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走过的路

（2007年12月23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1988年，《经济学人》杂志以爱尔兰作为封面故事，标题为：“欧洲的乞丐”；1997年，同样的《经济学人》，同样以爱尔兰作为封面故事，却赞之为“欧洲之光”。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爱尔兰出现天翻地覆的转变？也许阅读吴祥辉的著作《惊叹爱尔兰》，你会找到答案。

凯尔特之虎正在咆哮

爱尔兰的经济奇迹被誉为“凯尔特之虎”，这要拜欧盟的新合作模式所赐，使爱尔兰找到了突飞猛进的契机，搭上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爱尔兰政府和私人界向外招商的效率、保护外商的政策、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是爱尔兰创造经济奇迹的秘诀。

爱尔兰在1973年加入欧盟，成为欧盟九国之一，是欧盟里最穷的一个。1986年，欧盟扩充至12国，爱尔兰还是包尾。但到了2004年，爱尔兰的GDP突破四万美元大关，超越前殖民宗主国英国，还被《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2005年“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

国家大失血的悲惨过去

爱尔兰的骄傲-女歌手恩雅（Enya - Orinoco Flow）

爱尔兰是人口大量外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841年，人口约818万人，60年后的1901年，只剩下445万人。人口的流失，并非骤变，1845年至1850年的大饥荒年代，爱尔兰严重失血225万的人口，爱尔兰成了“挨饿兰”。活不下去的人，只能逃离故乡，大量迁移到美洲新大陆。“孩子养大，就是为了像牛羊一样出口”，这是爱尔兰人自己创造的伤心句子。

现在，爱尔兰本土人口约406万人，但公开宣称自己是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却超过4千万人。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总统有20个，包括著名的肯尼迪和克林顿。

英格兰800年的殖民统治是一段爱尔兰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悲惨梦魇。无数次的反抗、革命，都伴随着失败、屈辱、屠杀的结局，这就是爱尔兰不堪回首的过去。1921年，爱尔兰终于独立；外战刚结束，内战的烽火再次笼罩着这片像是被诅咒的国土。叶慈作诗：“世界充满了哭泣，超过你能理解”。血迹斑斑不曾磨灭，爱尔兰人的灵魂一再被撕裂。诗人之心，聆听着爱尔兰人真正的心灵深处，抚慰着爱尔兰的民族哀愁。

文化成就震惊世界

今天的爱尔兰，走出了过去的悲情，跳出了历史的束缚，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世人的惊叹，不只是其经济成就，更重要的是其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文学、表演艺术和脍炙人口的摇滚音乐，使爱尔兰在世界的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

许多人认识爱尔兰，是从乐团U2或女歌手恩雅的歌声开始的。浓郁的文化气息，使爱尔兰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文艺家。二十世纪，爱尔兰一连诞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王尔德的机智、萧伯纳的幽默、叶慈的忧伤、乔依司的疯狂”，象征着爱尔兰在文坛上的闪亮耀点。


ONLY TIME - ENYA

面对苦难仍需坚强

爱尔兰没有沉溺在过去的悲情而停滞不前，这片国土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他们成功地将长期的外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爱尔兰人在惜福的当下，务实地描绘美好的憧憬，大刀阔斧地前瞻经济的航行方向，果断地挥别过去的灰色忧伤。美丽就是爱尔兰，国如其名，是美丽之岛，是稍纵即逝的美，是带点天地的忧伤。

最后套用作者的标题：“爱尔兰人的心一无所有，除了想象”。爱尔兰人，即使在面对苦难之际，仍旧显示其坚韧奋发向上的特质；即使在面对边缘化的宿命时，也要保持乐天知命的性格；即使走了很多冤枉路，也要抱着知错能更改的气度。我国华裔不妨看看这本书，看看别人走过的路，再看看自己，就会有所领悟。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2007年12月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在最近的澳洲大选中终结了霍华德的连任美梦，当选为新一任总理。澳洲的亚裔选民，尤其是华裔，几乎都是一面倒地支持陆克文领导的工党，主要原因就是陆克文“懂中文”，看来西方领袖的中文背景，也成了巨大的竞选优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看到工党大获全胜的新闻报导时，在感慨之余，女子偶像乐团SHE的《中国话》不禁然在耳际绕萦：“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这一段歌词，确实反映了当今无远弗届的中文浪潮，正在席卷世界。


SHE的《中国话》MTV

看过纪录片《大国崛起》，都知道伟大国家崛起的奥秘：“软实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我们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要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番话反映了英吉利民族重视“软实力”多于“硬实力”的前瞻性观点。相对于过去军事武力的“硬实力”，“软实力”的观念如今已在世界当道。“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靠的是令人感动和心仪之处，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靠船坚炮利。

中国国力的急速上升，雄厚的“软实力”使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向全球各地扩散。2004年，中国政府宣布要在全球成立一百所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到2005年时，全球学习中文人数已超过3千万，逾百国家共2500所大学教授中文。

中国的经济以双位数字成长惊艳世界，现在很多外国人想学外语的话，首先都会先想到中文。2006年1月，泰国教育部决定将中文列为第一外语，汉语课程全面纳入泰国二千所中、小学，并使中文与英文平起平坐。在韩国，中文系成为韩国大学的最热门科系，韩国留学中国人数更达8万人，成为全球学子留学中国之冠。至于在欧美国家，争先恐后将子女送去读中文的洋人父母更是数以万计，各地的中文老师大多供不应求。

中国的崛起，使各地的炎黄子孙原来非常深刻的文化自卑转为文化自信，也让无数默默耕耘的我国华教工作者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转变的契机。号称在中港台以外拥有最完善中文教育体系的我们，若一再高举“维护母语教育”的旗号，在当今的全球中文热潮里，无异于“划清壁垒、自我局限”。我国的华教工作者，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的华教发展另寻出路。要踏上中文热潮的高速列车，就必须要重视“蓝海策略”，跳脱传统的“赤色血腥”竞争，以追求一个崭新的想象空间与发展方向。


陆克文讲中文欢迎胡锦涛

在全球的中文“软实力”推动者以无比的自信向前迈进之际，我国华教工作者是否有清楚地认识到，中文不再只属于华人，中文是属于全世界任何人，若一直只在悲情诉求的圈子里徘徊打转、苟且残喘，不只减低友族学习中文的热诚，也失去了他们的尊重。我们必须谨守中庸的智慧和谦卑的态度，才能使华教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国度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陆克文以第一位懂中文的西方领导人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中文热潮的扩散，可以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陆克文也会陆续出现。笔者衷心期待着我国也将出现懂中文的友族领袖，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逐步从种族政治的零和游戏中跳脱出来，让多元文化气息继续留在这片美丽的国土，让单元的种族和宗教极端势力在这片开放的国土绝迹。

听易中天开讲有感

（2007年11月2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笔者日前去听《品三国》作家易中天开讲，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他说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能屈能伸心理素质高。当面对曹操和刘备这样的劲敌时，孙权不仅沉得住气，变得了脸，更弯得了腰，所以他的吴国是三国里撑得最久的一个。

《三国演义》中，笔者认为最有看头的，莫过于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勇斗耐力的那几段。诸葛亮使人送妇人衣冠，以羞辱司马懿，激其出战，没想到司马懿不但不生气，还当着来使之面穿上妇人衣冠，表示要继续做他的缩头乌龟。

有时候忍让也是一种策略。乌龟善缩头，所以能活千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有后来的扫平天下，封侯拜将。每一个人都会有时运不济的时候，这时我们不妨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必要时学学司马懿，当局势不利，就避其锋芒，等待时机，与对手比耐力。这样就连诸葛亮也被斗垮，那么还有什么对手不能战胜？果不其然，最后得天下的，不是曹、刘、孙三家，却是三国归晋，司马家一统天下。

看了三国博弈智慧，笔者联想到日本战国时代的三大霸主-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争霸策略。有一个故事点出了这三个人的不同点: 有一只杜鹃鸟不叫，以凶残著称的织田信长说: 杜鹃鸟你不叫，我就杀了你；而以足智多谋著称的丰臣秀吉则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逗你叫；但德川家康却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等你叫。

结果，历史证明了，笑到最后的，不是最能打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沉得住气的人。日本人说起德川家康时，是以“战国最大的忍者”来称呼他，而事实也是如此。由于他能“忍人所不能忍”，故能“成人所不能成”。

德川家康面对强势的织田信长，他忍，等到信长被暗杀了，准备争天下时却发现忽然冒出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丰臣秀吉。好，争不过，只好屈服，再忍，和对手斗长命。等到秀吉病死了，日本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对手能和他匹敌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窝囊透顶，凡事只能忍的德川家康，就凭这一股忍劲，人前装孙子，背后磨刀子，结果在他六十岁那年，夺取了日本政权，开创幕府江山。大器晚成，守得云开见月明，正是家康一生的写照。

司马懿和德川家康放在一起比较，不仅因为他们乱世的中的佼佼者，是笑到最后的人，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那就是沉得住气。曾国藩对“沉得住气”的理解是：崇尚朴拙，且要能埋头苦干，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的老二哲学就是：实力不如人时，就要务实地承认自己弱小，委曲求全，做好老二的本分，因为如果连老二也做不好，甭想去当老大。拳头不要随便打出去，沉得住气，才有力量；眼泪不要随便流出来，沉得住气，才能化悲愤为力量。真正的沉得住气，是耐得住孤独、无助、寂寞，甚至内心的凄凉。

沉得住气，也需要勇气。看过于丹的《论语》心得，知道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在孔子看来，匹夫之勇流于表面，缺乏深度的内涵，真正的勇者必须有一种过人之节，强大的内心可以承受任何冲击，也可以抵挡任何诱惑。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样才能成就大业。

我们可以对社会现象、政府施政弊端有很多不满，我们可以发文告，隔空喊话呈英雄，这固然可以赢得更多掌声，但是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之勇；我们更需要沉得住气的人，肯踏实在内部做事，面对面地与强势者短兵相接争取权益，这需要更多的勇气，不只得不到任何掌声，还要忍受外间不理解的眼神和唾骂。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尤其是当我们华人人口比例日益降低之际，惟有借鉴古人“沉得住气”的智慧，才可以保住民族根本，进而展望未来。

走出去，带回来

（2007年11月1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华总青新任团长李日文不久前在华总青第9届理事就职典礼上致词时疾呼，大马华人应勇于“走出去”，否则就“等死”。 因为他认为国内已推出的经济特区，“连一个字都没提及华人扮演什么角色”。

上述“走出去”的论调，和较早前商联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华商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的结果，其实是反映出一般华人对现实不满的心态。这种消极“走出去”现象值得大家反省，但看看国外的积极“走出去”例子，更值得大家深思。

中国老早就把“走出去”抬高至与“西部大开发”同等的重要位置，把“走出去”当成攸关国家存亡的战略方针。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壮大，政府就从制定相关政策下手，鼓励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大举向海外各地投资，理由有三：（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长远利益；（２）提升国家现代化形象；（３）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

以上所提的是“企业走出去”，若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来看，“人才走出去”也不全然是坏事。很多人都担心什么“人才外流”、“楚才晋用”会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其实看看很多国家的例子和发展经验，都知道这些“走出去”的人才，才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舵手。

台湾曾为世界人才外流幅度最大的地区之一，80年代以前的军政高压统治年代，不少台湾子弟到欧美完成学业后就选择留在当地工作，但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经济环境日益好转，台湾出现了人才回流增长的趋势。这些昔日“走出去”的人才成为了后来“台湾经济奇迹”的生力军。台湾能在高科技咨讯工艺领域表现突出，这些回流的人才功不可没。

越南的崛起模式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在开放初始阶段先依靠海外侨胞的回流资金，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前越南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时候，大批难民投奔怒海，苦况惨不忍睹。但是，风水轮流转，这些当年冒死“走出去”流落世界各地的侨胞，现在挟着雄厚的资金回国打先锋，是越南近几年来连续高速成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越南的经验，应验了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印度曾经被称作人才外流的“净出口国”。在美国发放的人才签证中，将近一半发给了印度科技人员，欧美等国都计划大量吸引印度专才前往工作，印度也因此面对严峻的人才外流问题。但随着印度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留学海外的印度人希望回国发展，其中不乏在欧美大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士，这些回流的人才都带着商业计划而来，准备开发软件、生物科技、纳米科技领域的产品。

根据各国的人力资源研究报告显示，人才回流的原因,除了外在的经济因素之外，难以摆脱的“故乡情结”才是真正的内在推动力。这些回流人才感到, 尽管在欧美生活多年, 但仍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永远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和心理障碍。再说,对祖国的情感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即使老家的薪资条件目前远不如外国，但蓬勃的经济发展环境，给他们的是无限的创业机会。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唯有走出去，眼界才不会局限于一隅，视野才不会狭隘；唯有走出去，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渺小，世界是多么地浩瀚，天地是如此地广阔。窝在温暖窝里的马来西亚人啊，走出去吧！看看这个世界，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

