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和乱人

从前看好莱坞经典巨作《乱世佳人》时，会为命运坎坷的女主角感慨万千。如今想来，乱世中的佳人，其颠沛际遇固然令人唏嘘不已；但乱世中的乱人，不断地卖力演出，更令人拍案叫绝。

虽然汉语辞典中找不到词汇“乱人”，但很多人决不会对这个俗话感到陌生。任何组织里总会出现一些不安于现状、不循规蹈矩、不按理出牌的“乱人”。英文叫“Troublemaker”，广东话叫“搞屎棍”，指的就是这种人。

最近我国政治气氛很沉重郁闷，政客们的刀枪剑影令人喘不过气。有人说是乱象，有人说是乱局，总之就是一个乱字。目前还说得上是乱中有序，不至于到乱世的地步，但对过惯太平盛世的我国人民来说，感觉上已经够“乱水”了。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从小看三国连环图、追三国连续剧、玩三国电脑游戏、长大后读易中天《品三国》、只是懒惰没读三国志原著、体内流着99.9%三国血液的我再度走进戏院，观赏年度大作《赤壁》，以纾解怕乱症候群引起的精神压力。

《赤壁》中雷霆万钧的战争场面，勾起我向往千古风流人物的儿时记忆。在曹操的眼中看来，刘备和孙权之流霸占一方反抗中央，他出兵平乱是替天行道；在刘备的眼中看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曹操才是乱臣贼子；在孙权眼中看来，曹操当然是大坏蛋，但刘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大敌当前，只好和刘备暂时结盟，这才上演了赤壁大战的可歌可泣事迹。如果时空倒流，把自己置身为三国时代的一介草民，恐怕会觉得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都是乱世中的乱人。

究竟是乱世出乱人，还是乱人出乱世？这个题目很好玩，会辩得没完没了。唯物论者认为“乱世出乱人”，因为乱人只是乱世的一部分，很多史料证明，没有乱世这个平台，再厉害的乱人也会无用武之地；唯心论者认为“乱人出乱世”，因为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很多史料也证明，人的关键决定往往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太平年代乱人出不了头，因为会遭到广大爱好和平的民众所抗拒，但有志气的乱人不会向命运低头，他们会刻意作乱以达到本身的议程。照这种逻辑推论，我国目前的乱局，究竟是308政治大海啸后的形势，造成乱人大行其道；还是乱人推波助澜，创造对自己有利的乱局？这个问题，若拿来检视目前兴风作浪的朝野政客，就会发现，姑且不论谁对谁错，通通是乱人。

要如何对付乱人？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的人都知道，根据明代奇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付无赖要用更无赖的方法，对付流氓要用更流氓的方法，只要秉持善良的终极目的，用更乱七八糟的方式对付乱人，就是最好的方法。由此可见，以乱制乱才是正道，正人君子很难斗得过乱人的。

乱人当道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日，但历史有所谓“成王败寇”之说，传说中的超级无敌乱人最终会出现，当他收拾所有大小乱人后，自然成为终结乱世的大英雄，而失败的乱人就沦为扰乱社会的狗熊。且让我们耐着性子看完整场政治乱人大戏吧。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07.29

现实中的熊猫阿宝

最近时局紊乱，一塌糊涂。报纸天天出现大剌剌的“肛交”、“鸡姦”、“炸尸”等儿童不宜字眼，看了觉得很噁心很反胃。鬱闷之际很想逃离政治一阵子，我就约了同事去戏院观看时下最卖座的卡通《功夫熊猫》，顺便回归童真。

这卡通的卖座口碑果然不是盖的，多日来的忧鬱情绪似乎已隨著笑声飘到九霄云外。看过《功夫熊猫》之后，深觉该片不仅是一部让人捧腹的动画片，其中还包含了不少为人、为学、为师的哲理。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熊猫的师傅到底是甚么动物（狐狸、果子狸、浣熊？），但这傢伙绝对是当今为人师表者必须学习的对象。师傅早年对天资聪颖的爱徒大豹抱著过高的期望，把一身武艺绝学都传授给他，使大豹对自己有资格成为传说中的“龙战士”深信不疑。但后来乌龟长老看出大豹心术不正，让大豹梦想彻底破灭后，也种下了大豹大开杀戒、欺师灭祖的祸根。

师傅对大豹期望过高，恰恰害了大豹。师傅当时的心態，其实是折射了时下许多师长对孩子的教育態度。为了让孩子考好成绩以满足自己的期望，填鸭式教学便大行其道。这种“怕输”的心態已严重扭曲了孩子纯真的心灵，剥夺了原本就属於他们的活泼、好奇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抹煞了具有创意潜能的幼苗，一个个学子沦为目无表情、六亲不认的读书机器，每天都得面对排山倒海的功课和补习。

熊猫阿宝在因缘巧合的情况下成为师父的最新弟子，但这只痴肥熊猫鲁钝笨拙，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在师傅想放弃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熊猫的稟赋所在，那就是贪吃。只有在抢吃的过程中，熊猫的潜能才能被发挥出来，师傅因而改换不同的训练方式，从此改变了熊猫的命运。这个片段就点出孔子很重视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知易行难。每个人的资质性格皆不尽相同，难免会有吸收程度不一的情况发生。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责任重大，他们有义务去分析每个学生的长处及弱点，因材施教，激发他们內在的潜能。但事实上，这一类的老师在现今社会中实在太少，许多学子终其一生也未必有幸得遇良师，可以尽显所长、发挥才华。


写到这里，忽然想回归政治，因为联想到当今搞到满城风雨的某政治人物，与卡通中的大豹一样都是天纵英才、际遇坎坷。他被政治师父带入政坛后，在极短的时间里攀上第二把交椅，就在最高权力只在一步之遥的时候，师父发现他“走火入魔”而“大义灭亲”，以前情同父子后来反目成仇，他就像大豹那样被打入暗无天日的牢狱。现在他却咸鱼翻生，到处兴风作浪，要不惜代价討回他失去的一切。

最近警方频频封路，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地守在国会方圆5公里內，深怕功力深厚的政坛“大豹”出现。熊猫阿宝在顿悟无字天书的真諦后，大发神威打败了大豹，成为名副其实的“龙战士”。不知现实中“龙战士”在哪里？谁可以阻止野心勃勃的大豹，以恢復太平谷（马来西亚）的安寧？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07.14

稳定才是硬道理

（2008年7月8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要面包还是要民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永恒命题。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最好两个都要”是最理性的选择，但是因周围环境限制而只能选择其中一样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很“现实”地选择面包。以下的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于2004年4月公布了一份关于拉美国家民主化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的撰写者采访了拉美地区231位领导人，几乎包括所有在位的以及还活着的历任拉美国家总统，还在18个拉美国家对2万名普通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拉美人，即54.7%表示，如果一个“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宁愿支持“威权政府”。高达56%的人认为“经济发展比保持民主更重要”。

过去数年，东欧和中亚的一些国家爆发一系列的“颜色革命”，其特点就是在非宪法框架内，通过街头政治达到目的，由于有了“先例”，导致各方在政治斗争激化时习惯性地发动支持者游行示威，向政敌施压。结果昔日的威权政府纷纷倒台，在野党上台执政，当时西方的媒体舆论都一致称之为“民主的胜利”。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国运。

格鲁吉亚在2003年尾爆发“玫瑰革命”，当年的大选结束后，在野党指责执政党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不承认大选结果，并发动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后来示威民众高举象征和平的红玫瑰冲入议会大厅，迫使总统宣布辞职，实现政权轮替。但国家政局并没有因此获得改善，反而乱象业生，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正如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学家玛依科娃表示：“格鲁吉亚自玫瑰革命以来，经济不见好转，民主受到打击。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众心中的“民主玫瑰’也一天天在枯萎。”

乌克兰在2004年尾发生轰动世界的“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顺利当选总统。但过后乌克兰形势一直不稳，后来和邻国俄罗斯发生“天然气危机”；随后是空前激烈的议会大选，结果执政党大败，尤先科最终被迫任命了这位昔日的政治对手出任总理，致使乌出现“双权力中心”。至今乌克兰的形势依然不明朗，经济仍然呆滞，民生依旧凋零。

吉尔吉斯在2005年春天爆发“郁金香革命”，当时大批示威民众高呼口号冲进总统府，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权。但后来国内的百姓对现状并不满意，很多人埋怨近几年政客因突然上台，没有执政的心理准备，只是为了权力再分配而你争我斗，根本无心发展经济。最明显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物价大涨，让不少人感到生活艰难。

“颜色革命”虽然使这几个国家的政权发生更迭，但当权者并未实现“革命”前引领民众实现本国“民主、繁荣”的许诺，不仅没有解决好腐败等固有的社会问题，还导致社会分裂加剧。可以说，三国国内频繁的政治斗争已经使民众感到厌倦。

我国目前的紊乱政局，令人不禁与上述三国的经历联想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借鉴邓小平的智慧以应付当前的困局。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过：“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的前提必须是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稳定才是硬道理”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人民的一致共识，不知那些打着“改革”大旗、忙着操弄民粹、制造乱局的政客是否会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为何力挺安华？

（2008年7月7日刊于东方日报言论版）


安华涉及鸡奸疑云而闹得满城风雨后，美国声援安华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西说，针对安华的调查或诉讼若存有任何政治动机，华府将会反对。

