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宣角度看2008年大选

政治讲座被包装成嘉年华会的形式后，吸引更多群众的参与。图为大选时期行动党在槟城韩江中学草场举办的政治讲座，吸引逾6万民众。

2008年大选在野党的三大制胜策略

在野党仅仅利用政治人类学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制造权威（Authority）来压制权力（Power），就足以在2008年大选大败国阵。在野党处心积虑，谨慎布局了好几年，终于在2008年大选收割丰盛的成果。

何谓制造权威（Authority）来压制权力（Power）？权威来自信任和同情，在野党成功塑造出弱势者及捍卫民主和族群利益的权威形象，以对付整个权力架构的庞大政府机器。

在野党培养出来几个受委屈的权威形象（安华和林吉祥，皆受过政治迫害和进过监牢），配合有理想的青年才俊（另类的权威，如潘俭伟、刘镇东、刘永山等人），一起挑战政府。他们要夺取的不是一时的政权，而是要在人民心目中，从根本上否定当今政权的法统（Legitimacy）。

他们花了很多钱出版很多书籍，去强调马来西亚独立和巫统、马华及国大党无关，过去也一再在政治讲座等公开活动中谈这个课题（尤其在马来社会）；他们也努力把当权者和政府变成笑料而不再只是制造不满情绪，因为他们知道传笑话比传不满情绪更容易，因为根据政治人类学的理论：群众对执政党候选人的轻蔑远比让人们愤怒来得更有杀伤力；还有，他们会一再利用人民都知道的主流媒体会受限制，去玩弄不必负责任的似真似假的网络及短讯。

总的来说，在野党运用的三大制胜策略为：（1）文化冷战，否定国阵法统；（2）制造群众运动来冲击政权；（3）广泛运用现代通讯技术来瘫痪执政党的反驳能力。

在野党策略（1）：文化冷战，否定国阵法统（Legitimacy）

文化冷战是一项长远的政治工作，第一个手法就是争取历史解释权，这要借用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话语权，才能达到目的。

在野党和他们的外围组织，长期用各种名义，奖励和出动了很多原本要找渠道表达不满的写手。他们几年来长期工作，从网络和平面媒体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以及回忆录，目标是推起人们对马共、马来民族党、各种回教式起义队伍的怀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联盟和国阵对国家独立的贡献，并把巫统和马华定义为英国殖民主义的走狗；另外就是将513种族流血冲突诠释为政变，是当权者为了保住政权而有组织性地屠杀华人，然后嫁祸给马来人的阴谋。这种说法能将种族的对立情绪，转化成质问国阵法统合法性的情绪。

文化冷战是一项长远的政治工作，第一个手法就是争取历史解释权。图为柯逊博士为其著作《513 -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举办推介礼。

这个策略的成功在于，各族学者开始怀疑种族政党的代表性，进而影响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马来青年质疑巫统代表马来人、华裔青年质疑马华代表华人及印裔青年质疑国大党代表印度人，最终从根本上否定国阵以种族政党为立国基础的法统。另外，513事件再也不能被诠释为种族冲突，而是一场政变阴谋，年轻人再也不怕513的这个吓人鬼故事，也看不起国阵成员党，用513来恐吓老一辈选民的老套手段再也无法奏效，大家将更加放心地投票给在野党以宣泄不满情绪。

实例

在野党领袖这几年不断地在政治讲座讲述马来亚独立的历史，不是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结盟争取独立讲起，而是强调“日本占领时代，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军就已经为这片土地抛头颅洒热血”，并肯定抗日军和马共争取独立的贡献，把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当成是骑劫独立成果的英国殖民主义走狗。

大选期间，邓章钦在八打灵北区的政治讲座，也讲述这一段历史，并强调“这个国家我们华人也有份，我们华人也为这片土地流过血，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二等公民？”说毕，全场皆受到感染，群众情绪高涨。相信在野党在其他地区和场合，也一直强调这个论点。

文化冷战的另一个招数，是出动与对手背景相近的人物，负责将对手的特征和行为“解构”为调侃的对象，目标要符合普罗大众的语言趣味。简单地说，就是编笑话来嘲讽执政党领袖，尤其是那些能够引起共鸣课题的问题领袖。

实例

首相整天只会Tidur，开会时Tidur，做工时Tidur，回到家抱着老婆就Naik了。

BN=Barang Naik，Bila-bila Naik，至于蔡细历则是在酒店“Batang Naik”。

希山慕汀举剑的事件也被拿来调侃，如Keris只是马来男子在结婚仪式时佩戴而已，希山慕汀会举剑，难道说他又结婚了吗？每一年举剑每一年都结婚？难道不举就是“Tak Naik”，举了就是“Naik”？这种说法不只是行动党领袖对华人讲，连安华、Raja Petra等马来领袖也对马来人讲，久而久之，华人谈起时会笑，马来人说起时也会笑，他们认为希山只不过是一个擅长表演的政坛小丑而已，破除了“华人当他是极端分子”和“马来人当他是民族英雄”的两极化刻板观念，各族都潜意识里就看不起他了。

行动党讽刺马华的经典笑话：椰子（Ya）和瓶子（Botol）。在福建人的地区，可以再加入罐子（Kong），擦罐子的福建话就是（Sokong），讽刺马华议员进到议会只会附和巫统而已，巫统说什么，马华就只有（Ya），（Betul），（Sokong）。

国阵在上一届大选的竞选宣言（Cemerlang, Gemilang, Terbilang）被邓章钦说成“这么烂、根本烂、特别烂”。

把执政党对手小丑化、笑料化，甚至加入一点“黄色笑话”的冷处理后，通过政治讲座、电邮和短讯散播出去，比起痛骂执政党的丑事来激起群众愤怒，其杀伤力更强大。因为，一时的情绪愤怒，并不能持久，冷静下来可能也会麻木，不当一回事了，传播效果有限；反观若是当成笑料，大家觉得很有趣，就会主动传播，尤其是通过电邮和短讯传出去给朋友。

这种心理战的特点是深知一般人民没有心情记政纲、不会传播政纲也不会把被在野党带动的愤怒情绪带回家主动播散；但是把对方当成笑话人物就容易人传人，而且潜移默化，最后只要触动一点即爆发，瞬间扭转投票倾向。

实例

行动党在槟城搞了一场又一场把民政标语扭曲成一首又一首儿歌来唱，在韩江中学草场又带动几万人一起合唱，让大家把民政党的“再转变”宣传当成笑料，最后几天又请大家一个传十个再传百个。

根据文化冷战的策略，在野党不会让群众的激情在愤怒中消耗，也不会辩驳大道理，而是让他们在听惯笑话的亲切和兴奋中以失去理性、变成跟着感性，接受每句话。到投票那一天，安排驻守在外国的同志用手机发一个“州政府拆学校围墙以报复在野党”的假新闻，收到讯息的人只有情绪，不分真假，就大势已去。

在野党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把政治讲座搞得很像嘉年华会，大部分出席的群众都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赴会，而且在野党领袖上台时也尽量减少抨击政府施政弊端的激烈火药味，改用揶揄的方式来讲笑话，让群众觉得这是一场很享受的“脱口秀”，心理防线逐渐放开，潜意识里也会受其影响。

国阵政治部、情报部和新闻官等人员的失败之处，就是没有把在野党领袖说的“笑话”当一回事，反而一直在关注在野党是否有说出激烈和煽动性的话题，殊不知，“笑话”远比“煽动性种族言论”更加具有杀伤力，这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足以打击国阵威信的手法，传播效果绝对一流，群众不知不觉中接受大量讯息，最后只要通过短讯来个临门一脚，就大功告成。

反观马华和国阵，对在野党这种搞笑话策略很不习惯，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人们以看广告、印刷品然后产生“先入为主”观念的资讯匮乏时代，而没想到资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人民已经看不下很多文字，反而喜欢享受交头接耳的亲切感觉与“个人沟通”。在野党把国阵人物当成小丑和笑料，不是制造人们不满和愤怒，而是制造“卡维斯进动物园”之类的轻蔑情绪，某些勤劳服务的马华议员则被套上“沟渠议员”的标签，人们看到这些议员时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尊重了。

实例：冷笑话短讯的威力

笔者在选举成绩出炉后收到一则短讯，相信是在野党人所作，内容为：“有个朋友40年没有做工，现在托你找工，他的名字叫三美。”

短短数句，讯息量极为丰富，笔者传给四个朋友后，不久就收到两个回应。回应（1）：叫他去补桥，补路，做大道收费员吧。；回应（2）：哈哈！别担心，他的银行存款足以让他过着皇帝般的日子，根本不需使于人下。

由此可见，这类短讯的传播力量多么恐怖，一个人收到这种短讯后，会主动打字回应发送者，并继续传给其他人，肯定是深刻认同该短讯的内容才会如此。试想想，若短讯内容是严厉批评三美贪污、腐败、滥权、恋栈权位的正经八百短讯，即使能引起接收者的一时愤怒，但却很难激起其继续转发给其他朋友的冲动。

实例：冷笑话电邮的威力

很多人在大选期间收到这类型的电邮内容：

冷笑话（1）：

阿都拉、纳吉和三美一起乘坐飞机。

在天空上，阿都拉说：“如果我把一千块钞票丢下去，下面拾到钱的那一个人就会很高兴。”；

纳吉接着说：“如果我把十张一百块钞票丢下去，下面就有十个人很高兴。”；

三美笑道：“如果我把一百张十块钱丢下去，下面就有一百个人很高兴。”

飞机师听了，冷冷地说：“为什么不把你们三个丢下去，让两千五百万马来西亚人都高兴？”

冷笑话（2）：

三美和一批政府高官坐巴士到乡下，发生车祸，全车的人几乎遇难，一个经过的农夫把所有高官都埋起来。

后来记者赶到现场，问农夫：“没有一个高官生还吗？”

农夫说：“我埋他们之前，有一个叫三美的还在喊“我还没死！”。”

记者：“为什么你还要把他埋掉？”

农夫：“你知道啦，这家伙从来不说真话。”

冷笑话（3）

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三美威鲁巡视选区。

三美向村民说：“我要拨款建桥，这里那里需要建桥梁的？”

村民：“这里都没有河流啊！”

三美：“不要紧，我们先挖一条河，再为你们建一条桥。”

总的来说，国阵的文宣人员过于低估这一类冷笑话的威力。抨击政府贪污滥权的言论，只能激起选民一时的愤怒，但未必能将其转换为选票。反而这一类长期散播的冷笑话，让人民“轻蔑”多于“愤恨”执政党政客，久而久之人民再也不怕执政党的权威和威信，而且这一类冷笑话也会通过口语、短讯、电邮等方式广为流传，潜移默化，杀伤力极大。大选期间的最后关头时，在野党只要发出最后的不负责任和煽动性讯息，选民的投票倾向就会瞬间转移。

在野党策略（2）：制造群众运动来冲击政权

在野党近期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让人民习惯不怕政府、习惯不相信会有暴乱，以此否定治安权威，让政府不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我国策划“上街头游行”最够力的政党，非公正党莫属。

上街头游行，在野党必须坚持两个原则，那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还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如净选盟游行后有组织性地收拾垃圾）。在野党制造出让参与者轻松愉快的气氛，就能让警察和政府成为参与者和旁观者心目中“习惯”的“干扰者和受责者”，也直接打破政府的权威。

类似净选盟发动万人上街头以冲击政权的方式，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

以前的示威方式，都是要求参与者穿便装，以方便分逃，但现在的示威是要穿上统一颜色的衣服，以制造集体意识，同时潜议程就是要方便警察抓自己的支持者；因为抓多了就会“习惯`”，大家也越来越不怕，警察也会因为一天到晚抓这些人而受对方的口供洗脑，起了思想变化，甚至觉得政府不如让这些人合法及和平地展开示威，好过叫那么多警察忙忙碌碌来监视这些示威者。这种负面情绪会蔓延到一般下层的警员。这种把集会搞成嘉年华会的方式，是群众参与性，有别于国阵办演唱会，不论是在净选盟（Bersih）的集会、兴权会（Hindraf）的集会、行动党的韩江中学嘉年华会都用上了这种手段。

这种以民粹主义的权威去打击制度权力的做法，在印尼、泰国、菲律宾、台湾都出现过。民进党的陈水扁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在野期间策划上街头游行以冲击国民党政权，当权后又策动支持者上街头以巩固深绿和本省籍票源。施明德在2006年推动“红潮”运动，成功动员百万人上街头去“倒扁”，民众参与游行的过程中，悲情、激情都有，但更多的是来“凑热闹”的民众。这种游行方式被包装成嘉年华会后，吸引更多人上街头，高潮就是大家在总统府前搞娱乐活动，民众送花给警察，使警员士气动摇不再为难民众。在菲律宾，负责监督游行队伍的坦克部队听了主教的演讲后，忍不住戴上民众赠送的玫瑰花，反过来包围总统府。

马来西亚的在野党是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去对抗权力，因此，策略上不能针对某个概念上的道理或政策，而是必须有具体攻击目标（如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才能制造向心力，以权威否定权利。在野党用上这套非常美国式的做法时，是不断的突出一个具体例子制造人们对整体体制的不满（兴权会案例），打破体制权威；同时，又会以某个人（首相阿都拉）代表体制（巫统霸权），从打破这个人的权威，也就既否定个人也否定其体制的权威。

这种做法，是把群众的选择倾向提升到在野党设定的“公众利益”，而且只要候选人与某个人有关联（马华=国阵，国阵=巫统霸权），即使与选民私人情谊再好也不见得说服选票。所以外来者可以击败服务多年的老将（如槟城李学德、林锦顺）、声言支持兴权会的马来人可以在黑风洞印度人社区击败印度国大党等。

如此也就带进了一套理念：在野党一定要借着激起人民习惯对现有政策的不满，也连带激起人民习惯对执政党“制定政策”和对在野党“监督政策”的强烈要求，并开动一切的写手和宣传机器，把执政党的一切社会活动和选区个人服务，长期扩大为“逃离政治”的指责，因为只有“逃离政治”，才能使执政党失去“制定政策”的权威。潘永强从数年前就批评马华公会的终身学习运动为“逃离政治”，其实就是在知识界中打击马华公会的政治权威，进而否定马华公会是代表华人的法统。

这是利用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的优势，也是利用普罗大众的期待，善用人们盼望根治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心理。这一来，执政党候选人越打服务牌就越越容易激发在野党在人民心中播下的习惯性思考：“我给钱请执政党议员参与制定政策，请在野党议员负责出口监督执政党。为什么这些执政党议员花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去看沟渠，还敢骂在野党是只讲不做？”

至此，马华公会议员的传统强项－服务牌，这几年已经被在野党从理论基础上，和教育选民的长期工作中，被否决了。连带地指责在野党议员“只讲不做”的宣传攻势完全无法奏效。

马华不像台湾政党那样，拥有很多友好的独立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拥有专业又分布广阔基层的网络，随时可作不同的政策咨询和反馈；另一方面又没有韩国政党推动的乡村历史文物运动；或日本的社区发动自治力量，以成为政府的精明伙伴；也没有像欧洲共党/社会党在党外落实社区开放大学（终身学习）的网络。马华仅仅依靠每个议员的勤劳服务和见报率来营造亲和力，以及各种为候选人服务的联系者，但遇到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的在野党，自己又缺少了以群众运动权威支持制定政策的支持力量，声势上自然处于下风。

简言之，马华作为执政党，缺少自身的群众运动机器去应对在野党的群众运动机器的攻击。对方主要攻的是巫统和国大党，但是马华在“与某个人有关联”这一原则下，由于没有自己的群众运动机器保护，被冲向巫统和国大党的在野党群众运动机器冲倒。

在野党策略（3）广泛运用现代通讯技术来瘫痪执政党的反驳能力

时代变了，现在的宣传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平面宣传和传统电子媒体了。在野党常年累月开拓的网际网络和短讯的空间，终于在这一次大选修成正果，展示了超强的威力。

网络世界和短讯的世界之间，前者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世界，也不必知道发言者的身份，是一个不用言论责任的虚拟世界。但是，这个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情绪是相通的。也就如此，在大选提名之前到投票日，从网上发到电邮箱和手机上的短讯，源源不绝。如此，很多不知源也不知名的资料，就利用了人们对讯息半信半疑、相信朋友的潜意识、以及自认电脑和手机属于“自己”、邮件和短讯也属于“个人”的错位感，打了有利在野党的电子作战。

行动党在大选前成功招揽著名部落客黄泉安等电子战理论专家和实践者入党，是该党成功发动电子战的关键。

提名日之前，选民已经收到好几种将政府拨款数目与所谓“贪污数字”对比的短讯。不少选区的候选人也在提名后，就发现网络上或短讯上出现对自己不利的讯息。几乎在很多选区，都有人通过网络制造执政党“大有大的贪，小有小的贪，本区有本区的贪”的形象，又或者暴出个人道德问题。这些从外国用现代技术发进来的讯息，使受害的执政党候选人，报警也不可能找到源头，要辩驳不知找谁辩、要澄清也不知找谁澄清。

这样子的大破候选人个人形象的方法，恰好是在上述两种吹反风手段的造势之下，成为执政党候选人在具体地区失败的“临门一脚”。

反观马华，当然也有使用电邮和短讯，但是缺少的是这种从技术上普传的设备，缺乏网络电子战的训练，仅仅依靠党员人传人，散播范围受到局限。许多党员的经济能力有限，不能如机器传播般大规模地传送讯息，更不一定每个党员会主动替党转发讯息给他人。

在本地发送讯息，电讯公司的中途站会储存所发的每条讯息，在本地发送的执政党短讯更无从发送虚假消息，因为发出煽动性讯息很容易被追查到源头。这一来，马华在网络和电子战，处于绝对劣势。尤其在槟城，提名日早上出现政府报复拆韩江中学围墙的讯息，更是说明执政党无从招架的一个经典。

在野党的领导人在应付执政党攻击时采取的策略，也是一个分化和遏制的手法。他们是圈定对手抓住对手言论，告上法院，变成私人官司。这种将双方宣传战变化为两个人法庭案件要对方个人担当的手法，使到在野党除了可以不断攻击巫统又反射到马华，还可以畅所欲言；但执政党的人，一旦怕自己面对法律阴影，就不一定能站出来“擒王”，变成有课题也难于反击的挨打状态。

实例：

八打灵北区行动党候选人潘俭伟及其助选团队，在大选开始时就有意无意地在各种场合，揶揄原任马华议员周美芬为“沟渠议员”，并在群众中制造这种舆论。周美芬相信一时被激怒，在公开场合暗讽潘俭伟是“泡沫经济奇才”，结果对方放出风声恫言要告周美芬“诽谤”，周美芬团队吓得不敢再攻击对方候选人。潘俭伟团队乘机把周美芬抹黑成“人身攻击潘俭伟”，并成功制造这种舆论。

马华公会，路在何方？

除了政治斗争路线转型，让华社看到希望之外，马华公会没有别的路可走，否则只能等着成为在野党，甚至“黄飞鸿收档”，关门大吉。

在野党有三大制胜策略：（1）文化冷战，否定国阵法统；（2）制造群众运动来冲击政权；（3）广泛运用现代通讯技术来瘫痪执政党的反驳能力。要应对在野党，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现拟出马华公会三大翻身策略：（1）重视软实力，重塑马华的法统；（2）重新定位，制造群众运动来重塑马华的华社代表性；（3）学习电子战。

马华公会翻身策略（1）：重视软实力，重塑马华的法统

法统（Legitimacy），是党的存在意义，被否定就完了。

在野党和关系密切的非政府组织，常年累月举办各项活动和讲座、出版相关书籍，抬高马共、抗日军的历史地位，贬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间接直接地否定执政党的法统。各族学者在长期熏陶之下，也会受其影响，进而通过更多的管道散播相关理念。

别忽视这一班人的作用，他们人数虽少，但都是各个领域有权威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影响千千万万的民众。马华广大基层党员普遍上素质的确有问题，听了这些意见领袖的言论，难免会人云亦云，进而动摇支持马华的政治理念。本届大选，许多马华铁票流失，此为因素之一。

