年权高位重时，以宋朝王安石为楷模。

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前两位已被人奉为精神偶像。

还有一个改革家还没被提到，他叫张居正，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他没有商鞅的法治精神，也没有王安石的理想主义，但他完成了不可能的改革任务。

什么叫改革？就如一台机器，当它运行失灵，工程师就要拿工具去敲打，把机器修好了，这就是改革。

工程师面对的是死板板的机器，改革家面对的却是千千万万有思想的活人。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搞改革的人，基本上没好下场，因为风险太大，归根究底两个字：利益。

旧机器虽破烂，可是大家都靠它吃饭。若把国家当成机器，随便动一下就是上千万人的饭碗，喊打喊杀闹出人命是很平常的。

张居正的强处，就是他懂人性。他一路混上来，官场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比谁都清楚。所以他一开始搞改革，只有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他改革只做两件事：（一）实行新征税制度，国家收入大增；（二）实行官员考绩制度，官员一改往日作风，兢兢业业工作，这比现代什么KPI还厉害。

如果说张居正清明廉洁，打死都没人信。事实上这家伙拉党结派、铲除异己、受贿干捞、生活奢侈，私生活也不检点，总之缺点着实不少。

但历史选择了这种人。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之际，他以深不可测的心机，阴险狡诈的手段，夺取最高权力，并用“和稀泥”的方式，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清官做不到、贪官不敢做的改革事业，偏偏让这种有能力的奸官办成了。

“宁为循吏，不做清流”是张居正的处世之道。他不当沽名钓誉却办不了事的清官；宁可当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但懂得变通，可以做实事的循吏。

不必苛求领袖当完美的圣人，只要他们有“宁为张居正”的信念，那么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4.21

终须靠自己的努力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搞政治，子承父业的人通常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家难免会把他跟父亲来比较。

虽然有句话叫“虎父无犬子”，但很多实例告诉我们，越成功的父亲越有可能教出败家子。父辈一世英明，成就大业；儿子却庸碌无能，一事无成，甚至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做儿子的其实很苦恼，他们要胜过父亲，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生在平庸之家还好，倒霉的偏偏有个虎父，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在难之又难。

有虎一般的父亲，往往会有虫一般的儿子，强大的父亲会为儿子制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一旦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么求生本领就不复存在。

这也印证了达尔文的学说，一个物种退化不退化，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其成长环境所决定。在舒适圈中生活越稳定，物种退化就越严重。

那些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名门之后，在没显示出无能前，大都被寄予厚望。就如刘备与诸葛亮生前都看好刘禅，并不以为他是个“扶不上壁的烂泥”。可是谁料到这个刘阿斗在敌兵压境时竟不战而降，当俘虏时还乐不思蜀，真是“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

当然，历史上出名的“虎父无犬子”例子也多不胜数，如司马懿和司马昭、李渊和李世民、朱元璋和朱棣、康熙和雍正等等。总之，不经烈火，难见真金，“犬子”还是“虎子”，都是在危难时刻才能被验证出来。常言道：乱世出英雄；换个角度讲就是：乱世验狗熊。

时值经济不景、权力交班的关键时刻，一个承袭着沉重历史包袱、身负骂名的新国家领导人，如何在众敌环绕的艰苦环境下突破父辈们的高大阴影，是他面临的严峻挑战。

王侯将相，从源头论起，没有天生的贵种。不管是成了气候的虎子，还是退化了的犬子，都不能再指望祖辈的荫庇。靠自己的努力作出成绩，才是走出犬子宿命的终极答案。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4.07

好人和坏人

每逢权力交替，大家都会关心新的领袖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在真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很模糊，人性的丑陋和光辉往往并存，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历史上所谓的英雄，都是矛盾体，伟大与卑琐、杰出与平庸、辉煌与失败，几乎都在这些人身上浑为一体，光鲜的表面下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英雄和坏蛋在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分别，只是不同的权力运用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宿命。

