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7.10

官僚应该被骂

几个月前我到台北市议会参观,当时刚好碰到市议员针对学校纪律问题而向教育局官员“质询”的时段。看着那些西装笔挺的官员一个一个被叫上台,然后被议员骂到狗血淋头的场景,我相信一般小市民看了都过瘾。

后来和某执政党议员交流时,他坦言他能连续当选的主要政绩就是“骂官员”。他骂人的狠劲在台湾政坛是出了名的,很多官员看到他都害怕。即使面对同党籍的官员,他也不会口下留情,在议会骂了之后出去开记者会继续骂。在台湾这种立法和行政明确分开的政治环境里,朝野政党的议员可以一起骂官员:“闭嘴!”、“你有没有脸!”、“不了解就滚回去换一个人回答!”,这种猛烈措辞已经是司空见惯。

在民主的台湾社会,骂官员已见怪不怪。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威权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后来我到杭州走一趟后就改观了。

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官员贪污腐败的新闻占据显眼版位,评论版也大篇幅刊登痛骂贪腐现象的文章。有趣的是,我在车上收听电台的民生投诉时段,某局官员要交待拨款风波而上电台解释。很多市民当场“叩应”去破口大骂,搞到他口拙词穷。更好玩的是,连电台主持人也不给官老爷面子,不断地说:“你在狡辩!”、“正面回答!不要闪避!”、“什么时候解决?快给期限!”、“为什么反映多次都不能解决?是不是有猫腻?”,语气激烈程度超乎我想象之外。

最近我国政治人物公开向公务员开炮,议会里也开始有公务员被叫去问话,但火药味程度和中台相比就只属小儿科。我们这里的官僚肯定不喜欢面对这种改变,但如果不让这些躲在冷气房的官老爷被叫去“质询”,让他们尝试一下“如坐针毡”、“满头大汗”、“无地自容”的刻骨铭心感觉,他们可能丝毫不会感受到底下的怨气。这种民众对官僚的怨恨,是不分种族和背景的,古今中外皆然。

我们有些官员实在太养尊处优了,官当得太容易了,只习惯下指令,不习惯被批评质问。由于平常缺乏民主锻炼,行政绩效很难提升。官员的权力应时时处于被民意拷问的环境之中,这样权力才不会腐败,政府才能维持公共属性,官员才会被民意所驯服。

当今民众要看到问责。中国政府除了允许民众在媒体上骂官员,在执行上也时常看到失责官员真的被捉去坐牢枪毙。只要民怨有一个适当的疏解管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就可以维持,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在三权分立界限模糊的马来西亚,民众往往把公务员体系和执政党挂钩。其实,骂官员不是在野党的专利,执政党议员也应该有相当程度的问政能力,尤其是骂那些无能的官僚。

若民众对官僚的怨气不能及时舒缓,累积下来的能量非常大。我国庞大臃肿的公务员体系应尽快改革,若等到怨气都发泄在选票上时,那就太迟了。

星洲日报/言路‧2010.07.26

29.6.10

CEO适不适合搞政治?

前几年的工商管理课程MBA很火热,很多人都一窝蜂去读MBA。当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CEO)开口闭口都是市场行销、SWOT分析、人力资本管理等MBA术语,不讲这些话好像跟不上潮流。

2008年次贷金融风暴之后,MBA光环迅速脱落,曾是天之骄子的华尔街CEO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南方朔在《财经商学的教育应改革了!》一文中直接指出MBA应先送上断头台,因为MBA课程过于功利主义,把企业利益最大化变成“能吃就吃”的“肥猫逻辑”,合理化企业高层的自私自利和贪婪成性,能逃税就逃税,滥发低劣金融衍生品以牟暴利,直接导致哀鸿遍野的金融海啸。

现在很多欧美财经商学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纳入道德领导、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等课程,增强商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色,减少重功利轻道德的MBA学生在工商界兴风作浪,危害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运作。

CEO从政曾经巍为时尚。韩国的李明博曾是现代集团CEO,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的亮丽政绩使他成功当上总统。他在其自传《总经理治国》说过:“在公益与私利之间,应该确实掌握问题的核心,并找出折中之道。另外,必须立场前后一致且不断游说反对者。”

但李明博却犯上了CEO的通病:凡事从数字的角度切入,眼睛只盯着价钱和利润,忽略其他的政治因素,结果酿成了进口美国牛肉的执政危机,民意支持度锐挫。如果他是企业CEO,进口美国牛肉当然最符合经济效益,也是最理性的选择,但他作为一国之首,政治上绝不能小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扑。

我国首相署部长伊德里斯曾担任马航CEO,他成功将马航转亏为盈的事迹被工商界传为佳话。他入阁主持政府转型计划后,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如果不削减补贴,国家将在2019年破产。结果其“破产论”成为在野党到处宣传的弹药。如果他是企业CEO,这种破产论可以警惕和提高危机意识;但他作为政治人物,就不能不想到政治后果。毕竟,企业的KPI是股价和利润,负责对象只是股东和投资者;但作为部门之首,负责对象是广大人民,其KPI就是选票,决不能混淆。

最近雪州大臣卡立遭到同僚“逼宫”。据报道,曾担任政府关联公司CEO的他因为坚持“党政分家”,以CEO作风治理雪州,引起党内部分人士不满。公正党在乌雪补选败阵后,马来票的流失激化了反卡立的情绪,认为其薄弱的政治公关和差劲的文宣迟早会断送州政权,后来就达致州主席换人、州政府机关安插更多党工以执行文宣工作和选举操盘的协议。由此可见,CEO受过的训练和思维方式未必适用于政治,做生意和搞政治是不同的。

一味照搬CEO经营企业的手法来治国,而忽略政治协调的重要性,随时会弄得焦头烂额。在这个年代,CEO从政不但要有视野、愿景和执行力,更要有政治家的说服力。总之,全方位的思考才能在残酷的政坛中生存。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30

24.6.10

吉隆坡,没有灵魂的城市

1997年,我还在吉隆坡中华国中就读初中三,校方安排我们到刚开放的半山芭监狱参观,感受一下所谓的“震撼教育”。

我父亲在半山芭的一间会馆工作,从小我就常在这一带溜达。监狱围墙的雨林壁画是我熟悉的场景,老吉隆坡人常在咖啡店谈着“侠盗”莫达清的事迹,但我始终很难想像围墙里面到底是何模样。直到我有机会进入莫达清被行刑之处,才知道什么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当时外头太阳很猛,但行刑室里头却阴冷得可怕。阴深的绞刑台和绳子、死囚临死前在墙上留下的只字片语、执行鞭刑时的刺耳鞭挞声,都让我们感受良多。

2010年,百多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围墙倒下了。虽然其意义不比1990年的柏林围墙倒下,也不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极权象征巴士底监狱,但作为一个从英殖民时代开始的重要法治象征,就此倒在以“发展”为名的铲泥机之下,实在很可惜。

有人认为都市黄金地段的监狱有碍市容,这种话出自一般小民之口倒也罢了,但诸如“不值得骄傲和光彩”、“没历史价值也不会列为遗迹”的言论出自于高官之口,除了让人感到官僚的傲慢、薄弱的历史观、低落的人文素养之外,还让人闻到一股浓浓的商业铜臭味。

梁文道在“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一文中批判所谓的“现代主义城市观”,这是早已被欧美各国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期望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但这种人为的设计只为了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生活或是心灵上的需求。

一个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历史和文化底蕴。外国很多老城,几乎就是一座座露天博物馆,古建筑都大量保留下来,有如巨树年轮,脉络清晰可见。走在旧街区,会产生一种时空错觉,仿佛自己不是走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回到了几百年前。

但凡伟大的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等,市中心的黄金地带,不是冷漠的钢骨水泥,而是一座座历史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几百年积淀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这种历史积累的滋养,使他们的市民拥有雄厚的家底,可以很自信很从容,因为他们知道从何而来,也知道如何面向未来。

胡恩威主编的《香港风格2-消灭香港》写着:“香港政府城市规划的唯一目标:消灭香港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消灭香港人的社区,消灭香港人的个人意识,消灭小贩,消灭大排档,消灭老商店,消灭老戏院。”结果“香港成为一座700万人的石屎森林监狱,全香港布满一式一样的大型商场,一式一样的楼贴楼大型楼盘大型豪宅。”这一段话,何尝不是目前我们的写照?

