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5.07

永不炒鱿的公务员

(2007年5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笔者在博大修读工商管理课程时,曾与同学讨论有关员工绩效考核的课题。一位在某政府部门任职的友族同学表示,他的工作单位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实行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的考核制度,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高绩效员工获得表扬和奖赏。当大家讨论到有关惩戒的机制时,这位同学也很坦白地告诉大家,绩效差的公务员,绝大多数都会被调职,很少有被革职的,除非是自动离职或犯了严重罪行。

西方管理学强调的绩效文化是建立在“胡萝卜+大棒”的奖惩制度上,照东方的讲法就是“赏罚分明”。表现好,奖赏是应该的;表现差,惩戒不足或甚至没有惩戒,就有问题了。笔者的那位公务员同学其实心里也很明白,我国公务员体系的绩效考核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问题。把有问题的人调去别的地方,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将同样的问题带去另一个地方。身为管理者,要做到奖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当“黑脸”去惩罚人,不只是我国的公务员体系,每个组织都会面对类似的难题,以下的例子或许可作为参考。

美国奇异公司(GE)前执行长杰克威尔许推行的人员差异化管理制度,广为世人所称道。该制度是依工作表现把员工分成最顶尖的20%,中间的70%和垫底的10%。顶尖的人自然是升职加薪的首要考虑对象,中规中矩的人则没更动,至于垫底的人就会被请“走路”。这套制度透过合理的人员流动来维持组织的活力,使得奇异公司在短短十多年间崛起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韩国从2007年起实行“公务员淘汰制”,其主要行政机构开始连续采取行动,淘汰不能胜任的公务员。印象中的韩国人是相当刻苦耐劳的,但人总是有惰性,每个民族都会有懒人,韩国人也不例外。这套制度推出后,引起韩国公务员的极大反弹,但政府还是雷厉风行地贯彻下去,结果就有3%的公务员被淘汰,彻底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迷思。

有人说:“人多好办事”。的确,规模扩大会为组织带来好处,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整个组织日益庞大时,管理效率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很难避免。我国公务员体系庞大臃肿、冗员众多、效率不彰的情形,一直为人所诟病。首相宣布我国120万公务员加薪后,引起各方的关注。不少人希望公务员在加薪后,能改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这种论点牵涉到管理学的范畴,可以用亚当斯(Adams)提出的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来说明,那就是个人会主观地将他的投入(Input),包括劳力、经济、教育等许多因素,同别人相比来评价是否得到公平的报酬,否则他就会主动调整其产出(Output),以便取得一个心理平衡点。

典型老板的心态,就是永远不会满意员工的表现,对员工的想法通常是:“我付你1500块的薪水,你只给我1000块的工作效率,现在我给你加薪到2000块,你应该把效率提升到2000块的水平才对。”

典型员工的心态,就是永远不会满意老板给的薪水,他们会觉得收入远远不及付出,通常的想法就是:“我自认付出值3000块的工作效率,老板只给我2000块的薪水,要嘛给我更多的薪水,要嘛我就降低对工作的付出。”

双方的想法都很主观,双方都有不公平的想法。如何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点,一直都是薪酬设计专家努力的重点。根据公平理论,政府近期对公务员加薪的决策,会让人民老板产生“你们要改善效率”的心态,是很正常的反应。但由于我国公务员体系不断地制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吸纳不断增加的失业大专毕业生,冗员必然也随之增加,不公平感也激增,是否会出现人民老板所预期的结果,还是很大的疑问。

在我国,要像韩国那样实行公务员淘汰制不是没有民意基础,但进展总是不如人意,是因为我们缺少像韩国那样的严格执法精神和对民众的负责态度。加薪或许能产生一时的激励效果,但没有辅以有效的奖惩制度,建立绩效文化恐怕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14.5.07

华社需要逆向思维

(2007年5月13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依约补选过后,一些评论家说华社的不满情绪正在酝酿中,来届大选可能起“反风”。也有人说,华社作为比较弱势的族群,在投票时都会先看大族群即马来人的投票趋势才决定。最有意思的还是某评论家说的这一句:“当巫统太强时,华社会选择投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

华裔在巫统太强时就投反对票,这是直线思维的产物。不能说直线思维就不好,有时我们需要直线思维的执着,因为,勇往直前,是无往不胜的必要前提;百折不挠,是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

但有时我们也需要逆向思维的睿智。事物的本质常常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当我们感到“此路不通”时,换一种思维方式,朝相反的方向去思考,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所忽视的正是成功最需要的。

回头想想,当马来人把选票集中在巫统时,华人票却集中在反对党,华人的处境是会有所改变,问题是,究竟是朝着好的方向去改变,还是朝着坏的方向去改变?如果运用逆向思维思考一下,当巫统太强时,华人票反其道而行将票集中在华基执政党,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比投反对票更好?

用逆向思维推溯到1969年,如果当时华人没有抛弃马华,就不会有后来的513事件,现在华人的处境会不会更好?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历史,但我们现在所出的抉择,却可以影响未来的发展。在游戏规则不利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连仅有的一点优势也因情绪作祟而断送掉。

1986、90年大选前,坊间盛传马来人的反风炽热。当时也正如某评论家说的那样,华人会先看马来人的投票趋势才来决定,起初好像是约好一起投反对票,最后只有华人唱独脚戏。票箱一开,大部分马来人仍情归巫统,华人被“放飞机”。后果就是华人在朝力量被严重削弱,当时马华和民政的国会议席加起来都没有行动党多,所以就出现“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说法。

安华和一些巫统的极端份子,在那一段时期就很嚣张,“派不谙华语人士当华小高职”、“茅草行动”等一系列大动作,就是看准华人的在朝力量无法抗衡巫统霸权才这么肆无忌惮。

1999年大选又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安华的“烈火莫熄”效应,马来人刮着十号风球的反风,当时华人只要顺势投反对票,国阵的江山极有可能就变天。但回教党要建立回教国的那一套理念,实在不能被华人所接受,结果大量回流的华人票挽救了许多在败选边缘的巫统领袖,这是连前首相老马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老马不能说会对华人“知恩图报”什么的,他狠狠地对华人诉求工委会来个秋后算帐,就伤透了不少华人的心,但他决定破例允许非土著申请JPA奖学金、批准更多华校的增建和迁校、批准拉曼大学成立等,让人感觉到他对华人的态度确实有所改变。这些实在的好处,至今仍造福无数的华裔子弟,这种情况在以前华人将选票集中在反对党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从依约补选中看到,马来票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下,印度选民仍坚定地把票投给国阵。对于印度人而言,保住一个在朝的印裔人民代议士比什么事情都重要,即使对现状有很多不满,这就是逆向思维。反观我们华裔似乎还不了解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用直线思维来投下情绪票。老实说,我国华裔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喜欢一窝蜂去挤独木桥,看到别人干什么自己也干什么,缺乏运用逆向思维的智慧,这对于争取民族权益的过程是很不利的。

笔者认为,我国华社要选择性地运用逆向思维,才能在复杂的政治中得到较好的结果。例如:在没有华基执政党代表上阵的选区,不妨让多一些马来反对党候选人出线,给巫统施压。在华基执政党上阵的选区,至少要做到以候选人素质作为投票的依归,不会一边倒地跟着大风吹。此举可适量地保留一些出色的反对党议员,又不至于过度削弱华人的在朝力量,也能抑制巫统的嚣张气焰。唯有在各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彰显我们华族在这片土地上求存图强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