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体内，都装着两个不同的灵魂，古今中外亦然。

先说说汉武帝，他滥杀无辜，大臣无罪被诛灭九族的就有几十家。他也是史上有名的双性恋者，喜欢蓄养男宠供其淫乐。但在政治上，他雄才大略、罢黜百家、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军事上反击匈奴成功，大汉国力空前强大，是缔造“汉唐盛世”的关键人物。

再说说雍正，他阴险毒辣、铲除异己、杀戮功臣，骂雍正弑父夺位的人不计其数。但他却是出了名的勤劳皇帝，每天办公到半夜三更，最后操劳过度而死。他惩治贪官、改革吏治、解放贱民等政绩值得称道，登基前国库不足700万两，驾崩时国库达5000万两，为满清打下国富民强的基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风流韵事一箩箩，其所作所为和政治领袖应具备的道德形象差之甚远。他与莱温斯基的丑闻爆发后，差一点被弹劾下台，很多人都骂他给美国蒙羞。但克林顿执政期间创造了连续8年的经济荣景，使高科技产业飞速发展，巩固美国在21世纪的超强地位。

道学家强调“内圣外王”，即必须是好人才能当好领袖，但历史上很多实例颠覆了这种看法，往往是好人未必是好领袖，坏人未必是坏领袖。

对于现在的一般民众来说，政治人物有没有断袖之癖，有没有杀过人，有没有婚外情等等，也许都不再是重点。

好人也好，坏人也罢，能提出实在的牛肉政策，有稳定局势的魄力，让民众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就是好领袖。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3.24

霹雳大戏继续唱

从尼查拒绝听从苏丹御令辞掉霹雳州务大臣的那一刻开始，一场以权威对抗权力的政治大戏已经上演。

尼查甘冒被套上“违抗皇命”的巨大政治风险而走这步棋，肯定有其理由。巫统想利用此事来打击他是“马来叛徒”，强化自己“捍卫皇室”的形象，进而巩固本身在马来族群心目中法统地位的如意算盘，可能不容易打响。

自308以来，民联的政治剧本还是遵循人类政治学的最基本原则：制造权威来对抗权力。权威来自信任和同情，民联在霹州事件上成功塑造出既是弱势者，又是捍卫民主和族群利益的权威形象，就足以对抗拥有庞大政府资源的当权者。

霹州民联没因断送州政权而溃散，反而制造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树下州议会”召开后，无论国阵律师团如何证明其不合法，但民联要凝聚士气、羞辱对手、打击对手威信、赢得群众同情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他们要夺取的不是一时的州政权，而是要在人民的心目中，从根本上否决掉当今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巫统以捍卫皇室作为旗号，那么民联就干脆连皇室的权威也打掉，从根本上去动摇“马来主权”的重要象征-皇室，看看巫统还能捍卫什么？

国阵州务大臣宣誓就职当天，人数众多的回教党死硬派包围皇宫。种种动作是要人民去质疑皇权，进而对政府消耗纳税人钱财来供养皇亲国戚而感到不满。回教党的支持者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以马来人为主的群众敢躺在马路上阻挡苏丹的御驾来进行死谏，挑战苏丹的无上权威。

从意识形态来看，民联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本来就对皇权不置可否，但民联肯定会给苏丹一个下台阶，以保留回旋的余地。安华一直讲马六甲皇朝首相敦霹雳的故事来借古喻今，苏丹们听后应该明白话中有话。要成为一代明君苏丹满速沙还是沦为末代昏君苏丹玛末，只在一念之间。

这种凶悍的招数是要逼使苏丹改变态度，各州统治者为了避免殃及池鱼，可能会通过马来统治者会议劝霹雳苏丹向民联妥协让步，然后和即将上台的巫统老二保持距离以求自保。

总之，霹州政坛变幻莫测，还会持续一段日子。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3.10

我们回不去了

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在那个年代，约会是很磨人的。在约定的时间抵达约定的地点，考验双方的耐性和信任。如果对方没出现，会担心对方是否出事。但真正见面时，喜悦就足以填补之前的彷徨。

