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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eks ago
17.2.15
4.10.12
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海峡殖民地的活动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刊于张庆雄、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十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6月，第261-274页
前言
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飘扬着米字旗的殖民地遍布世界五大洲，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有充足理由深信他们的地位“受之于天”，这种信念可从1851年英国牧师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水晶宫大博览会中含着自豪的热泪发表的演说中显示：“我认为纺纱机和铁路、库纳德（Cunard）的班轮和电报都是我们和宇宙调和一致的迹象。有个强大的神灵-我们万能的上帝-在安排这一切。[1]
金斯利能在19世纪中叶发表这番感言，其自信除了是建立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的雄厚国力上，也多亏了他的事工先辈们在远东前仆后继打下了基督教信仰版图的坚实基础。早在英国国势达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巅峰之前数十年，也就是在英国与拿破仑帝国在欧陆争霸最激烈的19世纪初，已有英籍传教士到遥远的东方传播福音。1807年，一名25岁的年轻牧师奉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之命来到东亚。伦敦差会之前培养这位年轻牧师完成基本的中文课程，主要是期待他能为广大的中国民众翻译圣经，他最后排除万难完成了这项在传教史上名垂千古的艰巨重任。这位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牧师，当他于1834年在澳门去世时，其大名已经和“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马六甲、新加坡、广州和澳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许多继任者多年来都在马六甲，使那里成为名副其实向中国宣教的安提阿。[2]
马礼逊及其同工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所进行的教育和出版活动，对后世的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信仰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马来半岛、几乎整个印尼群岛直到菲律宾南部被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划入“伊斯兰文明圈”，在东南亚的信仰格局中和中南半岛的小乘佛教和菲律宾北部的天主教形成鼎足之势，这和当年基督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策略和方向有一定的关系。
一、
英华书院落户马六甲
清朝政府长期的“禁教”政策，使到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来到中国边关就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只好在清廷控制范围外的周边地区寻找落脚处，其中最靠近中国本土的就是葡萄牙治下的澳门。马礼逊初抵澳门时，奉天主教为国教的葡澳当局对这些新教传教士也不友善。除了面对葡澳当局在宗派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见得会支持马礼逊的宣教事业，虽然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大不列颠帝国的构想提供了经济条件，从而使得宣教运动成为了可能，但那些商贸和经济帝国的发起者，对宗教狂热者并没有什么好[3]，他们严格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以免得罪中国当局而影响贸易利益。马礼逊在1809年获聘为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年薪500英镑，但他“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反对，独自来到中国。没有人在等待他，他找不到他受欢迎的地方，没有学习语言的设备，人们也没有接受他的愿望。他们不需要他提供的一切。[4]
即使马礼逊遇到重重困难，但他依然坚持传教事业。1812年他完成《汉英字典与文法》，由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萨兰普尔（Serampore）承印出版，这也是他第一本使用金属活字排版印刷的中文书籍。1813年，当中国皇帝发出反基督教敕令，说：“这些欧洲人私自印刷书籍，并准备传道人要误导人民……其首领必要处决，其余人要放逐。”之际，马礼逊翻译的新约圣经（当时称为神天圣书）已经印刷成书。[5]
1813年，米怜牧师（William Milne）的到来使马礼逊的宣教事业取得重大突破。在澳葡当局不允许米怜逗留澳门的情况下，马礼逊劝米怜转移阵地到马六甲建立一个事业点。马礼逊一直认为这个位于航路要冲的港口是一个适合发展对中国宣教事业的地点。马六甲的自由港自15世纪马来统治者治下就已闻名于世，但这个港口在1511年和1641年分别被葡萄牙和荷兰攻占，已使其贸易和经济实力大幅度萎缩。马六甲这个港口是英国因欧陆的拿破仑战争而第二次从荷兰手中刚获得的新殖民地，一个数量虽少但历史久远的海外中国人社会已在马六甲成型，马礼逊若选择这里建立出版事业，他就能借助华人的海商网络将出版物运到周边地区和中国大陆。
米怜在定居马六甲之前，他先访问东印度群岛（现今的印尼群岛），在当地派送马礼逊所翻译的中文新约圣经和其他中文书籍。当时的清朝政策使马礼逊的中文版新约圣经无法进入中国境内，米怜带着马礼逊的中文书籍在东印度群岛分派，可想而知当时该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外中国人社会，但在文盲遍地的封建时代要找到可以读通圣经文字的读书人恐怕也不容易。1814年米怜抵达马六甲后就积极投入宣教事业。1816年，米怜为他的印刷工人梁恭发（Leang Kung Fah，或叫梁发或梁亚发）施洗。随后汤生（Claudius H. Thomsen）到马六甲加入米怜的团队，负责马来人事工。181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加入成为米怜的中文同工。1818年，约翰·实理达（John Slatar）、撒母尔·米顿（Samuel Milton）、汤姆士·白格敦（Thomas Beighton）和约翰·爱因斯（John Ince）陆续到来，壮大了米怜的事工团队。这些人在日后都成为英华书院的主要人物，在对华传教活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818年，马礼逊在担任英国驻清朝特使阿美士德郡主（Lord Amburst）的中文翻译官时，也没有忘记远在马六甲打拼的米怜。马礼逊在这一年个人奉献了1000英镑，又每年奉献100英镑，为期5年，以作为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启动资金。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驻扎官兼指挥官威廉·法夸尔少校（Major William Farquhar）和荷兰新总督的见证下，英华书院奠基典礼举行。耗资7500西班牙银元，经过了整整两年的建设，书院终于在1820年8月落。[6]
二、
传教士的“厚此薄彼”
在英华书院正式开办前几年，梁发已在1815年8月5日告诉米怜有关第一份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已印刷100份并准备拿去分发。这份被誉为全世界的第一份具有现代传播学意义的中文报刊在接下来的七年每个月定期出版，其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为米怜，而马礼逊、麦都思和梁发也成为撰稿者，内容除了阐发基督教教义之外，也宣讲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印刷量逐渐从500份增至2000份，发行地区由马六甲、槟城、新加坡扩展到爪哇、广州和澳门，影响力逐步扩大。1821年米怜病重而停止出版工作，次年他在马六甲病逝后，这份中文报刊的出版也后继无人了。
在中文版圣经的翻译工作上，马礼逊主要负责新约部分，旧约的《申命记》到《约伯记》则由米怜翻译。虽然马礼逊早在1813年于澳门完成最初的《神天圣书》，并由米怜携带至东印度群岛分发，但相信其印刷量并不多，翻译素质也值得怀疑，因此马礼逊和米怜在接下来几年仍积极改进翻译文本的素质。1822年米怜去世后，哀恸的马礼逊从澳门赶抵马六甲继续进行米怜尚未完成的圣经翻译工作。当马礼逊最终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与米怜联名的完整中文版圣经《神天圣书》时，马礼逊和英华书院的名声就因此享誉传教界。[7]虽然有学者指这个圣经版本有“不可容忍的语法不通”（intolerably unidiomatic）的缺陷，但无可否认它确是东南亚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二个出版的中文版圣经。至于世界第一个真正以《圣经》为名的中文版出版物，早在马礼逊和米怜版本出版的前几个月就由浸礼会教士（Baptists）在孟加拉的萨兰普尔（Serampore）出版。
英华书院早期的出版社分成华人和马来人的事工，但显然其工作重心是偏向华人事工。1818年共有12名工作人员和学徒负责中文出版工作，反观只有2名工作人员和学徒负责马来文出版物。这种人力资源的分配造成接下来的一年里共有54,000份中文出版物面世，马来文出版物只有19,000份。到了1820年，中文出版物达14万份，马来文出版物只有20,500份。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26年马六甲英华书院的马来文出版事业正式结束为止。
在以汤生牧师为首、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等马来事工组成员的努力之下，英华书院出版社推出了一些马来文出版物。1815年汤生牧师开始向文西阿都拉学习马来文，并着手马太福音的马来文翻译工作。1817年的《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是第一本马来文出版物，接下来汤生还推出了一些有关“上帝的存在”、“人类的堕落”等教义对话形式的马来文宣传小册子。除了宣教用途之外，在教学用途上的马来文出版物则有针对刚学习马来文的小孩而编的《马来文拼写和阅读课程》（Bahawa Kitab ini akan
menolong segala kanak-kanak yang baharu belajar Bahasa Melayu）。1820年，汤生推出了《英文和马来文的2000个生字》（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containing upwards of 2,000 words）。1821年至1822年，汤生在马六甲的最后八个月中出版了以英文和马来文书写的季刊《马来文杂志》（Bustan Arifin and the
Malay Magazine）。汤生负责马六甲英华书院的马来文出版组是马来半岛第一家以马来文读者群为目标的出版社，大部分的马来文出版物以爪夷文为主，少部分以罗马化马来文来书写。值得一提的是，英华书院的马来文出版物当中的罗马化马来文，成了日后取代爪夷文所拼写马来文的主要推动力，这也是后来兴起的马来民族主义所能凭据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汤生于1822年应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之邀到新加坡继续他的马来事工，直到1834年他返回英国时，他在新加坡总共出版了18个系列的马来文和武吉斯文（Buginese）宗教小册子，包括《十诫》、《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神迹》、《给亚当子孙的福音》、《阿伯拉罕的召唤》等。除了出版小册子，汤生在1829年11月即将完成《马太福音》马来文版的工作，这是他进行《新约圣经》马来文版的其中一部分翻译工作。两年后汤生的同工布恩牧师（Robert Burn）将5份已完成的马来文版《福音书》（Gospels and Acts）寄给伦敦差会秘书处，他们计划要分成两个部分并印行1万5000份。除了汤生和布恩，白格敦牧师也在槟城开展马来文事工，从1835至1839年他在槟城出版了数以千计的马来文版宣教小册子，包括《圣经的宗教》、《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的生平》、《上帝之子基督的神迹》等。当年轻的理雅格牧师（James Legge）在1840年接替马六甲的印刷任务时，对马来文没太大兴趣的理雅格牧师对伦敦差会的董事部施加影响，促使停止马来文版《福音书》和其第二部分的印刷以进行重审。[8]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随着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大部分传教士把宣教重心放在中文事工，并把海峡殖民地的工作转移到一个更靠近中国大陆的新殖民地－香港。1844年，随着白格敦牧师的去世，槟城的马来事工遭到中断。理雅格接手后的马六甲马来事工也名存实亡。新教传教士在海峡殖民地的马来人事工并没有得到伦敦差会的有力支持，部分原因需归咎于他们的宣教对马来群众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另一方面也因为包括马礼逊在内的传教士领导人始终认为华人事工始终远比其他的东南亚民族的事工来得重要，在人力物力和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做出取舍是无可奈何之举。
虽然如此，传教士们的马来人事工还是取得一些成绩。1824年麦都思牧师在登嘉楼见到苏丹，在当地马来人的要求下麦都思送了一本汤生翻译的马来文版新约圣经给他们。白格敦在槟城召到一名虔诚的马来基督徒，并为他取教名为“Thomas John Ince”，但不久后这位马来基督徒的英年早逝令白格敦牧师极为悲痛。除此之外，白格敦也在1842年寄马来文版圣经和福音小册子给苏门答腊的亚齐，他在写给伦敦差会的报告中宣称“亚齐国王的子民要求更多的宣教小册子，他们说国王喜欢这些书，人民也聚精会神地阅读。”基斯柏理牧师（Keasberry）领导新加坡宣教工作期间与柔佛的阿布巴卡苏丹关系密切，“他去世时，苏丹建立墓碑纪念他，以感激他过去的恩情，因为阿布巴卡小时候曾在他的学校受教育，并寄宿在他家里，在学校里，他和他的兄弟及所有同学每日都受圣经的教导，而且参加家庭和学校的祷告”。阁约翰牧师甚至认为被誉为“现代马来文学之父”的文西阿都拉在长期和莱佛士、米怜和汤生的交往中受到感召，他认为阿都拉“是最通达开明的马来人之一，在前往麦加旅途中他突然逝世，有人怀疑有阴谋，因有一些伊斯兰教徒认为他改信了基督教。”[9]但是，随着英国殖民势力逐渐深入控制马来半岛，殖民地政府担心传教活动会动摇殖民统治根基，昙花一现的马来人事工到19世纪后期就逐渐没落。
三、
传教士偏重华人事工及其影响
在达尔文社会主义弥漫的19世纪，当时的传教士们受到这股思潮影响并常发表具有种族偏见、文化优越感的论调。西方人往往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哲学各个方面贬低中国，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证明西方向中国殖民扩张的正义性。传教士们反复强调中国人道德败落、心灵阴暗，证明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0]马礼逊在书信中曾经多次表示，中国人是一个堕落、愚昧、不守信用的民族，庞大的清帝国尽管依旧傲慢无礼，但已处于一种全面衰败的状态中，临近最后的崩溃。[11]
从西方传教士眼中看来，从海外华人中遴选适合的人士予以培养，利用华人传教士在华人中传教，实为方便。担任过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之间。”[12]此外，面对着众多的东方民族，西方人在进行扩张时还是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利益而为这些民族的重要性作排序，其思路和英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传统是相呼应的。在对其他民族的传教策略上，利用华人对传教士而言更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这种想法反映在阁约翰牧师对马来人的刻板印象：“懒散的不道德行为，加上他们无法吃苦耐劳的自然秉性，似乎让马来人少了许多指望，直到他们能从现状中被唤醒...他们若与更刻苦耐劳和精力充沛的中国人通婚，情况将大有改善。这几乎肯定会实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我对信了基督的中国人的认识，我完全确定，远东主导的使徒、宣教士和牧师将会是中国人。”另一方面，新教传教士对处于竞争关系的天主教徒也没好感，阁约翰甚至痛斥：“马六甲葡萄牙人的圣彼得教堂已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但整个族群都因多种因素而堕落，在罪恶中度日。他们离开欧洲生活了几百年，已经越发没有目标和放纵情欲，而一般传给他们的那种罗马教教义也出奇的低级...他们在道德与社会，一般比同住一起的马来族更低劣。他们只不过花上勉强维持生计的工夫，跟中国人打一些琐碎的工，或钓鱼和从事其他的活计，活得比动物好不了多少。”[13]
由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所影响，新教教士们要开展传播上帝福音的工作，不能指望马来人也不能对葡萄牙人后裔抱以希望，他们只好针对东亚最大的族群－华人来下手，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早期传教士在中文事工和马来文事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分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偏见也影响了众多华人对当地土著的观感，在殖民主义退潮后的时代仍有遗绪，对日后南洋诸国的族群关系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后殖民主义大师萨依德认为“一个文本取得了甚至超过它所描述的现实的更大权威．．．这种文本创造了一个传统，或者可以用傅柯的“论述”，其分量和当前的物质性（material presence）的存在，不是任何一个作者的原创性，可以真正为这些文本负责。”他也指出：“欧洲的确是透过文本的了解，形成对东方的定义，然后再把这些都放在东方世界来实际运作，这个转换真的发生了。”[14]虽然传教士们为上帝赢得中国人的宏图伟业抱有无比的热诚，也对未来宣扬上帝福音的主力由中国人担当充满信心，但基于扩张文化霸权和争夺话语权的战略企图，作为西方文化先锋的传教士们必须针对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发动攻势，这先从创造不同的“文本”来着手。在早期英华书院印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大量的中文宣传小册子中，传教士们以基督宗教理论对中国人的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缺陷和不足展开诘难，以利于传播基督教教义。
传教士们常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庙宇派发他撰写的《张远两友相论》、《生意公平聚益法》、《诸国异神论》等小册子来抨击华人的传统宗教信仰。教士们通过这些短小精干的文字，指责这些神明都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是人创造了神，却反过来为其所制。米怜在《诸国异神论》中指出这些神明“不过是一样的物件而已”，这些菩萨神像“都系木、石、泥、金、银等物做的，亦都是木匠、铁匠、银匠等人的工夫”，那这些神明就“不能保佑世人者也”，也不可能“有求必应”。麦都思的《上帝生日之论》则对玄天上帝进行最为无情的口诛笔伐，他认为宇宙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圣的基督教上帝，“天上本有一个上帝，为天地人物之大主宰者”，而且他“永远常有，自然而然，至大至尊”，反观道教的这位“未必有其人，都无姓名，亦无来历，书册无讲，不过在人口说而已”的屠夫，“可为上帝？岂有此理乎？”这是麦都思对中国人的“神道设教”最为严厉的诘难，他们认为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掌管一切，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而这么多道教及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究竟哪一位才是最高的真神？而且这些神明仅是负责人世间生活的不同范畴，满足民间的种种世俗功利的需求，自然不可能是神力无边的上帝了。[15]
这些19世纪早期传教士的论述对一般中国人的影响，可从孙中山和洪秀全这两个人物的经历中反映出来。孙中山早年在翠亨村家乡搞毁村庄的保护神-北帝神像时高喊：“它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又怎能帮助我们？”[16]
，其理由与米怜之说如出一辙。梁发出版的《劝世良言》落到一个叫洪秀全的落魄秀才的手中后，就酿成了十九世纪中叶震惊天下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领袖认为，上帝信仰与古时的中国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古代文化塑造了荣耀上帝的政治系统，这个体系不允许称“帝”，但可以称“王”，这也是太平天国众领袖自封为诸“王”的原因。根据太平教义，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帝王们都犯下了渎神之罪，这个思路源于麦都思牧师把帝王体制当作是篡夺上帝权力的一个亵渎。洪秀全也在这个思路上，这个思路指引他不只要推翻满族，更要推翻由秦始皇时期开始的整个帝王体制。[17]
总的来说，同一时期的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于这些攻讦的回应是薄弱的，这是由于南来谋生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生活清苦、教育水平不高的一群，加上传教士们东来之前已经具备神学和宗教学的理论基础，也熟谙华人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自然在争夺话语权的论述上占尽优势。由于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必须在工商社会里优先解决谋生的问题，对于从故乡带来的“中国记忆”和对节日的了解只停留在一种岁月累积下来的文化感觉和民族认同，而不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理性理解，导致不少传统节日的涵义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虽然保持浓厚的外貌色彩，但遇上挟着殖民主义成见的传教士们诘难为“迷信”、“拜鬼”、“功利心态”等论述时，往往会动摇本身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原本属于中华文化的信仰圈就因此遭到西方文化的侵蚀。
后语
中国在传教士心目中的分量肯定远大于其他的东方民族，传教士们都认为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皈依基督的巨大潜力，而且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古代文明，基督教如能“征服”中国则是宣教事业最伟大的成就。鸦片战争尘埃落定后，英华书院在1843年从马六甲迁至更接近中国本土的香港，理雅格院长和当时的差会领导人对不同民族语文事工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传播发展方向。在东南亚，由于传教士在马来事工的失败和其他的种种因素，绝大部分的马来人仍然信奉伊斯兰教，反观基督教却在海外华人当中迅速扩张。越来越多接受英华书院双语教育的华人基督徒热衷参与中国本土的政治，这些人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造成巨大的影响。