马华过去太注重硬实力（Hard power），即选票、党员人数、支会数量等具体实在的数字，以便在国阵架构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却忽略了发展软实力（Soft Power）的长期工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是一个组织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马华重塑法统的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拓展软实力的表现，马华现在所面对的生存危机就是华社不再认为马华代表华社，惟有重视创党先贤陈祯禄的政治论述，才能确保马华公会在政治正统地位。但是马华全党上下居然只有总秘书黄家泉无时无刻在公开演讲时强调马华的法统，而竟然还有党员质问为何总秘书一天到晚讲历史。

重新发掘和重视马华创党人敦陈祯禄的政治思想，是维持马华法统、重塑马华党威的重要政治工作。

比起在野党几年来利用知识界和文化界排山倒海的去宣扬，现在又变成群众大会的演讲课题，马华实在是处于下风。党现在才开始推动陈祯禄和党史研究，各级领袖又不懂得这是政治，还以为与现实的选票无关；马华的历史（也就是马华存在的意义）一直在在野党群众大会被扭曲和讥笑，马华地方上的候选人用地方服务牌来抵挡，不一定挡得住对方胡说我们的历史就是滥用人民的钱又没有政治目标——简称“卖华”。此类说法若深入民心，继续发酵，久而久之华社也不需要马华公会了。

马华要做的事情，首先要和学者群、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并参考在野党的做法，长年累月地进行各种各类的政治讲座。讲座的主题，必须从热门的时事课题切入，并逐渐靠拢在野党整天提倡的普世价值如“民主、人权、自由、地方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环保”等议题。马华再也不能把党的格局只局限于“争取华教建设、民生服务”的小框框之中。唯有学习现代政治概念，摒弃巫统的种族政治游戏规则，马华才有出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开放是大势所趋，马华若继续跟巫统在种族政治的死胡同里打转，流失选票、关门大吉是迟早之事。

坦白说，靠拢马华的学者，多是文化界的文人，大部分视马华管道为其收入或名利来源，又排斥他人，因此难于形成在野党那般实力。在野党的写手，人数众多，又有组织分工细致的评论人和学者队伍，他们长期写评论已建立一定的学术权威，但很多马华领袖至今仍不以为然，看到他们的评论文章甚至很抗拒。

而马华习惯于很体制性地强调自己的名堂，即代表马来西亚华社的正统地位，摆不下身份，又顾忌巫统，因此和国际上的其他政党和组织几乎没有联系，在国际上非常孤立。马华不能像在野党有那麽多外国联系，如行动党参与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公正党与美国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等。马华也不像在野党习惯制造外围组织的写手参与围剿执政党并暗中资助。

比起在野党，马华无法让学者或专家保持心理上的中立性，大多数参加马华的文人，不是想找钱就是想做官，好的学者参加马华后就做官，不能再继续钻研学术；而在野党就通过外国基金会等管道，资助他们的学者出国深造，继续钻研学术，栽培他们成为更强更出色的学者。马华拉拢学者是想让他们当议员，反观在野党是让学者成为更好的学者。

马华各级领袖只喜欢找能写得的人而不是找能出谋划策的人，结果出路少的、搞文学的很多都会主动靠马华，希望找钱找出路；有能力当谋士的或做理论建设工作的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的人才，绝大部分集中在在野党或非政府组织,靠着外国的基金来天天抨击国阵政府。当在野党用各种西方基金会送几个电视台制作人到美国受训，以争天下为目标；马华的写手以争取自己当议员为满足。

坦白说，马华培养人才的机制过于落伍和封建，各地庞大臃肿的基层组织，是孕育山头主义的温床，这些山头领袖以吃喝玩乐的方式养了一批跟班，而这些跟班就是诸侯们的私家军，只效忠于领袖个人而非效忠于党。这些跟班的人文素养和谋略素质与在野党的所谓顶尖人才相比，实力差得太远。这些跟班在大选时只能从事挂海报、摇旗呐喊、壮大声势的劳力工作，而且这些以利益来维持关系的跟班，在领袖垮台后很快树倒猢狲散。马华在大选时缺乏的是有深厚理论基础和党意识的中坚分子、能出谋划策的军师型人才、有坚决执行力和局势判断力的将才，这些人才即使在党陷入低潮时仍然坚持党的政治斗争，这才是以一当百的党重要资产。

培养党的人才，不能急于求成，这是长期工作，短期内难以看到效果，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从今天开始，马华的干训局与党校要重新拟定方向，以培养高素质的全职党工为目标。马华首先要参考在野党的做法，先与外国友好团体取得联系，尤其是与马华公会的意识形态接近的国际民主联盟（IDU），台湾国民党、英国保守党、澳洲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皆属于此类型的政党。

马华的国际事务局必须在对外联系的工作进行努力，马华公会能与外国友好政党结盟，并透过这种关系保送党的精英干部到外国接受系统化、科学化的政治斗争训练，这些具有全球观、大局观的全方位政治人才回来后就成为党的生力军。马华可借鉴在野党领袖培养身边的几个智囊的做法，即保送这些人才到外国受训，都是由外国基金出钱，不需要花党的一分钱。这些人回来后，直接进入党总部，执行文宣工作，并参与党的决策工作，对党的未来发展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与政敌展开残酷的政治斗争，首先要以政治理论基础来武装思想，就如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熟读政治丛书，最后确定以“马列主义”来武装思想，这是中共能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壮大、培育中坚干部和人才，最后打败腐朽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

马华公会的创党人敦陈祯禄，留给后人无数的政治思想精髓，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的政治论述，与中国国父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敦陈老早就看穿所谓的多元种族政党，在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是一条走不下去的政治路线，所谓的“代表全体马来西亚人”其实就是没有代表任何人，因此他才务实地提倡以种族政党为主的阵线来维持各族的利益，最后达致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平衡。

马华要走的政治路线，无非是创党先贤的理念：单元种族政党，多元种族路线。马华通过提升单元族群的素质，以及维护与发展族群权益去确保多元一体的全民政治，这是陈祯禄著作和党章都有提及的概念，也是齐家治国以进大同的理念。只有捍卫少数的全面成长，才能确保多元的完美，也是要维护自己也维护其他族群才能在全民之间产生公信。少了这套确保单元以便成全多元的思维特色，政治路线变成模糊。“多元”就是很多个“单元”所组成，若把“单元”否决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也就不存在了。

很可惜的是，敦陈去世之后，马华公会接下来的领袖政治学素养不足，政治论述能力下滑，给人一种“一蟹不如一蟹，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感觉。巫统这只恐龙会在种族政治的肥沃土壤里茁壮成长，和马华公会几十年来走上歪路，无力内部制衡巫统，丧失制订政策的权威，有很大的关系。敦陈若泉下有知，肯定痛心疾首。

马华公会要重塑党威，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必不可少，只是过去数十年马华地领导层都忽略了这一方面的工作，许多马华党员都不知道为了什么政治理念才加入马华，更多的是投机分子加入马华是为了找好处，党的基层组织日渐腐败、效率低下，与党不重视思想干训工作有绝大的关系。

失去知识分子话语权是马华公会的致命伤，马华公会在华社中的代表性迅速下滑和知识界、学者的大力鞭挞大有关系。近几年，马华领导层才意识到陈祯禄思想的重要性，现在重新把陈祯禄从坟墓里挖出来摆上神台。陈祯禄思想是马华立党的最后根基，如果陈祯禄思想都被华社否决掉，马华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

马华公会翻身策略（2）：重新定位，制造群众运动来重塑马华的华社代表性

要制造群众运动，就必须以具体实现目标制造向心力。马华虽然不能像在野党那样以课题来搞群众运动，但近几年来亦缺乏属于执政党可搞的“以群众运动的权威支持制定政策”的社会运动。
50年代马华曾有争取华人公民权运动、杯葛及罢市以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70年代有华人大团结运动、五大计划；80年代有自强运动；90年代有拉曼学院筹款运动、爱国大集会；2000年代初期尚有拉曼大学筹款运动；但最近几年的终身学习运动和九大政纲，缺乏具体目标，难以凝聚向心力，其成效自然会被质疑。

马华公会虽是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但臃肿庞大的基层组织，很多时候未必能发挥组织效率，反而还会成为累赘，陷入大选时扯后腿、发动支持者时却发现没多少人肯参与的困境。数量庞大的会员籍组织结构，除了方便各地诸侯组织“私家军”、巩固“山头主义”之外，并无多大的群众基础。

马华接下来要搞的群众运动的思想主轴，必须靠拢在野党整天强调的普世价值，即民主、人权、自由、地方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环保等议题。马华在现实阶段即使不能推动有关废除大专法令、内安法令等有关人权、民主的议题，也要尝试去推动有关环保、地方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等议题。

有关议题的具体操作手法可向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学习，但马华必须抱着破釜沉舟的信念，在各种相关的议题面前，勇敢地摒除“巫统因素”，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在大是大非面前，发表鲜明和坚决的立场，敢怒敢言，敢行动敢负责，才能重塑党的威望，华社才能看到马华的具体转变。另一方面，马华也要在内部发挥影响力，制止友党巫统为了朋党利益、重新召唤马来票源而走向极端。若马华在接下来几年无法影响巫统走向开放（Liberal）的方向，只能与巫统玉石俱焚。

马华公会的议员必须开始学习如何做在野党，尤其是在民联执政的州属，当地的马华领袖也要转换思维，摆脱过去长久累积下来的执政党思维，摆下身段学习如何做在野党。具体操作手段可参考台湾国民党在2000年大选失去政权后的成功转型。另外，在野党大胜后，在部分州属执政，已开始背负执政党的各种施政包袱，也面对了马华以前所面对的政治困境，如马来人政治的压力、公务员的压力等等，马华的领袖可以开始策划“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马华唯有沉得住气，忍辱负重，不争朝夕只争千秋，修正本身错误，静待敌党犯错，才有反攻的机会。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权轮替是健康的现象，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经程序。国阵三分之二的优势被否决后，有很多人都恐惧1969年的梦魇重演，幸好并没发生，这是马来西亚政治成熟的表现，513的吓人鬼故事终于破灭，目前许多人对于两线制的雏形抱着无限的希望。马华公会在过去大选攻击行动党的议题，如以华制华、只讲不做、政治寄生虫等文宣攻势均不合时宜（Irrelevant）。马华公会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转型成为一个提倡普世价值的政党，栽培更多问政型而非服务型的领袖进入议会，让人民看到希望和转变，党才会有翻身的契机。

终身学习推行至今，已有一定的规模，虽然公众参与人数多，但未必能将这些人转换为选票。终身学习的概念在60、70年代有法国左翼学者提出，终极目标是要借助建立各社区的终身学习网络和学习小组来扩大其组织的影响力。马华曾在独立初期就有做过类似的活动，即民众图书馆和成人识字班，但后来这些学习单位都被左翼分子渗透，变质成为栽培左派的温床，最后都被关闭了。马华在推行终身学习活动的初期，也惊动了一些学者，如潘永强就率先以“逃离政治”来批臭马华的终身学习，避免马华依样画葫芦利用左派的组织工具来扩大政治影响力。不管马华领袖喜欢还是不喜欢，“马华逃离政治”说法在学术界和年轻人之中甚具影响力。

目前马华所推行的终身学习活动，美其名为提升民族的竞争力，实际上只被各区会挂名为搞排舞、插、书法等文艺活动，甚至还被商业化成为一些商家打折扣吸引公众上各种课程的促销平台。马华的终身学习活动以香港为蓝本，囫囵吞枣地照搬应用，在本地就面对水土不服的问题，只学到外在的形式，却学不到内在的精髓。马华整个终身学习的组织形式，既无目的也无效率，也没有能力组织一批党的精英干部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法国左翼思想家提出终身学习概念的初衷，被马华公会忽略了。马华公会有必要重新探讨终身学习的组织形式，避免耗费过多人力物力，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政治效果。

另外，马华的党务改革必须加速，通过各种渠道尽快招揽年轻人，尤其是有各种学术背景的专才，并提供合适的平台来让他们发挥，相关的平台包括志工团、终身学习网络、干训活动、宣传局活动等，从中发掘具有潜质的青年。透明的候选人选举制度也必须被落实，具体做法可参考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模式，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根据30%党员和70%民意的比例来进行甄选，并让胜出的内定候选人尽早进行选区的服务工作、争取亮相。只要整个候选人机制是民主、透明、干净，相信党内的派系矛盾、天兵问题等能降到最低，这才能提高马华收复失地的胜算。

马华公会翻身策略（3）：学习电子战

利用高成本的传统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来打宣传战的模式，已经过时。在这个网际网络时代，年轻选民不会再以候选人的宣传品、海报的精美程度来作出投票决定。在野党在这一次大选的电子选战策略，大获全胜，威力尽显，马华公会若在这一个领域不迎头赶上，日后肯定不堪设想。

首先，马华要派出专人学习扎实的电子战理论，唯有培养具备厚实理论基础的电子战人才，才是党在电子选战上的制胜要素。如果只是一味提升摄录工具和配备、设计眩目靓丽的部落格和网站、传送宣扬党建设华教成绩单的短讯，就犯上只重硬体（Hardware）不重软体（Software）的思维盲点，毕竟，人的脑袋才是最重要的资产，投资在人脑总比投资在器具更有效益。

随着网络世代的崛起，传统的平面媒体影响力也下滑。在网络时代之前，执政党控制报馆以钳制舆论的做法尚能收到效果，但这种情况如今已不复存在。很可惜的是，部分马华领袖的思维尚停留在控制（Control）媒体的阶段，而不是管理（Manage）媒体，更不是现代政治强调的媒体公关（PR）。收购南洋事件为马华带来报馆的实质控制权，但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流失，加上新闻工作者人心的溃散，是马华公会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这种无形（Intangible）的、长期的损失，远比有形的（tangible）帐面上短期财务损失，更令马华元气大伤。马华接下来要做的是，完全退出媒体市场，并学习媒体公关技巧，尊重新闻自由，才能逐步挽回颓势。

另一方面，现在民联已经开始执政几个州属，对当地马华而言，他们已经是在野党，目前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开始分工收集各别选区敌对党候选人的新闻，并进行长期监督施政的工作。各地区会也要开始设立本身的部落格、网站，善用这些电子网络来进行组织工作，栽培一批专门从事IT、电子选战的年轻人，以应付下一届的大选。现在各地马华党员也可学以往在野党的方式来炒作课题，如文告、拉布条、开记者会等，当敌对党犯错时，更可以编制冷笑话来嘲讽对方。

只要改善组织能力、加强党员意识和理论基础、强化电子选战和宣传技巧、消弭党内的派系矛盾和利益冲突，马华要走出低潮，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不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撰文/整理：甘德政

（写于308政治大海啸约两个星期后，本文仅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组织和团体的立场）

（主要资料来源：马华公会中央党校大选观察小组）

别让石油诅咒我们

（2008年6月14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我国最近因油价而闹得沸沸扬扬，很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减少汽油津贴没有太大异议，他们认为津贴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鸦片”，尽早让油价自由浮动能减缓日后油源枯竭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并迫使人民节省能源及调整生活方式，从环保和永续经营的角度而言是利多于弊。大家争论的焦点反而集中在如何分配和使用国家石油公司的庞大收益。

国民在热烈讨论汽油涨价课题的同时，是否深思我国是否已被石油诅咒了？经济学家常说的“石油的诅咒”，是指一些国家在发现石油后，国家发展反而倒退的现象。根据牛津大学针对非洲国家的调查，拥有石油的国家发生内战的几率达25%，反观无石油的国家只有1%。很多实例也显示，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治理和体制往往比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的更好。

大部分产油国都面对民主化进程迟滞、民生凋零、贪污腐败等严峻问题。因为：( 1)当政府收入不再依靠国民的纳税时，官员们对国民的责任感就会淡薄直至荡然无存，放弃制度创新的努力，致使法制不健全、行政效率低下，引发社会动荡不安；（2）国家通过出卖石油获取的大量美元会导致通货膨胀，压低外币汇率，进口变得便宜并大量增加，国内工农业部门则受到挤压，失业率上升，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明显降低；（3）油价高涨年代获得的巨额财政盈余会鼓励政府不惜大借外债，或展开好大喜功的白象工程项目；而油价一旦回落，国家马上就陷入了财政危机。

尼日利亚很明显地被石油诅咒，它目前是非洲第一大产油国，世界第六大原油出口国。过去35年，“黑金”为尼日利亚带来超过4500亿美元的收入，但它是世界第26位的最贫穷国，失业率高达50%，60%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反之，石油被大企业垄断，统治者靠油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内战频仍、种族冲突不断、贫富悬殊等等乱象，似乎就是大部分非洲产油国的悲惨宿命。尼日利亚女财政部长内达迪感叹地说："石油让我们变懒了，以前我们必须发挥聪明才智，现在年轻人不再这么做，他们堕落了。"

前委内瑞拉石油部长Perez Alfonzo似乎对“石油的诅咒”有先见之明，他在1970年就作出这样的预测：“我们将因石油而倾家荡产”。他还给石油取了一个难听的外号：恶魔的粪便。当时委内瑞拉正因发现石油而突然暴富，这种奇怪言论当然会被人非议。现在委国的收入80%以上要靠石油，其他的工商业极度萎缩，军政府依然独裁，民主空间被压迫等等，似乎印证了Perez的说法。

我国得天独厚，在开发石油工业以前已经拥有锡矿、油棕等丰富资源，尚不至于像非洲穷国那样，犹如穷光蛋在一夜暴富之后却不懂如何管理这些财富。但目前我国政府收入的油钱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在极度依赖石油收入的情况下，以上“石油的诅咒”种种迹象似乎已经浮现，只要一个不小心，我国极可能会步上这些国家的后尘。

惟有通过加强政府内部的反贪腐机制、改善工程项目的透明度、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朝向多元化发展等措施，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石油的诅咒化为向前迈进的祝福。

让“看不见的手”决定物价

（2008年6月6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最近油价、粮价、水电费的连续性上涨引起社会普罗大眾的极度关注，这些和民生息息相关的物品价格之所以会飆升，与政府逐步取消物价津贴的经济政策有关。政府控制物价究竟是好是坏？外国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Henry Hazlitt在其著作《一课经济学》中的说法，政府若企图通过制定政策的手段，限定某些统製品的价格低於市场价位，將会带来两个后果：

一、这些统製品的需求会增加，由於价格便宜，人们一方面会想买更多，另一方面也有能力买更多；二、这些统制品的供给会被减低，由於人们购买更多，货品在超市陈列架上被买走的速度加快，但厂家不太愿意继续生產那种商品，因为获利低甚至还要倒贴成本。

物价管制经常可在短时期內收到效果，尤其是战爭或动乱的年代，但在歌舞昇平的时代，物价管制的实施时间越长，困难度越高。当政府以人为的力量强制压低价格时，需求將长期超越供给。民眾虽然拥有字面上的过剩购买力，但却买不到这些物品时，黑市就会崛起。欧美国家的官僚在二战结束后的年代曾犯下这种错误，造成黑市不断成长壮大，破坏法律认可的价格管制市场，而政府取缔黑市不力也会导致政府领导人的威信严重受挫。

另一方面，物价管制也会干扰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许多歷史悠久且商誉良好的大公司在生產这些被价格管制的物品时，被逼投入更多的投资以应付高涨的成本，直接削弱了他们的获利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极可能导致获利能力差的公司被淘汰出局，连带的效应会导致若干商品的產量减少，失业率升高、生活水准下降、犯罪率上升等后遗症就会接踵而来，因此政府不能不考虑管制物价措施的严重后果。

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两个，那就是產品匱乏和货幣过剩。目前面对的问题就是全球性的石油和粮食供应跟不上庞大的需求，而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制定法定价格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眾其实具有消费者和生產者的双重身份，但大部份民眾只想到身为消费者的短期利益，却忘掉他们身为生產者（打工的產出）的利益。身为打工人士，也就是作为生產者时，民眾希望物价上涨，因为他本身的服务和生產出来的產品能卖到好价钱；但身为消费者时，民眾却希望压低物价，因为他们希望能付较低的价钱去买別人的服务和產品。