在那个年代，要传情达意，除了用口说，就是写信。把沉淀在内心的复杂情感，翻箱倒柜慢慢梳理出来，然后逐字写在纸上，需要写上好几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好不容易才把信寄出去，在羞涩、忐忑、期盼中度日如年等待回信。

后来，网路兴起了，从Email开始一直到ICQ、MSN、Blog...录音带被CD取代，CD被MP3取代，录影带被VCD取代，VCD被DVD取代，有线电话变成手机...时代变了，这只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

通讯越来越发达，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却越来越不耐烦。约会等人可用手机不断追查行踪；才刚出门可用手机骗对方说已走到半路；爽约了还有手机没电、没线之类的烂理由。

以前通信，十次来回需要一年半载；现在玩SMS，十次来回不用十分钟。

如今人们不愿意再写信，不愿意再等待。写信时要字斟句酌，要挖空心思，现在只需一则短信就可以发给上百个人，只需要几分钟和几块钱，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原创的。

科技可以缩短时空距离，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越来越远。当讯息可以很廉价时，没有人会再珍惜见面的时光，也没有人会稀罕在荧幕上的冷冰冰文字。

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年前从寄信那天起，每天打开信箱期待回信的热情。即使我们用Email代替信件，用SMS代替纸条，用手机代替面对面交谈，也唤不回当年的感动。

当科技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方便时，我们也相对地失去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惜，现在连枕边人也不能相信了。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用手机把你的隐私拍下来；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用无远弗届的网络，把你的无限春光暴露给所有人看到。

科技越发达，人性似乎就越堕落。

张爱玲在《半生缘》说过：“我们回不去了...”。那个纯朴的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记忆，现在只留下一声声的叹息和一丝丝的遗憾。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2.24

当个酷情人

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和前妻赛西莉亚(Cecilia)的情史，堪称世界政坛的传奇故事。

赛西莉亚当过模特儿，年过五十仍美得令人惊艳。当萨科齐一家7口在总统就职典礼穿上PRADA名牌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几乎每个法国人都为这个梦幻般的第一家庭而着迷，就如当年英国人看着王子查尔斯与公主戴安娜的童话式婚礼那样。

戏演完了，该走的还是要走。美国总统邀萨科齐家人进餐，赛西莉亚宁可独自逛街和找朋友闲聊，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萨科齐，潇洒个性数十年不变。

赛西莉亚年轻时和一名摄影师订过婚，婚礼前夕她毁掉婚约，随后和年长24岁的电视明星马丁走在一起，在生下孩子前10天才举行婚礼。当时证婚人是年轻的市长，也是马丁的好友，名字叫萨科齐。

“我看到赛西莉亚的第一眼就爱上她。我想，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对。”萨科齐毫无愧色在回忆中这样说，即使他当时已有家庭。

萨科齐之后就疯狂追求别人的老婆，搞到双方伴侣几乎崩溃。马丁发现太太出轨后，马上办理离婚手续让她离开。但萨科齐原配没那么容易应付，她纠缠整整5年才放手，而赛西莉亚带着两个孩子默默等待萨科齐，最后终于拿到名分。赛西莉亚的一位老友当时这样形容她：“只要为了爱情，她可舍弃任何东西。”

接下来的二十年，她为丈夫的政治前途而奔波劳碌。这几年萨科齐仕途越来越成功，但她的绯闻也越来越多。她曾出逃两次，和情人私奔纽约，萨科齐千辛万苦追回她后，她不理众人的有色眼光继续帮丈夫助选。

当萨科齐成功进军爱丽舍宫，攀上权力最高峰时，这一对权力与美丽结合的夫妇却离了婚。赛西莉亚说：“我不能说谎，我妈教我要挺直腰杆，展示高贵的气质和风范”。就算曾经深爱过，不爱就是不爱了，第一夫人这个名衔，老娘不稀罕。

萨科齐离婚后展现“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魄，狂追名模布鲁尼，不到两个月就走入结婚殿堂，但婚礼前他发给赛西莉亚的“如果你回来，我立刻取消婚礼”短信被狗仔队踢爆后，暴露了他心底深处的最爱，也让未来的第一夫人颜面无光。