虽然部分的传教士对马来人事工满怀热诚，但他们仍然受到诸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来自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资源分配。奥托曼土耳其虽然在19世纪初已经衰败，但其领导层对于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传教活动仍然不遗余力。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王国自16世纪以来就是奥托曼帝国在东南亚传教的桥头堡，许多来自土耳其的商贾和阿訇通过亚齐王国向广大的马来和印尼群岛的乡区基层深入传教，帝国当局也基于宗教的缘故而不断军援亚齐王国以对抗葡萄牙和荷兰的基督教入侵者。奥托曼帝国的推动因素被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是东南亚伊斯兰化的重要源头之一。[18]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为了支持希腊独立而和奥托曼帝国闹僵，英籍传教士面对原本就受奥托曼影响的东南亚穆斯林群众无可避免会感到吃力。此外，重商主义的英殖民者取得东南亚第一块殖民地-槟榔屿后就开始奉行开放政策，允许多种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并赠送土地给各国前来的垦殖者，以利于英殖的统一政经体系之中包涵不同语言、宗教、风俗。[19]
因此，英殖民政府出于稳固统治、招徕更多劳动力来掠夺殖民地资源、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他们就没有必要为了传教士的传教理想而激怒原本就对基督教较为抗拒的马来穆斯林，甚至到后期还制定政策保护马来土王们的特权，限制传教士们对马来人传教。当时和马来亚一衣带水、文化习俗相近的印尼群岛被荷兰统治，荷兰虽是新教国家，但荷兰殖民政府基本上也是奉行重商主义和不干涉当地土著的信仰，也不鼓励传教士对已经皈依伊斯兰的土著传教。另一方面，马礼逊和他的英华书院同工们在后期放弃马来人事工，也有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的马来人人数较少且分散，加上伊斯兰教义对基督教的抗拒力度强，有限的资源投下去会事倍功半，而当时华人的传教事业则出现曙光，中国沿海省份一带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信徒，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兴起的社会背景埋下了伏笔。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也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传教士会“厚此薄彼”，独厚华人而薄其他南洋民族。
这种跟随殖民势力攻城略地的信仰扩张，正如法国思想家里落·波流所言：“殖民化是一个民族的扩张力量；那就是它的再生产力量；那是它经由空间的放大与多产；那是使宇宙或是其大部分臣服于这个民族的语言、习惯、观念和律法之下。”[20]巴内特也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武装部队，还在于经济和科技资源；在于制定外交政策时的机敏、果断和洞烛机先；在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效率。而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一个国家本身，也就是在于它的人民，人民的技能、精力、雄心、纪律和主动性；人民的信仰、神话和幻想。”[21]清廷经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后，在开展洋务运动时才意识到争取海外华人的重要性，并于1870年代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所领事馆，1890年代在槟榔屿设立副领事馆，“天朝弃民”的身份从此转为“华侨”。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巨大冲击下，清廷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光靠“船坚炮利”的物质力量不足以力挽狂澜，而必须同时注重国民精神力量的建设。
以张弼士为首的清朝驻外领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遗余力地在南洋地区推广各种文教活动，从“信仰”角度入手争取华侨的归心，其“套路”和早期英华书院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隐含着为天朝收复信仰失地之意图。英华书院的“教育传教”模式与后来的美国来华传教士所从事的活动是一脉相承的，圣约翰大学的创办人施约瑟认为“没有教育作为工具，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传教的努力是最徒劳无功的”，后来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也认为要把教会教育机构比作“训练未来使徒”的“西点军校”。[22]和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针对中国人展开的“教育传教”相比，晚清政府其实也意识到将“传教”和“教育”挂钩的重要性，张弼士等人就通过侨务“反其道而行”落实到西方殖民地上的海外华人社群，在南洋就留下了1千多所中文教育学堂和无数间庙宇，强化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对中国的向心力。但是，随着1911年清朝的覆灭，这些清廷在海外的信仰遗产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湮没长达一世纪有余。
注释：
[18]
有关奥托曼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可参阅Ismail Hakki GOKSOY,
'Ottoman-Aceh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urkish Source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eh and Indian Ocean Studies, 24-27 February
2007 和 Affan Seljuk, "Relations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Muslim Kingdoms in the Malay-Indonesian Archipelago", Der Islam,
No: 57, 1980
26.4.12
棋盘人生
近几年，中国年轻人当中掀起“桌游热”。“桌游”是“桌面游戏”的简称，英文叫board game，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棋类游戏。欧美国家有为数众多的桌游粉丝，每年都定期举行各类桌游比赛、出版期刊、颁发桌游设计奖项等。
我这些80后的这一代人，小时候玩的就是飞机棋、斗兽棋、陆军棋等。记得小学时我常和同学互拼棋技，用刀片在桌上划出“楚河汉界”，上课前摆好棋子就“开战”，老师一进门我们就“横扫千军”，把棋子扫进桌边的小洞，掉进底下的抽屉。这些往事已成为美好的儿时回忆。90年代中期网络崛起后，电脑游戏几乎“一统天下”。那时，许多还在读书的蒙昧少年，包括我在内，都在沉迷电脑连线游戏，桌游反而被遗忘了。
桌游vs网游
现在，网络游戏的坏处日益彰显。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网络时代长大的小孩，其思维方式与上几代大不相同。人与机器互动太多，自我意识过强，面对面的沟通能力极为薄弱。此外，网络资讯爆炸，人的注意力涣散，喜欢“跳跃式”想象而缺乏逻辑思维，重视表层现象而缺乏深度思考。
桌游的“复兴”，在某程度上是一种“回归”。不少90后的年轻人放下Ipad，不玩愤怒鸟反而去玩桌游。桌游除了可以训练表达能力、组织力、观察力等优点外，也不会像网络游戏那样令人“玩物丧志”。毕竟，网络上有太多寂寞的孤独灵魂，随时上网就可以开打。但在现实世界，要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匆忙的生活里抽出宝贵时间玩桌游，真的很不易，大家却反而更珍惜这种相聚的欢乐时光。这种感情基础是瞬间即逝的网游无法比拟的。
桌游其实是真实世界的缩小版本，就像“百万富翁”模拟金融大亨在地产界的搏杀那样，可以让你在这个小天地中尽情享受数钞票的乐趣。桌游玩多之后，就会觉得，人生就如棋盘，不管在考场、职场、情场、球场，每个人都是自己在不同场合的操盘手，每时每刻都在做决策。一个决定，可以让你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可以让你飞上枝头变凤凰。
现实中的棋盘
许多政治家都是桌游迷。据说基辛格从小就是“外交”（Diplomacy）桌游的高手，长大后就玩真刀真枪的国际政治游戏。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写《大棋局》一书，就把世界当成一个大棋盘，来分析各大国的战略选择。“软实力”的始作俑者约瑟夫∙奈把国际政治舞台分成几个层次，军事、经济、文化等都是不同的棋盘，各国的利益都盘根交错地“相互依赖”，真是“世事如棋”。
无论如何，玩桌游有一个通则，那就是“不要把现实带入游戏”。例如，不能用冰淇淋来贿赂对手让自己取胜，也不能根据现实中的个人感情来行事，即便是好友、夫妻、兄弟，任何人进入棋局后就是绝对的“理性人”，大家都为赢得游戏目标而奋斗。
小孩子玩游戏玩得不爽，可以很无赖地翻了棋盘就走人。但是，现实中的政治很难有回头路，很多人进入游戏后，往往无法自拔，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珍珑棋局”那样，入戏太深，走火入魔。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政客们在腥风血雨的争权夺利过程中，结下太多恩怨，身家性命都深陷其中，想要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根本不可能，因为权力一丢，仇家就找上门，这真的很悲哀。
更残酷的是，一些政客在怎样看都是“死局”的棋盘中，还要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倒在茉莉花革命之下的几个中东独裁者就是例子。幸好，脑袋清醒的还大有人在。几年前，台湾的百万红杉军包围总统府，情绪激昂的群众要冲进去收拾贪腐的阿扁，但总指挥施明德还是理智地制止他们，因为他知道冲进去就是“政变”，已经超过“民主游戏”的底线了，搞不好就天下大乱。
你还在乎以前的棋盘吗？
由于工作性质使然，我从以前关注党内派系纷争，到与敌对政党的攻讦；现在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后，开始关注台海两岸的明争暗斗，到更高层次的中美两大国的博弈。这种经历就如政治学家说的“位置决定立场”（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个人的身份和利益随着环境而改变。你还在乎小时候玩的象棋、百万富翁吗？这已不是你现阶段的棋盘了。
教我选举操盘的老师说过，棋盘有分高低，真正的操盘高手可以随时进出，在不同层次的棋盘中来去自如，进得从容，退得潇洒，这种境界不容易达到。
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和出路。学习如何豁达看待得失、不执着一时的输赢，也学习如何做决定、做取舍。也许，这就是玩桌游时可以领悟到的智慧。
此文为原文，浓缩版登在中国报专栏：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13431
此文为原文，浓缩版登在中国报专栏：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13431
24.4.12
我們的華語
常聽到中國人對我們大馬華人說：“你們的漢語說得不錯！”他們也說：“雖然口音特別，但基本上能聽懂。”
首先要知道，“漢語”概念是對內而不是對外，因為中國有56個民族，佔人口90%以上的漢族是主體民族，漢族的語言因此被確立為“普通話”，所以中國學生學“漢語拼音”，針對外國人則是“對外漢語教學”。我們習慣的“華語”，對中國人而言是相對陌生的。
“華語”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看了一些學者的研究后，才知道我們的“華語”和晚清的僑務有關。
1905年，清政府開始在南洋推動華僑教育，當時遇上一個迫切問題，那就是語言不通。南洋華人來自不同方言區，雖然文字相通，但日常交流時就很麻煩。清廷《學務綱要》就指：“中國民間各操土音，一省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作耽擱”，因此規定官方語言是勢在必行。
雖然南洋華人都很熱心，出錢出力辦教育，但說到要用官話教書，當時真是天大難題。私塾老師都在用各自的方言教書，沒多少人懂官話。
師資供不應求
當時清廷駐檳城領事梁碧如要求把在日本學習的中國學生送來南洋教書，但中國內地各省都缺師資，供不應求。后來兩廣總督岑春煊想出妙策，那就是把廣西桂林的教師送來南洋。那一帶的人講“桂柳官話”，雖然和北京官話有些不同 ，但到底也是一種官話，可應付燃眉之急。
由于廣西也流行粵語和客語，也只有這批老師聽得懂客家話和廣東話，然后就靠講粵語而要求當地學生用福建話翻譯。這批教師到南洋說廣西式官話，學生跟著講，結果就說出粵腔和福建腔的廣西式官話。久而久之，大家認為自己在說“華語”，因為在洋人的殖民地，大家心裡還是有“華夷之分”，認為這是“華人”的語言，所以不叫“漢語”。
這批比林連玉還更早到來的廣西老師，他們的口音影響了我們好幾代人。如果大家聽過在清末民初上學的人，如沈慕羽這一代老人家所講的腔調，就知道什么是“一脈相承”。
現在我們到桂林旅行時，也許沒想到我們的華語和這個“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有很深的淵源。雖然我們的口音和當代“普通話”有些不同，習慣把一些字念成第四聲（其实是入声），如“國家”、“獨立”、“讀書”的第一個字。但這都是歷史形成的結果，是我們馬來西亞人獨有的，值得我們去珍惜。
也許，在全球化時代，堅持特色，才會出色。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11396
首先要知道，“漢語”概念是對內而不是對外，因為中國有56個民族，佔人口90%以上的漢族是主體民族，漢族的語言因此被確立為“普通話”，所以中國學生學“漢語拼音”，針對外國人則是“對外漢語教學”。我們習慣的“華語”，對中國人而言是相對陌生的。
“華語”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看了一些學者的研究后，才知道我們的“華語”和晚清的僑務有關。
1905年，清政府開始在南洋推動華僑教育，當時遇上一個迫切問題，那就是語言不通。南洋華人來自不同方言區，雖然文字相通，但日常交流時就很麻煩。清廷《學務綱要》就指：“中國民間各操土音，一省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作耽擱”，因此規定官方語言是勢在必行。
雖然南洋華人都很熱心，出錢出力辦教育，但說到要用官話教書，當時真是天大難題。私塾老師都在用各自的方言教書，沒多少人懂官話。
師資供不應求
當時清廷駐檳城領事梁碧如要求把在日本學習的中國學生送來南洋教書，但中國內地各省都缺師資，供不應求。后來兩廣總督岑春煊想出妙策，那就是把廣西桂林的教師送來南洋。那一帶的人講“桂柳官話”，雖然和北京官話有些不同 ，但到底也是一種官話，可應付燃眉之急。
由于廣西也流行粵語和客語，也只有這批老師聽得懂客家話和廣東話，然后就靠講粵語而要求當地學生用福建話翻譯。這批教師到南洋說廣西式官話，學生跟著講，結果就說出粵腔和福建腔的廣西式官話。久而久之，大家認為自己在說“華語”，因為在洋人的殖民地，大家心裡還是有“華夷之分”，認為這是“華人”的語言，所以不叫“漢語”。
這批比林連玉還更早到來的廣西老師，他們的口音影響了我們好幾代人。如果大家聽過在清末民初上學的人，如沈慕羽這一代老人家所講的腔調，就知道什么是“一脈相承”。
現在我們到桂林旅行時，也許沒想到我們的華語和這個“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有很深的淵源。雖然我們的口音和當代“普通話”有些不同，習慣把一些字念成第四聲（其实是入声），如“國家”、“獨立”、“讀書”的第一個字。但這都是歷史形成的結果，是我們馬來西亞人獨有的，值得我們去珍惜。
也許，在全球化時代，堅持特色，才會出色。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11396
水果拼盘上街头
一位马来朋友说过，华人搞饮食很有创意，看起来没有关係的两种材料，凑合起来竟变成名菜，例如魷鱼和蕹菜、豆芽和白斩鸡。
我说这其实不算什么，搞出Rojak的才是高手，其起源虽不可考，但它被公认最能代表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特色。一个盘子，不同水果，淋上酱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充分体现“多元一体，共存共荣”。
搞饮食要有创意，搞政治也需要创意。有人將两股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比喻为“橙”和“苹果”，若把它们包在一起卖，喜欢橙未必喜欢苹果，喜欢苹果未必喜欢橙，到最后两头不到岸。其实，若发挥一点想像力，用Rojak精神搞成水果拼盘，说不定更有卖点。
外表是什么顏色不是重点。吃水果最重要是摄取维他命C，对身体有益就多吃；搞社会运动最重要看斗爭目標，对国家和人民有益，自然就有人支持。
水果拼盘好不好吃，要看厨师的刀功；两股不同的社会运动合流，到底是失焦还是聚焦，是消耗能量还是聚集力量，这要看操盘手的功力。
剧本很重要
根据政治学者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对于抗爭政治的研究案例，在国外，不同议题的支持者结盟，已经见怪不怪。把地方议题上升到全国议题，用更宏大的价值观和目標来吸引更多支持者，有点像毛泽东常讲的“统一战线”。抗爭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剧本很重要。演得好，有掌声，演不好，就下台。
无论当权者怎样质疑水果的政治潜议程，其实他们的剑早已亮出，剑锋直指最根本的“不公平制度”。亮剑之后，师出有名，当权者投鼠忌器，陷入两难局面。要镇压嘛，网络时代搞镇压的成本实在太高，全世界都盯著你；要放任嘛，对方搞到人多势眾气势如虹，当权者就被当成纸老虎，政权迟早也要丟。
国外当然有当权者成功应对社会运动的先例，具体手段包括分化、吸纳入体制等。软硬兼施把滚滚洪流分流出去，才不会导致氾滥成灾。说白一点，当权者的体质（体制）要健康，肚量要够大，才能吃下形形色色的水果拼盘，最后顺利消化、摄取营养、排解毒素，缔造一个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环境。
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是最现成的“攻防手册”，不只抗爭者要读，当权者更要读。谁的思想武器落后，谁就挨打。但是，对于享惯既得利益、政绩百孔千疮、有官僚组织惰性、学习意愿薄弱的当权者来说，要指望他们改善体制，未免过于缘木求鱼。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9518
我说这其实不算什么，搞出Rojak的才是高手，其起源虽不可考，但它被公认最能代表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特色。一个盘子，不同水果，淋上酱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充分体现“多元一体，共存共荣”。
搞饮食要有创意，搞政治也需要创意。有人將两股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比喻为“橙”和“苹果”，若把它们包在一起卖，喜欢橙未必喜欢苹果，喜欢苹果未必喜欢橙，到最后两头不到岸。其实，若发挥一点想像力，用Rojak精神搞成水果拼盘，说不定更有卖点。
外表是什么顏色不是重点。吃水果最重要是摄取维他命C，对身体有益就多吃；搞社会运动最重要看斗爭目標，对国家和人民有益，自然就有人支持。
水果拼盘好不好吃，要看厨师的刀功；两股不同的社会运动合流，到底是失焦还是聚焦，是消耗能量还是聚集力量，这要看操盘手的功力。
剧本很重要
根据政治学者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对于抗爭政治的研究案例，在国外，不同议题的支持者结盟，已经见怪不怪。把地方议题上升到全国议题，用更宏大的价值观和目標来吸引更多支持者，有点像毛泽东常讲的“统一战线”。抗爭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剧本很重要。演得好，有掌声，演不好，就下台。
无论当权者怎样质疑水果的政治潜议程，其实他们的剑早已亮出，剑锋直指最根本的“不公平制度”。亮剑之后，师出有名，当权者投鼠忌器，陷入两难局面。要镇压嘛，网络时代搞镇压的成本实在太高，全世界都盯著你；要放任嘛，对方搞到人多势眾气势如虹，当权者就被当成纸老虎，政权迟早也要丟。
国外当然有当权者成功应对社会运动的先例，具体手段包括分化、吸纳入体制等。软硬兼施把滚滚洪流分流出去，才不会导致氾滥成灾。说白一点，当权者的体质（体制）要健康，肚量要够大，才能吃下形形色色的水果拼盘，最后顺利消化、摄取营养、排解毒素，缔造一个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环境。
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是最现成的“攻防手册”，不只抗爭者要读，当权者更要读。谁的思想武器落后，谁就挨打。但是，对于享惯既得利益、政绩百孔千疮、有官僚组织惰性、学习意愿薄弱的当权者来说，要指望他们改善体制，未免过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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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主义
听中国的老师说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训练出来的学生，归纳能力都很强。难怪我认识的很多中国同学，可以迅速把很多复杂和抽象的概念，浓缩成“XX性”、“XX化”、“XX主义”的字眼，然后再总结为“三个XX”之类的术语。这种“性、化、主义”的文体，常见于中国的学术文章中，对于我们这些在“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教育体制下”成长的人来说，看得很难消化。
“XX性”是对应英文以-y或-ness结尾的单词，如可能性（possib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等；“XX化”则对应英文以-zation结尾的单词，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XX主义”则对应英文以-ism结尾的单词，如共產主义（commun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等。
只要掌握上述语言规则，把英文词汇翻译成中文就不难，不少西方的学术著作都这样翻译过来。这种文体不能说不好，学术討论时不得不用这些词汇，至少方便大家吸收西方的新观念，但在日常会话用得过火，就会变成台湾学者余英时所批评的“病態中文”。
早已深入民心
例如，“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说成“我吃素”就行；“这本书的可读性很高”，干脆说成“这本书很好看”；“这事情的可操作性不高”应说“这事情不好办”；“这个人的可塑性很高”应改成“这个人是可造之才”。总之，简明扼要才能体现中文之美，故作高级的“偽术语”会污染中文。
但是，上述文体早已深入民心，如“落实高绩效团队的三性特征：主动性、思考性、配合性”、“迈向三化目標：科学化、专业化、活力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这类型的標语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出现。若把这些“性、化、主义”拿掉，意思也差不多。
以前进行政治斗爭时，往政敌头上套帽子很常见，如“卖国主义”、“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等。一些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卖国就卖国，投机就投机，加上“主义”很多此一举。但遗风尚在，一些学生在辩论时还是会冒出“XX主义”，或许可让不明就里的对手愣一阵子。
隨著中国崛起，我们的中文也多少受其影响。我们熟悉的“主义”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常见的“化”有政治化、制度化、回教化（现在统称伊斯兰化）。最近听到某政治人物讲“首相面对结构性问题……因此我们要调整自己，要有参与性、包容性、综合性和諮询性。”看来我们的中文也越来越“性”氾滥了。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7470