总之，民眾对物价上涨有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因为本身的服务和產品因价格上涨而受益，另一方面因为身为消费者而受益於价格管制。绝大多数人都在自欺欺人，因为利用政治力量来操纵物价，所失至少与所得一样多。要管制物价，免不了要抑制和干扰就业与生產，造成的损失会远大於获得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我国的经济体系要和世界接轨，免不了要开始学习承受物价自由浮动的短暂痛楚过程。唯有让民眾適应了这些巨变，对政府的依赖心態才会逐渐消除。让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去决定物品价格，我国的自由经济市场才会更成熟稳健，自由竞爭的机制和环境才有形成的条件，长远来说对我国还是有利的。

从赈灾筹款看华人的中国情意结

（2008年5月29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四川地震的惨况震撼了无数海外华人的心灵，全球各地发动的赈灾募款活动此起彼落，救济品源源不绝地运到灾区。在我国，为四川地震筹款仿佛成了华社的全民运动，不断增加的善款数额已成为重要的向心力指标。从一系列筹款活动中，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向仍然紧紧牵系着许多大马华人的心。

大马华人对四川地震赈灾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投入，其实是反映出华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情意结”现象。西方学者Guy Hunter在其著作《东南亚-族群、文化和国家》中指出，从19世纪开始，南洋的华人长期沦为政治上的“二等公民”，他们希望中国强大，以此提高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他们的内心一直存在这样的期盼，一旦他们遭受当地政权迫害的话，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来保护他们，为自己撑腰。为此，百年来东南亚华人一直把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大事，并与祖籍国荣辱与共。

只有了解南洋华人因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一套思路，才能理解为何南洋华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遗余力地出钱出力；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展开抵制日货运动，甚至义无反顾地大批回祖国参加抗战。绝大部分的大马华人祖先都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南来，大家都有共同深刻的历史记忆。中国近代史充满了耻辱，在不断遭受列强欺凌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一直都有中国将灭亡的忧患，当救亡意识成为海外华人的核心思想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符号就显得更加刻骨铭心。

即使在50至70年代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这两件大事，都深深牵引着南洋华人的心。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使老一辈海外华人激动地好几晚睡不着觉，走起路来，腰杆好像也比过去硬挺了。

5月13日，大马华总和多个华团为中国大使馆领事参赞申永先举行欢送晚宴时，即席发动为四川省地震赈灾筹款，一呼百应获得热烈回响，筹获逾100万人民币款项。华总会长林玉堂（右４）与其他捐助四川省地震赈灾的华总常委及华团领袖移交款项后，与中国驻马大使程永华（右５）合影。

新一代的华人，虽然不像老一辈那样对中国有切身体会，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富强，连续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成长，加上神舟载中国太空人升空和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又对他们产生新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尽管马来西亚华人在建国之后确立了对所在地的政治认同和效忠，但是由于种族政治使然，华人心底深处仍然认为无法得到平等待遇。长期的失望、灰心与彷徨，令不少华人在心理上期望中国这头睡狮的苏醒，成为他们的靠山，藉着中国的国力为他们的中文教育与文化建设护航。

四川地震无疑地激起了大马华人潜意识里的“危机感”，形成了一股“凝聚力”，为地震筹款更是所有华团组织，甚至立场不同的华基政党的共同“政治正确”活动。虽然很多华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实力强大，既不缺钱也不缺人，但只要巫统霸权继续嚣张跋扈、不公平政策继续倒行逆施，华人对着筹款箱时还是会毫不犹豫把钱投进去，这不是“人道援助”等同情心理因素就可以理解的，对于现实情况不满和不平等待遇所累积下来的郁闷、反弹情绪，才是真正形成这股捐款风潮的驱动力。

值得庆幸的是，直到今天大部分友族对于华人的赈灾活动仍抱着乐观、积极看待和支持的态度，80年代巫青团“质疑华人对国家的忠诚度”之类的极端言论已不复存在，可见308政治大海啸的确冲淡了国民之间的种族情绪。无论如何，我国华人有必要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为不同族群做更多慈善工作和公益活动，以绝有心人士的欲加之罪口实。

向中国学习危机管理

（2008年5月16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中国四川省发生大地震，举世皆震惊其惨重的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若根据中国管理学专家滦福田提出的危机管理6F原则来检测四川大地震后的紧急事件处理能力，中国政府其实反应相当敏锐，值得我们借鉴。

危机管理6F原则是指Forecast（事先预测）、Fast（迅速反应）、Fact（尊重事实）、Face（承担责任）、Frank（坦诚沟通）和Flexible（灵活变通），现在就根据上述原则来笼统评论。

中国疆土广阔，自古以来天灾频繁，普遍上民众拥有一定程度的危机意识，学校也极重视防灾防震的教育工作。四川地震发生时，除了接近震央的学校难以幸免之外，其他邻近省份的学校皆反映出高度的危机处理手腕。湖北省宜城市刘猴小学的学校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老师停止上课，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立即组织学生弯腰弓身，迅速撤离教室，来到操场集中，随即清点确认人数。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有序地安全疏散撤离三个楼层六百名学生，用时仅8分钟，没有平时的防灾教育和演习是做不到的。

在对外沟通方面，速度最重要。地震发生后，胡锦涛作出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立即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另外，扑灭谣言速度也很快。当时有传言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闹得人心惶惶，但国家地震局及时公布有关传言不实，北京地区近期都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从地震发生到信息发布，到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灾、扑灭谣言稳定民心，所有这些工作都在两小时以内启动。

中国当局也尊重事实，与媒体的互动更趋向坦诚沟通，一改几年前SARS肆虐期间的官僚封闭作风。大地震后中国当局积极发布灾情和救灾信息的做法取得成效，相对透明和及时的灾情信息发布，使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地震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恐慌，各地秩序基本正常。各大媒体也几乎不停顿地发布最新伤亡数字和救灾消息，各地大学生和民众也纷纷捐钱或献血救人，全国呈现出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的社会氛围。

过去的几次大型天灾已显示中国政府的善后处理工作更趋成熟，尤其是对付那些需要承担责任、在天灾中造成额外人祸的负责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人为造成的人祸往往比天灾更恐怖。1998 年长江洪涝期间，前总理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大骂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随后就整治和处决了一批参与“干捞”的地方官员。灾害可以检验建筑物安全程度，也可检验官员、建筑承包商和相关人士对社会的负责任程度。这一次震出了一批豆腐渣工程，小孩在崩塌的学校废墟里丧命的惨状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网上也出现“杀贪官以祭亡灵”的愤慨言论。相信北京当局在救灾工作进入尾声后就会处置这些人以平息民愤。

总的来说，中国救灾方式更趋向灵活变通，与缅甸军政府令人震惊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军政府对外国援救人员满怀疑虑，却又没有能力去帮助伊洛瓦底江三角洲150万面临饥饿与疫病的人民，在风灾发生一个多星期后仍拒绝外国援助工作者入境，连联合国秘书长和多国领袖都看不过眼同声谴责缅甸军政府处理风灾反应迟缓。

马来西亚虽处于地震区和风灾区之外，但我国政府仍有必要学习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以提升局部地区的水灾、海啸、森林野火等自然灾害的危机处理能力，并把人祸的因素降至最低。

希山愿为举剑道歉的意义

（2008年4月28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终于为他举剑的行为道歉了。

3月8日的一场政治大海啸，惊醒了一些想以传统的民粹操作手法上位的种族政客，他们意识到，这些百试百灵的招数已经不管用了。

但仍然还有一些脑筋转不过来的人，依然坚信所谓的历史规律：只要抬出保护族群的大旗，族人的支持票依然会回流的。所以，马来人大团结口号此起彼落，捍卫新经济政策之声不绝于耳，连养猪场课题也被利用为廉价的种族情绪操作工具。

也许上一届的大选成绩让他们冲昏了脑袋，短短几年种族主义论调纷纷出笼，从不惜浴血、非土著公民权、回教地位、马来人特权、新经济政策永不终结、国阵成员党领袖被痛斥等等，一直到举剑的招牌动作，就被视为所有这些政治符号的集大成者。如今看来，巫统当时的盛气凌人，已经沦为泡沫化民族主义的回光返照。

过去五十多年来，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使巫统获得了代表马来人的法统。巫统作为代表马来族利益的政党，它深信通过政治手段给予马来人特权，就会得到大多数马来人的拥护。只要马来人保持团结，巫统领袖认为，他们的统治便会继续不断，只要沿着这条路线，选票滚滚来，官位一直升。

巫统领袖原则上从不提马来人比其他族群优秀。反之，前首相马哈迪曾说马来人天生资质比华人低一些。因此，他们的论点是，保留马来人特权是保证土著能在自己的国家内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这种“弱者的强权“论述，在马哈迪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中展现无遗，并已成为过去多年来我国种族政治的发展蓝本。

因为我弱小，所以我需要保护；因为我没有竞争力，所以我需要拐杖；因为我没有这样那样，所以我需要这样那样．．．持着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被夷平，没有意识到全球化的浪潮迫在眉睫。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人民要的不再是那些没有营养的“民族大义”、“种族权益”，不管任何人，现在要的是良好施政、清廉、效率、经济发展．．．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凡是逆潮流而动的，其最终是会被历史所抛弃，无论期间它是如何变化模样，但是只要质不变，它的终结也就恒定。3月8日的事实已经推翻了过去几十年来的论调，如果这还不能让巫统醒悟的话，下一届大选，不是民盟就是另外一个政党都会将它彻底埋葬，这是历史的规律。巫统内部或许还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垂死挣扎，对支撑自己命运的“种族政治”修修补补，不能除根，只能苟延寿命而已，它最终还是要和这个世界说永别的。

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来形容希山未免过重，毕竟他的那支短剑也没沾过任何人的鲜血，但他曾经刺伤原本已经是很脆弱的种族互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更适合形容希山能屈能伸的政治气度，他到底还是醒得比较快的政治人物之一，没多少个巫统政客有这样的勇气。唯有拿得起放得下，政途才会走得更远。

放下短剑的只是希山一个人，但站起来的是一个有尊严的成熟民族。

社区营造需超越政治

（2008年4月19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日本的成功社区营造例子：古川町居民把以往的臭水沟美化到可以养鲤鱼。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泉日前表示计划在民盟执政的州属建立“华人新村及住宅区发展协调委员会”的新机制以处理民生问题，行动党雪州主席欧阳捍华随即就抨击为“一国多制”，因为这与州政府委任村委会的角色有冲突。

由于政治的因素，在民盟执政的州属，无论是国阵版的“协调委员会”还是民盟版的“村委会”，都难以跳脱政治现实的考量，即以利益输送来维系各自阵营的基层力量，对于长远的社区发展而言并非健康现象。因此，将国外的“社区营造”概念导入我国以提升我国各族人民的社区意识，是奠定公民社会的基础的重要工程。

社区营造（Community Empowerment），是指“地区人民从生活的角度，为了提升自主能力，以改善生活环境，透过各种参与和学习等实践方式，进行地域治理”。 社区营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土地认同，进一步是国家认同，从生命共同体出发，营造一个可永续经营社区生活共同体，是学习如何当家做主的最好方式，也是民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实践。

日本的其中一个社区营造蓝图，其精细程度不得不让人佩服日本人改善社区的用心。

这个概念源自于日本，早在50至6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农村的青年大量涌入城市打工，造成乡区人口日渐高龄化，生产力低落。有鉴于乡村面临社区瓦解的危机，日本村民自动发起“造町运动”，至今取得不凡成就。

在历史和传说方面，新潟縣津川町是一个例子，当地常年主办“狐火”祭奠和庆典活动，凝聚村民认同感，也带动了旅游业。文化产业方面，左贺县有田町素有“陶瓷之乡”的美誉，村民利用当地特有的陶土发展各种陶瓷事业，还开设陶瓷文化馆、美术馆等，为村民累积地方财富。以自然环境来发展地方特色方面，福井县上中町有河床形成的冰斗地形、小支流冲积扇形成的聚落等，成为与日本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地貌，自然成为一个卖点。

台湾在1990年代从日本引入上述概念后，称之为“社区营造”。政府以政策引导居民认识自己的家乡，找回自己的认同与文化，重新凝聚社区和社群的意识，以创造一个有公民意识、公共参与的居住环境，并透过各种辅助制度支持地方发展。

在我国，各地的乡村和新村有丰富的天然、历史、文化等资源，由于以往当权者不注重社区营造的概念，加上居民社区意识的薄弱，造成许多优势项目无从发挥，也衍生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如高辍学率、早婚、青年对乡土缺乏认同感而移民等等。由于政治环境使然，我国各地的村长和村委会往往成为政党培养基层实力的“政治桩脚”，地方发展也局限于“拨款多寡”和“硬体设施”的小格局而已，顶多加上“一村一特色”、“新村美化”等形象工程，缺乏长远的人文发展规划。

日本各地随处可见博物馆和文物馆，历史和文化的力量可以凝聚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我国的社区营造概念由民间来推动较为适宜，我国各团体也和大专院校联办过以社区为导向的学生活动，如下乡服务团。这种活动从单纯的联系感情、办活动、资讯传达转成社区自主的催化者，贯彻社区人民对于社区自主的概念，营造居民对社区的归宿感。社区营造的概念若成功在我国扎根，除了能促进乡区经济、挽回外流的人口、培养新一代对乡土的热爱之外，也能舒缓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笔者期望各界的社会工作者能在这个民智已开的新时代，跳脱以往的思想框框，提出社区营造的理念，鼓励各社区居民自动自发参与社区发展，同时也监督县市政府对于资源的分配和施政。唯有让社区营造的理念深入民心，才能超越政治，避免地方基层自治再度沦为政党的禁脔。

候选人党内初选的刍议

（2008年4月11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美国两大政党进行党内初选。

马华在政治大海啸经历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一些地方领袖指责中央“用人不当”、“临阵易将”，造成扯后腿的不良现象；而一些中央领袖也曾在不同场合暗喻这些地方派系为“山头主义”和“毒瘤”，并以“打造健康政治文化”为由，大量撤换老将改由新人上阵，“以促进党的新陈代谢”。

其实，各有各的理由和立场，也不能武断地说谁对谁错，有关争议的根源在于遴选候选人的制度问题。由于我国是前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国内各政党包括马华，在组织机制上有很大程度受到英国政党的影响。英国政党领袖对于谁被提名参加国会选举有很大的决定权，他们也可以拒绝原任议员竞选连任的要求。

上述候选人遴选机制会引发中央过度集权、和地方派系产生冲突等问题，但在我国民主意识普遍不如西欧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适当地强调中央领袖“天威难测”的权力，是维护政党纪律严明的必要手段，这就确保党员的服从和稳定性。既然目前这个机制已出现争议，加上选民的民主意识已提升，我们不妨看看国外政党如何化解类似的组织问题。

台湾政党在初期也发生过类似“地方基层排斥中央天兵”的纠纷，为了避免内耗导致党利益受损，内部初选机制就在这十几年间应运而生。创党仅20多年的民进党在这方面已走前一步，而国民党由于是百年老店，历史包袱太重，党内组织改革困难重重，要不是在党内仍属年轻一辈的马英九坚持，恐怕国民党到今天还走不到这一步。

台湾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参与者召开记者会，发布竞选宣言。

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被问到他以党主席之尊将支持何人竞选，他总是坚持“谁在初选出线就全力支持谁”的原则。这显示国民党已跳出“遴选候选人必须考虑地方和派系”的框框，强化了党内民主意识，过去那种“领袖要谁上谁就上”的封建做法已经不复存在。

台湾政党的初选制度主要分两部份，即民调占70%，党员投票占30%。参选人固然要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争取广大选民的认同。其重大原则，就是“公平”，无论是中央上头派下来的天兵，还是盘踞在地方上多年的资深领袖，或者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要代表党当候选人就统统要接受党内初选的考验。赢者有足够的时间亮相和服务选民，加强党在大选胜利的基础；而输者也有足够时间平复心情，为党内整合工作而努力。

台湾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参与者所派发的宣传品，里面除了简单介绍参与者外，也教导支持者应付民意调查的技巧，其竞选激烈程度不亚于正式的政党对决。

同时，党内初选可能也会造就公开辩论环节的流行，使党员和选民有更多的视角，直接了解这些参选人，哪个更适合当人民代议士。这种机制也把成为候选人的门槛降低，并把不适合的人提前淘汰出局。论政型、辩论型、明星型的人将大占优势，只要善于利用传统的平面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候选人委任状将有很大机会到手。反观不善辞令或专注于地方服务型的人，将在这种制度下居于劣势，因为想靠上头“祝福”的传统组织战手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党内初选制也面对许多技术性的问题，该如何鉴定专业和公信力高的民意调查公司来进行民调？这笔费用由谁来出？参与者的竞选期有多长？竞选费用的顶限是多少？这些细节的具体操作手法可向台湾政党学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直接引进那一套做法肯定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必须斟酌实际情况以做出改良。

无论如何，改变候选人遴选制度兹事体大，直接影响了整个党的组织文化和权力结构的改变，党中央必须有将权力下放的决心，地方领袖也必须有接受民意检验的心理准备。惟有马华内部先达致一个有关“党内民主”的大原则和共识以展示改革的决心，才能在这些技术上的细节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学者从政社稷之福

（2008年2月15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首相刚宣布解散国会，我国即将进入如火如荼的竞选期，广大选民要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接受大量的政治讯息，从而做出投票的判断和决策，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这也是考验我国选民政治智慧的关键时刻。

各政党候选人虽然需在提名日才能正式知晓，但选民早已通过媒体接触了许多“准候选人”。候选人有很多种类型，有服务型、能言善辩型、敢怒敢言型、温文儒雅型等等，这里要谈的是“学者型的候选人”。政党推出学者成为候选人早有先例，马华在80年代打头阵的有陈祖排、冯镇安，最近盛传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何国忠博士也即将上阵；行动党方面，早期有柯嘉逊博士，现有前国大教授拉玛沙米等，可谓掀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气。

究竟学者从政是不是好事？按照儒家的说法，孔子是不反对学者从政的，他自己也涉足官场数载，为国为民干了些实事，过后才周游列国宣扬本身的政治理念。儒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概念，起初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就“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断章取义地批评为“读书做官论”，说儒家鼓吹读书人饱读诗书后就去做官发财。其实，《论语•子张》篇的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杨伯峻先生《白话四书》译之为：“做好了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官”；纠正了过去一般人以为的“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去做官”、因而演变出“读书做官论”的错误。

学者从政对社会有何益处？其实，学有所成的人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加入执政体系内工作，有利于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和勤奋的钻研精神，这对于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有益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组织计划活动，需要管理者有丰富而扎实的理论知识，让学者从事该项工作，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

另外，普罗大众都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内行”总比“外行”好。笔者认为，学者从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人提出，从政是一门科学，学者从政可能影响其对自身专业的研究。那么，笔者倒要问一问，何为学者？如果管教育的部长是教育方面的专家，管现代农业的部长是农产品方面的学者，那么，这样的“内行”管理总比“外行”要强得多。学者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不是更好吗？

再者，学者进入执政体系，可为公务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学者从政在现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大变革中，有它独特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要变得更有效率、清廉，就必须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尤其是由多元种族背景组成的学者型官员团队，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对社稷而言，学者从政毕竟是利多于弊。学者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能够从政，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爱尔兰走过的路

（2007年12月23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1988年，《经济学人》杂志以爱尔兰作为封面故事，标题为：“欧洲的乞丐”；1997年，同样的《经济学人》，同样以爱尔兰作为封面故事，却赞之为“欧洲之光”。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爱尔兰出现天翻地覆的转变？也许阅读吴祥辉的著作《惊叹爱尔兰》，你会找到答案。

凯尔特之虎正在咆哮

爱尔兰的经济奇迹被誉为“凯尔特之虎”，这要拜欧盟的新合作模式所赐，使爱尔兰找到了突飞猛进的契机，搭上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爱尔兰政府和私人界向外招商的效率、保护外商的政策、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是爱尔兰创造经济奇迹的秘诀。

