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8

学者从政社稷之福

(2008年2月15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首相刚宣布解散国会,我国即将进入如火如荼的竞选期,广大选民要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接受大量的政治讯息,从而做出投票的判断和决策,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这也是考验我国选民政治智慧的关键时刻。

各政党候选人虽然需在提名日才能正式知晓,但选民早已通过媒体接触了许多“准候选人”。候选人有很多种类型,有服务型、能言善辩型、敢怒敢言型、温文儒雅型等等,这里要谈的是“学者型的候选人”。政党推出学者成为候选人早有先例,马华在80年代打头阵的有陈祖排、冯镇安,最近盛传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何国忠博士也即将上阵;行动党方面,早期有柯嘉逊博士,现有前国大教授拉玛沙米等,可谓掀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气。

究竟学者从政是不是好事?按照儒家的说法,孔子是不反对学者从政的,他自己也涉足官场数载,为国为民干了些实事,过后才周游列国宣扬本身的政治理念。儒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概念,起初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就“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断章取义地批评为“读书做官论”,说儒家鼓吹读书人饱读诗书后就去做官发财。其实,《论语•子张》篇的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杨伯峻先生《白话四书》译之为:“做好了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官”;纠正了过去一般人以为的“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去做官”、因而演变出“读书做官论”的错误。

学者从政对社会有何益处?其实,学有所成的人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加入执政体系内工作,有利于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和勤奋的钻研精神,这对于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有益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组织计划活动,需要管理者有丰富而扎实的理论知识,让学者从事该项工作,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

另外,普罗大众都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内行”总比“外行”好。笔者认为,学者从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人提出,从政是一门科学,学者从政可能影响其对自身专业的研究。那么,笔者倒要问一问,何为学者?如果管教育的部长是教育方面的专家,管现代农业的部长是农产品方面的学者,那么,这样的“内行”管理总比“外行”要强得多。学者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不是更好吗?

再者,学者进入执政体系,可为公务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学者从政在现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大变革中,有它独特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要变得更有效率、清廉,就必须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尤其是由多元种族背景组成的学者型官员团队,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对社稷而言,学者从政毕竟是利多于弊。学者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能够从政,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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