也许我们患上了景观失忆(landscape amnesia)的症状,当一些我们曾经天天路过熟若无睹的地方渐渐发生变化,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流落在海外的吉隆坡游子,他们可以偶尔会想起椰浆饭的香味、怀念榴莲飘香的气息,但他们很难会留下来。这个城市即使看起来多么簇新和时尚,其实都与你无关,它不服务于你的生命节律,你只是它的一个匆匆过客,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每个城市都需要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需要历史和文化的沉淀,还需要对全球化的自信和理性。可惜的是,吉隆坡没有。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24

21.6.10

足球•武林•政治



世界杯的32支强队各有千秋,踢球风格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技术流和体力流。进攻球员较注重技术,防守球员较注重体力。

巴西球员是技术流的代表,他们的脚下功夫举世闻名。早期足球战术还不重视球员体能,技术型球员往往能凭着出众技巧和临门一脚来打败对手。

但是,技术型球员往往体质单薄,力气不足以完成整场比赛。后期的球队偏重体能训练,体力型球队逐渐崛起。“德国坦克”以硬朗的身体对抗打法而夺冠三次;意大利以滴水不漏的坚固后防著称;韩国队以跑不死的体能来拖垮高头大马的欧美强队。这些以体力为主、技术为辅的球队在球坛上往往也能大放异彩。

如果以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剑气之争来比喻足球,注重技术是“剑宗”型,注重体力则是“气宗”型。气宗讲求以气御剑,即“真气所至,草木即是利剑”;剑宗却以“招式精妙,灵动变化”为主,讲究“剑路纵横,使招不使力”。

那么,究竟是“剑”优于“气”,还是“气”优于“剑”?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在金庸笔下的华山派里就掀起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残酷内斗。剑气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邪门歪道,自己才是名门正宗,孰是孰非尚难决断,但同门师兄弟大开杀戒导致华山派元气大伤倒是事实。

足球流派之争和华山剑气之争体现了中国式的“二元哲学”。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之争也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儒家主张“德治”,讲礼义廉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和权谋,批判儒家太迂腐,实际操作行不通。法家认为刀子拔出来就一定要见血,所以他们提出的治国方案很现实功利,但很管用。中国古代读书人往往一面读儒家《论语》,一面读法家《韩非子》,造成很多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儒家讲理想、讲道德、讲根本,是“气宗”;法家讲现实、讲功利、讲权术,是“剑宗”。如果套用在政治上,一个政党如果整天只讲理念、讲大原则、不注重龌龊的选举操盘技术,那么这种“气宗”型政党很快会在残酷的选举中被淘汰。

但另一方面,不讲理念、不讲原则、只看短期利益、讲究功利实用的“剑宗”型政党,纵使早期能呈一时威风,但迟早会因为内部聚集太多厚黑学的徒子徒孙,为了私利而不断出卖背叛耍阴谋,最终还是会完蛋。

全能足球兴起后,体力型和技术型球员的界限日益模糊,现代球员往往要攻守兼备才能在残酷赛事中生存。剑气合一,不但是足球员和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政界人士所应期许的目标。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21

6.6.10

官僚的合法伤害权


贸消部最近指示售卖白糖、面粉与食油的商家须申请零售执照,也限制他们的囤积数量。此举不但引起商家的不满,朝野政党更抨击这种繁文缛节会助长贪污歪风。

官僚喜欢制定繁文缛节,自有其道理。《潜规则》作者吴思就指出: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僚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配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吴思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吴思在《血酬定律》里讲了一个真实故事:1990年代,河北有一群穿制服的人,不时走进店铺检查卫生。有一天他们走进一间眼镜店,硬说店里有老鼠,要老板掏钱买鼠药,只许向他们买,价钱由他们定。老板说老鼠不偷眼镜,不肯买鼠药,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捉他去参加“卫生培训班”。这下老板怕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但是放鼠药需另外买鼠药盒,价钱也是由他们定。老板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后来检查,若发现没有这种鼠药盒就罚款,到时别后悔。老板只好乖乖再掏钱买他们指定的鼠药盒。

过几天他们果然来了,老板展示他放置的鼠药盒,他们说:“这盒子上有灰尘,老鼠会来吃么?”所以要罚款。老板把灰尘抹干净,他们又说:“你的鼠药盒应该放这里,但你竟放在那里。”,结果又罚款。

吴思接着写: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三次敲,每一次都让小商家觉得不值得翻脸,还是屈从合算。如果胆敢抗命,那就是“妨碍公务”,到时又要被敲一笔,更不划算。

中国人有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掌握“合法伤害权”这项利器之人,谁敢惹他?官僚的本质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害你,为了避免受苦,大多数民众宁可花钱消灾。

总之,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通道可以弄出新的规矩。官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狼和羊的关系,狼吃羊是天性,因此老祖宗创造了一个贴切的形容词:鱼肉百姓。

但凡事都有限度,当羊群被剥削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还是会反抗的。突破了那个临界点,就是“官逼民反,造反有理”,大家浩浩荡荡抄起家伙打倒吸血狼,难怪历史上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李自成和洪秀全。

当今民主社会不用造反,用选票就可以了,不像封建时代那样要流很多血,耗用那么多的社会成本。吊诡的是,即使民众有选票这种制裁手段,官僚中的狼比例仍然高得离谱。日前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就透露,在120万公务员当中,发现有41%的公务员在去年涉及了贪污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老狼们经验丰富,知道维护羊群的重要性,也会假惺惺地提出“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国的狼大爷们最好翻翻历史,学习收敛,这样可能还可以混久一点。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07

24.5.10

阅读空气

当今社会虽然科技发达、资讯流通,但偏偏很多公众人物往往不在状况内,不时发表一些犯众怒的脑残言论,随便举一些例子:

(1)不满外界猛烈抨击警队枪杀14岁少年,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扬言“撤回上街巡逻的警员”。(29/4/2010)

(2)反贪会主席阿末赛益否认赵明福事件导致他提早退休,并声称赵明福事件只是“小事一桩”。(6/12/2009)

公权力的傲慢,在上述言论中彰显无遗。有些当权者就是会讲多错多,讲错一两次还可以怪媒体“曲解”,若屡次语出惊人,到了金口一开人人喊怕的地步,那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缺乏“阅读空气”的能力。

年前台湾流行新词汇-阅读空气。这个字眼源自日本人的口头禅:“Kuuki Yomenai”,直译为“不会读空气”,用中文来说,就是“在状况外”或“没sense”的意思。

“阅读空气”的所谓空气,当然不是指自然科学里的空气,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互动时所产生的场域磁场。空气无色无味,唯有观察敏锐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流动和变化。

政治评论家南方朔说过,领导人必须具备足够的敏感度,去倾听各种民意,并作正确解读,其中关键在“同理心”。领导人也应该“兼听”,不要“偏听”,更不能固执。有权力的人常犯的毛病,就是只相信自己。懂得“兼听”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好的策略才会出现,也才能阅读民间空气,了解民心所趋,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适当的政见。

现代政治瞬息万变,即使经验丰富的政治老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为了减少错误解读民意的风险,外国的政治人物频繁运用“民调”这项工具,以作为议题操盘和拟定选举策略用途。

在国外的民调技术日益成熟之际,我国的政治人物有时还真的很Out,讲的话一点市场也没有。补选前发表铜臭味十足的“你帮我,我帮你”买卖言论,被敌对阵营当成笑话来宣传而不自知;补选过后,败选一方就有人懊恼地说:“我已经不知道这里的华人要什么了”;更好笑的是竟还有人说“今天的华人城府太深,内心令人摸不着”。

阅读空气的功力不足就赖在别人头上,流失选票当然在所难免。诸如“华人不懂感恩”、“513会重演”、“马来人优先,马来西亚人居次”之类语无伦次的话说过头了,敌对阵营只需把这些“经典语录”收集成册,就是最现成的宣传品。万一将来布城易主,说过这些话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昔日究竟是谁脑袋不清醒,把弹药白白送给敌营而不自知。