自1998年安华遭革职和被捕以来，美国一直都是站在挺安华的立场，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当年克林顿政府借副总统戈尔之口公开支持安华的烈火莫息运动，马哈迪已斥之为干预我国内政；现在小布什政府又公开力挺安华。无论如何，美国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执政，他们在处理安华事件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安华的存在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亚洲时报作者F·威廉·恩达尔在其评论《地缘政治赌注》说：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波斯湾和中国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也是亚洲的重要咽喉。中国进口的所有石油中，80%以上是通过油轮经马六甲海峡运输。如果关闭这个海峡，世界上近一半的油轮船队都得增加航程，那将立即提高全球的运费。每年有5万多艘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这片地区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咽喉之一。谁能控制这片海域，谁就能控制中国的能源供应。换言之，要遏制美国潜在敌人中国的崛起，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的政局发展影响重大。

美国通过众多的“伪智库”专门在其他国家执行颠覆当地政权使命，这些资料在浩瀚无垠的网际网络世界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这类“伪智库”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较突出的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在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凭着他支持美式民主，也符合美国人心目中可接受的现代伊斯兰政治领导形象，因此他与这个基金会的关系相当好。由于意识形态使然，美国民主基金会在中国则是声名狼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点名这个基金会，批评它是干预港澳事务的外国势力。


威廉·恩达尔在上述文章也提到缅甸的“藏红色革命”，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近年来对俄罗斯周围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发起的各种颜色革命一样，是华盛顿精心策划的推翻政权做法。这些颜色革命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影子。马来西亚去年发生的净选盟和兴权会的上街头行动，其形式与手法与外国的上述例子极其相似。

美国国务院也已经承认支持民主基金会在缅甸及东南亚国家的活动。民主基金会是美国政府出资的“私人实体”，其活动的目的是发挥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的作用。美国民主基金会长年拨款给境外的申请组织，以便策动外国的反动势力配合，向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在马来西亚，与公正党关系密切的净选盟也是拨款的受惠组织之一，这在美国民主党附属的党校兼智囊机构国家民主研究院2007年11月的报告中已经说明。

总之，大马人权纪录是否良好、司法体系是否公正、安华是否涉及鸡奸，国阵政府是否腐败，这些都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事项。归根究底，只要马来西亚政局混乱，就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他们不需要大军压境，只要培植一些代理人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就行了。在国际争霸的全球化时代，加上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能相信有许多外国人和外国机构支持安华真的出自好意吗？

法定宣誓书的威力

（2008年7月10日刊于东方日报言论版）

法定宣誓书（Statutory declaration）成为最近很流行的玩意儿，通过媒体的大力推介，连一般的法律白痴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威力。

根据网上查来的法律资讯，当某某人因牵涉到刑事或民事的案件而报警时，警方会要求你作一份书面陈述，并在上面宣誓，这就是所谓的法定宣誓书。宣誓书说明你所面临的情况，它将是你的法律依据。通过宣誓，你向法庭表明其中内容的真实性，在法定宣誓书中提供不真实的情况是犯法的。

从最近发生的几个大事件看来，法定宣誓书的威力无远弗届，显而易见。从马华的“三人小组事件”，到《今日大马》主编拉惹柏特拉抖出“某政要妻子在蒙古女郎命案现场”事件，一直到最近的私家侦探巴拉苏巴马廉抖出“某政要与蒙古女郎关系暧昧”后又突然全盘收回这些内容，都看到法定宣誓书的身影。

在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华“三人小组事件”中，黄日龙爆出了大量高层领袖铲除异己的内幕。黄日龙声明的内容每一个重要章节都离不开“听郑安泉说…；据郑安泉说…；郑安泉讲…”的开头，但这些看起来有点道听途说的声明被弄成“法定宣誓书”后，套上了法律的光环，犹如被大法师施法“加持”后的法器那样，显得威力无穷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就如黄日龙的代表律师汤木所说：“我们在法律上，不一定是要黑纸白字（白纸黑字）才是证据。我们现在（的）证据（是）那边有证人，（这是）其一。第二、调查委员会叫他（黄日龙）作个宣誓书，他也答应了，就加强（了说服力）。”（详情请参阅独立新闻在线的报导）根据汤大律师的专业观点，法定宣誓书有“说服力”，即使黄日龙对神发毒誓都达不到这种层次。


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发表“把杀死阿旦杜雅的凶手送进地狱”的争议性文章后，因其内容影射某某政要和妻子涉及蒙古女郎命案而被控煽动罪，接下来他在其“法定宣誓书”继续爆大料，直接点明某政要妻子在蒙古女郎命案现场，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报道重点。

安华被控鸡奸疑云的事件闹大后，蒙古女郎命案关键人物拉萨巴金达的私家侦探巴拉苏巴马廉突然在安华的记者会上亮相，再次请出“法定宣誓书”这个终极武器，踢爆某政要和蒙古女郎“关系暧昧”。在媒体和大众被这些劲料搞到头昏脑涨之际，巴拉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收回他的“法定宣誓书”。剧情的峰回路转直逼港剧《溏心风暴》，使整个扑朔迷离的事件进入最高潮阶段，民众应买便爆米花入座，期待下一场好戏上演。

无论事件怎样演进，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在残酷的政治博弈中，“法定宣誓书”都可成为置对手于死地的利器。古时代的乱世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法律根本无用武之地，江湖那一套纳“投名状”的方式可以利用人们普遍迷信鬼神的心态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力”和“说服力”。现在是法治的社会，一切都要讲法律，讲法律才能显示自己跟得上时代和讲究文明，“投名状”从此变成了“法定宣誓书”，在局势不稳的年代更具备权威地位。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不妨开办更多有关“法定宣誓书”的法律课程，让更多公众终身学习这个新东西，肯定大有市场。

深化民主才能救党

《老子》第十八章里有这一段文字：“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在某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政党整天提倡“堂正、清白、踏实、健康政治文化”等政治道德价值观，有没有问题？

以道德来代替法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缺失，这也是易中天先生在其著作《帝国的终结》里的观点。在没有法治基础的土壤里，才会滋生出所谓的“内圣外王”观念，这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即政治应由有贤德的人来治理，若有德之人在位，则国家一定被治理得很好。

内圣外王的迷思

但是，这种“内圣外王”几乎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是一个接近乌托邦性质的幻想。没有法治的传统，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权力制衡，也不会产生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概念：自由、民主、人权。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至理明言：“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话可用来印证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变迁，也可用来检视号称“世界第二大华人政党”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308政治大海啸，马华遭遇创党以来前所未有的重挫，党内士气一片低迷。在方向未明之际，有人打出“救党”的大旗，号召党员推翻当今总会长，他们认为，换领袖就是改革，换领袖就能救党......总之，换人当总会长，一切都明天会更好。

历史上中国人一直有“明君情意结”。如果遇到乱世，大家都巴望着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出现，把乱世终结，大家都有好日子过。马华党员一样有“明主情意结”，这也是历史因素造成的。1969大选年大败后，马华出现一个雄才大略的总会长李三春，他一手把马华中兴起来，称得上是一代枭雄，虽然他的强硬政治手腕也遭到很多人批评，但马华党史上还是肯定了他重振党威的不朽功业。

领导绝对比管理重要

好了，现在党进入低潮，很多人以为，换个人当领导就会变好，再出现一个李三春这样的老大，马华就有希望了。这种想法并没有错，研究管理哲学的学者有这样的争论，那就是到底是管理（Management）重要还是领导（Leadership）重要？大部分学术界的人都认为，对组织的重要性而言，管理只占30%，领导占70%。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成败，领导要负上70%的责任。

话虽这么说，但历史告诉我们，把希望和权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选一个好的领导固然可以让组织变强，但没有相应的制度去制衡领导的权力，难以保证领导不会在政治大染缸里腐化。马华要跳脱“内圣外王”的迷思，改革的重点必须是制度，不能只是换人。

改革是要革制度的命

改革，就是革命，要的是革制度的命，不是革某某领袖的命。我们首先必须坦诚地检视马华本身的弱点。套一句翁诗杰说的三个字，马华现在的困境是“假、大、空”，马华号称有一百多万党员，但大家心理有数，真正的数目有多少，真正在大选期间有出来为党工作拉票的有多少，真正有活跃有活动的又有多少？庞大的数字并不能反映马华的真正战斗力，反而这个臃肿庞大的组织结构拖累了整个政党的正常运作，甚至只是沦为一小撮人的谋私权的工具，什么假党员、山头主义、土霸、毒瘤，都是依附在这种制度才会产生的。为什么时下Sophisticated一点的华裔青年，都不会想加入马华？原因不必多说。

唯一的出路：民主深化

总之，过度寄望于道德形象崇高的领袖来挽救整个颓败中的政党，无异于缘木求鱼。人性是信不过的，一个原本有崇高理想的人掌握权力后就变样的历史典故太多了。既然如此，我们只能相信权力制衡，唯有从制度上下手改革，人性的丑陋一面才会被限制。民主，就是我们要的好东西。

马华唯有深化党内民主，才能改变原本虚弱的体质，才有永续经营的动力，才有重新崛起的本钱。如何深化党内民主？三个步骤：（1）重新登记党员；（2）党员直选总会长；（3）候选人党内初选。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而且要分先后进行到底，半汤不水的门面装潢只会让马华沉沦得更快。

如何进行上述的改革？我简单地称为“改革三部曲”，其实这概念来自台湾的国民党。我们先看看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政权后，怎样转型和重生。当时台湾的舆论都认为“国民党死定了”、“国民党完蛋了”，因为过去国民党掌权时都被黑金势力控制着，加上庞大臃肿错综复杂的组织文化和派系生态，使人难以想象它在失去政权后还能怎样转型和重生。但是，200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重新崛起和掌权，成为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焕然一新的政党，他们如何做到？