赛西莉亚到底还是没有回头。身上留着法国人浪漫不羁血液的她，也许是史上最自我、最有性格的第一夫人。这样的女人，相信没多少男人敢去爱她，但有人会为她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只为自己意愿而活的“酷劲”而喝彩。

在保守的东方社会，很少会看到这种酷女人。即使感情已经不在，仍要委屈自己继续扮演贤妻良母，还要为偷吃被捉的丈夫辩护，说他为这个家已尽了责任。其实，当丈夫对妻子只剩下义务，对婚姻而言是很可悲的事。这个妻子的心情或许可以理解，但总觉得不够洒脱。如果看了赛西莉亚的故事，就知道人生有很多种可能，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自古以来，男欢女爱，聚聚散散，离离合合，乃人生常态，毋须过度执着。希望天下有情人珍惜得来不易的感情，也祝愿大家为自己的意愿而活，为当下的所爱负责。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2.10

放过许月凤吧！

霹州变天风波随着国阵组织新的州政府后，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

从纳吉宣布国阵夺权的新闻照片中可看出，跳槽的三位男性政治人物都是谈笑风生，一点愧色都没有，反观唯一的女性政治人物许月凤则脸色凝重，这种写在脸上的细微变化反映了这些人的心理状况，瞒不了广大读者的雪亮眼睛。

我认为，许月凤不但要面对沉重的父权意识形态下的压力，也背负着数千年华人社会所要求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压力，也很难怪其脸色显得异常沉重，和另外三位巫裔男性政治人物所处的马来社会政治游戏里的环境和语境截然不同。

我个人厌恶政治跳槽行为，对上述四个人的行径当然不会苟同，若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顶多只会用到“违背民主精神”、“阻碍民主进程”之类“温和”的批判话语。

但我难以想象，打着民主大旗的政党男性掌舵人竟然会对昔日的女性同志说出诸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族罪人”、“背叛华社”之类的重话，仿佛自己才是正义的民族代言人，可以义正辞严地往“叛徒”身上贴标签和套帽子，殊不知这些话是满脑子封建思想和父权意识的人才说得出口。充满族群意味的政治话语也不自觉地刮了自称“多元种族政党”的金字招牌一巴掌，加上民主意识的匮乏，注定了这种政治人物的思维和格局，也决定了其政治命运和发展前景。

从许月凤事件来看，女性政治人物注定要承受比男性政治人物更大的审视和批判。另外三位男性政治人物有被自己人骂“背叛马来人利益”吗？为何一个跳槽的华裔女性政治人物就要被昔日同门展开“人格谋杀”？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搞华人政治，就一定要懂得用道德伦理来将政敌“人格谋杀”，往往一个人被定型为“汉奸走狗”后，在政治上已经是永不超生了。

在华人的传统思维中，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钦定的道德原则做人行事，对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有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义务。如杭州西湖岳王庙前有秦桧等人的跪像那样，每个前来悼念岳飞的人都要向这些奸贼投以忿怒，甚至吐痰撒尿，但诸如此类的道德义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则有很大的疑问。

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书中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作秀。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众人便很容易对某个“奸贼”或“小人”同仇敌忾。至于这个人是否真的罪不可恕，则无人深究，也无须深究，因为大家要的只是一个表白的机会，一个表现自己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和道德无暇的舞台。

因此，搞华人政治一定要竖立一个“反面教材”。政治上的反面教材就是“乱臣贼子”，对这些人的咬牙切齿就可以表达自己的忠诚。生活习俗上的反面典型则是“奸夫淫妇”，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达自己的纯洁。

华人虽然讲究礼仪，但在表现道德义愤时却会不经意流露出的野蛮暴力倾向。他们在谴责和批判所谓的“乱臣贼子”和“奸夫淫妇”时，简直已经不把对方当人看，不但极尽羞辱咒骂之能事，甚至还要付诸暴力行动，如拉去街上被批斗、吐口水、扔石头、喊口号，甚至恨不得将之五马分尸，然后喝其血啖其肉。

