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马华蕉赖区会服务中心主任吴心一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近来接获约40名雪隆商家有关内陆税收局的投诉，其中的90％投诉者是华裔中小型企业家。这些投诉包括抽税率及可扣税项目不统一、筛选交税对象的过程不透明、税收局官员在持枪警员的陪同下直接上门查税、税收局官员以威胁语气逼迫不了解本身权益的商家缴税等等。综观这些投诉，可见得我国的收税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偏差和滥权行为，这种现象若不被歇止，对广大的中小型企业而言是很严重的冲击，不但阻滞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也极可能会加速恶化一些潜在的社会动乱根源。
以上言论绝非危言耸听。税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税收，没有这些钱，政府就无法运行，不能负担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等等各方面的责任。税收除了用来实现上述的基本目的之外，也起着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富人缴更多税，穷人缴比较少甚至豁免课税，贫富差距才能缩小。北欧富国瑞典就是利用税制来减少贫富差距，现在它最富和最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仅2.3倍，用基尼系数来算的话就是0.23，是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这种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方式是瑞典连续几年跻身世界竞争力三甲之内的主要原因。
双重标准课税遗祸无穷
吴心一接获的商家投诉还包括一项：内陆税收局特别针对某一族群的商家来追税。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真是国家不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双重标准来课税而引发的灾难真是多不胜举。18世纪末，英国与宿敌法国作战，军费开支庞大。要筹措军费，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课重税。课谁的重税？当然不能向英国本土的人民开刀，不然政权可能会动摇。最后英政府的课税目标就指向美洲大陆殖民地，什么印花税、人头税、茶叶税都出来了，当地人民想：“大家都是大英子民，都有缴税的义务，干嘛抽税只抽我们的，不抽大英本土的？”。这种不公平的征税机制使到民怨沸腾，最后导致革命爆发，美利坚合众国巍然成立。因小失大的课税机制，使得英国从此失去了这块富庶的殖民地。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明朝之所以灭亡，除了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税制出现了问题。黄仁宇擅长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过程，他的著作<<中国大历史>>即指出大明帝国的征税制度落后，是导致国家积弱的主因。在封建时代，农业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农耕亩地面积容易被计算，农民也通常固守在其耕地，流动性不大，他们就是征税的主要目标。
太平盛世时，农民的农作物收入每一年都被政府抽去3成到4成，剩下的还够一家大小图个温饱。等到外患入侵，边关告急，政府要扩军加强国防，钱从哪里来？这些不会跑的农民自然而然成为最现成的剥削对象，那就加多一点税吧。问题就来了，当时的富人享有很多优待，做了官可以不缴税，如果是皇亲国戚更不用说，其亲属、后裔都不用去烦缴税的事，还有朝廷定时的抚恤金养他们，如果他们兼拚了农民的土地，还可以收租，累积更多财富。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发生。加上荒年一到，所有的农业收成也不够养农民一家，狼心狗肺的朝廷鹰犬和地主又来狠狠催缴税，农民活不下去了还能怎样？干脆反了吧！结果大明皇朝就亡在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中。
检讨征税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程度，系数越小越好。系数介于0.2－0.3是非常理想的贫富均衡水平，如瑞典、瑞士、芬兰等先进国就属于这一类。0.3-0.4属于合理水平，如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等。理论上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就有潜在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我国目前是在0.462的水平，而且还有可能恶化下去。经济学家用特定模式算出明朝末年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6以上，难怪当时会天下大乱，涂炭生灵。目前大多数陷入内战的非洲穷国，它们的基尼系数几乎都是处于0.55－0.65的高危险水平。看来我国不但不能为目前的一点点经济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要关注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为我们距离危险边缘也不远矣。
瑞典用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方式征税来达致均富的目标，我国税收局官员却不是以收入高低来区别化征税，竟然是以种族背景来差异化征税，这种作法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现代的小商家竟然沦落成封建时代的农民一样的地位，成为任人鱼肉的敲榨对象，反而那些富商巨贾还能千方百计地合法逃税，这不是社会乱像是什么？税务制度若再不检讨和改革，国家竞争力绝无提升的可能性，国家发展政策的终极目标－财富均分，将是遥不可及的幻境。