但是，漂泊异乡的游子，即使飞得再高、再远，也只是像只风筝，家永远都是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割舍不下的牵挂。所以，“走出去”的同胞，千万不要有“国家不要我”的自暴自弃感觉，毕竟，自己的根，一直在这里。

世界一直在变，国内外的情况也是会改变的，只要国内政经环境好转，“走出去”之后，就要“带回来”，除了把资金带回来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脑袋”带回来，因为装着最新知识、最尖端技术、最具有宏观视野的“脑袋”，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无价之宝。

闲谈候选人

（2007年10月2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看到行动党领袖为了沙登议席而闹分歧的新闻。报道说，新科上任的雪州主席欧阳捍华有意在沙登上阵，在当地增设支部以扩充势力，引起当地基层的强烈反应，以王国友为首的沙登支部党员频频通过传媒放话表达不满。后来欧阳捍华向当地居民展开签名活动，要王国友解释私下向居民收取费用的理由。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当地行动党的派系斗争正在升级中。

随着大选越来越逼近，这类事件肯定地会与日俱增，不管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人丁单薄、基层薄弱的行动党尚且会面对这类问题，何况是拥有百万党员的马华公会。前主播胡渐彪宣布加入马华公会后，坊间盛传他会在来届大选上阵，引起部分地区马华党员的反弹，某地方领袖更直接放话叫新人“按部就班”，令其他尚在观望的新人听了心寒。

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想要在基层力量相对弱小的行动党上阵，只要紧紧依靠拥有决定候选人“生杀大权”的秘书长就行了，结果形成“宦官政治”文化，只要讨得老大喜欢，被点名去当天兵，即使当地基层反弹也无所谓。政治新丁要迅速出人头地当候选人，行动党是便捷的管道；要在基层组织庞大的马华冒出头，非过五关斩六将不可。能不能熬出头是个问题，一把年纪熬出头后，能不能和年少气盛的行动党候选人展开PK战也是个问题。这些都是青年才俊选择政党时不能不考虑的切身问题。

在马华，总会长虽有向国阵主席提呈候选人名单的权力，但在遴选候选人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当地基层的“意愿”，不能因为喜欢谁就点名谁，因为基层反弹起来的后果可大可小。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扯后腿”的事件，足以引以为戒。近来虽然不时有“铲除山头主义”、“铲除毒瘤”的论调，但要瞬间扭转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组织文化似乎不太可能。

各政党遴选候选人的做法不一样，有些是看领袖的个人喜好，有些则看党内派系运作和资源分配，有些还把遴选候选人程序制度化和量化，就好像台湾的民进党会来个党内初选,其中党员投票占总评分的30%,民调结果占70%。

制度化有制度化的好处，因为看起来很公平，竞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制定游戏规则，输的人要服输。但制度化也有不足之处，因为一切都白纸黑字书面化后，很不容易适应内外环境的变迁而调整，造成绑手绑脚的后果。当然也不能说制度不好，只是一切依章行事，完全照制度而行，事实上也有许多缺失，值得大家深思，其实坏制度坑没人才的例子还真不少。在台湾，按照制度遴选出来的不像样候选人误国误民，也常有所闻。有时候，不是信不过制度，而是信不过“人性”。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理论上再好再完美的制度，也会被自私的人性毁掉。

遴选候选人的标准，不是看资历就是看表现，这和中国的皇位传承制度有些相似，因为古代中国常有“立长”和“立贤”之争。汉族的规矩是“立长”，即“传位给长子”，偏重年资而不考虑能力。万一长子不贤，朝政就一塌糊涂。满族采取相反的主张，即“立贤”，传位给最有能力的儿子，结果手足相残一再上演，众阿哥为了表示自己最有能力，当然要杀尽所有的兄弟。

在我国，要早早公布候选人，还是临时才公布候选人，也是一门高深的领导艺术。理论上来说，事先公布候选人，这个人才会积极去工作，也绝了其他人的非分之想。但是，太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只要领袖有意栽培哪个人，那个人就会被“害死”，因为其他人会团结起来一起对付他，这样别人才有希望。如果临时才决定候选人，恐怕平时就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动，大家心想反正我做了工也未必轮到我上阵，何必那么早就开工？可见，十全十美的遴选原则实在难找，总之三个字，凡事还是要“看情况”。

好人好事要多报导

（2007年10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郑慧仪换心，感动很多人。之前，慧仪拖着10公斤的“机械心脏”过活，左盼右望了10个月，仍然找不到适合的心脏进行移植手术。她含着泪向社会大众要求：“请给我一颗心…”的画面让全国人民都心碎了。

这个新闻于9月30日获得各语文报章的封面显著报导后，不到3天就有一位车祸脑死的马来少年的家属，愿意捐献死者的心脏给慧仪。经过大阵仗的10小时手术后，慧仪却出现排斥现象，但紧要关头又有一位新山青年陈润强捐出心脏，使慧仪度过难关。这一连串的报导，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

爱心,没有国界!爱心,不分种族!爱心,不分男女老少!郑慧仪事件成为了全民课题，主动签署捐献器官的善心人士激增,一颗颗滚烫炙热的爱心让我们的社会越发温暖。这一切，都和媒体大力配合、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各大媒体不断地炒作负面课题，各报头版不时都大剌剌地出现“鸡奸、奸杀、肛交、炸尸”等刺激性字眼。这种情况如何能匡正社会风气？这种负面新闻看多了，任谁的想法也会趋向负面和消极。其实，媒体多数采用负面报道方式是有商业利益作为驱动力的。

从心理学实证方面，「激励理论」的学者寇菲（Cofer）研究指出，当人们遇到挫折时，高达九成以上的人会选择五种反应：攻击、退化、压抑、固执与退却，而正面思考者的比率低于10%。这项研究结果表示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是负面思考的，媒体只不过切合了“广大读者的需求”而已。试想想，经过报摊前面的人，看到一个以“好人好事”作为封面的报章，和另一份突出爆炸性“奸淫掳掠”之类的负面新闻的报章，他多数会选哪一个？答案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媒体在这残酷的商业社会所必然采取的博弈策略。

有时真的受不了那些八卦、断章取义、查证不周的负面新闻，实在太多了。马来西亚有数不清的好人好事，为什么多数媒体就是要把时间和篇幅浪费在负面报导上，让每天看新闻的人觉得马来西亚很糟糕呢？

在负面新闻充斥市场的时代，郑慧仪事件是非常罕见的特例，就如一道清流沁入每个人的心脾。在我国残酷的政治现实中，不同语文媒体的单一角度报导就能轻易撕裂不同族群对于敏感课题的认知和看法，但这一次，各语文传媒不约而同大幅度报导和跟进郑慧仪事件，引起了各族人民的重大回响和积极反应，让人感觉到，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好心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爱心，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大家莫让一小撮害群之马扰乱了心绪和视线，拖累了整个社会迈向温馨、和谐、稳定的步伐。因此，笔者始终认为，宣扬好人好事，对整个社会都有积极正面、向上向善的巨大作用，在这一方面，身为“第四权”的媒体无可否认地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台湾的星云大师在2006年4月30日的《亚洲周刊》专访时谈到，《金刚经》里有一句话：“若人受持四句偈，其人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意思是，能把道理传播出去，有教育性，让人受影响，这样的功德，大于用大千世界七宝的布施。

星云大师也把传媒分成四类。一等传媒：正面报导，启迪人心；二等传媒：报导如实，客观公正；三等传媒：捕风捉影，主观偏颇；四等传媒：扭曲事实，哗众取宠。星云大师更提到：“资讯好像牛马，你要驾驭它，若不驾驭它，它就乱跑。有的传媒出轨了，这就不好了。在佛教来说，出轨的就叫外道、邪教，就要用正当的宗教把它去除。”

星云大师的一番话，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真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媒体可说是双面刃，要做功德还是要出轨，到最后还是取决于人。郑慧仪事件给了我们社会一个反思的契机，广大的读者可以根据星云大师对传媒分类的定义，分辨出市面上不同传媒的本质，并用实际行动拒绝那些不负责任的三、四等传媒，让它们被淘汰出市场，这对塑造一个爱心社会是有利无害的。

猪事圆满

（2007年9月30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今年是猪年,对华人来说，金猪象征着吉祥发财，但我国猪只却在本命年里犯太岁，从长肉剂风波直到最近的马六甲养猪场事件，都反映出我国猪只的崎岖命运。

吃猪肉长大的华人对猪有说不出来的微妙感情。每当我国养猪业发生风波时，“民族事业”的大旗就会被抬出来，模糊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的污染问题。纵观各国的养猪业，无一不被这个棘手问题所烦。

不只华人和猪有很深的渊源，欧洲的日尔曼人也是出名的“无猪不欢”的民族。猪肉在德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养猪场数量多，其卫生状况便成为当地人所关注的课题。由于德国人的高度环保意识和坚决的政策执行力，使当地养猪场的卫生状况达到令人“惊艳”的地步。那里的猪只被养在有空调设备的封闭式舒适环境，每天吃的是政府认可的安全饲料，还有高科技的自动洒水系统定时为它们沐浴消毒，工作人员进入养猪场还得穿上“太空装”才能近距离接触猪只，难怪参观过的人都会有“猪比人还干净”的感觉。

养猪业面对的最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猪粪，一只猪的排便量可达十多个成年人的排便量，一个有数十万头猪的集中养猪区每天所制造出来的粪便可比美一个大城市人口所排出来的粪量。许多国家都对养猪业的排污问题伤透了脑筋，但最近韩国却把这些恶心的黄白之物转化为前途无量的商机。

韩国每年产生五千一百万吨动物粪便，以前都把它们倒进大海，制造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韩国农民在畜禽圈舍附近建设沼气池以收集粪便，产生的沼气可用来发电以取暖照明,粪渣可用来为蔬菜田地施肥。这个“猪能项目”的经费有一半以上来自韩国政府，他们还希望在全国范围扩展这个项目，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取代石油，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和对入口石油的依赖。从这点看来，猪不仅一身都是宝，连排泄物也是财富。

从上述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态度才是养猪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而猪农本身是否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措施也非常重要。总之，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在经济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保项目上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若有所偏颇，肯定会出现争议，尤其是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一个处理不当，养猪课题就会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我国的养猪业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由于政治、宗教、种族等错综复杂的因素，我国的养猪业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于养猪业，不同州属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一些州属尚能控制得宜，一些州属则相反。甲州养猪场事件仅仅暴露了不完善管理体制的冰山一角，而且现在也陷入多方政治角力的漩涡里。

在我国，不同语文媒体的单一角度报导就能轻易撕裂不同族群对养猪课题的认知和看法。巫文媒体极力突出养猪场污染问题，受污河流经过数个马来甘榜的画面挑动了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这为种族主义政客提供了绝佳的表演平台。相反的，中文媒体读者看到的都是杀气腾腾的毁猪大队和被猪农高高抬起的反对党领袖，却看不到一小撮不负责任不肯提升排污设备的养猪业者，和那些在背后默默耕耘，与多方斡旋谈判的务实工作者。

甲州养猪场事件已经进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但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而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家若继续把视线聚焦在政治角力上，无益于化解危机，猪农的困境会更加雪上加霜。为了避免有心人士乘机搞局使整个事件更加混浊和不明朗，各造都必须拿出诚意和善意。毕竟，要妥善解决事端，靠的是理性和智慧，而非意气用事。近日内阁成立小组全权处理养猪课题，看来解决此事件已露曙光，希望多事之秋就此打住，一切都“猪事圆满”！

从历届大选成绩看华教的发展

（2007年9月16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华教所面对的困境，实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本文仅从历届大选成绩来做出粗略分析，主要是从马华公会和巫统的议席比例来探讨华教发展的变化。

1969年大选，全国猛刮反风，巫统虽然受到回教党的严峻挑战，但仍获51国席；反观马华仅获13席，约占巫统席位的25.5%而已。在这一段非常时期，华裔子弟升上国立大学之路受到重重限制，华小数量也锐减。接下来的几届大选，马华的表现都差强人意，若说是在华教方面失分太多所致也不为过。

1986年大选，巫统在没有强大马来人反对党的阻拦之下，大胜83席，反观马华仅获17席，占巫统席位的20.5%而已。随着华人在朝力量的式微，华教也不断地面对严峻的挑战。教育部长安华更悍然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华社党团齐聚天后宫举行抗议大会，后来又发生“茅草行动”事件，人心惶惶了一段时间。