阅读空气是现代政治人物生存的必要关键能力。最近的补选败绩显示当权者必须以全新的思维重新解读民间和基层的“空气”,否则脑袋装浆糊的鸟人鸟话,未来还是会不绝于耳的。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5.24(此为原文,刊出时已删减部分内容)

9.5.10

欲灭其族,先灭其史

古代玛雅人以精确的天文知识和宏伟建筑著称。

1562年,西班牙入侵者被这些惊世骇俗的玛雅高度文明惊得歇斯底里大发。为了彻底从精神上消灭玛雅人,传播上帝的福音,西班牙的随军主教迪耶戈·兰达将缴获的玛雅经典贬成“撒旦的勾当”,然后付之一炬。

当时的玛雅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只有一小撮贵族和祭司能掌握民族文化的精髓。西班牙的宗教狂热分子只消把这些玛雅精英集中起来,一举歼灭,玛雅文明就此中断。如今,玛雅后裔看不懂祖先留下的文字,不了解祖先的博大精深学问,甚至改信殖民者的宗教,改操殖民者的语言,他们只能从玛雅废墟和难以破解的象形文字中缅怀祖先的光辉岁月。

玛雅文化传承机制的重大弱点,导致入侵者可轻易将之扼杀。反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至今仍生生不息,这与儒家强调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重视历史道统有关。由于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历代的入侵者都难以从文化上灭绝中华文明,甚至反过来被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自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多如牛毛,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世界史坛的瑰宝,但是我国华裔似乎没有继承老祖宗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时下华裔的史观之薄弱令人哀叹不已,每个人满脑子都想着赚钱,祖先的开拓事迹与我何干?

如今,学校历史课本逐年减少华裔开拓史的篇幅,博物馆所展示的独立年代部分也逐渐朝向单元方向发展,种族主义分子更不断叫嚷这片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其祖先,其他人都是因为他们祖先的“宽宏大量”才能进入这个国家。

我们在指责这种单元论述之余,是否有反思,本身何曾重视过老祖宗在脚下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这很难怪为何在种族主义的步步进逼之下,号称捍卫华社权益的政治代表却显得束手无策。

被人骑劫历史话语权的民族根本没有谈判权,丧失历史底气,跟着就会丢掉骨头和骨气,残酷的民族斗争之路也越走越艰辛。按照这种趋势,不出几代,华人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痕迹也将被抹除。

最近敦李孝式的后人将18万页历史档案,全数交给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年前敦陈祯禄的后人也将马六甲的荷兰街老屋,连同独立年代的珍贵历史文献送给新加坡大学。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人宁可把文献转移到当年政治宿敌的地盘,有其无奈之处,也显露了他们对当今国家和马华领导层的不信任。陈祯禄当年说过马华的宗旨是要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之豪言壮语,已成绝响;面对当年对手的不成器徒子徒孙,相信李光耀在睡觉时也会窃笑。

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族,先灭其史”,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统战高手都深谙的道理。本地华裔比古玛雅人更可悲之处,就是自我放弃历史诠释权,任由对手站在历史论述的战略制高点上为所欲为,可谓咎由自取。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5.10(题目改为“自我放弃历史诠释权?”)

23.4.10

珍惜我们的集体回忆

看了港片《岁月神偷》后,我终于了解为何这部片会牵动无数港人的集体回忆,并引发一股悠悠的怀旧风。

1949年前后的动乱时期,数十万大陆各省移民涌进香港。在物质匮乏的颠沛流离年代,他们多数抱着过客心态,认为这里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只有不断地拼搏赚钱,有机会就移民海外。当时多数人没有想过根植香港,以香港作为永久的家园。

然而,几代人过去了,生活富裕了,他们的子子孙孙早已把自己视为香港人。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暮然回首,才发现原来那段在逆境中的日子,才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花蝴蝶。

一个社会的集体回忆不能凭空塑造,它是历史里的感情,也是心的凝聚。一群人一起参与过一个年代,才会有体验,有体验才会有感动,感动才会有内化,被内化的感觉才能形成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岁月神偷》表达出来的是“香港精神”,通过《海角七号》表达出来的是“台湾精神”。

没有参与,就没有了解,没有共同经验,就没有共同的回忆,以后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与香港和台湾同属移民社会的马来西亚,我们还没有积累出“马来西亚精神”。很多年轻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大家只能盲目追逐物质,对先人的拼搏经历茫然无知,成为“失落的一代”。加上政治恶斗造成的犬儒心态,导致很多人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有机会就移民,一点也不眷恋。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政客不断地扭曲和撕裂我们的集体记忆。他们刻意抹去上一代建国先辈不分族群共同进退的完整历史,硬说友族的爷爷是以“外人”的身份进入原本只属于他爷爷的地盘,这就模糊了各族群在这片土地的开拓功绩和历史地位,让许多世世代代在此挥洒热血的国民情何以堪。

也许我们缺乏的是像台湾和日本所推动的“社区营造”运动。社区营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土地认同,从生命共同体出发,营造一个可永续经营的社区生活共同体。我国的新村城镇拥有丰富的天然、历史、文化等资产,但由于社区意识薄弱,导致许多优势无从发挥,进而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岁月神偷》最终影响了香港政府保留电影中的永利街场景,但推动社区营造未必要执著于建筑物的保存,也可以通过口述历史来凝聚社区的认同力量。如果不重视口述历史,我国社会的许多宝贵历史资源就会流逝,就如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写“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本地电影推出《大日子》和《初恋红豆冰》,电视台也播出《我来自新村》系列,展示了浓郁的本地风土人情,勾起了不少人的集体回忆,这对于凝聚本土认同是一个好的开始。唯有珍惜我们的集体记忆,珍惜我们各族人民在这片美丽土地的开拓主权,才能演绎出完美的“马来西亚精神”。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4.20

11.4.10

政治风水学


去年我在桂林参观靖江王陵时,一名对堪舆之术素有研究的教授说,王陵四周尧山环绕,气势磅礴,成拱卫之势,而漓江水则绕似玉带缠腰;从王陵向远处望去,苍松滴翠,绿柏如荫,一丝丝的云气飘渺峰中。大明王朝的历代靖江王选中此地建陵,以保子孙世世代代永享荣华富贵,看来还真有眼光。

我们这些门外汉听得津津有味时,有个团员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的风水那么好,为什么这个朝代还是要灭亡?

教授答:风水会轮流转,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风水宝地如果被无德之人占着,这个地方的风水也会变差;相反的,有德之人的所在地,风水也会变好。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回去查阅后才知道,明朝除了前期几个帝王较有作为,接下来的都是混账居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写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他笔下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有三十年不上朝,广搜民脂民膏,导致民愤四起,怨声载道。后来的史书上记载:“明之亡,亡于神宗”。

万历葬于北京十三陵的定陵,三百多年后被考古队发掘,不久后爆发文化大革命,其尸骨还被红卫兵当成“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来砸烂焚烧。看来陵墓风水再好也保不住一个昏君的臭皮囊。满洲人起兵后,明廷还派人去破坏北京九龙山下的金祖陵,掘断其龙脉,希望通过风水阻止满人兴起;另一方面又加紧修缮朱家祖陵,以免王气外泄,龙脉受损,但明朝最后还是气数已尽,无力回天。

看来好风水并不保证能挽救一个王朝,风水再好最终还是要看人的因素。

我国的政坛上有不少例子被当成风水学的研究对象。每逢马华党争,一些杂志和报章就会拿马华大厦的风水来大做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风水评语就是:马华大厦从外形看是一个“鸟笼”,一笼不能藏二公鸟,马华两位大佬困在一块,不斗个你死我活才怪。

某风水师还如此评论:整个马华大厦没有大格局,大厅太小太窄,礼堂也不大不小。至於两千多位中央代表,如鸟笼中的小鸟,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斗争理念,以致分帮立派。马华应该打开鸟笼,放中央代表出去看世界,并告诉他们,世界很大,不要为了个人利益斗爭,要有大格局,不要搞派系。