“XX性”是对应英文以-y或-ness结尾的单词，如可能性（possib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等；“XX化”则对应英文以-zation结尾的单词，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XX主义”则对应英文以-ism结尾的单词，如共產主义（commun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等。
只要掌握上述语言规则，把英文词汇翻译成中文就不难，不少西方的学术著作都这样翻译过来。这种文体不能说不好，学术討论时不得不用这些词汇，至少方便大家吸收西方的新观念，但在日常会话用得过火，就会变成台湾学者余英时所批评的“病態中文”。
早已深入民心
例如，“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说成“我吃素”就行；“这本书的可读性很高”，干脆说成“这本书很好看”；“这事情的可操作性不高”应说“这事情不好办”；“这个人的可塑性很高”应改成“这个人是可造之才”。总之，简明扼要才能体现中文之美，故作高级的“偽术语”会污染中文。
但是，上述文体早已深入民心，如“落实高绩效团队的三性特征：主动性、思考性、配合性”、“迈向三化目標：科学化、专业化、活力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这类型的標语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出现。若把这些“性、化、主义”拿掉，意思也差不多。
以前进行政治斗爭时，往政敌头上套帽子很常见，如“卖国主义”、“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等。一些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卖国就卖国，投机就投机，加上“主义”很多此一举。但遗风尚在，一些学生在辩论时还是会冒出“XX主义”，或许可让不明就里的对手愣一阵子。
隨著中国崛起，我们的中文也多少受其影响。我们熟悉的“主义”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常见的“化”有政治化、制度化、回教化（现在统称伊斯兰化）。最近听到某政治人物讲“首相面对结构性问题……因此我们要调整自己，要有参与性、包容性、综合性和諮询性。”看来我们的中文也越来越“性”氾滥了。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7470
该出手时就出手
去年我去上海世博。也许是夏日炎炎，又要排长龙，大家火气都很大，排在我面前的两个人就因小碰撞而吵起来。
双方即使吵得面红耳赤，多么恶毒的诅咒都说出口了，但就只在动嘴皮子。后来终于进场了，这两个冤家各走各的路，但嘴巴还是骂个不停。我听到身后有人操著北方口音说：“吵架的一定是上海人，骂得再凶也不会动手。如果是咱爷们，早就往死里打。”
这或许和地域文化有关。一般来说，北方人豪爽、火爆，一言不合就打起来，懒得费口水。南方人细腻、斤斤计较，衝突时总是动口不动手，但这也不代表很“文明”。当你听到那些骂人的歹毒话时，的確很难和“文明”联想在一起。
根据常识，大家都知道“谁先动手谁就理亏”，因为“理亏”的人很难“理直气壮”。华人社会喜欢用情、理、法三个层次来看问题。处理纠纷时，我们先说“情”，即人情，万事好商量，照顾双方面子，让大家好下台。如果“情”说不动，才出动“理”，即讲明社会规范和利害关係，应怎样做才对大家都好。如果情和理都说不通时，才出动“法”，大家摊开白纸黑字，依法办理。
情理法何者为重？
这种“情在嘴上，理在心中，法在腹里”的思维模式，常见于华人的各种社交场合。那么情理法之中，何者为重？根据华人传统的“居中则吉”的观念，当然“理”最重要，有“理”就有战略制高点，要和解可以用“情”，大不了撕破脸就用“法”，进可攻，退可守，拥有主动权。难怪大家吵嘴时最常说：“你讲不讲道理？”
西方人的思维和华人恰好相反，动不动就讲“法庭见！”我们的社会也渐渐被这种观念影响。法治至上不能说不好，但也可能会形成“只要合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態度。社会上有心术不正的人喜欢钻法律漏洞，导致出现越来越多“合法”却“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恶劣例子。这使到社会上鬱闷的人越来越多，情绪压抑到了临界点，只好选择诉诸暴力来释放、疏解，不管是在语言上，或是行动上。
无论如何，面对种种社会乱象，大家还是意识到，要佔据“理”，还是要讲“文明”。电视剧《水滸传》的主题曲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当然要出手，但要讲究手段和方法。出手把选票（ballot）投进票箱，总比出手用子弹（bullet）打死对方，更符合民主社会所能接受的规范。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5536
双方即使吵得面红耳赤，多么恶毒的诅咒都说出口了，但就只在动嘴皮子。后来终于进场了，这两个冤家各走各的路，但嘴巴还是骂个不停。我听到身后有人操著北方口音说：“吵架的一定是上海人，骂得再凶也不会动手。如果是咱爷们，早就往死里打。”
这或许和地域文化有关。一般来说，北方人豪爽、火爆，一言不合就打起来，懒得费口水。南方人细腻、斤斤计较，衝突时总是动口不动手，但这也不代表很“文明”。当你听到那些骂人的歹毒话时，的確很难和“文明”联想在一起。
根据常识，大家都知道“谁先动手谁就理亏”，因为“理亏”的人很难“理直气壮”。华人社会喜欢用情、理、法三个层次来看问题。处理纠纷时，我们先说“情”，即人情，万事好商量，照顾双方面子，让大家好下台。如果“情”说不动，才出动“理”，即讲明社会规范和利害关係，应怎样做才对大家都好。如果情和理都说不通时，才出动“法”，大家摊开白纸黑字，依法办理。
情理法何者为重？
这种“情在嘴上，理在心中，法在腹里”的思维模式，常见于华人的各种社交场合。那么情理法之中，何者为重？根据华人传统的“居中则吉”的观念，当然“理”最重要，有“理”就有战略制高点，要和解可以用“情”，大不了撕破脸就用“法”，进可攻，退可守，拥有主动权。难怪大家吵嘴时最常说：“你讲不讲道理？”
西方人的思维和华人恰好相反，动不动就讲“法庭见！”我们的社会也渐渐被这种观念影响。法治至上不能说不好，但也可能会形成“只要合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態度。社会上有心术不正的人喜欢钻法律漏洞，导致出现越来越多“合法”却“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恶劣例子。这使到社会上鬱闷的人越来越多，情绪压抑到了临界点，只好选择诉诸暴力来释放、疏解，不管是在语言上，或是行动上。
无论如何，面对种种社会乱象，大家还是意识到，要佔据“理”，还是要讲“文明”。电视剧《水滸传》的主题曲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当然要出手，但要讲究手段和方法。出手把选票（ballot）投进票箱，总比出手用子弹（bullet）打死对方，更符合民主社会所能接受的规范。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5536
向左走，向右走？
我们习惯靠左行，但出过国的人都知道靠右行的人也很多。有资料显示，全球60亿人口中，约40亿人靠右行，只有约20亿人靠左行。为何会这样？
有一种说法：封建时代的贵族老爷有佩戴武器的特权，在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的情况下，左腰佩刀剑可方便右手拔取。如果大家都靠右走，在狭窄的道路很容易和迎面而来的人发生武器碰撞。为了避免一言不合、拔刀就砍的衝突发生，大家就约定俗成靠左走，慢慢就形成走左边是贵族的专利，老百姓只能走右边。
法国大革命时，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民推翻贵族统治后，就全部靠右行。后来拿破仑大军打到哪里，这套规则就被带到哪里，所以现在欧洲大陆几乎都靠右行。美国独立前原本也靠左行，独立战爭期间为了和英国一刀两断，也靠右行了。苏联建立共產政权后，废除靠左行是要消灭沙皇封建余毒，影响到后来的共產国家都是靠右行。
即使革命浪潮汹涌，大英帝国依然顽强维持传统，其规则也被带到殖民地，造成现在的英联邦国家都是靠左行。此外，那些拥有皇室的君主立宪国家都带有封建痕跡，几乎都靠左行，如泰国、日本等。
“中道”路线是学问
走路分左右，搞政治也分左右。政治学者对左右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境和脉络又產生不同的內涵。在意识形態火热的年代，左右两派的斗爭手段异常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到了现在，西方国家的左右派都知道“得中间选民得天下”，在论述上互相包抄和釜底抽薪的例子已多不胜数。久了选民就会发现，其实左右政党在很多政策上的差別也不大，政治冷感的犬儒心態由此產生。
无论如何，左倾也好，右倾也罢，主旋律还是找“出路”。开车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笔直的大路上行驶，汽车的方向盘也要不停摆来摆去。如果停止摆动，车就会衝出马路，如果摆得太厉害，就会翻车。操盘手如何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来摆动，尽量贴近“中道”路线，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故事中，一对男女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兜兜转转一段岁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结局没交代他们往哪里去，任凭读者去想像。在政治上，让人民想像“出路”是很重要的。也许，政治上的“单维”左右摆动只是一种手段，如何达致“双维”的“向前行”而不是“向后退”，最后让国家进入“三维”境界的“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这才是目的。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3483
有一种说法：封建时代的贵族老爷有佩戴武器的特权，在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的情况下，左腰佩刀剑可方便右手拔取。如果大家都靠右走，在狭窄的道路很容易和迎面而来的人发生武器碰撞。为了避免一言不合、拔刀就砍的衝突发生，大家就约定俗成靠左走，慢慢就形成走左边是贵族的专利，老百姓只能走右边。
法国大革命时，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民推翻贵族统治后，就全部靠右行。后来拿破仑大军打到哪里，这套规则就被带到哪里，所以现在欧洲大陆几乎都靠右行。美国独立前原本也靠左行，独立战爭期间为了和英国一刀两断，也靠右行了。苏联建立共產政权后，废除靠左行是要消灭沙皇封建余毒，影响到后来的共產国家都是靠右行。
即使革命浪潮汹涌，大英帝国依然顽强维持传统，其规则也被带到殖民地，造成现在的英联邦国家都是靠左行。此外，那些拥有皇室的君主立宪国家都带有封建痕跡，几乎都靠左行，如泰国、日本等。
“中道”路线是学问
走路分左右，搞政治也分左右。政治学者对左右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境和脉络又產生不同的內涵。在意识形態火热的年代，左右两派的斗爭手段异常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到了现在，西方国家的左右派都知道“得中间选民得天下”，在论述上互相包抄和釜底抽薪的例子已多不胜数。久了选民就会发现，其实左右政党在很多政策上的差別也不大，政治冷感的犬儒心態由此產生。
无论如何，左倾也好，右倾也罢，主旋律还是找“出路”。开车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笔直的大路上行驶，汽车的方向盘也要不停摆来摆去。如果停止摆动，车就会衝出马路，如果摆得太厉害，就会翻车。操盘手如何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来摆动，尽量贴近“中道”路线，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故事中，一对男女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兜兜转转一段岁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结局没交代他们往哪里去，任凭读者去想像。在政治上，让人民想像“出路”是很重要的。也许，政治上的“单维”左右摆动只是一种手段，如何达致“双维”的“向前行”而不是“向后退”，最后让国家进入“三维”境界的“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这才是目的。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3483
一个“马来人”到中国留学的隨想
到中国留学，常听到中国人对我们说：“你们马来人的汉语说得不错。”
这需要釐清一下，“马来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马来西亚人”的简称，就像“印度尼西亚人”简称“印尼人”一样，是“国籍”概念，不是我们常理解的“种族”概念。当我们费劲解释“马来人”不等于“马来西亚人”时，对方往往回以一知半解的疑惑眼神。
这是“身分认同”（Identity）的问题。自先民到南洋开拓以来，我们的身分就一直在改变，从“华侨”一直到“华人”。身分不是绝对的，而是隨著相对的“他者”而变化。
生活在多元种族社会，我们已习惯根据不同情境转换自己的身分。面对友族，我们会说自己是华人；在华人的圈子，我们会依照祖籍分广东、广西、福建、客家等。
在国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身分。记得我上国际关係课时，选了东协的课题作报告，瑞典籍老师问我这个Chinese为何不选和中国有关的课题，我想都不想就答：“I am not a Chinese。”然后再加一句：“I am a Malaysian。”
洋老师口中的Chinese（中国人）是政治概念，我的回答当然“政治正確”，但回到马来西亚，Chinese（华人）就变成文化上的意义。
文化问题变政治问题
我们从小就意识到“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可分开的，这不会造成精神分裂，也让我们在不同场合切换身分和安身立命。多年来的种族政治往往使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强调中华文化认同，很容易被曲解为不效忠当地。
老一辈华人或许对“中国”魂牵梦縈，但现在“中国”对许多华裔青年来说不过是一个集体记忆的残存痕跡。许多在中国的大马华人感受到与中国人在生活上、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后，都会发现自己的灵魂並不属于那里。
时局更迭，使我们在神州大地从血缘上的“亲人”，变成政治上的“他者”。由此，我们逐渐能理解为何中国人会视我们为“马来人”，越来越不觉得感冒。
根据安德森的经典论断：“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是建构出来的，“中华民族”是近代的政治產物，“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殖民者操弄下，我们被刻意强化族群认同，这种“想像的共同体”像一把双刃剑，既能產生建设性的正面能量，也能產生毁灭性的负面能量。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籍的身分已相对不再那么重要，我们也不应再纠结于“我爱国家，但国家不爱我”的悲情中。或许將来有一天，当大多数人学会“想像”自己是一个地球村村民，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时，就不会像以往那样是攸关身家性命、大是大非的“是非题”，而是一个无关对错、跟隨自由意志而决定的“选择题”。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01491
这需要釐清一下，“马来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马来西亚人”的简称，就像“印度尼西亚人”简称“印尼人”一样，是“国籍”概念，不是我们常理解的“种族”概念。当我们费劲解释“马来人”不等于“马来西亚人”时，对方往往回以一知半解的疑惑眼神。
这是“身分认同”（Identity）的问题。自先民到南洋开拓以来，我们的身分就一直在改变，从“华侨”一直到“华人”。身分不是绝对的，而是隨著相对的“他者”而变化。
生活在多元种族社会，我们已习惯根据不同情境转换自己的身分。面对友族，我们会说自己是华人；在华人的圈子，我们会依照祖籍分广东、广西、福建、客家等。
在国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身分。记得我上国际关係课时，选了东协的课题作报告，瑞典籍老师问我这个Chinese为何不选和中国有关的课题，我想都不想就答：“I am not a Chinese。”然后再加一句：“I am a Malaysian。”
洋老师口中的Chinese（中国人）是政治概念，我的回答当然“政治正確”，但回到马来西亚，Chinese（华人）就变成文化上的意义。
文化问题变政治问题
我们从小就意识到“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可分开的，这不会造成精神分裂，也让我们在不同场合切换身分和安身立命。多年来的种族政治往往使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强调中华文化认同，很容易被曲解为不效忠当地。
老一辈华人或许对“中国”魂牵梦縈，但现在“中国”对许多华裔青年来说不过是一个集体记忆的残存痕跡。许多在中国的大马华人感受到与中国人在生活上、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后，都会发现自己的灵魂並不属于那里。
时局更迭，使我们在神州大地从血缘上的“亲人”，变成政治上的“他者”。由此，我们逐渐能理解为何中国人会视我们为“马来人”，越来越不觉得感冒。
根据安德森的经典论断：“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是建构出来的，“中华民族”是近代的政治產物，“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殖民者操弄下，我们被刻意强化族群认同，这种“想像的共同体”像一把双刃剑，既能產生建设性的正面能量，也能產生毁灭性的负面能量。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籍的身分已相对不再那么重要，我们也不应再纠结于“我爱国家，但国家不爱我”的悲情中。或许將来有一天，当大多数人学会“想像”自己是一个地球村村民，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时，就不会像以往那样是攸关身家性命、大是大非的“是非题”，而是一个无关对错、跟隨自由意志而决定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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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错就永不超生？
网络年代，似乎是一个一犯错就永不超生的年代。
现在的社交网站都具备“持久辨认”的功能，每个人的一切言行都將永久保存在网上，一些IT界先驱就认为这真的很不幸。
尼克比尔顿在《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书中写道：“青春的神奇之处，在于人们能够宽恕与遗忘”，但网络出现后，“孩子们永远没有机会犯错、被宽恕与遗忘……当我们还是小孩时，都会说一些蠢话，因为没有记录，所以不会有人在你30岁时，为了你在8岁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给你难堪。”电脑科学家法兰克纳克也说：“每个人都在建构一个人生故事；我们需要忘记某些阶段。我可不想被提醒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
尼克坦言“谢天谢地”，因为网络出现之前，他已度过最叛逆的年代，如果Facebook、Twitter、YouTube在他12岁时就存在的话，那么他因偷窃打架而上警察局的少年往事，將永远存在网上。人们只要Google一下，就知道他的过去，他可能永远不会被《纽约时报》录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很多名人的过去都不堪回首。如果奥普拉去电视台应征时，僱主从网上得知她拥有乱伦和未婚生子的记录，她日后怎能当上“脱口秀女王”？如果乔布斯在事业起步时，就被踢爆曾经吸毒，他岂能坐上“苹果教父”的地位？
我们回不去了
网络的出现，使现在的公眾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好混了。小布什竞选时，可以將自己当年的年少轻狂，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当我年轻而鲁莽时，我就是年轻而鲁莽。”谁不想自己在中学班级照的呆样，最好只留在发黄的毕业纪念册？谁不想自己在18岁酒醉时，讲出30岁后肯定会后悔的荒唐言，此生此世不会再被人提起？但现在不可能了，我们回不去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网络是嗜血的，它不会悲天悯人，任何人只要一犯错就很难翻身。除非世界末日降临，否则网络是拒绝遗忘的。
或许，网络科技再发达，也必须容忍犯错。我们在要求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同时，也要为“遗忘”保留余地，好让年轻人，甚至是一些较年长的人，拥有成长和改变的空间。正如尼克所言，遗忘是宽恕、从挫败中继续前进，甚至是欣赏怀旧的关键，不然，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99576
现在的社交网站都具备“持久辨认”的功能，每个人的一切言行都將永久保存在网上，一些IT界先驱就认为这真的很不幸。
尼克比尔顿在《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书中写道：“青春的神奇之处，在于人们能够宽恕与遗忘”，但网络出现后，“孩子们永远没有机会犯错、被宽恕与遗忘……当我们还是小孩时，都会说一些蠢话，因为没有记录，所以不会有人在你30岁时，为了你在8岁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给你难堪。”电脑科学家法兰克纳克也说：“每个人都在建构一个人生故事；我们需要忘记某些阶段。我可不想被提醒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
尼克坦言“谢天谢地”，因为网络出现之前，他已度过最叛逆的年代，如果Facebook、Twitter、YouTube在他12岁时就存在的话，那么他因偷窃打架而上警察局的少年往事，將永远存在网上。人们只要Google一下，就知道他的过去，他可能永远不会被《纽约时报》录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很多名人的过去都不堪回首。如果奥普拉去电视台应征时，僱主从网上得知她拥有乱伦和未婚生子的记录，她日后怎能当上“脱口秀女王”？如果乔布斯在事业起步时，就被踢爆曾经吸毒，他岂能坐上“苹果教父”的地位？
我们回不去了
网络的出现，使现在的公眾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好混了。小布什竞选时，可以將自己当年的年少轻狂，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当我年轻而鲁莽时，我就是年轻而鲁莽。”谁不想自己在中学班级照的呆样，最好只留在发黄的毕业纪念册？谁不想自己在18岁酒醉时，讲出30岁后肯定会后悔的荒唐言，此生此世不会再被人提起？但现在不可能了，我们回不去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网络是嗜血的，它不会悲天悯人，任何人只要一犯错就很难翻身。除非世界末日降临，否则网络是拒绝遗忘的。
或许，网络科技再发达，也必须容忍犯错。我们在要求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同时，也要为“遗忘”保留余地，好让年轻人，甚至是一些较年长的人，拥有成长和改变的空间。正如尼克所言，遗忘是宽恕、从挫败中继续前进，甚至是欣赏怀旧的关键，不然，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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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古跡就是捍卫主权
近年来我国民间团体发起捍卫古跡的系列活动，使社会瞭解到“集体记忆”对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性，也逐步破除“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迷思。