国民党改革三部曲：

（1）第一部曲：重新登记党员

台湾政党轮替以后，连战在担任党主席期间，开始进行国民党的党务革新，党员重新登记是其中一个重要动作。国民党曾号称有250多万党员，可是在重新登记以后，党员人数骤降到不到100万。党员人数虽大减，但台湾仍有评论者肯定国民党的勇气，放弃过去有灌水之嫌的党员人数，重新面对现实。这点是马华应当向国民党看齐的。

马华号称拥有百万党员，但是许多人都草率入党，有些人甚至是在党选前被通知去投票才知道自己已是马华党员。更有人在莫明奇妙的情况下，被通知出任支会副主席的职务。由此可见，许多马华基层党员根本不清楚马华的斗争理念，讲严重些，有些党员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欠缺政治教育，没有中心思想，即使党员人数众多，也不代表党会越强大，马华领导层不应再拿党员人数来自我催眠。

马华如果要重新登记党员，乐观一点可能还有一半以上，悲观一点可能只剩十多二十万，少是少一点，不过这些人才是马华的真正骨干。所谓万事起头难，这个步骤是最难跨出的第一步，没有这个开头，接下来两个步骤即使做起来也是事倍功半。

（2）第二部曲：党员直选党主席

党在精简人数、瘦身之后，才能谈直选党主席。国民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全台湾的90多万党员选出一个党主席，当时是马英九对王金平，根据规定大家都有一段时期去Campaign（竞选）。选前有专家分析是55波。王金平是老江湖，在党内基层势力庞大，他的竞选策略主要就是打“地面组织战”，用回传统的请吃喝、买票等拉票方式。马英九主要是打“空中宣传战”，用报纸、电视、网络来谈政见、谈改革、谈愿景。结果：马英九大胜得70多巴仙的党员票，王金平才得20多巴仙而已。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投票率约有50％，这意味着另外不出来投票的一大半党员还是有“水分”的存在，但如果没有经过重新登记党员这个程序，肯定“水分”会更多。

马英九的胜选模式证明了什么？传统的地面组织战如吃喝玩乐、不谈政见、只讲利益的年代过去了。看看巫统为何金钱政治盛行？因为大家都清楚这个游戏规则，只要控制2000多个代表中的大约一半，用买票的方式，谁的钱多谁就赢。近来马华也沾染了这种不良恶习，党选买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只要这个制度一改，金钱政治就没得玩了。你的钱再多，买得了一千几百张票，也买不了几十万张票！游戏规则一改，广大党员看的就是候选人的政见、素质、前瞻性、形象，不再是看钱，不再是看小恩小惠！

既然由全体党员直选主席，那么党不再需要有中央代表了吗？非也，国民党依然保留中央代表制，除了党主席之外，其他的副主席、秘书长、中央委员，都是1600多个中央代表选出来，不需直选。为什么？毕竟党主席才是一个党的最重要灵魂人物，通过几十万党员选出来的主席，有威望，有代表性，代表着整个党的形象。另一方面，由几十万党员直选出来的党主席权力过大，需要设计另外一个权力架构来进行制衡，这也是为什么副主席及其他党高职仍然需要由中央代表选出来。如果马华总会长也是这种方式选出来，在内阁当部长，分量肯定很大，讲话也能大声一点，至少在制定政策上能夺回一些主动权，逐步恢复马华创党初期的权威。

（3）第三部曲：候选人党内初选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党内候选人初选。马华在308惨败后，一些地方领袖指责中央“用人不当”、“临阵易将”，造成扯后腿的不良现象；而一些中央领袖也讲地方派系为“山头主义”和“毒瘤”，并以“打造健康政治文化”为由，大量撤换老将改由新人上阵，“以促进党的新陈代谢”。

其实，各有各的理由和立场，也不能武断地说谁对谁错，有关争议的根源在于遴选候选人的制度问题。马华在组织机制上有很大程度受到英国政党的影响。英国政党领袖对于谁被提名参加国会选举有很大的决定权，他们也可以拒绝原任议员竞选连任的要求。

上述候选人遴选机制会引发中央过度集权、和地方派系产生冲突等问题，但在我国民主意识普遍不如西欧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适当地强调中央领袖“天威难测”的权力，是维护政党纪律严明的必要手段，这就确保党员的服从和稳定性。

台湾政党在初期也发生过类似“地方基层排斥中央天兵”的纠纷，为了避免内耗导致党利益受损，内部初选机制就在这十几年间应运而生。创党仅20多年的民进党在这方面已走前一步，而国民党由于是百年老店，历史包袱太重，党内组织改革困难重重，要不是在党内仍属年轻一辈的马英九坚持，恐怕国民党到今天还走不到这一步。

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被问到他以党主席之尊将支持何人竞选，他总是坚持“谁在初选出线就全力支持谁”的原则。这显示国民党已跳出“遴选候选人必须考虑地方和派系”的框框，强化了党内民主意识，过去那种“领袖要谁上谁就上”的封建做法已经不复存在。

台湾政党的初选制度主要分两部份，即民调占70%，党员投票占30%。参选人固然要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争取广大选民的认同。其重大原则，就是“公平”，无论是中央上头派下来的天兵，还是盘踞在地方上多年的资深领袖，或者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甚至是原任议员，要代表党当候选人就统统要接受党内初选的考验。赢者有足够的时间亮相和服务选民，加强党在大选胜利的基础；而输者也有足够时间平复心情，为党内整合工作而努力。

同时，党内初选可能也会造就公开辩论环节的流行，使党员和选民有更多的视角，直接了解这些参选人，哪个更适合当人民代议士。这种机制也把成为候选人的门槛抬高，把不适合的人提前淘汰出局。论政型、辩论型、明星型的人将大占优势，只要善于利用传统的平面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候选人委任状将有很大机会到手。反观不善辞令或专注于地方服务型的人，将在这种制度下居于劣势，因为想靠上头“祝福”的传统组织战手法已经不合时宜。

马华公会的议员，长年给人的负面印象就是不敢向巫统呛声。巫统这只恐龙会在种族主义的肥沃土壤茁壮成长、嚣张跋扈，不能说和马华议员长期低声下气的政治风格没有关系。这也很难怪，为何行动党人在华社基层长期把马华议员讲成“没LP”、“没种”、“no Chun Toi”会有那么大的市场。马华的大选竞选口号“不唱高调，只求成效”证实是败笔，只能加深华社对马华在这方面的负面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只能通过候选人党内初选制度来改变，让占了70%民调分数的选民去决定他们要怎样的人当候选人，可以预见的情况是，有血性、有Guts的人更容易在这种制度下出头。唯有这样，马华才能从行动党人掌控了数十年的“批判巫统霸权”的话语权夺回来，批判巫统、制衡巫统不再是在野党的专利。

党内候选人初选制度其实也是制衡党主席权力过大的一个方式。党主席既然是几十万党员选出来的，代表性大，权力也大，但设计这个候选人初选制度的巧妙在于，候选人竟然不是党主席权力范围内所能委任的。看样子像是削弱主席的权力，其实是在分担党主席的压力。如果马华也来搞这一套，大选时输掉的选区就不能怪罪总会长，大家可以怪在“制度”上。总会长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10个争出线的人之中选一个就会得罪另外9个人。在旧制度下，大选如果马华大胜，是总会长英明神武用兵如神，如果大败，是总会长用人不当策略错误，这种情况在候选人初选制度实行后就会减少。

无论如何，党内候选人初选制也会引发一些党纪律的隐忧。以前的候选人是上头委任的，就必须听上头的话。因为是上头给你机会，你就必须服从上头的指示，党的纪律才能维持。新制度实行后，一些不靠上头祝福的人也可能会脱颖而出成为候选人，他会认为他是凭实力出线，不是靠关系走后门的，也因为这样，他的个人意见往往就会和党领导层的主流意见起冲突，党内“独行侠”数量就会增加，这些负面情况在台湾已经发生。马华若要引进这一套制度，都必须先考虑到这个后果。

马华改革的条件成熟吗？

国民党进行改革三部曲后，整个党的组织文化改变了，新生代更容易冒出头了，国民党能在2008总统大选再次夺回政权，除了对手的腐败滥权之外，和国民党本身励精图治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看看国民党的这些改革，有可能落实在马华吗？乐观一点看来，改革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其中最显著的是“党政分家”。

马华几十年来有很多怪现象和内部问题，套一句翁诗杰的名句精华就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几十年来周期性党争不断，涌现了什么假党员、天兵、表态文化、菜单文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党争词汇。除了人性的因素之外，关键在于组织上和制度上的问题，也只有目前这样的组织文化，才会产生这么多怪现象。

大家理性想想，改革三部曲落实后，地方领袖有没有去招收更多假党员的动机？有没有人要设立更多假支会？有没有人继续抢着做区会主席？极大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激烈了。为什么？你底下控制的中央代表多，并不代表你可以在直选总会长时从各派系讨到更多好处；你是区会主席，不代表你在争取做候选人或推荐候选人时占有优势，统统都要经过党内候选人初选机制。如此一来，这么辛苦招党员、做主席来干什么？以后要找党员或者担任区会高职的人，就要专心搞党务，这就是“党政分家”的情况。

改革的局限和弊端

凡事都不能太过理想化，马华会面对许多改革的局限，也可能产生很多弊端。首先，那些既得利益的人，如山头毒瘤肯定会拼起老命，因为这些改革动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几十年来都是靠这个来吃饭的，即使他们肯退位让贤，跟着他们找吃的一班手下也未必肯罢休，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然这些改革对原本就一无所有、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山头毒瘤肯定不会无条件地接受。要改革必须要有这样的觉悟：改革成果不是从天而降就能得到，而是要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唯有和党内腐朽僵化的保守势力做殊死的决斗，才能加强改革成功的基础。