究竟是建筑物风水设计不良,才招惹那么多奸佞之徒来争权夺利,还是乱人奸臣太多导致这个地方的风水变坏?这种因果关系难以辨证,但历史已经说明,风水改得再多往往赶不上人心的变化。

顺天道、做实事、得民心就是最好的政治风水,没有格局的窝里斗迟早会被扫入历史垃圾桶。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4.12

6.4.10

从儒墨之争看慕尤丁言论

外国有个科学试验:试验者请中国人和美国人看一些别人痛苦的照片,然后用核磁共振去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发现中国人观看中国人受苦时,大脑反应比他看美国人受苦时强烈,反之亦然。

同样的道理,当华人看到四川大地震和海地大地震的惨状,或者看到华人和其他种族在蒙受灾难的报导,虽说“人有恻隐之心”,但到底还是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人之常情,大家不必为这种潜意识中的“排外本能”而感到羞愧,因为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研究者发现,这种对“自己人”的认同行为与进化有关。几百万年前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时,因为没有尖牙利爪,两条腿又跑不过四条腿的禽兽,所以必须群居,靠群众力量来生活。但是人心隔肚皮,渐渐演化出血浓于水,只相信自己人的现象,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起源。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古代中国有“华夷之辨”,那是以华夏文化程度作为标准的“天下观”;近代西方兴起民族主义后,一个个民族国家崛起,“国际观”取代了原本的“天下观”,从此民族即以血统作为区别的标准。民族主义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威力,反抗民族压迫时有其正义性,但走到极端却会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和种族清洗。

近年来通过DNA技术来研究,发现到世界上并无所谓的纯种民族,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会渗杂到其他的基因。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谓的中华民族其实就是大杂烩,马来民族也不例外,过于争论民族的血统优越性根本没有意义,这种论调也越来越站不住脚。

儒家的仁爱 VS 墨家的兼爱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别心。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孔子和墨子分别提出不同的学说来解决这个千古命题。孔墨都主张让世界充满爱,只不过儒家讲的是“仁爱”,墨家讲的是“兼爱”。仁爱和兼爱,是儒家和墨家的根本分歧,虽然目标一致,但方法不同,就这样争论了数千年。

儒家的“仁爱”,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先爱自己人,后爱别的人;先爱父母子女,后爱父老乡亲;先爱华夏族人,后爱少数民族。甚至在同一层面,也有分先后,比如先父母后子女,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爱,也就是“仁”,这讲究能力范围,也有极限的。

墨家的“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贵贱、等级、差别,一视同仁的爱。无论父母子女、贵族平民、华夏夷狄,统统一样地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爱,也就是“兼”。墨子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这一种爱叫“兼爱”。墨子的理论雄辩有力,滴水不漏,在当时也的确有很多人拥护和赞成,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学说简明易懂,逻辑性强。

儒家批判墨家学说不实际

到底是儒家的仁爱好,还是墨家的兼爱好?当然是兼爱好。人人平等,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爱,所有人也同样爱别人,没有矛盾,没有怨恨,没有战争,大家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亲如兄弟,这不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吗?

但是,事物往往同时有正反两面,正因为墨家的理想太美好,人们反而有疑问:这么好的事,可能吗?儒家认为不可能,并批评墨家学说不实际,很难具体实践。孟子认为,爱自己的孩子,总比爱兄弟的孩子多一些;爱兄弟的孩子,总比爱邻居的孩子多一些,这是常理,也是常识,如果不讲究人之常情,忽略了最根本的人性需求,就没有基础,不能实行,那就是伪善。

因此,儒家认为“仁爱”是合情合理的,也具有可行性。孟子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还痛加批驳墨子的学说,而且话说得很重,说墨子的主张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讲现实,墨家讲理想

但是,这就代表墨子的学说没有道理吗?从道德层面看,道德不能只讲可能性,还要讲超越性,如果阿猫阿狗都能做到,那么就是“本能”,而非“道德”。墨子认为,只有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才能超越人性,实现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博大之爱”-兼爱,才真正达到道德的境界,体现道德的超越性。

总的来说,儒家讲现实,墨家讲理想,这两家的徒子徒孙争辩了数千年也难以分出胜负。务实的中华民族当然不会执著于一家之言,反而“兼容并蓄”和“各取所长”,在不同的年代,哪一套管用就用哪一套,真正发挥了“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精神。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佛家...管他什么家,统统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和思想遗产。

单元种族政党 VS 多元种族政党

现在把儒墨两家的理论框架放在我国的政治脉络中,便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独立初期马华马华创党人陈祯禄说过:“失掉自己文化熏陶的人,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在政治上,马来亚华人应该和其他打算住在马来亚的民族成一体;可是文化上,各民族独立保护自己的精神生活。”

陈祯禄一再主张本地华人在文化上必须落叶归根,而政治上必须本土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说出:“四大洋的海水都无法洗去我血管里华族的血”和“华人不爱护华人的文化,便是畜牲禽兽”的重话。

很明显的,陈祯禄的言论反映了他是儒家式的人物,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做起,一步步往外推,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这才是他创立马华公会与其他种族政党合作,“修身齐家以进大同,一起捍卫单元文化的完美成长以确保多元一体、各族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的根本思路。

近年来民联政治人物在各地演讲时,都是强调一视同仁,所有马来西亚国民一律平等,不管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伊班人、原住民,他们要照顾所有的人。民联也时常批判国阵的单元种族政党只顾回本身族群,不能照顾全民,只有多元种族政党能照顾全民。

民联迟早要面对的难题

安华在巴东埔补选前说过:“我是一名马来人,难道这样我就不能以一名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来思考,展示对所有大马国民福祉的关心?”从民联政治人物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有墨家的影子。他们的论点简单易懂、锵锵有力,也很难怪会有那么多人会支持他们,但民联迟早还是会面对和墨家同样的问题:这么好的事,做得到吗?

民联的优势是尚未执政中央,而国阵背负着沉重的施政包袱-贪污腐败、朋党掠夺国家资产、公共体系效率不彰、物价上涨等激起的民怨导致民联在308政治大海啸中崛起。民联的这一套很墨家式的论述在现阶段肯定大有市场,但他们在执政中央之后,在分配政治资源方面应根据哪一套意识形态来达致所强调的公平公正?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实际的框架,还只是同留在口号和形式层面而已。

文化认同 VS 政治认同

副首相慕尤丁在国会被林吉祥套话,说出“马来人优先,马来西亚人居次”的内心话,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若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一个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可以分开的,慕尤丁在文化上以马来人自居并没有错,但在政治上他必须以马来西亚人为先。慕尤丁不够醒目,没有及时厘清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这两套概念,反而混为一谈,这才吃了林吉祥在文字游戏和语言逻辑上的亏。

无论如何,如果这些政治人物利用上述事件,各自唱双簧,各取所需,各自回到“自己人”的小圈子里标榜自己是英雄,那才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悲哀。作为负责任的政治领袖,应该把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集中精力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至于那些耍嘴皮子、没有建设性和生产性的概念口水战,就留待政治哲学家去伤脑筋吧。

(登于星洲日报/言路‧2010.04.08,已改为“从儒墨之争看领袖言论”。此为原文全文)

1.4.10

政治就是分猪肉


七个人一起生活,每天杀一只猪来吃。他们试验了几个方法来分配:

第一种方法:大家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大主持分猪肉。开始时老大还能公平分配,但时间一长就有了私心,分给自己越来越多,其他人开始不爽。最后为了争夺分猪肉的特权而不择手段,风气越来越坏。

第二种方法:大家轮流分配,每人分一天。人人有私心,每个人分配时肯定给自己多一点,结果每个人一周之中只有一天吃得饱,其余六天要挨饿。这种方法表面看似公平,其实加剧了不满,也行不通。

第三种方法:选出分猪肉委员会,其余的人负责监督。每一次委员会分配后,要经过监督者审核,大多数通过后才能开饭,不然就重新分过。公平是做到了,但分到来猪肉都凉了,效率低下。

