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情人和坏情人

（2007年4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有时候真的觉得，选举犹如谈恋爱，政治人物和选民的关系像情人一样，有时爱得如胶似漆，反目成仇时则恨之入骨。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最好观察他怎样谈恋爱。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最容易表现出他的性格和素养。

情人有好坏之分，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套刚才的那句话，用在选举就变成：观察一个政治人物，最好观察他怎样和选民谈恋爱。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最容易表现出其性格和素养；延伸来说，其所属政党亦然。

有时候也觉得，选民的心就像女人的心一样，捉摸不定，多少政治工作者为其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现代的女孩子择偶条件挑剔，常要求另一半要生的英俊，人品好，经济条件优越，又懂得讨人欢心，要求近乎完美。现代选民对于政党的要求也非常高，既要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懂得说出他们的心声，更要交出100分的成绩单来。难怪有人说，现代的选民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应付，就如现代的女孩子没以前那么容易骗了。

选民决定要投谁的票，就好象女人决定谁是自己的真命天子，都会直接影响自身未来的终身幸福，没有人会随便拿来开玩笑的。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没有绝对理性也没有绝对感性的时候，在复杂感情交织的瞬间，要作出那么重大的抉择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此，如何辨别好情人和坏情人，就成了极其重要的判断依据，以下是一些通则：

坏情人心口不一，讲一套做一套,很多时候讲了却没有行动,还会扯开话题转移视线；好情人则言行一致，做不到不会乱给承诺，一旦承诺了就要尽力兑现诺言。

遇到难题时, 坏情人会先闪躲,然后怨天尤人,骂这样骂那样,总之是别人的错，不关他的事；好情人会勇敢地面对挑战,默默地善后处理收拾烂摊子，然后扛起艰巨的责任。

坏情人会讲慷慨激昂的话，让你高潮连连，亢奋非常，但激情之后总要回归现实，爱情毕竟不能代替面包；好情人虽然情趣不足，不够浪漫，但他总会务实地设法解决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让你有个温暖的家。

坏情人擅长口舌之争，也爱讲甜言蜜语，会给你浪漫的憧憬，虽然能让你爽一阵子，但最终给到你的是看得到摸不着的海市蜃樓；好情人不会讲一些好听的话，甚至是拙于辞令，但他交出的实质成绩会让你窝心一辈子。

坏情人喜欢投机取巧，不断地重复负面消极的话，挑拨离间，讲好情人的坏话，抹黑好情人的付出和贡献；好情人则会默默耕耘，为将来打拼，一步一脚印地与心爱的人一起构筑美好未来。

办事情时，坏情人什么也没做，别人办成了则会先下手为强对外宣扬去抢功劳；好情人在内部默默工作，做了事情，交了货，往往选择沉默。

坏情人是典型的危险情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喊打喊杀，不能容忍别人说他的不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不管是语言上或是肢体上的，你敢离开他，他就到处骂你是垃圾，搞到人人以为你水性杨花，没人敢要；好情人会容忍你一直犯错，一直守候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即使你误会他而另结新欢，他也不会口出恶言，默默等着直到你回心转意。

好了，如果把以上的“情人”两个字，通通换成“政治人物”，摆到现实的政坛上，会让人有更多的联想，更大的想象空间。

要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背景的政坛上混日子，可以发文告，隔空喊话呈英雄，这固然可以赢得更多掌声，但是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要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去会议室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踏实做事的人会在内部，面对面地与强势者短兵相接，争取权益，这需要更多的勇气，需要更高的难度，不只得不到任何掌声，还要忍受外间不理解的眼神和唾骂。

好情人的定义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好情人是需要被肯定的。选举来临之际，选民应有足够的识别能力，辨别谁好谁坏，以实际行动回馈好情人的默默付出，则世间的好情人会逐渐增加，坏情人则会慢慢地绝迹。

“自动更新”的联想

（2007年3月1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在该党的党庆当天提出“自动更新”的概念之后，一个受英文教育的朋友问我，这个“自动更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时想不到恰当的英语词汇，便上网查，发现有人译成“automatic renewal”，此时防毒软件弹出来警告有“木马”（Trojan）入侵电脑。当开启杀毒程式准备进行扫描时，我看到“auto-update”这个选项。嘿！这个字还挺顺眼的，而且还真有点“与时并进”的感觉。

马华公会把这个IT界人士耳熟能详的词汇用在政党组织方面，真可谓创举。姑且不论其用词是否恰当，“自动更新”引人注目是毋庸质疑的，至少已达到了宣传的效果，总比“新陈代谢”、“退位让贤”等传统字眼还令人印象深刻。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但我撰此文不是来咬文嚼字的。好了，进入正题，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谈谈“自动更新”。

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很多组织面对的问题。由于业务的发展，组织也随之膨胀，内部结构开始变得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各种潜规则林立，权力冲突不断，新老人员矛盾激化。最后是面临信息不畅，管理成本上升，而管理效率却日益下降，整个组织失去活力。

怎样防止一个单位的老化，怎样排除沉积下来的渣滓，这都是组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领导学角度来说，领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组织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以华盛顿为例，他对于权力的淡泊是世人称道的。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坚决放弃连任；在帝位唾手可得之际，他更是视权力如草芥。他还说过：“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杰弗逊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表示：“华盛顿在任总统八年后自愿放弃竞选，树立了榜样，我要仿效他。再多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对任何一个想要延长总统任期的后继者们排除惯例的企图，增加障碍。”

这种模范作用，使迄今为止的40多任美国总统，几乎无人连任超过两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殊时期的罗斯福总统是个例外。这种领导风范对整个美国制度的建设及组织文化，具有重大的促进、完善及沉淀的作用。

我在南洋商报总社出席台湾民主先行者施明德的讲座时，对他引用古人名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来说明不同的用人之法会导致不同的结局，甚为认同。施明德说，领袖用比他行的人会成王，用能力与他差不多的人可称霸一方，若像阿扁那样重用能力更差、只会阿谀奉承的“童子军”，就会步上灭亡之路。用人之道绝对能影响整个组织的结构和文化，在用人方面领袖不可不慎。

电脑安装的杀毒软体不时要“自动更新”，下载更先进的杀毒配套，才能应付破坏力日益强大的电脑病毒。组织是由人组成，有人的地方自然会有纷争，有纷争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机制去化解纷争，“自动更新”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接班机制，能将人事纠纷的破坏力减至最低程度，也对于组织内部的负面因素起着制衡作用。

简单地说，“自动更新”就是在位已久的领袖要有所醒觉，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自发地提掖后进，退位让贤，这样整个组织才会源源不绝地注入新血，组织才会更加壮大。这种组织变革的方式，首先要求领袖拥有高度的政治道德，是温和、循序渐进的，与儒家强调尊老敬贤、注重和谐稳定的中庸精神是不谋而合的，与那种一味重用资历浅的“童子军”，对资深或才能出众者进行排挤、围堵、边缘化，逼其出走跳槽的“斗争型”组织而言，在组织文化的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对于相对保守、人员众多、结构庞大的组织，尤其是像马华公会这样的一个大政党而言，“自动更新”的概念是改革和稳定之间的一个最佳平衡点。

长尾的联想

（2007年3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新春期间笔者读了一本叫<<长尾理论>>的书。当第一次看到“长尾”这个词汇时，就想到动物的尾巴，以为这本书与宠物有关。读了<<长尾理论>>后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其实“长尾”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如果将同类商品依销售量高低排列，从图表上看起来，这条曲线就像是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本书刚在欧美上市就引起轰动，翻译成中文版后即在中港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长尾理论>>被视为<<蓝海策略>>的衍生版，不少从事工商业和资讯工艺领域的人士在网上论坛展开有关“长尾”的热烈讨论。

作者的观点可说是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权威概念－80/20法则，那就是当微不足道的东西足够多的时候，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威力来影响到黄金板块的效益。

以上都是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如果按照中华民族的思维，“长尾理论”可以用几个成语、谚语来理解：（一）薄利多销－这个概念连市井小贩都知道，从表面上看，单个产品的利润降低了，但只要销量足够多时，其总利润就足以胜过“厚利少销”。（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臭皮匠一对一和诸葛亮单挑时，当然不是其对手，而诸葛亮就成了核心优势资源，可是三个或以上的臭皮匠集合起来时，长尾效应出现了，就足以战胜诸葛亮。（三）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说明微不足道的普通资源足够多时，就足以成为“塔”这样的黄金资源。

长尾理论也一直强调“利基”（niche）这个概念，看到销量不好的产品时，不能说它是“冷门产品”，而应称为“利基产品”，它不是不好卖，只是还没找到属于它的利基市场而已。其实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可以用长尾理论来解释，如升学时选择的科系，就业前景好的就是“热门科系”，相反的就是乏人问津的“利基科系”，往往是太多人一窝蜂跑去申请热门科系，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反而那些就读“利基科系”的人由于竞争对手少而较易杀出重围。在情场上，有些人一直被拒绝、被甩，其实不必灰心，只要找到“利基对象”，一样能够把自己推销出去。在职场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站在对的位置，庸才变人才，站错位置，人才也会变蠢材。

<<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说过：“小国一定要走向国际，因为全世界的庞大消费族群，绝对比你单一个国家人口多。”这句话可说是对马来西亚的一记当头棒喝。纵观世界，那些不走大规模工业化的小国一样可取得不凡的成就，如芬兰成功打造品牌“NOKIA”而独步于手机市场，意大利以服装设计和高级消费品闻名于世，纽西兰以拍摄“魔戒”作为大事发展旅游业和电影业的契机。这些小国没有盲目地跟随其他先进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考量了自身的优劣势和资源的情况后，务实地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马来西亚人不能再将眼光局限于小小的国土内，唯有“走出去”才能找到“长尾理论”所强调的“利基市场”，若像臃肿的恐龙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僵固不化地缓缓前进，残酷的全球化噩运迟早会降临头上。