但在这片多元种族的土地上，捍卫古跡並不像其他国家，是为了增加城市的歷史底蕴和文化资源那样单纯，更多的是牵涉到敏感的政治议题──“主权”。
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书中指美国人的祖先来到美洲建立家园，主要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事实上，华人先民下南洋，就如五月花號的清教徒到美洲，来到的是无主之地。
清教徒登陆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建立教堂以宣示主权；同样地，华人先民在南洋各地的上岸之处建立庙宇，將家乡的信仰体系复製到新的土地上，以缩短和家乡的精神距离。
没资格享有主权
因此有学者认为，华人先民作为开拓者，应享有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但西方殖民者为了“分而治之”，就通过后殖民主义大师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手段，来扶植本土民族，以制衡政经实力较为强大的华人。在漫长的殖民过程中，华人逐步被“东方化”为“移民”。
有学者认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督莱佛士对《马来纪年》的整理及重新命名，是將“马来半岛”本质化为马来人发祥地的最重要知识源头。
在这套话语霸权的论述下，马来人作为主人，就拥有这片土地的主权，往后就据此建构一套牢不可破的马来霸权论述，其他人都是“客居者”、“外来者”、“非土著”，这些人没资格享有这片土地的主权。
欧洲人在新大陆站稳脚跟后，为了抢夺生存空间，就大肆屠戮印第安人，这些血淋淋的歷史，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学界美化为美国的“开国神话”；反观拥有入乡隨俗、和谐共生等价值观的华人先民，却仍陷入“东方怪圈”中苦苦挣扎。
两者的不同歷史境遇，用美国学者杭士基说的故事，就是海盗和皇帝的差別：“亚歷山大大帝擒获一个海盗后说：你居然敢在海上兴风作浪？海盗回答：那你为何有胆量在整个世界兴风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称为海盗；你有一支海军，所以被称为皇帝。”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过：“欲灭其族，先灭其史”，被人骑劫歷史话语权的民族根本没有谈判权。古跡是传承歷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捍卫先人留下的古跡，其实就是捍卫自己的“开拓主权”。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97570
但在这片多元种族的土地上，捍卫古跡並不像其他国家，是为了增加城市的歷史底蕴和文化资源那样单纯，更多的是牵涉到敏感的政治议题──“主权”。
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书中指美国人的祖先来到美洲建立家园，主要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事实上，华人先民下南洋，就如五月花號的清教徒到美洲，来到的是无主之地。
清教徒登陆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建立教堂以宣示主权；同样地，华人先民在南洋各地的上岸之处建立庙宇，將家乡的信仰体系复製到新的土地上，以缩短和家乡的精神距离。
没资格享有主权
因此有学者认为，华人先民作为开拓者，应享有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但西方殖民者为了“分而治之”，就通过后殖民主义大师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手段，来扶植本土民族，以制衡政经实力较为强大的华人。在漫长的殖民过程中，华人逐步被“东方化”为“移民”。
有学者认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督莱佛士对《马来纪年》的整理及重新命名，是將“马来半岛”本质化为马来人发祥地的最重要知识源头。
在这套话语霸权的论述下，马来人作为主人，就拥有这片土地的主权，往后就据此建构一套牢不可破的马来霸权论述，其他人都是“客居者”、“外来者”、“非土著”，这些人没资格享有这片土地的主权。
欧洲人在新大陆站稳脚跟后，为了抢夺生存空间，就大肆屠戮印第安人，这些血淋淋的歷史，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学界美化为美国的“开国神话”；反观拥有入乡隨俗、和谐共生等价值观的华人先民，却仍陷入“东方怪圈”中苦苦挣扎。
两者的不同歷史境遇，用美国学者杭士基说的故事，就是海盗和皇帝的差別：“亚歷山大大帝擒获一个海盗后说：你居然敢在海上兴风作浪？海盗回答：那你为何有胆量在整个世界兴风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称为海盗；你有一支海军，所以被称为皇帝。”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过：“欲灭其族，先灭其史”，被人骑劫歷史话语权的民族根本没有谈判权。古跡是传承歷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捍卫先人留下的古跡，其实就是捍卫自己的“开拓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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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到此为止？--对净选盟2.0的观察和感想
http://www.malaysiasini.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64:-20&catid=43:2011-06-28-04-38-20&Itemid=72
作者：甘德政 周二, 2011年 07月 12日 08:02
709的净选盟2.0尘埃落定，综观近期各方斗智斗力的博弈过程，看着上万人与警方在市中心进行街头攻防和近身肉搏战，到最后群众的曲终人散，可观察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大局已定”，在家里静观其变的“沉默大多数”已心中有数，威权是否到此为止，下届大选的票箱倒出来后就可知晓。
国阵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在这场街头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令人回想到2007年的净选盟1.0和兴权会在几个月后的308政治大海啸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国阵当局虽然一反伯拉时代较为“放任”的做法，重拾马哈迪时代的高压作风，但总的来说却是失分多于得分，因为（1）国外的外交压力、（2）威权的弱化和（3）抗争战术的改进，这三项因素都令国阵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国外的外交压力
政治学家蒂利指出，任何“运动”都是“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他们所准备的常备剧目就是“一连串的诉求表演”。这种“表演”当然不只是做给本国人民看的，最重要的是通过无远弗届的网络力量呈现给全世界。国阵政府越是捉“黄衣”，并以各种手段压制这种号召“改革不公平选举制度”的街头集会，对群众集会习以为常的西方国家就越觉得是不可理喻的荒谬行径；对走过民主化艰辛历程的东南亚邻国印尼、菲律宾和泰国而言也肯定看在眼里不是滋味；更重要的是今年初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各国在独裁者一个个倒下来后，也未必一如既往地对同样是伊斯兰教徒为主的马来西亚抱着“主权至上”和“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态度。以卡塔尔为基地的Al-Jazeera电视台对净选盟2.0的多项冲击视觉的报导，很可能会让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感同身受”，进而影响全球穆斯林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观感。
另一方面，美国的态度绝对是影响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多年来通过民主基金会的各种管道来接触马来西亚的在野党和公民组织早已不是秘密，即使当局指责安华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也难以阻挡这些境外组织推动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越来越深入民心的大趋势。
纳吉在上台后积极拉近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以截断安华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和期望美国对马来西亚反对阵营“关紧水龙头”，但这些游说努力从最近的事态演变来看并不太见效。纳吉通过具有以色列背景的公司不惜工本展开公关工作，终于才在2010年4月访美期间成功与奥巴马会面，他回国后立即在乌雪补选中大事宣传与美国总统会面的成果。但2011年5月纳吉率4名内阁部长再度访美，在华盛顿滞留9天期间竟没再见上奥巴马，只是跟美国大学和一些企业签订一些小额合作项目，回国后的访美成果宣传也不如去年那样高调。副首相慕尤丁访美期间不厌其烦地强调要邀请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前来马来西亚教小孩英文，似乎有投奥巴马所好的意图（奥巴马母亲当年就曾参与和平队工作而将奥巴马带到印尼），但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却以Fulbright项目替换商谈已久的和平队来教小孩英文，似乎有点掉包和不太卖账的政治意味。
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谙印尼文/马来文的总统，得益于他在印尼的童年经验。此外奥巴马还有一个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州背景的妹夫，这些东南亚的渊源使奥巴马更为关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几乎肯定他较为倾向印尼式的民主化进程，不会重演美国在冷战时期基于反共意识形态而支持引人诟病的独裁政权。今年初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期间，美国对多年盟友穆巴拉克的态度就让许多曾经亲美的独裁者心寒不已。
马来西亚的净选盟2.0通过网络把当局的种种镇压手段呈现给全世界后，可以预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肯定少不了对马来西亚严厉谴责，更何况净选盟的灵魂人物安美嘉曾从希拉里手中拿过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国阵政府在709后对这些当事人的处置肯定会引起国际的关注。综观美国的种种反应，不得不令人产生一些臆想，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美国是否会把筹码押在纳吉身上还是一个未知数。
二、威权的弱化
总的来说，无论上街头的人数多寡，净选盟2.0已经达成其目的，网络的传播威力使净选盟的诉求以几何式增长的方式扩散到国际社会去。在互联网盛行的年代，当局要制造几十年惯用的白色恐怖招数恐怕再也无法奏效，如事前警方起获的巴冷刀和汽油弹等等，但在民间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准备当执政党的在野联盟会趁乱闹事。在资讯封闭的年代，如1969年、1987年和1998年的那种“怕乱”的社会恐慌，在当今通讯工具发达的年代已不可能重演。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当局只能出动统治者这个“绝招”，但反效果可能更为明显。自308政治大海啸以来，在攸关切身利益的考量之下，各州统治者早已统一立场和现政权紧紧抱在一起，从两年前的霹雳州夺权事件中的苏丹表态和净选盟2.0前夕的最高元首和雪州苏丹发布的御词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是，民联的政治剧本一直以来还是遵循着人类政治学的最基本原理：制造权威来对抗权力，而权威来自于信任和同情。以回教党为骨干的死硬派在霹雳州夺权事件中就不服苏丹的决定而包围皇宫，甚至躺在马路上阻挡苏丹的御驾来进行死谏。
当内政部长希山慕丁挟着最高元首御词警告上街者就是“违抗皇命”时，7月9日成千上万的马来穆斯林却甘愿冒着这些罪名上街头，根本就是要打击当权者权威的标准动作。如果连回教党和公正党的穆斯林领袖都可以公开高喊把“马来主权”丢进垃圾桶，而准备用“人民主权”和“伊斯兰主权”来取而代之的时候，统治者在308后的几次出面干政遭到的反效果，恰恰是严重削弱了本身威信之举。在伊斯兰沙拉菲思潮（Salafi）席卷阿拉伯世界之际，无论马来西亚的回教党理想中的“伊斯兰国”是朝向“伊朗模式”或者是“土耳其模式”，都是不要封建统治阶级存在的，想想伊朗革命后的巴列维国王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末代哈里发的下场就可得知，也很难怪马来西亚的各州统治者那么忧心国际上的政治伊斯兰发展和马来穆斯林的认同板块移动是否会动摇其地位。
泰国近几年的政局发展也给马来西亚一些启示。2006年泰皇不属意的首相他信被政变推翻后，支持他信的红杉军进入曼谷和打着捍卫泰皇旗号的黄衫军展开连绵的街头斗争，而黄衫军支持的阿比希当上首相却被红杉军认为其合法性不足。虽然泰国人依然很尊重泰皇，但对于皇室属意的阿比希政权却不太卖账，在最近的大选中泰国人还是让他信的妹妹英叻以绝对优势当选，红杉军的势力终于回潮。泰国选举结束后，以泰国人尊敬皇室的程度而言，皇室威望虽然因为干政而有所受损，但皇室制度延续下去还不成问题，但马来西亚人对于皇室的尊敬不能与泰国人相比。马来穆斯林社会最近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马来青年敢冒着“叛君”的罪名上街头，就可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已经受到侵蚀和冲击。
另一方面，国阵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净选盟的领导人，土权组织以“危险的兴都女人”来形容安美嘉，巫统的党报也不断指责净选盟有“共产党人”和接受国外“基督教团体”的捐献云云。但不管是用“兴都教”、“基督教”还是“共产党”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攻击性语言，都难以转移净选盟所提出的“干净选举”和“扫除贪腐”诉求的视线，而以“伊斯兰”为号召的回教党人踊跃支持净选盟运动就几乎让这些诉诸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企图破功。此外，安美嘉以前律师公会主席的身份来领导一个被当局宣布为“非法集会”的活动，其真正用意不是这些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而是他们要以其专业身份来戳破现今不公平司法制度的荒谬，只有通过街头运动的冲击力来解构千疮百孔的威权，颠覆权力的结构，才能让傲慢的权力不再傲慢，让绝对的权力不再绝对。
当纳吉以首相之尊讲出“不向安美嘉低头”的时候，其实也无形中抬高了对手的分量。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流之辈”当成恐怖分子，除了加强安美嘉的“弱者对抗强权的形象”而让她得到民众的同情光环之外，似乎对当权者没有加分作用，反而让民众看到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的虚弱本质。这种虚弱本质在巫青和土权不断在媒体上“大声夹恶”和“喊打喊杀” 之后却在相差悬殊的上街头人数中漏了底、泄了气。世界上所有的当权者在政权面临威胁的时候，除了像新加坡执政党还可以用政绩来抗衡一阵之外，政绩苍白的就几乎只会用“制造恐惧”来抵挡，那就是展示本身还有“发烂渣”和“作恶”的能力，但一经短兵相接之后，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无所遁形了。
三、抗争战术的改进
1987年马哈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展开“茅草行动”大逮捕，并成功制造社会上的恐怖气氛而达到其打击政敌、巩固本身权位的目的。但现在的当权者要实施同样的招数恐怕没有这样的条件，历史决不可能照回几十年前的剧本重演。资讯工艺和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固然是关键，抗争者借鉴外国同行的经验来改进街头抗争战术也是重要因素。在资讯闭塞的年代，执政当局只要控制传统媒体就可轻易达到封锁消息、制造恐慌的目的，而没有现代通讯器材的群众运动领导人很容易被个别逮捕、各个击破，然后只要把这些人丢进甘文丁，群龙无首的抗争运动就会瘫痪。50、60年代曾经搞过如火如荼群众运动的老左，很多在经历当局逮捕、扣留、打压之后，一些人出现“斯德哥尔摩症状”而转向依附曾经迫害他们的当权者；另一些人则产生犬儒心态、对政治完全绝望而跑去从商或其它行业，不再过问政治；更有一些人在久经监禁之后精神接近崩溃，被放出来后和社会格格不入而最终走上绝路。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局要制造“白色恐怖”的招数几乎都被破解，因为外国抗争者同行曾经面对的是更为凶残的独裁政权，如台湾解严前的国民党政权、马可斯时代的菲律宾、光州惨案时期的韩国全斗焕政权和苏哈多时代的印尼，但都先后倒在人民力量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步上民主化的道路。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看惯大场面和“大蛇屙尿”的国外“街头战士”而言，马来西亚的国阵威权政府不过是小菜一碟。冷战时期反共高手邓普勒将军训练出来的内政部系统，尽管以前用来打击政敌的招数很管用，但现今用来对付已经进步神速的抗争者肯定吃力得很。以往的示威都是要求参与者穿便服，以方便分逃，但现在的示威者都穿上统一颜色的衣服，以制造集体意识，同时潜议程就是要方便警察捉人，因为捉多了就会“习惯”，大家也越来越不怕，警察内部也有些人整天受这些被捉者的“控诉当权者贪腐”和“秉持理想上街抗争”之类的口供而起了思想变化，甚至觉得政府不如让这些人合法和平地展开示威，总好过叫那么多警察忙忙碌碌来监视这些示威者，在外面又要承受被人指责为当权者帮凶的压力。即使各地警察局大事扩充扣留所以容纳更多被捉的人，也很难阻止这些负面情绪蔓延到一般的下层警员。
此外，在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年代，示威者往往被镇暴队和水炮车一冲就散，被打散了就很难聚集在特定地点，但现在这些街头运动的操盘手在现代的通讯技术的帮助下如虎添翼，他们随时随地可以上网了解战场的全盘情况，即使第一线领袖被捉依然可以化整为零、迅速转移阵地，被冲散了可以立即以手机联络重新组织，第二线被捉了还有第三线、第四线的补上去，反正人很多，捉不胜捉。这些年来他们培养出来的“战地指挥官”在指挥群众的行进路线时也越来越纯熟，尽量维持队伍秩序以免被对手指责为“乱党”，同时也时时盯紧周围局势的变化和寻求突破军警防线的契机。净选盟2.0的重点不再是原先预定的默迪卡体育场，而是转移到警方防守相对薄弱的富都车站到马来亚银行一带的较空旷之处，并营造出“人多势众”的气势，其战略目的已基本达成。较后镇暴队动用催泪弹和水炮车强行驱散这股人群，殃及附近的同善医院，很明显是无可挽救的败笔。在这场冲突中丧命的马来支持者成了“烈士”，更加深了群众对当局的愤慨，这使到任何想以种族论述来套给净选盟2.0的企图都无法奏效。
将街头抗争“国际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几十年来都是抗争者的一贯策略，只是过去的通讯技术落后导致效果大打折扣，国家镇压机器依然可以把这些人压制下去；但现在的通讯技术太发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上载到网络，大量的军警镇压画面涌现在网络世界里，导致当局的镇压机器往往绑手绑脚、投鼠忌器。既得利益者的一贯策略莫过于“种族化”或者是“宗教化”，但抗争者还是照样用“国际化”克制即可。抬出“捍卫族群权益”、“防止我族分裂”、“警惕外国异教徒干涉”之类的“伪民族主义”论调不但没有达到以前1969年和1987年的效果，反而沦为网络上的笑话材料，也会成为国际社会谴责和施压的对象。之前搞得沸沸扬扬的“圣经马来文版是否可用阿拉事件”和“基督国事件”已经让国阵政府焦头烂额，纳吉最近宣布要与梵蒂冈教皇商谈建交事宜看来有与基督教世界修好的意图，就如其父在70年代与共产中国建交以一举降伏国内左派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是这种事后“补锅”的动作在事情搞大之后是否有效尚存很大的疑问。
后马哈迪的威权弱化年代，国家的镇压机器越显失灵，政治部尽管也有继续搞渗透，以破坏抗争者的意图，但现今的抗争者在国外同行的支援下竟然也具备了“反渗透”的能力。这几年来马来西亚的海陆空三军都很异常地爆出国人眼中认为荒谬的贪污案，包括空军的战机引擎被盗运事件、海军的潜艇回扣贪污案和无法下水的笑话、陆军的各种军火舞弊和神秘离奇的C4炸尸案件等等。在野党一再强调这一连串的案件，也威胁到前国防部长在军中的威信。在野党一再借用外来的“讯息合作”，将这些事件发掘，是要惊醒原本就是国家专业军人的军队成员，使他们对当权者失去信心。改革邮寄选票制度是净选盟的重要诉求，因为国阵的基本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分配”到不同选区的军人票，而军人在投票时的保密程度较差，因此绝大多数都是选国阵。许多国阵候选人在选区频临落败时，往往靠军人票来反败为胜。但军人票若反对国阵，则国阵败局机会更大。也有人担心“不甘心失去政权者会发动军事政变”而作好最坏打算，随着军警高层涉及贪腐案件逐一曝光后，没有得到好处的军警基层士气动摇，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结语：修复威权已近乎不可能
709净选盟2.0的同一天，世界各地的马来西亚人也同时对所在国的马来西亚政府驻外机构进行示威。澳洲墨尔本的马来西亚人甚至还戴上安美嘉的面具，高喊“我们都是安美嘉！”的口号。这令人想起V for Vandetta电影中的最后一幕，那就是忍无可忍的人民在克服内心的恐惧后，在同一的时间内戴上被当权者指为恐怖分子V怪客的面具走上街头，然后成千上万的人潮一波接一波地突破目瞪口呆的军警的防线，脆弱的强权最终垮台。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每届选举中都以90%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但其30多年的权位在民众涌上街头后依然保不住，因为从卫星看下去可以精确统计走上街头的人数，竟然已经远远超越虚假的选票，这也许是埃及军方最后关头拒绝服从穆巴拉克的镇压命令和美国政府决定放弃他的原因。
在马来西亚，虽然这一届的政府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才任期届满，这段时期足以产生任何变数，但国阵政府的合法性在接连的街头抗争运动的冲击下受到严峻挑战乃是不争的事实，要扭转形势进而翻盘绝非易事。总之，种种征兆已经显示威权似乎到此为止，修复威权已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国际化”是现今克制“种族化/宗教化”的利器，白色恐怖的历史也不可能重演，因为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作者：甘德政 周二, 2011年 07月 12日 08:02
709的净选盟2.0尘埃落定，综观近期各方斗智斗力的博弈过程，看着上万人与警方在市中心进行街头攻防和近身肉搏战，到最后群众的曲终人散，可观察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大局已定”，在家里静观其变的“沉默大多数”已心中有数，威权是否到此为止，下届大选的票箱倒出来后就可知晓。
国阵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在这场街头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令人回想到2007年的净选盟1.0和兴权会在几个月后的308政治大海啸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国阵当局虽然一反伯拉时代较为“放任”的做法，重拾马哈迪时代的高压作风，但总的来说却是失分多于得分，因为（1）国外的外交压力、（2）威权的弱化和（3）抗争战术的改进，这三项因素都令国阵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国外的外交压力