第四种方法:以第二种方法做些改进。大家轮值分配,七盘猪肉放在桌上先让别人拿,分配的人最后一个领肉。结果每盘的分量都是一样多,因为分配的人心里明白,如果每盘猪肉的份量都不同,他肯定会拿到最少的那份。

上述故事不是单纯的吃饭问题。依照中华民族的观念,吃饭就是政治,是头等大事。我们的老祖宗久经战乱和颠沛流离,忧患意识特重,整天担心没饭吃,所以见面第一句话往往就问:“吃饱了没?”。

吃饭要靠工具,古代人就弄出了“鼎”。鼎,现代人叫火锅,英文叫steamboat。抢人家的饭碗,文雅一点说法就是“问鼎”。当然,这个鼎不是简单的一个火锅,谁掌握了鼎,等于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也就掌握了权力。楚王率兵至京师,问周天子“鼎之轻重”,其实就是打皇位的主意。

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是历史传统。周朝就开始搞“乡饮酒礼”,每几年办一次,在吃饭当中解决问题。政治既然等于吃饭,那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甚至能不能得天下。难怪本地的江湖兄弟喜欢摆肉骨茶宴来解决恩怨,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学到这个古老的东方智慧,把闹翻的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官请到白宫来喝啤酒,一笑泯恩仇。

中国历代政权都极为重视吃饭问题,内阁首长叫“宰相”,“宰”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主持分肉的人。古代祭祀活动后,拜神的肉当然不会被神吃掉,而是要分给大家吃。这项工作不好做,分不均就有怨言,因为这牵涉到严肃的政治尊严和面子的问题。如果一律平分,资深位重的自然不服;如果资浅位卑的一点也分不到,也会出乱子。

谁能把这种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干好,自然在政治上如鱼得水。西汉开国元勋陈平(不是马共的陈平)据说在年少时擅长主持祭祀的分肉仪式,史书说他“分肉食甚均”,获得乡亲父老们的赞赏。后来他果然当上一代贤相。

政治就是分配资源的游戏,不管是分蛋糕、分钱、分赃、分工程,要如何分到大家都不吵、都很满意,真的很不容易。这种全方位的综合考量能力,分配的资源要反映实力,以达致博弈论里的均衡(equilibrium),必须要有政治智慧,有些人天生就有慧根,有些人怎么学都不会。

最近有政党换领导人了,听说内阁也要重组了。这些重新分猪肉的问题,考验着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否则其领导能力和合法性会受到质疑。

星洲日报/言路‧2010.04.02

29.3.10

蔡廖配新挑战


马华328重选成绩并不令人感到太意外。从选举操盘的角度来看,蔡派的组织战和文宣战皆发挥应有的功力,以秘书和助理出身为主的黄家班童子军,打起硬战来毕竟不是以老将组成、百战余生的蔡家军的对手,加上最后关头的几招泛道德论攻势失策,部分票源分散到翁派,三角战的“弃保效应”没有灵验,结果基本盘实力最强的蔡细历最终能以38%左右的成绩出线,成为新任总会长。

从基层出身、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蔡细历毕竟不是吃素的,他以极顽强的战斗力和惊人的气势攀上了马华政治的权力最高峰,并突破对手以泛道德论的层层围剿,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民联也不应高兴得太早,他们可能遇到的是一个比翁黄还要难缠的政治对手,一个熟谙党内派系、权力运作、媒体文宣和华人政治的马华总会长,除了光碟事件以外,几乎没多少弱点可以被攻击。

马华中央代表在重选中选出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新领导层。廖中莱以微弱优势当选署理总会长,说明其一贯坚持重选的立场获得认可。同样的情况也可从中选的副总会长和中委的人当中看出。一些人即使派系色彩浓厚、立场鲜明,但没有诚信问题、没有摇摆不定、没有骑墙心态,很多还是可以突围而出。

重选尘埃落定,新领导层首先要做的是先稳住大局,以符合广大党员“不要乱、要稳定”的心理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委会上,蔡细历如何兑现其“不秋后算账、海纳百川”的竞选承诺,在党职、官职和其他党内资源的分配上做到兼顾各派系的利益,这将考验其政治智慧和平衡手腕。

“安内”之后就要“攘外”,新领导层应尽快启动选战工作营的机制,在全国各地马华选区训练选战实务的操盘手,挽回308政治大海啸中流失的各族选票,以应付民联的严峻挑战。即将进行补选的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席拥有26%的华裔选民,他们的投票倾向将是马华新领导层的工作绩效指标。

马华与民意逐渐脱节,很大原因与地方基层腐化、与社区的联系弱化有关。新领导层应尽快兑现下放更多权力给区会的承诺,并以有效的监督机制启动区会运作和拨款使用。


民联在部分执政州属进行的“新村历史展”、设立图书馆等活动,犹如马华在90年代的浮罗交怡计划的翻版,其模式接近台湾和日本的“社区营造”运动,证明有效发挥绑桩和拿票的政治作用。新领导层应朝这方向去强化各地区会,以下乡服务团厚植青年对乡土的认同感、提供乡区孩子教育机会等“浮罗交怡”活动,取代被讥为逃离政治、沦为部分商家搞课程牟利平台的终身学习运动,马华才能重返起家的根据地-华人新村。

新领导层还必须进行很多政治工作以扩大党的格局,如强化国阵的沟通机制,参与新经济模式的决策过程、扩展国际联系、栽培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充实党的智库,并思考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为本地华社谋幸福,为华人最为重视的经济方向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这才像是一个有作为的执政党所应进行的努力方向。

马华新领导层刚上台,需要一些时间去磨合,在一年半载的任期内要他们立即交出政绩,未免过于理想化。无论如何,一切尚言之过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30

生命教育 vs 虚拟迷欲

这个年代不玩Facebook似乎跟不上潮流。不久前却有人弄出“Seppukoo”网站,日文意思就是“切腹”。其概念是:你受不了Facebook吗?你想戒掉它吗?你希望回归自由自在的感觉吗?那么就到这网站为你的虚拟人生划下休止符吧。

只要把Facebook帐号和密码给它,按下“我要切腹!”,它就帮你弄个“墓碑”并通知你的猪朋狗友:你已经像日本武士般光荣切腹了。另一个“Web2.0 自杀机”程式更绝,它会把你和Facebook所有朋友“解除关系”,将你的资料和照片全部删掉,最后还改掉密码,让你永远不能“复活”,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越来越多人发现,整天只对着电脑,不知不觉中已离不开网络,也渐渐丧失面对面沟通的能力。现实生活越失败的人,就越渴望在虚拟世界找回身份认同和成就感;没有网络,就如世界末日。


有人沉迷“偷菜”而导致离婚;有人为了购买“虚拟产业”而倾家荡产换取虚拟货币;甚至有人开公司雇人玩游戏练升级,然后把虚拟角色用真金白银卖给玩家。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像电影“Matrix”那样,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已分不清,人类宁可在虚拟世界中被饲养着,也不要醒来。

有人将“网络上瘾”比喻为“精神鸦片”,事实上其危害也不输真正的毒品。除了旷课、无心学习、偷窃欺骗,更极端的也有:某中国少年因父母不给钱让他上网而杀害全家;一对韩国夫妇沉迷网络游戏而活活饿死亲生女儿。这种六亲不认、灭绝人性的例子越来越多。

海峡两岸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纷纷提出恢复传统人文教育的主张,所以儒学讲座、儿童读经、中华经典导读等逐渐普及,显示一股“返朴归真”思潮正在酝酿着。

台湾评论人洪兰在“给年轻人生命的理想”文中说:很多人不了解生命教育,也质疑它的必要性。其实生命教育很早就有,只是不叫这个名字。其核心是珍惜光阴、珍惜资源、珍惜生命。中国人讲究勤俭,勤俭就是珍惜、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礼运大同篇》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教育的精神。

她说:“生命教育最迫切要做的是给年轻人生命的理想。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心中的理想,若是心中无理想,人生自然无目的,醉生梦死就成为生活的态度。实践生命教育必须从实做中去求体验,没有体验就不会有感动,没有感动就不会有学习。”

台湾官方和民间都在积极推动跨国的青少年志工活动,以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尽早确立人生方向。这种“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理念,就是生命教育的外显。有能力服务别人,表示自己比别人强,对自己有信心,就会快乐。这就是“施比受更有福”。