趁着猪年到来，笔者谨以猪和尾巴的故事结束本文：从前有一只小猪问猪妈妈：“幸福在哪里？”猪妈妈说：“幸福就是在你的尾巴上啊！”于是小猪就转着圈想咬自己的尾巴，转啊转，终于晕倒了。醒来后，它悲伤地以为永远也抓不住幸福时，猪妈妈说：“孩子，其实你不用费力地想去抓住它，只要你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会永远地跟在你身后！”人生总要经历挫折和失败，才会领悟到一些道理。总之，只懂理论而没有实践，是不会成功的。走自己要走的路，做自己要做的事，自然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利基市场”。

正面态度过个太平年

（2007年2月18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几个月前，笔者遇到一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咖啡店闲聊之际，谈及时下课题时，大家无不大吐苦水，摇头叹息。左一句行情不好，右一句治安糟透，感觉上前途茫茫似的。

那时正值多事之秋，除了经济不景、攫夺猖獗造成人心惶惶之外，又发生了凯里和李光耀的“边缘化事件”、巫统大会代表的极端言论、林德宜博士的“土著股权事件”、翁诗杰的“华小干捞事件”等等。这些一连串的事件就成了笔者和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讲到激动之处还有人破口大骂，痛斥种族政客横行，小人当道，才造成时局不靖。最后竟有朋友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个国家没希望了，大家移民吧！”，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在附和。

笔者上网浏览本地的时事论坛时发现，持这种想法的竟大有人在。有的网友针对林德宜事件留言：我只考虑要移民到那些不会有种族不平等的地方...；有的网友针对教育课题留言：成绩考那么好又有什么用？我爱国家，但是国家不爱我，所以我要到邻国升学去了...诸如此类的留言数之不尽，还有人在论坛里搞出一个希望移民的国家排行榜供大家投票，结果是欧美国家高踞榜首。

如果这些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笔者不禁感叹，我们的这些国家未来栋梁的青年，何时变得那么悲观了？年轻人该有的进取心、上进心，哪去了？

有个真实故事与大家分享：犹太裔心理学家佛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党关进集中营。在那里，他的遭遇极为悲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夺走了他的一切：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这种打击的正常人通常都会觉得生无可恋，但佛兰克在绝望之中，发现到周围的营友，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几乎丧失了求生意志，每天干苦工时犹如行尸走肉，不是等着被杀就是自我了断。第二种人却不可思议地一反常态，态度积极，懂得苦中作乐，求生意志旺盛。通过观察，佛兰克因此领悟到，人类有一种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即使是邪恶的纳粹也无法做到，那就是“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利”，佛兰克称之为“人类的终极自由”（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

所谓“境由心生，境随心转”，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环境，而是两种不同的心境。所以，大家不要抱怨环境，不论什么环境都有人过得好，也有人过得差，重要的不是环境，而是心境，是个人的心境决定了个人的世界。

笔者认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固然有许多问题，大家不时也会遇到令人颓丧的负面课题，有时还会发生像南马水灾那样的大灾难，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要以什么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就取决于我们要选择“乐观”或者是“悲观”的想法。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固然重要，但最终能左右本身想法的还是自己的选择。这只是简单的“选择题”，而非对或错的“是非题”。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最后，乘着丁亥年来临，笔者谨以<<大家过个太平年>>这首新年歌的其中一段歌词来与大家共勉：“谁有歌儿就能唱呀，谁在高兴就能笑，谁有笑话就能讲，要讲多少就多少...每个头脑能思想呀，每双手儿有工作，大家贡献全部力量，为了大家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睿智地选择正面、乐观的态度，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力量，很多不利的局势就能迎刃而解，太平盛世自然到来。

分散风险抑集中兵力？

（2007年2月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巴都达南州议席补选刚落幕，许多评论已经在第一时间出炉，大多数评论不是围绕在狂胜的国阵候选人身上，而是在分析独立候选人黄志彭获得的419张选票和另外的385张废票究竟来自何方，其中华人集中的积罗新村的票箱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见华人的投票动向，仍牵动着我国华社的敏感神经线。

华裔在各届大选的投票取向，一般取决于政治大气候，那就是所谓的“国阵风”或“反风”，甚至还出现一种叫“钟摆定律“的论调，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华人票就会反去另一边的说法。每一次补选都是全国大选前的温度计，难怪各华基政党都很在乎华人区的票箱成绩。

华人被友族视为经济民族，善于经商，在商业投资时尤其喜欢“别把全部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分散风险”策略。全国大选时，部分华人选民出现“州投国阵，国投反对党”的现象，就是上述思维的产物。若说这些华裔同胞要求太高也不为过，既要华基执政党在州议会处理切身的民生事务，又要华基反对党到国会喊出心声。

这种“分散风险”的策略适用于商业投资，但关系到民族权益的大是大非时，军事学所推崇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才是上策。孙子兵法强调以兵力集中之势, 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中国古代很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就是根据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原则才能做到。在我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下，种族之间的博弈本质与残酷的战场是不妄多让的，在马来人选票集中于巫统之际，而华人却把选票“分散投资”在几个主要的华基政党，这不是犯了兵家大忌又是什么？

华人选民也有“集中兵力”的时候，如1986年及1990年的大选，但这是在情绪化的情况下作出的抉择，当时大部分华人票集中在反对党，华基执政党惨到要靠马来票过关，难怪当时有人评论是“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结果又如何？巫统因马来人的选票集中而稳如泰山，华人除了在朝力量被削弱之外，还是没有突破这种困境。这种“集中兵力”无关策略应用，完全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笔者认为，马来人的政治醒觉度远超国内的其他族群，他们把一切的政治力量都献给巫统，使到巫统的政治实力空前强大。马来人至今仍秉持着“巫人即巫统，巫统即巫人”的政治观念，使到巫统继续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主导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当马来人感受族群权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仍然会义无反顾地重投巫统的旗帜之下，这可从最近两届的大选成绩看出来，1999年正值回教党势力膨胀之际，加上安华的“烈火莫熄”效应，马来选票几乎流失一半，但到了2004年，只要“保护马来人”的大旗被抬出来，马来选票就大量回流。再追溯久远一点的大选成绩，如1969年与1974年，都可以看到这种“规律”的存在。

但是，华人的政治力量却自我分散，完全不能和巫统相提并论。自从1969年以后，华人的政治力量就被分散在马华、民政和行动党三股势力，这是难以否认的政治现实。即使吹起“国阵风“时，华基执政党固然能拿到较多票，但华基反对党还是有能力瓜分部分华人选票；吹起“反风”时，华人则往往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华基执政党。政治是最现实的数字游戏，谁拿到的议席多，谁讲话的份量就更大。华人要讲话更大声，首先要团结，但这种论调唱了几十年，还是在原地踏步。

诚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的政治处境是困窘的，但还没到绝望的地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好，种族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华人政治思潮变得再快都好，只要马来族群没有跟进，一切都免谈。在华人人口比例越趋降低之际，再分散力量无异于自取灭亡，要集中兵力于在朝还是在野？胥视华人的政治醒觉是否提升到理性判断的层次。

政坛是柠檬市场

（2007年1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上周《健言天地》栏友周添健兄引用博弈论来解说大道私营化的例子，再总结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是完全处于劣势的。周兄文中论及“信息不对称”的范畴，本文针对这点提出一些看法。

说到“信息不对称”，就不能不提“柠檬市场”。"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是"次品"或者"不中用产品"的意思。1960年代，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就从二手车买卖这个典型的“柠檬市场”中，分析和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阿克洛夫发现，买主和卖主对于所要交易的"二手车"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卖主熟谙车辆的优缺点，定价往往会高一些，而买主通常不愿意出高价，持有好车的卖主就只好选择退出市场，市场剩下的都是坏车，买主则越来越不愿光顾，二手车市场最终萎缩乃至消亡。

在我国，“柠檬市场”随处可见，猪肉即其中一例。部分黑心猪农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滥用长肉剂来养猪，根本不管广大消费人的健康问题。这些打了长肉剂的猪，在合法屠宰场过不了检验的那关，只能被送去非法屠宰场。掌握最关键信息的就是直接接触消费人的猪肉贩，只有他们才清楚知道所卖的猪肉是取自合法还是非法的屠宰场。消费人在巴刹买猪肉时，在信息上就已处于劣势，因为一般大众都无法有效地分辨猪肉是否含长肉剂。后来，长肉剂风波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原本吃猪肉的消费人，信不过这些掌握优势信息的猪肉贩，索性就不吃猪肉。最后，如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继续存在，广大华人不须改变宗教信仰，猪肉市场自然而然会萎缩乃至消失。

其实，政坛也是一个“柠檬市场”。在选举时，候选人虽然很了解本身的优缺点，但在向选民自我介绍的时候，却只能选择性地介绍，导致众人在看他时，只能看到好的一面，选民们只能在众多候选人提供的有限信息中作出判断。本来，平庸的“柠檬”候选人应该被选民所唾弃，但这些人明知自己条件差，于是想尽办法搞宣传，尽量抹黑和诬蔑竞选对手，只要对手的负面信息超越本身，胜算就大了。往往出现的情况就是，优秀人才出局，而“柠檬“幸存下来。政治人物的素质越低，民众对政治就越没有信心。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持续发生，人才和清流不肯从政，“柠檬”则继续作威作福，这种现象可解释为何越来越多华裔青年对政治冷感和漠不关心，反而热衷于快速致富、直销活动之类的追逐个人利益至上的行为。