政治学家蒂利指出，任何“运动”都是“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他们所准备的常备剧目就是“一连串的诉求表演”。这种“表演”当然不只是做给本国人民看的，最重要的是通过无远弗届的网络力量呈现给全世界。国阵政府越是捉“黄衣”，并以各种手段压制这种号召“改革不公平选举制度”的街头集会，对群众集会习以为常的西方国家就越觉得是不可理喻的荒谬行径；对走过民主化艰辛历程的东南亚邻国印尼、菲律宾和泰国而言也肯定看在眼里不是滋味；更重要的是今年初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各国在独裁者一个个倒下来后，也未必一如既往地对同样是伊斯兰教徒为主的马来西亚抱着“主权至上”和“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态度。以卡塔尔为基地的Al-Jazeera电视台对净选盟2.0的多项冲击视觉的报导，很可能会让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感同身受”，进而影响全球穆斯林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观感。
另一方面，美国的态度绝对是影响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多年来通过民主基金会的各种管道来接触马来西亚的在野党和公民组织早已不是秘密，即使当局指责安华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也难以阻挡这些境外组织推动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越来越深入民心的大趋势。
纳吉在上台后积极拉近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以截断安华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和期望美国对马来西亚反对阵营“关紧水龙头”，但这些游说努力从最近的事态演变来看并不太见效。纳吉通过具有以色列背景的公司不惜工本展开公关工作，终于才在2010年4月访美期间成功与奥巴马会面，他回国后立即在乌雪补选中大事宣传与美国总统会面的成果。但2011年5月纳吉率4名内阁部长再度访美，在华盛顿滞留9天期间竟没再见上奥巴马，只是跟美国大学和一些企业签订一些小额合作项目，回国后的访美成果宣传也不如去年那样高调。副首相慕尤丁访美期间不厌其烦地强调要邀请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前来马来西亚教小孩英文，似乎有投奥巴马所好的意图（奥巴马母亲当年就曾参与和平队工作而将奥巴马带到印尼），但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却以Fulbright项目替换商谈已久的和平队来教小孩英文，似乎有点掉包和不太卖账的政治意味。
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谙印尼文/马来文的总统，得益于他在印尼的童年经验。此外奥巴马还有一个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州背景的妹夫，这些东南亚的渊源使奥巴马更为关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几乎肯定他较为倾向印尼式的民主化进程，不会重演美国在冷战时期基于反共意识形态而支持引人诟病的独裁政权。今年初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期间，美国对多年盟友穆巴拉克的态度就让许多曾经亲美的独裁者心寒不已。
马来西亚的净选盟2.0通过网络把当局的种种镇压手段呈现给全世界后，可以预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肯定少不了对马来西亚严厉谴责，更何况净选盟的灵魂人物安美嘉曾从希拉里手中拿过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国阵政府在709后对这些当事人的处置肯定会引起国际的关注。综观美国的种种反应，不得不令人产生一些臆想，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美国是否会把筹码押在纳吉身上还是一个未知数。
二、威权的弱化
总的来说，无论上街头的人数多寡，净选盟2.0已经达成其目的，网络的传播威力使净选盟的诉求以几何式增长的方式扩散到国际社会去。在互联网盛行的年代，当局要制造几十年惯用的白色恐怖招数恐怕再也无法奏效，如事前警方起获的巴冷刀和汽油弹等等，但在民间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准备当执政党的在野联盟会趁乱闹事。在资讯封闭的年代，如1969年、1987年和1998年的那种“怕乱”的社会恐慌，在当今通讯工具发达的年代已不可能重演。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当局只能出动统治者这个“绝招”，但反效果可能更为明显。自308政治大海啸以来，在攸关切身利益的考量之下，各州统治者早已统一立场和现政权紧紧抱在一起，从两年前的霹雳州夺权事件中的苏丹表态和净选盟2.0前夕的最高元首和雪州苏丹发布的御词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是，民联的政治剧本一直以来还是遵循着人类政治学的最基本原理：制造权威来对抗权力，而权威来自于信任和同情。以回教党为骨干的死硬派在霹雳州夺权事件中就不服苏丹的决定而包围皇宫，甚至躺在马路上阻挡苏丹的御驾来进行死谏。
当内政部长希山慕丁挟着最高元首御词警告上街者就是“违抗皇命”时，7月9日成千上万的马来穆斯林却甘愿冒着这些罪名上街头，根本就是要打击当权者权威的标准动作。如果连回教党和公正党的穆斯林领袖都可以公开高喊把“马来主权”丢进垃圾桶，而准备用“人民主权”和“伊斯兰主权”来取而代之的时候，统治者在308后的几次出面干政遭到的反效果，恰恰是严重削弱了本身威信之举。在伊斯兰沙拉菲思潮（Salafi）席卷阿拉伯世界之际，无论马来西亚的回教党理想中的“伊斯兰国”是朝向“伊朗模式”或者是“土耳其模式”，都是不要封建统治阶级存在的，想想伊朗革命后的巴列维国王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末代哈里发的下场就可得知，也很难怪马来西亚的各州统治者那么忧心国际上的政治伊斯兰发展和马来穆斯林的认同板块移动是否会动摇其地位。
泰国近几年的政局发展也给马来西亚一些启示。2006年泰皇不属意的首相他信被政变推翻后，支持他信的红杉军进入曼谷和打着捍卫泰皇旗号的黄衫军展开连绵的街头斗争，而黄衫军支持的阿比希当上首相却被红杉军认为其合法性不足。虽然泰国人依然很尊重泰皇，但对于皇室属意的阿比希政权却不太卖账，在最近的大选中泰国人还是让他信的妹妹英叻以绝对优势当选，红杉军的势力终于回潮。泰国选举结束后，以泰国人尊敬皇室的程度而言，皇室威望虽然因为干政而有所受损，但皇室制度延续下去还不成问题，但马来西亚人对于皇室的尊敬不能与泰国人相比。马来穆斯林社会最近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马来青年敢冒着“叛君”的罪名上街头，就可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已经受到侵蚀和冲击。
另一方面，国阵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净选盟的领导人，土权组织以“危险的兴都女人”来形容安美嘉，巫统的党报也不断指责净选盟有“共产党人”和接受国外“基督教团体”的捐献云云。但不管是用“兴都教”、“基督教”还是“共产党”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攻击性语言，都难以转移净选盟所提出的“干净选举”和“扫除贪腐”诉求的视线，而以“伊斯兰”为号召的回教党人踊跃支持净选盟运动就几乎让这些诉诸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企图破功。此外，安美嘉以前律师公会主席的身份来领导一个被当局宣布为“非法集会”的活动，其真正用意不是这些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而是他们要以其专业身份来戳破现今不公平司法制度的荒谬，只有通过街头运动的冲击力来解构千疮百孔的威权，颠覆权力的结构，才能让傲慢的权力不再傲慢，让绝对的权力不再绝对。
当纳吉以首相之尊讲出“不向安美嘉低头”的时候，其实也无形中抬高了对手的分量。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流之辈”当成恐怖分子，除了加强安美嘉的“弱者对抗强权的形象”而让她得到民众的同情光环之外，似乎对当权者没有加分作用，反而让民众看到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的虚弱本质。这种虚弱本质在巫青和土权不断在媒体上“大声夹恶”和“喊打喊杀” 之后却在相差悬殊的上街头人数中漏了底、泄了气。世界上所有的当权者在政权面临威胁的时候，除了像新加坡执政党还可以用政绩来抗衡一阵之外，政绩苍白的就几乎只会用“制造恐惧”来抵挡，那就是展示本身还有“发烂渣”和“作恶”的能力，但一经短兵相接之后，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无所遁形了。
三、抗争战术的改进
1987年马哈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展开“茅草行动”大逮捕，并成功制造社会上的恐怖气氛而达到其打击政敌、巩固本身权位的目的。但现在的当权者要实施同样的招数恐怕没有这样的条件，历史决不可能照回几十年前的剧本重演。资讯工艺和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固然是关键，抗争者借鉴外国同行的经验来改进街头抗争战术也是重要因素。在资讯闭塞的年代，执政当局只要控制传统媒体就可轻易达到封锁消息、制造恐慌的目的，而没有现代通讯器材的群众运动领导人很容易被个别逮捕、各个击破，然后只要把这些人丢进甘文丁，群龙无首的抗争运动就会瘫痪。50、60年代曾经搞过如火如荼群众运动的老左，很多在经历当局逮捕、扣留、打压之后，一些人出现“斯德哥尔摩症状”而转向依附曾经迫害他们的当权者；另一些人则产生犬儒心态、对政治完全绝望而跑去从商或其它行业，不再过问政治；更有一些人在久经监禁之后精神接近崩溃，被放出来后和社会格格不入而最终走上绝路。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局要制造“白色恐怖”的招数几乎都被破解，因为外国抗争者同行曾经面对的是更为凶残的独裁政权，如台湾解严前的国民党政权、马可斯时代的菲律宾、光州惨案时期的韩国全斗焕政权和苏哈多时代的印尼，但都先后倒在人民力量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步上民主化的道路。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看惯大场面和“大蛇屙尿”的国外“街头战士”而言，马来西亚的国阵威权政府不过是小菜一碟。冷战时期反共高手邓普勒将军训练出来的内政部系统，尽管以前用来打击政敌的招数很管用，但现今用来对付已经进步神速的抗争者肯定吃力得很。以往的示威都是要求参与者穿便服，以方便分逃，但现在的示威者都穿上统一颜色的衣服，以制造集体意识，同时潜议程就是要方便警察捉人，因为捉多了就会“习惯”，大家也越来越不怕，警察内部也有些人整天受这些被捉者的“控诉当权者贪腐”和“秉持理想上街抗争”之类的口供而起了思想变化，甚至觉得政府不如让这些人合法和平地展开示威，总好过叫那么多警察忙忙碌碌来监视这些示威者，在外面又要承受被人指责为当权者帮凶的压力。即使各地警察局大事扩充扣留所以容纳更多被捉的人，也很难阻止这些负面情绪蔓延到一般的下层警员。
此外，在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年代，示威者往往被镇暴队和水炮车一冲就散，被打散了就很难聚集在特定地点，但现在这些街头运动的操盘手在现代的通讯技术的帮助下如虎添翼，他们随时随地可以上网了解战场的全盘情况，即使第一线领袖被捉依然可以化整为零、迅速转移阵地，被冲散了可以立即以手机联络重新组织，第二线被捉了还有第三线、第四线的补上去，反正人很多，捉不胜捉。这些年来他们培养出来的“战地指挥官”在指挥群众的行进路线时也越来越纯熟，尽量维持队伍秩序以免被对手指责为“乱党”，同时也时时盯紧周围局势的变化和寻求突破军警防线的契机。净选盟2.0的重点不再是原先预定的默迪卡体育场，而是转移到警方防守相对薄弱的富都车站到马来亚银行一带的较空旷之处，并营造出“人多势众”的气势，其战略目的已基本达成。较后镇暴队动用催泪弹和水炮车强行驱散这股人群，殃及附近的同善医院，很明显是无可挽救的败笔。在这场冲突中丧命的马来支持者成了“烈士”，更加深了群众对当局的愤慨，这使到任何想以种族论述来套给净选盟2.0的企图都无法奏效。
将街头抗争“国际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几十年来都是抗争者的一贯策略，只是过去的通讯技术落后导致效果大打折扣，国家镇压机器依然可以把这些人压制下去；但现在的通讯技术太发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上载到网络，大量的军警镇压画面涌现在网络世界里，导致当局的镇压机器往往绑手绑脚、投鼠忌器。既得利益者的一贯策略莫过于“种族化”或者是“宗教化”，但抗争者还是照样用“国际化”克制即可。抬出“捍卫族群权益”、“防止我族分裂”、“警惕外国异教徒干涉”之类的“伪民族主义”论调不但没有达到以前1969年和1987年的效果，反而沦为网络上的笑话材料，也会成为国际社会谴责和施压的对象。之前搞得沸沸扬扬的“圣经马来文版是否可用阿拉事件”和“基督国事件”已经让国阵政府焦头烂额，纳吉最近宣布要与梵蒂冈教皇商谈建交事宜看来有与基督教世界修好的意图，就如其父在70年代与共产中国建交以一举降伏国内左派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是这种事后“补锅”的动作在事情搞大之后是否有效尚存很大的疑问。
后马哈迪的威权弱化年代，国家的镇压机器越显失灵，政治部尽管也有继续搞渗透，以破坏抗争者的意图，但现今的抗争者在国外同行的支援下竟然也具备了“反渗透”的能力。这几年来马来西亚的海陆空三军都很异常地爆出国人眼中认为荒谬的贪污案，包括空军的战机引擎被盗运事件、海军的潜艇回扣贪污案和无法下水的笑话、陆军的各种军火舞弊和神秘离奇的C4炸尸案件等等。在野党一再强调这一连串的案件，也威胁到前国防部长在军中的威信。在野党一再借用外来的“讯息合作”，将这些事件发掘，是要惊醒原本就是国家专业军人的军队成员，使他们对当权者失去信心。改革邮寄选票制度是净选盟的重要诉求，因为国阵的基本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分配”到不同选区的军人票，而军人在投票时的保密程度较差，因此绝大多数都是选国阵。许多国阵候选人在选区频临落败时，往往靠军人票来反败为胜。但军人票若反对国阵，则国阵败局机会更大。也有人担心“不甘心失去政权者会发动军事政变”而作好最坏打算，随着军警高层涉及贪腐案件逐一曝光后，没有得到好处的军警基层士气动摇，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结语：修复威权已近乎不可能
709净选盟2.0的同一天，世界各地的马来西亚人也同时对所在国的马来西亚政府驻外机构进行示威。澳洲墨尔本的马来西亚人甚至还戴上安美嘉的面具，高喊“我们都是安美嘉！”的口号。这令人想起V for Vandetta电影中的最后一幕，那就是忍无可忍的人民在克服内心的恐惧后，在同一的时间内戴上被当权者指为恐怖分子V怪客的面具走上街头，然后成千上万的人潮一波接一波地突破目瞪口呆的军警的防线，脆弱的强权最终垮台。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每届选举中都以90%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但其30多年的权位在民众涌上街头后依然保不住，因为从卫星看下去可以精确统计走上街头的人数，竟然已经远远超越虚假的选票，这也许是埃及军方最后关头拒绝服从穆巴拉克的镇压命令和美国政府决定放弃他的原因。
在马来西亚，虽然这一届的政府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才任期届满，这段时期足以产生任何变数，但国阵政府的合法性在接连的街头抗争运动的冲击下受到严峻挑战乃是不争的事实，要扭转形势进而翻盘绝非易事。总之，种种征兆已经显示威权似乎到此为止，修复威权已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国际化”是现今克制“种族化/宗教化”的利器，白色恐怖的历史也不可能重演，因为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美国对马来西亚的“智库外交”：以“民主输出”为讨论重点
美国对马来西亚的“智库外交”：以“民主输出”为讨论重点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亨德利（Huntley）：总统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怀疑“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即，一旦南越沦陷，东南亚其他部分亦将迎风而倒？
总统：不，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我想，那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中国太大了，达到超过它的边界以外的地方；如果南越垮下去了，那将给他们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去进攻马来亚，也将会给人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东南亚的未来掌握在中国手上；未来的东南亚将是共产主义的东南亚！
总统：不，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我想，那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中国太大了，达到超过它的边界以外的地方；如果南越垮下去了，那将给他们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去进攻马来亚，也将会给人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东南亚的未来掌握在中国手上；未来的东南亚将是共产主义的东南亚！
(NBC访问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对话记录，1963年9月9日[1])
肯尼迪在上述访问的两个月后被暗杀，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依然延续着“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的思路来扩大越南战争，甚至投入了逾50万的兵力、投下了比太平洋战争总量还多的炸弹，以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这种“反共思维”肇始于肯尼迪的前辈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二战刚结束时就联合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去残酷镇压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斗争。
一、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冷战”与“排华反共”
英国人在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即遇上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90%以上的成员为华人）展开武装斗争，让英国大兵在热带雨林中吃尽苦头。当英国钦差大臣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在1951年被马共伏击而丧命后，英帝国遂下决心不惜一切剿灭马共。1952年反共高手邓普勒将军（General Templer）继任钦差大臣，他不仅出动十多万英联邦军队围剿只有一万多人的马共，更重要的是进行“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心理战。这套邓普勒提出的反共策略，是运用统治机器去引导思想，通過报刊、广播、讲座、研究机构等各种管道把反抗运动妖魔化为“恐怖主义”（Terrorism），并形成公众对“恐怖分子”（Terrorist）的观念，加深公众对反抗活动的心理恐惧，再加上殖民者一再的武力镇压、宣示胜利、怀柔政策，逐渐便能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2]
在邓普勒的重拳出击之下，马共的武装斗争在50年代中期已经奄奄一息，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已无可避免，一方面他们要“光荣撤退”并扶持符合英国战后利益的当地新政府，另一方面英国也接受英美同盟的姿态来应付法国在越南奠边府失利后的共产主义气焰，美国就在这个英美霸权交接的关键时刻介入东南亚政治。除了正规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也进行一套“洗脑赢心”的攻略。1950年代，美国国会和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艺术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渗透全球，进行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3]这些活动包括推动全球各种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流派，其目的是让各地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为此目标，他们在东南亚地区成立亚洲基金会和亚洲文化自由论坛，又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罗贝尔基金会等组织，以洗钱的方式把款项输入各国反共组织以进行文化冷战。
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批准解密了1957年的《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美国为了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不露声色的推动东南亚华人相信共产党反对中华文化，以及鼓励东南亚华人认同台湾为文化基地。这是有意识的干涉他人的内政，支持他人的分裂，又要运用当时经济比海峡两岸富裕的东南亚侨资，发动他们去支持台湾的政权继续对抗大陆，如此便符合美国的东亚反共战略。根据这份文件所制定的主要具体实施内容包括：（1）中央情报局援助台湾培训东南亚华人教师与学生的教育计划；（2）举办各种国际交流项目；（3）美国新闻处负责传播工作，降低共产主义在海外华人的影响；（4）“亚洲基金会”支持出版反共宣传品，以香港和台北作为主要生产地区，印刷材料、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制作广播节目和其它中文材料，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4]
这些文化冷战至少影响了好几代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大陆的观感，为了切割与共产中国的关系，一些华人在面对“排华”和“反共”挂钩的阴影，加上“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表现得甚至比其他土著更加激进地反共，并跟随西方的话语方式对中国进行种种责难和批判。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种种根深蒂固的“冷战遗绪”仍不同程度地笼罩着马来西亚华人的心里头。此外，在西方媒体的大量负面宣传之下，“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各国的土著当中仍有相当的市场，这些因素就成为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时可资利用的杠杆工具。
二、冷战之后美国在东南亚的“民主输出”
