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需超越政治

（2008年4月19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日本的成功社区营造例子：古川町居民把以往的臭水沟美化到可以养鲤鱼。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泉日前表示计划在民盟执政的州属建立“华人新村及住宅区发展协调委员会”的新机制以处理民生问题，行动党雪州主席欧阳捍华随即就抨击为“一国多制”，因为这与州政府委任村委会的角色有冲突。

由于政治的因素，在民盟执政的州属，无论是国阵版的“协调委员会”还是民盟版的“村委会”，都难以跳脱政治现实的考量，即以利益输送来维系各自阵营的基层力量，对于长远的社区发展而言并非健康现象。因此，将国外的“社区营造”概念导入我国以提升我国各族人民的社区意识，是奠定公民社会的基础的重要工程。

社区营造（Community Empowerment），是指“地区人民从生活的角度，为了提升自主能力，以改善生活环境，透过各种参与和学习等实践方式，进行地域治理”。 社区营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土地认同，进一步是国家认同，从生命共同体出发，营造一个可永续经营社区生活共同体，是学习如何当家做主的最好方式，也是民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实践。

日本的其中一个社区营造蓝图，其精细程度不得不让人佩服日本人改善社区的用心。

这个概念源自于日本，早在50至6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农村的青年大量涌入城市打工，造成乡区人口日渐高龄化，生产力低落。有鉴于乡村面临社区瓦解的危机，日本村民自动发起“造町运动”，至今取得不凡成就。

在历史和传说方面，新潟縣津川町是一个例子，当地常年主办“狐火”祭奠和庆典活动，凝聚村民认同感，也带动了旅游业。文化产业方面，左贺县有田町素有“陶瓷之乡”的美誉，村民利用当地特有的陶土发展各种陶瓷事业，还开设陶瓷文化馆、美术馆等，为村民累积地方财富。以自然环境来发展地方特色方面，福井县上中町有河床形成的冰斗地形、小支流冲积扇形成的聚落等，成为与日本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地貌，自然成为一个卖点。

台湾在1990年代从日本引入上述概念后，称之为“社区营造”。政府以政策引导居民认识自己的家乡，找回自己的认同与文化，重新凝聚社区和社群的意识，以创造一个有公民意识、公共参与的居住环境，并透过各种辅助制度支持地方发展。

在我国，各地的乡村和新村有丰富的天然、历史、文化等资源，由于以往当权者不注重社区营造的概念，加上居民社区意识的薄弱，造成许多优势项目无从发挥，也衍生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如高辍学率、早婚、青年对乡土缺乏认同感而移民等等。由于政治环境使然，我国各地的村长和村委会往往成为政党培养基层实力的“政治桩脚”，地方发展也局限于“拨款多寡”和“硬体设施”的小格局而已，顶多加上“一村一特色”、“新村美化”等形象工程，缺乏长远的人文发展规划。

日本各地随处可见博物馆和文物馆，历史和文化的力量可以凝聚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我国的社区营造概念由民间来推动较为适宜，我国各团体也和大专院校联办过以社区为导向的学生活动，如下乡服务团。这种活动从单纯的联系感情、办活动、资讯传达转成社区自主的催化者，贯彻社区人民对于社区自主的概念，营造居民对社区的归宿感。社区营造的概念若成功在我国扎根，除了能促进乡区经济、挽回外流的人口、培养新一代对乡土的热爱之外，也能舒缓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笔者期望各界的社会工作者能在这个民智已开的新时代，跳脱以往的思想框框，提出社区营造的理念，鼓励各社区居民自动自发参与社区发展，同时也监督县市政府对于资源的分配和施政。唯有让社区营造的理念深入民心，才能超越政治，避免地方基层自治再度沦为政党的禁脔。

候选人党内初选的刍议

（2008年4月11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美国两大政党进行党内初选。

马华在政治大海啸经历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一些地方领袖指责中央“用人不当”、“临阵易将”，造成扯后腿的不良现象；而一些中央领袖也曾在不同场合暗喻这些地方派系为“山头主义”和“毒瘤”，并以“打造健康政治文化”为由，大量撤换老将改由新人上阵，“以促进党的新陈代谢”。

其实，各有各的理由和立场，也不能武断地说谁对谁错，有关争议的根源在于遴选候选人的制度问题。由于我国是前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国内各政党包括马华，在组织机制上有很大程度受到英国政党的影响。英国政党领袖对于谁被提名参加国会选举有很大的决定权，他们也可以拒绝原任议员竞选连任的要求。

上述候选人遴选机制会引发中央过度集权、和地方派系产生冲突等问题，但在我国民主意识普遍不如西欧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适当地强调中央领袖“天威难测”的权力，是维护政党纪律严明的必要手段，这就确保党员的服从和稳定性。既然目前这个机制已出现争议，加上选民的民主意识已提升，我们不妨看看国外政党如何化解类似的组织问题。