政府高层作出重大决策过程中，在掌握信息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是无可否认的。人民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冷感之外，就是政治成熟度不足。平心而论，我国华裔选民在大选时的投票取向，尚停留在感性认知的阶段，要做到理性和客观的判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华裔民众认为只要有去投票，就算是履行了公民的义务，平时对时事和政局则不闻不问，大选时容易受到反对党的煽情、种族性言论的影响，进而在冲动的情况下去投情绪票，却不知道华基执政党被削弱的严重后果，1969年大选后华裔权益一落千丈，可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很多人认为只要壮大反对党，就可以有效地制衡和监督执政党，但这种体制外监督，在我国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环境中，一味在体制外叫嚷，却不在体制内参与改革，对于改善人民的信息劣势地位，恐怕是无能为力的。要削减信息不对称，沟通是惟一的手段，而目前国阵政府的内部协商机制，虽有不足之处，却是我国唯一制度化的各族代表沟通平台。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可说是我国多元种族国情之下，最无奈但却是最实际的理性选择。

猪的博弈论

（2007年1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猪年将至，笔者想到博弈论里刚好有个很著名的“智猪博弈”，兹摘录与大家分享：

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养在笼子里。笼子很长，一边是一个按钮，另一边是食槽。如果猪要吃东西，只有踩了按钮，食物才在另一边掉出来。接着会出现四种情况：（1）小猪踩按钮，大猪在另一边等，当小猪赶到时，胃口大的大猪已经把食物吃完了；（２）大猪踩按钮，小猪等着坐享其成，当大猪赶到时，由于小猪胃口小，大猪还能抢到残羹冷饭；（3）两只猪一起踩按钮，又同时到达另一边，由于大猪吃的速度占优势，小猪只能吃到一小份；（４）双方都懒得动，一起饿肚子。

结果出现什么情况？是第二种情况，即“小猪躺着大猪跑”。小猪舒舒服服地等在食物出口处，大猪则劳碌奔波地来回走动。为何？小猪去踩按钮，一点食物也吃不到，它等待就有得吃，最坏情况不过是一起挨饿。但是，胃口大的大猪会比小猪饿得快，大猪觉得不划算，最后还是乖乖去踩按钮。由此可见，“等待”是小猪的优势策略，对于大猪是劣势策略；反之，“踩按钮”是小猪的劣势策略，对于大猪既不是优势也不是劣势的策略，而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唯一手段。

“智猪博弈”若应用在探讨社会现象方面，就可解释为什么占有更多资源者（大猪）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为什么竞争中的弱者（小猪）往往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有人说，应正面看待小猪“占便宜”的策略，因为这是处于劣势者“以弱胜强”、“争取壮大本身实力”的博弈智慧，但这种说法也会打击那些刻苦耐劳的大猪。

最近长肉剂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卫生部长蔡细历根据长肉剂泛滥的确凿数据，呼吁民众少吃猪肉，引来猪肉贩不满，甚至恫言罢市。反对党也跳出来插上一脚，公正党指蔡细历“不吃猪肉论”是推卸责任之举，并要求蔡细历向猪农道歉；行动党痛批蔡细历“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使养猪业陷入困境。多方连番放狠话，高潮迭起。

整个事件上，谁是大猪，谁是小猪？仔细想想就会了然于胸。通常，主动挑起课题的是大猪，因为掌握较多资源的是他们，要处理问题的也是他们。小猪通常只有少量资源，喜欢跟进课题随之起哄，过后他们不需负责善后，就可得到掌声，何乐而不为？长肉剂课题只是一个例子，其他的政经文教课题都可看到智猪博弈的模式。

有时我们会纳闷，为什么做事少的人偏偏混得好？为什么干实事的人总是无好报？智猪博弈的故事就点出了其中的道理。

做事的大猪虽然明白世故的小猪不会去做事，心中很不平，但如果自己也不去做，会对大局不利，因此只得埋头干活，这就是智猪博弈的困境。大猪会越来越少，因为兢兢业业做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功劳又被小猪抢走，长久下去，则无人再愿意做事。小猪越泛滥，会形成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风气，有机可乘时，小猪只须多讲本身族群听得“爽”的话，就可捞取短期政治利益，但不能给族群带来长期实质的价值。随着更多小猪争相蚕食社会资源，真才实学且踏实肯干的大猪被排斥在外，最后整个族群的利益会逐步枯竭，走向灭亡。

有句英文谚语：Great talkers are little doers（多言者必少实行）。这句话与大小猪的比喻是异曲同工的，我们的社会究竟要更多的Talker,还是Doer？大家日后要带眼识“猪”，不只会在巴刹分辨有无长肉剂的猪肉，更重要的是会分辨大猪和小猪，谁在踏踏实实做事，谁只会装腔作势，大家心中有数。

如何看待抗日事迹？

（2006年12月24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最近爱国工委会竖立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引起风波，显示各族对于历史事迹的认知差距仍然巨大。美国和中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足以让我们借鉴。

美国在南北内战期间，共62万人丧生，依当时的人口比例来计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于战火。照常理讲，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上责任。但是战争结束后，获胜的北方联邦政府不曾惩罚战败的南方一兵一卒。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无论是南军还是北军，都被视为英雄，每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都会举办庆典活动悼念英魂。

南方的总统戴维斯活到战争结束后的第25年，以81岁高龄去世。副总统斯蒂芬斯在战后还积极投入政治，当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死后的墓碑居然还刻上“一心为公”。在内战中好几次把北方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南方杰出将领罗伯特李，战后仍然获得对手和人民的崇高敬意，1870年他长眠于华盛顿学院的教堂墓地，那里至今仍然耸立着他身穿南方军服的雕像，西点军校的军事史仍有他的一席之地，并不因为他是叛军将领的身份而有所抹煞。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理智的，是伟大的，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美国在内战之后，能迅速崛起，跻身强国之列，与他们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正面评价和尊重不同政见者，能化解仇恨和内部矛盾，抚慰无数受创的心灵，这才是国家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随着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中共抗战史观出现微妙变化。过去被中共指为消极抵抗的国民党，现在不断地在大陆媒体中以正面形象出现，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场的贡献，最近的电影及电视剧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飘扬，国军官兵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现象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时期是很难想象的。

文革时期，连“国民党”和“蒋介石”等字眼都很忌讳，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中共的抗战史往往突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伟大战绩，至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轻描淡写，或只字不提，或者以负面的角度描绘国军节节败退。那时候，在抗日战士誓死保卫的国土上，国民党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灵位都不能享有，就只因为他们“政治不正确”。近期中国大陆掀起为国民党抗战平反的风潮绝非偶然，这与国力日渐强盛、民族自信心日益高涨等因素有关。一个大国的崛起，靠的是能容纳异己、实事求是看待历史问题的宽宏气度，而非自欺欺人地篡改历史蒙骗世人。

在我国，各族对于马共的观点上，掺杂了许多复杂的种族情绪，导致许多误会和曲解产生。笔者认为，每一个党派中都有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邪魔歪道。在那个火红狂热、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很多时候的人生抉择是身不由己的，但我们应该坚守的原则，就是任何为抗日的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不管他们身在什么阵营，为这片土地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国耻。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

岁月匆匆，事过境迁，在全球化的时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包袱，早该卸下了。但是，要做到真正的放下，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心、胸襟和成熟度，这需要智慧，需要宽容，需要勇气，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也需要契机，笔者衷心地希望那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

我们要怎样的新闻自由？

（2006年12月10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新闻自由，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媒体采集和发布信息给公众的充分自由。由此可见，媒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新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西方人说，Politics is perception（政治是一种感知）。事实上，Media is also perception（媒体也是一种感知）。现代人的生活很难脱离媒体，不管是通过传统的平面印刷媒体、电子传媒或者是上网，都可以汲取到许多资讯，这些传达给广大人民的讯息，影响了人们对自己与外在世界的认知。所以，媒体的公信力，将对个人及社会造成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许多人都在批判马来西亚当权者对待媒体的落伍思维及诸多限制，但是媒体也应该不时检讨本身的报导方式是否合乎公平、客观的原则。一些媒体在面对外界的批判压力时，动不动就归咎于政府的重重管制。大家深思一下，难道有关的管制法令松绑之后，情况就会好转？事实未必如此。

香港人有热爱、珍惜新闻自由的传统，但是在竞争激烈的高度商业化社会，媒体的操作很难摆脱商业利益的考量，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为了刺激短期内的销量而不断炒作负面新闻，导致近年来香港媒体的公信力降至新低点。2002年，香港《东周刊》刊登女星刘嘉玲在多年前被黑道要挟而被迫拍下的裸照，引起影视圈人士的愤慨，《东周刊》虽然举起“新闻自由”和“民众知情权”的大旗来抗辩，但最后终在舆论压力下宣布停刊。但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之下，香港媒体并没有收敛，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今年8月发生《壹本便利》刊登艺人阿娇的偷拍更衣照的事件，再度激起公愤和集体杯葛。

1988年台湾解严后，就像打开了水闸的阀门，突然之间大量讯息涌入社会，造成资讯泛滥，另一方面媒体准备不足，也缺乏应变能力，只好本能地追逐商业利益，妄顾社会责任，放肆地贩卖煽情、色情、血腥等极不道德的报导内容，造成媒体的乱象丛生。近年，台湾媒体表现更是每况愈下，甚至被称为”社会乱源”或”弱智媒体”，成为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阻力。1999年，台湾媒体竞相追逐“白晓燕绑票案”事件，部分媒体为了抢独家新闻竟先行把消息曝光，直接影响案情发展，是导致受害人被撕票的主因之一。“璩美凤事件”是另一个出名的例子，显示台湾媒体仗着多数人的“知情权”而任意践踏少数人的隐私权的做法已蔚然成风。