我国很多青少年没人生目标、思维狭隘、待人处事没耐性、礼义廉耻观念薄弱,社会越来越多乱象和乱人,这和最根本的生命教育匮乏有关。

继续在虚拟世界中虚耗青春无异于浪费生命,全力推动生命教育才能拯救更多年轻的空虚心灵。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29

24.3.10

马华的V型选择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的招牌动作“V”胜利手势至今仍风靡全球。台湾学者高希均在《我们的V型选择-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提到:中国大陆在崛起中,台湾的优势却在内耗中不断流失,要避免被边缘化,就必须做出“V型选择”—VICTORY,每个字母拆开就构成七大元素。

若将高教授的概念套用在我国当前政治脉络中,尤其是即将重选的马华公会,仍有其适用价值:

愿景(Vision):创党人陈祯禄提出“一个国家、一种国民、一个政府”(One Country,One People, One Government),说服华人认同本身在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解决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身份认同问题。但后代领袖不争气和论述能力下滑,施政方向日益无关宏旨(Irrelevant)。马华须找回创党初期的使命感,配合当前的时局需求提出新定位新愿景,才可能重生。

诚信(Integrity):连年党争,人民看到不断的出卖、背叛、插刀,导致民众根本不信任这些领袖的言论。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政党,谁相信它有能力管理国家?一个连党同志都出卖的人,谁保证他不会卖族叛国?淘汰有诚信问题的领袖,才能修复千疮百孔的党尊严。

承诺(Commitment):没有政治决心,就不敢作出有份量的承诺,只会得过且过混日子,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更糟糕的是,信口开河后却公然违悖诺言,更让民众打从心底看不起,党的威信也就败掉了。马华须解决最根本的政治教育问题,栽培更多有素质的党员,减少心术不正的人侵蚀根基。

人才(Talent):必须栽培“全球视野”、“仁道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党员和干部。所谓的人才必须以德为重,能力为次。马华领袖从来不乏高学历和专业人士,但党争爆发与个人能力无关,反而是“人文素养”匮乏导致党争越斗越没品、格局越斗越小,无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只会在小圈子里打滚。

开放(Openness):新一代领袖必须视野要广,格局要大,心胸要阔,招揽人才不看狭隘的派系利益,更不以血统和宗教背景作为党籍的考量。想象一下,受中文教育、认同中华文化的友族党员在大会上以中文展开政策辩论,会是怎样的场景?中华文化和华教不应属于单一族群,而应属于全民。让所有同样理念的各族人士一起捍卫不同的单元文化全面成长,才能确保多元的完美,成就一个多元一体、各文化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这符合齐家治国以进大同的理念。

和解(Reconciliation):与多年来被恶法钳制的公民社会取得和解,并将其诉求纳入施政考量,以修正目前行政机关的种种缺失。过去渗透华团、收编民间团体、笼络外围组织的做法不能重蹈。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符合自由主义的主张。

青年(Youth):多年来马华的山头主义导致很多年轻人不得其门而入,使组织面临老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若将马华和民联的二三线领袖作个比较,可轻易看到素质上的显著差别。马华必须改革组织文化,坚持党高职直选和制度化候选人遴选机制,辅以切合时宜的新政治论述,争取新一代的认同。

无论328重选结果如何,马华新领导层都必须正视“马华的V型选择”。若能加以实践,那么另一个更有作为、符合现代政治意义的马华,是可能的。Another MCA is possible!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25

23.3.10

还是人文素养的问题


马华频密的党争给了各派系“操盘手”极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政治人物操来操去,无非是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但是,这种只求操盘功力高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已近于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厚黑学的境地,即使能逞一时之凶,但迟早也会走火入魔。

“操盘”毕竟是“术”而不是“道”,善用之可助人,滥用之可害人,全在使用者的善恶一念间。这一念之间的判断力,就必须由“人文素养”作为根基。

人文指人文科学,素养则指人的精神要素。这种人文精神以人为对象,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大的方面体现为关怀民族、关怀社会国家的精神;在小的方面则表现在个人的道德情操、高尚理想的追求上。

没有人文素养的公众人物,讲话粗俗,行为不佳,丑闻连连,其精神面貌必颓靡不堪,发表的见解浅陋,缺乏新颖的看法,甚至错误百出,让人笑话不断,严重折损其个人和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马华的连年党争已使不少这一类的人露了馅,令人看了厌恶,当事人却还自得其乐,难怪行动党的邓章钦嘲笑马华领袖不读圣贤书,反而读太多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

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及人文素养熏陶的操盘手,把权术当政治,不知道现代政治讲究的是以严格而客观的学术研究支撑的整体作业来配合时事预测,否则再怎么操也只能操回自己熟悉的自己人,专找各种小道消息和隐私来操,就是没有太大能耐建立软硬实力去操作和其他政党进行的政争。如此内斗内行,外斗就显出没有学问,实在悲哀。

马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党员的素质问题。马华党校的宗旨,开宗明义要培训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干部。可惜太多“视野狭隘”、“不仁不义”与“不择手段”之徒,为了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政治论述浅薄苍白、缺乏宏观视野和大格局,连一些候选人的所谓出师表也毫不掩饰地表明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和拨款买票,与整个民族斗争和国家发展毫无相关(Irrelevant),这就是人文素养匮乏的终极表现。

华社对马华失望透顶,因为这场无关宏旨的斗争向社会作出了最坏的示范,整天在阴谋诡计之中打滚,同志之间的信任基础荡然无存,展现了民族性格中最卑劣最丑陋最黑暗的嘴脸,老祖宗的优良思想和精神遗产被抛到九霄云外。难怪那么多人以这种政党作为本身代表为耻。

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缺乏创党祖师爷的人文素养功底,连年党争之后几乎丧失政治论述能力,只能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格局下苟且残喘。如今,面对308后的败局,面对积极修复威权的巫统,面对以“延安精神”朝着进京方向的民联,马华领袖竟还肆无忌惮地继续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陈祯禄若泉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最近冒出的“还党尊严委员会”,拟出一套“马华领袖KPI”供中央代表参考。其实所谓的专业背景、语文能力、政绩都不再是重点。马华若要保住回光返照的一线生机,除了慎选头几号的领袖,也要把注意力放在二三线的领袖,并从中选出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才,作为未来的接班种子,否则一切都大势已去。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24

17.3.10

复出的学问


最近很流行复出,车神舒马克复出、天后王菲复出、高尔夫球明星老虎伍兹偷腥后宣布复出,连艳照门主角阿娇和陈冠希也要搞复出。

武侠小说里的复出,叫做“重出江湖”。往往在天下大乱、大家叫苦连天时,都会想要退隐避世、武功高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出来收拾残局。很多时候不是这些老家伙想再混这趟浑水,但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自己不愿干,那些要靠他吃饭的跟班也放不了他。

比起险恶的江湖,政坛大染缸里的真实复出例子多的是。

《三国演义》里讲到诸葛亮要讨伐曹魏,他用“反间计”让劲敌司马懿下野,过后诸葛亮北伐果然势如破竹。国难当头,魏主审时度势,毅然重新启用司马懿,结果成功挡住诸葛亮。

司马懿的复出,也让他们一家重掌魏国军政大权。他的儿子后来干脆篡魏登基,再灭掉吴国和蜀国。三国斗了数十年,最后让司马氏一统江山。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令人津津乐道。1933年他因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而被党内左倾的政敌斗倒撤职,但数个月后他又被党中央上调,是为“第一落”和“第一起”。1966年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打成“走资派”,株连全家,下放劳改,直到1973年才恢复职务,此为“第二落”和“第二起”。

1976年邓小平又被四人帮斗垮,为“第三落“,但随着老毛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次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第三起”。此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奠下中国富强的基础。

带领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相丘吉尔,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迎战大选。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以他的声望,肯定能顺利蝉联,结果却遭遇大败。他下台前还很潇洒地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英国人肯定丘吉尔在战时的贡献,但没让他继续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是一种务实的表现。1951年,当英国人认为冷战格局需要强硬的领导人时,他们也不介意让丘吉尔复出,再度“回锅”当首相直到1955年。

复出,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甚至是身败名裂的。

1909年,权高位重的袁世凯被满清权贵排挤,被逼回河南老家种番薯。当时其旧部为袁世凯感到不值,外界对袁世凯“复出”之声也不绝于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无人可倚重的清廷只能请袁世凯出山。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回忆录,袁世凯当时感叹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太高兴,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好好回来啊!”