爱尔兰在1973年加入欧盟，成为欧盟九国之一，是欧盟里最穷的一个。1986年，欧盟扩充至12国，爱尔兰还是包尾。但到了2004年，爱尔兰的GDP突破四万美元大关，超越前殖民宗主国英国，还被《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2005年“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

国家大失血的悲惨过去

爱尔兰的骄傲-女歌手恩雅（Enya - Orinoco Flow）

爱尔兰是人口大量外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841年，人口约818万人，60年后的1901年，只剩下445万人。人口的流失，并非骤变，1845年至1850年的大饥荒年代，爱尔兰严重失血225万的人口，爱尔兰成了“挨饿兰”。活不下去的人，只能逃离故乡，大量迁移到美洲新大陆。“孩子养大，就是为了像牛羊一样出口”，这是爱尔兰人自己创造的伤心句子。

现在，爱尔兰本土人口约406万人，但公开宣称自己是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却超过4千万人。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总统有20个，包括著名的肯尼迪和克林顿。

英格兰800年的殖民统治是一段爱尔兰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悲惨梦魇。无数次的反抗、革命，都伴随着失败、屈辱、屠杀的结局，这就是爱尔兰不堪回首的过去。1921年，爱尔兰终于独立；外战刚结束，内战的烽火再次笼罩着这片像是被诅咒的国土。叶慈作诗：“世界充满了哭泣，超过你能理解”。血迹斑斑不曾磨灭，爱尔兰人的灵魂一再被撕裂。诗人之心，聆听着爱尔兰人真正的心灵深处，抚慰着爱尔兰的民族哀愁。

文化成就震惊世界

今天的爱尔兰，走出了过去的悲情，跳出了历史的束缚，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世人的惊叹，不只是其经济成就，更重要的是其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文学、表演艺术和脍炙人口的摇滚音乐，使爱尔兰在世界的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

许多人认识爱尔兰，是从乐团U2或女歌手恩雅的歌声开始的。浓郁的文化气息，使爱尔兰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文艺家。二十世纪，爱尔兰一连诞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王尔德的机智、萧伯纳的幽默、叶慈的忧伤、乔依司的疯狂”，象征着爱尔兰在文坛上的闪亮耀点。


ONLY TIME - ENYA

面对苦难仍需坚强

爱尔兰没有沉溺在过去的悲情而停滞不前，这片国土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他们成功地将长期的外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爱尔兰人在惜福的当下，务实地描绘美好的憧憬，大刀阔斧地前瞻经济的航行方向，果断地挥别过去的灰色忧伤。美丽就是爱尔兰，国如其名，是美丽之岛，是稍纵即逝的美，是带点天地的忧伤。

最后套用作者的标题：“爱尔兰人的心一无所有，除了想象”。爱尔兰人，即使在面对苦难之际，仍旧显示其坚韧奋发向上的特质；即使在面对边缘化的宿命时，也要保持乐天知命的性格；即使走了很多冤枉路，也要抱着知错能更改的气度。我国华裔不妨看看这本书，看看别人走过的路，再看看自己，就会有所领悟。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2007年12月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在最近的澳洲大选中终结了霍华德的连任美梦，当选为新一任总理。澳洲的亚裔选民，尤其是华裔，几乎都是一面倒地支持陆克文领导的工党，主要原因就是陆克文“懂中文”，看来西方领袖的中文背景，也成了巨大的竞选优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看到工党大获全胜的新闻报导时，在感慨之余，女子偶像乐团SHE的《中国话》不禁然在耳际绕萦：“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这一段歌词，确实反映了当今无远弗届的中文浪潮，正在席卷世界。


SHE的《中国话》MTV

看过纪录片《大国崛起》，都知道伟大国家崛起的奥秘：“软实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我们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要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番话反映了英吉利民族重视“软实力”多于“硬实力”的前瞻性观点。相对于过去军事武力的“硬实力”，“软实力”的观念如今已在世界当道。“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靠的是令人感动和心仪之处，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靠船坚炮利。

中国国力的急速上升，雄厚的“软实力”使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向全球各地扩散。2004年，中国政府宣布要在全球成立一百所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到2005年时，全球学习中文人数已超过3千万，逾百国家共2500所大学教授中文。

中国的经济以双位数字成长惊艳世界，现在很多外国人想学外语的话，首先都会先想到中文。2006年1月，泰国教育部决定将中文列为第一外语，汉语课程全面纳入泰国二千所中、小学，并使中文与英文平起平坐。在韩国，中文系成为韩国大学的最热门科系，韩国留学中国人数更达8万人，成为全球学子留学中国之冠。至于在欧美国家，争先恐后将子女送去读中文的洋人父母更是数以万计，各地的中文老师大多供不应求。

中国的崛起，使各地的炎黄子孙原来非常深刻的文化自卑转为文化自信，也让无数默默耕耘的我国华教工作者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转变的契机。号称在中港台以外拥有最完善中文教育体系的我们，若一再高举“维护母语教育”的旗号，在当今的全球中文热潮里，无异于“划清壁垒、自我局限”。我国的华教工作者，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的华教发展另寻出路。要踏上中文热潮的高速列车，就必须要重视“蓝海策略”，跳脱传统的“赤色血腥”竞争，以追求一个崭新的想象空间与发展方向。


陆克文讲中文欢迎胡锦涛

在全球的中文“软实力”推动者以无比的自信向前迈进之际，我国华教工作者是否有清楚地认识到，中文不再只属于华人，中文是属于全世界任何人，若一直只在悲情诉求的圈子里徘徊打转、苟且残喘，不只减低友族学习中文的热诚，也失去了他们的尊重。我们必须谨守中庸的智慧和谦卑的态度，才能使华教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国度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陆克文以第一位懂中文的西方领导人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中文热潮的扩散，可以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陆克文也会陆续出现。笔者衷心期待着我国也将出现懂中文的友族领袖，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逐步从种族政治的零和游戏中跳脱出来，让多元文化气息继续留在这片美丽的国土，让单元的种族和宗教极端势力在这片开放的国土绝迹。

听易中天开讲有感

（2007年11月2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笔者日前去听《品三国》作家易中天开讲，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他说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能屈能伸心理素质高。当面对曹操和刘备这样的劲敌时，孙权不仅沉得住气，变得了脸，更弯得了腰，所以他的吴国是三国里撑得最久的一个。

《三国演义》中，笔者认为最有看头的，莫过于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勇斗耐力的那几段。诸葛亮使人送妇人衣冠，以羞辱司马懿，激其出战，没想到司马懿不但不生气，还当着来使之面穿上妇人衣冠，表示要继续做他的缩头乌龟。

有时候忍让也是一种策略。乌龟善缩头，所以能活千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有后来的扫平天下，封侯拜将。每一个人都会有时运不济的时候，这时我们不妨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必要时学学司马懿，当局势不利，就避其锋芒，等待时机，与对手比耐力。这样就连诸葛亮也被斗垮，那么还有什么对手不能战胜？果不其然，最后得天下的，不是曹、刘、孙三家，却是三国归晋，司马家一统天下。

看了三国博弈智慧，笔者联想到日本战国时代的三大霸主-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争霸策略。有一个故事点出了这三个人的不同点: 有一只杜鹃鸟不叫，以凶残著称的织田信长说: 杜鹃鸟你不叫，我就杀了你；而以足智多谋著称的丰臣秀吉则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逗你叫；但德川家康却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等你叫。

结果，历史证明了，笑到最后的，不是最能打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沉得住气的人。日本人说起德川家康时，是以“战国最大的忍者”来称呼他，而事实也是如此。由于他能“忍人所不能忍”，故能“成人所不能成”。

德川家康面对强势的织田信长，他忍，等到信长被暗杀了，准备争天下时却发现忽然冒出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丰臣秀吉。好，争不过，只好屈服，再忍，和对手斗长命。等到秀吉病死了，日本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对手能和他匹敌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窝囊透顶，凡事只能忍的德川家康，就凭这一股忍劲，人前装孙子，背后磨刀子，结果在他六十岁那年，夺取了日本政权，开创幕府江山。大器晚成，守得云开见月明，正是家康一生的写照。

司马懿和德川家康放在一起比较，不仅因为他们乱世的中的佼佼者，是笑到最后的人，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那就是沉得住气。曾国藩对“沉得住气”的理解是：崇尚朴拙，且要能埋头苦干，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的老二哲学就是：实力不如人时，就要务实地承认自己弱小，委曲求全，做好老二的本分，因为如果连老二也做不好，甭想去当老大。拳头不要随便打出去，沉得住气，才有力量；眼泪不要随便流出来，沉得住气，才能化悲愤为力量。真正的沉得住气，是耐得住孤独、无助、寂寞，甚至内心的凄凉。

沉得住气，也需要勇气。看过于丹的《论语》心得，知道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在孔子看来，匹夫之勇流于表面，缺乏深度的内涵，真正的勇者必须有一种过人之节，强大的内心可以承受任何冲击，也可以抵挡任何诱惑。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样才能成就大业。

我们可以对社会现象、政府施政弊端有很多不满，我们可以发文告，隔空喊话呈英雄，这固然可以赢得更多掌声，但是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之勇；我们更需要沉得住气的人，肯踏实在内部做事，面对面地与强势者短兵相接争取权益，这需要更多的勇气，不只得不到任何掌声，还要忍受外间不理解的眼神和唾骂。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尤其是当我们华人人口比例日益降低之际，惟有借鉴古人“沉得住气”的智慧，才可以保住民族根本，进而展望未来。

走出去，带回来

（2007年11月1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华总青新任团长李日文不久前在华总青第9届理事就职典礼上致词时疾呼，大马华人应勇于“走出去”，否则就“等死”。 因为他认为国内已推出的经济特区，“连一个字都没提及华人扮演什么角色”。

上述“走出去”的论调，和较早前商联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华商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的结果，其实是反映出一般华人对现实不满的心态。这种消极“走出去”现象值得大家反省，但看看国外的积极“走出去”例子，更值得大家深思。

中国老早就把“走出去”抬高至与“西部大开发”同等的重要位置，把“走出去”当成攸关国家存亡的战略方针。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壮大，政府就从制定相关政策下手，鼓励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大举向海外各地投资，理由有三：（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长远利益；（２）提升国家现代化形象；（３）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

以上所提的是“企业走出去”，若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来看，“人才走出去”也不全然是坏事。很多人都担心什么“人才外流”、“楚才晋用”会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其实看看很多国家的例子和发展经验，都知道这些“走出去”的人才，才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舵手。

台湾曾为世界人才外流幅度最大的地区之一，80年代以前的军政高压统治年代，不少台湾子弟到欧美完成学业后就选择留在当地工作，但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经济环境日益好转，台湾出现了人才回流增长的趋势。这些昔日“走出去”的人才成为了后来“台湾经济奇迹”的生力军。台湾能在高科技咨讯工艺领域表现突出，这些回流的人才功不可没。

越南的崛起模式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在开放初始阶段先依靠海外侨胞的回流资金，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前越南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时候，大批难民投奔怒海，苦况惨不忍睹。但是，风水轮流转，这些当年冒死“走出去”流落世界各地的侨胞，现在挟着雄厚的资金回国打先锋，是越南近几年来连续高速成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越南的经验，应验了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印度曾经被称作人才外流的“净出口国”。在美国发放的人才签证中，将近一半发给了印度科技人员，欧美等国都计划大量吸引印度专才前往工作，印度也因此面对严峻的人才外流问题。但随着印度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留学海外的印度人希望回国发展，其中不乏在欧美大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士，这些回流的人才都带着商业计划而来，准备开发软件、生物科技、纳米科技领域的产品。

根据各国的人力资源研究报告显示，人才回流的原因,除了外在的经济因素之外，难以摆脱的“故乡情结”才是真正的内在推动力。这些回流人才感到, 尽管在欧美生活多年, 但仍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永远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和心理障碍。再说,对祖国的情感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即使老家的薪资条件目前远不如外国，但蓬勃的经济发展环境，给他们的是无限的创业机会。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唯有走出去，眼界才不会局限于一隅，视野才不会狭隘；唯有走出去，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渺小，世界是多么地浩瀚，天地是如此地广阔。窝在温暖窝里的马来西亚人啊，走出去吧！看看这个世界，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

但是，漂泊异乡的游子，即使飞得再高、再远，也只是像只风筝，家永远都是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割舍不下的牵挂。所以，“走出去”的同胞，千万不要有“国家不要我”的自暴自弃感觉，毕竟，自己的根，一直在这里。

世界一直在变，国内外的情况也是会改变的，只要国内政经环境好转，“走出去”之后，就要“带回来”，除了把资金带回来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脑袋”带回来，因为装着最新知识、最尖端技术、最具有宏观视野的“脑袋”，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无价之宝。

闲谈候选人

（2007年10月2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看到行动党领袖为了沙登议席而闹分歧的新闻。报道说，新科上任的雪州主席欧阳捍华有意在沙登上阵，在当地增设支部以扩充势力，引起当地基层的强烈反应，以王国友为首的沙登支部党员频频通过传媒放话表达不满。后来欧阳捍华向当地居民展开签名活动，要王国友解释私下向居民收取费用的理由。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当地行动党的派系斗争正在升级中。

随着大选越来越逼近，这类事件肯定地会与日俱增，不管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人丁单薄、基层薄弱的行动党尚且会面对这类问题，何况是拥有百万党员的马华公会。前主播胡渐彪宣布加入马华公会后，坊间盛传他会在来届大选上阵，引起部分地区马华党员的反弹，某地方领袖更直接放话叫新人“按部就班”，令其他尚在观望的新人听了心寒。

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想要在基层力量相对弱小的行动党上阵，只要紧紧依靠拥有决定候选人“生杀大权”的秘书长就行了，结果形成“宦官政治”文化，只要讨得老大喜欢，被点名去当天兵，即使当地基层反弹也无所谓。政治新丁要迅速出人头地当候选人，行动党是便捷的管道；要在基层组织庞大的马华冒出头，非过五关斩六将不可。能不能熬出头是个问题，一把年纪熬出头后，能不能和年少气盛的行动党候选人展开PK战也是个问题。这些都是青年才俊选择政党时不能不考虑的切身问题。

在马华，总会长虽有向国阵主席提呈候选人名单的权力，但在遴选候选人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当地基层的“意愿”，不能因为喜欢谁就点名谁，因为基层反弹起来的后果可大可小。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扯后腿”的事件，足以引以为戒。近来虽然不时有“铲除山头主义”、“铲除毒瘤”的论调，但要瞬间扭转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组织文化似乎不太可能。

各政党遴选候选人的做法不一样，有些是看领袖的个人喜好，有些则看党内派系运作和资源分配，有些还把遴选候选人程序制度化和量化，就好像台湾的民进党会来个党内初选,其中党员投票占总评分的30%,民调结果占70%。

制度化有制度化的好处，因为看起来很公平，竞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制定游戏规则，输的人要服输。但制度化也有不足之处，因为一切都白纸黑字书面化后，很不容易适应内外环境的变迁而调整，造成绑手绑脚的后果。当然也不能说制度不好，只是一切依章行事，完全照制度而行，事实上也有许多缺失，值得大家深思，其实坏制度坑没人才的例子还真不少。在台湾，按照制度遴选出来的不像样候选人误国误民，也常有所闻。有时候，不是信不过制度，而是信不过“人性”。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理论上再好再完美的制度，也会被自私的人性毁掉。

遴选候选人的标准，不是看资历就是看表现，这和中国的皇位传承制度有些相似，因为古代中国常有“立长”和“立贤”之争。汉族的规矩是“立长”，即“传位给长子”，偏重年资而不考虑能力。万一长子不贤，朝政就一塌糊涂。满族采取相反的主张，即“立贤”，传位给最有能力的儿子，结果手足相残一再上演，众阿哥为了表示自己最有能力，当然要杀尽所有的兄弟。

在我国，要早早公布候选人，还是临时才公布候选人，也是一门高深的领导艺术。理论上来说，事先公布候选人，这个人才会积极去工作，也绝了其他人的非分之想。但是，太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只要领袖有意栽培哪个人，那个人就会被“害死”，因为其他人会团结起来一起对付他，这样别人才有希望。如果临时才决定候选人，恐怕平时就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动，大家心想反正我做了工也未必轮到我上阵，何必那么早就开工？可见，十全十美的遴选原则实在难找，总之三个字，凡事还是要“看情况”。

好人好事要多报导

（2007年10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郑慧仪换心，感动很多人。之前，慧仪拖着10公斤的“机械心脏”过活，左盼右望了10个月，仍然找不到适合的心脏进行移植手术。她含着泪向社会大众要求：“请给我一颗心…”的画面让全国人民都心碎了。

这个新闻于9月30日获得各语文报章的封面显著报导后，不到3天就有一位车祸脑死的马来少年的家属，愿意捐献死者的心脏给慧仪。经过大阵仗的10小时手术后，慧仪却出现排斥现象，但紧要关头又有一位新山青年陈润强捐出心脏，使慧仪度过难关。这一连串的报导，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

爱心,没有国界!爱心,不分种族!爱心,不分男女老少!郑慧仪事件成为了全民课题，主动签署捐献器官的善心人士激增,一颗颗滚烫炙热的爱心让我们的社会越发温暖。这一切，都和媒体大力配合、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各大媒体不断地炒作负面课题，各报头版不时都大剌剌地出现“鸡奸、奸杀、肛交、炸尸”等刺激性字眼。这种情况如何能匡正社会风气？这种负面新闻看多了，任谁的想法也会趋向负面和消极。其实，媒体多数采用负面报道方式是有商业利益作为驱动力的。

从心理学实证方面，「激励理论」的学者寇菲（Cofer）研究指出，当人们遇到挫折时，高达九成以上的人会选择五种反应：攻击、退化、压抑、固执与退却，而正面思考者的比率低于10%。这项研究结果表示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是负面思考的，媒体只不过切合了“广大读者的需求”而已。试想想，经过报摊前面的人，看到一个以“好人好事”作为封面的报章，和另一份突出爆炸性“奸淫掳掠”之类的负面新闻的报章，他多数会选哪一个？答案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媒体在这残酷的商业社会所必然采取的博弈策略。

有时真的受不了那些八卦、断章取义、查证不周的负面新闻，实在太多了。马来西亚有数不清的好人好事，为什么多数媒体就是要把时间和篇幅浪费在负面报导上，让每天看新闻的人觉得马来西亚很糟糕呢？

在负面新闻充斥市场的时代，郑慧仪事件是非常罕见的特例，就如一道清流沁入每个人的心脾。在我国残酷的政治现实中，不同语文媒体的单一角度报导就能轻易撕裂不同族群对于敏感课题的认知和看法，但这一次，各语文传媒不约而同大幅度报导和跟进郑慧仪事件，引起了各族人民的重大回响和积极反应，让人感觉到，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好心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爱心，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大家莫让一小撮害群之马扰乱了心绪和视线，拖累了整个社会迈向温馨、和谐、稳定的步伐。因此，笔者始终认为，宣扬好人好事，对整个社会都有积极正面、向上向善的巨大作用，在这一方面，身为“第四权”的媒体无可否认地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台湾的星云大师在2006年4月30日的《亚洲周刊》专访时谈到，《金刚经》里有一句话：“若人受持四句偈，其人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意思是，能把道理传播出去，有教育性，让人受影响，这样的功德，大于用大千世界七宝的布施。

星云大师也把传媒分成四类。一等传媒：正面报导，启迪人心；二等传媒：报导如实，客观公正；三等传媒：捕风捉影，主观偏颇；四等传媒：扭曲事实，哗众取宠。星云大师更提到：“资讯好像牛马，你要驾驭它，若不驾驭它，它就乱跑。有的传媒出轨了，这就不好了。在佛教来说，出轨的就叫外道、邪教，就要用正当的宗教把它去除。”