马华蕉赖区会服务中心主任吴心一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近来接获约40名雪隆商家有关内陆税收局的投诉，其中的90％投诉者是华裔中小型企业家。这些投诉包括抽税率及可扣税项目不统一、筛选交税对象的过程不透明、税收局官员在持枪警员的陪同下直接上门查税、税收局官员以威胁语气逼迫不了解本身权益的商家缴税等等。综观这些投诉，可见得我国的收税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偏差和滥权行为，这种现象若不被歇止，对广大的中小型企业而言是很严重的冲击，不但阻滞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也极可能会加速恶化一些潜在的社会动乱根源。
以上言论绝非危言耸听。税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税收，没有这些钱，政府就无法运行，不能负担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等等各方面的责任。税收除了用来实现上述的基本目的之外，也起着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富人缴更多税，穷人缴比较少甚至豁免课税，贫富差距才能缩小。北欧富国瑞典就是利用税制来减少贫富差距，现在它最富和最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仅2.3倍，用基尼系数来算的话就是0.23，是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这种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方式是瑞典连续几年跻身世界竞争力三甲之内的主要原因。
双重标准课税遗祸无穷
吴心一接获的商家投诉还包括一项：内陆税收局特别针对某一族群的商家来追税。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真是国家不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双重标准来课税而引发的灾难真是多不胜举。18世纪末，英国与宿敌法国作战，军费开支庞大。要筹措军费，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课重税。课谁的重税？当然不能向英国本土的人民开刀，不然政权可能会动摇。最后英政府的课税目标就指向美洲大陆殖民地，什么印花税、人头税、茶叶税都出来了，当地人民想：“大家都是大英子民，都有缴税的义务，干嘛抽税只抽我们的，不抽大英本土的？”。这种不公平的征税机制使到民怨沸腾，最后导致革命爆发，美利坚合众国巍然成立。因小失大的课税机制，使得英国从此失去了这块富庶的殖民地。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明朝之所以灭亡，除了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税制出现了问题。黄仁宇擅长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过程，他的著作<<中国大历史>>即指出大明帝国的征税制度落后，是导致国家积弱的主因。在封建时代，农业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农耕亩地面积容易被计算，农民也通常固守在其耕地，流动性不大，他们就是征税的主要目标。
太平盛世时，农民的农作物收入每一年都被政府抽去3成到4成，剩下的还够一家大小图个温饱。等到外患入侵，边关告急，政府要扩军加强国防，钱从哪里来？这些不会跑的农民自然而然成为最现成的剥削对象，那就加多一点税吧。问题就来了，当时的富人享有很多优待，做了官可以不缴税，如果是皇亲国戚更不用说，其亲属、后裔都不用去烦缴税的事，还有朝廷定时的抚恤金养他们，如果他们兼拚了农民的土地，还可以收租，累积更多财富。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发生。加上荒年一到，所有的农业收成也不够养农民一家，狼心狗肺的朝廷鹰犬和地主又来狠狠催缴税，农民活不下去了还能怎样？干脆反了吧！结果大明皇朝就亡在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中。
检讨征税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程度，系数越小越好。系数介于0.2－0.3是非常理想的贫富均衡水平，如瑞典、瑞士、芬兰等先进国就属于这一类。0.3-0.4属于合理水平，如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等。理论上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就有潜在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我国目前是在0.462的水平，而且还有可能恶化下去。经济学家用特定模式算出明朝末年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6以上，难怪当时会天下大乱，涂炭生灵。目前大多数陷入内战的非洲穷国，它们的基尼系数几乎都是处于0.55－0.65的高危险水平。看来我国不但不能为目前的一点点经济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要关注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为我们距离危险边缘也不远矣。
瑞典用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方式征税来达致均富的目标，我国税收局官员却不是以收入高低来区别化征税，竟然是以种族背景来差异化征税，这种作法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现代的小商家竟然沦落成封建时代的农民一样的地位，成为任人鱼肉的敲榨对象，反而那些富商巨贾还能千方百计地合法逃税，这不是社会乱像是什么？税务制度若再不检讨和改革，国家竞争力绝无提升的可能性，国家发展政策的终极目标－财富均分，将是遥不可及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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