这改革三部曲落实后，除了上述的正面效应之外，预计会产生那些负面后果？在台湾，党内候选人制度实行后，表演型、做秀型的政客越来越多，那些默默耕耘不善辞令的人出不了头。只要看看台湾早期的竞选乱象，看看台湾立法会打架丢鞋子的情形，就知道这些都是因为这种制度下产生这种类型的政客太多了。

选民是会进化的

无论如何，首先必须相信选民是可以被教育的，只要深化民主，选民的民主意识是会进化的。台湾早期的选民看了自己选出来的代议士在议会里敢怒敢言敢争取，刚开始时会很爽，看久了就会觉得这是作秀，反而会开始关注他们的问政能力和其他的表现。盛产做秀型议员的民进党在最近的立委选举大败，和选民的思维转向大有关系，他们现在要的是会说话也会做事的全能型代议士，要求提高了很多。在我国，308之后，没有政客会再忽略网络的威力，也没有政客敢低估选民的智慧。贪污腐败的执政党政客自然会被选民拒绝，而只会靠操弄民粹却交不出实在政绩的在野党做秀型政客，即使能横行一时，也迟早会被进化的选民所唾弃。

除此之外，马华若要借鉴国民党的改革经验，还有很多技术性的细节问题要考虑，这些细节的具体操作手法可直接向他们学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直接引进那一套做法肯定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必须斟酌实际情况以做出适当的改良。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如何鉴定专业和公信力高的民意调查公司来进行民调？这笔费用由谁来出？参与者的竞选期有多长？竞选费用的顶限是多少...等等，这些都必须经过详细的深入探讨后才决定。

把民主深化进行到底

当年马华在陈梁党争时，挑战派打着“民主改革”的大旗夺下了领导权，但多年来，假党员、假支会仍然层出不穷，不讲理念只讲利益的派系党争仍然周期性地上演。无论如何，民主毕竟是个好东西，是一个世所公认的普世价值，马华当年挑战派的“民主改革”的理念并没有错，只是后来没有将民主精神深化，民主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导致马华至今仍然无法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党内的不民主文化，成为压抑有才之士和年轻人往上爬的障碍，一个出头机会渺茫的政党，肯定不是年轻政治工作者的选择。

马华早已落实限制党高职任期的准则，如总会长、马青总团长和妇女组主席最多3届9年，而部长则是最多两届全国大选或10年。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华民主化的程度毕竟比国内其他政党都来得深，这是巫统、国大党和民政党的党员梦寐以求都达不到的层次。无论如何，马华党员若因此沾沾自喜而不思进取，迟早也会被时代洪流所淘汰。

马华公会在经历残酷的AB队党争后，终于才出炉了限制高职的方案；马华已经在改善党组织文化方面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现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学国民党那样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直选总会长和候选人党内初选制度。

唯有深化民主改革，整个党的体质才会从根本上获得改善，人才会源源不断涌现。这样的一个组织健全、人才辈出的政党，即使大选失败而成为在野党，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强大在野党，不至于崩溃瓦解，反而能保住元气以待翻身；若只是一味依靠吃喝玩乐、不讲理念和意识形态，只讲利益的维系跟班的传统组织运作方式，一旦成为在野党而所有中央的利益输送纽带都断绝后，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的崩盘局面必将出现。

向国民党学习

也许还会有人问，干嘛马华要学国民党？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国情也不同。我的想法是，马华和国民党在历史上的渊源甚深，马华创党元老中很多都是国民党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都很接近，那就是属于右派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国民党在台湾掌权时组织庞大、山头林立，和马华组织文化类似，也有所谓的天兵、扯后腿的不良现象。马华面对过的组织问题，国民党一样也面对过。

国民党在改革过程中肯定遇到了不少麻烦和阻碍，他们现在已经改革成功，是一个现成的样板，马华不必摸着石头过河，可以少缴很多学费，少走很多冤枉路。最重要的一点，党员在改革过程必须坚持的心态，就是既然要学别人的好东西，就要学得透彻，反正学别人的好东西，终极目标是为了让自己进步，不必觉得抄别人的东西很没面子。孙中山当年去搞“三民主义”时就不讳言他是参考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治、民享、民有”概念；陈祯禄在独立初期也不讳言他是一直引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来加强自己的政治论述。好东西未必是要自创的原汁原味，借鉴他人的智慧来自我提升，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民主改革可加强软实力

也许也会有人问，干嘛马华要深化民主改革？巫统一天不改，就算马华肯改也没用。我的想法是，榜样的威力是很大的。子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推己及人”的思想，从自己先做起，一步一步往外推。唯有自己做好了，才有资格去影响他人，如果自己都不讲民主，哪有资格叫别人民主？马华以前修改章程限制高职任期，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党争的产物，不是马华高层良心发现才会主动搞出来的方案，但没有人敢说这个方案不好。结果连巫统、民政、国大党这些友党内部都有人提出马华这一套做法来做比较，民政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代表直接问盘踞老大位子几十年的林敬益：“喂！我们几时学马华的这一套做法？”最近国大党青年团团长退党时，也是拿马华限制高职任期的例子来抨击打死不走的三美威鲁。

由此可见，马华的改革多少都会给其他政党带来压力，这就是所谓的影响力，是无形的，是难以量化的和肉眼看不到的，但可以感觉得到。借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的“软实力理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可以反映在其政治制度和文化影响力；同理，一个政党的软实力就是其民主的制度、民主的文化，这种无形的吸引力和魅力，是那些注重选票、钞票的硬实力所不能比拟的。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不需刻意打出“民主”的招牌，自然而然就会站在道德制高点，在未来的人才争夺战和政治斗争中自然会占上风。

民主化是大势所趋，马来西亚的巫统一党独大式的威权体制迟早也会有终结的一天，马华在那个时候如何顺应时代的需求而转型和革新，全凭领袖和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的深度和广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马华不要成为新时代的恐龙而消亡的话，深化党内民主是惟一的出路。

结语：时不予我，改革要趁早

历史是有大限的，不能再拖；大限一到，机会全无。马华既然已经输到只剩内裤，要改就趁这个时候改，现在不改更待何时？也许还有人忧虑，马华现在处于一半在野党一半执政党的半生不死状态，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改。难道要等到政权轮替、下野之后才来改？虽然那时的改革阻力自然少很多，但会不会太迟了点？无论如何，这条改革之路再怎样艰辛，也要坚持走下去。

民主的机制，不再埋没人才；民主的机制，让有才能有冲劲的人出头；民主的机制，让整个党的组织文化和形象焕然一新。如果有人问我坚信哪一种理念，我只会回答两个字：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谨以此文与全体热爱和关心马华未来前途的党员共勉。

（写于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宣布不再参加党选前夕。以下那篇为本文的“浓缩版”，已投稿至星洲日报。）

深化民主才能救马华

（2008年6月30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黄家定宣布不蝉联总会长后，马华公会走到了历史的分水岭。他在任期内落实限制党政高职任期的条例，使党内民主跨出最艰辛的一步，日后党史会肯定其事迹。但个人去留事小，党的前途未来才事关重大，舆论焦点应从“未来总会长人选”转至“深化党内民主改革”，整个党的格局才会有所突破。

易中天著作《帝国的终结》引述《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在某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同理，如果一个政党整天提倡“堂正、清白、踏实、健康政治文化”等道德口号，有无问题？

易中天尖锐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缺失，就是以道德来代替法治。没有法治基础的土壤里，才会产生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观念，即政治应由有贤德的人来治理，若有德之人在位，则国家一定被管理得很好。

但 “内圣外王”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没有法治传统，就没有权力制衡，也不会产生近代史上重要政治概念：自由、民主、人权。阿克顿爵士的至理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可用来印证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变迁，也可以用来检视号称世界第二大华人政党的马华公会。

308政治大海啸重挫马华，在党内士气一片低迷、方向未明之际，有人打出“救党”的堂皇大旗，号召大家推翻领导。他们认为，换领袖就是改革，换领袖就能救党……总之换人当总会长，一切明天会更好。领导固然对一个组织的成败很重要，但历史告诉我们，把希望和权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马华要跳脱“内圣外王”的迷思，改革重点必须是制度，不能只是换人。

台湾在2000年实现政权轮替后，当时的舆论都认为国民党完蛋了，他们难以想象一个黑金势力环绕、组织架构庞大臃肿和派系生态错综复杂的政党在失去政权后怎能转型和重生。2008年，国民党重新崛起和掌权，靠的就是“改革三部曲”：（1）重新登记党员，去除“水分”，铲除“山头”；（2）党员直选党主席，消减买票的不良文化；（3）透明的候选人党内初选制，让真材实料的人容易出头，杜绝走后门靠关系上位现象。国民党改革经验可让组织文化和意识形态相近的马华公会借鉴。改革未必保证能起死回生，但不改革肯定会灭亡，这些都胥视马华新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决心。

惟有深化民主改革，人才才会源源不绝涌现。一个组织健全、人才辈出的民主政党，即使失去政权而下野，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强大在野党，不至于崩溃瓦解，反而能保住元气以待翻身；若一味靠吃喝玩乐、不讲理念和意识形态、只讲利益以维系基层的传统组织运作方式，一旦下野而所有中央利益输送都断绝后，树倒猢狲散的崩盘局面恐将上演。

陈梁党争时期的挑战派打着“民主改革”的大旗夺下领导权，但多年来牵涉派系利益的党争仍然周期性上演，假党员依然层出不穷，与民主精神没有获得深化大有关系。民主毕竟是个好东西，是一个世所公认的普世价值，马华要扩大格局、摆脱巫统种族政治游戏规则的束缚、重塑制定政策的权威并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深化党内民主最为关键。