星云大师的一番话，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真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媒体可说是双面刃，要做功德还是要出轨，到最后还是取决于人。郑慧仪事件给了我们社会一个反思的契机，广大的读者可以根据星云大师对传媒分类的定义，分辨出市面上不同传媒的本质，并用实际行动拒绝那些不负责任的三、四等传媒，让它们被淘汰出市场，这对塑造一个爱心社会是有利无害的。

猪事圆满

（2007年9月30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今年是猪年,对华人来说，金猪象征着吉祥发财，但我国猪只却在本命年里犯太岁，从长肉剂风波直到最近的马六甲养猪场事件，都反映出我国猪只的崎岖命运。

吃猪肉长大的华人对猪有说不出来的微妙感情。每当我国养猪业发生风波时，“民族事业”的大旗就会被抬出来，模糊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的污染问题。纵观各国的养猪业，无一不被这个棘手问题所烦。

不只华人和猪有很深的渊源，欧洲的日尔曼人也是出名的“无猪不欢”的民族。猪肉在德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养猪场数量多，其卫生状况便成为当地人所关注的课题。由于德国人的高度环保意识和坚决的政策执行力，使当地养猪场的卫生状况达到令人“惊艳”的地步。那里的猪只被养在有空调设备的封闭式舒适环境，每天吃的是政府认可的安全饲料，还有高科技的自动洒水系统定时为它们沐浴消毒，工作人员进入养猪场还得穿上“太空装”才能近距离接触猪只，难怪参观过的人都会有“猪比人还干净”的感觉。

养猪业面对的最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猪粪，一只猪的排便量可达十多个成年人的排便量，一个有数十万头猪的集中养猪区每天所制造出来的粪便可比美一个大城市人口所排出来的粪量。许多国家都对养猪业的排污问题伤透了脑筋，但最近韩国却把这些恶心的黄白之物转化为前途无量的商机。

韩国每年产生五千一百万吨动物粪便，以前都把它们倒进大海，制造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韩国农民在畜禽圈舍附近建设沼气池以收集粪便，产生的沼气可用来发电以取暖照明,粪渣可用来为蔬菜田地施肥。这个“猪能项目”的经费有一半以上来自韩国政府，他们还希望在全国范围扩展这个项目，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取代石油，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和对入口石油的依赖。从这点看来，猪不仅一身都是宝，连排泄物也是财富。

从上述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态度才是养猪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而猪农本身是否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措施也非常重要。总之，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在经济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保项目上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若有所偏颇，肯定会出现争议，尤其是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一个处理不当，养猪课题就会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我国的养猪业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由于政治、宗教、种族等错综复杂的因素，我国的养猪业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于养猪业，不同州属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一些州属尚能控制得宜，一些州属则相反。甲州养猪场事件仅仅暴露了不完善管理体制的冰山一角，而且现在也陷入多方政治角力的漩涡里。

在我国，不同语文媒体的单一角度报导就能轻易撕裂不同族群对养猪课题的认知和看法。巫文媒体极力突出养猪场污染问题，受污河流经过数个马来甘榜的画面挑动了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这为种族主义政客提供了绝佳的表演平台。相反的，中文媒体读者看到的都是杀气腾腾的毁猪大队和被猪农高高抬起的反对党领袖，却看不到一小撮不负责任不肯提升排污设备的养猪业者，和那些在背后默默耕耘，与多方斡旋谈判的务实工作者。

甲州养猪场事件已经进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但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而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家若继续把视线聚焦在政治角力上，无益于化解危机，猪农的困境会更加雪上加霜。为了避免有心人士乘机搞局使整个事件更加混浊和不明朗，各造都必须拿出诚意和善意。毕竟，要妥善解决事端，靠的是理性和智慧，而非意气用事。近日内阁成立小组全权处理养猪课题，看来解决此事件已露曙光，希望多事之秋就此打住，一切都“猪事圆满”！

从历届大选成绩看华教的发展

（2007年9月16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华教所面对的困境，实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本文仅从历届大选成绩来做出粗略分析，主要是从马华公会和巫统的议席比例来探讨华教发展的变化。

1969年大选，全国猛刮反风，巫统虽然受到回教党的严峻挑战，但仍获51国席；反观马华仅获13席，约占巫统席位的25.5%而已。在这一段非常时期，华裔子弟升上国立大学之路受到重重限制，华小数量也锐减。接下来的几届大选，马华的表现都差强人意，若说是在华教方面失分太多所致也不为过。

1986年大选，巫统在没有强大马来人反对党的阻拦之下，大胜83席，反观马华仅获17席，占巫统席位的20.5%而已。随着华人在朝力量的式微，华教也不断地面对严峻的挑战。教育部长安华更悍然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华社党团齐聚天后宫举行抗议大会，后来又发生“茅草行动”事件，人心惶惶了一段时间。

1990年大选，巫统因党争后遗症所累，仅得71席，马华成绩比上一届大选有些许进步，共得18席，与巫统议席的比例拉近到25.35%。一些评论人认为当时华人大力支持行动党是促使马哈迪“小开放”的主要因素，我认为此说法有欠客观，事实上当时回教党和四六精神党的总得票达21.78%，已逼近巫统的总得票数（29.61%），加上吉兰丹州政权变天，使巫统面对巨大的巫裔选票压力，这也是马哈迪在九十年代初期实施“小开放”的关键原因。大选过后，马哈迪政府开始逐步实施“开放”政策，更提出“2020年宏愿”，然后又批准拉曼学院在各地开设分院，加上经济行情一片大好，华人和马来人都一起沉浸在“美好感觉”当中，这就为来届大选国阵大胜奠定了基础。

1995年大选猛刮国阵风，反对党溃不成军。巫统赢91席，马华破纪录获得30席，与巫统席位比例拉近至33%。这次大选的结果促使政府对华教更为友善，随后即通过《1996年教育法令》，一些不利华小发展的条文被删除。高等教育方面也全面开放，私立大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私立大专如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也获得成立，华校生的大专升学之路比以往更为宽广。

1999年大选，在烈火莫息的效应下，国阵马来选票大量流失，巫统仅获72席，但华社务实地选择维持得来不易的成果，结果让马华获28席，和巫统席位的比例拉近至38.9%，这是自1969年以来差距最小的一次。回教党和公正党却破天荒地共得32席，总得票数达23.2%，比1990年更加逼近巫统的29.86%选票，使巫统更为忧心其在马来社群的领导威信。

由于马华与巫统的席位差距缩减，加上部分巫统领袖须靠华裔选票惊险过关，华裔选票的价值飙升，华人在朝的政治力量也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华教发展更为明朗。首相马哈迪在随后宣布批准拉曼大学成立；国立大学收生开始以绩效制取代固打制；JPA奖学金也从2001年起开始大量颁发给华裔优秀生；华小的发展更是大突破，自99年以来通过增建、搬迁、扩建得来的新华小至今已达到70间。这些实在的进步在马华积弱的年代是无法相象的，由此可见，华裔选民在关键的99年大选作出的反向抉择，得到了和30年前完全不同的结果。

2004年大选，由于马来票大量回流，巫统大胜获得110席，马华虽得31席，但只占巫统席位的28.2%而已，和巫统的席位差距有所倒退。目前由于巫统势力空前庞大，在政经文教各领域也表现得盛气凌人，导致华社对国阵有所不满。

独立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华裔将把选票投给在野党，而马来人与印裔则各占32%与33%，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人口占多数的巫裔仍把支持力量集中在执政体系的情况下，人口相对少数的华裔若把支持力量放在执政体系之外，无异于自我分散、自我弱化的举措。华裔是务实的民族，我相信在来届的大选，华裔选民将通过手上的一票，在反对党的“外部制衡”和马华的“内部制衡”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达到捍卫族群权益的目的。

马青与巫青的重复博弈

（2007年9月2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我在去年10月在此栏的《从博弈理论看种族政治》一文中，提出我国各政党正陷入“囚徒困境”的看法。如今看来，情况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

巫青自2005年举剑以来，招致华社各团体的口诛笔伐，马青更在2006年代表大会上猛轰巫青的极端作风，当时就有代表建议总团长举起中国剑甚至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以抗衡马来短剑，弘扬民族士气。当巫青团第二次举剑后，马青再也没跟巫青客气，最近的代表大会就拿起“反制武器”，举的不是杀气腾腾的刀剑，而是我国建国的根本、各民族权益的护身符-《宪法》。

这种你来我往的回应方式，就如博弈论中的“重复囚徒困境”，也就是说双方的对弈方式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多次的，这就考验着双方的诚信程度。

马华和巫统同处于国阵，是个长期打交道的伙伴，但是在合作之中也会存在着竞争关系。双方在初期都表明不要各自挑起种族课题以捞取政治利益，但现实往往还是有部分的种族政客刻意破坏行情，以获取短期的政治利益。受害的另一方随即予以反击，如果对方也不肯罢休，这场割喉式对弈就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情况将越形不妙，届时该如何跳离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

美国著名的博弈论专家罗伯特做了一个“重复囚犯困境”的试验，他找了十多位专家参与这个试验，每一位参加者都运用不同的策略，以争取最高的分数，如“邪恶策略”是以占别人便宜为主；“善良策略”则是以合作为主等等。试验结果，最后胜出的策略，不是什么邪恶策略，也不是什么善良策略，而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报还一报”策略。

“一报还一报”的要旨在于，第一次采取合作方式，接下来每一步都跟随对方上一步的策略，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思维，打败了其他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复杂策略。

“一报还一报”，简单地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四个特点：（1）清晰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合作还合作，以背叛还背叛，使它容易被对方理解，从而引出长期的合作关系；（2）善良性：这种策略一开始就以善意和对方合作，也绝不会先背叛对方；（3）报复性：如对方率先背叛，一定自动实施报复，绝不妥协，这就逼使对方尝试背叛一次之后就不敢再轻言背叛。（4）宽容性：如果对方又主动恢复合作，要立刻与对方握手言欢，既往不咎，有助于恢复合作关系。



“一报还一报”显然是经济实用的策略，其最终目的还是善良的，那就是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来恢复合作关系。如果情势恶化，两败俱伤，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唯有合作才能达致双赢局面，这就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的终极目标和核心价值。

孔子的思想其实和“一报还一报”策略是相通的。《论语。宪问》有一句：“以德报怨”，被后来的一些腐儒断章取义为“别人欺负你，就要忍，而且对他更好，以感化、感动他。”殊不知，孔子接下来还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后面的那八个字才是孔子的主张，也是他学说的真谛。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一味妥协让步并不会让敌人良心发现而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得情况下，必须适时地予以反击，才能抑制对方得寸进尺。

马青举宪法应对巫青举剑的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否则以刀剑硬碰就是“以暴易暴”，或者可说是“以怨报怨”，就不是孔子主张的“以直抱怨”了。手举宪法，展示了本身不容妥协的底线，也释放了愿意与对方合作的善意。现在球已踢到巫青脚下，希望那些叫嚷着“宝剑既出，不见血不回鞘”的种族主义政客不要极端到拿起可兰经来挑战宪法，那时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播客世代的崛起

（2007年8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黄明志改编国歌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整个事件中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巫统近期频频向部落客开炮，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响，导致部落格（Blog）和部落客（Blogger）等词汇广为人知。黄明志拥有本身的部落格，可说他是部落客，但他主要是通过YouTube的视频功能来进行传播，也可把他归类为播客（Podcaster）。

根据网上查到的定义，部落格指的是以网页作为呈现媒介的个人专栏，是以文字和图象为主，播客则是以视频或音频为主要内容的部落客。其实现在的部落客和播客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绝大多数部落客同时也是播客。

根据传播学的原理，动态的影音传播效果远超静态的文字和图像。在网络技术还不够成熟的年代，上网者主要接触的都是静态资讯，但随着宽频上网越来越普及，加上YouTube的诞生，播客世代崛起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YouTube被《福布斯》杂志选为2006年度成功改造世界的十大“反斗王”之一。它的成功，颠覆了传统传播游戏的规则。大批网民热衷于拍摄及分享短片。这个现象激化了互联网的进化，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资讯革命。庞大网上社群的互动及分享，令互联网全面迈进Web2.0时代，引发重大的社会变迁。

约一年前香港发生的“巴士阿叔”现象，变成两岸三地的共同热门话题，一个情绪失控的阿叔说的经典对白变成大家琅琅上口的口头禅。由少数人注意的焦点发展到万人皆知只需要极短的时间，这已经是YouTube世界的规律。难怪当时香港的评论人认为，网络让消息在短时间传播，高速聚集民众力量，甚至出现排挤理性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YouTube的威力无远弗届，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都趋之若鹜，希望以此提升影响力，让更多的选民支持自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首开先河成为第一位政府首脑的播客后，英国王储查尔斯、美国总统小布什都纷纷跟进，连保守国家伊朗总统内贾德和贫穷国家柬埔寨的亲王西哈努克，都接着成为播客大家庭的一份子。

YouTube虽然深受网民欢迎，但它也在一些国家遇到麻烦。去年12月，有人上传一些流行歌曲等内容被视为和伊朗的主流文化相抵触，引起伊朗政府的不快，便封杀了YouTube。今年1月，一段“恶搞”印度圣雄甘地的短片被上载，引发众怒，印度政府也恫言封杀Youtube。今年3月，有人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抹黑成同性恋者的短片上载，YouTube也被土耳其封杀。今年5月，有人把取笑泰王的短片上载，泰国政府除了封杀之外，也决定以侮辱君主罪起诉YouTube。

另一方面，专家们也担心，YouTube世界的过度自由会带来刺激犯罪、侵犯隐私等很多问题。例如，在去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候选人开始偷拍对手录像，剪辑改编后放在网上播出以抹黑贬低对方，被很多评论人士认为是“丑陋的选举方式”。

总之，YouTube是双面刃，用得好可造福社会，用得坏就会害死人。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民众喜欢看坏事不看好事是有心理学根据的，因此带有负面意识的短片在YouTube世界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点击率极高，反而那些正面宣扬好人好事的短片就乏人问津。黄明志若在未来能善用他在音乐和影视方面的天分，创作更多有正面意义的作品，舍弃愤世嫉俗的消极风格，那么YouTube就是他的最佳舞台和利器，这未尝不是好事。

黄明志在整个事件中是对是错，众说纷纭，很难定论，但他敢讲敢做敢为，敢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已经是难得的勇气，足以令许多在网上匿名谩骂却不肯自我检讨的无耻之徒无地自容。只要我们的社会能成功营造一个让博客、播客等网路使用者肯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民众肯理性客观看待网上言论的风气，这肯定是天大的喜讯。

华人的政治困境

（2007年8月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日前坊间盛传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将在来届大选到吉隆坡武吉免登区上阵，以激励马华的整体士气，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放出风声说他将前往武吉免登与黄家定来个“王者之战”，如果上述一切成真，将是我国政坛的一大盛事。

马华前总秘书陈祖排博士之前曾点评当今马华领袖“没有勇气到华人占多数的议席上阵”，不复当年马华前总会长李三春在黑区芙蓉击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的气魄，如今看来陈祖排这番话已收到相当程度的回响和反应。

有人评论马华公会是如假包换的华人政党，但高层领袖似乎都是在混合选区上阵，不敢到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与反对党一争高下。其实，反过来看看，行动党号称是多元种族政党，华人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其国州议员全都是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的。如果行动党人讥笑马华身为华人政党却得不到华人支持，马华一样可以反讥行动党身为多元种族政党却得不到多元种族的认同，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改善我国的政治生态毫无助益。

马华是“单一种族政党，多元种族路线”；行动党却是“多元种族政党，单一种族路线”。既然大家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每次大选都“师出无名”，无论谁胜谁负，也改变不了巫统的一党独大的局面。从巫统的角度看来，两大华人政治势力互相厮杀、削弱，对巩固巫统的地位是有利无弊的。

马华高层领袖患上“恐华症”不是没有原因的。1969年一役，马华四位内阁部长中就有两个在反风大起之下落败，在内阁影响力迅速滑落，工商部长一职从此一去不复返，财政部长一职也在陈修信退休后落入巫统手中。当时大多数马华候选人落败的选区都是华人区。华人区从此成了马华的梦魇。

反观行动党，多年来的“监督工作”主要是抨击着巫统的施政弊端，大选时却没有与平时骂得狗血淋头的巫统对阵，反而去挑马华民政的选区来打，其中选的领袖都是在华人区胜出的，那些去了混合区的都当了炮灰。

马华和行动党，各有各的困境，不少华裔知识分子也在思考着“第三条道路”，以便突破种族政治的旧框框。这些华人知识分子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满执政党，他们固然不会加入马华，但他们也识破行动党“挂羊头卖狗肉”的变相种族政治，也不屑与行动党为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公正党。

但最近公正党党选中，西马华人领袖在最高理事选举中全军覆没，使公正党内的华人政治力量更趋式微，与行动党的议席谈判更加没有筹码。虽然安华指定副主席李文材负责与行动党谈判议席的事项，但以李文材为首的公正党华人派系为了与行动党争夺华人较多的选区来上阵，肯定会和行动党来硬的，因此林冠英的最佳策略就是绕过李文材直接找安华来谈，安华为了顾全反对阵线的大局很有可能会牺牲党内华人派系的利益。

行动党高层其实心里很清楚，马华绝对没有能力消灭行动党，真正会让行动党消亡的是同在反对阵线的公正党，若越来越多华人精英选择加入公正党，行动党迟早会因人才枯竭而关门大吉，因此行动党将公正党华人党员视为心腹大患也不足为奇，欲铲除而后快，将之扼杀于幼苗之中，以免公正党华人势力坐大威胁行动党的反对党老大地位。

总之，大马华人仍然在旧框框的政治里兜圈子，来届大选时该怎么办？到最后还是老话一句：凭自己的政治智慧来投票吧!