1990年大选，巫统因党争后遗症所累，仅得71席，马华成绩比上一届大选有些许进步，共得18席，与巫统议席的比例拉近到25.35%。一些评论人认为当时华人大力支持行动党是促使马哈迪“小开放”的主要因素，我认为此说法有欠客观，事实上当时回教党和四六精神党的总得票达21.78%，已逼近巫统的总得票数（29.61%），加上吉兰丹州政权变天，使巫统面对巨大的巫裔选票压力，这也是马哈迪在九十年代初期实施“小开放”的关键原因。大选过后，马哈迪政府开始逐步实施“开放”政策，更提出“2020年宏愿”，然后又批准拉曼学院在各地开设分院，加上经济行情一片大好，华人和马来人都一起沉浸在“美好感觉”当中，这就为来届大选国阵大胜奠定了基础。

1995年大选猛刮国阵风，反对党溃不成军。巫统赢91席，马华破纪录获得30席，与巫统席位比例拉近至33%。这次大选的结果促使政府对华教更为友善，随后即通过《1996年教育法令》，一些不利华小发展的条文被删除。高等教育方面也全面开放，私立大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私立大专如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也获得成立，华校生的大专升学之路比以往更为宽广。

1999年大选，在烈火莫息的效应下，国阵马来选票大量流失，巫统仅获72席，但华社务实地选择维持得来不易的成果，结果让马华获28席，和巫统席位的比例拉近至38.9%，这是自1969年以来差距最小的一次。回教党和公正党却破天荒地共得32席，总得票数达23.2%，比1990年更加逼近巫统的29.86%选票，使巫统更为忧心其在马来社群的领导威信。

由于马华与巫统的席位差距缩减，加上部分巫统领袖须靠华裔选票惊险过关，华裔选票的价值飙升，华人在朝的政治力量也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华教发展更为明朗。首相马哈迪在随后宣布批准拉曼大学成立；国立大学收生开始以绩效制取代固打制；JPA奖学金也从2001年起开始大量颁发给华裔优秀生；华小的发展更是大突破，自99年以来通过增建、搬迁、扩建得来的新华小至今已达到70间。这些实在的进步在马华积弱的年代是无法相象的，由此可见，华裔选民在关键的99年大选作出的反向抉择，得到了和30年前完全不同的结果。

2004年大选，由于马来票大量回流，巫统大胜获得110席，马华虽得31席，但只占巫统席位的28.2%而已，和巫统的席位差距有所倒退。目前由于巫统势力空前庞大，在政经文教各领域也表现得盛气凌人，导致华社对国阵有所不满。

独立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华裔将把选票投给在野党，而马来人与印裔则各占32%与33%，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人口占多数的巫裔仍把支持力量集中在执政体系的情况下，人口相对少数的华裔若把支持力量放在执政体系之外，无异于自我分散、自我弱化的举措。华裔是务实的民族，我相信在来届的大选，华裔选民将通过手上的一票，在反对党的“外部制衡”和马华的“内部制衡”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达到捍卫族群权益的目的。

马青与巫青的重复博弈

（2007年9月2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我在去年10月在此栏的《从博弈理论看种族政治》一文中，提出我国各政党正陷入“囚徒困境”的看法。如今看来，情况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

巫青自2005年举剑以来，招致华社各团体的口诛笔伐，马青更在2006年代表大会上猛轰巫青的极端作风，当时就有代表建议总团长举起中国剑甚至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以抗衡马来短剑，弘扬民族士气。当巫青团第二次举剑后，马青再也没跟巫青客气，最近的代表大会就拿起“反制武器”，举的不是杀气腾腾的刀剑，而是我国建国的根本、各民族权益的护身符-《宪法》。

这种你来我往的回应方式，就如博弈论中的“重复囚徒困境”，也就是说双方的对弈方式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多次的，这就考验着双方的诚信程度。

马华和巫统同处于国阵，是个长期打交道的伙伴，但是在合作之中也会存在着竞争关系。双方在初期都表明不要各自挑起种族课题以捞取政治利益，但现实往往还是有部分的种族政客刻意破坏行情，以获取短期的政治利益。受害的另一方随即予以反击，如果对方也不肯罢休，这场割喉式对弈就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情况将越形不妙，届时该如何跳离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

美国著名的博弈论专家罗伯特做了一个“重复囚犯困境”的试验，他找了十多位专家参与这个试验，每一位参加者都运用不同的策略，以争取最高的分数，如“邪恶策略”是以占别人便宜为主；“善良策略”则是以合作为主等等。试验结果，最后胜出的策略，不是什么邪恶策略，也不是什么善良策略，而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报还一报”策略。

“一报还一报”的要旨在于，第一次采取合作方式，接下来每一步都跟随对方上一步的策略，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思维，打败了其他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复杂策略。

“一报还一报”，简单地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四个特点：（1）清晰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合作还合作，以背叛还背叛，使它容易被对方理解，从而引出长期的合作关系；（2）善良性：这种策略一开始就以善意和对方合作，也绝不会先背叛对方；（3）报复性：如对方率先背叛，一定自动实施报复，绝不妥协，这就逼使对方尝试背叛一次之后就不敢再轻言背叛。（4）宽容性：如果对方又主动恢复合作，要立刻与对方握手言欢，既往不咎，有助于恢复合作关系。



“一报还一报”显然是经济实用的策略，其最终目的还是善良的，那就是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来恢复合作关系。如果情势恶化，两败俱伤，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唯有合作才能达致双赢局面，这就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的终极目标和核心价值。

孔子的思想其实和“一报还一报”策略是相通的。《论语。宪问》有一句：“以德报怨”，被后来的一些腐儒断章取义为“别人欺负你，就要忍，而且对他更好，以感化、感动他。”殊不知，孔子接下来还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后面的那八个字才是孔子的主张，也是他学说的真谛。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一味妥协让步并不会让敌人良心发现而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得情况下，必须适时地予以反击，才能抑制对方得寸进尺。

马青举宪法应对巫青举剑的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否则以刀剑硬碰就是“以暴易暴”，或者可说是“以怨报怨”，就不是孔子主张的“以直抱怨”了。手举宪法，展示了本身不容妥协的底线，也释放了愿意与对方合作的善意。现在球已踢到巫青脚下，希望那些叫嚷着“宝剑既出，不见血不回鞘”的种族主义政客不要极端到拿起可兰经来挑战宪法，那时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播客世代的崛起

（2007年8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黄明志改编国歌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整个事件中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巫统近期频频向部落客开炮，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响，导致部落格（Blog）和部落客（Blogger）等词汇广为人知。黄明志拥有本身的部落格，可说他是部落客，但他主要是通过YouTube的视频功能来进行传播，也可把他归类为播客（Podcaster）。

根据网上查到的定义，部落格指的是以网页作为呈现媒介的个人专栏，是以文字和图象为主，播客则是以视频或音频为主要内容的部落客。其实现在的部落客和播客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绝大多数部落客同时也是播客。

根据传播学的原理，动态的影音传播效果远超静态的文字和图像。在网络技术还不够成熟的年代，上网者主要接触的都是静态资讯，但随着宽频上网越来越普及，加上YouTube的诞生，播客世代崛起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YouTube被《福布斯》杂志选为2006年度成功改造世界的十大“反斗王”之一。它的成功，颠覆了传统传播游戏的规则。大批网民热衷于拍摄及分享短片。这个现象激化了互联网的进化，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资讯革命。庞大网上社群的互动及分享，令互联网全面迈进Web2.0时代，引发重大的社会变迁。

约一年前香港发生的“巴士阿叔”现象，变成两岸三地的共同热门话题，一个情绪失控的阿叔说的经典对白变成大家琅琅上口的口头禅。由少数人注意的焦点发展到万人皆知只需要极短的时间，这已经是YouTube世界的规律。难怪当时香港的评论人认为，网络让消息在短时间传播，高速聚集民众力量，甚至出现排挤理性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YouTube的威力无远弗届，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都趋之若鹜，希望以此提升影响力，让更多的选民支持自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首开先河成为第一位政府首脑的播客后，英国王储查尔斯、美国总统小布什都纷纷跟进，连保守国家伊朗总统内贾德和贫穷国家柬埔寨的亲王西哈努克，都接着成为播客大家庭的一份子。

YouTube虽然深受网民欢迎，但它也在一些国家遇到麻烦。去年12月，有人上传一些流行歌曲等内容被视为和伊朗的主流文化相抵触，引起伊朗政府的不快，便封杀了YouTube。今年1月，一段“恶搞”印度圣雄甘地的短片被上载，引发众怒，印度政府也恫言封杀Youtube。今年3月，有人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抹黑成同性恋者的短片上载，YouTube也被土耳其封杀。今年5月，有人把取笑泰王的短片上载，泰国政府除了封杀之外，也决定以侮辱君主罪起诉YouTube。

另一方面，专家们也担心，YouTube世界的过度自由会带来刺激犯罪、侵犯隐私等很多问题。例如，在去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候选人开始偷拍对手录像，剪辑改编后放在网上播出以抹黑贬低对方，被很多评论人士认为是“丑陋的选举方式”。

总之，YouTube是双面刃，用得好可造福社会，用得坏就会害死人。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民众喜欢看坏事不看好事是有心理学根据的，因此带有负面意识的短片在YouTube世界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点击率极高，反而那些正面宣扬好人好事的短片就乏人问津。黄明志若在未来能善用他在音乐和影视方面的天分，创作更多有正面意义的作品，舍弃愤世嫉俗的消极风格，那么YouTube就是他的最佳舞台和利器，这未尝不是好事。

黄明志在整个事件中是对是错，众说纷纭，很难定论，但他敢讲敢做敢为，敢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已经是难得的勇气，足以令许多在网上匿名谩骂却不肯自我检讨的无耻之徒无地自容。只要我们的社会能成功营造一个让博客、播客等网路使用者肯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民众肯理性客观看待网上言论的风气，这肯定是天大的喜讯。

华人的政治困境

（2007年8月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日前坊间盛传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将在来届大选到吉隆坡武吉免登区上阵，以激励马华的整体士气，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放出风声说他将前往武吉免登与黄家定来个“王者之战”，如果上述一切成真，将是我国政坛的一大盛事。

马华前总秘书陈祖排博士之前曾点评当今马华领袖“没有勇气到华人占多数的议席上阵”，不复当年马华前总会长李三春在黑区芙蓉击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的气魄，如今看来陈祖排这番话已收到相当程度的回响和反应。

有人评论马华公会是如假包换的华人政党，但高层领袖似乎都是在混合选区上阵，不敢到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与反对党一争高下。其实，反过来看看，行动党号称是多元种族政党，华人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其国州议员全都是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的。如果行动党人讥笑马华身为华人政党却得不到华人支持，马华一样可以反讥行动党身为多元种族政党却得不到多元种族的认同，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改善我国的政治生态毫无助益。

马华是“单一种族政党，多元种族路线”；行动党却是“多元种族政党，单一种族路线”。既然大家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每次大选都“师出无名”，无论谁胜谁负，也改变不了巫统的一党独大的局面。从巫统的角度看来，两大华人政治势力互相厮杀、削弱，对巩固巫统的地位是有利无弊的。

马华高层领袖患上“恐华症”不是没有原因的。1969年一役，马华四位内阁部长中就有两个在反风大起之下落败，在内阁影响力迅速滑落，工商部长一职从此一去不复返，财政部长一职也在陈修信退休后落入巫统手中。当时大多数马华候选人落败的选区都是华人区。华人区从此成了马华的梦魇。

反观行动党，多年来的“监督工作”主要是抨击着巫统的施政弊端，大选时却没有与平时骂得狗血淋头的巫统对阵，反而去挑马华民政的选区来打，其中选的领袖都是在华人区胜出的，那些去了混合区的都当了炮灰。

马华和行动党，各有各的困境，不少华裔知识分子也在思考着“第三条道路”，以便突破种族政治的旧框框。这些华人知识分子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满执政党，他们固然不会加入马华，但他们也识破行动党“挂羊头卖狗肉”的变相种族政治，也不屑与行动党为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公正党。

但最近公正党党选中，西马华人领袖在最高理事选举中全军覆没，使公正党内的华人政治力量更趋式微，与行动党的议席谈判更加没有筹码。虽然安华指定副主席李文材负责与行动党谈判议席的事项，但以李文材为首的公正党华人派系为了与行动党争夺华人较多的选区来上阵，肯定会和行动党来硬的，因此林冠英的最佳策略就是绕过李文材直接找安华来谈，安华为了顾全反对阵线的大局很有可能会牺牲党内华人派系的利益。

行动党高层其实心里很清楚，马华绝对没有能力消灭行动党，真正会让行动党消亡的是同在反对阵线的公正党，若越来越多华人精英选择加入公正党，行动党迟早会因人才枯竭而关门大吉，因此行动党将公正党华人党员视为心腹大患也不足为奇，欲铲除而后快，将之扼杀于幼苗之中，以免公正党华人势力坐大威胁行动党的反对党老大地位。

总之，大马华人仍然在旧框框的政治里兜圈子，来届大选时该怎么办？到最后还是老话一句：凭自己的政治智慧来投票吧!