民粹是双面刃

（2008年6月24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安华不断放话说有国阵议员将跳槽民盟，联邦政权将在9月16日易手，导致社会舆论纷纷。有者认为这是动摇对手军心并稳固己方阵营的虚招，有者认为事出有因而非空穴来风，但更多学者认为，安华在目前油价高涨而民怨沸腾的时刻提出“一上台就降油价”的言论，并乘势发动抗议油价上涨大集会，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作风。

安华及其幕僚仅仅借助人类政治学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制造权威（Authority）来压制权力（Power），就足以制造308政治大海啸。何谓制造权威来压制权力？权威来自信任和同情，当时的在野党成功塑造出弱势者及捍卫民主和族群利益的权威形象，以对付整个权力架构的庞大政府机器。

308之前，当时的在野党培养出来几个受委屈的权威形象，如受过政治迫害和进过监牢的安华“黑眼圈”形象，配合有理想的青年才俊（另类的权威），一起挑战政府的威信。他们要夺取的不是一时的政权，而是要在人民心目中，从根本上否定当今政权的法统（Legitimacy）。

只有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让人民习惯不怕政府、习惯不相信会有暴乱，以此否定治安权威，让政府不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

上街头有两个原则必须遵守，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如最近的抗议油价高涨）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另外也要制造出让参与者轻松愉快的气氛，以便让警察和政府人士成为参与者和旁观者心目中“习惯”的“干扰者和受责者”，也直接打破政府的权威。

以前的示威方式，都是要求参与者穿便装，以方便分逃，但现在的示威是要穿上统一颜色的衣服，以制造集体意识，同时潜议程就是要方便警察抓自己的支持者；因为抓多了就会“习惯`”，大家也越来越不怕，警察也会因为一天到晚忙于抓人而起了思想变化。

这种以民粹主义的权威去打击制度权力的政治游戏玩法，在印尼、泰国、菲律宾、台湾都出现过。台湾的民进党在野期间策划上街头游行以冲击国民党政权。施明德在2006年发动“红潮”，百万人上街头去“倒扁”，民众参与游行的过程中，悲情、激情都有，但更多的是来“凑热闹”的民众。游行方式被包装成嘉年华会后，吸引更多人上街头，高潮就是大家在总统府前搞娱乐活动，民众送花给警察，使警员士气动摇不再为难民众。在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负责监督游行队伍的坦克部队听了主教的演讲后，忍不住戴上民众赠送的玫瑰花，反过来包围总统府。

我国历经多年的威权统治，308的选举结果削弱了这种威权，两线制雏形已现，民众皆抱有莫大期待。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权轮替是健康的现象，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经程序。以目前政局发展趋势看来，换政府只是时间问题，安华没有必要急于封相而大搞民粹。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先搞好目前民联执政的五个州属，加强人民的信心，下次大选入主中央自然水到渠成。若靠走后门挖角来夺权，不只会破坏国家的正常民主化进程，也会造成更多人民对政治失去信心，这个新政权的合法性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民粹毕竟是双面刃，以民粹上台而最终被民怨反噬的例子多不胜数，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政权合法性根本划不来，老谋深算的安华不可能不把这笔政治帐先算清楚。

从文宣角度看2008年大选

政治讲座被包装成嘉年华会的形式后，吸引更多群众的参与。图为大选时期行动党在槟城韩江中学草场举办的政治讲座，吸引逾6万民众。

2008年大选在野党的三大制胜策略

在野党仅仅利用政治人类学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制造权威（Authority）来压制权力（Power），就足以在2008年大选大败国阵。在野党处心积虑，谨慎布局了好几年，终于在2008年大选收割丰盛的成果。

何谓制造权威（Authority）来压制权力（Power）？权威来自信任和同情，在野党成功塑造出弱势者及捍卫民主和族群利益的权威形象，以对付整个权力架构的庞大政府机器。

在野党培养出来几个受委屈的权威形象（安华和林吉祥，皆受过政治迫害和进过监牢），配合有理想的青年才俊（另类的权威，如潘俭伟、刘镇东、刘永山等人），一起挑战政府。他们要夺取的不是一时的政权，而是要在人民心目中，从根本上否定当今政权的法统（Legitimacy）。

他们花了很多钱出版很多书籍，去强调马来西亚独立和巫统、马华及国大党无关，过去也一再在政治讲座等公开活动中谈这个课题（尤其在马来社会）；他们也努力把当权者和政府变成笑料而不再只是制造不满情绪，因为他们知道传笑话比传不满情绪更容易，因为根据政治人类学的理论：群众对执政党候选人的轻蔑远比让人们愤怒来得更有杀伤力；还有，他们会一再利用人民都知道的主流媒体会受限制，去玩弄不必负责任的似真似假的网络及短讯。

总的来说，在野党运用的三大制胜策略为：（1）文化冷战，否定国阵法统；（2）制造群众运动来冲击政权；（3）广泛运用现代通讯技术来瘫痪执政党的反驳能力。

在野党策略（1）：文化冷战，否定国阵法统（Legitimacy）

文化冷战是一项长远的政治工作，第一个手法就是争取历史解释权，这要借用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话语权，才能达到目的。

在野党和他们的外围组织，长期用各种名义，奖励和出动了很多原本要找渠道表达不满的写手。他们几年来长期工作，从网络和平面媒体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以及回忆录，目标是推起人们对马共、马来民族党、各种回教式起义队伍的怀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联盟和国阵对国家独立的贡献，并把巫统和马华定义为英国殖民主义的走狗；另外就是将513种族流血冲突诠释为政变，是当权者为了保住政权而有组织性地屠杀华人，然后嫁祸给马来人的阴谋。这种说法能将种族的对立情绪，转化成质问国阵法统合法性的情绪。

文化冷战是一项长远的政治工作，第一个手法就是争取历史解释权。图为柯逊博士为其著作《513 -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举办推介礼。

这个策略的成功在于，各族学者开始怀疑种族政党的代表性，进而影响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马来青年质疑巫统代表马来人、华裔青年质疑马华代表华人及印裔青年质疑国大党代表印度人，最终从根本上否定国阵以种族政党为立国基础的法统。另外，513事件再也不能被诠释为种族冲突，而是一场政变阴谋，年轻人再也不怕513的这个吓人鬼故事，也看不起国阵成员党，用513来恐吓老一辈选民的老套手段再也无法奏效，大家将更加放心地投票给在野党以宣泄不满情绪。

实例

在野党领袖这几年不断地在政治讲座讲述马来亚独立的历史，不是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结盟争取独立讲起，而是强调“日本占领时代，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军就已经为这片土地抛头颅洒热血”，并肯定抗日军和马共争取独立的贡献，把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当成是骑劫独立成果的英国殖民主义走狗。

大选期间，邓章钦在八打灵北区的政治讲座，也讲述这一段历史，并强调“这个国家我们华人也有份，我们华人也为这片土地流过血，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二等公民？”说毕，全场皆受到感染，群众情绪高涨。相信在野党在其他地区和场合，也一直强调这个论点。

文化冷战的另一个招数，是出动与对手背景相近的人物，负责将对手的特征和行为“解构”为调侃的对象，目标要符合普罗大众的语言趣味。简单地说，就是编笑话来嘲讽执政党领袖，尤其是那些能够引起共鸣课题的问题领袖。

实例

首相整天只会Tidur，开会时Tidur，做工时Tidur，回到家抱着老婆就Naik了。

BN=Barang Naik，Bila-bila Naik，至于蔡细历则是在酒店“Batang Naik”。

希山慕汀举剑的事件也被拿来调侃，如Keris只是马来男子在结婚仪式时佩戴而已，希山慕汀会举剑，难道说他又结婚了吗？每一年举剑每一年都结婚？难道不举就是“Tak Naik”，举了就是“Naik”？这种说法不只是行动党领袖对华人讲，连安华、Raja Petra等马来领袖也对马来人讲，久而久之，华人谈起时会笑，马来人说起时也会笑，他们认为希山只不过是一个擅长表演的政坛小丑而已，破除了“华人当他是极端分子”和“马来人当他是民族英雄”的两极化刻板观念，各族都潜意识里就看不起他了。

行动党讽刺马华的经典笑话：椰子（Ya）和瓶子（Botol）。在福建人的地区，可以再加入罐子（Kong），擦罐子的福建话就是（Sokong），讽刺马华议员进到议会只会附和巫统而已，巫统说什么，马华就只有（Ya），（Betul），（Sokong）。

国阵在上一届大选的竞选宣言（Cemerlang, Gemilang, Terbilang）被邓章钦说成“这么烂、根本烂、特别烂”。

把执政党对手小丑化、笑料化，甚至加入一点“黄色笑话”的冷处理后，通过政治讲座、电邮和短讯散播出去，比起痛骂执政党的丑事来激起群众愤怒，其杀伤力更强大。因为，一时的情绪愤怒，并不能持久，冷静下来可能也会麻木，不当一回事了，传播效果有限；反观若是当成笑料，大家觉得很有趣，就会主动传播，尤其是通过电邮和短讯传出去给朋友。

这种心理战的特点是深知一般人民没有心情记政纲、不会传播政纲也不会把被在野党带动的愤怒情绪带回家主动播散；但是把对方当成笑话人物就容易人传人，而且潜移默化，最后只要触动一点即爆发，瞬间扭转投票倾向。

实例

行动党在槟城搞了一场又一场把民政标语扭曲成一首又一首儿歌来唱，在韩江中学草场又带动几万人一起合唱，让大家把民政党的“再转变”宣传当成笑料，最后几天又请大家一个传十个再传百个。

根据文化冷战的策略，在野党不会让群众的激情在愤怒中消耗，也不会辩驳大道理，而是让他们在听惯笑话的亲切和兴奋中以失去理性、变成跟着感性，接受每句话。到投票那一天，安排驻守在外国的同志用手机发一个“州政府拆学校围墙以报复在野党”的假新闻，收到讯息的人只有情绪，不分真假，就大势已去。