猴子心态助长犯罪率

（2007年7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最近蕉赖发生一宗青年因撞破匪徒干案而被刺死的案件。该名不幸的青年路过事发现场时，看到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围着一辆汽车，他喊：“喂！要偷东西呀！”，结果就被恼羞成怒的匪徒当场刺死。我的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时，除了大叹社会险恶之外，还一直叮嘱我看到有人干坏事时千万不要出声，以免遭殃。

我明白外婆是出于关心才说出这番话。但如果社会上其他人看到这则新闻时，都会产生这种“明哲保身”的想法，恐怕罪犯会更加肆无忌惮和猖狂。刚好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群众的心理：

有个屠夫装了一个笼子，用来关一群猴子，每一天都打开笼子抓一只猴子杀掉。每当屠夫来时，每个猴子都很紧张，不敢有任何举动，怕引起注意而被选中。当屠夫把目光落在其中一只猴子身上时，其他的猴子就希望屠夫赶快做决定。当屠夫最终作出决定后，其他没被选中的猴子非常高兴。那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其余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看着这只猴子被杀掉。日复一日，最后全部猴子都被宰杀掉。

如果，猴子群起而攻击屠夫，可能都会成功逃走，但每只猴子不知道其余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怕自己的反抗会引起屠夫的注意而被选中，最后全部猴子都不敢轻举妄动，结果都很悲惨。

我们人类其实很像那群猴子，例如，有人在巴士上偷东西，别的乘客看到了，但不敢出声。这些没有被偷的人会想：反正被偷的不是我，我揭发他，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不定还会被伤害，那么我又何必多管闲事？

在公园，有小孩不小心掉进湖里，没有人去救；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有见义勇为的人与匪徒殊死搏斗，围观的人很多，但就是没有人出手帮忙；在社区里，明明知道隔壁住着一班穷凶极恶的人，也不敢去报警，怕遭到报复。这种在公众场合，需要有人出来维护正义时，却没有一个人勇敢站出来的情形，叫做“沉默的困境”。

这种“集体沉默”的结果将使社会风气恶化。对个人而言，虽然这一次倒霉的不是自己，但下次自己倒霉的机会就增加了。其实，我们都好像等着被宰的猴子一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从人性角度来看，在可能受到匪徒伤害的情况下，沉默是最理智和最经济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不想有损失。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造成的集体沉默现象会给社会道德无法挽救的伤害。

如何从这种困境跳脱出来？看来惟有通过教育的管道，配合媒体的力量，加大道德宣传，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才能增加人们对于罪案采取“反抗”策略的获益。当人们反抗罪犯时，尽管有可能受伤，但是道德荣誉感和满足感将使反抗者获得足够的心理补偿；如果人们知道罪犯在做坏事却不反抗，他的道德感将使他因自己的沉默行为感到羞耻。

希望我国人民在面对罪案时，除了归咎警方办事不力之外，也要检讨本身是否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自私态度？遇到罪犯干案时是否敢挺身而出？罪犯如果知道一般公民的道德感都很强，那么他去犯罪的成本很高，而收益会很低，那么他很难再从事犯罪活动。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如果每个公民都有高度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罪犯将成为过街老鼠，社会风气自然会大有改善。

严刑峻法惩治强暴犯

（2007年7月24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日前8名涉及新山劫奸案的嫌犯刚被控上法庭，怡保又发生骇人听闻的诊疗所劫奸案，受害者还是一个生病的女学院生，令人齿冷。治乱世，用重典，我国罪犯的无法无天行径已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非严刑峻法不可整治。

小市民们谈起日益猖獗的强奸案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将这些强奸犯碎尸万段。但是，愤怒归愤怒，也不可忘记我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现实，即使是捉到涉嫌强奸的罪犯，也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处置他们。

在我国，强奸犯被定罪之后，顶多被判坐牢和鞭刑，但这种判决不能安抚大多数人的悲愤，更不能补偿受害者所受到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在外国，已经有妇女组织提出将强奸犯处以死刑的建议，但这又牵涉到人道、人权等问题；兹事体大，真正付诸实行可能会遇上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因此，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较为可行的方案，那就是“阉割”。

很多人看到“阉割”这两个字，就会想到封建时代的太监，还有那些血淋淋的阉房等恐怖场面。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一些国家为这些强奸犯实行的“去势手术”都是在医院进行，而且还多了一个医学名词叫“化学阉割”。化学药物去势的依据是睾丸素减少，就会降低男人的侵犯性。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采用这种刑罚。澳大利亚早就立法批准了，因为有82%的居民同意这一法案。德国在1969年立法，凡25岁以上的强奸犯可以自愿选择化学药物去势。瑞典在1993立法，批准对强奸犯实施去势。法国也开始了一项对服刑强奸犯实施化学药物去势的试验项目，有48名犯人自愿接受这种为期两年的抑制雄性荷尔蒙的治疗。这个项目旨在减少强奸犯的数量，因为法国监狱中的犯人有22%是性罪犯。

美国有些州曾有法院作出判决，让罪犯自己在阉割或终生监禁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加州早在1996年就立法批准对强奸犯实施化学药物去势，以此作为一些犯人假释的条件。1997年，佛罗里达州也通过相似的法案，对要求假释的重犯强奸罪的犯人实施去势。这项法律允许法官对犯人判处化学药物去势及期限，它可以是终身的。如果犯人未经司法准许而停止这种治疗，他就犯了新的罪行。

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就是否以“化学阉割”对付强奸积犯仍争议不下，但台湾却极可能在短期内实施这项措施。国、亲、民三党女立委于去年8月28日联合提案，要求在“性侵犯防制法”中增订化学去势条款，规定凡是屡犯案的强奸犯都要被处以化学阉割，同时仿效美国的做法，将强奸积犯的姓名和照片上网，通报各地以监视其行踪。

其实，化学去势有一定的副作用。罪犯的内分泌腺功能受外力抑制，在药力失效之后是否能恢复男人的正常功能，实在无法肯定。另一方面，亦可能会对去势者造成永久的心理创伤，更可能因而心生仇恨，做出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

据临床专家说，药物去势法要同心理治疗相结合，这样才能“训练”强奸犯，培养他们对强奸行为的负罪感。根据疗效的数据，这种长达3年至5年的治疗过程，使犯人重犯的机率会大为降低。专家们也说，去势可在犯人服刑时在牢房里直接进行。

在我国，是否要对强奸犯实行“阉割”一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除了严刑峻法，完善的性教育体系才是降低性犯罪的根本之道，这些都是我国教育界人士必须努力的重点。

人才从政社稷之福

（2007年7月22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前电视台主持人胡渐彪为首的120名专才加入马华公会，引起各界的不同回响。在网上的论坛，针对他们投入政治的评论是两极化的，有赞成的，自然也有反对的，其实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没有所谓的对错。

人才，每个组织都抢着要。司马光的“德才论”将人才定义为：合乎特定时代需要的道德规范与某种高度发展技能于一身的人。管子说过：“争天下必先争人”，所谓争人，就是采取各种必要措施，获取贤能之士的爱戴与支持，有了大批智勇双全之士参与工作，得天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古训曰：观其用人，即知其器量大小，预其成败兴亡焉。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只要看他所用的人，就可预知其日后的发展。因此，朝野各政党将招揽人才入党列为重要的战略工程，是出于现实的考量。

至于人才要加入执政党抑或是在野党，纯粹是他个人的选择。但很多人却把这种选择题当成是非题来看待，认为加入这边就对，加入那边就错，其实是很主观的。华人“造反”意识较浓是有原因的，像《水浒传》之类的名著把反抗朝廷的人描写成英雄好汉，那些帮朝廷的人就是走狗鹰犬。一般上华人潜意识里就欣赏这些敢“反”的人，也是受到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还有些人认为，政坛是个大染缸，政治是肮脏的，知识分子应以超然的姿态置身于外，尽量与政治划清界限。其实，中国古代先哲强调“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主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我们是一个比较重实践的民族，说得多、做得少的人，基本上是不受欢迎的。华人所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务实”行为，最希望的是你做到了再说，而不是说了再做。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他把“道”看得非常重要。“道”是要走的，走得出来这条路才会通。华人常问别人：“你行不行”，“行”就是走得通的意思，走不通的话，空谈一大堆伟论又有何用？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其语录中提到：政治圈子需要很多有素质的人、有理想的人，政治圈子的风气就会清新。若这些人才都自鸣清高，越多人这样想，这圈子就越乌烟瘴气。”黄家定以前是愤怒青年，对很多民生和政治课题看不顺眼时，也是因为陈群川的一句话：“你问的问题很好，但我没办法答你，我自己也在寻找答案，你们为何不要加进来，和我一起寻找答案？”，这句话导致黄家定最后改变初衷投入政坛。现在，胡渐彪表示他是受到黄家定的影响，进而认同马华的理念，才决定加入马华，可见，收服人才首先要收服他的心，心服了人自然也留下来，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有讲到一段：主角令狐冲因是否加入日月神教而犹豫，他自幼受的教育是正邪不两立，但行走江湖日久，发现所谓的正派也有坏人，魔教也有好人，实在难以抉择。此时，其拜把兄弟向问天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兄弟，其实事在人为，魔教中坏人确是不少，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好好整顿一番，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岂不教江湖上的豪杰之士扬眉吐气？”，此话说得入情入理，令狐冲也连连称是。可见，一个组织再怎样不济，只要有正直的人才陆续加入领导，大染缸也会被“漂白”的。

根据孔子的说法，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须将自己修好，然后把家齐好，接着才有本事去治国，最后是要平天下。这四件事都必须一步一步做，秩序不可颠倒，一切由自身做起，少怨天尤人。老实讲，一个人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上述加入马华的专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历练，经济上有一定的基础，才有较多的时间和精神，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民族做出贡献，这很符合孔子的思想。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搞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物会成功的，要成大事只能打组织战，要有核心的团队。希望这些有“入世”精神，肯身体力行的年轻政治工作者，能通过团队精神来强化民族的发展大业，我谨以“任重道远”四字与大家共勉。

犯罪成本与罪案

（2007年7月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笔者居住的旺沙玛朱区发生了拉曼生利建业被攫夺匪砍死的惨剧，造成附近居民人心惶惶。当时笔者出于激忿，疾书一篇“警方应学习蓝海策略”的文章投稿至<<南洋商报>>，并在言论版刊出。该文章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建议警方看看管理学著作<<蓝海策略>>其中一章有关纽约警方整治罪案的内容，顺便骂骂警方的办事效率。

本来笔者也不预期这篇文章会带来什么效果，只是想发发牢骚而已，结果竟然还有人把它当真。不知是不是因这篇拙作的启发，不久后笔者就从报章的地方版上得知，直辖区某区会的马青领袖在当地的居民与警方交流会上，当场向出席交流会的警长进言，要警方人人都读<<蓝海策略>>。结果这位警长的回答竟然是：“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环境不一样，国情不同，所以警方不会采用<<蓝海策略>>。”

看到这位警长那么“绝”的回答，当时笔者真是哭笑不得。如果堂堂警队领袖连“参考一下”也不想去做的话，看来我们也不用再去奢想整个警队的组织文化和思维会有所改变。

最近新山发生的数宗劫奸案引起公愤，市民们走上街头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十万火急拼治安”的签名运动，逼得警方赶快调派更多人手，迅速逮捕涉案罪犯以缓和民众的情绪。值此非常时刻，笔者不想再“不自量力”向警方“献策”，只是想从经济学角度谈谈犯罪问题。

早在18世纪，亚当史密在<<国富论>>中说：“犯罪和防止犯罪，这两方面同时受财富累积的刺激”。这就是告诉人们，犯罪是经济成长中的一个伴生现象，若从经济学角度来进行探讨，可以补社会学及法学对于犯罪课题的不足。

真正把经济学理论用于研究犯罪的首创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他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而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认为，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二）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机会成本。（三）惩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犯罪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市场”，也有供给和需求，如果每次犯罪的净所得为零，犯罪的供给自然下降。以新山的连续劫奸案为例，犯罪的毛利约数万令吉（受害者被抢走的财务损失），净所得（作案成功没有被捕）也相当接近毛利，因为犯罪的直接成本很低，作案用车可以抢来而不花钱。再根据大马警方对抢劫和强奸案的低破案率推估，即使很不好运被捕坐几年牢，折算起来也还是远低于净所得。因此，对于罪犯而言，这个风险当然是值得去冒的。

因此，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提高犯罪成本和破案率。试想，罪犯可避开警方，却很难不接触民众。如果大家群策群力，群起捕之，犯罪成本自然几十倍地增加。如果劫奸案罪犯因为玉照被刊登在报章上而要东躲西躲，预期窝藏费超过10万令吉，罪犯还会有兴趣去干案吗？如果立法通过强奸犯要被囚禁终身监禁，或者会被阉割，那么这个犯罪成本也实在高得离谱，任何理智一点的潜在罪犯都会打消犯罪念头。

犯罪经济学强调，犯罪决策是理性的，也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权衡过程。因此，唯有加强教育，健全法制，严格管理和执法，才可以尽可能地打破潜在罪犯的侥幸、挺而走险的心理。降低潜在罪犯对犯罪行为的主观效用评价，使其清醒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观念：犯罪最终是得不偿失。

以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来设想减少犯罪，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是有关学者、立法者等可以尝试研究的方向。我们可以分析各种犯罪的特点及成因，考查其危害性，然后在立法和实践中，去探讨一个可行的降低罪案的总策略，为塑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而努力。

制定最低工资的后果

（2007年6月30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职总（MTUC）日前举行争取最低工资的活动，他们促请政府制订让私人界员工享有最低薪金马币900元及生活津贴马币300元的政策。人力资源部长冯镇安回应时说，这项要求并不实际，薪金应由市场决定。“受压迫人民阵线”（JERIT）成员随即放话叫冯镇安辞掉内阁部长的职位，去工厂当工人后，再判断职总是否应该放弃这项诉求。

究竟制定最低工资会带来什么后果？从外国的研究中发现，要抑制低工资的恶果，制定最低工资法是效果有限的武器。最低工资法的范畴越大，想要涵盖的劳工数目越多，企图提高的工资越多，其弊多于利的可能性就越高。

举例来说，如果通过法律来规定，每个月的工资不得低于900令吉，那么，首先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雇主觉得每个月工作价值不到900令吉的人，绝对不会被雇用。法律能裁定雇主以低于900令吉聘请员工是违法的，但法律不能保证员工一定能依本身的能力和条件，赚取恰如其分的工资。简单的说，这不过是用失业来取代低工资，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如果法律强制某行业要付给其员工最低的薪资水平，那么这个行业可能会以提高产品价格来因应，并将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但这不容易进行，因为政府会进行价格监督，另外消费者也可能会因价格提高而改买品质差不多的入口货，或者用别的代替品，又或者继续购买同样的产品，不过会减少购买的数量。因此，这个行业的某些劳工可能会受益于较高的工资，其它行业的劳工可能就会遭到解雇。工资提高的后果，造成产量减少，失业也就随之而来。

面对这些后果时，有人会认为：如果某行业要靠低工资才能存活，干脆让最低工资法把这个行业淘汰掉。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些现实情况，如产品消失了，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如果这些行业因最低工资法而消失的话，这些被裁退的员工会被迫选择不是那么吸引他们的其他行业。竞相转业求职之下，这些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选择的行业，工资也会被压低。总之，制定最低工资会使失业率升高，是难以避免的。

若要政府一纸严令提高这种表面上相当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最糟的方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最根本的经济原理：如果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没那么多，就没有办法分配那么多的财富。

因此，要提高工资，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如增加资本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即增用机器协助劳工、引进新发明和技术、雇主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劳工更加勤奋和发挥更高的效率、提高教育训练水准等。员工生产越多，全体社群的财富增加也越多，提供的服务对消费者越有价值，因此也对雇主越有价值，雇主也越有可能会支付越高的工资。结论是，实质工资来自生产，不是来自政府的命令。

政府的政策应该鼓励资方创造利润、扩张经营、投资于更新更好的机器，以提高劳工生产力。随着生产力提高，工资自然而然会增长，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冯镇安的解释并非不近人情，而是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和后果所做出的理性判断。职总的要求也并非不合理，双方应该坐下来内部协商，探讨可行的方案，避免让有心人士在外叫嚣，扰乱人民视线，捞取政治资本。

行动党的挑战辩论文化

（2007年6月2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行动党雪州主席欧阳捍华放话挑战马华副总会长蔡细历进行有关华教课题的辩论，蔡细历不甘示弱地强硬回应，双方的辩论形式还没谈成就先通过传媒展开骂战。此风波接下来会如何演变，令人关注。

这场辩论到底办不办得成？台湾学者郑自隆教授在其著作《竞选广告：理论、策略、研究案例》提及，一个人是否参与公开辩论，有5项因素必须考虑：（1）辩论利于挑战者，不利于连任者；（2）辩论利于在野党，不利于执政党；（3）辩论利于事前民调声望低者，不利于民调声望高者；（4）辩论利于个人特质优良者，不利于个人特质差者；（5）辩论利于选民认为“他会输”者，不利于选民认为“他会赢”者。

蔡细历除了在第4项占微弱优势之外，其余的项目皆处于劣势。根据郑自隆在书中的观点，蔡细历应该不会接受挑战，因为：

（1）由于执政者与连任者背负施政包袱，因此公开辩论不利于执政党或寻求连任者，执政者常成为箭靶，被捅成蜂窝。马华公会背负着身在执政体系内的沉重包袱，纵使能“交货”，却往往会被友党的弊端所抵消拖累。没有执政经验的行动党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展开舆论攻势，而马华必须为言论负责而不得不谨慎发言，这种方式根本无法在激烈的辩论上占便宜。

（2）公开辩论对声望低者是个机会，对声望高者却是大风险。欧阳捍华是“没东西可输”（Nothing to lose）的情况下迎战，而压力却是在久居高位的蔡细历这边。若真的进行辩论，只要蔡细历讲错话，马上会被对手猛烈攻击而中箭下马，政治成本损失极大；而欧阳捍华讲错话也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只要逮到天赐良机，个人声望马上翻升。这种辩论方式对于行动党是本小利大、稳赚不赔；对于马华则是本大利小，甚至亏损。

郑自隆还提到，从台湾的竞选辩论实例发现，“攻击对手”比“陈述政见”来得吸引人。这种劣质选举文化更导致负面文宣的盛行，辩论参与者会为迎合选民的期待而以攻击对手为主要文宣内容，而选民则希望从攻击性文宣中宣泄不满。行动党充分发挥了在野党在这项策略上的巨大优势，只要在华人不满的议题上着手，肯定大有收获。

研究也发现，若要攻击对手，则应采取理性攻击的策略，因为在任何议题中，理性诉求都优于感性诉求。换言之，辩论中应充分引用数据、法令条规等来攻击对手，情绪性或口号式的谩骂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甚至还有反效果。行动党在早期不乏喜欢谩骂方式的议员，刚开始时还蛮受欢迎，但后来也不受落了。现在行动党议员流行引用数据来加强说服力，但总是穿插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如马华完全没有做事、屈服于巫统的淫威等等，稍微缺乏思考的人听了可能就会把一半真一半假的言论全盘接收。

郑自隆在观察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候选人的辩论中，发现选民对喜欢或讨厌的候选人的态度似已定型（stereotyped），也就是说，高者恒高，低者恒低。喜欢这个人，就一直喜欢他的表现；不喜欢这个候选人，则再卖力也不会得到青睐。最近的马接补选就显示出这样的选民心态，行动党挑战马青来辩论而马青领袖最终还是没来，虽然行动党就此事把马青贬得一无是处，但票箱一开，双方基本盘无重大改变，行动党还是以4千多张多数票败北，可见鲜少本地选民会因辩论一事而转换投票倾向。因此最近这场辩论风波是否有所意义，是否有所需要，答案已经很明显。

如不出所料，行动党应会继续缠住这个课题不放，然后在董教总或雪华堂找个地点举办有关华教课题的讲座，再“邀请”蔡细历前来，若蔡细历不来这种名为讲座实为擂台的场合，绝大多数出席的“自己人”干脆就来一场批判大会，顶多又是一场“自己喊自己爽”的闹剧吧了。

虽然说辩论的真谛是“真理越辩越明”，但往往现实并非如此。辩论本身是不具生产性的。唇枪舌剑的辩论，到今天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使真理更明，要靠研究，要靠实践。邓小平先生说得好，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好猫还是坏猫不是由辩论决定的，不会捉老鼠的猫就算在辩论中把它称赞得天花乱坠它仍不是好猫。

总的来说，不是说辩论不好，只是辩论被某些人骑劫来达到政治目的，就歪曲了辩论的意义，浪费大家的精神和时间。

不要当笨蛋

（2007年6月10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几年前，笔者看到一名常在股市进出的朋友脸色很不好看，便问：“怎么啦，烧到手啦?”。他目无表情地举起自己的双手，然后说：“这是义肢，不是手。”

当然这位朋友不是残障人士，当时笔者不知该为他的幽默感到好笑，还是为他的无奈感到悲哀。

股市起起落落，有人欢喜自然也有人哀愁，每个进场的人都想着赚钱，不会有人抱着输钱的心理进场的，除非是笨蛋才会那么做。但现实中，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去当笨蛋，而且还前仆后继地倒了一批再来一批，周而复始上演着同样的剧情。

历史上的几次大崩盘中，最惨烈的莫过于1929年的纽约股市大崩盘。当年股灾爆发前，老肯尼地在华尔街路边给一个擦鞋童服务时，擦鞋童竟然天花乱坠地讲了很多股票贴士，老肯尼地才骇然发现，社会上很多对股市运作一窍不通的男女老幼都进场买股了。他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卖掉所有股票，结果不但避开浩劫，还因为在顶点时卖得准而富甲一方。这套“擦鞋童理论”至今仍然大行其道，是预测股市泡沫的经典理论之一。

反观不少缺乏理智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时就遭殃了，连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1929年的危机中几近破产。凯恩斯没有发现“擦鞋童理论”，但却提出了著名的“笨蛋理论”（也称博傻理论），那就是判断“有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笨蛋”。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遵循的也是这个策略。人们可以不管某个股票的真实价格，就算它是一文不值也好，却愿意花高价购买，是因为他们预期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钱来接手，那么这个笨蛋是值得当的，因为只要自己不是最后的笨蛋，那么就不是笨蛋。