19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论”的呼声甚嚣尘上，福山大呼“历史的终结”，认为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威力，它不仅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也战胜了共产主义。在世界格局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美国学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美国克林顿政府就以“民主和平论”作为其向外输出和促进民主思想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5]《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强调“扩展民主与保护人权”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以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指出“美国支持国外民主的理由，既简单又过硬：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能够最好地保护人权、防止大规模屠杀，民主促进经济增长，民主有助于和平的生长...美国人高度重视民主，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理念”，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主张“即便不从道德而仅仅从权力政治的角度考虑，我们也至少需要向那些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扩展民主。”[6]
除了东欧和阿拉伯地区，东南亚也是美国“民主输出”的重点地区。即使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用你的锅，下你的面”，套用西方的市场经济来进行改革开放，但西方很多人仍以“冷战思维”看待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大部分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在努力恢复历史上东亚大国的地位时，必然将东南亚重新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布热津斯基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远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越来越这样做。”[7]
就像冷战时期的做法那样，东南亚地区是对抗共产中国势力扩张的前线，这个观点似乎已成为这些美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的共识。亚洲时报作者F•威廉•恩达尔在其评论中说：“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波斯湾和中国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也是亚洲的重要咽喉。中国进口的所有石油中，80%以上是通过油轮经马六甲海峡运输。如果关闭这个海峡，世界上近一半的油轮船队都得增加航程，那将立即提高全球的运费。每年有5万多艘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这片地区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咽喉之一。谁能控制这片海域，谁就能控制中国的能源供应。换言之，要遏制美国潜在敌人中国的崛起，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的政局发展影响重大。”[8]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美国在1965年以反共为目的、以中情局策动的“930政变”中扶植起来的印尼苏哈托亲美独裁政权[9]，在冷战结束后已无太大利用价值，美西方势力便坐视他在民主化的熊熊烈火中下台。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成为美国以“公共外交”为名来进行“民主输出”的重点目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NGO大举进入印尼推动各项民主化项目，如为拥有3千万成员的印尼主流的温和穆斯林组织“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它落实建设学校、医院、社区营造等一系列计划，以及推动印尼人对民主自由的意识。[10]至于与印尼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由于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性地理位置，马来西亚可说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尼的“民主输出”重点对象。虽然马来西亚也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但独立至今仍未实行“政权轮替”，依然是一党独大的威权型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人之所以会对马来西亚下手，马哈蒂尔的反西方作风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三、马哈蒂尔的反西方外交语言
出身背景复杂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mad）虽然在1973年曾经通过“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IVLP）的管道和其他富布赖特（Fulbright）、汉弗莱（Humphrey）、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青年交流考察计划（Youth Exchange for Study，YES）等项目得主一起到美国访学[11]，但他在1981年当上马来西亚总理后显然并没有成为“亲美分子”。马哈蒂尔以批判西方国家而在国际舞台上名声大噪，他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1990年代初期，马哈蒂尔以响亮的声音批判当时最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并在中国因六四事件而面对国际社会制裁时，他独排众议率先访问中国并加强两国经贸合作。马哈蒂尔指责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而沦为傀儡组织，揭露西方国家在波斯尼亚人权问题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12]，此外，马哈蒂尔也拒绝出席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并倡议成立由中国和日本来领导的“东亚经济组合”（EAEC），以协助东盟国家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但他这种意图削弱“美元霸权“的论调都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回忆录中坦诚美国“全力扼杀”马哈蒂尔的主张。[13]
马哈蒂尔不畏西方强权的形象，体现在一句“亚洲可以说不”的强悍口号[14]，并强调“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模式”，这大大提升了马哈蒂尔的国际威望。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中国人尤为欢迎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15]但是，马哈蒂尔高声批判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马美关系。911事件后，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虽因反恐议题而有所转折，但进展不大，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自由和人权一向被定为美国的长期目标。[16]由于马哈蒂尔的反美路线和强悍作风，美国人自然将他视为眼中钉，并暗中扶植亲美的安瓦尔[17]（Anwar Ibrahim）以取代马哈蒂尔。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的经济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遭到重挫，马哈蒂尔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1998年，吞了IMF重药的印尼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引发波澜壮阔的学运和社运将苏哈托政权一举推翻，然而此时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却不断地被西方媒体吹捧为“亚洲自由派”的明日之星，以衬托出美西方所讨厌的“亚洲独裁者”马哈蒂尔。这种境外媒体所玩弄的把戏，让马哈蒂尔越发狠批西方自由市场的教条和“犹太人阴谋论”，他仿佛觉得安瓦尔就是IMF的代理人，正千方百计要在吉隆坡上演雅加达“变天”的那一幕。[18]1998年8月28日，马哈蒂尔宣布革除安瓦尔的副总理及财政部长职务；9月4日，马国执政党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决将安瓦尔开除出党；9月20日，马哈蒂尔出动蒙面特警逮捕安瓦尔，并以鸡奸（穆斯林视之为伤风败俗的十恶不赦行径）的罪名控告他。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巨变，引起举国震惊，所有国民无法相信曾经权势薰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马哈蒂尔钦定的接班人”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安瓦尔夫人阿兹莎在一些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协助下成立公正党，并由她担任党主席，以全力为身陷囹圄的丈夫展开政治斗争。
安瓦尔被捕后不久,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对马来西亚限制集会、言论自由及对安瓦尔公开审讯的权利表示关注。接着美国宣布克林顿总统借口处理伊拉克局势而突然缺席马来西亚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由副总统戈尔代表。尽管马哈蒂尔一再提出峰会不谈政治课题,要求受邀嘉宾视安瓦尔事件为马国内政而不要干预。但赴马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却专门会见了安瓦尔夫人旺阿兹莎, 并称安瓦尔为“令人高度敬重的领袖”。次日,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晚宴上, 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演说时公开声明支持以安瓦尔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并称赞参与改革者是“勇敢的马来西亚人”。之后，他置出席晚宴的千余名亚太领袖、政府高级官员与商业巨子于不顾，提前离席。贸工部长拉菲达即刻表示戈尔谈话“令人作呕”，马哈蒂尔后来也对商界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礼的人”。[19]马来西亚各党团纷纷去美国大使馆示威以抗议戈尔的言论。
自安瓦尔事件爆发以来，马来西亚国内的社会运动起了重大变化，民主化运动日趋高涨，反对派的街头抗争活动与以往的族群政治动员模式全然不同，跨族群社会运动的动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此起彼伏的街头抗争当中，马哈蒂尔的威权体制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1999年马国举行全国大选，安瓦尔事件激起的政治效应引起马来人的强烈反风，但华人却在这一届大选突然保守起来，因为马哈蒂尔反对西方的IMF阴谋，实施的货币管制政策日显有效，经济有复苏的迹象，华人商家都感激马哈蒂尔的霹雳手段；反观安瓦尔担任财政部长时是走IMF路线，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对华人中小企业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印尼在经济崩溃后的排华浪潮让马国华人深感“稳定”重于“改革”，不想让印尼华人的悲剧在马国上演。最后投票结果显示，马哈蒂尔在马来选票分裂的情况下获得大多数华人支持而继续当政，没有像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成为“苏哈托第二”。
四、安瓦尔与美国基金会的合作
虽然马国执政党挨过1999年的政治风暴，但进入21世纪后的民主化浪潮依然势不可挡，大量的西方基金会、智库、学术团体进入马国与在野党要员、非政府组织成员频密合作，即使马哈蒂尔政权修改境外基金会在马国活动的相关法令，但还是很难约束它们在马国开展一系列的民主化项目。马哈蒂尔在2003年下台后指定巴达维（Abdullah Badawi）为接班人，后者在2004年大选领导马国执政党获得辉煌的胜利，这被视为马哈蒂尔威权体制的最后“回光返照”。被胜利冲昏脑袋的巴达维认为安瓦尔已不足为患，便在大选后释放安瓦尔。安瓦尔还偕同妻子登门拜谢巴达维，后来他以“赴外国治疗疾患”为由离开马国。巴达维此举被认为是“放虎归山”的政治愚行，事后证明安瓦尔利用几年的时间在外国活动，搞好国际联系和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并策动国内在野党的合作、民间组织的统战，最后成功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动摇了马国执政党的政权基础。
安瓦尔在外国参与众多的国际会议，其中大部分活动都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有关。该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NED，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2004财政年度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NED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NED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20]由于意识形态使然，NED在中国则是声名狼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批评干预港澳事务的外国势力[21]，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一类不怀好意的境外基金会和智库。
安瓦尔于2005年12月在纽约的民主论坛（New York Democracy Forum）和2006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for the World Movement of Democracy）发表了“普世价值与穆斯林民主”（Universal Values and Muslim Democracy）的演说。[22]他颂扬印尼和土耳其的民主化模式，并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穆斯林的民主精神相结合的。他的演说迎合了美国在911事件后急需寻找的“开明穆斯林领袖”的口味，也切合了美国对广大穆斯林的统战需求。安瓦尔所倡议的伊斯兰治理模式更被美国人认为是符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利用来抗衡本拉登所领导的伊斯兰复兴和反美思潮。此外，美国也视世俗化的土耳其为理想的伊斯兰政体，与安瓦尔私交甚笃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注：2009年7月新疆发生暴力冲突后他曾公开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甚至在安瓦尔第二次遭遇马来西亚警方逮捕时，准许他躲入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以寻求政治庇护。深谙马来穆斯林反美情绪的安瓦尔即使暗中与美国关系再密切，在关键时刻也不会选择去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反而选择了既是伊斯兰国家也是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23]
安瓦尔于2005年9月在台北出席了亚洲民主化论坛（World Forum for Democratization in Asia，WFDA），该论坛的宣言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进程，也对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的恶劣政治环境表示警惕。[24]他也于2007年9月在马尼拉出席第二次的亚洲民主化论坛，该大会采纳了由“民主中国阵线”代表所提出的一份决议文指出，由于中国的人权情况丝毫没有改善，因此“中国不具备主办奥运会的资格”；该论坛的决议文希望世界各国利用中国明年主办奥运会的机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除此之外，该大会的行动框架（Framework for Action）也支持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25]为了争取美西方势力的支持，安瓦尔公然与民运、法轮功、藏独、疆独、台独等国际反华分子在国际论坛上亮相，并公开反对中国办奥运，这种行径已严重违反马国与中国建交以来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值得一提的是，与安瓦尔交情甚深的菲律宾众议员阿奎诺也出席该大会[26]，他现已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并在最近的南海事件对中国展示了强硬的态度和亲美的立场。
由于安瓦尔这些年来在国外的积极活动，促成马国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NED也加大力度支援马国境内的各种活动项目。根据NED的网站披露，2005年至2009年，NED共拨款173万美元予国际共和机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简称IRI）以进行马国的民意调查、培训政党干部（主要是在野党）、提供竞选工作培训等活动；NED也拨款124万美元予全国民主研究机构（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NDI）以进行马国的公民资讯讲座、公众民主论坛、设立网站加强公民与议员的交流等项目。此外，NED也拨款38万美元予马国的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以进行推广马国人民对人权议题的关注、监督政府对人权的压制等等。2009年，NED更第一次直接拨款10万美元予马来西亚的互联网新闻网站“当今大马”（Malaysiakini），以鼓励独立媒体秉公报导那些被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所掩盖或扭曲的新闻。[27]这些数目看起来并不多的款项，对多年来被马哈蒂尔强权压制下的穷巴巴NGO来说是组织动力的活水源头。
五、美国对马来西亚“智库外交”的成效
2008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是安瓦尔验收成果的时刻，在各种境外组织、学术团体和智库的多年支援、训练之下，马国在野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与之前在马哈蒂尔高压统治下所呈现的颓靡形势截然不同。在大选的半年前，马国在野党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和集会，如声势浩大的“净选盟抗争运动”（BERSIH）和“兴权会运动”（HINDRAF），成功冲击了政府权威和执政合法性。他们让人民习惯不再怕政府、不相信会有暴乱发生，以此否定治安权威，继而使政府无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他们吸取过去街头运动失败的教训，坚持两个斗争原则，那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还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及吓跑保守的中间选民。
在野党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Authority）去对抗权力（Power），因此，策略上不能针对某个概念上的道理或政策，而是必须有具体攻击目标（如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才能制造向心力。在野党不断突出一些具体例子制造人们对整体体制的不满（如大选前反对汽油涨价），以打破体制权威；同时，又以某些人（巴达维总理）代表体制（执政党的政治霸权），从打破这个人的权威，也就否定整个体制的权威。政治学者蒂利强调，社会运动有三个结合：（1）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2）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3）WUNC展示，即“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和奉献（commitment）的公开表达”。[28]抗争表演（Contentious performances）指的是一些相对为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运用这些方式，一群政治行动者向另一群政治行动者提出集体性要求。抗争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s）是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如示威、请愿、游说、撰写新闻稿、举行公众集会以及其他许多表演。[29]这些在其他民主国家不断上演的剧目已经在马来西亚的示威活动中屡禁不绝。
安瓦尔的支持者在策划种种示威和街头活动时，处处都可看到上述步骤的 执行过程，而执政当局在应对这类抗争活动时则显得僵化和反应迟钝，造成马来西亚的在野党声势一时大振。政治学者塔罗指出，把抗议者关进监牢，一直是镇压斗争的主要措施，但是监牢被塞得满满的，抗议者却得到民众的同情。[30]马国在野党成员在走上街头抗争时，一改过去逃避追捕的窘状，反而穿上统一的颜色制服来方便有关当局拘捕扣留，从而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捞取政治威望，有助于在后来的竞选拉票工作，这就有点类似中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另一方面，塔罗认为政府对抗议者的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群众可以大规模集会，另一方面也剥夺了组织者有力的义愤武器。那些把年轻人投入监牢的凶暴警察更容易挑起人们的反抗动员。[31]这些塔罗所描述的抗争剧目在马来西亚选举前都一一出现，最终都影响了选举的结果。
到了竞选期间，漫山遍野的政治笑话和丑化执政党领袖的漫画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而来，这种现象令人联想到“苏联帝国在冷笑话中瓦解”的说法。冷战期间美国中情局炮制大量的冷笑话到苏联境内传播，间接地促成民众对领导的威权产生轻蔑。如今这一类的冷笑话也传到马来西亚，只不过笑话中的人物从苏联领导人换成马国执政党领袖而已。另一方面，在野党把整个选举搞成为嘉年华会，热闹非常。他们通过Youtube之类的互联网工具来编制饶舌歌曲来丑化政治人物等创意手法，令不少民众看了捧腹大笑。这种竞选现象可从群众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解释，即破坏一个人的形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让别人憎恨、讨厌其所作所为，而是编制冷笑话去丑化、贬低他。因为“轻蔑”远比“憎恨”来得更有威力；“没用”远比“可恶”更具杀伤力。
一、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冷战”与“排华反共”
