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6.10

CEO适不适合搞政治?

前几年的工商管理课程MBA很火热,很多人都一窝蜂去读MBA。当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CEO)开口闭口都是市场行销、SWOT分析、人力资本管理等MBA术语,不讲这些话好像跟不上潮流。

2008年次贷金融风暴之后,MBA光环迅速脱落,曾是天之骄子的华尔街CEO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南方朔在《财经商学的教育应改革了!》一文中直接指出MBA应先送上断头台,因为MBA课程过于功利主义,把企业利益最大化变成“能吃就吃”的“肥猫逻辑”,合理化企业高层的自私自利和贪婪成性,能逃税就逃税,滥发低劣金融衍生品以牟暴利,直接导致哀鸿遍野的金融海啸。

现在很多欧美财经商学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纳入道德领导、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等课程,增强商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色,减少重功利轻道德的MBA学生在工商界兴风作浪,危害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运作。

CEO从政曾经巍为时尚。韩国的李明博曾是现代集团CEO,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的亮丽政绩使他成功当上总统。他在其自传《总经理治国》说过:“在公益与私利之间,应该确实掌握问题的核心,并找出折中之道。另外,必须立场前后一致且不断游说反对者。”

但李明博却犯上了CEO的通病:凡事从数字的角度切入,眼睛只盯着价钱和利润,忽略其他的政治因素,结果酿成了进口美国牛肉的执政危机,民意支持度锐挫。如果他是企业CEO,进口美国牛肉当然最符合经济效益,也是最理性的选择,但他作为一国之首,政治上绝不能小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扑。

我国首相署部长伊德里斯曾担任马航CEO,他成功将马航转亏为盈的事迹被工商界传为佳话。他入阁主持政府转型计划后,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如果不削减补贴,国家将在2019年破产。结果其“破产论”成为在野党到处宣传的弹药。如果他是企业CEO,这种破产论可以警惕和提高危机意识;但他作为政治人物,就不能不想到政治后果。毕竟,企业的KPI是股价和利润,负责对象只是股东和投资者;但作为部门之首,负责对象是广大人民,其KPI就是选票,决不能混淆。

最近雪州大臣卡立遭到同僚“逼宫”。据报道,曾担任政府关联公司CEO的他因为坚持“党政分家”,以CEO作风治理雪州,引起党内部分人士不满。公正党在乌雪补选败阵后,马来票的流失激化了反卡立的情绪,认为其薄弱的政治公关和差劲的文宣迟早会断送州政权,后来就达致州主席换人、州政府机关安插更多党工以执行文宣工作和选举操盘的协议。由此可见,CEO受过的训练和思维方式未必适用于政治,做生意和搞政治是不同的。

一味照搬CEO经营企业的手法来治国,而忽略政治协调的重要性,随时会弄得焦头烂额。在这个年代,CEO从政不但要有视野、愿景和执行力,更要有政治家的说服力。总之,全方位的思考才能在残酷的政坛中生存。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30

24.6.10

吉隆坡,没有灵魂的城市

1997年,我还在吉隆坡中华国中就读初中三,校方安排我们到刚开放的半山芭监狱参观,感受一下所谓的“震撼教育”。

我父亲在半山芭的一间会馆工作,从小我就常在这一带溜达。监狱围墙的雨林壁画是我熟悉的场景,老吉隆坡人常在咖啡店谈着“侠盗”莫达清的事迹,但我始终很难想像围墙里面到底是何模样。直到我有机会进入莫达清被行刑之处,才知道什么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当时外头太阳很猛,但行刑室里头却阴冷得可怕。阴深的绞刑台和绳子、死囚临死前在墙上留下的只字片语、执行鞭刑时的刺耳鞭挞声,都让我们感受良多。

2010年,百多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围墙倒下了。虽然其意义不比1990年的柏林围墙倒下,也不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极权象征巴士底监狱,但作为一个从英殖民时代开始的重要法治象征,就此倒在以“发展”为名的铲泥机之下,实在很可惜。

有人认为都市黄金地段的监狱有碍市容,这种话出自一般小民之口倒也罢了,但诸如“不值得骄傲和光彩”、“没历史价值也不会列为遗迹”的言论出自于高官之口,除了让人感到官僚的傲慢、薄弱的历史观、低落的人文素养之外,还让人闻到一股浓浓的商业铜臭味。

梁文道在“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一文中批判所谓的“现代主义城市观”,这是早已被欧美各国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期望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但这种人为的设计只为了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生活或是心灵上的需求。

一个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历史和文化底蕴。外国很多老城,几乎就是一座座露天博物馆,古建筑都大量保留下来,有如巨树年轮,脉络清晰可见。走在旧街区,会产生一种时空错觉,仿佛自己不是走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回到了几百年前。

但凡伟大的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等,市中心的黄金地带,不是冷漠的钢骨水泥,而是一座座历史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几百年积淀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这种历史积累的滋养,使他们的市民拥有雄厚的家底,可以很自信很从容,因为他们知道从何而来,也知道如何面向未来。

胡恩威主编的《香港风格2-消灭香港》写着:“香港政府城市规划的唯一目标:消灭香港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消灭香港人的社区,消灭香港人的个人意识,消灭小贩,消灭大排档,消灭老商店,消灭老戏院。”结果“香港成为一座700万人的石屎森林监狱,全香港布满一式一样的大型商场,一式一样的楼贴楼大型楼盘大型豪宅。”这一段话,何尝不是目前我们的写照?