“笨蛋理论”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当时荷兰商人刚从中东引进新的花种-郁金香，随即掀起疯狂热潮。于是就有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又有更多的人出高价从囤积者买入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一个快速致富的传说开始风行，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农民百姓，都先后投身进来，每一个进场的人都相信会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上买走郁金香。最后，当郁金香被炒到和三栋楼房的同价时，最大的笨蛋出现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郁金香狂热终于崩溃，郁金香球茎的价格跌到和一粒洋葱头差不多。

再看看我国，最近中国兴起普洱茶热潮，马来西亚的茶叶市场也随风大起，一些陈年普洱更是被炒到天价。根据报导，连以前毫不起眼的沱茶，从2004年的1令吉一粒涨到最近的26令吉一粒，涨幅可谓惊人。买茶是因为要喝来保健的，还是因为奇货可居，准备以更高价卖给别人，相信买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如果大多数买家以炒作的心态进场，最大笨蛋的出现只是迟早的事。

笔者也曾遇过搞直销的朋友，假喝茶叙旧之名，行游说劝服之实。这位朋友说他的直销公司好到不得了，产品的功能妙不可言，还举出许多参与者成功致富的例子。笔者看着介绍产品的宣传单，再看其价目表，很难相信这样的产品值这个价钱，更难相信有人愿意出这个价钱买这种产品。最后这位朋友开门见山，说卖产品还是其次，只要交几千令吉成为会员，再努力招人当下线，下线再继续招收下线，一直不断下去，钱就源源不绝上缴各级上线，那时上线即使在家翘脚也有钱自动进口袋。

笔者当时不懂什么“笨蛋理论”，但是本着“哪里有那么大的癞蛤蟆随街跳”的心理，压抑了内心的一时冲动。结果该公司最后倒闭，创办人失踪了，朋友也欠了一屁股债务，那时笔者才知道什么叫金字塔直销，也知道原来我国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去当笨蛋，只为了一圆发财的梦想。

一位经济学家提出“啤酒理论”，他说：“市场就像一杯啤酒，如果没有一点泡沫，说明它不新鲜，没有活力；若泡沫太多，啤酒就少了。”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繁荣的市场自然交易活跃，当然一些投机现象也不能避免，但是如果投机者过多，这个市场迟早会出问题，因为支撑市场的是“啤酒”，而非“泡沫”。炒起的泡沫终会遇上末日，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0年网络股崩溃，都是投机过盛、泡沫破灭的结果。

现在我国开始看到人头在证券交易所涌动，大家眼睛死盯住行情荧幕的情况。在这个时候，理智和清醒比什么投资眼光都重要。话虽如此，只要人性的贪念继续存在，笨蛋是不会绝迹的。

永不炒鱿的公务员

（2007年5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笔者在博大修读工商管理课程时，曾与同学讨论有关员工绩效考核的课题。一位在某政府部门任职的友族同学表示，他的工作单位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实行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的考核制度，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高绩效员工获得表扬和奖赏。当大家讨论到有关惩戒的机制时，这位同学也很坦白地告诉大家，绩效差的公务员，绝大多数都会被调职，很少有被革职的，除非是自动离职或犯了严重罪行。

西方管理学强调的绩效文化是建立在“胡萝卜＋大棒”的奖惩制度上，照东方的讲法就是“赏罚分明”。表现好，奖赏是应该的；表现差，惩戒不足或甚至没有惩戒，就有问题了。笔者的那位公务员同学其实心里也很明白，我国公务员体系的绩效考核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问题。把有问题的人调去别的地方，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将同样的问题带去另一个地方。身为管理者，要做到奖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当“黑脸”去惩罚人，不只是我国的公务员体系，每个组织都会面对类似的难题，以下的例子或许可作为参考。

美国奇异公司（GE）前执行长杰克威尔许推行的人员差异化管理制度，广为世人所称道。该制度是依工作表现把员工分成最顶尖的20％，中间的70％和垫底的10％。顶尖的人自然是升职加薪的首要考虑对象，中规中矩的人则没更动，至于垫底的人就会被请“走路”。这套制度透过合理的人员流动来维持组织的活力，使得奇异公司在短短十多年间崛起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韩国从2007年起实行“公务员淘汰制”，其主要行政机构开始连续采取行动，淘汰不能胜任的公务员。印象中的韩国人是相当刻苦耐劳的，但人总是有惰性，每个民族都会有懒人，韩国人也不例外。这套制度推出后，引起韩国公务员的极大反弹，但政府还是雷厉风行地贯彻下去，结果就有3％的公务员被淘汰，彻底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迷思。

有人说：“人多好办事”。的确，规模扩大会为组织带来好处，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整个组织日益庞大时，管理效率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很难避免。我国公务员体系庞大臃肿、冗员众多、效率不彰的情形，一直为人所诟病。首相宣布我国120万公务员加薪后，引起各方的关注。不少人希望公务员在加薪后，能改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这种论点牵涉到管理学的范畴，可以用亚当斯（Adams）提出的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来说明，那就是个人会主观地将他的投入（Input），包括劳力、经济、教育等许多因素，同别人相比来评价是否得到公平的报酬,否则他就会主动调整其产出（Output），以便取得一个心理平衡点。

典型老板的心态，就是永远不会满意员工的表现，对员工的想法通常是：“我付你1500块的薪水，你只给我1000块的工作效率，现在我给你加薪到2000块，你应该把效率提升到2000块的水平才对。”

典型员工的心态，就是永远不会满意老板给的薪水，他们会觉得收入远远不及付出，通常的想法就是：“我自认付出值3000块的工作效率，老板只给我2000块的薪水，要嘛给我更多的薪水，要嘛我就降低对工作的付出。”

双方的想法都很主观，双方都有不公平的想法。如何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点，一直都是薪酬设计专家努力的重点。根据公平理论，政府近期对公务员加薪的决策，会让人民老板产生“你们要改善效率”的心态，是很正常的反应。但由于我国公务员体系不断地制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吸纳不断增加的失业大专毕业生，冗员必然也随之增加，不公平感也激增，是否会出现人民老板所预期的结果，还是很大的疑问。

在我国，要像韩国那样实行公务员淘汰制不是没有民意基础，但进展总是不如人意，是因为我们缺少像韩国那样的严格执法精神和对民众的负责态度。加薪或许能产生一时的激励效果，但没有辅以有效的奖惩制度，建立绩效文化恐怕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华社需要逆向思维

（2007年5月13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依约补选过后，一些评论家说华社的不满情绪正在酝酿中，来届大选可能起“反风”。也有人说，华社作为比较弱势的族群，在投票时都会先看大族群即马来人的投票趋势才决定。最有意思的还是某评论家说的这一句：“当巫统太强时，华社会选择投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

华裔在巫统太强时就投反对票，这是直线思维的产物。不能说直线思维就不好，有时我们需要直线思维的执着，因为，勇往直前，是无往不胜的必要前提；百折不挠，是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

但有时我们也需要逆向思维的睿智。事物的本质常常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当我们感到“此路不通”时，换一种思维方式，朝相反的方向去思考，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所忽视的正是成功最需要的。

回头想想，当马来人把选票集中在巫统时，华人票却集中在反对党，华人的处境是会有所改变，问题是，究竟是朝着好的方向去改变，还是朝着坏的方向去改变？如果运用逆向思维思考一下，当巫统太强时，华人票反其道而行将票集中在华基执政党，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比投反对票更好？

用逆向思维推溯到1969年，如果当时华人没有抛弃马华，就不会有后来的513事件，现在华人的处境会不会更好？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历史，但我们现在所出的抉择，却可以影响未来的发展。在游戏规则不利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连仅有的一点优势也因情绪作祟而断送掉。

1986、90年大选前，坊间盛传马来人的反风炽热。当时也正如某评论家说的那样，华人会先看马来人的投票趋势才来决定，起初好像是约好一起投反对票，最后只有华人唱独脚戏。票箱一开，大部分马来人仍情归巫统，华人被“放飞机”。后果就是华人在朝力量被严重削弱，当时马华和民政的国会议席加起来都没有行动党多，所以就出现“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说法。

安华和一些巫统的极端份子，在那一段时期就很嚣张，“派不谙华语人士当华小高职”、“茅草行动”等一系列大动作，就是看准华人的在朝力量无法抗衡巫统霸权才这么肆无忌惮。

1999年大选又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安华的“烈火莫熄”效应，马来人刮着十号风球的反风，当时华人只要顺势投反对票，国阵的江山极有可能就变天。但回教党要建立回教国的那一套理念，实在不能被华人所接受，结果大量回流的华人票挽救了许多在败选边缘的巫统领袖，这是连前首相老马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老马不能说会对华人“知恩图报”什么的，他狠狠地对华人诉求工委会来个秋后算帐，就伤透了不少华人的心，但他决定破例允许非土著申请JPA奖学金、批准更多华校的增建和迁校、批准拉曼大学成立等，让人感觉到他对华人的态度确实有所改变。这些实在的好处，至今仍造福无数的华裔子弟，这种情况在以前华人将选票集中在反对党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从依约补选中看到，马来票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下，印度选民仍坚定地把票投给国阵。对于印度人而言，保住一个在朝的印裔人民代议士比什么事情都重要，即使对现状有很多不满，这就是逆向思维。反观我们华裔似乎还不了解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用直线思维来投下情绪票。老实说，我国华裔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喜欢一窝蜂去挤独木桥,看到别人干什么自己也干什么,缺乏运用逆向思维的智慧，这对于争取民族权益的过程是很不利的。

笔者认为，我国华社要选择性地运用逆向思维，才能在复杂的政治中得到较好的结果。例如：在没有华基执政党代表上阵的选区，不妨让多一些马来反对党候选人出线，给巫统施压。在华基执政党上阵的选区，至少要做到以候选人素质作为投票的依归，不会一边倒地跟着大风吹。此举可适量地保留一些出色的反对党议员，又不至于过度削弱华人的在朝力量，也能抑制巫统的嚣张气焰。唯有在各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彰显我们华族在这片土地上求存图强的政治智慧。

补选的优势策略

（2007年4月2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依约补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媒体落力报导在朝在野两大阵营展开竞选活动的过程，间种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研究话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补选并不只是补选那么简单，它牵涉了许多方面的利益，是一场斗智斗力的博弈。补选的成绩结果不是拿来保住某些领袖的面子，其影响之深远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因此，双方在总体的竞选策略上，必须要找出优势策略，才能增加胜算。

什么是优势策略？优势策略的优势是指这个策略相对于自己的其它策略占有优势，而不是相对于对手的策略占有优势。

就以“铺路”作为例子，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个牌一直都是执政党的优势策略。反对党应对这个策略的方法，就是向选民宣传“平时不铺路，补选才来铺”这个观念。这还不够，为了加强选民投反对党的信念，反对党还有一个杀手锏的说法：“让反对党嬴，或是让国阵多数票锐减，国阵为了挽回民心，必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拨款，选民就可以享有更多的好处。”

身为选民，听了反对党的前一句言论，未必真的去投反对党，顶多可能会郁闷而已，但听了后面的那一套说法，在“发展的诱惑”之下，可能就真的去投反对党了。国阵的决策者如何回应反对党的这一套说法？

国阵若是在补选期间铺路，反对党就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国阵若狠下心来不去铺路，反对党就说：“平时不烧香，临时也不抱佛脚”；国阵当然是希望出现“平时有烧香，临时也抱佛脚”的局面，但事实上很难办到，发展资源有限，不能随时都满足每个选民的需求，因此把资源用在关键时刻、地点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权衡比较之下，理智的国阵决策者最终还是会选择在补选时期铺路，毕竟“做”也被人讲，“不做”也被人讲，还是干脆去“做”算了。

台湾作家痞子蔡在其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对女人而言，一年有5大节庆，即西洋情人节、中国情人节，她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圣诞节。一年365天，你在其它360对她很好，反而不及在这5天让她觉得浪漫，通常女孩们会因为你在这5天里表现良好，而忘了你在其它360天对她并不够在乎的事实. . . .。“

这套策略不只在情场上，也可用于政坛，政治人物对待选民就如对付女人一样，在关键时刻集中资源的效果总比在平时分散资源来得强。国阵不管平时选民有多少埋怨，只要在大选前“铺路”，总是能挽回一些票源；反对党不管平时有没有服务选民，选举期间积极亮相、激情演讲，总是能拿多一些票。看来，选民善忘是我国政坛的一个特点，朝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

国阵的优势策略，就是不管反对党怎么说，“铺路”带来的好处都比其它所有的策略来得大，至少得到的最坏结果也要比采用另外一个策略得到的最佳结果略胜一筹。对于反对党来说，国阵没铺路就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因为国阵有铺路就不批评，因此不管国阵有没有铺路也要继续批评，这就是反对党的优势策略。

人毕竟像视觉动物多过像听觉动物，肉眼看到的总比耳朵听到的感觉更为强烈。反对党的政治讲座能影响一部分满肚子怨气的选民，但投票日他们出门踏上热腾腾的新路时，很难担保没有人在最后关头又改变主意。总之，不到最后一分钟，鹿死谁手尚无可预知。

归纳起来，假如你找到一个优势策略，照办，别理会对手会怎么做。假如你没有优势策略，但你的对手有，那么就当他会采用优势策略，选择你自己最好的相应做法。

总之一句，掌握自己的优势，避免以劣势面对竞争者，这就是在补选中看到朝野两大阵营的写实作风。依约补选之后，朝野双方就竞选策略的运用会有什么新的创意？来届全国大选即将来临，身为小民的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马接补选启示录

（2007年4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马接补选刚落幕，许多出炉的中文媒体评论不是围绕在双方整体的得票上，而是在分析华裔票仓的票数，其中华人集中的马接巴鲁新村和马接翁武新村的票箱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见华人的投票动向，仍牵动着我国华社的敏感神经线。

从这两大华裔票仓的双方得票来看，马华与行动党的得票比例约为6：4，与之前独立新闻中心所做的民调，即60%华人倾向反对党的调查结果是相反的，可见仍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华裔选民的最后投票意愿。无论如何，这一次的补选成绩为朝野双方在来届大选中调整选举策略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这一次的补选成绩可以看出两个现象：（1）以华人为主的马接巴鲁新村开始出现些微反风；（2）国阵的马来票不减反增，显示即使安华前来拉票，行动党仍然不能在马来区取得突破。

若上述的“越来越多的华人趋向投反对党，越来越多的马来人趋向投国阵”的现象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中继续发酵、扩大，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局面？可能会重演1986年及1990年的大选的“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局面，当时大部分华人票集中在反对党，华基执政党惨到要靠马来票过关。

在来届大选中，我国华裔选民如何在关键的时刻，作出最有利的投票抉择？军事学的“集中优势兵力”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原则，当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时，就必须坚持这个战术原则，将时间、精力、才能、金钱等投入最有希望获胜的战场，确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华人在执政体系内也已有一定的根基，将力量投入执政体系内然后强化和巩固族群代表性，总比把力量投到在野势力来推翻原有的执政体系，来得更低风险和安全。

在华人人口比例逐渐下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在大力支持执政党之际，华人若把选票集中在反对党，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是一种理智的表现，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宣泄一时激忿的鲁莽举动，不只无助于改善华人权益和地位，反而有倒退失守之虞。

我国华人在政经文教各个方面，面对许多困境和限制，但除了抱怨之外，可以借鉴犹太人在劣势的情况下先求生存，然后壮大的智慧。说起犹太人，这个民族的聪明智慧是举世公认的，也出了不少的世界级伟人，他们有今时今日的成就，与犹太人团结一致是大有关系的。其实，犹太人的团结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逼出来的，二战之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力量仍不强大，不少犹太人也不赞成复国，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一口气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后，犹太人方始痛定思痛，紧紧团结在一起，终于在战后重建以色列国。

犹太人人口少，内部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在维护以色列祖国的最高利益上，犹太人是团结一致的。要发挥政治影响力，犹太人首先做的，就是介入政治主流，而不是自我边缘化。犹太人不只善于经商，他们也积极从政，在美国政府内出任高职，直接影响美国的国策制定。犹太人团结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可从他们有能力影响美国政府大力扶持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中看出来，

大马华人要从种族政治的数字游戏中跳出来,发挥远超本身人口数字的影响力,除了学习犹太人强调团结、集中力量积极参与政治主流的智慧之外,别无他法，难道要像犹太人那样遇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华人才懂得团结的重要性吗？

好情人和坏情人

（2007年4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有时候真的觉得，选举犹如谈恋爱，政治人物和选民的关系像情人一样，有时爱得如胶似漆，反目成仇时则恨之入骨。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最好观察他怎样谈恋爱。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最容易表现出他的性格和素养。

情人有好坏之分，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套刚才的那句话，用在选举就变成：观察一个政治人物，最好观察他怎样和选民谈恋爱。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最容易表现出其性格和素养；延伸来说，其所属政党亦然。

有时候也觉得，选民的心就像女人的心一样，捉摸不定，多少政治工作者为其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现代的女孩子择偶条件挑剔，常要求另一半要生的英俊，人品好，经济条件优越，又懂得讨人欢心，要求近乎完美。现代选民对于政党的要求也非常高，既要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懂得说出他们的心声，更要交出100分的成绩单来。难怪有人说，现代的选民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应付，就如现代的女孩子没以前那么容易骗了。

选民决定要投谁的票，就好象女人决定谁是自己的真命天子，都会直接影响自身未来的终身幸福，没有人会随便拿来开玩笑的。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没有绝对理性也没有绝对感性的时候，在复杂感情交织的瞬间，要作出那么重大的抉择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此，如何辨别好情人和坏情人，就成了极其重要的判断依据，以下是一些通则：

坏情人心口不一，讲一套做一套,很多时候讲了却没有行动,还会扯开话题转移视线；好情人则言行一致，做不到不会乱给承诺，一旦承诺了就要尽力兑现诺言。

遇到难题时, 坏情人会先闪躲,然后怨天尤人,骂这样骂那样,总之是别人的错，不关他的事；好情人会勇敢地面对挑战,默默地善后处理收拾烂摊子，然后扛起艰巨的责任。

坏情人会讲慷慨激昂的话，让你高潮连连，亢奋非常，但激情之后总要回归现实，爱情毕竟不能代替面包；好情人虽然情趣不足，不够浪漫，但他总会务实地设法解决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让你有个温暖的家。

坏情人擅长口舌之争，也爱讲甜言蜜语，会给你浪漫的憧憬，虽然能让你爽一阵子，但最终给到你的是看得到摸不着的海市蜃樓；好情人不会讲一些好听的话，甚至是拙于辞令，但他交出的实质成绩会让你窝心一辈子。

坏情人喜欢投机取巧，不断地重复负面消极的话，挑拨离间，讲好情人的坏话，抹黑好情人的付出和贡献；好情人则会默默耕耘，为将来打拼，一步一脚印地与心爱的人一起构筑美好未来。

办事情时，坏情人什么也没做，别人办成了则会先下手为强对外宣扬去抢功劳；好情人在内部默默工作，做了事情，交了货，往往选择沉默。

坏情人是典型的危险情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喊打喊杀，不能容忍别人说他的不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不管是语言上或是肢体上的，你敢离开他，他就到处骂你是垃圾，搞到人人以为你水性杨花，没人敢要；好情人会容忍你一直犯错，一直守候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即使你误会他而另结新欢，他也不会口出恶言，默默等着直到你回心转意。

好了，如果把以上的“情人”两个字，通通换成“政治人物”，摆到现实的政坛上，会让人有更多的联想，更大的想象空间。

要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背景的政坛上混日子，可以发文告，隔空喊话呈英雄，这固然可以赢得更多掌声，但是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要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去会议室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踏实做事的人会在内部，面对面地与强势者短兵相接，争取权益，这需要更多的勇气，需要更高的难度，不只得不到任何掌声，还要忍受外间不理解的眼神和唾骂。

好情人的定义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好情人是需要被肯定的。选举来临之际，选民应有足够的识别能力，辨别谁好谁坏，以实际行动回馈好情人的默默付出，则世间的好情人会逐渐增加，坏情人则会慢慢地绝迹。