英国人在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即遇上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90%以上的成员为华人）展开武装斗争，让英国大兵在热带雨林中吃尽苦头。当英国钦差大臣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在1951年被马共伏击而丧命后，英帝国遂下决心不惜一切剿灭马共。1952年反共高手邓普勒将军（General Templer）继任钦差大臣，他不仅出动十多万英联邦军队围剿只有一万多人的马共，更重要的是进行“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心理战。这套邓普勒提出的反共策略，是运用统治机器去引导思想，通過报刊、广播、讲座、研究机构等各种管道把反抗运动妖魔化为“恐怖主义”（Terrorism），并形成公众对“恐怖分子”（Terrorist）的观念，加深公众对反抗活动的心理恐惧，再加上殖民者一再的武力镇压、宣示胜利、怀柔政策，逐渐便能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2]
在邓普勒的重拳出击之下，马共的武装斗争在50年代中期已经奄奄一息，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已无可避免，一方面他们要“光荣撤退”并扶持符合英国战后利益的当地新政府，另一方面英国也接受英美同盟的姿态来应付法国在越南奠边府失利后的共产主义气焰，美国就在这个英美霸权交接的关键时刻介入东南亚政治。除了正规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也进行一套“洗脑赢心”的攻略。1950年代，美国国会和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艺术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渗透全球，进行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3]这些活动包括推动全球各种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流派，其目的是让各地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为此目标，他们在东南亚地区成立亚洲基金会和亚洲文化自由论坛，又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罗贝尔基金会等组织，以洗钱的方式把款项输入各国反共组织以进行文化冷战。
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批准解密了1957年的《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美国为了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不露声色的推动东南亚华人相信共产党反对中华文化，以及鼓励东南亚华人认同台湾为文化基地。这是有意识的干涉他人的内政，支持他人的分裂，又要运用当时经济比海峡两岸富裕的东南亚侨资，发动他们去支持台湾的政权继续对抗大陆，如此便符合美国的东亚反共战略。根据这份文件所制定的主要具体实施内容包括：（1）中央情报局援助台湾培训东南亚华人教师与学生的教育计划；（2）举办各种国际交流项目；（3）美国新闻处负责传播工作，降低共产主义在海外华人的影响；（4）“亚洲基金会”支持出版反共宣传品，以香港和台北作为主要生产地区，印刷材料、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制作广播节目和其它中文材料，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4]
这些文化冷战至少影响了好几代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大陆的观感，为了切割与共产中国的关系，一些华人在面对“排华”和“反共”挂钩的阴影，加上“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表现得甚至比其他土著更加激进地反共，并跟随西方的话语方式对中国进行种种责难和批判。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种种根深蒂固的“冷战遗绪”仍不同程度地笼罩着马来西亚华人的心里头。此外，在西方媒体的大量负面宣传之下，“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各国的土著当中仍有相当的市场，这些因素就成为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时可资利用的杠杆工具。
二、冷战之后美国在东南亚的“民主输出”
19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论”的呼声甚嚣尘上，福山大呼“历史的终结”，认为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威力，它不仅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也战胜了共产主义。在世界格局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美国学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美国克林顿政府就以“民主和平论”作为其向外输出和促进民主思想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5]《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强调“扩展民主与保护人权”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以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指出“美国支持国外民主的理由，既简单又过硬：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能够最好地保护人权、防止大规模屠杀，民主促进经济增长，民主有助于和平的生长...美国人高度重视民主，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理念”，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主张“即便不从道德而仅仅从权力政治的角度考虑，我们也至少需要向那些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扩展民主。”[6]
除了东欧和阿拉伯地区，东南亚也是美国“民主输出”的重点地区。即使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用你的锅，下你的面”，套用西方的市场经济来进行改革开放，但西方很多人仍以“冷战思维”看待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大部分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在努力恢复历史上东亚大国的地位时，必然将东南亚重新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布热津斯基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远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越来越这样做。”[7]
就像冷战时期的做法那样，东南亚地区是对抗共产中国势力扩张的前线，这个观点似乎已成为这些美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的共识。亚洲时报作者F•威廉•恩达尔在其评论中说：“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波斯湾和中国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也是亚洲的重要咽喉。中国进口的所有石油中，80%以上是通过油轮经马六甲海峡运输。如果关闭这个海峡，世界上近一半的油轮船队都得增加航程，那将立即提高全球的运费。每年有5万多艘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这片地区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咽喉之一。谁能控制这片海域，谁就能控制中国的能源供应。换言之，要遏制美国潜在敌人中国的崛起，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的政局发展影响重大。”[8]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美国在1965年以反共为目的、以中情局策动的“930政变”中扶植起来的印尼苏哈托亲美独裁政权[9]，在冷战结束后已无太大利用价值，美西方势力便坐视他在民主化的熊熊烈火中下台。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成为美国以“公共外交”为名来进行“民主输出”的重点目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NGO大举进入印尼推动各项民主化项目，如为拥有3千万成员的印尼主流的温和穆斯林组织“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它落实建设学校、医院、社区营造等一系列计划，以及推动印尼人对民主自由的意识。[10]至于与印尼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由于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性地理位置，马来西亚可说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尼的“民主输出”重点对象。虽然马来西亚也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但独立至今仍未实行“政权轮替”，依然是一党独大的威权型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人之所以会对马来西亚下手，马哈蒂尔的反西方作风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三、马哈蒂尔的反西方外交语言
出身背景复杂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mad）虽然在1973年曾经通过“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IVLP）的管道和其他富布赖特（Fulbright）、汉弗莱（Humphrey）、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青年交流考察计划（Youth Exchange for Study，YES）等项目得主一起到美国访学[11]，但他在1981年当上马来西亚总理后显然并没有成为“亲美分子”。马哈蒂尔以批判西方国家而在国际舞台上名声大噪，他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1990年代初期，马哈蒂尔以响亮的声音批判当时最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并在中国因六四事件而面对国际社会制裁时，他独排众议率先访问中国并加强两国经贸合作。马哈蒂尔指责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而沦为傀儡组织，揭露西方国家在波斯尼亚人权问题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12]，此外，马哈蒂尔也拒绝出席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并倡议成立由中国和日本来领导的“东亚经济组合”（EAEC），以协助东盟国家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但他这种意图削弱“美元霸权“的论调都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回忆录中坦诚美国“全力扼杀”马哈蒂尔的主张。[13]
马哈蒂尔不畏西方强权的形象，体现在一句“亚洲可以说不”的强悍口号[14]，并强调“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模式”，这大大提升了马哈蒂尔的国际威望。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中国人尤为欢迎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15]但是，马哈蒂尔高声批判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马美关系。911事件后，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虽因反恐议题而有所转折，但进展不大，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自由和人权一向被定为美国的长期目标。[16]由于马哈蒂尔的反美路线和强悍作风，美国人自然将他视为眼中钉，并暗中扶植亲美的安瓦尔[17]（Anwar Ibrahim）以取代马哈蒂尔。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的经济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遭到重挫，马哈蒂尔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1998年，吞了IMF重药的印尼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引发波澜壮阔的学运和社运将苏哈托政权一举推翻，然而此时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却不断地被西方媒体吹捧为“亚洲自由派”的明日之星，以衬托出美西方所讨厌的“亚洲独裁者”马哈蒂尔。这种境外媒体所玩弄的把戏，让马哈蒂尔越发狠批西方自由市场的教条和“犹太人阴谋论”，他仿佛觉得安瓦尔就是IMF的代理人，正千方百计要在吉隆坡上演雅加达“变天”的那一幕。[18]1998年8月28日，马哈蒂尔宣布革除安瓦尔的副总理及财政部长职务；9月4日，马国执政党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决将安瓦尔开除出党；9月20日，马哈蒂尔出动蒙面特警逮捕安瓦尔，并以鸡奸（穆斯林视之为伤风败俗的十恶不赦行径）的罪名控告他。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巨变，引起举国震惊，所有国民无法相信曾经权势薰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马哈蒂尔钦定的接班人”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安瓦尔夫人阿兹莎在一些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协助下成立公正党，并由她担任党主席，以全力为身陷囹圄的丈夫展开政治斗争。
安瓦尔被捕后不久,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对马来西亚限制集会、言论自由及对安瓦尔公开审讯的权利表示关注。接着美国宣布克林顿总统借口处理伊拉克局势而突然缺席马来西亚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由副总统戈尔代表。尽管马哈蒂尔一再提出峰会不谈政治课题,要求受邀嘉宾视安瓦尔事件为马国内政而不要干预。但赴马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却专门会见了安瓦尔夫人旺阿兹莎, 并称安瓦尔为“令人高度敬重的领袖”。次日,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晚宴上, 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演说时公开声明支持以安瓦尔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并称赞参与改革者是“勇敢的马来西亚人”。之后，他置出席晚宴的千余名亚太领袖、政府高级官员与商业巨子于不顾，提前离席。贸工部长拉菲达即刻表示戈尔谈话“令人作呕”，马哈蒂尔后来也对商界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礼的人”。[19]马来西亚各党团纷纷去美国大使馆示威以抗议戈尔的言论。
自安瓦尔事件爆发以来，马来西亚国内的社会运动起了重大变化，民主化运动日趋高涨，反对派的街头抗争活动与以往的族群政治动员模式全然不同，跨族群社会运动的动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此起彼伏的街头抗争当中，马哈蒂尔的威权体制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1999年马国举行全国大选，安瓦尔事件激起的政治效应引起马来人的强烈反风，但华人却在这一届大选突然保守起来，因为马哈蒂尔反对西方的IMF阴谋，实施的货币管制政策日显有效，经济有复苏的迹象，华人商家都感激马哈蒂尔的霹雳手段；反观安瓦尔担任财政部长时是走IMF路线，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对华人中小企业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印尼在经济崩溃后的排华浪潮让马国华人深感“稳定”重于“改革”，不想让印尼华人的悲剧在马国上演。最后投票结果显示，马哈蒂尔在马来选票分裂的情况下获得大多数华人支持而继续当政，没有像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成为“苏哈托第二”。
四、安瓦尔与美国基金会的合作
虽然马国执政党挨过1999年的政治风暴，但进入21世纪后的民主化浪潮依然势不可挡，大量的西方基金会、智库、学术团体进入马国与在野党要员、非政府组织成员频密合作，即使马哈蒂尔政权修改境外基金会在马国活动的相关法令，但还是很难约束它们在马国开展一系列的民主化项目。马哈蒂尔在2003年下台后指定巴达维（Abdullah Badawi）为接班人，后者在2004年大选领导马国执政党获得辉煌的胜利，这被视为马哈蒂尔威权体制的最后“回光返照”。被胜利冲昏脑袋的巴达维认为安瓦尔已不足为患，便在大选后释放安瓦尔。安瓦尔还偕同妻子登门拜谢巴达维，后来他以“赴外国治疗疾患”为由离开马国。巴达维此举被认为是“放虎归山”的政治愚行，事后证明安瓦尔利用几年的时间在外国活动，搞好国际联系和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并策动国内在野党的合作、民间组织的统战，最后成功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动摇了马国执政党的政权基础。
安瓦尔在外国参与众多的国际会议，其中大部分活动都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有关。该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NED，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2004财政年度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NED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NED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20]由于意识形态使然，NED在中国则是声名狼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批评干预港澳事务的外国势力[21]，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一类不怀好意的境外基金会和智库。
安瓦尔于2005年12月在纽约的民主论坛（New York Democracy Forum）和2006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for the World Movement of Democracy）发表了“普世价值与穆斯林民主”（Universal Values and Muslim Democracy）的演说。[22]他颂扬印尼和土耳其的民主化模式，并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穆斯林的民主精神相结合的。他的演说迎合了美国在911事件后急需寻找的“开明穆斯林领袖”的口味，也切合了美国对广大穆斯林的统战需求。安瓦尔所倡议的伊斯兰治理模式更被美国人认为是符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利用来抗衡本拉登所领导的伊斯兰复兴和反美思潮。此外，美国也视世俗化的土耳其为理想的伊斯兰政体，与安瓦尔私交甚笃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注：2009年7月新疆发生暴力冲突后他曾公开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甚至在安瓦尔第二次遭遇马来西亚警方逮捕时，准许他躲入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以寻求政治庇护。深谙马来穆斯林反美情绪的安瓦尔即使暗中与美国关系再密切，在关键时刻也不会选择去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反而选择了既是伊斯兰国家也是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23]
安瓦尔于2005年9月在台北出席了亚洲民主化论坛（World Forum for Democratization in Asia，WFDA），该论坛的宣言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进程，也对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的恶劣政治环境表示警惕。[24]他也于2007年9月在马尼拉出席第二次的亚洲民主化论坛，该大会采纳了由“民主中国阵线”代表所提出的一份决议文指出，由于中国的人权情况丝毫没有改善，因此“中国不具备主办奥运会的资格”；该论坛的决议文希望世界各国利用中国明年主办奥运会的机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除此之外，该大会的行动框架（Framework for Action）也支持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25]为了争取美西方势力的支持，安瓦尔公然与民运、法轮功、藏独、疆独、台独等国际反华分子在国际论坛上亮相，并公开反对中国办奥运，这种行径已严重违反马国与中国建交以来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值得一提的是，与安瓦尔交情甚深的菲律宾众议员阿奎诺也出席该大会[26]，他现已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并在最近的南海事件对中国展示了强硬的态度和亲美的立场。
由于安瓦尔这些年来在国外的积极活动，促成马国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NED也加大力度支援马国境内的各种活动项目。根据NED的网站披露，2005年至2009年，NED共拨款173万美元予国际共和机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简称IRI）以进行马国的民意调查、培训政党干部（主要是在野党）、提供竞选工作培训等活动；NED也拨款124万美元予全国民主研究机构（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NDI）以进行马国的公民资讯讲座、公众民主论坛、设立网站加强公民与议员的交流等项目。此外，NED也拨款38万美元予马国的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以进行推广马国人民对人权议题的关注、监督政府对人权的压制等等。2009年，NED更第一次直接拨款10万美元予马来西亚的互联网新闻网站“当今大马”（Malaysiakini），以鼓励独立媒体秉公报导那些被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所掩盖或扭曲的新闻。[27]这些数目看起来并不多的款项，对多年来被马哈蒂尔强权压制下的穷巴巴NGO来说是组织动力的活水源头。
五、美国对马来西亚“智库外交”的成效