其实一个人有没有罪应该由司法体系说了算。但无论政客还是民众，均有此要求。从政治人物角度来看，此举无非是杀一儆百；从追随者角度来看，则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证明自己是“好人”，也无法在这种表演中体验快感，即道德上的优越感。所以大家都很乐于做“道德判官”和“卫道人士”。

长久以来，男性的价值和观点形塑主流民意，加上媒体性别意识的缺乏，助长了男性话语霸权加诸在女性政治人物的“原罪”。从许月凤事件之中，有盘根错节的男性父权意识形态，更令人担心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语言暴力的言论和氛围，其反制力量竟是如此薄弱而无奈，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广大群众随着民粹语言起舞，缺乏理性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听闻许月凤已遭人辱骂、家里也被丢石头，我也收到很多影射许氏的“政治妓女不可立贞节牌坊”、“咒骂祖宗十八代”之类的短信，民众情绪被煽动之后有越演越烈之势，再这样下去恐怕会闹出人命。

政坛上的道德判官们，放过许月凤吧，在民主意识日益提升的情况下，下次选举时九洞选民自然懂得怎么做，无谓在人格谋杀战上继续围剿一个弱女子。

（刊于10/02/2009东方日报言论版）

霹州变天的感想

最近霹雳州的跳槽闹剧和变天风波，随着副首相纳吉宣布凑足人数和准备筹组新州政府后，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民联州务大臣尼查晋见苏丹阿兹兰莎后，发表“让苏丹决定解散州议会与否”的谈话，很多政治评论都认为民联霹州政权已经大势已去。

不久前巫统的波打州议员纳沙鲁丁跳槽民联，让霹雳州民联对国阵的优势多数议席扩大到5席，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当时还笑嘻嘻地说“马来选民倾向民联”。没想到国阵在副首相纳吉的领军之下立刻展开“反挖角”，雷霆手段和果断作风令人大吃一惊，展现了不输乃父的操盘功力，把优柔寡断的伯拉硬硬比了下去，结果不但把公正党的两个涉嫌贪污的行政议员挖过来，也促使不满行动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许月凤退党，更搞笑的竟然是之前跳槽民联的纳沙鲁丁也突然“回流”巫统。

纵横政坛数十年的“挖角高手”安华，在霹雳州变天事件中也结结实实地捱了一记重拳，被昔日的同门师兄弟纳吉“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真可谓“撬人墙脚者，人恒撬之”，现在安华要骂国阵什么“没政治道德”之类的说辞恐怕也占据不了道德制高点，毕竟之前一直喊“916变天”，高调要撬国阵墙脚者也是安华。总之政治是非常残酷的，痛批对手“手段肮脏”也挽回不了州政权一去不复返的事实，技不如人就只好接受现实。

行动党的霹州高级行政议员倪可汉直批许月凤是“民族罪人”，因为她是霹州民联政府倒台的关键人物。这种口吻简直就自认本身是“民族的代表”，和行动党一贯标榜自己为“全民政党”的说法有矛盾。倪可汉可以骂许月凤“背叛人民”、“民主罪人”、“阻碍民主进程”什么的，但骂人家“民族罪人”就显得非常民粹，显示骨子里还是那套浓得化不开的种族意识情意结，还是执意要和标榜“代表华社”的马华公会争夺华人代表权，思想格局根本没有进步。在野太久一旦执政却迅速“马华化”，令不少之前对民联有所期待的人，现在都有所保留了。

倪氏在失去州政权、气急败坏的情况下的失言，也许是为了掩饰霹州行动党内讧和本身领导无方导致断送江山的窘境，如果自身内部团结一致，何来隙缝让敌人有机可趁？连“小辣椒”冯宝君都公开呛声要霹雳火箭领导人正视党内部问题，可见倪氏兄弟在霹州独揽大权、架空州务大臣、搞得党内外人心不和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