猴子心态助长犯罪率

（2007年7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最近蕉赖发生一宗青年因撞破匪徒干案而被刺死的案件。该名不幸的青年路过事发现场时，看到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围着一辆汽车，他喊：“喂！要偷东西呀！”，结果就被恼羞成怒的匪徒当场刺死。我的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时，除了大叹社会险恶之外，还一直叮嘱我看到有人干坏事时千万不要出声，以免遭殃。

我明白外婆是出于关心才说出这番话。但如果社会上其他人看到这则新闻时，都会产生这种“明哲保身”的想法，恐怕罪犯会更加肆无忌惮和猖狂。刚好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群众的心理：

有个屠夫装了一个笼子，用来关一群猴子，每一天都打开笼子抓一只猴子杀掉。每当屠夫来时，每个猴子都很紧张，不敢有任何举动，怕引起注意而被选中。当屠夫把目光落在其中一只猴子身上时，其他的猴子就希望屠夫赶快做决定。当屠夫最终作出决定后，其他没被选中的猴子非常高兴。那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其余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看着这只猴子被杀掉。日复一日，最后全部猴子都被宰杀掉。

如果，猴子群起而攻击屠夫，可能都会成功逃走，但每只猴子不知道其余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怕自己的反抗会引起屠夫的注意而被选中，最后全部猴子都不敢轻举妄动，结果都很悲惨。

我们人类其实很像那群猴子，例如，有人在巴士上偷东西，别的乘客看到了，但不敢出声。这些没有被偷的人会想：反正被偷的不是我，我揭发他，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不定还会被伤害，那么我又何必多管闲事？

在公园，有小孩不小心掉进湖里，没有人去救；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有见义勇为的人与匪徒殊死搏斗，围观的人很多，但就是没有人出手帮忙；在社区里，明明知道隔壁住着一班穷凶极恶的人，也不敢去报警，怕遭到报复。这种在公众场合，需要有人出来维护正义时，却没有一个人勇敢站出来的情形，叫做“沉默的困境”。

这种“集体沉默”的结果将使社会风气恶化。对个人而言，虽然这一次倒霉的不是自己，但下次自己倒霉的机会就增加了。其实，我们都好像等着被宰的猴子一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从人性角度来看，在可能受到匪徒伤害的情况下，沉默是最理智和最经济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不想有损失。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造成的集体沉默现象会给社会道德无法挽救的伤害。

如何从这种困境跳脱出来？看来惟有通过教育的管道，配合媒体的力量，加大道德宣传，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才能增加人们对于罪案采取“反抗”策略的获益。当人们反抗罪犯时，尽管有可能受伤，但是道德荣誉感和满足感将使反抗者获得足够的心理补偿；如果人们知道罪犯在做坏事却不反抗，他的道德感将使他因自己的沉默行为感到羞耻。

希望我国人民在面对罪案时，除了归咎警方办事不力之外，也要检讨本身是否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自私态度？遇到罪犯干案时是否敢挺身而出？罪犯如果知道一般公民的道德感都很强，那么他去犯罪的成本很高，而收益会很低，那么他很难再从事犯罪活动。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如果每个公民都有高度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罪犯将成为过街老鼠，社会风气自然会大有改善。

严刑峻法惩治强暴犯

（2007年7月24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日前8名涉及新山劫奸案的嫌犯刚被控上法庭，怡保又发生骇人听闻的诊疗所劫奸案，受害者还是一个生病的女学院生，令人齿冷。治乱世，用重典，我国罪犯的无法无天行径已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非严刑峻法不可整治。

小市民们谈起日益猖獗的强奸案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将这些强奸犯碎尸万段。但是，愤怒归愤怒，也不可忘记我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现实，即使是捉到涉嫌强奸的罪犯，也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处置他们。

在我国，强奸犯被定罪之后，顶多被判坐牢和鞭刑，但这种判决不能安抚大多数人的悲愤，更不能补偿受害者所受到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在外国，已经有妇女组织提出将强奸犯处以死刑的建议，但这又牵涉到人道、人权等问题；兹事体大，真正付诸实行可能会遇上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因此，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较为可行的方案，那就是“阉割”。

很多人看到“阉割”这两个字，就会想到封建时代的太监，还有那些血淋淋的阉房等恐怖场面。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一些国家为这些强奸犯实行的“去势手术”都是在医院进行，而且还多了一个医学名词叫“化学阉割”。化学药物去势的依据是睾丸素减少，就会降低男人的侵犯性。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采用这种刑罚。澳大利亚早就立法批准了，因为有82%的居民同意这一法案。德国在1969年立法，凡25岁以上的强奸犯可以自愿选择化学药物去势。瑞典在1993立法，批准对强奸犯实施去势。法国也开始了一项对服刑强奸犯实施化学药物去势的试验项目，有48名犯人自愿接受这种为期两年的抑制雄性荷尔蒙的治疗。这个项目旨在减少强奸犯的数量，因为法国监狱中的犯人有22%是性罪犯。

美国有些州曾有法院作出判决，让罪犯自己在阉割或终生监禁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加州早在1996年就立法批准对强奸犯实施化学药物去势，以此作为一些犯人假释的条件。1997年，佛罗里达州也通过相似的法案，对要求假释的重犯强奸罪的犯人实施去势。这项法律允许法官对犯人判处化学药物去势及期限，它可以是终身的。如果犯人未经司法准许而停止这种治疗，他就犯了新的罪行。

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就是否以“化学阉割”对付强奸积犯仍争议不下，但台湾却极可能在短期内实施这项措施。国、亲、民三党女立委于去年8月28日联合提案，要求在“性侵犯防制法”中增订化学去势条款，规定凡是屡犯案的强奸犯都要被处以化学阉割，同时仿效美国的做法，将强奸积犯的姓名和照片上网，通报各地以监视其行踪。

其实，化学去势有一定的副作用。罪犯的内分泌腺功能受外力抑制，在药力失效之后是否能恢复男人的正常功能，实在无法肯定。另一方面，亦可能会对去势者造成永久的心理创伤，更可能因而心生仇恨，做出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

据临床专家说，药物去势法要同心理治疗相结合，这样才能“训练”强奸犯，培养他们对强奸行为的负罪感。根据疗效的数据，这种长达3年至5年的治疗过程，使犯人重犯的机率会大为降低。专家们也说，去势可在犯人服刑时在牢房里直接进行。

在我国，是否要对强奸犯实行“阉割”一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除了严刑峻法，完善的性教育体系才是降低性犯罪的根本之道，这些都是我国教育界人士必须努力的重点。

人才从政社稷之福

（2007年7月22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前电视台主持人胡渐彪为首的120名专才加入马华公会，引起各界的不同回响。在网上的论坛，针对他们投入政治的评论是两极化的，有赞成的，自然也有反对的，其实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没有所谓的对错。

人才，每个组织都抢着要。司马光的“德才论”将人才定义为：合乎特定时代需要的道德规范与某种高度发展技能于一身的人。管子说过：“争天下必先争人”，所谓争人，就是采取各种必要措施，获取贤能之士的爱戴与支持，有了大批智勇双全之士参与工作，得天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古训曰：观其用人，即知其器量大小，预其成败兴亡焉。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只要看他所用的人，就可预知其日后的发展。因此，朝野各政党将招揽人才入党列为重要的战略工程，是出于现实的考量。

至于人才要加入执政党抑或是在野党，纯粹是他个人的选择。但很多人却把这种选择题当成是非题来看待，认为加入这边就对，加入那边就错，其实是很主观的。华人“造反”意识较浓是有原因的，像《水浒传》之类的名著把反抗朝廷的人描写成英雄好汉，那些帮朝廷的人就是走狗鹰犬。一般上华人潜意识里就欣赏这些敢“反”的人，也是受到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还有些人认为，政坛是个大染缸，政治是肮脏的，知识分子应以超然的姿态置身于外，尽量与政治划清界限。其实，中国古代先哲强调“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主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我们是一个比较重实践的民族，说得多、做得少的人，基本上是不受欢迎的。华人所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务实”行为，最希望的是你做到了再说，而不是说了再做。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他把“道”看得非常重要。“道”是要走的，走得出来这条路才会通。华人常问别人：“你行不行”，“行”就是走得通的意思，走不通的话，空谈一大堆伟论又有何用？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其语录中提到：政治圈子需要很多有素质的人、有理想的人，政治圈子的风气就会清新。若这些人才都自鸣清高，越多人这样想，这圈子就越乌烟瘴气。”黄家定以前是愤怒青年，对很多民生和政治课题看不顺眼时，也是因为陈群川的一句话：“你问的问题很好，但我没办法答你，我自己也在寻找答案，你们为何不要加进来，和我一起寻找答案？”，这句话导致黄家定最后改变初衷投入政坛。现在，胡渐彪表示他是受到黄家定的影响，进而认同马华的理念，才决定加入马华，可见，收服人才首先要收服他的心，心服了人自然也留下来，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有讲到一段：主角令狐冲因是否加入日月神教而犹豫，他自幼受的教育是正邪不两立，但行走江湖日久，发现所谓的正派也有坏人，魔教也有好人，实在难以抉择。此时，其拜把兄弟向问天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兄弟，其实事在人为，魔教中坏人确是不少，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好好整顿一番，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岂不教江湖上的豪杰之士扬眉吐气？”，此话说得入情入理，令狐冲也连连称是。可见，一个组织再怎样不济，只要有正直的人才陆续加入领导，大染缸也会被“漂白”的。

根据孔子的说法，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须将自己修好，然后把家齐好，接着才有本事去治国，最后是要平天下。这四件事都必须一步一步做，秩序不可颠倒，一切由自身做起，少怨天尤人。老实讲，一个人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上述加入马华的专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历练，经济上有一定的基础，才有较多的时间和精神，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民族做出贡献，这很符合孔子的思想。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搞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物会成功的，要成大事只能打组织战，要有核心的团队。希望这些有“入世”精神，肯身体力行的年轻政治工作者，能通过团队精神来强化民族的发展大业，我谨以“任重道远”四字与大家共勉。

犯罪成本与罪案

（2007年7月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笔者居住的旺沙玛朱区发生了拉曼生利建业被攫夺匪砍死的惨剧，造成附近居民人心惶惶。当时笔者出于激忿，疾书一篇“警方应学习蓝海策略”的文章投稿至<<南洋商报>>，并在言论版刊出。该文章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建议警方看看管理学著作<<蓝海策略>>其中一章有关纽约警方整治罪案的内容，顺便骂骂警方的办事效率。

本来笔者也不预期这篇文章会带来什么效果，只是想发发牢骚而已，结果竟然还有人把它当真。不知是不是因这篇拙作的启发，不久后笔者就从报章的地方版上得知，直辖区某区会的马青领袖在当地的居民与警方交流会上，当场向出席交流会的警长进言，要警方人人都读<<蓝海策略>>。结果这位警长的回答竟然是：“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环境不一样，国情不同，所以警方不会采用<<蓝海策略>>。”

看到这位警长那么“绝”的回答，当时笔者真是哭笑不得。如果堂堂警队领袖连“参考一下”也不想去做的话，看来我们也不用再去奢想整个警队的组织文化和思维会有所改变。

最近新山发生的数宗劫奸案引起公愤，市民们走上街头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十万火急拼治安”的签名运动，逼得警方赶快调派更多人手，迅速逮捕涉案罪犯以缓和民众的情绪。值此非常时刻，笔者不想再“不自量力”向警方“献策”，只是想从经济学角度谈谈犯罪问题。

早在18世纪，亚当史密在<<国富论>>中说：“犯罪和防止犯罪，这两方面同时受财富累积的刺激”。这就是告诉人们，犯罪是经济成长中的一个伴生现象，若从经济学角度来进行探讨，可以补社会学及法学对于犯罪课题的不足。

真正把经济学理论用于研究犯罪的首创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他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而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认为，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二）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机会成本。（三）惩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犯罪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市场”，也有供给和需求，如果每次犯罪的净所得为零，犯罪的供给自然下降。以新山的连续劫奸案为例，犯罪的毛利约数万令吉（受害者被抢走的财务损失），净所得（作案成功没有被捕）也相当接近毛利，因为犯罪的直接成本很低，作案用车可以抢来而不花钱。再根据大马警方对抢劫和强奸案的低破案率推估，即使很不好运被捕坐几年牢，折算起来也还是远低于净所得。因此，对于罪犯而言，这个风险当然是值得去冒的。