“自动更新”的联想

（2007年3月1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在该党的党庆当天提出“自动更新”的概念之后，一个受英文教育的朋友问我，这个“自动更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时想不到恰当的英语词汇，便上网查，发现有人译成“automatic renewal”，此时防毒软件弹出来警告有“木马”（Trojan）入侵电脑。当开启杀毒程式准备进行扫描时，我看到“auto-update”这个选项。嘿！这个字还挺顺眼的，而且还真有点“与时并进”的感觉。

马华公会把这个IT界人士耳熟能详的词汇用在政党组织方面，真可谓创举。姑且不论其用词是否恰当，“自动更新”引人注目是毋庸质疑的，至少已达到了宣传的效果，总比“新陈代谢”、“退位让贤”等传统字眼还令人印象深刻。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但我撰此文不是来咬文嚼字的。好了，进入正题，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谈谈“自动更新”。

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很多组织面对的问题。由于业务的发展，组织也随之膨胀，内部结构开始变得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各种潜规则林立，权力冲突不断，新老人员矛盾激化。最后是面临信息不畅，管理成本上升，而管理效率却日益下降，整个组织失去活力。

怎样防止一个单位的老化，怎样排除沉积下来的渣滓，这都是组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领导学角度来说，领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组织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以华盛顿为例，他对于权力的淡泊是世人称道的。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坚决放弃连任；在帝位唾手可得之际，他更是视权力如草芥。他还说过：“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杰弗逊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表示：“华盛顿在任总统八年后自愿放弃竞选，树立了榜样，我要仿效他。再多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对任何一个想要延长总统任期的后继者们排除惯例的企图，增加障碍。”

这种模范作用，使迄今为止的40多任美国总统，几乎无人连任超过两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殊时期的罗斯福总统是个例外。这种领导风范对整个美国制度的建设及组织文化，具有重大的促进、完善及沉淀的作用。

我在南洋商报总社出席台湾民主先行者施明德的讲座时，对他引用古人名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来说明不同的用人之法会导致不同的结局，甚为认同。施明德说，领袖用比他行的人会成王，用能力与他差不多的人可称霸一方，若像阿扁那样重用能力更差、只会阿谀奉承的“童子军”，就会步上灭亡之路。用人之道绝对能影响整个组织的结构和文化，在用人方面领袖不可不慎。

电脑安装的杀毒软体不时要“自动更新”，下载更先进的杀毒配套，才能应付破坏力日益强大的电脑病毒。组织是由人组成，有人的地方自然会有纷争，有纷争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机制去化解纷争，“自动更新”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接班机制，能将人事纠纷的破坏力减至最低程度，也对于组织内部的负面因素起着制衡作用。

简单地说，“自动更新”就是在位已久的领袖要有所醒觉，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自发地提掖后进，退位让贤，这样整个组织才会源源不绝地注入新血，组织才会更加壮大。这种组织变革的方式，首先要求领袖拥有高度的政治道德，是温和、循序渐进的，与儒家强调尊老敬贤、注重和谐稳定的中庸精神是不谋而合的，与那种一味重用资历浅的“童子军”，对资深或才能出众者进行排挤、围堵、边缘化，逼其出走跳槽的“斗争型”组织而言，在组织文化的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对于相对保守、人员众多、结构庞大的组织，尤其是像马华公会这样的一个大政党而言，“自动更新”的概念是改革和稳定之间的一个最佳平衡点。

长尾的联想

（2007年3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新春期间笔者读了一本叫<<长尾理论>>的书。当第一次看到“长尾”这个词汇时，就想到动物的尾巴，以为这本书与宠物有关。读了<<长尾理论>>后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其实“长尾”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如果将同类商品依销售量高低排列，从图表上看起来，这条曲线就像是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本书刚在欧美上市就引起轰动，翻译成中文版后即在中港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长尾理论>>被视为<<蓝海策略>>的衍生版，不少从事工商业和资讯工艺领域的人士在网上论坛展开有关“长尾”的热烈讨论。

作者的观点可说是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权威概念－80/20法则，那就是当微不足道的东西足够多的时候，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威力来影响到黄金板块的效益。

以上都是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如果按照中华民族的思维，“长尾理论”可以用几个成语、谚语来理解：（一）薄利多销－这个概念连市井小贩都知道，从表面上看，单个产品的利润降低了，但只要销量足够多时，其总利润就足以胜过“厚利少销”。（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臭皮匠一对一和诸葛亮单挑时，当然不是其对手，而诸葛亮就成了核心优势资源，可是三个或以上的臭皮匠集合起来时，长尾效应出现了，就足以战胜诸葛亮。（三）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说明微不足道的普通资源足够多时，就足以成为“塔”这样的黄金资源。

长尾理论也一直强调“利基”（niche）这个概念，看到销量不好的产品时，不能说它是“冷门产品”，而应称为“利基产品”，它不是不好卖，只是还没找到属于它的利基市场而已。其实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可以用长尾理论来解释，如升学时选择的科系，就业前景好的就是“热门科系”，相反的就是乏人问津的“利基科系”，往往是太多人一窝蜂跑去申请热门科系，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反而那些就读“利基科系”的人由于竞争对手少而较易杀出重围。在情场上，有些人一直被拒绝、被甩，其实不必灰心，只要找到“利基对象”，一样能够把自己推销出去。在职场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站在对的位置，庸才变人才，站错位置，人才也会变蠢材。

<<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说过：“小国一定要走向国际，因为全世界的庞大消费族群，绝对比你单一个国家人口多。”这句话可说是对马来西亚的一记当头棒喝。纵观世界，那些不走大规模工业化的小国一样可取得不凡的成就，如芬兰成功打造品牌“NOKIA”而独步于手机市场，意大利以服装设计和高级消费品闻名于世，纽西兰以拍摄“魔戒”作为大事发展旅游业和电影业的契机。这些小国没有盲目地跟随其他先进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考量了自身的优劣势和资源的情况后，务实地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马来西亚人不能再将眼光局限于小小的国土内，唯有“走出去”才能找到“长尾理论”所强调的“利基市场”，若像臃肿的恐龙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僵固不化地缓缓前进，残酷的全球化噩运迟早会降临头上。

趁着猪年到来，笔者谨以猪和尾巴的故事结束本文：从前有一只小猪问猪妈妈：“幸福在哪里？”猪妈妈说：“幸福就是在你的尾巴上啊！”于是小猪就转着圈想咬自己的尾巴，转啊转，终于晕倒了。醒来后，它悲伤地以为永远也抓不住幸福时，猪妈妈说：“孩子，其实你不用费力地想去抓住它，只要你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会永远地跟在你身后！”人生总要经历挫折和失败，才会领悟到一些道理。总之，只懂理论而没有实践，是不会成功的。走自己要走的路，做自己要做的事，自然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利基市场”。

正面态度过个太平年

（2007年2月1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几个月前，笔者遇到一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咖啡店闲聊之际，谈及时下课题时，大家无不大吐苦水，摇头叹息。左一句行情不好，右一句治安糟透，感觉上前途茫茫似的。

那时正值多事之秋，除了经济不景、攫夺猖獗造成人心惶惶之外，又发生了凯里和李光耀的“边缘化事件”、巫统大会代表的极端言论、林德宜博士的“土著股权事件”、翁诗杰的“华小干捞事件”等等。这些一连串的事件就成了笔者和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讲到激动之处还有人破口大骂，痛斥种族政客横行，小人当道，才造成时局不靖。最后竟有朋友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个国家没希望了，大家移民吧！”，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在附和。

笔者上网浏览本地的时事论坛时发现，持这种想法的竟大有人在。有的网友针对林德宜事件留言：我只考虑要移民到那些不会有种族不平等的地方...；有的网友针对教育课题留言：成绩考那么好又有什么用？我爱国家，但是国家不爱我，所以我要到邻国升学去了...诸如此类的留言数之不尽，还有人在论坛里搞出一个希望移民的国家排行榜供大家投票，结果是欧美国家高踞榜首。

如果这些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笔者不禁感叹，我们的这些国家未来栋梁的青年，何时变得那么悲观了？年轻人该有的进取心、上进心，哪去了？

有个真实故事与大家分享：犹太裔心理学家佛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党关进集中营。在那里，他的遭遇极为悲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夺走了他的一切：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这种打击的正常人通常都会觉得生无可恋，但佛兰克在绝望之中，发现到周围的营友，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几乎丧失了求生意志，每天干苦工时犹如行尸走肉，不是等着被杀就是自我了断。第二种人却不可思议地一反常态，态度积极，懂得苦中作乐，求生意志旺盛。通过观察，佛兰克因此领悟到，人类有一种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即使是邪恶的纳粹也无法做到，那就是“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利”，佛兰克称之为“人类的终极自由”（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

所谓“境由心生，境随心转”，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环境，而是两种不同的心境。所以，大家不要抱怨环境，不论什么环境都有人过得好，也有人过得差，重要的不是环境，而是心境，是个人的心境决定了个人的世界。

笔者认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固然有许多问题，大家不时也会遇到令人颓丧的负面课题，有时还会发生像南马水灾那样的大灾难，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要以什么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就取决于我们要选择“乐观”或者是“悲观”的想法。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固然重要，但最终能左右本身想法的还是自己的选择。这只是简单的“选择题”，而非对或错的“是非题”。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最后，乘着丁亥年来临，笔者谨以<<大家过个太平年>>这首新年歌的其中一段歌词来与大家共勉：“谁有歌儿就能唱呀，谁在高兴就能笑，谁有笑话就能讲，要讲多少就多少...每个头脑能思想呀，每双手儿有工作，大家贡献全部力量，为了大家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睿智地选择正面、乐观的态度，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力量，很多不利的局势就能迎刃而解，太平盛世自然到来。

分散风险抑集中兵力？

（2007年2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巴都达南州议席补选刚落幕，许多评论已经在第一时间出炉，大多数评论不是围绕在狂胜的国阵候选人身上，而是在分析独立候选人黄志彭获得的419张选票和另外的385张废票究竟来自何方，其中华人集中的积罗新村的票箱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见华人的投票动向，仍牵动着我国华社的敏感神经线。

华裔在各届大选的投票取向，一般取决于政治大气候，那就是所谓的“国阵风”或“反风”，甚至还出现一种叫“钟摆定律“的论调，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华人票就会反去另一边的说法。每一次补选都是全国大选前的温度计，难怪各华基政党都很在乎华人区的票箱成绩。

华人被友族视为经济民族，善于经商，在商业投资时尤其喜欢“别把全部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分散风险”策略。全国大选时，部分华人选民出现“州投国阵，国投反对党”的现象，就是上述思维的产物。若说这些华裔同胞要求太高也不为过，既要华基执政党在州议会处理切身的民生事务，又要华基反对党到国会喊出心声。

这种“分散风险”的策略适用于商业投资，但关系到民族权益的大是大非时，军事学所推崇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才是上策。孙子兵法强调以兵力集中之势, 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中国古代很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就是根据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原则才能做到。在我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下，种族之间的博弈本质与残酷的战场是不妄多让的，在马来人选票集中于巫统之际，而华人却把选票“分散投资”在几个主要的华基政党，这不是犯了兵家大忌又是什么？

华人选民也有“集中兵力”的时候，如1986年及1990年的大选，但这是在情绪化的情况下作出的抉择，当时大部分华人票集中在反对党，华基执政党惨到要靠马来票过关，难怪当时有人评论是“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结果又如何？巫统因马来人的选票集中而稳如泰山，华人除了在朝力量被削弱之外，还是没有突破这种困境。这种“集中兵力”无关策略应用，完全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笔者认为，马来人的政治醒觉度远超国内的其他族群，他们把一切的政治力量都献给巫统，使到巫统的政治实力空前强大。马来人至今仍秉持着“巫人即巫统，巫统即巫人”的政治观念，使到巫统继续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主导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当马来人感受族群权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仍然会义无反顾地重投巫统的旗帜之下，这可从最近两届的大选成绩看出来，1999年正值回教党势力膨胀之际，加上安华的“烈火莫熄”效应，马来选票几乎流失一半，但到了2004年，只要“保护马来人”的大旗被抬出来，马来选票就大量回流。再追溯久远一点的大选成绩，如1969年与1974年，都可以看到这种“规律”的存在。

但是，华人的政治力量却自我分散，完全不能和巫统相提并论。自从1969年以后，华人的政治力量就被分散在马华、民政和行动党三股势力，这是难以否认的政治现实。即使吹起“国阵风“时，华基执政党固然能拿到较多票，但华基反对党还是有能力瓜分部分华人选票；吹起“反风”时，华人则往往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华基执政党。政治是最现实的数字游戏，谁拿到的议席多，谁讲话的份量就更大。华人要讲话更大声，首先要团结，但这种论调唱了几十年，还是在原地踏步。

诚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的政治处境是困窘的，但还没到绝望的地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好，种族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华人政治思潮变得再快都好，只要马来族群没有跟进，一切都免谈。在华人人口比例越趋降低之际，再分散力量无异于自取灭亡，要集中兵力于在朝还是在野？胥视华人的政治醒觉是否提升到理性判断的层次。

政坛是柠檬市场

（2007年1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上周《健言天地》栏友周添健兄引用博弈论来解说大道私营化的例子，再总结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是完全处于劣势的。周兄文中论及“信息不对称”的范畴，本文针对这点提出一些看法。

说到“信息不对称”，就不能不提“柠檬市场”。"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是"次品"或者"不中用产品"的意思。1960年代，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就从二手车买卖这个典型的“柠檬市场”中，分析和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阿克洛夫发现，买主和卖主对于所要交易的"二手车"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卖主熟谙车辆的优缺点，定价往往会高一些，而买主通常不愿意出高价，持有好车的卖主就只好选择退出市场，市场剩下的都是坏车，买主则越来越不愿光顾，二手车市场最终萎缩乃至消亡。

在我国，“柠檬市场”随处可见，猪肉即其中一例。部分黑心猪农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滥用长肉剂来养猪，根本不管广大消费人的健康问题。这些打了长肉剂的猪，在合法屠宰场过不了检验的那关，只能被送去非法屠宰场。掌握最关键信息的就是直接接触消费人的猪肉贩，只有他们才清楚知道所卖的猪肉是取自合法还是非法的屠宰场。消费人在巴刹买猪肉时，在信息上就已处于劣势，因为一般大众都无法有效地分辨猪肉是否含长肉剂。后来，长肉剂风波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原本吃猪肉的消费人，信不过这些掌握优势信息的猪肉贩，索性就不吃猪肉。最后，如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继续存在，广大华人不须改变宗教信仰，猪肉市场自然而然会萎缩乃至消失。

其实，政坛也是一个“柠檬市场”。在选举时，候选人虽然很了解本身的优缺点，但在向选民自我介绍的时候，却只能选择性地介绍，导致众人在看他时，只能看到好的一面，选民们只能在众多候选人提供的有限信息中作出判断。本来，平庸的“柠檬”候选人应该被选民所唾弃，但这些人明知自己条件差，于是想尽办法搞宣传，尽量抹黑和诬蔑竞选对手，只要对手的负面信息超越本身，胜算就大了。往往出现的情况就是，优秀人才出局，而“柠檬“幸存下来。政治人物的素质越低，民众对政治就越没有信心。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持续发生，人才和清流不肯从政，“柠檬”则继续作威作福，这种现象可解释为何越来越多华裔青年对政治冷感和漠不关心，反而热衷于快速致富、直销活动之类的追逐个人利益至上的行为。

政府高层作出重大决策过程中，在掌握信息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是无可否认的。人民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冷感之外，就是政治成熟度不足。平心而论，我国华裔选民在大选时的投票取向，尚停留在感性认知的阶段，要做到理性和客观的判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华裔民众认为只要有去投票，就算是履行了公民的义务，平时对时事和政局则不闻不问，大选时容易受到反对党的煽情、种族性言论的影响，进而在冲动的情况下去投情绪票，却不知道华基执政党被削弱的严重后果，1969年大选后华裔权益一落千丈，可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很多人认为只要壮大反对党，就可以有效地制衡和监督执政党，但这种体制外监督，在我国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环境中，一味在体制外叫嚷，却不在体制内参与改革，对于改善人民的信息劣势地位，恐怕是无能为力的。要削减信息不对称，沟通是惟一的手段，而目前国阵政府的内部协商机制，虽有不足之处，却是我国唯一制度化的各族代表沟通平台。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可说是我国多元种族国情之下，最无奈但却是最实际的理性选择。

猪的博弈论

（2007年1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猪年将至，笔者想到博弈论里刚好有个很著名的“智猪博弈”，兹摘录与大家分享：

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养在笼子里。笼子很长，一边是一个按钮，另一边是食槽。如果猪要吃东西，只有踩了按钮，食物才在另一边掉出来。接着会出现四种情况：（1）小猪踩按钮，大猪在另一边等，当小猪赶到时，胃口大的大猪已经把食物吃完了；（２）大猪踩按钮，小猪等着坐享其成，当大猪赶到时，由于小猪胃口小，大猪还能抢到残羹冷饭；（3）两只猪一起踩按钮，又同时到达另一边，由于大猪吃的速度占优势，小猪只能吃到一小份；（４）双方都懒得动，一起饿肚子。

结果出现什么情况？是第二种情况，即“小猪躺着大猪跑”。小猪舒舒服服地等在食物出口处，大猪则劳碌奔波地来回走动。为何？小猪去踩按钮，一点食物也吃不到，它等待就有得吃，最坏情况不过是一起挨饿。但是，胃口大的大猪会比小猪饿得快，大猪觉得不划算，最后还是乖乖去踩按钮。由此可见，“等待”是小猪的优势策略，对于大猪是劣势策略；反之，“踩按钮”是小猪的劣势策略，对于大猪既不是优势也不是劣势的策略，而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唯一手段。

“智猪博弈”若应用在探讨社会现象方面，就可解释为什么占有更多资源者（大猪）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为什么竞争中的弱者（小猪）往往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有人说，应正面看待小猪“占便宜”的策略，因为这是处于劣势者“以弱胜强”、“争取壮大本身实力”的博弈智慧，但这种说法也会打击那些刻苦耐劳的大猪。

最近长肉剂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卫生部长蔡细历根据长肉剂泛滥的确凿数据，呼吁民众少吃猪肉，引来猪肉贩不满，甚至恫言罢市。反对党也跳出来插上一脚，公正党指蔡细历“不吃猪肉论”是推卸责任之举，并要求蔡细历向猪农道歉；行动党痛批蔡细历“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使养猪业陷入困境。多方连番放狠话，高潮迭起。

整个事件上，谁是大猪，谁是小猪？仔细想想就会了然于胸。通常，主动挑起课题的是大猪，因为掌握较多资源的是他们，要处理问题的也是他们。小猪通常只有少量资源，喜欢跟进课题随之起哄，过后他们不需负责善后，就可得到掌声，何乐而不为？长肉剂课题只是一个例子，其他的政经文教课题都可看到智猪博弈的模式。

有时我们会纳闷，为什么做事少的人偏偏混得好？为什么干实事的人总是无好报？智猪博弈的故事就点出了其中的道理。

做事的大猪虽然明白世故的小猪不会去做事，心中很不平，但如果自己也不去做，会对大局不利，因此只得埋头干活，这就是智猪博弈的困境。大猪会越来越少，因为兢兢业业做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功劳又被小猪抢走，长久下去，则无人再愿意做事。小猪越泛滥，会形成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风气，有机可乘时，小猪只须多讲本身族群听得“爽”的话，就可捞取短期政治利益，但不能给族群带来长期实质的价值。随着更多小猪争相蚕食社会资源，真才实学且踏实肯干的大猪被排斥在外，最后整个族群的利益会逐步枯竭，走向灭亡。

有句英文谚语：Great talkers are little doers（多言者必少实行）。这句话与大小猪的比喻是异曲同工的，我们的社会究竟要更多的Talker,还是Doer？大家日后要带眼识“猪”，不只会在巴刹分辨有无长肉剂的猪肉，更重要的是会分辨大猪和小猪，谁在踏踏实实做事，谁只会装腔作势，大家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