我国媒体的发展也有令人担忧的趋势，在商业利益强势主导的情况下，即使是隶属同一集团的不同传媒也会展开割喉式的恶性竞争,才能保住在集团内的地位，于是就形成血流成河的红海市场。就以中文报章而言，国内市场规模本已不大，为了在有限的市场确保销量，各报编辑不得不在封面的排版上绞尽脑汁。各报头版不时都大剌剌地出现“鸡奸、奸杀、肛交、口交、炸尸”等刺激字眼，甚至还会突出受害者的凄凉死状的照片，以争取路过报摊的好奇读者的眼光。这种情况如何能匡正社会风气？这种负面新闻看多了，任谁的想法也会趋向负面和消极。

自由和责任是孪生的，任何社会的一分子，在享受自由权利的同时，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何况是作为社会公器的传播媒体，更应该负起艰巨的社会义务，为弘扬良好社会风气尽一份力量。北欧国家在新闻自由指数上一直高居前列，这与他们的媒体自律和民众对待新闻资讯的成熟度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媒体固然不能重蹈港台媒体滥用新闻自由的社会乱象，但是以北欧国家作为学习的标杆（Benchmark）的做法上也必须有所保留，因为这些新闻自由度高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单一种族国家，与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差别，过度的新闻自由反而可能成为种族主义分子的活动温床，因此当权者实行有限度的新闻自由是无可奈何的举措。

我国新闻自由运动的参与者在努力突破新闻管制的当儿，也必须考量我国的现实国情和社会背景，一味生搬硬造其他先进国的模式可能会弄巧反拙。总之，在新闻自由和社会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电视直播巫统大会的联想

（2006年11月26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本届巫统大会期间，部分代表发出的偏激与过火的言论，通过电视直播的管道深达民间，引起许多国人深感不安。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是典型的视觉动物，一般人从电视活灵活现的画面中，所得到的深刻感受远胜平面媒体的图片及文字，若出现表演欲强的无良政客滥用电视平台的便利，无的放矢大放厥词，其负面影响力之广、杀伤力之大、破坏性之强显而易见，难怪朝野上下都作出激烈的反应。

电视直播是否会影响巫统代表的言论内容？目前出现两种看法：（一）既然电视将有直播，代表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公开地摊在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眼前，为了维护党团形象，他们会严守纪律，发表中庸的言论，避免被标签为极端分子；（二）既然电视将有直播，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高喊维护本身族群利益的出位言论，即使被其他族群标签为极端份子也在所不惜。

纵观此次整个巫统大会，抱着第一种看法的巫统代表相当的多，诸如强调国阵精神、马来人议程不是零和游戏、异中求同、发展人力资本、维护马来西亚主权等等，这些人的言论听起来也合情合理、中肯平和，即使是其他族群的人听了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站在媒体的角度，这种人的四平八稳言论就没什么新闻价值，反而是第二种人更能吸引传媒的眼光，他们讲得越出位越极端，所得到的报导篇幅就越大。

结果那些讲好话的人占不到显眼位置，讲鸟话的人反而出尽风头，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广大群众也就有“原来巫统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先入为主观念，好像部分极端份子的言论就代表了整个党，甚至是整个族群的观点。这种现象也可以用“脏水和粥”来比喻，把一碗脏水倒入一锅粥，或者把一碗粥倒入一锅脏水，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还是脏水一锅。在一个组织里，只要有一小部分的坏份子渗透，搞破坏，整个组织的形象也就坏了，再多的好份子也无能为力。

有些人会责怪传媒，什么断章取义、曲解言论等的说法都有，但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媒体会选择性地去突出那些哗众取宠的言论，是反映了整个社会大众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因为没有爱听负面言论的群众，就不可能产生这一类爱讲负面言论的极端份子。

站在全民利益的角度，笔者当然希望开明、中庸的言论能在巫统大会中不断地涌现，但是现实情况不容易做到，高高在上的领袖很难控制每一个基层的嘴巴。充斥着轻侮、叫嚣、敌视的恶言仍然大行其道，可悲的是我国的社会还没有达到能理性看待和客观分析的成熟度，往往回应他们的是同样情绪化和不理性的谴责。这种言论若继续充斥在电视画面上，除了使种族关系恶化之外，整个社会也得不到什么益处，反而为投机政客提供更多的养分和活动空间，远在会场数百公里外的大山脚市议会官员，在这个非常时期鸡毛当令箭似的悍然拆除斗母宫，可能就是电视直播巫统大会激化出来的结果。

因此，停止现场直播政党代表大会，虽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因为毕竟有违开放言论自由空间和组织透明化运作的精神，但是在考量我国社会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情形下，自有其合理性。

以逆向思维看待巫统大会种族言论

（刊于东方日报2006年11月28日读者来函）

每一年的全国巫统大会都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所在。一般上，巫统重量级领袖在发言时都尽量不要触及敏感的种族神经线，但是中央代表们倒是可以没有顾忌地畅所欲言，许多偏激的声音就是由他们发出的。

最令人愕然的言论是：“如果马来人政治力量被击败，513事件会重演，吉隆坡会沦为废墟”；还有代表说：“政府应强制私人公司，让土著担任管理层超过30％的职位”；还有人指名道姓抨击某方挑战马来人和回教的地位，还恫言要检讨非马来人的公民地位等等。副首相那吉抬出“蓝海策略”的大旗，但底下的人听不明白，他们矛头指向的蓝海却是其他族群的血汗成果。诸如此类的过激言论不绝于耳，罄竹难书。

站在非马来人的角度，听了这些言论当然很不是滋味，但是不管喜欢不喜欢，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得忍受这种人大放厥词。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一类的种族言论呢？笔者从网上看到一则政治笑话，有感而发，现略作引申小析：

中共主席毛泽东、美国总统杜鲁门及苏联主席斯大林一起散步，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追着一只逃跑的狗。毛泽东说咱们帮帮老太太吧，看看谁有本事把狗叫回来，其余二人同意。于是，美国总统喊道：“狗，回来，我给你自由和优渥的生活条件。”狗还在跑。苏联主席叫道：“狗，你若不回来我就叫特务组织杀掉你！”狗还是不理会。毛泽东对狗喊：“狗儿，向前奔吧，你前面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狗一听，立刻调头跑回来。

美国和苏联只懂威迫利诱之术，是正向操作；毛泽东懂得欲擒故纵之术，是反向操作。文革时，老毛号召知识青年到社会主义农村去，说那里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许多热血青年去了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又千方百计跑回来。经此社会主义的大号召之后，现在全中国的小狗们都奔去相反的方向，这是一条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

回头去看巫统大会的极端言论，每年都会有人大力抨击这些鸟人罔顾其他民族感受、玩弄种族课题等等，但是这些抨击对于患了“被害妄想症”的人而言却是求之不得，越骂他就越爽，他还担心你不骂呢。也有人抱着“哭的小孩才有糖吃”的想法，吵得越凶，上头就要赶快派糖果来镇住他们，结果吵的人越来越多，资源根本不够分，堂堂一个大党的代表大会竟沦落为乞讨大会。这些情况，和美苏领袖惯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不管是用威迫，还是用利诱，都没有达到效果。

我们可以试试老毛的方法，去跟那些整天发表极端言论的人说：“向前奔吧，你前面是一条种族主义的康庄大道！”看看他们会怎样？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私和理性的，不会作出违反本身利益的事情。懂得游戏规则的政客们应该了解，适量的种族主义可以为他们捞取政治资本，但是过激的种族主义就会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如果513事件重演，国家经济崩溃了，谁还能拿到工程合约？谁还能大大方方建豪宅开大房车而不怕暴民烧掉？非马来人做不成公民谁去承担国家大部分的缴税义务？鼓动种族主义分子去干这些影响到他们根本利益的蠢事，恐怕他们谁也不愿干。学学老毛的反向操作，小狗就会跑向另一头了，否则它还是会依然故我的。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争议和出路

（2006年11月12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在日前该州巫统大会上表示，“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的概念不能被接受，因为这使我国各族群变成“罗惹”，这将会威胁到马来人在宪法下的特别地位。此番言论出街之后，立即引起各界反弹，议论纷纷。

为何会出现这种争议？笔者认为这跟我国个别族群对于民族概念的不同理解有关。根据语文出版局的国文字典（Kamus Dewan），Bangsa的解释为“同一祖源的人类”。笔者认为Bangsa这个字眼对于马来族群而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它与民族光荣、传统荣耀等是分不开的，因此Bangsa与比较广义的“民族”（Nation）概念有所不同，反而有点趋向较狭义的“种族”（Race）概念。

我们时常在中文杂志或报章见到“友族同胞”之类的字眼，但人家未必真的视我们为“同胞”。如果一直强调大家都是“Bangsa Malaysia”的论调，部分友族看了之后可能会极为反感，好像其他种族要和他们攀亲认戚似的，阿都干尼的言论其实就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这种言论的由来绝非空穴来风。

根据笔者的观察，可以大胆地假设我国其实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某一族群对于Bangsa Malaysia的概念，就是以他们为主导，最好大家都跟随他们的文化风俗，信奉他们的宗教，这样才算是自己人，否则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族群认为的Bangsa Malaysia却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由此可见，此Bangsa非彼Bangsa，双方的概念认知差距极大，一方认为极端的想法，另一方却认为是天经地义。如果大家都以为对方所想的必和自己一样，那未免太过天真和一厢情愿。因此，强调Bangsa Malaysia，此路不通。

本地法律界的权威拿督林碧颜律师在“Rakyat Malaysia，一个比较恰当的字眼”一文中提到，Bangsa这个字眼不时与Race（种族）划上等号，若继续争论Bangsa Malaysia的诠释，将制造更多不必要的困扰，产生出来的争议也会加速社会分化，种族两极化现象更趋严重，大家都会陷于分辨“我们和他们”的纠缠之中。因此她认为，在民族关系的课题上，强调Rakyat这个字眼是更为恰当的，它更符合公民的精神（Citizenship, kewarganegaraan），而且此字眼出自于联邦宪法，其法律权威性不容质疑。很多本地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在英语口语阐述及英文文件当中，直接使用国语原文Rakyat是妥当的，因为没有其他的英文字眼更能准确地表达出它的意义。Rakyat的中文翻译有“人民”、“子民”、“国民”等，但都有缺传神，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大量使用原文Rakyat的原因。