因此，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提高犯罪成本和破案率。试想，罪犯可避开警方，却很难不接触民众。如果大家群策群力，群起捕之，犯罪成本自然几十倍地增加。如果劫奸案罪犯因为玉照被刊登在报章上而要东躲西躲，预期窝藏费超过10万令吉，罪犯还会有兴趣去干案吗？如果立法通过强奸犯要被囚禁终身监禁，或者会被阉割，那么这个犯罪成本也实在高得离谱，任何理智一点的潜在罪犯都会打消犯罪念头。

犯罪经济学强调，犯罪决策是理性的，也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权衡过程。因此，唯有加强教育，健全法制，严格管理和执法，才可以尽可能地打破潜在罪犯的侥幸、挺而走险的心理。降低潜在罪犯对犯罪行为的主观效用评价，使其清醒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观念：犯罪最终是得不偿失。

以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来设想减少犯罪，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是有关学者、立法者等可以尝试研究的方向。我们可以分析各种犯罪的特点及成因，考查其危害性，然后在立法和实践中，去探讨一个可行的降低罪案的总策略，为塑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而努力。

制定最低工资的后果

（2007年6月30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职总（MTUC）日前举行争取最低工资的活动，他们促请政府制订让私人界员工享有最低薪金马币900元及生活津贴马币300元的政策。人力资源部长冯镇安回应时说，这项要求并不实际，薪金应由市场决定。“受压迫人民阵线”（JERIT）成员随即放话叫冯镇安辞掉内阁部长的职位，去工厂当工人后，再判断职总是否应该放弃这项诉求。

究竟制定最低工资会带来什么后果？从外国的研究中发现，要抑制低工资的恶果，制定最低工资法是效果有限的武器。最低工资法的范畴越大，想要涵盖的劳工数目越多，企图提高的工资越多，其弊多于利的可能性就越高。

举例来说，如果通过法律来规定，每个月的工资不得低于900令吉，那么，首先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雇主觉得每个月工作价值不到900令吉的人，绝对不会被雇用。法律能裁定雇主以低于900令吉聘请员工是违法的，但法律不能保证员工一定能依本身的能力和条件，赚取恰如其分的工资。简单的说，这不过是用失业来取代低工资，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如果法律强制某行业要付给其员工最低的薪资水平，那么这个行业可能会以提高产品价格来因应，并将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但这不容易进行，因为政府会进行价格监督，另外消费者也可能会因价格提高而改买品质差不多的入口货，或者用别的代替品，又或者继续购买同样的产品，不过会减少购买的数量。因此，这个行业的某些劳工可能会受益于较高的工资，其它行业的劳工可能就会遭到解雇。工资提高的后果，造成产量减少，失业也就随之而来。

面对这些后果时，有人会认为：如果某行业要靠低工资才能存活，干脆让最低工资法把这个行业淘汰掉。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些现实情况，如产品消失了，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如果这些行业因最低工资法而消失的话，这些被裁退的员工会被迫选择不是那么吸引他们的其他行业。竞相转业求职之下，这些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选择的行业，工资也会被压低。总之，制定最低工资会使失业率升高，是难以避免的。

若要政府一纸严令提高这种表面上相当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最糟的方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最根本的经济原理：如果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没那么多，就没有办法分配那么多的财富。

因此，要提高工资，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如增加资本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即增用机器协助劳工、引进新发明和技术、雇主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劳工更加勤奋和发挥更高的效率、提高教育训练水准等。员工生产越多，全体社群的财富增加也越多，提供的服务对消费者越有价值，因此也对雇主越有价值，雇主也越有可能会支付越高的工资。结论是，实质工资来自生产，不是来自政府的命令。

政府的政策应该鼓励资方创造利润、扩张经营、投资于更新更好的机器，以提高劳工生产力。随着生产力提高，工资自然而然会增长，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冯镇安的解释并非不近人情，而是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和后果所做出的理性判断。职总的要求也并非不合理，双方应该坐下来内部协商，探讨可行的方案，避免让有心人士在外叫嚣，扰乱人民视线，捞取政治资本。

行动党的挑战辩论文化

（2007年6月2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行动党雪州主席欧阳捍华放话挑战马华副总会长蔡细历进行有关华教课题的辩论，蔡细历不甘示弱地强硬回应，双方的辩论形式还没谈成就先通过传媒展开骂战。此风波接下来会如何演变，令人关注。

这场辩论到底办不办得成？台湾学者郑自隆教授在其著作《竞选广告：理论、策略、研究案例》提及，一个人是否参与公开辩论，有5项因素必须考虑：（1）辩论利于挑战者，不利于连任者；（2）辩论利于在野党，不利于执政党；（3）辩论利于事前民调声望低者，不利于民调声望高者；（4）辩论利于个人特质优良者，不利于个人特质差者；（5）辩论利于选民认为“他会输”者，不利于选民认为“他会赢”者。

蔡细历除了在第4项占微弱优势之外，其余的项目皆处于劣势。根据郑自隆在书中的观点，蔡细历应该不会接受挑战，因为：

（1）由于执政者与连任者背负施政包袱，因此公开辩论不利于执政党或寻求连任者，执政者常成为箭靶，被捅成蜂窝。马华公会背负着身在执政体系内的沉重包袱，纵使能“交货”，却往往会被友党的弊端所抵消拖累。没有执政经验的行动党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展开舆论攻势，而马华必须为言论负责而不得不谨慎发言，这种方式根本无法在激烈的辩论上占便宜。

（2）公开辩论对声望低者是个机会，对声望高者却是大风险。欧阳捍华是“没东西可输”（Nothing to lose）的情况下迎战，而压力却是在久居高位的蔡细历这边。若真的进行辩论，只要蔡细历讲错话，马上会被对手猛烈攻击而中箭下马，政治成本损失极大；而欧阳捍华讲错话也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只要逮到天赐良机，个人声望马上翻升。这种辩论方式对于行动党是本小利大、稳赚不赔；对于马华则是本大利小，甚至亏损。

郑自隆还提到，从台湾的竞选辩论实例发现，“攻击对手”比“陈述政见”来得吸引人。这种劣质选举文化更导致负面文宣的盛行，辩论参与者会为迎合选民的期待而以攻击对手为主要文宣内容，而选民则希望从攻击性文宣中宣泄不满。行动党充分发挥了在野党在这项策略上的巨大优势，只要在华人不满的议题上着手，肯定大有收获。

研究也发现，若要攻击对手，则应采取理性攻击的策略，因为在任何议题中，理性诉求都优于感性诉求。换言之，辩论中应充分引用数据、法令条规等来攻击对手，情绪性或口号式的谩骂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甚至还有反效果。行动党在早期不乏喜欢谩骂方式的议员，刚开始时还蛮受欢迎，但后来也不受落了。现在行动党议员流行引用数据来加强说服力，但总是穿插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如马华完全没有做事、屈服于巫统的淫威等等，稍微缺乏思考的人听了可能就会把一半真一半假的言论全盘接收。

郑自隆在观察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候选人的辩论中，发现选民对喜欢或讨厌的候选人的态度似已定型（stereotyped），也就是说，高者恒高，低者恒低。喜欢这个人，就一直喜欢他的表现；不喜欢这个候选人，则再卖力也不会得到青睐。最近的马接补选就显示出这样的选民心态，行动党挑战马青来辩论而马青领袖最终还是没来，虽然行动党就此事把马青贬得一无是处，但票箱一开，双方基本盘无重大改变，行动党还是以4千多张多数票败北，可见鲜少本地选民会因辩论一事而转换投票倾向。因此最近这场辩论风波是否有所意义，是否有所需要，答案已经很明显。

如不出所料，行动党应会继续缠住这个课题不放，然后在董教总或雪华堂找个地点举办有关华教课题的讲座，再“邀请”蔡细历前来，若蔡细历不来这种名为讲座实为擂台的场合，绝大多数出席的“自己人”干脆就来一场批判大会，顶多又是一场“自己喊自己爽”的闹剧吧了。

虽然说辩论的真谛是“真理越辩越明”，但往往现实并非如此。辩论本身是不具生产性的。唇枪舌剑的辩论，到今天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使真理更明，要靠研究，要靠实践。邓小平先生说得好，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好猫还是坏猫不是由辩论决定的，不会捉老鼠的猫就算在辩论中把它称赞得天花乱坠它仍不是好猫。

总的来说，不是说辩论不好，只是辩论被某些人骑劫来达到政治目的，就歪曲了辩论的意义，浪费大家的精神和时间。

不要当笨蛋

（2007年6月10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几年前，笔者看到一名常在股市进出的朋友脸色很不好看，便问：“怎么啦，烧到手啦?”。他目无表情地举起自己的双手，然后说：“这是义肢，不是手。”

当然这位朋友不是残障人士，当时笔者不知该为他的幽默感到好笑，还是为他的无奈感到悲哀。

股市起起落落，有人欢喜自然也有人哀愁，每个进场的人都想着赚钱，不会有人抱着输钱的心理进场的，除非是笨蛋才会那么做。但现实中，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去当笨蛋，而且还前仆后继地倒了一批再来一批，周而复始上演着同样的剧情。

历史上的几次大崩盘中，最惨烈的莫过于1929年的纽约股市大崩盘。当年股灾爆发前，老肯尼地在华尔街路边给一个擦鞋童服务时，擦鞋童竟然天花乱坠地讲了很多股票贴士，老肯尼地才骇然发现，社会上很多对股市运作一窍不通的男女老幼都进场买股了。他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卖掉所有股票，结果不但避开浩劫，还因为在顶点时卖得准而富甲一方。这套“擦鞋童理论”至今仍然大行其道，是预测股市泡沫的经典理论之一。

反观不少缺乏理智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时就遭殃了，连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1929年的危机中几近破产。凯恩斯没有发现“擦鞋童理论”，但却提出了著名的“笨蛋理论”（也称博傻理论），那就是判断“有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笨蛋”。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遵循的也是这个策略。人们可以不管某个股票的真实价格，就算它是一文不值也好，却愿意花高价购买，是因为他们预期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钱来接手，那么这个笨蛋是值得当的，因为只要自己不是最后的笨蛋，那么就不是笨蛋。

“笨蛋理论”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当时荷兰商人刚从中东引进新的花种-郁金香，随即掀起疯狂热潮。于是就有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又有更多的人出高价从囤积者买入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一个快速致富的传说开始风行，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农民百姓，都先后投身进来，每一个进场的人都相信会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上买走郁金香。最后，当郁金香被炒到和三栋楼房的同价时，最大的笨蛋出现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郁金香狂热终于崩溃，郁金香球茎的价格跌到和一粒洋葱头差不多。

再看看我国，最近中国兴起普洱茶热潮，马来西亚的茶叶市场也随风大起，一些陈年普洱更是被炒到天价。根据报导，连以前毫不起眼的沱茶，从2004年的1令吉一粒涨到最近的26令吉一粒，涨幅可谓惊人。买茶是因为要喝来保健的，还是因为奇货可居，准备以更高价卖给别人，相信买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如果大多数买家以炒作的心态进场，最大笨蛋的出现只是迟早的事。

笔者也曾遇过搞直销的朋友，假喝茶叙旧之名，行游说劝服之实。这位朋友说他的直销公司好到不得了，产品的功能妙不可言，还举出许多参与者成功致富的例子。笔者看着介绍产品的宣传单，再看其价目表，很难相信这样的产品值这个价钱，更难相信有人愿意出这个价钱买这种产品。最后这位朋友开门见山，说卖产品还是其次，只要交几千令吉成为会员，再努力招人当下线，下线再继续招收下线，一直不断下去，钱就源源不绝上缴各级上线，那时上线即使在家翘脚也有钱自动进口袋。

笔者当时不懂什么“笨蛋理论”，但是本着“哪里有那么大的癞蛤蟆随街跳”的心理，压抑了内心的一时冲动。结果该公司最后倒闭，创办人失踪了，朋友也欠了一屁股债务，那时笔者才知道什么叫金字塔直销，也知道原来我国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去当笨蛋，只为了一圆发财的梦想。

一位经济学家提出“啤酒理论”，他说：“市场就像一杯啤酒，如果没有一点泡沫，说明它不新鲜，没有活力；若泡沫太多，啤酒就少了。”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繁荣的市场自然交易活跃，当然一些投机现象也不能避免，但是如果投机者过多，这个市场迟早会出问题，因为支撑市场的是“啤酒”，而非“泡沫”。炒起的泡沫终会遇上末日，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0年网络股崩溃，都是投机过盛、泡沫破灭的结果。