2008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是安瓦尔验收成果的时刻，在各种境外组织、学术团体和智库的多年支援、训练之下，马国在野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与之前在马哈蒂尔高压统治下所呈现的颓靡形势截然不同。在大选的半年前，马国在野党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和集会，如声势浩大的“净选盟抗争运动”（BERSIH）和“兴权会运动”（HINDRAF），成功冲击了政府权威和执政合法性。他们让人民习惯不再怕政府、不相信会有暴乱发生，以此否定治安权威，继而使政府无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他们吸取过去街头运动失败的教训，坚持两个斗争原则，那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还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及吓跑保守的中间选民。
在野党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Authority）去对抗权力（Power），因此，策略上不能针对某个概念上的道理或政策，而是必须有具体攻击目标（如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才能制造向心力。在野党不断突出一些具体例子制造人们对整体体制的不满（如大选前反对汽油涨价），以打破体制权威；同时，又以某些人（巴达维总理）代表体制（执政党的政治霸权），从打破这个人的权威，也就否定整个体制的权威。政治学者蒂利强调，社会运动有三个结合：（1）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2）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3）WUNC展示，即“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和奉献（commitment）的公开表达”。[28]抗争表演（Contentious performances）指的是一些相对为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运用这些方式，一群政治行动者向另一群政治行动者提出集体性要求。抗争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s）是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如示威、请愿、游说、撰写新闻稿、举行公众集会以及其他许多表演。[29]这些在其他民主国家不断上演的剧目已经在马来西亚的示威活动中屡禁不绝。
安瓦尔的支持者在策划种种示威和街头活动时，处处都可看到上述步骤的 执行过程，而执政当局在应对这类抗争活动时则显得僵化和反应迟钝，造成马来西亚的在野党声势一时大振。政治学者塔罗指出，把抗议者关进监牢，一直是镇压斗争的主要措施，但是监牢被塞得满满的，抗议者却得到民众的同情。[30]马国在野党成员在走上街头抗争时，一改过去逃避追捕的窘状，反而穿上统一的颜色制服来方便有关当局拘捕扣留，从而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捞取政治威望，有助于在后来的竞选拉票工作，这就有点类似中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另一方面，塔罗认为政府对抗议者的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群众可以大规模集会，另一方面也剥夺了组织者有力的义愤武器。那些把年轻人投入监牢的凶暴警察更容易挑起人们的反抗动员。[31]这些塔罗所描述的抗争剧目在马来西亚选举前都一一出现，最终都影响了选举的结果。
到了竞选期间，漫山遍野的政治笑话和丑化执政党领袖的漫画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而来，这种现象令人联想到“苏联帝国在冷笑话中瓦解”的说法。冷战期间美国中情局炮制大量的冷笑话到苏联境内传播，间接地促成民众对领导的威权产生轻蔑。如今这一类的冷笑话也传到马来西亚，只不过笑话中的人物从苏联领导人换成马国执政党领袖而已。另一方面，在野党把整个选举搞成为嘉年华会，热闹非常。他们通过Youtube之类的互联网工具来编制饶舌歌曲来丑化政治人物等创意手法，令不少民众看了捧腹大笑。这种竞选现象可从群众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解释，即破坏一个人的形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让别人憎恨、讨厌其所作所为，而是编制冷笑话去丑化、贬低他。因为“轻蔑”远比“憎恨”来得更有威力；“没用”远比“可恶”更具杀伤力。
马国在野党成功运用了上述理论来进行“文化冷战”，具体做法是将对手的特征和行为“解构”为调侃的对象，尤其是针对那些能引起共鸣的问题领袖，以符合普罗大众的语言趣味。他们把执政党领袖小丑化、笑料化，甚至加入一点“黄色笑话”的冷处理后，通过政治讲座、电邮和短讯散播出去，比起痛骂执政党的贪污滥权来激起群众愤怒，其杀伤力更强大。因为，一时的情绪愤怒，并不能持久，冷静下来可能也会麻木，传播效果有限；若是成为笑料，大家觉得很有趣，就会主动通过口语、电邮和短讯传给朋友。这种心理战的特点是深知一般人民没有心情去记政见、不会传播政纲，也不会把愤怒情绪带回家主动播散；但只要当成笑料就容易人传人，而且潜移默化，最后关头只要加上临门一脚即可引爆情绪，瞬间扭转投票倾向。当一个政治人物被当成笑料通街流传时，其权威也已经荡然无存，离下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2008年3月8日的票箱一开，马国执政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失去了自独立以来拥有的2/3多数议席优势，而在野党则在国会222个议席中史无前例地赢得82席，并在13个州中成功拿下5个州政权，这起事件被称为马来西亚的“308政治大海啸”。马国执政党的传统堡垒区纷纷沦陷，总得票率仅得历史新低点的51%左右，勉强维持半壁江山，将来只要再退几个百分点，政权轮替就可能实现。同一年的8月26日，在野党的共主安瓦尔在他的家乡补选中再次以巨大多数票胜选而重返国会，这大大提升了在野党的士气和声望，反观执政党的士气却一片低迷。这些冲击对马哈蒂尔的政治遗产-半民主的威权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结语：美国的“智库外交”对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纵观美国智库在马来西亚的活动，可以看出它们的渗透套路：（1）以学术交流方式加强对目标国家的调研，同时与当地的在野党进行联系；（2）以目标国家的年轻一代为主要渗透目标，培植亲美势力；（3）扶持主要的在野党领袖，并不时资助这些人出国受训，或者接到美国去面授机宜，另一方面督促各在野党加强内部团结；（4）当在野党被打压时，通过外交渠道向执政党施压；（5）在目标国家资助开办各种互联网独立媒体，散播反政府讯息，掌握舆论导向。若说冷战时代的“文化冷战”主要工具是杂志和刊物，那么21世纪后最有效的“文化冷战”工具就是互联网，其传播速度使到社会运动的威力更加强大，民众可以突破以往资讯传播的种种限制而得到更多的抗争活动信息，执政当局在对付这些互联网的抗争信息时比以往对付传统传播媒介更为棘手。2011年初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和执政效率良好的新加坡政府在2011年5月大选遭到重挫，都和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传播威力有关。[32]
美国智库挟着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以公共外交的名义到处扩张美国的“软实力”。 若按照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的定义，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所谓“公众”既包括非政府部门的机构和组织，如媒体、大学、研究所、智囊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也涵盖了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如社会活动家、学者、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和广大公众。 [33]从上述定义来看，美国智库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确也涵括在公共外交的范畴内。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在其《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一文中论及了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一国之软实力有赖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公共外交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推广软实力的手段，对赢得冷战的胜利有实质的功效。”[34] 奥巴马政府近来在南海事件上动作频频，其“重返东南亚”极可能带有“重返冷战”的意图，为此，美国支持众多智库进行活动，推广“美式民主”并促成目标国家的“和平演变”，让更多的周边国家倒向美国以巩固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为了保住政权，继巴达维之后的马来西亚新总理纳吉布（Najib）在上台后就一反马哈蒂尔时代的反美路线，主动向美国靠拢。这些迹象包括：（1）耗费巨资聘用以色列背景的公关公司在华盛顿进行国会游说，以影响华府政治人物对马来西亚执政党的观感，并减少安瓦尔在美国的影响力；（2）纳吉布访美时向奥巴马总统保证马来西亚将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策略经济伙伴（TPP），以减少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并遏制人民币扩张对美元霸权的冲击；（3）在南海事件上配合美国，支持国务卿希拉里的南海自由航行论；（4）副总理慕尤丁访美时，高调向美国请求派出和平队（Peace Corps）到马来西亚教导小孩英文。
总之，无论奥巴马政府在未来是否会买纳吉布的账而不再下注在安瓦尔身上，美国政府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目的。马来西亚人权纪录是否良好、司法体系是否公正、安瓦尔是否涉及性丑闻、执政党是否腐败等，这些都不是美国人关心的事项。归根究底，只要马来西亚政府软弱，美国就根本不需要大军压境，只需培植一些代理人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就行了。在国际争霸的全球化时代，加上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美国将会继续以同样方式对付“不听话”的地区小国，以捍卫其衰落中的霸权和遏制崛起中的中国。
注释：
[1]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Transcript of Broadcast on NBC's "Huntley-Brinkley Repor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397&st=Huntley&st1=#axzz1Pc5TCYHs
[2] 邓普勒在50年代将马共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将其所作所为称为“恐怖主义”的污名化做法，远比美国里根总统在80年代和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所惯用的反恐术语要早得多。这段史迹在笔者的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都有记载。
[3] 有关中情局和文化冷战的事迹，可参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4] 有关《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的解密文件详文可参阅：刘雄、尹新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2-453页
[6] 罗伯特•阿特，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8-91页
[7]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35-136页
[8] 亚洲时报评论：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IJ17Ae01.html
[9] 有关1965年印尼政变的详细内容，可参阅马骏：《“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
[10] 有关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可参阅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119-151页
[11] 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r/pa/ei/bgn/2777.htm#relations
[12] 马哈蒂尔在第48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1993年10月1日，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页
[13] 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296-297页
[14] 马哈蒂尔在1995年与日本的极右派石原慎太郎合著一本政治论著，书名即《亚洲可以说不》，见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438页
[15]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38页
[16] 李优坤，别红暄：《马哈蒂尔的外交语言》，《东南亚研究》，2006年底5期
[17] 安瓦尔是马哈蒂尔时期的副总理，早前二人关系亦师亦友，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两人因政见不合而反目成仇，不久安瓦尔即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和被逮捕下狱，引发了马来西亚政坛的巨大政治漩涡。
[18] 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19] 廖小健：《安瓦尔事件之后的马来西亚外交》，《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
[20] 新浪网：《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载自《环球》杂志，2007年12月26日，http://news.sina.com.cn/w/2007-12-26/143014607175.shtml
[21]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17da/2007-10/15/content_9055766.htm
[22] NED民主期刊文章：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gratis/Ibrahim-17-3.pdf
[23]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新闻：http://www.sinchew.com.my/node/72221
[24] WFDA网站：http://www.wfda.net/news_detail.asp?nid=42
[25] 大会文件皆可从WFDA网站下载：http://www.wfda.net/work_1_1.asp?gid=2&sgid=1
[26] 大纪元网站新闻：http://epochtimes.com/gb/7/9/21/n1842156.htm
[27] 拨款数据是笔者从NED历年的报告中统计出来：http://www.ned.org/where-we-work/asia/malaysia
[28] 蒂利著，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5页
[29] 蒂利、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第18页
[30]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12-113页
[31]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13页
[32] 有关互联网媒体在“阿拉伯之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参阅Jeffrey Ghannam, Social Media in the Arab World: Leading up to the Uprisings of 2011, A report to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http://cima.ned.org/publications/social-media-arab-world-leading-uprisings-2011-0
[33]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34] Joseph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94
[1]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Transcript of Broadcast on NBC's "Huntley-Brinkley Repor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397&st=Huntley&st1=#axzz1Pc5TCYHs
[2] 邓普勒在50年代将马共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将其所作所为称为“恐怖主义”的污名化做法，远比美国里根总统在80年代和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所惯用的反恐术语要早得多。这段史迹在笔者的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都有记载。
[3] 有关中情局和文化冷战的事迹，可参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4] 有关《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的解密文件详文可参阅：刘雄、尹新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2-453页
[6] 罗伯特•阿特，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8-91页
[7]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35-136页
[8] 亚洲时报评论：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IJ17Ae01.html
[9] 有关1965年印尼政变的详细内容，可参阅马骏：《“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
[10] 有关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可参阅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119-151页
[11] 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r/pa/ei/bgn/2777.htm#relations
[12] 马哈蒂尔在第48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1993年10月1日，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页
[13] 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296-297页
[14] 马哈蒂尔在1995年与日本的极右派石原慎太郎合著一本政治论著，书名即《亚洲可以说不》，见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438页
[15]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38页
[16] 李优坤，别红暄：《马哈蒂尔的外交语言》，《东南亚研究》，2006年底5期
[17] 安瓦尔是马哈蒂尔时期的副总理，早前二人关系亦师亦友，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两人因政见不合而反目成仇，不久安瓦尔即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和被逮捕下狱，引发了马来西亚政坛的巨大政治漩涡。
[18] 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19] 廖小健：《安瓦尔事件之后的马来西亚外交》，《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
[20] 新浪网：《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载自《环球》杂志，2007年12月26日，http://news.sina.com.cn/w/2007-12-26/143014607175.shtml
[21]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17da/2007-10/15/content_9055766.htm
[22] NED民主期刊文章：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gratis/Ibrahim-17-3.pdf
[23]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新闻：http://www.sinchew.com.my/node/72221
[24] WFDA网站：http://www.wfda.net/news_detail.asp?nid=42
[25] 大会文件皆可从WFDA网站下载：http://www.wfda.net/work_1_1.asp?gid=2&sgid=1
[26] 大纪元网站新闻：http://epochtimes.com/gb/7/9/21/n1842156.htm
[27] 拨款数据是笔者从NED历年的报告中统计出来：http://www.ned.org/where-we-work/asia/malaysia
[28] 蒂利著，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5页
[29] 蒂利、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第18页
[30]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12-113页
[31]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13页
[32] 有关互联网媒体在“阿拉伯之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参阅Jeffrey Ghannam, Social Media in the Arab World: Leading up to the Uprisings of 2011, A report to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http://cima.ned.org/publications/social-media-arab-world-leading-uprisings-2011-0
[33]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34] Joseph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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