笔者认为，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Rakyat这个字眼也较中性和少争议性，也广被各族接受。Rakyat，在语文出版局的字典中的解释为“在国家内的全体人民，是建立政权的条件”，也带有“同一屋檐下”和“同踏一条船”之意，强调Rakyat也意味着大家都是马来西亚的子民，没有谁优谁劣，大家地位平等，平起平坐，共同进退，共存共荣。相反的，Bangsa的争议性大，大力提倡Bangsa Malaysia的概念反而正中种族主义份子的下怀，因为他们有机可乘来玩弄种族情绪。

也许也有人认为上述的争议只不过是咬文嚼字而已，但是这种字眼之争可大可小，从法律界人士的角度来看，任何字眼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引致严重后果。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要大家持续强调Rakyat Malaysia，让这种观念深入民心、名正言顺，接下来很多种族课题的瓶颈就可迎刃而解，极端种族主义的活动空间也可减少，类似“马来主权至上”（Ketuanan Melayu）的论调自然也不会获得认同。因此，强调Rakyat Malaysia是种族关系的最佳出路，也是我国各族都能一起拥抱的蓝海。

分粥游戏与政治现实

（2006年10月29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这里有一个分粥游戏：七个人一起生活，每天他们会煮一大锅的粥，在没有称量的刻度容器的情况下，他们探讨制定一个合理的制度来公平地分食这一锅粥。他们试验了几个方法，结果各异：

第一种方法，大家指定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分粥。开始时，这个人还能秉持着公平分配的原则，但时间一长，他有了私心，给自己的份儿越来越多，其他人开始不爽了。结果每个人为了争夺分粥的特权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风气越来越败坏。

第二种方法，大家轮流分粥，一周之中，每人分一天。由于私心作祟，每个人分粥时肯定给自己多一点，结果每个人一周之中只有一天吃得饱，其余六天要挨饿。这种方法表面看似公平，其实加剧了每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越来越大。

第三种方法，选举出一个分粥委员会，其余的人则扮演监督的角色。每一次分粥委员会执行任务后，要经过监督委员会审核，批准了才能开饭，不批准就要倒回锅里重新分过。公平基本上是做到了，但是粥分到来早就凉了，效率极其低下。

第四种方法，以第二种方法做些改进，那就是大家轮值分粥，七碗粥摊在桌子上让大家上前拿粥，分粥的那个人一定要最后一个领粥。结果在这种制度下，七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没多没少刚刚好，因为主持分粥的人心里明白得很，如果七个碗的份量都不相同，他确定无疑会拿到最少的那份。

从分粥游戏可以得知，形成、制定和推行某种游戏规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多方面利益的博弈制衡过程。一个制度是否有效，往往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到整体利益和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人非完人，制度既是人所创，就不可能完美无缺，不满和争执肯定会出现，在众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政治情况，其实和分粥游戏有许多共同点，因为政治本来就是资源分配的游戏。自从国阵政府执政以来，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几乎都是由老大哥巫统来分配，其他的成员党只能通过国阵内部协商机制来争取各自的权益。经济行情好时，老大还能秉公分配，皆大欢喜；行情转坏时，经济蛋糕萎缩，老大自己都不够吃了，有好处也要想办法独吞，分给其他人的份儿自然减少，大家的怨言也开始多了。这种情况与第一种分粥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种分粥制度也有例子：国阵政府在90年代初重夺沙巴政权后，就实行州首席部长轮任制，大家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华人、卡达山人、马来人都轮流坐上宝座，只是屁股还没坐暖，两年就要拱手让人了，结果是朝夕令改，行政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现在虽然是巫统长期霸着首长宝座不让了，但还是改变不了沙巴沦为贫穷州属的事实。

第三种分粥制度就好像台湾的情形那样，朝野势力旗鼓相当，要通过一个法案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朝野立法委员公开叫骂、打架、搞对抗，白白消耗社会成本。结果台湾经济表现还远逊于蒋家父子独裁的年代，这种效率低下的弊端在许多民主国家都可以看到。

第四种分粥制度嘛，恕笔者孤陋寡闻，想不出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种人、事、物相宜；情、理、法相融；权、责、利相合的超高境界，除非是在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总之，制度的形成是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共识只有经过多方面的势力博弈之下才会产生，也唯有参与制度内的成员来进行监督、改革才是最有效的，这就是当今的政治现实，要玩这个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在制度外叫嚷根本对大局于事无补。想想看，分粥的七人小组会分一点粥给在外只会吵闹，没有贡献的路人吗？

税制紊乱，国家乱源

（2006年10月15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马华蕉赖区会服务中心主任吴心一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近来接获约40名雪隆商家有关内陆税收局的投诉，其中的90％投诉者是华裔中小型企业家。这些投诉包括抽税率及可扣税项目不统一、筛选交税对象的过程不透明、税收局官员在持枪警员的陪同下直接上门查税、税收局官员以威胁语气逼迫不了解本身权益的商家缴税等等。综观这些投诉，可见得我国的收税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偏差和滥权行为，这种现象若不被歇止，对广大的中小型企业而言是很严重的冲击，不但阻滞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也极可能会加速恶化一些潜在的社会动乱根源。

以上言论绝非危言耸听。税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税收，没有这些钱，政府就无法运行，不能负担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等等各方面的责任。税收除了用来实现上述的基本目的之外，也起着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富人缴更多税，穷人缴比较少甚至豁免课税，贫富差距才能缩小。北欧富国瑞典就是利用税制来减少贫富差距，现在它最富和最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仅2.3倍，用基尼系数来算的话就是0.23，是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这种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方式是瑞典连续几年跻身世界竞争力三甲之内的主要原因。

双重标准课税遗祸无穷

吴心一接获的商家投诉还包括一项：内陆税收局特别针对某一族群的商家来追税。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真是国家不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双重标准来课税而引发的灾难真是多不胜举。18世纪末，英国与宿敌法国作战，军费开支庞大。要筹措军费，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课重税。课谁的重税？当然不能向英国本土的人民开刀，不然政权可能会动摇。最后英政府的课税目标就指向美洲大陆殖民地，什么印花税、人头税、茶叶税都出来了，当地人民想：“大家都是大英子民，都有缴税的义务，干嘛抽税只抽我们的，不抽大英本土的？”。这种不公平的征税机制使到民怨沸腾，最后导致革命爆发，美利坚合众国巍然成立。因小失大的课税机制，使得英国从此失去了这块富庶的殖民地。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明朝之所以灭亡，除了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税制出现了问题。黄仁宇擅长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过程，他的著作<<中国大历史>>即指出大明帝国的征税制度落后，是导致国家积弱的主因。在封建时代，农业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农耕亩地面积容易被计算，农民也通常固守在其耕地，流动性不大，他们就是征税的主要目标。

太平盛世时，农民的农作物收入每一年都被政府抽去3成到4成，剩下的还够一家大小图个温饱。等到外患入侵，边关告急，政府要扩军加强国防，钱从哪里来？这些不会跑的农民自然而然成为最现成的剥削对象，那就加多一点税吧。问题就来了，当时的富人享有很多优待，做了官可以不缴税，如果是皇亲国戚更不用说，其亲属、后裔都不用去烦缴税的事，还有朝廷定时的抚恤金养他们，如果他们兼拚了农民的土地，还可以收租，累积更多财富。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发生。加上荒年一到，所有的农业收成也不够养农民一家，狼心狗肺的朝廷鹰犬和地主又来狠狠催缴税，农民活不下去了还能怎样？干脆反了吧！结果大明皇朝就亡在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中。

检讨征税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程度，系数越小越好。系数介于0.2－0.3是非常理想的贫富均衡水平，如瑞典、瑞士、芬兰等先进国就属于这一类。0.3-0.4属于合理水平，如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等。理论上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就有潜在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我国目前是在0.462的水平，而且还有可能恶化下去。经济学家用特定模式算出明朝末年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6以上，难怪当时会天下大乱，涂炭生灵。目前大多数陷入内战的非洲穷国，它们的基尼系数几乎都是处于0.55－0.65的高危险水平。看来我国不但不能为目前的一点点经济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要关注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为我们距离危险边缘也不远矣。

瑞典用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方式征税来达致均富的目标，我国税收局官员却不是以收入高低来区别化征税，竟然是以种族背景来差异化征税，这种作法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现代的小商家竟然沦落成封建时代的农民一样的地位，成为任人鱼肉的敲榨对象，反而那些富商巨贾还能千方百计地合法逃税，这不是社会乱像是什么？税务制度若再不检讨和改革，国家竞争力绝无提升的可能性，国家发展政策的终极目标－财富均分，将是遥不可及的幻境。

从博弈理论看种族政治

（2006年10月8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博弈论（Game Theory）诞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它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1994年、1996年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由博弈论专家囊括，这实实在在地凸显出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被重视的程度。

“博弈”这个词听起来高深莫测，其实从其英文字面上看就是“游戏”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它是可以分出胜负的游戏，也可以说是通过“玩游戏”获得人生竞争的知识。博弈的理论浅明易懂，却蕴涵着许多博大精深的道理，难怪世上众多学者为它而疯狂，孜孜不倦地钻研探究。

博弈论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案例，那就是“囚徒困境”，故事是这样的：A和B一起去干坏事，被警察抓了起来，两人都被隔离审讯。在不能沟通消息的情况下，每个嫌犯只能在两个选择中作出一个抉择：（1）招供，即与警方合作，背叛同党；（2）保持沉默，即与同党合作，不跟警方合作。