后来袁世凯和革命党合作把满清推翻,一举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权势一时无两。若不是被他称之为“旷世逸才”的身边红人杨度的“劝进”误导,加上其儿子袁克定猴急想当“太子”而伪造报纸欺骗老子,精明一世的袁世凯也不会误判形势,误认为舆论和外国势力都支持他称帝,更不至于糊涂到披上黄袍,导致一世英明尽复东流,落得“窃国大盗”的千古骂名。

所以,搞复出也是一门学问。要当司马懿、邓小平、丘吉尔,还是要当袁世凯,除了要对局势判断要准确之外,也要看身边的用的到底是狗头军师还是能人志士。毕竟,用人之道的功力高低,决定了一个领袖的成败。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18

15.3.10

劈腿,基因惹的祸?


梁智强事件震惊新马两地,令人不得不正视社会上越来越普遍的劈腿现象。

劈腿,不是指体操动作的基本术语,而是指“偷情”、“出轨”的流行用语。《劈腿心理学》作者吴若权将“劈腿”定义为:一个人拥有爱情后,又把脚踏进另一只船,有两个或以上的交往对象,而且大多数会对伴侣隐瞒真相。

他把劈腿归纳成五种类型:

骑驴找马型:觉得目前对象不够好,但没有差到要甩掉的地步,于是拖着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真命对象;

预留备胎型:觉得自己居于劣势,所以先找个备胎,以防被甩时能立刻跳船;

藕断丝连型:明明已展开新恋情,却和旧情人维持微妙关系;

多多益善型:喜欢追求新刺激,无法抗拒诱惑,只爱炒短线,不能长期经营;

填补空档型:当伴侣须离开一段时间,耐不住寂寞就找人填补空虚,等伴侣回来时却无法善后。
从一些公众人物被踢爆劈腿的例子来看,大致上离不开这几种类型。虽然古训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时代不同了,近年却流行:“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需求也一直向上转移,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口袋有些钱,自然就“饱暖思淫欲”。

一些研究证实:男人天生好色,都是基因惹的祸。美国基因专家哈默博士证明:惯性劈腿和基因有关,前科累累者再犯错机率高。尽管研究发现遗传基因对忠诚度的影响占了约40%,但环境与教养的后天因素也不能忽视。

感情上的劈腿只影响少数人,却为世人所难容;政治上的劈腿,轻则影响一个政党的兴衰,重则断送一个政权,这更为世人所不齿。

个人劈腿和遗传基因有关;如果政客长期惯性劈腿,总爱勾结外敌、出卖盟友、背后插刀,或许就和文化基因有关。

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中说:一部中国史几乎是一部内斗史,如三国大战、魏晋逼宫、明太祖杀戮功臣、雍正屠兄残弟等。子篡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朋友反目,不亦乐乎。反观西方,赫梯灭古巴比伦、亚历山大灭波斯、十字军东征、欧洲列强的殖民大战等,西方史简直是一部对外征服史。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如果真的是文化基因出现问题,那么一个号称代表五千年优秀文化族群的政党,毫无忌惮不断在公众面前赤裸裸暴露政治劈腿的丑陋面目,实不足为奇。

无论如何,劈腿不能全归咎于基因。只要深化人文素养和民主观念,从根本上改善政治人物和民众的思想体质,就不会再出现那么多丢人现眼的政治劈腿现象。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15

28.2.10

虎年拚幸福


虎年伊始,全球经济走势依然不明朗,国家领导人已迫不及待地向国人画一个大饼:今年国家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成长将达5%!

这个令人振奋的数字,根据领袖的说法,是由三大动力所贡献:落实大工程、鼓励私人领域投资和刺激国内消费。但是看过一个经济学的笑话后,就知道原来还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贡献国家GDP:

甲和乙都是经济学天才,他们很喜欢争辩。一天他们去散步,看到地上有堆狗屎。甲对乙说,如果你把它吃下去,我给你五千万。乙进行了精密的数学运算后,得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结果:吃!于是甲赔了五千万,当然乙也吃得很痛苦。

两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乙觉得反胃,而甲也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甲计算了一下,得出的最优结果还是:吃!于是甲如愿以偿拿回五千万,而乙的心理也平衡了一些。

突然他们同时大哭:原来我们闹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吃了两堆狗屎!这时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泰斗经过,听了他们的经历后,激动地说: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GDP贡献了1亿的产值!

多年来GDP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被视为衡量国力强弱与财富多少的标准,绝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都仰赖GDP数字来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更比喻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近年来GDP的缺陷不断被挑出来: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考虑国民的收入差距、不能显示社会的平衡发展等。由于不少国家领导人迷信GDP的威力,所以出现了许多有悖常识的怪象:污染越严重的地区GDP增长越高、耗费巨资的白象工程使GDP突飞猛进、战争爆发和国防开销剧增反而促进GDP增长等。

一些有识之士已呼吁世人破除“GDP迷思”。不丹早在20多年前就以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所代表的物质文明指标,这个人均GDP仅700美元的小国在国民幸福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丝毫不比先进国家如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逊色,实在令人惊艳。

幸福的定义可以很主观,也可以很抽象,但总是有迹可寻。如果我们每个人出门都可以安心乘搭公共交通而不必烦恼堵车,可以安心走在街上而不必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来攫夺,可以安心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而不必担心种族主义分子来喊打喊杀,我相信,这种实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比冷冰冰的GDP统计数字更令人神往。

曾经是亚洲四小虎之一的马来西亚,要在虎年里重现多元文化的活力,除了拚经济之外,更要为每个国民拚出幸福力。唯有如此,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荣耀感才会增加,在海外的百多万马来西亚孤雁也才会找到回家的动力。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01

2.2.10

问题在执行力

二战期间,大西洋的盟军运输船队常被德国潜水艇攻击,损失惨重。盟军参谋总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有个参谋建议:“只要把整个大西洋冻结,德国潜水艇就动弹不得了。”

总司令听了很高兴,说:“真是好建议!但要怎样去冻结大西洋?”

那个参谋说:“我们只负责出主意,执行方面让下面的人去做。”

上述故事只是笑话一则,但“眼高手低”的作风,似乎是全世界高层人员都有的通病。

韩国的李明博、台湾的马英九和美国奥巴马的共同点,是上台时高人气,一段时间后就形象光环剥落殆尽,民望跌至谷底。

李明博竞选总统时强调“CEO治国模式”,推出“747工程”目标为GDP增长7%,人均所得4万美元,世界第7大经济体。这政纲使韩国民众齐心一致把他送进总统府,但事实证明他的747飞不起来。他执意进口美国牛肉,导致数十万人上街头抗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到韩国经济增长不到4%,物价上涨迅猛,民众苦不堪言。其支持率从6成跌至2成,是历任总统支持率掉得最快的一位。

马英九竞选时提出“633工程”,要达致经济增长6%,人均所得3万美元,失业率降至3%。恨透阿扁贪腐的台湾民众,无不对他展现很高的期望,以逾6成的选票把马英九捧上总统宝座,但他的表现却令民众大失所望。经济政策混乱、救灾无能、与美国牛肉谈判一塌糊涂,使到国民党在最近几场选举连续大败,得票率与在野党差距仅2.5%,其政途岌岌可危。

奥巴马竞选时高喊“Yes,We Can!”(是的,我们能够),配合“Change”(改变)的主旋律,深深打动了厌恶小布什领导无能的美国民众,进而决定让他入主白宫。但奥巴马执政至今年余,金融风暴余波荡漾,失业率近10%,民众开始不耐烦,民主党在盘踞了几十年的堡垒区也输掉补选,逼到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把口号改成“Yes, I get it!”(是的,我知道了),希望能挽回颓势。