台湾政党在初期也发生过类似“地方基层排斥中央天兵”的纠纷，为了避免内耗导致党利益受损，内部初选机制就在这十几年间应运而生。创党仅20多年的民进党在这方面已走前一步，而国民党由于是百年老店，历史包袱太重，党内组织改革困难重重，要不是在党内仍属年轻一辈的马英九坚持，恐怕国民党到今天还走不到这一步。

台湾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参与者召开记者会，发布竞选宣言。

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被问到他以党主席之尊将支持何人竞选，他总是坚持“谁在初选出线就全力支持谁”的原则。这显示国民党已跳出“遴选候选人必须考虑地方和派系”的框框，强化了党内民主意识，过去那种“领袖要谁上谁就上”的封建做法已经不复存在。

台湾政党的初选制度主要分两部份，即民调占70%，党员投票占30%。参选人固然要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争取广大选民的认同。其重大原则，就是“公平”，无论是中央上头派下来的天兵，还是盘踞在地方上多年的资深领袖，或者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要代表党当候选人就统统要接受党内初选的考验。赢者有足够的时间亮相和服务选民，加强党在大选胜利的基础；而输者也有足够时间平复心情，为党内整合工作而努力。

台湾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参与者所派发的宣传品，里面除了简单介绍参与者外，也教导支持者应付民意调查的技巧，其竞选激烈程度不亚于正式的政党对决。

同时，党内初选可能也会造就公开辩论环节的流行，使党员和选民有更多的视角，直接了解这些参选人，哪个更适合当人民代议士。这种机制也把成为候选人的门槛降低，并把不适合的人提前淘汰出局。论政型、辩论型、明星型的人将大占优势，只要善于利用传统的平面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候选人委任状将有很大机会到手。反观不善辞令或专注于地方服务型的人，将在这种制度下居于劣势，因为想靠上头“祝福”的传统组织战手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党内初选制也面对许多技术性的问题，该如何鉴定专业和公信力高的民意调查公司来进行民调？这笔费用由谁来出？参与者的竞选期有多长？竞选费用的顶限是多少？这些细节的具体操作手法可向台湾政党学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直接引进那一套做法肯定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必须斟酌实际情况以做出改良。

无论如何，改变候选人遴选制度兹事体大，直接影响了整个党的组织文化和权力结构的改变，党中央必须有将权力下放的决心，地方领袖也必须有接受民意检验的心理准备。惟有马华内部先达致一个有关“党内民主”的大原则和共识以展示改革的决心，才能在这些技术上的细节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学者从政社稷之福

（2008年2月15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首相刚宣布解散国会，我国即将进入如火如荼的竞选期，广大选民要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接受大量的政治讯息，从而做出投票的判断和决策，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这也是考验我国选民政治智慧的关键时刻。

各政党候选人虽然需在提名日才能正式知晓，但选民早已通过媒体接触了许多“准候选人”。候选人有很多种类型，有服务型、能言善辩型、敢怒敢言型、温文儒雅型等等，这里要谈的是“学者型的候选人”。政党推出学者成为候选人早有先例，马华在80年代打头阵的有陈祖排、冯镇安，最近盛传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何国忠博士也即将上阵；行动党方面，早期有柯嘉逊博士，现有前国大教授拉玛沙米等，可谓掀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气。

究竟学者从政是不是好事？按照儒家的说法，孔子是不反对学者从政的，他自己也涉足官场数载，为国为民干了些实事，过后才周游列国宣扬本身的政治理念。儒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概念，起初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就“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断章取义地批评为“读书做官论”，说儒家鼓吹读书人饱读诗书后就去做官发财。其实，《论语•子张》篇的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杨伯峻先生《白话四书》译之为：“做好了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官”；纠正了过去一般人以为的“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去做官”、因而演变出“读书做官论”的错误。

学者从政对社会有何益处？其实，学有所成的人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加入执政体系内工作，有利于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和勤奋的钻研精神，这对于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有益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组织计划活动，需要管理者有丰富而扎实的理论知识，让学者从事该项工作，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

另外，普罗大众都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内行”总比“外行”好。笔者认为，学者从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人提出，从政是一门科学，学者从政可能影响其对自身专业的研究。那么，笔者倒要问一问，何为学者？如果管教育的部长是教育方面的专家，管现代农业的部长是农产品方面的学者，那么，这样的“内行”管理总比“外行”要强得多。学者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不是更好吗？

再者，学者进入执政体系，可为公务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学者从政在现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大变革中，有它独特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要变得更有效率、清廉，就必须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尤其是由多元种族背景组成的学者型官员团队，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对社稷而言，学者从政毕竟是利多于弊。学者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能够从政，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和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