接下来会出现3种情况：（1）如果两人都不招供，警方会因证据不足而将他们两人都扣留一年；（2）或者，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招供者会因其坦白而从宽处理，无罪释放，另一人将会被重判入狱15年；（3）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会因罪名成立而各判入狱10年。

现在这两个嫌犯会怎么办？选择招供（背叛同党）还是沉默（与同党合作）？从表面上看，双方都合作而保持沉默，这样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即只判刑一年。但他们无法不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策略，他们会想，万一对方招供而自己沉默，岂不是吃大亏了？问题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人都十分精明，而且都只希望减少自己的刑期，而不在乎对方被判多少年（人都是有私心的）。

两人会基于同样的想法，只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他人死活，最后大家都选择招供，结果都获得一个最惨的下场，即入狱10年。

这套“囚犯困境”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从警方审讯匪党到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影子。若将“囚犯困境”放在种族政治情况又会怎样？

假设一个种族的A政党和另一个种族的B政党结为联盟，在政坛上共同进退。结盟初期，大家已沟通表明不要各自挑起种族课题以捞取政治利益。但是，政客们都很明白要上位的最佳捷径是挑动种族课题，摆在政客面前的有两个选择：（1）不挑动种族情绪，即遵守协定，不背叛盟友；（2）挑动种族情绪，即违反协定，背叛盟友。

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双方都遵守协定不玩弄种族情绪，大家的日子都很好过；（2）其中一方的政客为了上位而发表极端的种族言论，另一方则保持沉默，极端言论者将成为民族英雄，获取极大的政治利益，而保持沉默的一方则被本身族群骂成懦弱无能，严重影响声望；（3）其中一方挑起种族课题后，另一方迅速反应，也来炒作本身的种族课题，造成对骂的局面，两败俱伤。

出现第一种情况当然是最好不过，但是人心难测，总是有人会为了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违反协定，因此第二种情况也是时有所闻，但更多时候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有人说本身族群被边缘化，后来又有人说其实被边缘化的是他们的族群，吵来吵去，没完没了。如何跳出这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目前的政客们似乎还没达到那种政治智慧，大家到现在还是“囚徒”。笔者建议大家在得空时应该去看看<<蓝海策略>>，说不定能从中摸到一点头绪。

他信的前世今生

（2006年9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泰国政变，首相他信被赶下台，举世震惊。至截稿为止，被废的他信还躲在伦敦避难，有家归不得。此情此景，似乎是n年前的另一位他信的翻版。

笔者所说的另一位他信，可是泰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1765年，缅甸大军攻破泰国都城Ayutthaya, 9万名泰族俘虏做了亡国奴，400多年的泰族文明看来就要毁于一旦。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就是这一位他信，整军经武，力挽狂澜，纠集军队将缅甸侵略军逐出国境，将几乎亡国灭种、国破家亡的暹罗挽救回来。此后，如日中天的他信即位为王，迁都Thonburi，力图重振国势。

好景不长，英明神武的他信在晚年变得残暴无常，他不只对没有犯错的臣子妻儿施与酷刑，还时常无缘无故鞭打和尚，这对笃信佛教、非常尊敬出家人的泰人而言是不可原谅的罪过。他信也好大喜功，频频对寮国和北大年进行远征，劳民伤财，民怨冲天，最后激起叛变。1782年，他信最倚重的大将恰克里（Chakri）发动政变，最后将他信处死。篡位成功的恰克里自立为王，迁都曼谷，从此开展了存续至今的恰克里王朝，当今泰王蒲美蓬就是恰克里的子孙。

这一位传奇的国王他信（Taksin），与刚下台的首相他信（Thaksin），从英文拼音来看只差一个字母，笔者不谙泰文，不知这两位他信的泰文写法是否相同，总之发音相似，笔者就将他们联想起来。

这两个他信的共同点也多得很，他们都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国王他信是潮州人，中文名叫郑信，游客到曼谷的郑王庙还可以一睹其雕像的风采。首相他信是客家人，中文名叫邱达信，和他的同名前辈一样，也干出一番大事业。这个邱达信当首相之前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参政当首相后屡屡改革泰国政经体系，硬是将在1997年蒙受金融风暴重创、处于崩溃边缘的泰国经济扶回正轨，但这些改革措施也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反对声浪不断。此外他信的强硬民族政策也引人垢病，泰南回教分离主义势力抬头，爆炸案频传，这一大部分责任也要算到他信头上。

最后，被他信委以重任的回教徒陆军总司令颂提，趁他信出国之际发动政变，自己当起临时首相来了。历史上的国王他信是被自己人出卖，现在的首相他信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两人命运类似，若说首相他信是国王他信的投胎转世恐怕也不为过。只是国王他信最后是死路一条，下场凄凉；流亡在外的首相他信是否也会踏上这条路，世人皆甚为关注。前世今生，命运轮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凡夫俗子难测天意，但唯一能知的是“枪杆子出政权”和“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可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者不可不引以为鉴。

惊艳杜拜，全球必修－沙漠变绿洲，海市蜃楼梦幻成真

（写于2006年8月20日）

几年前，你若问别人是否知道杜拜在哪里，十之八九的人肯定茫然不知，因为当时最新出版的世界地图就没有“杜拜”的存在。

杜拜，1971年脱离英国手中独立前，只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或UAE)七个邦中的一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邦,人口只有10多万,除了拥有那一点微薄的石油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碧蓝大海。当年的邦长穷得连扩建运河的10万英镑（约70万马币）也拿不出来，到其他富裕邻邦借钱还要遭人白眼，东凑西借之后才可以勉强动工。

今天，杜拜有140万人口，平均国民所得达33,688美元，10年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成长230％。当年的小渔村已经蜕变成中东地区的货物转运中心、观光购物城、科技网路城。全球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热钱涌入这个被誉为“新纽约”的机会之城。整个伊拉克的重建资金不过是530亿美元，还不到杜拜热钱的十分之一。

杜拜今日的成就到底是如何达致的？

国小志气不小

2006年6月号台湾<<远见>>杂志的主题为“全球必修杜拜学”，其精彩的内容真令人大开眼界。世人印象中的阿拉伯地区，可能还停留在沙漠、骆驼、绿洲、石油，要不然就联想到战乱、贫穷、恐怖活动，无论怎样也不会和先进发达扯上关系。只要看看今时杜拜的成就，任谁会对以前的刻板印象大为改观。

这3行字就可总结了杜拜的发展过程：70年代开运河、80年代做贸易、90年代推旅游业。这3大阶段的发展策略验证了杜拜领导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1976年之前，杜拜没有个像样的港口，邦长拉希德在开凿运河之后，又再借钱在运河边兴建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港口。后来，拉希德还嫌不够，当他决定在离市区1小时远的杰贝阿里的沙丘中开挖一座世界最大的人工深水港时，杜拜人民私下都在问：“邦长是不是疯了？”

拉希德还在一片沙漠之中，兴建了波斯湾地区最高的37层大楼，当作世界贸易中心。当年世贸中心的周围，马路两旁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车也没几辆，走路一个不小心还会踩到骆驼屎。难怪有人笑它是“白色大象”，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把世贸中心盖在一片无际的黄沙之中。

今天，这一栋“白色大象”已经成为杜拜最繁忙的地方，全年展期不断，为杜拜带来庞大的商机和人潮。杰贝阿里深水港还在持续扩建中，是鹿特丹到新加坡之间的最大货柜港，紧接港口而设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有5000家厂商进驻，凡是你叫得出的世界知名大品牌，这里都能找到。

疯狂念头震惊世界

现任杜拜邦长穆罕默德继承了他父亲拉希德的雄心抱负，自他上任以来，新的点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90年代初，杜拜要建一栋指标性的饭店，耗巨资请了世界级名师操刀设计，在离岸300公尺填了一座小岛，在那里盖了举世闻名的帆船饭店，这是全球唯一的七星级饭店。虽然它的房价并不便宜，最便宜的也要2千多美元一晚，但全世界仍有数不完的游客仰慕其名而来，常年住房率可达90％以上，有钱也要一年前预定。很多人住进去之后都舍不得睡觉，因为每睡一分钟就溜去了不知多少钱。这个帆船饭店已成为杜拜的著名地标，世人想到杜拜就想到帆船饭店，想到帆船饭店就想到杜拜，这是非常成功的品牌打造（Branding）经验，杜拜从此成功地将自己行销出去。

故事还没有结束，杜拜近年来还大兴土木，在岸外填海兴建棕榈形状的半岛，在它上面盖满了豪宅，这个计划出炉不到一个星期就已售罄，世界各地巨富都来这里置产，包括足球巨星贝格坎姆及维多利亚夫妇。在另一端还有一个由300个小岛组成，按照世界各国形状填海造成的世界岛，好来坞明星安吉莉娜祖莉买下了一个非洲国家“依索比亚岛”。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花2千多万马币买下“马来西亚岛”，与世界富豪巨星做邻居，过过岛主的瘾。

杜拜市中心现在开始兴建世界最高楼－杜拜塔，预计在2010年盖好，这将一举超越目前的世界最高楼－台北101大厦。杜拜塔高度达800米，这是怎样的概念？把452米的吉隆坡双峰塔叠起来就差不多这样高了。

杜拜人绝对是“人定胜天”的超级信徒。他们肯以8千美元种一颗树的代价，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造绿洲。他们在沙漠中盖世界第一个室内滑雪场、高尔夫球场、国际赛车场，未来全世界第一家海底饭店也即将问世。疯狂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出炉，把近乎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一步步地实现。

杜拜崛起的关键－开放、开明、开通

杜拜在独立之初，领导层就积极地在世界上寻找发展典范，后来他们发现同样是资源匮乏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可以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他们不断地向外考察，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和环境，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条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的康庄大道。