现在我国开始看到人头在证券交易所涌动，大家眼睛死盯住行情荧幕的情况。在这个时候，理智和清醒比什么投资眼光都重要。话虽如此，只要人性的贪念继续存在，笨蛋是不会绝迹的。

永不炒鱿的公务员

（2007年5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笔者在博大修读工商管理课程时，曾与同学讨论有关员工绩效考核的课题。一位在某政府部门任职的友族同学表示，他的工作单位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实行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的考核制度，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高绩效员工获得表扬和奖赏。当大家讨论到有关惩戒的机制时，这位同学也很坦白地告诉大家，绩效差的公务员，绝大多数都会被调职，很少有被革职的，除非是自动离职或犯了严重罪行。

西方管理学强调的绩效文化是建立在“胡萝卜＋大棒”的奖惩制度上，照东方的讲法就是“赏罚分明”。表现好，奖赏是应该的；表现差，惩戒不足或甚至没有惩戒，就有问题了。笔者的那位公务员同学其实心里也很明白，我国公务员体系的绩效考核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问题。把有问题的人调去别的地方，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将同样的问题带去另一个地方。身为管理者，要做到奖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当“黑脸”去惩罚人，不只是我国的公务员体系，每个组织都会面对类似的难题，以下的例子或许可作为参考。

美国奇异公司（GE）前执行长杰克威尔许推行的人员差异化管理制度，广为世人所称道。该制度是依工作表现把员工分成最顶尖的20％，中间的70％和垫底的10％。顶尖的人自然是升职加薪的首要考虑对象，中规中矩的人则没更动，至于垫底的人就会被请“走路”。这套制度透过合理的人员流动来维持组织的活力，使得奇异公司在短短十多年间崛起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韩国从2007年起实行“公务员淘汰制”，其主要行政机构开始连续采取行动，淘汰不能胜任的公务员。印象中的韩国人是相当刻苦耐劳的，但人总是有惰性，每个民族都会有懒人，韩国人也不例外。这套制度推出后，引起韩国公务员的极大反弹，但政府还是雷厉风行地贯彻下去，结果就有3％的公务员被淘汰，彻底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迷思。

有人说：“人多好办事”。的确，规模扩大会为组织带来好处，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整个组织日益庞大时，管理效率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很难避免。我国公务员体系庞大臃肿、冗员众多、效率不彰的情形，一直为人所诟病。首相宣布我国120万公务员加薪后，引起各方的关注。不少人希望公务员在加薪后，能改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这种论点牵涉到管理学的范畴，可以用亚当斯（Adams）提出的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来说明，那就是个人会主观地将他的投入（Input），包括劳力、经济、教育等许多因素，同别人相比来评价是否得到公平的报酬,否则他就会主动调整其产出（Output），以便取得一个心理平衡点。

典型老板的心态，就是永远不会满意员工的表现，对员工的想法通常是：“我付你1500块的薪水，你只给我1000块的工作效率，现在我给你加薪到2000块，你应该把效率提升到2000块的水平才对。”

典型员工的心态，就是永远不会满意老板给的薪水，他们会觉得收入远远不及付出，通常的想法就是：“我自认付出值3000块的工作效率，老板只给我2000块的薪水，要嘛给我更多的薪水，要嘛我就降低对工作的付出。”

双方的想法都很主观，双方都有不公平的想法。如何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点，一直都是薪酬设计专家努力的重点。根据公平理论，政府近期对公务员加薪的决策，会让人民老板产生“你们要改善效率”的心态，是很正常的反应。但由于我国公务员体系不断地制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吸纳不断增加的失业大专毕业生，冗员必然也随之增加，不公平感也激增，是否会出现人民老板所预期的结果，还是很大的疑问。

在我国，要像韩国那样实行公务员淘汰制不是没有民意基础，但进展总是不如人意，是因为我们缺少像韩国那样的严格执法精神和对民众的负责态度。加薪或许能产生一时的激励效果，但没有辅以有效的奖惩制度，建立绩效文化恐怕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华社需要逆向思维

（2007年5月13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依约补选过后，一些评论家说华社的不满情绪正在酝酿中，来届大选可能起“反风”。也有人说，华社作为比较弱势的族群，在投票时都会先看大族群即马来人的投票趋势才决定。最有意思的还是某评论家说的这一句：“当巫统太强时，华社会选择投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

华裔在巫统太强时就投反对票，这是直线思维的产物。不能说直线思维就不好，有时我们需要直线思维的执着，因为，勇往直前，是无往不胜的必要前提；百折不挠，是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

但有时我们也需要逆向思维的睿智。事物的本质常常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当我们感到“此路不通”时，换一种思维方式，朝相反的方向去思考，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所忽视的正是成功最需要的。

回头想想，当马来人把选票集中在巫统时，华人票却集中在反对党，华人的处境是会有所改变，问题是，究竟是朝着好的方向去改变，还是朝着坏的方向去改变？如果运用逆向思维思考一下，当巫统太强时，华人票反其道而行将票集中在华基执政党，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比投反对票更好？

用逆向思维推溯到1969年，如果当时华人没有抛弃马华，就不会有后来的513事件，现在华人的处境会不会更好？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历史，但我们现在所出的抉择，却可以影响未来的发展。在游戏规则不利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连仅有的一点优势也因情绪作祟而断送掉。

1986、90年大选前，坊间盛传马来人的反风炽热。当时也正如某评论家说的那样，华人会先看马来人的投票趋势才来决定，起初好像是约好一起投反对票，最后只有华人唱独脚戏。票箱一开，大部分马来人仍情归巫统，华人被“放飞机”。后果就是华人在朝力量被严重削弱，当时马华和民政的国会议席加起来都没有行动党多，所以就出现“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说法。

安华和一些巫统的极端份子，在那一段时期就很嚣张，“派不谙华语人士当华小高职”、“茅草行动”等一系列大动作，就是看准华人的在朝力量无法抗衡巫统霸权才这么肆无忌惮。

1999年大选又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安华的“烈火莫熄”效应，马来人刮着十号风球的反风，当时华人只要顺势投反对票，国阵的江山极有可能就变天。但回教党要建立回教国的那一套理念，实在不能被华人所接受，结果大量回流的华人票挽救了许多在败选边缘的巫统领袖，这是连前首相老马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老马不能说会对华人“知恩图报”什么的，他狠狠地对华人诉求工委会来个秋后算帐，就伤透了不少华人的心，但他决定破例允许非土著申请JPA奖学金、批准更多华校的增建和迁校、批准拉曼大学成立等，让人感觉到他对华人的态度确实有所改变。这些实在的好处，至今仍造福无数的华裔子弟，这种情况在以前华人将选票集中在反对党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从依约补选中看到，马来票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下，印度选民仍坚定地把票投给国阵。对于印度人而言，保住一个在朝的印裔人民代议士比什么事情都重要，即使对现状有很多不满，这就是逆向思维。反观我们华裔似乎还不了解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用直线思维来投下情绪票。老实说，我国华裔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喜欢一窝蜂去挤独木桥,看到别人干什么自己也干什么,缺乏运用逆向思维的智慧，这对于争取民族权益的过程是很不利的。

笔者认为，我国华社要选择性地运用逆向思维，才能在复杂的政治中得到较好的结果。例如：在没有华基执政党代表上阵的选区，不妨让多一些马来反对党候选人出线，给巫统施压。在华基执政党上阵的选区，至少要做到以候选人素质作为投票的依归，不会一边倒地跟着大风吹。此举可适量地保留一些出色的反对党议员，又不至于过度削弱华人的在朝力量，也能抑制巫统的嚣张气焰。唯有在各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彰显我们华族在这片土地上求存图强的政治智慧。

补选的优势策略

（2007年4月2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依约补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媒体落力报导在朝在野两大阵营展开竞选活动的过程，间种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研究话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补选并不只是补选那么简单，它牵涉了许多方面的利益，是一场斗智斗力的博弈。补选的成绩结果不是拿来保住某些领袖的面子，其影响之深远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因此，双方在总体的竞选策略上，必须要找出优势策略，才能增加胜算。

什么是优势策略？优势策略的优势是指这个策略相对于自己的其它策略占有优势，而不是相对于对手的策略占有优势。

就以“铺路”作为例子，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个牌一直都是执政党的优势策略。反对党应对这个策略的方法，就是向选民宣传“平时不铺路，补选才来铺”这个观念。这还不够，为了加强选民投反对党的信念，反对党还有一个杀手锏的说法：“让反对党嬴，或是让国阵多数票锐减，国阵为了挽回民心，必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拨款，选民就可以享有更多的好处。”

身为选民，听了反对党的前一句言论，未必真的去投反对党，顶多可能会郁闷而已，但听了后面的那一套说法，在“发展的诱惑”之下，可能就真的去投反对党了。国阵的决策者如何回应反对党的这一套说法？

国阵若是在补选期间铺路，反对党就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国阵若狠下心来不去铺路，反对党就说：“平时不烧香，临时也不抱佛脚”；国阵当然是希望出现“平时有烧香，临时也抱佛脚”的局面，但事实上很难办到，发展资源有限，不能随时都满足每个选民的需求，因此把资源用在关键时刻、地点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权衡比较之下，理智的国阵决策者最终还是会选择在补选时期铺路，毕竟“做”也被人讲，“不做”也被人讲，还是干脆去“做”算了。

台湾作家痞子蔡在其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对女人而言，一年有5大节庆，即西洋情人节、中国情人节，她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圣诞节。一年365天，你在其它360对她很好，反而不及在这5天让她觉得浪漫，通常女孩们会因为你在这5天里表现良好，而忘了你在其它360天对她并不够在乎的事实. . . .。“

这套策略不只在情场上，也可用于政坛，政治人物对待选民就如对付女人一样，在关键时刻集中资源的效果总比在平时分散资源来得强。国阵不管平时选民有多少埋怨，只要在大选前“铺路”，总是能挽回一些票源；反对党不管平时有没有服务选民，选举期间积极亮相、激情演讲，总是能拿多一些票。看来，选民善忘是我国政坛的一个特点，朝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

国阵的优势策略，就是不管反对党怎么说，“铺路”带来的好处都比其它所有的策略来得大，至少得到的最坏结果也要比采用另外一个策略得到的最佳结果略胜一筹。对于反对党来说，国阵没铺路就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因为国阵有铺路就不批评，因此不管国阵有没有铺路也要继续批评，这就是反对党的优势策略。

人毕竟像视觉动物多过像听觉动物，肉眼看到的总比耳朵听到的感觉更为强烈。反对党的政治讲座能影响一部分满肚子怨气的选民，但投票日他们出门踏上热腾腾的新路时，很难担保没有人在最后关头又改变主意。总之，不到最后一分钟，鹿死谁手尚无可预知。

归纳起来，假如你找到一个优势策略，照办，别理会对手会怎么做。假如你没有优势策略，但你的对手有，那么就当他会采用优势策略，选择你自己最好的相应做法。

总之一句，掌握自己的优势，避免以劣势面对竞争者，这就是在补选中看到朝野两大阵营的写实作风。依约补选之后，朝野双方就竞选策略的运用会有什么新的创意？来届全国大选即将来临，身为小民的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马接补选启示录

（2007年4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马接补选刚落幕，许多出炉的中文媒体评论不是围绕在双方整体的得票上，而是在分析华裔票仓的票数，其中华人集中的马接巴鲁新村和马接翁武新村的票箱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见华人的投票动向，仍牵动着我国华社的敏感神经线。

从这两大华裔票仓的双方得票来看，马华与行动党的得票比例约为6：4，与之前独立新闻中心所做的民调，即60%华人倾向反对党的调查结果是相反的，可见仍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华裔选民的最后投票意愿。无论如何，这一次的补选成绩为朝野双方在来届大选中调整选举策略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这一次的补选成绩可以看出两个现象：（1）以华人为主的马接巴鲁新村开始出现些微反风；（2）国阵的马来票不减反增，显示即使安华前来拉票，行动党仍然不能在马来区取得突破。

若上述的“越来越多的华人趋向投反对党，越来越多的马来人趋向投国阵”的现象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中继续发酵、扩大，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局面？可能会重演1986年及1990年的大选的“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局面，当时大部分华人票集中在反对党，华基执政党惨到要靠马来票过关。

在来届大选中，我国华裔选民如何在关键的时刻，作出最有利的投票抉择？军事学的“集中优势兵力”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原则，当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时，就必须坚持这个战术原则，将时间、精力、才能、金钱等投入最有希望获胜的战场，确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华人在执政体系内也已有一定的根基，将力量投入执政体系内然后强化和巩固族群代表性，总比把力量投到在野势力来推翻原有的执政体系，来得更低风险和安全。