霹雳州变天之后，无论谁当政府都好，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经济问题。根据独立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大多数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是经济不景气（22%）和物价高涨（17%），反观一些老课题如贪污、族群权益不公平、教育等则退居次要地位。全球金融海啸让一般小市民忧心不已，每天翻开报纸都常看到某国经济崩溃、某大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股市崩盘之类的负面新闻，看得广大打工仔也人心惶惶。国阵州政府在经济严冬降临之际仓促执政，本身已经面对政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若无法在任期内有效解决州内经济问题，下一届大选仍旧会倒台。

无论如何，除了搞好民众最关心的吃饭问题之外，新的国阵州政府应该延续民联州政府留下的德政，如新村永久地契、华校拨款等政策，甚至还要做到比民联还要开明和进步，千万不能愚蠢到断然腰斩或中止，否则朝夕令改的政策不只会吓跑外资，对国阵种族性政策不满的非土著选民也决不会回流国阵。

（刊于06/02/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

牛年当牛人

鼠年刚过，牛年到了，值此新春佳节，我恭祝大家牛年行大运，在牛年当一个“牛人”。

何谓牛人？按照大马华人的语言习惯，如果一个人被形容很“牛”，就是说这个人很鲁莽、蛮横、凡事硬硬来，正如以前某位被称为“牛一般”的华人领袖那样。总之，“牛”在我们这里的意思是相当负面的。

但是，如果阁下在中国被人叫做“牛人”，那可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情，因为按照中国北方方言，“牛”的意思是厉害、非比寻常。例如“这人好牛啊！”，意思就和广东话的“呢个人好劲啊！”一样。和大马华人相反，“牛”在当今中国人的日常谈话中，意思倒是很正面的。

所以，“牛”这个形容词是双面刃，既可以拿来贬人，也可以拿来赞人，这要看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当然，新春期间不说不吉利的话，我祝贺大家在牛年当一个“牛人”，是积极正面的“牛劲十足”，而非消极负面的“钻牛角尖”。

人牛大战，很搞笑一下！

我虽然不肖牛，但却是金牛座的。对我这种喜欢把东方十二生肖和西方十二星座来中西合璧、混起来谈的人而言，牛可说是我最喜爱的动物之一，我对牛也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牛的一些正面形象，如默默耕耘、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稳重忠厚、坚定踏实、脚踏实地、坚持到底等特质，都是很多人欣赏和赞许的。

不堪回首过去一年的种种甜酸苦辣，而在新的一年里，人们还真的需要有像牛一样踏实勤力、埋头苦干的倔犟牛劲儿，才能扭转逆势，化解危机。

近来的行情确实不太妙，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和经济严冬的降临，股市大跌、银行破产、企业裁员等坏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让很多人都觉得很郁闷，连带着一些传统的贺岁字眼都被列为忌语了，如财源广进(裁员广进)、财源滚滚(裁员滚滚)、心想事成(薪饷四成)、招财进宝(遭裁禁饱)等等。反观喻意转运的字眼则很受追捧，难怪“牛转乾坤！”便成为今年贺年卡和短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贺词。

上网Google一查，可以看到很多肖牛的历史名人，如李白、苏东坡、陶渊明三大文豪；肖牛的明星有刘德华、张学友、金城武等人。后来又发现，刚刚就任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是1961年牛年出生的“牛人”。曾提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名噪一时的哈佛大学教授奈伊向奥巴马新政府提出一个新建议：美国要应付目前严峻的时局，必须结合软硬实力，那就是巧实力（Smart Power）。

Crazy Cow-MTV

牛性十足的人，常给人“肯做事”的感觉，但也缺乏了一些弹性。广东话有一句话：“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其实指的就是“牛人”吃亏的地方。西方人也常说“work smart, not work hard”，后来就有些人把这句话无限上纲成为“干得好不如关系硬”、“会做人比能做事吃香”、“辛苦干活不如老板家里转一转”等歪理，造成时下投机取巧、不肯实干的浮夸风气大盛。虽然如此，但我相信只要坚持牛儿们的务实工作路线，另外学会一些变通，再加上一点冒险精神，就能把软、硬、巧三种不同的实力，随着不同的环境转变而随机调整，在经济不景时期肯定有一番作为。