杜拜的工商协会秘书长阿都拉曼说过：“一大堆的税、保护措施，都会限制经济成长。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走相反的方向：没有保护政策，没有关税。只有这样，资金和人才才愿意到这个沙漠来。”他们的发展思维方式其实非常简单，但却深具说服力，即不抽外国人的税，只要能把这个地方搞旺，最终身为土地的主人迟早会受益。这种眼光宏大，不贪短期利益的做法，怎不叫那些鼠目寸光、斤斤计较的国家汗颜！

在杜拜的自由贸易区，是个名副其实的免税天堂。杜拜不惜耗费巨资建了深水港、机场和网路城，以便与自由贸易区结合成为一个庞大又有效率的国际物流运转中心。在这里，不但免税，有专业的引进外资的部门执行单一窗口的快捷作业，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可以完全独资，没有外汇管制，资本和利润可以100％汇回本国，另外也无需缴纳
营业税和所得税。这就是全世界各大企业对杜拜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经济成功转型为旅游中心

杜拜的石油储藏量不多，仅占其国家收入的6％，而且2010年就会耗尽。杜拜领导人深知它所面临的困境，在10多年前就积极将经济转型，不像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那样过度依赖石油。

现在杜拜的GDP大部份都是贸易和旅游业贡献的，尤其是它的旅游业更是值得一谈。没有人会去参观一片荒芜的沙漠，但杜拜人的做法就是，既然都一无所有，干脆就创造出来吧！除了刚提到的帆船饭店、棕榈树岛和世界岛之类的景点来吸引游客之外，杜拜还有47间不同主题的大型购物中心，其密度是全球之冠。如果说吉隆坡有KLCC和谷中城这两间大型购物中心就已经符合了200万巴生河流域人口的市场需求，区区140万人口的杜拜怎样消化得起这47间大规模的购物中心？答案就在于它庞大的入境游客人数，2005年已达620万人次，是杜拜人口的5倍，而其机场的过境人数达2470万人次，相当于马来西亚的总人口。在这个世界级的购物天堂，任何能想到的名牌产品都可以找到，游客买东西是不用缴付任何税务的，平均每个游客的每日消费可达800元马币，杜拜的旅游业想不旺都难。

还有一个现象令人啧啧称奇，杜拜的140万人口当中，只有15％是当地人，其余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劳（以印度、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居多），但治安却是非常的好，原因何在？杜拜民航局长阿玛德的一句话就道出关键所在：“我不担心这85％的外来人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他们是来这里工作、赚钱的，只要大家有工作，有钱赚，就不会有问题。”

这是多么简单却符合逻辑思维的说法！目前面临国内治安恶化的我国领导人，听到这句话不知有什么感想？这番话也显示出杜拜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策略性思维、无比坚毅的开明作风，换作是我国的话，让85％的人口是外劳，恐怕早就亡国灭种了！

马来西亚路在何方？

杜拜作为一个小国，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论是土地面积、天然资源、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等等，我们和杜拜相比都占尽优势，实在没有理由在发展过程中输给杜拜。为何我国的经济在近期内会陷入如此窘境？说到底还是人为的因素。

在战火连天的中东，杜拜正确地估量了自身的条件，尽情地发挥了它的优势。杜拜的行销战略是首屈一指的，各地知名大学的MBA课程都将杜拜经历列为必修科，这些课程都堂堂爆满，现在讲国际行销不谈杜拜就太落伍了。杜拜邦长穆罕默德出了一本传记<<我的愿景>>(My Vision)，里边就有他的一些语录：“谁会记得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第二名是没有人记得的，所以我们必须领先于其他人。”、“阿拉伯人曾经有过的辉煌，已被西方人取代，因为我们的民族失去了开创精神；现在，我们眼前有个历史性的机会，梦想将化为现实，我们将再次回归过去的光荣，但我们必须找回失去已久的特质：开创性。”、“我们要快，为什么要快？因为唯有快才能成长，因为我们的竞争者并没有睡着，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在跑着。”、“改变，是必须的，不可以逃避这场越来越快的战场。”

这些话，实实在在透露了杜拜称雄世界的野心，展示了民族无比的自豪感和强大的自信心。唯有自信，才有开放，否则就是固步自封，走向灭亡。杜拜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世界物流中心和强攻高阶市场，奠定了今时今日的地位。别的国家不是不能抄袭杜拜的发展模式，而是现在才起步就太慢了，因此现在世界上就只有一个杜拜，独一无二的杜拜。

和杜拜同样都是以回教为官方宗教的我国，近期陷于恶质的社会内耗当中，一连串的事件如两任首相的公开不和、保守主义盛行导致宗教课题不能公开讨论、大学种族关系课本被抨等，显示了我国部分无良政客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煽动舆论，使到我国族群之间的敏感地带难以达到可以坦诚交流的地步。在这种社会资源因内斗而消耗的情况下，经济要好转是难上加难，连带着治安也无可避免地恶化了。

杜拜容许外国人100％融资；而我们却在30％土著股权上纠缠不清。杜拜强调唯才是用，连国家的象征－帆船饭店都请英国专才来当CEO；而我们却一直强调国家大企业必须只给自己人。杜拜人信奉伊斯兰教，却奉行“宗教意识形态放两边，国家利益摆中间”的务实心态，不只容许大量外国人涌入淘金，还允许让外国人开辟喝酒的场所，而我们的一些政客还一直叫嚷着土著利益至上，叫那些“外来”的非土著不要挑战他们的主权。杜拜为了积极招徕外资，不惜制定完善的政策和非常优惠的措施；马来西亚的部长却说出：“如果你不喜欢马来西亚，你可以不要来。”这样子的狠话。假设你是手握重金的外国大企业家，你会选择去杜拜还是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经济上面对的窘境，就是定位模糊，两边不讨好。走高阶路线玩不过以高科技挂帅的新加坡和韩国，走低阶路线斗不过拥有大量廉价劳工的中国和印度，正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一条条的限制政策，显示出脆弱的民族自尊掩饰不了深埋心底的无助自卑感。笔者建议，我国在继续向东学习政策之余，也要开始“向西学习”，笔者说的是向杜拜学习，而不是向那些保守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只会去钻研先知时代的经文。

马来西亚不只是应该学杜拜人大刀阔斧的发展政策，而是要学习杜拜的开放精神。若论大兴土木，我们不会输给杜拜，但我们只学其型而学不到其内涵，杜拜的大型工程为他们赚来了数不完的钞票和荣誉，我们的大型工程却是道道地地的白象工程。笔者大胆假设，若吉兰丹政府实施类似杜拜的开放招商政策，极有可能也会出现像杜拜那样的经济奇迹，说不定到时比首都吉隆坡还更具国际知名度，就像杜拜比阿布达比更出名那样。

总的来说，发展经济的重点在于人为因素，即制定合理和开放的招商政策，而非只是大量建造硬体设施而已。杜拜先拟开放政策，后才大兴土木，软体硬体兼顾，内外兼修，两相得益。马来西亚则是一味发展基建，开发大型工程，招商政策却落伍保守跟不上潮流，太偏重硬体而忽略软体，有点本末倒置，走火入魔的感觉。

看看杜拜，想想自己。我们应该停止内耗，放下成见，携手合作，营造开明、开放、开通的经商环境，全民拼经济，才是马来西亚未来要走的路。

马青应聘祖星训练反攫夺专业团队

（写于2006年8月24日）

笔者在报章的雪隆版中知悉，敦拉萨马青区团向警方建议参考纽约警方的蓝海策略，但某警察高官的回应竟然是人手不足、拨款不够、设备不齐全、国情不同因此不能参照美国的那一套之类等等的理由。敦拉萨马青可是一番好意向号称为人民之友的警方进言，但听了这种鸟话，任谁都会泄气。看来要指望警方是一种奢想了，这些高阶的战略层次还轮不到我们一般小市民来出声，那么笔者就尝试从战术层次谈谈，因为日前各大报章刊登有关攫夺匪克星－祖星的报导，给了笔者一些灵感。

祖星虽然充满侠义精神，但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若他愿意将他的成名绝技传授给更多的热血义士，相信可以发挥更大的群体力量。这样一个现成的反犯罪人才，警方只颁给他奖状，然后让他一个人继续孤军作战，未免太浪费了。本来笔者还妄想建议警方聘请祖星训练警员的反攫夺技巧，后来想想若是由一个市民来训练警员，岂不是反客为主，变成市民保护警察，成何体统？堂堂皇家警队的面子往哪里摆？最后笔者还是觉得既然马青在反攫夺事件上表现积极，还成立了队伍在黑区巡逻，让祖星去训练这批满腔热血的业余巡逻队是最适合不过了。

笔者斗胆建议，马青应聘请祖星来训练一支专业的反攫夺团队。训练课程应涵盖犯罪心理学、战略研究、战术运用、实战演练等层次。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打击攫夺匪，就要先了解他们。首先，从心理建设方面，不要抱着妄自尊大的态度，不可把他们当作是普通的毛贼，应把他们视为难缠的大敌，是社会安宁的心腹大患，才能营造同仇敌忾的气氛。

接下来，要研究攫夺匪的习性，首先要承认他们的优点（笔者指的是他们的专业干案手法，不是人格），要知道他们的长处在哪里，然后找出他们的弱点再进行克制。从报导中可以分析出，攫夺匪干案时可分为单独和集体，使用的交通工具可分为摩哆和汽车，也有徒步的，但毕竟较少。乘坐摩哆的攫夺匪最常见，单人摩哆攫夺匪要一只手捉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去抢手袋和皮包，因此常发生拉扯的情况，不少妇女因而被拉倒撞到头部而冤死；双人摩哆攫夺匪比起单人的更恐怖，威力也大，一人负责操纵摩哆，另一人负责抢，有时还会带上巴让刀先砍后抢，拉曼生利健业就是死于这类型的攫夺匪的刀下。