在野党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把政治讲座搞得很像嘉年华会，大部分出席的群众都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赴会，而且在野党领袖上台时也尽量减少抨击政府施政弊端的激烈火药味，改用揶揄的方式来讲笑话，让群众觉得这是一场很享受的“脱口秀”，心理防线逐渐放开，潜意识里也会受其影响。

国阵政治部、情报部和新闻官等人员的失败之处，就是没有把在野党领袖说的“笑话”当一回事，反而一直在关注在野党是否有说出激烈和煽动性的话题，殊不知，“笑话”远比“煽动性种族言论”更加具有杀伤力，这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足以打击国阵威信的手法，传播效果绝对一流，群众不知不觉中接受大量讯息，最后只要通过短讯来个临门一脚，就大功告成。

反观马华和国阵，对在野党这种搞笑话策略很不习惯，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人们以看广告、印刷品然后产生“先入为主”观念的资讯匮乏时代，而没想到资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人民已经看不下很多文字，反而喜欢享受交头接耳的亲切感觉与“个人沟通”。在野党把国阵人物当成小丑和笑料，不是制造人们不满和愤怒，而是制造“卡维斯进动物园”之类的轻蔑情绪，某些勤劳服务的马华议员则被套上“沟渠议员”的标签，人们看到这些议员时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尊重了。

实例：冷笑话短讯的威力

笔者在选举成绩出炉后收到一则短讯，相信是在野党人所作，内容为：“有个朋友40年没有做工，现在托你找工，他的名字叫三美。”

短短数句，讯息量极为丰富，笔者传给四个朋友后，不久就收到两个回应。回应（1）：叫他去补桥，补路，做大道收费员吧。；回应（2）：哈哈！别担心，他的银行存款足以让他过着皇帝般的日子，根本不需使于人下。

由此可见，这类短讯的传播力量多么恐怖，一个人收到这种短讯后，会主动打字回应发送者，并继续传给其他人，肯定是深刻认同该短讯的内容才会如此。试想想，若短讯内容是严厉批评三美贪污、腐败、滥权、恋栈权位的正经八百短讯，即使能引起接收者的一时愤怒，但却很难激起其继续转发给其他朋友的冲动。

实例：冷笑话电邮的威力

很多人在大选期间收到这类型的电邮内容：

冷笑话（1）：

阿都拉、纳吉和三美一起乘坐飞机。

在天空上，阿都拉说：“如果我把一千块钞票丢下去，下面拾到钱的那一个人就会很高兴。”；

纳吉接着说：“如果我把十张一百块钞票丢下去，下面就有十个人很高兴。”；

三美笑道：“如果我把一百张十块钱丢下去，下面就有一百个人很高兴。”

飞机师听了，冷冷地说：“为什么不把你们三个丢下去，让两千五百万马来西亚人都高兴？”

冷笑话（2）：

三美和一批政府高官坐巴士到乡下，发生车祸，全车的人几乎遇难，一个经过的农夫把所有高官都埋起来。

后来记者赶到现场，问农夫：“没有一个高官生还吗？”

农夫说：“我埋他们之前，有一个叫三美的还在喊“我还没死！”。”

记者：“为什么你还要把他埋掉？”

农夫：“你知道啦，这家伙从来不说真话。”

冷笑话（3）

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三美威鲁巡视选区。

三美向村民说：“我要拨款建桥，这里那里需要建桥梁的？”

村民：“这里都没有河流啊！”

三美：“不要紧，我们先挖一条河，再为你们建一条桥。”

总的来说，国阵的文宣人员过于低估这一类冷笑话的威力。抨击政府贪污滥权的言论，只能激起选民一时的愤怒，但未必能将其转换为选票。反而这一类长期散播的冷笑话，让人民“轻蔑”多于“愤恨”执政党政客，久而久之人民再也不怕执政党的权威和威信，而且这一类冷笑话也会通过口语、短讯、电邮等方式广为流传，潜移默化，杀伤力极大。大选期间的最后关头时，在野党只要发出最后的不负责任和煽动性讯息，选民的投票倾向就会瞬间转移。

在野党策略（2）：制造群众运动来冲击政权

在野党近期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让人民习惯不怕政府、习惯不相信会有暴乱，以此否定治安权威，让政府不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我国策划“上街头游行”最够力的政党，非公正党莫属。

上街头游行，在野党必须坚持两个原则，那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还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如净选盟游行后有组织性地收拾垃圾）。在野党制造出让参与者轻松愉快的气氛，就能让警察和政府成为参与者和旁观者心目中“习惯”的“干扰者和受责者”，也直接打破政府的权威。

类似净选盟发动万人上街头以冲击政权的方式，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

以前的示威方式，都是要求参与者穿便装，以方便分逃，但现在的示威是要穿上统一颜色的衣服，以制造集体意识，同时潜议程就是要方便警察抓自己的支持者；因为抓多了就会“习惯`”，大家也越来越不怕，警察也会因为一天到晚抓这些人而受对方的口供洗脑，起了思想变化，甚至觉得政府不如让这些人合法及和平地展开示威，好过叫那么多警察忙忙碌碌来监视这些示威者。这种负面情绪会蔓延到一般下层的警员。这种把集会搞成嘉年华会的方式，是群众参与性，有别于国阵办演唱会，不论是在净选盟（Bersih）的集会、兴权会（Hindraf）的集会、行动党的韩江中学嘉年华会都用上了这种手段。

这种以民粹主义的权威去打击制度权力的做法，在印尼、泰国、菲律宾、台湾都出现过。民进党的陈水扁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在野期间策划上街头游行以冲击国民党政权，当权后又策动支持者上街头以巩固深绿和本省籍票源。施明德在2006年推动“红潮”运动，成功动员百万人上街头去“倒扁”，民众参与游行的过程中，悲情、激情都有，但更多的是来“凑热闹”的民众。这种游行方式被包装成嘉年华会后，吸引更多人上街头，高潮就是大家在总统府前搞娱乐活动，民众送花给警察，使警员士气动摇不再为难民众。在菲律宾，负责监督游行队伍的坦克部队听了主教的演讲后，忍不住戴上民众赠送的玫瑰花，反过来包围总统府。

马来西亚的在野党是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去对抗权力，因此，策略上不能针对某个概念上的道理或政策，而是必须有具体攻击目标（如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才能制造向心力，以权威否定权利。在野党用上这套非常美国式的做法时，是不断的突出一个具体例子制造人们对整体体制的不满（兴权会案例），打破体制权威；同时，又会以某个人（首相阿都拉）代表体制（巫统霸权），从打破这个人的权威，也就既否定个人也否定其体制的权威。

这种做法，是把群众的选择倾向提升到在野党设定的“公众利益”，而且只要候选人与某个人有关联（马华=国阵，国阵=巫统霸权），即使与选民私人情谊再好也不见得说服选票。所以外来者可以击败服务多年的老将（如槟城李学德、林锦顺）、声言支持兴权会的马来人可以在黑风洞印度人社区击败印度国大党等。

如此也就带进了一套理念：在野党一定要借着激起人民习惯对现有政策的不满，也连带激起人民习惯对执政党“制定政策”和对在野党“监督政策”的强烈要求，并开动一切的写手和宣传机器，把执政党的一切社会活动和选区个人服务，长期扩大为“逃离政治”的指责，因为只有“逃离政治”，才能使执政党失去“制定政策”的权威。潘永强从数年前就批评马华公会的终身学习运动为“逃离政治”，其实就是在知识界中打击马华公会的政治权威，进而否定马华公会是代表华人的法统。

这是利用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的优势，也是利用普罗大众的期待，善用人们盼望根治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心理。这一来，执政党候选人越打服务牌就越越容易激发在野党在人民心中播下的习惯性思考：“我给钱请执政党议员参与制定政策，请在野党议员负责出口监督执政党。为什么这些执政党议员花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去看沟渠，还敢骂在野党是只讲不做？”

至此，马华公会议员的传统强项－服务牌，这几年已经被在野党从理论基础上，和教育选民的长期工作中，被否决了。连带地指责在野党议员“只讲不做”的宣传攻势完全无法奏效。

马华不像台湾政党那样，拥有很多友好的独立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拥有专业又分布广阔基层的网络，随时可作不同的政策咨询和反馈；另一方面又没有韩国政党推动的乡村历史文物运动；或日本的社区发动自治力量，以成为政府的精明伙伴；也没有像欧洲共党/社会党在党外落实社区开放大学（终身学习）的网络。马华仅仅依靠每个议员的勤劳服务和见报率来营造亲和力，以及各种为候选人服务的联系者，但遇到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的在野党，自己又缺少了以群众运动权威支持制定政策的支持力量，声势上自然处于下风。

简言之，马华作为执政党，缺少自身的群众运动机器去应对在野党的群众运动机器的攻击。对方主要攻的是巫统和国大党，但是马华在“与某个人有关联”这一原则下，由于没有自己的群众运动机器保护，被冲向巫统和国大党的在野党群众运动机器冲倒。

在野党策略（3）广泛运用现代通讯技术来瘫痪执政党的反驳能力

时代变了，现在的宣传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平面宣传和传统电子媒体了。在野党常年累月开拓的网际网络和短讯的空间，终于在这一次大选修成正果，展示了超强的威力。

网络世界和短讯的世界之间，前者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世界，也不必知道发言者的身份，是一个不用言论责任的虚拟世界。但是，这个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情绪是相通的。也就如此，在大选提名之前到投票日，从网上发到电邮箱和手机上的短讯，源源不绝。如此，很多不知源也不知名的资料，就利用了人们对讯息半信半疑、相信朋友的潜意识、以及自认电脑和手机属于“自己”、邮件和短讯也属于“个人”的错位感，打了有利在野党的电子作战。