管理学权威包熙迪和夏蓝共同执笔的《执行力》(Execution)指出:一个组织的成功,30%靠策略,40%靠执行力,剩下的靠运气。运气虽无法掌控,但策略和执行力可以事在人为。很多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败在执行力不足。

现在我国政府铺天盖地宣传“政府转型计划”,以六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来制定各部门的“关键表现指标”(KPI),以达致一个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团结马来西亚。

如此伟大理想,固然是众所期盼,但看了李明博、马英九、奥巴马的前车之鉴,大家都明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执行力。公务员体系的执行力问题一日不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情况还是会存在,届时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星洲日报/言路‧2010.02.01

24.1.10

中道是一门好生意

行动党在全国大会上提出“中道马来西亚”的概念后,引起各界的反响。该党秘书长选举策略顾问刘镇东即指上述概念并非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策略定位,以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迈向执政中央的目标。

博弈论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杂货铺定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霍林特提出这个模型,常被用来研究西方两党政治的现象。简单的说,在一条街上有两家杂货铺,为了争取更多顾客,两家都趋向把店铺设在街道的中心点,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家都在街道中间点紧紧挨在一起。

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美国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掌权。各党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有“左派”、“右派”之分,虽然他们在竞选时攻击得越来越厉害,但双方所提的实际政策却越来越靠近。左派政党深知只靠左边一半的选民不足以保证胜出,最佳策略就是要把中间摇摆的选民争取过来,所以政策上有时就要“右倾”一点;反之右派政党的想法也如出一辙,政策也会“左倾”以便向中间靠拢。选举次数多了,到最后选民往往发现即使换了执政党,很多时候也没有根本性的政策改变,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犬儒主义才会那么盛行,投票率也逐渐降低。

在我国,长久以来国阵占据着政治光谱的中间位置。巫统在很多混合选区必须依靠非土著选票过关,马华和民政也必须依靠马来票过关,大家互相支援和扶持,才能稳住政权。相反的行动党只能夺取华人区和城市区,而回教党只能在东海岸等传统的深绿地盘胜出,双方很难有交集和共识,难以动摇国阵江山。

1999年大选,回教党以极端的宗教诉求挂帅,囊括了近50%的马来票,在东海岸的马来区把巫统打得溃不成军,但它在政策上走偏锋的结果,也导致回教党成为非土著的超级票房毒药,当时投回教党的非土著大约只有10%-20%,国阵依然保住政权。

2004年大选回教党大败后,保守派势力转弱,党内开明派抬头,政策上开始转向,以“福利国”论述取代“回教国”论述,对外则高喊“全民回教党”的口号,争取非土著选民。反观巫统却越走越极端,挑起的种族课题惹起非土著选民的强烈反感,但另一方面由于贪腐、治安、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拙劣政绩,许多马来选民也对巫统不满,最后导致308政治大海啸的发生。

搞政治就好像做生意那样,要拿着算盘精打细算。回教党虽然在308选举中达不到以往的战绩,大约只拿到约40%马来票而已,但由于它的政策偏向中间,换来了70%-80%的非土著票,这到底还是划算的,有利于它攻下布城执政中央。“阿拉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回教党的开明立场,即认为基督徒可以使用“阿拉”字眼,赢得不少民心。巫统舍弃中道走偏锋的结果,拿不了多少保守马来票,反而进一步丧失更多的非回教徒选票,尤其是东马内陆区的广大基督徒选票,更是岌岌可危,这单生意实在亏大了。

民联的崛起其实也没多大秘诀,只是抄回以前联盟和国阵的老路,民联应感谢那些脑袋发热的巫统领导人偏离了先辈们的路线,把中道位置拱手相让给了民联。巫统应明白“得中间选民得天下”的道理,必须抢回“中道”这门好生意,否则政权轮替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星洲日报/言路‧2010.01.25

17.1.10

2010:另一个马来西亚是可能的

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故事背景是在1984年。主人公们进入一个和现实很相似,但历史却稍微不同的“平行世界”,他们称之为“1Q84”。

历史是否有走另一条路的可能性?在“平行世界”理论中,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想象一下,有另一个“你”正在阅读本文。那个“你”并非你自己,但他(她)的一生和你每秒钟都相同。然而他(她)此刻读不下这篇文章而你却打算读下去,历史分岔点由此产生。放弃读的“你”和继续读的你,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影响了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彼此并行发展却又没任何联系。

人的一生会出现许多要做决定的时刻,小事如看不看书、喝不喝茶等;大事如要不要进某大学、要不要干某工作、要不要和某人结婚等。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很多人做了重大决定就后悔了,总认为如果当年做另一个选择,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落魄潦倒。也因为这种精神缺憾,很多人都会幻想坐上小叮当的时光机回到某一个人生转捩点,提醒自己走另一条路,免得将来遗憾。

人总想通过改变过去来改善现在的处境,这是微观的,但如果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抉择造成的历史转折呢?西方很多科幻小说家常作出假设:“如果希特勒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如果戈尔打败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或许这个世界会呈现另一种面貌。

在我国,其实很多人也喜欢做历史假设:“如果当年没有发生513”或“如果当年安华打倒马哈迪”等等,总之结果都不会说得比现在差,甚至断言现在我国GDP会强过当时处在同一水平的某某国家。

最常在政治讲座上听到的历史假设就是“某某政党骗了我们几十年,如果当年不投它,今天我们就不会这样那样”。这种说法符合绝大多数常人的负面思考模式,即把现实中的不如意统统归咎于前人,但却犯上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前人的抉择,忽略了当时有限的历史条件。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曾高呼“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台湾学者高希均教授曾撰书《我们的V型选择: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进入2010年,举国陷入政治恶斗、宗教纠纷、经济空转之际,我们不能沉溺于逝去的时光,不要怨天尤人,也不必幻想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会更加幸福,反而应该学习如何对自己当下的决定负责,理性务实地规划我们的将来。

唯有如此,另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才有可能出现。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1.18

4.1.10

2009:常识匮乏的一年

2010年元旦在戏院观赏年度大作《Avatar》,看到人类军队挟着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圣地的一幕时,几乎所有观众都希望武器落后的纳维族能挡住人类,保卫自己的家园。

侵略者最终全军覆没,纳维族付出惨重代价后迎来了胜利,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即使这些外星人怎样看都像是“非我族类”;没有人会为以强凌弱的侵略者鼓掌,即使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人类。

毕竟,“同情弱者”是每一个凡人与生俱来的“常识”。

步出戏院,回想刚成为过去式的2009年,不禁感叹,一个常识匮乏的社会,才会滋生那么多群魔乱舞,导致发生种种荒诞的怪现象。

一个获得过半选票的州政府被强行夺权,法律专家们硬是从繁杂的法律条文中,找出新政权合法性的种种牵强依据,即使那违反了最基本的民主常识。

一名年轻的政治秘书在政府大楼离奇身亡,举国人民悲愤至极,有人却说这只是“小事一桩”。这种不像是常人说的话违反了基本的社会常识,竟出自于某高官之口。

一个政党的领袖们撕破脸皮后,无视于党章首页的创党宗旨,各自撕下对己有利的部分章节来自我诠释,内斗到不亦乐乎,赤裸裸暴露为私利而斗的狰狞面目,却还打着团结或诚信的堂皇旗号,这不是侮辱公众的常识又是什么?

所谓常识,并非天文地理之类的普通知识(General Knowledge),而是众人皆知、无需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Common Sense)。例如弱势者应该被照顾,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官员不应该贪污滥权,犯错者应该受罚,这也是常识。

常识不需要高深,任何人都可用浅白的语言说出最基本的道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告诉世人:国王并没有穿衣服。两百年前潘恩以《常识》一书播下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基本观念的种子,造就了美国的独立,也验证了常识的强大威力。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提醒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权力的运用不可悖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法则。可惜我国特殊的政治脉络之下,民粹政客可肆意用政治化妆术去操弄课题,甚至灌输仇恨意识,偏偏还有那么多人随风起舞,这是常识匮乏的社会才有的情况。

唯有普及常识,启迪民智,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才会减少,2010年后的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