摩哆攫夺匪非常聪明和狡猾，他们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却知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道理，在人少的地方抢，在人多的地方也照抢不误；攫夺匪也会声东击西，讲求速战速决，避实击虚。他们下手的对象往往选择弱小的妇女和少年，得手后会迅速撤退，万一失手陷入重围，他们还会“置之死地而后生”，敢敢冲向反车道，使得追兵不得不罢手，祖星就有好几次让这些不要命的匪徒用这招逃脱了。攫夺匪把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思想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行动干净利落，讲究分工合作和团队精神，套军事术语来说，攫夺匪能高度机动，可以全天候作战，善于利用地形，不会与强敌硬碰，局势不妙时还会化整为零，混入老百姓当中，使得追兵敌我难分。这样先进和专业的作战思维，连职业军人也会自叹不如，这哪里是街边的普通毛贼能做到的，简直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事集团，难怪那些业余的巡逻队到现在还捉不到一个攫夺匪。

目前的马青反攫夺队伍穿着制服巡逻，固然可以起着安定民心，震慑宵小的作用，但明显地处于“我在明，敌在暗”的不利境地，攫夺匪可以埋伏观察再等待下手时机。祖星训练出来的新反攫夺团队应该以便服为主，交通工具应以大马力的摩哆为主，对付摩哆攫夺匪最好的交通工具还是用回摩哆，而非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四轮驱动车或者是脚踏车；武器装备方面，至少要用铁棍，用木棍来对抗巴让刀未免太吃亏了。攫夺匪本质凶残而且是欺善怕恶的，要对付他们，唯有抱着“你贼，我要比你更贼；你狠，我要比你更狠”的心态才能与之对抗，警方和反攫夺队伍的表现越是窝囊软弱，攫夺匪就会更加猖獗。

最后一点就是设立奖赏制度，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马青应积极寻找商家和公众捐款设立一个反攫夺基金，凡是捉到攫夺匪的，立即颁发奖金，传媒也要配合大力宣传，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加入反攫夺的行列。

攫夺匪当警察透明，警队应学习蓝海策略

（2006年8月12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自从拉曼生利建业被攫夺匪砍死的惨剧发生之后，人神共愤，舆论纷纷，警方也增强当地的巡逻。本以为匪徒会收敛一些，但日前本人的同事陈美盈在命案现场附近遇劫，再次宣布了所谓的“文良港零罪案蜜月期”的破产。匪徒的猖獗行径固然令人痛心疾首，但警方的无能也必须被检讨。

最近在管理学领域引起轰动的著作<<蓝海策略>>的第七章：“克服重大组织障碍”，即以1990年代整治纽约市犯罪率作为研究个案，其精彩内容值得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参考研究。

比尔.布莱登在1994年出任纽约市警局局长时，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纽约市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谋杀案创下历史新高，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拦路打劫、黑帮火拼、强奸等，市民皆人人自危。3万6000名的纽约警察的士气陷入谷底，理由是工作危险、工时长、待遇低、升迁制度不透明等等。当时的社会学家都认为纽约市已经没希望了，要挽救纽约的治安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布莱登走马上任不到两年，在没有增加任何预算和资源的情况下，他居然把纽约变为全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数据：重大刑案减少39％，谋杀案减少50％，窃案减少35％，民众对警方的信心从36％飙升至73％，警队的士气也达到空前高峰。布莱登到底是怎样做到呢？他用的就是蓝海策略，他为执法作业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在警界掀起革命。布莱登后来于1996年卸任，但事实也证明了他所留下的机制是有效的，即使人事变更之后，纽约犯罪率仍然持续下降。

以下为布莱登所执行的部份策略步骤：

让高级主任身历其境：纽约地铁的治安向来引人垢病，但警察的相关单位却置若罔闻，因为他们只看到地铁有3％重大刑案的数据，不肯重新思考警力部属策略。布莱登没有行使威权，没有用数字做滔滔雄辩，他只是以身作则，叫那些整天在冷气房里呆看数据的各级主任亲自乘搭地铁。结果主任们终于体验到地铁恐怖丑陋的一面，使他们无法回避现实，敷衍心态有所改变。

重组警力资源：布莱登上任后，马上成立团队着手进行分析，找出了“热点”（高犯罪区）及“冷点”（低犯罪区），然后调整警力集中对付热点。以前的纽约警察不论在热点或冷点都派出相同的警力去执行任务，结果在热点的警察忙得团团转，在冷点的警察则太空闲。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毒品引发的罪案比例高达70％，但缉毒组组员却只占全体警察不到5％，人力明显不足。布莱登采取的方法是，删除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任务以减少作业成本，并把其他部门的冗员、文职人员、巡逻警察都调到这个缉毒组，这也是一种资源从“热点”到“冷点”的转移。结果缉毒组效率大增，从毒品源头上打击罪犯，导致其他的罪案也减少。

把首脑放进鱼缸：这个步骤是最关键的，它直接影响到警队的整体表现。布莱登把全纽约76个警区分局长召集来开策略检讨会议，每两周一次。会议中，每个分局长都必须在同僚和上司面前接受质询。现场也用投影器展示巨幅的犯罪率图表，每个分局长的绩效都一目了然，无所遁形。结果不到几个月，纽约警方便形成了竞争激烈的绩效文化，因为没有一个“首脑人物”愿意在别人面前丢人现眼。以前这76个警区常有互相推诿、各自为政的心态，他们与其说是将匪徒捉来捉去，其实是撵来撵去，只要把潜在的犯罪份子赶出自己的辖区就满足了，但罪犯本来就流动性极高，若纵容罪犯在其他地方肆虐，到头来大家都深受其害。实施这个“透明鱼缸”策略后，这种自扫门前雪的消极心态减少了，大家反而争着捕捉罪犯拼业绩。这套策略也讲究赏罚分明，做得好升职加薪，做不好的就降级或走人。这种极度透明又强调绩效的组织文化，世上恐怕没几个国家的警察部队能做到。

碍于篇幅所限，精彩的执行细节不能一一列出。本人建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应该人手一本<<蓝海策略>>，若嫌英文原文艰深难懂，政府也不能吝啬，花一些钱找专人翻译成国语是值得的，让警队改变执法思维，总好过花大笔钱购买硬体设备却无法提升效率。本人认为，民众再也没有耐心去听警察的一大堆推诿理由，民众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绩，要的是能安居乐业的安全环境。写到这里，本人不禁感叹，纸上谈兵容易，真正去执行就很难，在我国这种体制下的警察部队，何时才会出现一个像布莱登这样的人？

拉曼生遇劫惨死的省思

（2006年7月31日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

惊闻吉隆坡拉曼学院生在学院附近遇劫，为力保财物而顽抗，遭到2名冷血刀匪狂砍多刀，惨死血泊中！

身为旺沙玛珠的当地居民，笔者不禁为这名冤死的学生感到悲哀和痛心，也为周遭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及平民百姓担心，当下治安亮红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谁不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惊心胆跳？谁能保证下一个受害者就不会是你我或身边的亲友？

发生了这类悲剧，我们除了敦促警方尽快破案、加强警力、增设警亭、增加巡逻次数之外，所有当地的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s）如居民、学生、父母、上班族、商家、福利或政治团体、院方等都必须责无旁贷地负起部分的社会责任，应迅速采取行动，如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如此伤天害理的行径、向政府及警方提呈备忘录要求关注、组织反犯罪集会以唤醒公众的反犯罪意识、召集当地居民成立警卫团以配合警方巡逻等。另外，报导还提到命案现场附近的两家诊所医生在事发时见死不救，其冷漠的态度令人不齿，大家应集体杯葛他们，以儆效尤。

唯有通过上述的实际行动向罪犯发出怒吼，展示居民上下一心的坚决态度，才能有效地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罪犯，若每个人都抱着事不关己的自私态度，对犯罪份子姑息养奸，只会造成社区治安日益败坏，迟早大家都深受其害。

上述的行动都是治标的举措，至于治本呢？国家整体的治安情况恶化，归咎于谁？无可否认，经济低靡不振是治安不靖的主因。上述命案虽说是印裔所为，但庞大的外劳人口的犯罪案例也是不可忽视的。根据官方数据，外劳约占我国人口的10％（其实可能远超此数目），对我国社会安宁的冲击已经是非常巨大。

笔者刚阅读了一篇有关杜拜的文章，杜拜目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经济奇葩，他们的石油并不多，却能在短短十多年内，在一无所有的沙漠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杜拜的140万人口当中，只有15％是当地人，其余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劳（以印度、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居多），但治安却是非常的好，原因何在？其领导人默罕默德酋长的一句话就道出关键所在：“我不担心这85％的外来人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他们是来这里工作、赚钱的，只要大家有工作，有钱赚，就不会有问题。”

这是多么简单却符合逻辑思维的说法！这比我国政府每年公布的复杂经济数据还具有说服力。这番话也显示出杜拜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策略性思考、无比坚毅的魄力、充满自信的开明作风，换作是我国的话，让85％的人口是外劳，恐怕早就亡国灭种了。

和杜拜同样都是以回教为官方宗教的我国，近期陷于恶质的社会内耗当中，一连串的事件如两任首相的公开不和、保守主义盛行导致宗教课题不能公开讨论、大学种族关系课本被抨等，显示了我国部分无良政客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煽动舆论，使到我国族群之间的敏感地带难以达到可以坦诚交流的地步。在这种社会资源因内斗而消耗的情况下，经济要好转是难上加难，连带着治安也无可避免地恶化了。

停止内耗，全民拼经济，才是根治治安败坏的不二法门。希望我国的英明领袖，放下成见，携手合作，为了全民的将来而踏踏实实地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