行动党在大选前成功招揽著名部落客黄泉安等电子战理论专家和实践者入党，是该党成功发动电子战的关键。

提名日之前，选民已经收到好几种将政府拨款数目与所谓“贪污数字”对比的短讯。不少选区的候选人也在提名后，就发现网络上或短讯上出现对自己不利的讯息。几乎在很多选区，都有人通过网络制造执政党“大有大的贪，小有小的贪，本区有本区的贪”的形象，又或者暴出个人道德问题。这些从外国用现代技术发进来的讯息，使受害的执政党候选人，报警也不可能找到源头，要辩驳不知找谁辩、要澄清也不知找谁澄清。

这样子的大破候选人个人形象的方法，恰好是在上述两种吹反风手段的造势之下，成为执政党候选人在具体地区失败的“临门一脚”。

反观马华，当然也有使用电邮和短讯，但是缺少的是这种从技术上普传的设备，缺乏网络电子战的训练，仅仅依靠党员人传人，散播范围受到局限。许多党员的经济能力有限，不能如机器传播般大规模地传送讯息，更不一定每个党员会主动替党转发讯息给他人。

在本地发送讯息，电讯公司的中途站会储存所发的每条讯息，在本地发送的执政党短讯更无从发送虚假消息，因为发出煽动性讯息很容易被追查到源头。这一来，马华在网络和电子战，处于绝对劣势。尤其在槟城，提名日早上出现政府报复拆韩江中学围墙的讯息，更是说明执政党无从招架的一个经典。

在野党的领导人在应付执政党攻击时采取的策略，也是一个分化和遏制的手法。他们是圈定对手抓住对手言论，告上法院，变成私人官司。这种将双方宣传战变化为两个人法庭案件要对方个人担当的手法，使到在野党除了可以不断攻击巫统又反射到马华，还可以畅所欲言；但执政党的人，一旦怕自己面对法律阴影，就不一定能站出来“擒王”，变成有课题也难于反击的挨打状态。

实例：

八打灵北区行动党候选人潘俭伟及其助选团队，在大选开始时就有意无意地在各种场合，揶揄原任马华议员周美芬为“沟渠议员”，并在群众中制造这种舆论。周美芬相信一时被激怒，在公开场合暗讽潘俭伟是“泡沫经济奇才”，结果对方放出风声恫言要告周美芬“诽谤”，周美芬团队吓得不敢再攻击对方候选人。潘俭伟团队乘机把周美芬抹黑成“人身攻击潘俭伟”，并成功制造这种舆论。

马华公会，路在何方？

除了政治斗争路线转型，让华社看到希望之外，马华公会没有别的路可走，否则只能等着成为在野党，甚至“黄飞鸿收档”，关门大吉。

在野党有三大制胜策略：（1）文化冷战，否定国阵法统；（2）制造群众运动来冲击政权；（3）广泛运用现代通讯技术来瘫痪执政党的反驳能力。要应对在野党，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现拟出马华公会三大翻身策略：（1）重视软实力，重塑马华的法统；（2）重新定位，制造群众运动来重塑马华的华社代表性；（3）学习电子战。

马华公会翻身策略（1）：重视软实力，重塑马华的法统

法统（Legitimacy），是党的存在意义，被否定就完了。

在野党和关系密切的非政府组织，常年累月举办各项活动和讲座、出版相关书籍，抬高马共、抗日军的历史地位，贬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间接直接地否定执政党的法统。各族学者在长期熏陶之下，也会受其影响，进而通过更多的管道散播相关理念。

别忽视这一班人的作用，他们人数虽少，但都是各个领域有权威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影响千千万万的民众。马华广大基层党员普遍上素质的确有问题，听了这些意见领袖的言论，难免会人云亦云，进而动摇支持马华的政治理念。本届大选，许多马华铁票流失，此为因素之一。

马华过去太注重硬实力（Hard power），即选票、党员人数、支会数量等具体实在的数字，以便在国阵架构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却忽略了发展软实力（Soft Power）的长期工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是一个组织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马华重塑法统的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拓展软实力的表现，马华现在所面对的生存危机就是华社不再认为马华代表华社，惟有重视创党先贤陈祯禄的政治论述，才能确保马华公会在政治正统地位。但是马华全党上下居然只有总秘书黄家泉无时无刻在公开演讲时强调马华的法统，而竟然还有党员质问为何总秘书一天到晚讲历史。

重新发掘和重视马华创党人敦陈祯禄的政治思想，是维持马华法统、重塑马华党威的重要政治工作。

比起在野党几年来利用知识界和文化界排山倒海的去宣扬，现在又变成群众大会的演讲课题，马华实在是处于下风。党现在才开始推动陈祯禄和党史研究，各级领袖又不懂得这是政治，还以为与现实的选票无关；马华的历史（也就是马华存在的意义）一直在在野党群众大会被扭曲和讥笑，马华地方上的候选人用地方服务牌来抵挡，不一定挡得住对方胡说我们的历史就是滥用人民的钱又没有政治目标——简称“卖华”。此类说法若深入民心，继续发酵，久而久之华社也不需要马华公会了。

马华要做的事情，首先要和学者群、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并参考在野党的做法，长年累月地进行各种各类的政治讲座。讲座的主题，必须从热门的时事课题切入，并逐渐靠拢在野党整天提倡的普世价值如“民主、人权、自由、地方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环保”等议题。马华再也不能把党的格局只局限于“争取华教建设、民生服务”的小框框之中。唯有学习现代政治概念，摒弃巫统的种族政治游戏规则，马华才有出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开放是大势所趋，马华若继续跟巫统在种族政治的死胡同里打转，流失选票、关门大吉是迟早之事。

坦白说，靠拢马华的学者，多是文化界的文人，大部分视马华管道为其收入或名利来源，又排斥他人，因此难于形成在野党那般实力。在野党的写手，人数众多，又有组织分工细致的评论人和学者队伍，他们长期写评论已建立一定的学术权威，但很多马华领袖至今仍不以为然，看到他们的评论文章甚至很抗拒。

而马华习惯于很体制性地强调自己的名堂，即代表马来西亚华社的正统地位，摆不下身份，又顾忌巫统，因此和国际上的其他政党和组织几乎没有联系，在国际上非常孤立。马华不能像在野党有那麽多外国联系，如行动党参与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公正党与美国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等。马华也不像在野党习惯制造外围组织的写手参与围剿执政党并暗中资助。

比起在野党，马华无法让学者或专家保持心理上的中立性，大多数参加马华的文人，不是想找钱就是想做官，好的学者参加马华后就做官，不能再继续钻研学术；而在野党就通过外国基金会等管道，资助他们的学者出国深造，继续钻研学术，栽培他们成为更强更出色的学者。马华拉拢学者是想让他们当议员，反观在野党是让学者成为更好的学者。

马华各级领袖只喜欢找能写得的人而不是找能出谋划策的人，结果出路少的、搞文学的很多都会主动靠马华，希望找钱找出路；有能力当谋士的或做理论建设工作的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的人才，绝大部分集中在在野党或非政府组织,靠着外国的基金来天天抨击国阵政府。当在野党用各种西方基金会送几个电视台制作人到美国受训，以争天下为目标；马华的写手以争取自己当议员为满足。

坦白说，马华培养人才的机制过于落伍和封建，各地庞大臃肿的基层组织，是孕育山头主义的温床，这些山头领袖以吃喝玩乐的方式养了一批跟班，而这些跟班就是诸侯们的私家军，只效忠于领袖个人而非效忠于党。这些跟班的人文素养和谋略素质与在野党的所谓顶尖人才相比，实力差得太远。这些跟班在大选时只能从事挂海报、摇旗呐喊、壮大声势的劳力工作，而且这些以利益来维持关系的跟班，在领袖垮台后很快树倒猢狲散。马华在大选时缺乏的是有深厚理论基础和党意识的中坚分子、能出谋划策的军师型人才、有坚决执行力和局势判断力的将才，这些人才即使在党陷入低潮时仍然坚持党的政治斗争，这才是以一当百的党重要资产。

培养党的人才，不能急于求成，这是长期工作，短期内难以看到效果，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从今天开始，马华的干训局与党校要重新拟定方向，以培养高素质的全职党工为目标。马华首先要参考在野党的做法，先与外国友好团体取得联系，尤其是与马华公会的意识形态接近的国际民主联盟（IDU），台湾国民党、英国保守党、澳洲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皆属于此类型的政党。

马华的国际事务局必须在对外联系的工作进行努力，马华公会能与外国友好政党结盟，并透过这种关系保送党的精英干部到外国接受系统化、科学化的政治斗争训练，这些具有全球观、大局观的全方位政治人才回来后就成为党的生力军。马华可借鉴在野党领袖培养身边的几个智囊的做法，即保送这些人才到外国受训，都是由外国基金出钱，不需要花党的一分钱。这些人回来后，直接进入党总部，执行文宣工作，并参与党的决策工作，对党的未来发展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与政敌展开残酷的政治斗争，首先要以政治理论基础来武装思想，就如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熟读政治丛书，最后确定以“马列主义”来武装思想，这是中共能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壮大、培育中坚干部和人才，最后打败腐朽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

马华公会的创党人敦陈祯禄，留给后人无数的政治思想精髓，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的政治论述，与中国国父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敦陈老早就看穿所谓的多元种族政党，在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是一条走不下去的政治路线，所谓的“代表全体马来西亚人”其实就是没有代表任何人，因此他才务实地提倡以种族政党为主的阵线来维持各族的利益，最后达致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平衡。