在华人人口比例逐渐下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在大力支持执政党之际，华人若把选票集中在反对党，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是一种理智的表现，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宣泄一时激忿的鲁莽举动，不只无助于改善华人权益和地位，反而有倒退失守之虞。

我国华人在政经文教各个方面，面对许多困境和限制，但除了抱怨之外，可以借鉴犹太人在劣势的情况下先求生存，然后壮大的智慧。说起犹太人，这个民族的聪明智慧是举世公认的，也出了不少的世界级伟人，他们有今时今日的成就，与犹太人团结一致是大有关系的。其实，犹太人的团结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逼出来的，二战之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力量仍不强大，不少犹太人也不赞成复国，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一口气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后，犹太人方始痛定思痛，紧紧团结在一起，终于在战后重建以色列国。

犹太人人口少，内部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在维护以色列祖国的最高利益上，犹太人是团结一致的。要发挥政治影响力，犹太人首先做的，就是介入政治主流，而不是自我边缘化。犹太人不只善于经商，他们也积极从政，在美国政府内出任高职，直接影响美国的国策制定。犹太人团结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可从他们有能力影响美国政府大力扶持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中看出来，

大马华人要从种族政治的数字游戏中跳出来,发挥远超本身人口数字的影响力,除了学习犹太人强调团结、集中力量积极参与政治主流的智慧之外,别无他法，难道要像犹太人那样遇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华人才懂得团结的重要性吗？

好情人和坏情人

（2007年4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有时候真的觉得，选举犹如谈恋爱，政治人物和选民的关系像情人一样，有时爱得如胶似漆，反目成仇时则恨之入骨。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最好观察他怎样谈恋爱。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最容易表现出他的性格和素养。

情人有好坏之分，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套刚才的那句话，用在选举就变成：观察一个政治人物，最好观察他怎样和选民谈恋爱。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最容易表现出其性格和素养；延伸来说，其所属政党亦然。

有时候也觉得，选民的心就像女人的心一样，捉摸不定，多少政治工作者为其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现代的女孩子择偶条件挑剔，常要求另一半要生的英俊，人品好，经济条件优越，又懂得讨人欢心，要求近乎完美。现代选民对于政党的要求也非常高，既要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懂得说出他们的心声，更要交出100分的成绩单来。难怪有人说，现代的选民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应付，就如现代的女孩子没以前那么容易骗了。

选民决定要投谁的票，就好象女人决定谁是自己的真命天子，都会直接影响自身未来的终身幸福，没有人会随便拿来开玩笑的。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没有绝对理性也没有绝对感性的时候，在复杂感情交织的瞬间，要作出那么重大的抉择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此，如何辨别好情人和坏情人，就成了极其重要的判断依据，以下是一些通则：

坏情人心口不一，讲一套做一套,很多时候讲了却没有行动,还会扯开话题转移视线；好情人则言行一致，做不到不会乱给承诺，一旦承诺了就要尽力兑现诺言。

遇到难题时, 坏情人会先闪躲,然后怨天尤人,骂这样骂那样,总之是别人的错，不关他的事；好情人会勇敢地面对挑战,默默地善后处理收拾烂摊子，然后扛起艰巨的责任。

坏情人会讲慷慨激昂的话，让你高潮连连，亢奋非常，但激情之后总要回归现实，爱情毕竟不能代替面包；好情人虽然情趣不足，不够浪漫，但他总会务实地设法解决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让你有个温暖的家。

坏情人擅长口舌之争，也爱讲甜言蜜语，会给你浪漫的憧憬，虽然能让你爽一阵子，但最终给到你的是看得到摸不着的海市蜃樓；好情人不会讲一些好听的话，甚至是拙于辞令，但他交出的实质成绩会让你窝心一辈子。

坏情人喜欢投机取巧，不断地重复负面消极的话，挑拨离间，讲好情人的坏话，抹黑好情人的付出和贡献；好情人则会默默耕耘，为将来打拼，一步一脚印地与心爱的人一起构筑美好未来。

办事情时，坏情人什么也没做，别人办成了则会先下手为强对外宣扬去抢功劳；好情人在内部默默工作，做了事情，交了货，往往选择沉默。

坏情人是典型的危险情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喊打喊杀，不能容忍别人说他的不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不管是语言上或是肢体上的，你敢离开他，他就到处骂你是垃圾，搞到人人以为你水性杨花，没人敢要；好情人会容忍你一直犯错，一直守候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即使你误会他而另结新欢，他也不会口出恶言，默默等着直到你回心转意。

好了，如果把以上的“情人”两个字，通通换成“政治人物”，摆到现实的政坛上，会让人有更多的联想，更大的想象空间。

要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背景的政坛上混日子，可以发文告，隔空喊话呈英雄，这固然可以赢得更多掌声，但是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要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去会议室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踏实做事的人会在内部，面对面地与强势者短兵相接，争取权益，这需要更多的勇气，需要更高的难度，不只得不到任何掌声，还要忍受外间不理解的眼神和唾骂。

好情人的定义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好情人是需要被肯定的。选举来临之际，选民应有足够的识别能力，辨别谁好谁坏，以实际行动回馈好情人的默默付出，则世间的好情人会逐渐增加，坏情人则会慢慢地绝迹。

“自动更新”的联想

（2007年3月1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在该党的党庆当天提出“自动更新”的概念之后，一个受英文教育的朋友问我，这个“自动更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时想不到恰当的英语词汇，便上网查，发现有人译成“automatic renewal”，此时防毒软件弹出来警告有“木马”（Trojan）入侵电脑。当开启杀毒程式准备进行扫描时，我看到“auto-update”这个选项。嘿！这个字还挺顺眼的，而且还真有点“与时并进”的感觉。

马华公会把这个IT界人士耳熟能详的词汇用在政党组织方面，真可谓创举。姑且不论其用词是否恰当，“自动更新”引人注目是毋庸质疑的，至少已达到了宣传的效果，总比“新陈代谢”、“退位让贤”等传统字眼还令人印象深刻。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但我撰此文不是来咬文嚼字的。好了，进入正题，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谈谈“自动更新”。

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很多组织面对的问题。由于业务的发展，组织也随之膨胀，内部结构开始变得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各种潜规则林立，权力冲突不断，新老人员矛盾激化。最后是面临信息不畅，管理成本上升，而管理效率却日益下降，整个组织失去活力。

怎样防止一个单位的老化，怎样排除沉积下来的渣滓，这都是组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领导学角度来说，领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组织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以华盛顿为例，他对于权力的淡泊是世人称道的。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坚决放弃连任；在帝位唾手可得之际，他更是视权力如草芥。他还说过：“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杰弗逊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表示：“华盛顿在任总统八年后自愿放弃竞选，树立了榜样，我要仿效他。再多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对任何一个想要延长总统任期的后继者们排除惯例的企图，增加障碍。”

这种模范作用，使迄今为止的40多任美国总统，几乎无人连任超过两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殊时期的罗斯福总统是个例外。这种领导风范对整个美国制度的建设及组织文化，具有重大的促进、完善及沉淀的作用。

我在南洋商报总社出席台湾民主先行者施明德的讲座时，对他引用古人名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来说明不同的用人之法会导致不同的结局，甚为认同。施明德说，领袖用比他行的人会成王，用能力与他差不多的人可称霸一方，若像阿扁那样重用能力更差、只会阿谀奉承的“童子军”，就会步上灭亡之路。用人之道绝对能影响整个组织的结构和文化，在用人方面领袖不可不慎。

电脑安装的杀毒软体不时要“自动更新”，下载更先进的杀毒配套，才能应付破坏力日益强大的电脑病毒。组织是由人组成，有人的地方自然会有纷争，有纷争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机制去化解纷争，“自动更新”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接班机制，能将人事纠纷的破坏力减至最低程度，也对于组织内部的负面因素起着制衡作用。

简单地说，“自动更新”就是在位已久的领袖要有所醒觉，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自发地提掖后进，退位让贤，这样整个组织才会源源不绝地注入新血，组织才会更加壮大。这种组织变革的方式，首先要求领袖拥有高度的政治道德，是温和、循序渐进的，与儒家强调尊老敬贤、注重和谐稳定的中庸精神是不谋而合的，与那种一味重用资历浅的“童子军”，对资深或才能出众者进行排挤、围堵、边缘化，逼其出走跳槽的“斗争型”组织而言，在组织文化的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对于相对保守、人员众多、结构庞大的组织，尤其是像马华公会这样的一个大政党而言，“自动更新”的概念是改革和稳定之间的一个最佳平衡点。

长尾的联想

（2007年3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新春期间笔者读了一本叫<<长尾理论>>的书。当第一次看到“长尾”这个词汇时，就想到动物的尾巴，以为这本书与宠物有关。读了<<长尾理论>>后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其实“长尾”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如果将同类商品依销售量高低排列，从图表上看起来，这条曲线就像是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本书刚在欧美上市就引起轰动，翻译成中文版后即在中港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长尾理论>>被视为<<蓝海策略>>的衍生版，不少从事工商业和资讯工艺领域的人士在网上论坛展开有关“长尾”的热烈讨论。

作者的观点可说是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权威概念－80/20法则，那就是当微不足道的东西足够多的时候，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威力来影响到黄金板块的效益。

以上都是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如果按照中华民族的思维，“长尾理论”可以用几个成语、谚语来理解：（一）薄利多销－这个概念连市井小贩都知道，从表面上看，单个产品的利润降低了，但只要销量足够多时，其总利润就足以胜过“厚利少销”。（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臭皮匠一对一和诸葛亮单挑时，当然不是其对手，而诸葛亮就成了核心优势资源，可是三个或以上的臭皮匠集合起来时，长尾效应出现了，就足以战胜诸葛亮。（三）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说明微不足道的普通资源足够多时，就足以成为“塔”这样的黄金资源。

长尾理论也一直强调“利基”（niche）这个概念，看到销量不好的产品时，不能说它是“冷门产品”，而应称为“利基产品”，它不是不好卖，只是还没找到属于它的利基市场而已。其实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可以用长尾理论来解释，如升学时选择的科系，就业前景好的就是“热门科系”，相反的就是乏人问津的“利基科系”，往往是太多人一窝蜂跑去申请热门科系，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反而那些就读“利基科系”的人由于竞争对手少而较易杀出重围。在情场上，有些人一直被拒绝、被甩，其实不必灰心，只要找到“利基对象”，一样能够把自己推销出去。在职场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站在对的位置，庸才变人才，站错位置，人才也会变蠢材。

<<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说过：“小国一定要走向国际，因为全世界的庞大消费族群，绝对比你单一个国家人口多。”这句话可说是对马来西亚的一记当头棒喝。纵观世界，那些不走大规模工业化的小国一样可取得不凡的成就，如芬兰成功打造品牌“NOKIA”而独步于手机市场，意大利以服装设计和高级消费品闻名于世，纽西兰以拍摄“魔戒”作为大事发展旅游业和电影业的契机。这些小国没有盲目地跟随其他先进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考量了自身的优劣势和资源的情况后，务实地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马来西亚人不能再将眼光局限于小小的国土内，唯有“走出去”才能找到“长尾理论”所强调的“利基市场”，若像臃肿的恐龙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僵固不化地缓缓前进，残酷的全球化噩运迟早会降临头上。

趁着猪年到来，笔者谨以猪和尾巴的故事结束本文：从前有一只小猪问猪妈妈：“幸福在哪里？”猪妈妈说：“幸福就是在你的尾巴上啊！”于是小猪就转着圈想咬自己的尾巴，转啊转，终于晕倒了。醒来后，它悲伤地以为永远也抓不住幸福时，猪妈妈说：“孩子，其实你不用费力地想去抓住它，只要你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会永远地跟在你身后！”人生总要经历挫折和失败，才会领悟到一些道理。总之，只懂理论而没有实践，是不会成功的。走自己要走的路，做自己要做的事，自然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利基市场”。

正面态度过个太平年

（2007年2月1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几个月前，笔者遇到一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咖啡店闲聊之际，谈及时下课题时，大家无不大吐苦水，摇头叹息。左一句行情不好，右一句治安糟透，感觉上前途茫茫似的。

那时正值多事之秋，除了经济不景、攫夺猖獗造成人心惶惶之外，又发生了凯里和李光耀的“边缘化事件”、巫统大会代表的极端言论、林德宜博士的“土著股权事件”、翁诗杰的“华小干捞事件”等等。这些一连串的事件就成了笔者和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讲到激动之处还有人破口大骂，痛斥种族政客横行，小人当道，才造成时局不靖。最后竟有朋友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个国家没希望了，大家移民吧！”，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在附和。