希望大家在牛年学牛的精神，任劳任怨勤耕耘，牛劲十足有韧性，牛气冲天不怕困。即使行情再坏，纵使风雨再大，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在牛年成为“牛人”！

Happy牛Year！

（刊于29/01/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

瓜登补选传递的讯息

瓜登补选成绩出炉，这关键的一役改变了蓝绿原本的政治版图，民联的国会议席从82席增加到83席，而国阵则从140席减至139席，蓝绿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显而易见。

虽然一个议席的易手并不足以促成变天，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民联目前的气势如虹，向布城迈进了一大步；反观国阵经此败仗之后，基层士气萎靡不振，巫统领导层的威信严重受挫。

308政治大海啸之后，全国各地依然反风大盛，安华在之前的巴东埔补选中大捷已是明证，现在的瓜登补选依然延续着这一股改革浪潮。在回教党“绿潮”的猛攻之下，巫统在多个马来区失守，反而之前被视为已掀起反风的华人区却倒向国阵，令不少观察家大掉眼镜，在网上论坛已有不少人热烈讨论这种“马来人吹反风，华人却没反”的“反常现象”。

国阵在选举期间的内部运作，一路来都是巫统去顾马来票箱，华人票箱则交给马华去负责；而民联内部的分工机制其实和国阵也大同小异，主要都是回教党去攻马来票箱，而行动党则负责抢攻华人票箱。瓜登补选在开始阶段时，行动党领袖在华人区沿街拜票，获得热烈的反应，晚上的政治讲座更是人山人海，令不少人误判华人区的反风已经掀起。

但是，到了补选决战关头的最后两天，行动党却突然“鸣鼓收兵”，重量级领袖没有继续到来助阵，只剩下公正党华人领袖在支撑大局，但他们在华裔选民心目中的叫座力明显不如行动党，这可从双方在最后一晚的瓜登唐人街造势活动中的人潮看出来。

行动党领袖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突然收兵，似乎有“放水”之嫌，让马华在最后关头抢回不少华人中间游离选民，成功翻盘，保住原本308的华人票箱成绩。一般上认为，行动党和回教党的心病依然存在，在1999年吃过回教党大亏的行动党显然没有出尽全力而有所保留，加上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在媒体上咬着回教刑事法的议题不放，民联领袖在前线拼命之际，卡巴星的言论却达到“扯后腿”的效果，动摇部分民联工作人员的军心。两党之间的内部问题和难以化解的意识形态矛盾，导致民联在抢攻瓜登华人票的努力功亏一篑。

从国阵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补选可解读为“巫统输，马华赢”，因为马华在瓜登华人区保住华人基本盘，没有重演在巴东埔补选的华人票崩盘的惨况；反观巫统在马来区惨败，在马来社会中几乎威望扫地。2004年大选获得前所未有大胜的巫统，不满足于自己赢获90%的蓝色地盘，还想吃掉回教党剩下的10%深绿地盘，这几年来便大放厥词、大打种族极端牌，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保守的回教徒选民，连城市区的巫裔选民也对巫统感到反感，更得罪了广大的非土著社会，这才导致后来的308政治大海啸发生，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强区-混合区中也兵败如山倒。

巫统应该正确解读这次补选中所带出的正面讯息，即国内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靠单一种族的选票来执政，巫统应实行更多的开放政策来挽回华裔和印裔的支持，下放更多权力给其他国阵友党，真正贯彻权力分享的国阵精神，这样才会有转机。国阵必须走回“中道路线”，了解“得中间选民得天下”的不变道理，一党独大式的威权主义已经差不多走到尽头，再不做出改变，政权轮替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瓜登补选也揭示了民联三党之间的一些隐患。回教党的胜利肯定会带给其他友党更大的政治压力。回教党会不会因为得不到华人票而走回宗教极端的路线？行动党和回教党之间的矛盾和裂痕会不会加深？巫统会不会悔改而变得温和及善待其他的族群？这些不确定的变数，将决定未来我国的政治走势。