也许我们患上了景观失忆(landscape amnesia)的症状,当一些我们曾经天天路过熟若无睹的地方渐渐发生变化,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流落在海外的吉隆坡游子,他们可以偶尔会想起椰浆饭的香味、怀念榴莲飘香的气息,但他们很难会留下来。这个城市即使看起来多么簇新和时尚,其实都与你无关,它不服务于你的生命节律,你只是它的一个匆匆过客,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每个城市都需要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需要历史和文化的沉淀,还需要对全球化的自信和理性。可惜的是,吉隆坡没有。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24

21.6.10

足球•武林•政治



世界杯的32支强队各有千秋,踢球风格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技术流和体力流。进攻球员较注重技术,防守球员较注重体力。

巴西球员是技术流的代表,他们的脚下功夫举世闻名。早期足球战术还不重视球员体能,技术型球员往往能凭着出众技巧和临门一脚来打败对手。

但是,技术型球员往往体质单薄,力气不足以完成整场比赛。后期的球队偏重体能训练,体力型球队逐渐崛起。“德国坦克”以硬朗的身体对抗打法而夺冠三次;意大利以滴水不漏的坚固后防著称;韩国队以跑不死的体能来拖垮高头大马的欧美强队。这些以体力为主、技术为辅的球队在球坛上往往也能大放异彩。

如果以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剑气之争来比喻足球,注重技术是“剑宗”型,注重体力则是“气宗”型。气宗讲求以气御剑,即“真气所至,草木即是利剑”;剑宗却以“招式精妙,灵动变化”为主,讲究“剑路纵横,使招不使力”。

那么,究竟是“剑”优于“气”,还是“气”优于“剑”?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在金庸笔下的华山派里就掀起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残酷内斗。剑气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邪门歪道,自己才是名门正宗,孰是孰非尚难决断,但同门师兄弟大开杀戒导致华山派元气大伤倒是事实。

足球流派之争和华山剑气之争体现了中国式的“二元哲学”。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之争也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儒家主张“德治”,讲礼义廉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和权谋,批判儒家太迂腐,实际操作行不通。法家认为刀子拔出来就一定要见血,所以他们提出的治国方案很现实功利,但很管用。中国古代读书人往往一面读儒家《论语》,一面读法家《韩非子》,造成很多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儒家讲理想、讲道德、讲根本,是“气宗”;法家讲现实、讲功利、讲权术,是“剑宗”。如果套用在政治上,一个政党如果整天只讲理念、讲大原则、不注重龌龊的选举操盘技术,那么这种“气宗”型政党很快会在残酷的选举中被淘汰。

但另一方面,不讲理念、不讲原则、只看短期利益、讲究功利实用的“剑宗”型政党,纵使早期能呈一时威风,但迟早会因为内部聚集太多厚黑学的徒子徒孙,为了私利而不断出卖背叛耍阴谋,最终还是会完蛋。

全能足球兴起后,体力型和技术型球员的界限日益模糊,现代球员往往要攻守兼备才能在残酷赛事中生存。剑气合一,不但是足球员和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政界人士所应期许的目标。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21

6.6.10

官僚的合法伤害权


贸消部最近指示售卖白糖、面粉与食油的商家须申请零售执照,也限制他们的囤积数量。此举不但引起商家的不满,朝野政党更抨击这种繁文缛节会助长贪污歪风。

官僚喜欢制定繁文缛节,自有其道理。《潜规则》作者吴思就指出: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僚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配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吴思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吴思在《血酬定律》里讲了一个真实故事:1990年代,河北有一群穿制服的人,不时走进店铺检查卫生。有一天他们走进一间眼镜店,硬说店里有老鼠,要老板掏钱买鼠药,只许向他们买,价钱由他们定。老板说老鼠不偷眼镜,不肯买鼠药,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捉他去参加“卫生培训班”。这下老板怕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但是放鼠药需另外买鼠药盒,价钱也是由他们定。老板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后来检查,若发现没有这种鼠药盒就罚款,到时别后悔。老板只好乖乖再掏钱买他们指定的鼠药盒。

过几天他们果然来了,老板展示他放置的鼠药盒,他们说:“这盒子上有灰尘,老鼠会来吃么?”所以要罚款。老板把灰尘抹干净,他们又说:“你的鼠药盒应该放这里,但你竟放在那里。”,结果又罚款。

吴思接着写: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三次敲,每一次都让小商家觉得不值得翻脸,还是屈从合算。如果胆敢抗命,那就是“妨碍公务”,到时又要被敲一笔,更不划算。

中国人有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掌握“合法伤害权”这项利器之人,谁敢惹他?官僚的本质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害你,为了避免受苦,大多数民众宁可花钱消灾。

总之,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通道可以弄出新的规矩。官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狼和羊的关系,狼吃羊是天性,因此老祖宗创造了一个贴切的形容词:鱼肉百姓。

但凡事都有限度,当羊群被剥削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还是会反抗的。突破了那个临界点,就是“官逼民反,造反有理”,大家浩浩荡荡抄起家伙打倒吸血狼,难怪历史上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李自成和洪秀全。

当今民主社会不用造反,用选票就可以了,不像封建时代那样要流很多血,耗用那么多的社会成本。吊诡的是,即使民众有选票这种制裁手段,官僚中的狼比例仍然高得离谱。日前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就透露,在120万公务员当中,发现有41%的公务员在去年涉及了贪污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老狼们经验丰富,知道维护羊群的重要性,也会假惺惺地提出“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国的狼大爷们最好翻翻历史,学习收敛,这样可能还可以混久一点。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