笔者上网浏览本地的时事论坛时发现，持这种想法的竟大有人在。有的网友针对林德宜事件留言：我只考虑要移民到那些不会有种族不平等的地方...；有的网友针对教育课题留言：成绩考那么好又有什么用？我爱国家，但是国家不爱我，所以我要到邻国升学去了...诸如此类的留言数之不尽，还有人在论坛里搞出一个希望移民的国家排行榜供大家投票，结果是欧美国家高踞榜首。

如果这些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笔者不禁感叹，我们的这些国家未来栋梁的青年，何时变得那么悲观了？年轻人该有的进取心、上进心，哪去了？

有个真实故事与大家分享：犹太裔心理学家佛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党关进集中营。在那里，他的遭遇极为悲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夺走了他的一切：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这种打击的正常人通常都会觉得生无可恋，但佛兰克在绝望之中，发现到周围的营友，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几乎丧失了求生意志，每天干苦工时犹如行尸走肉，不是等着被杀就是自我了断。第二种人却不可思议地一反常态，态度积极，懂得苦中作乐，求生意志旺盛。通过观察，佛兰克因此领悟到，人类有一种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即使是邪恶的纳粹也无法做到，那就是“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利”，佛兰克称之为“人类的终极自由”（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

所谓“境由心生，境随心转”，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环境，而是两种不同的心境。所以，大家不要抱怨环境，不论什么环境都有人过得好，也有人过得差，重要的不是环境，而是心境，是个人的心境决定了个人的世界。

笔者认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固然有许多问题，大家不时也会遇到令人颓丧的负面课题，有时还会发生像南马水灾那样的大灾难，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要以什么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就取决于我们要选择“乐观”或者是“悲观”的想法。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固然重要，但最终能左右本身想法的还是自己的选择。这只是简单的“选择题”，而非对或错的“是非题”。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最后，乘着丁亥年来临，笔者谨以<<大家过个太平年>>这首新年歌的其中一段歌词来与大家共勉：“谁有歌儿就能唱呀，谁在高兴就能笑，谁有笑话就能讲，要讲多少就多少...每个头脑能思想呀，每双手儿有工作，大家贡献全部力量，为了大家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睿智地选择正面、乐观的态度，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力量，很多不利的局势就能迎刃而解，太平盛世自然到来。

分散风险抑集中兵力？

（2007年2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巴都达南州议席补选刚落幕，许多评论已经在第一时间出炉，大多数评论不是围绕在狂胜的国阵候选人身上，而是在分析独立候选人黄志彭获得的419张选票和另外的385张废票究竟来自何方，其中华人集中的积罗新村的票箱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见华人的投票动向，仍牵动着我国华社的敏感神经线。

华裔在各届大选的投票取向，一般取决于政治大气候，那就是所谓的“国阵风”或“反风”，甚至还出现一种叫“钟摆定律“的论调，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华人票就会反去另一边的说法。每一次补选都是全国大选前的温度计，难怪各华基政党都很在乎华人区的票箱成绩。

华人被友族视为经济民族，善于经商，在商业投资时尤其喜欢“别把全部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分散风险”策略。全国大选时，部分华人选民出现“州投国阵，国投反对党”的现象，就是上述思维的产物。若说这些华裔同胞要求太高也不为过，既要华基执政党在州议会处理切身的民生事务，又要华基反对党到国会喊出心声。

这种“分散风险”的策略适用于商业投资，但关系到民族权益的大是大非时，军事学所推崇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才是上策。孙子兵法强调以兵力集中之势, 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中国古代很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就是根据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原则才能做到。在我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下，种族之间的博弈本质与残酷的战场是不妄多让的，在马来人选票集中于巫统之际，而华人却把选票“分散投资”在几个主要的华基政党，这不是犯了兵家大忌又是什么？

华人选民也有“集中兵力”的时候，如1986年及1990年的大选，但这是在情绪化的情况下作出的抉择，当时大部分华人票集中在反对党，华基执政党惨到要靠马来票过关，难怪当时有人评论是“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结果又如何？巫统因马来人的选票集中而稳如泰山，华人除了在朝力量被削弱之外，还是没有突破这种困境。这种“集中兵力”无关策略应用，完全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笔者认为，马来人的政治醒觉度远超国内的其他族群，他们把一切的政治力量都献给巫统，使到巫统的政治实力空前强大。马来人至今仍秉持着“巫人即巫统，巫统即巫人”的政治观念，使到巫统继续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主导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当马来人感受族群权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仍然会义无反顾地重投巫统的旗帜之下，这可从最近两届的大选成绩看出来，1999年正值回教党势力膨胀之际，加上安华的“烈火莫熄”效应，马来选票几乎流失一半，但到了2004年，只要“保护马来人”的大旗被抬出来，马来选票就大量回流。再追溯久远一点的大选成绩，如1969年与1974年，都可以看到这种“规律”的存在。

但是，华人的政治力量却自我分散，完全不能和巫统相提并论。自从1969年以后，华人的政治力量就被分散在马华、民政和行动党三股势力，这是难以否认的政治现实。即使吹起“国阵风“时，华基执政党固然能拿到较多票，但华基反对党还是有能力瓜分部分华人选票；吹起“反风”时，华人则往往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华基执政党。政治是最现实的数字游戏，谁拿到的议席多，谁讲话的份量就更大。华人要讲话更大声，首先要团结，但这种论调唱了几十年，还是在原地踏步。

诚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的政治处境是困窘的，但还没到绝望的地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好，种族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华人政治思潮变得再快都好，只要马来族群没有跟进，一切都免谈。在华人人口比例越趋降低之际，再分散力量无异于自取灭亡，要集中兵力于在朝还是在野？胥视华人的政治醒觉是否提升到理性判断的层次。

政坛是柠檬市场

（2007年1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上周《健言天地》栏友周添健兄引用博弈论来解说大道私营化的例子，再总结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是完全处于劣势的。周兄文中论及“信息不对称”的范畴，本文针对这点提出一些看法。

说到“信息不对称”，就不能不提“柠檬市场”。"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是"次品"或者"不中用产品"的意思。1960年代，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就从二手车买卖这个典型的“柠檬市场”中，分析和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阿克洛夫发现，买主和卖主对于所要交易的"二手车"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卖主熟谙车辆的优缺点，定价往往会高一些，而买主通常不愿意出高价，持有好车的卖主就只好选择退出市场，市场剩下的都是坏车，买主则越来越不愿光顾，二手车市场最终萎缩乃至消亡。

在我国，“柠檬市场”随处可见，猪肉即其中一例。部分黑心猪农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滥用长肉剂来养猪，根本不管广大消费人的健康问题。这些打了长肉剂的猪，在合法屠宰场过不了检验的那关，只能被送去非法屠宰场。掌握最关键信息的就是直接接触消费人的猪肉贩，只有他们才清楚知道所卖的猪肉是取自合法还是非法的屠宰场。消费人在巴刹买猪肉时，在信息上就已处于劣势，因为一般大众都无法有效地分辨猪肉是否含长肉剂。后来，长肉剂风波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原本吃猪肉的消费人，信不过这些掌握优势信息的猪肉贩，索性就不吃猪肉。最后，如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继续存在，广大华人不须改变宗教信仰，猪肉市场自然而然会萎缩乃至消失。

其实，政坛也是一个“柠檬市场”。在选举时，候选人虽然很了解本身的优缺点，但在向选民自我介绍的时候，却只能选择性地介绍，导致众人在看他时，只能看到好的一面，选民们只能在众多候选人提供的有限信息中作出判断。本来，平庸的“柠檬”候选人应该被选民所唾弃，但这些人明知自己条件差，于是想尽办法搞宣传，尽量抹黑和诬蔑竞选对手，只要对手的负面信息超越本身，胜算就大了。往往出现的情况就是，优秀人才出局，而“柠檬“幸存下来。政治人物的素质越低，民众对政治就越没有信心。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持续发生，人才和清流不肯从政，“柠檬”则继续作威作福，这种现象可解释为何越来越多华裔青年对政治冷感和漠不关心，反而热衷于快速致富、直销活动之类的追逐个人利益至上的行为。

政府高层作出重大决策过程中，在掌握信息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是无可否认的。人民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冷感之外，就是政治成熟度不足。平心而论，我国华裔选民在大选时的投票取向，尚停留在感性认知的阶段，要做到理性和客观的判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华裔民众认为只要有去投票，就算是履行了公民的义务，平时对时事和政局则不闻不问，大选时容易受到反对党的煽情、种族性言论的影响，进而在冲动的情况下去投情绪票，却不知道华基执政党被削弱的严重后果，1969年大选后华裔权益一落千丈，可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很多人认为只要壮大反对党，就可以有效地制衡和监督执政党，但这种体制外监督，在我国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环境中，一味在体制外叫嚷，却不在体制内参与改革，对于改善人民的信息劣势地位，恐怕是无能为力的。要削减信息不对称，沟通是惟一的手段，而目前国阵政府的内部协商机制，虽有不足之处，却是我国唯一制度化的各族代表沟通平台。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可说是我国多元种族国情之下，最无奈但却是最实际的理性选择。

猪的博弈论

（2007年1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猪年将至，笔者想到博弈论里刚好有个很著名的“智猪博弈”，兹摘录与大家分享：

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养在笼子里。笼子很长，一边是一个按钮，另一边是食槽。如果猪要吃东西，只有踩了按钮，食物才在另一边掉出来。接着会出现四种情况：（1）小猪踩按钮，大猪在另一边等，当小猪赶到时，胃口大的大猪已经把食物吃完了；（２）大猪踩按钮，小猪等着坐享其成，当大猪赶到时，由于小猪胃口小，大猪还能抢到残羹冷饭；（3）两只猪一起踩按钮，又同时到达另一边，由于大猪吃的速度占优势，小猪只能吃到一小份；（４）双方都懒得动，一起饿肚子。

结果出现什么情况？是第二种情况，即“小猪躺着大猪跑”。小猪舒舒服服地等在食物出口处，大猪则劳碌奔波地来回走动。为何？小猪去踩按钮，一点食物也吃不到，它等待就有得吃，最坏情况不过是一起挨饿。但是，胃口大的大猪会比小猪饿得快，大猪觉得不划算，最后还是乖乖去踩按钮。由此可见，“等待”是小猪的优势策略，对于大猪是劣势策略；反之，“踩按钮”是小猪的劣势策略，对于大猪既不是优势也不是劣势的策略，而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唯一手段。

“智猪博弈”若应用在探讨社会现象方面，就可解释为什么占有更多资源者（大猪）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为什么竞争中的弱者（小猪）往往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有人说，应正面看待小猪“占便宜”的策略，因为这是处于劣势者“以弱胜强”、“争取壮大本身实力”的博弈智慧，但这种说法也会打击那些刻苦耐劳的大猪。

最近长肉剂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卫生部长蔡细历根据长肉剂泛滥的确凿数据，呼吁民众少吃猪肉，引来猪肉贩不满，甚至恫言罢市。反对党也跳出来插上一脚，公正党指蔡细历“不吃猪肉论”是推卸责任之举，并要求蔡细历向猪农道歉；行动党痛批蔡细历“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使养猪业陷入困境。多方连番放狠话，高潮迭起。

整个事件上，谁是大猪，谁是小猪？仔细想想就会了然于胸。通常，主动挑起课题的是大猪，因为掌握较多资源的是他们，要处理问题的也是他们。小猪通常只有少量资源，喜欢跟进课题随之起哄，过后他们不需负责善后，就可得到掌声，何乐而不为？长肉剂课题只是一个例子，其他的政经文教课题都可看到智猪博弈的模式。

有时我们会纳闷，为什么做事少的人偏偏混得好？为什么干实事的人总是无好报？智猪博弈的故事就点出了其中的道理。

做事的大猪虽然明白世故的小猪不会去做事，心中很不平，但如果自己也不去做，会对大局不利，因此只得埋头干活，这就是智猪博弈的困境。大猪会越来越少，因为兢兢业业做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功劳又被小猪抢走，长久下去，则无人再愿意做事。小猪越泛滥，会形成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风气，有机可乘时，小猪只须多讲本身族群听得“爽”的话，就可捞取短期政治利益，但不能给族群带来长期实质的价值。随着更多小猪争相蚕食社会资源，真才实学且踏实肯干的大猪被排斥在外，最后整个族群的利益会逐步枯竭，走向灭亡。

有句英文谚语：Great talkers are little doers（多言者必少实行）。这句话与大小猪的比喻是异曲同工的，我们的社会究竟要更多的Talker,还是Doer？大家日后要带眼识“猪”，不只会在巴刹分辨有无长肉剂的猪肉，更重要的是会分辨大猪和小猪，谁在踏踏实实做事，谁只会装腔作势，大家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