（刊于19/01/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

蓝潮和绿潮，孰领风骚？

瓜登补选在即，主角是国内两大马来人政党-巫统和回教党。308成绩显示朝野在这个选区几乎势均力敌，因此占11％的华裔选民便成宠儿，为兵家必争之票源，但扮演“造王者”角色的华裔选民究竟会情归何处，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坊间对华人票的动向有种种猜测，但只要票箱还没有开出来，谁也不能确定鹿死谁手。我们可从历届大选的历史脉络中，摸索华人选民在“蓝潮”和“绿潮”之间的投票心态。

1990大选“绿潮”初现。当时华社不满巫统的种族政策而大吹反风，趁着巫统分裂和挟着盟友东姑拉沙里余威的回教党则一举夺下吉兰丹州，随后就开始推行一些回教化政策，“回教国”议题也开始被炒作。这个时候，华人对回教党还没有太大的恐惧感。

1995大选“2020宏愿”口号响彻云霄。马哈迪趁着经济行情一片大好、马来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之际，开始在教育和经济上实行政策松绑，华社自80年代以来的郁闷情绪被一扫而空，举国沉浸在欢愉的气氛中。果不其然国阵风大吹，形势一面倒，但回教党仍保住吉兰丹州政权，“绿潮”在“蓝潮”狂袭之下仍旧坚挺。虽然这期间不乏有关“回教国”的课题，但华人票会倒向天秤，主要还是经济大好和政策开放所致，和“回教国”没有太大关系。

1999年大选“回教国”课题终于发酵。在亚洲金融风暴、巫统再度分裂、安华被捕而掀起“烈火莫熄”运动的时代背景下，马来票一分为二，“绿潮”大发神威，回教党不但继续执政吉兰丹州，同时还趁势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崛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回教党在这个时期频频发出极端言论，导致华社视回教党为票房毒药，“回教国”在华社心目中臭不可闻，加上印尼排华和烈火莫熄街头运动的影响，华人在渴望稳定的心理之下毅然投向国阵，使国阵保住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优势。

2004年大选，在“新首相效应”之下，回教党领袖不知死活地不断发表华人最害怕的“推行回教法”、“成立回教国”的言论，造成华人票始终坚定投向国阵。票箱一开，伯拉旋风势不可挡，回教党兵败如山倒，国阵收复登嘉楼，也差点夺下吉兰丹州。此役，“绿潮”严重消退，“蓝潮”如日中天。

2008年大选风水轮流转，票房毒药从回教党变成了巫统，华社对巫统一连串极端举动的怒火盖过了对回教党的恐惧，加上回教党适时地以“福利国”论述取代“回教国”，消除了不少华人的担忧。在308政治大海啸中，回教党破天荒拿到许多华人票，国阵也史无前例地失守五个州和三分之二议席优势，改变了整个大马的政治生态。回教党虽然巩固吉兰丹州政权，也攻下吉打州，但在中央的国会议席落后于公正党和行动党，“绿潮”已不复1999年独领风骚的勇态。

308之后，回教党故态复萌，在吉打州搞出50%房屋固打给土著事件、在雪州搞出刘秀梅事件和禁酒令事件、副主席胡山慕沙提出实行回教断肢法的言论等等。虽然舆论一般认为华社对国阵的愤怒未减，对“回教国”课题也不会太感冒，但也不能保证回教党以后不会走火入魔而再度沦为票房毒药。吃过回教党大亏的林吉祥曾把回教党形容为“计时炸弹”，现在回教党不时在民联内部制造麻烦，印证了林吉祥的忧虑是存在的。

从历届大选成绩看来，华人的投票取向并非一成不变。华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开明中庸”，不要“种族极端”，也不要“宗教极端”，这也是华人在“蓝潮”和“绿潮”之间作出抉择的重要判断标准。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