马华要走的政治路线，无非是创党先贤的理念：单元种族政党，多元种族路线。马华通过提升单元族群的素质，以及维护与发展族群权益去确保多元一体的全民政治，这是陈祯禄著作和党章都有提及的概念，也是齐家治国以进大同的理念。只有捍卫少数的全面成长，才能确保多元的完美，也是要维护自己也维护其他族群才能在全民之间产生公信。少了这套确保单元以便成全多元的思维特色，政治路线变成模糊。“多元”就是很多个“单元”所组成，若把“单元”否决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也就不存在了。

很可惜的是，敦陈去世之后，马华公会接下来的领袖政治学素养不足，政治论述能力下滑，给人一种“一蟹不如一蟹，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感觉。巫统这只恐龙会在种族政治的肥沃土壤里茁壮成长，和马华公会几十年来走上歪路，无力内部制衡巫统，丧失制订政策的权威，有很大的关系。敦陈若泉下有知，肯定痛心疾首。

马华公会要重塑党威，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必不可少，只是过去数十年马华地领导层都忽略了这一方面的工作，许多马华党员都不知道为了什么政治理念才加入马华，更多的是投机分子加入马华是为了找好处，党的基层组织日渐腐败、效率低下，与党不重视思想干训工作有绝大的关系。

失去知识分子话语权是马华公会的致命伤，马华公会在华社中的代表性迅速下滑和知识界、学者的大力鞭挞大有关系。近几年，马华领导层才意识到陈祯禄思想的重要性，现在重新把陈祯禄从坟墓里挖出来摆上神台。陈祯禄思想是马华立党的最后根基，如果陈祯禄思想都被华社否决掉，马华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

马华公会翻身策略（2）：重新定位，制造群众运动来重塑马华的华社代表性

要制造群众运动，就必须以具体实现目标制造向心力。马华虽然不能像在野党那样以课题来搞群众运动，但近几年来亦缺乏属于执政党可搞的“以群众运动的权威支持制定政策”的社会运动。
50年代马华曾有争取华人公民权运动、杯葛及罢市以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70年代有华人大团结运动、五大计划；80年代有自强运动；90年代有拉曼学院筹款运动、爱国大集会；2000年代初期尚有拉曼大学筹款运动；但最近几年的终身学习运动和九大政纲，缺乏具体目标，难以凝聚向心力，其成效自然会被质疑。

马华公会虽是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但臃肿庞大的基层组织，很多时候未必能发挥组织效率，反而还会成为累赘，陷入大选时扯后腿、发动支持者时却发现没多少人肯参与的困境。数量庞大的会员籍组织结构，除了方便各地诸侯组织“私家军”、巩固“山头主义”之外，并无多大的群众基础。

马华接下来要搞的群众运动的思想主轴，必须靠拢在野党整天强调的普世价值，即民主、人权、自由、地方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环保等议题。马华在现实阶段即使不能推动有关废除大专法令、内安法令等有关人权、民主的议题，也要尝试去推动有关环保、地方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等议题。

有关议题的具体操作手法可向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学习，但马华必须抱着破釜沉舟的信念，在各种相关的议题面前，勇敢地摒除“巫统因素”，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在大是大非面前，发表鲜明和坚决的立场，敢怒敢言，敢行动敢负责，才能重塑党的威望，华社才能看到马华的具体转变。另一方面，马华也要在内部发挥影响力，制止友党巫统为了朋党利益、重新召唤马来票源而走向极端。若马华在接下来几年无法影响巫统走向开放（Liberal）的方向，只能与巫统玉石俱焚。

马华公会的议员必须开始学习如何做在野党，尤其是在民联执政的州属，当地的马华领袖也要转换思维，摆脱过去长久累积下来的执政党思维，摆下身段学习如何做在野党。具体操作手段可参考台湾国民党在2000年大选失去政权后的成功转型。另外，在野党大胜后，在部分州属执政，已开始背负执政党的各种施政包袱，也面对了马华以前所面对的政治困境，如马来人政治的压力、公务员的压力等等，马华的领袖可以开始策划“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马华唯有沉得住气，忍辱负重，不争朝夕只争千秋，修正本身错误，静待敌党犯错，才有反攻的机会。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权轮替是健康的现象，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经程序。国阵三分之二的优势被否决后，有很多人都恐惧1969年的梦魇重演，幸好并没发生，这是马来西亚政治成熟的表现，513的吓人鬼故事终于破灭，目前许多人对于两线制的雏形抱着无限的希望。马华公会在过去大选攻击行动党的议题，如以华制华、只讲不做、政治寄生虫等文宣攻势均不合时宜（Irrelevant）。马华公会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转型成为一个提倡普世价值的政党，栽培更多问政型而非服务型的领袖进入议会，让人民看到希望和转变，党才会有翻身的契机。

终身学习推行至今，已有一定的规模，虽然公众参与人数多，但未必能将这些人转换为选票。终身学习的概念在60、70年代有法国左翼学者提出，终极目标是要借助建立各社区的终身学习网络和学习小组来扩大其组织的影响力。马华曾在独立初期就有做过类似的活动，即民众图书馆和成人识字班，但后来这些学习单位都被左翼分子渗透，变质成为栽培左派的温床，最后都被关闭了。马华在推行终身学习活动的初期，也惊动了一些学者，如潘永强就率先以“逃离政治”来批臭马华的终身学习，避免马华依样画葫芦利用左派的组织工具来扩大政治影响力。不管马华领袖喜欢还是不喜欢，“马华逃离政治”说法在学术界和年轻人之中甚具影响力。

目前马华所推行的终身学习活动，美其名为提升民族的竞争力，实际上只被各区会挂名为搞排舞、插、书法等文艺活动，甚至还被商业化成为一些商家打折扣吸引公众上各种课程的促销平台。马华的终身学习活动以香港为蓝本，囫囵吞枣地照搬应用，在本地就面对水土不服的问题，只学到外在的形式，却学不到内在的精髓。马华整个终身学习的组织形式，既无目的也无效率，也没有能力组织一批党的精英干部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法国左翼思想家提出终身学习概念的初衷，被马华公会忽略了。马华公会有必要重新探讨终身学习的组织形式，避免耗费过多人力物力，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政治效果。

另外，马华的党务改革必须加速，通过各种渠道尽快招揽年轻人，尤其是有各种学术背景的专才，并提供合适的平台来让他们发挥，相关的平台包括志工团、终身学习网络、干训活动、宣传局活动等，从中发掘具有潜质的青年。透明的候选人选举制度也必须被落实，具体做法可参考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模式，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根据30%党员和70%民意的比例来进行甄选，并让胜出的内定候选人尽早进行选区的服务工作、争取亮相。只要整个候选人机制是民主、透明、干净，相信党内的派系矛盾、天兵问题等能降到最低，这才能提高马华收复失地的胜算。

马华公会翻身策略（3）：学习电子战

利用高成本的传统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来打宣传战的模式，已经过时。在这个网际网络时代，年轻选民不会再以候选人的宣传品、海报的精美程度来作出投票决定。在野党在这一次大选的电子选战策略，大获全胜，威力尽显，马华公会若在这一个领域不迎头赶上，日后肯定不堪设想。

首先，马华要派出专人学习扎实的电子战理论，唯有培养具备厚实理论基础的电子战人才，才是党在电子选战上的制胜要素。如果只是一味提升摄录工具和配备、设计眩目靓丽的部落格和网站、传送宣扬党建设华教成绩单的短讯，就犯上只重硬体（Hardware）不重软体（Software）的思维盲点，毕竟，人的脑袋才是最重要的资产，投资在人脑总比投资在器具更有效益。

随着网络世代的崛起，传统的平面媒体影响力也下滑。在网络时代之前，执政党控制报馆以钳制舆论的做法尚能收到效果，但这种情况如今已不复存在。很可惜的是，部分马华领袖的思维尚停留在控制（Control）媒体的阶段，而不是管理（Manage）媒体，更不是现代政治强调的媒体公关（PR）。收购南洋事件为马华带来报馆的实质控制权，但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流失，加上新闻工作者人心的溃散，是马华公会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这种无形（Intangible）的、长期的损失，远比有形的（tangible）帐面上短期财务损失，更令马华元气大伤。马华接下来要做的是，完全退出媒体市场，并学习媒体公关技巧，尊重新闻自由，才能逐步挽回颓势。

另一方面，现在民联已经开始执政几个州属，对当地马华而言，他们已经是在野党，目前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开始分工收集各别选区敌对党候选人的新闻，并进行长期监督施政的工作。各地区会也要开始设立本身的部落格、网站，善用这些电子网络来进行组织工作，栽培一批专门从事IT、电子选战的年轻人，以应付下一届的大选。现在各地马华党员也可学以往在野党的方式来炒作课题，如文告、拉布条、开记者会等，当敌对党犯错时，更可以编制冷笑话来嘲讽对方。

只要改善组织能力、加强党员意识和理论基础、强化电子选战和宣传技巧、消弭党内的派系矛盾和利益冲突，马华要走出低潮，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不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撰文/整理：甘德政

（写于308政治大海啸约两个星期后，本文仅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组织和团体的立场）

（主要资料来源：马华公会中央党校大选观察小组）

别让石油诅咒我们

（2008年6月14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我国最近因油价而闹得沸沸扬扬，很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减少汽油津贴没有太大异议，他们认为津贴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鸦片”，尽早让油价自由浮动能减缓日后油源枯竭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并迫使人民节省能源及调整生活方式，从环保和永续经营的角度而言是利多于弊。大家争论的焦点反而集中在如何分配和使用国家石油公司的庞大收益。

国民在热烈讨论汽油涨价课题的同时，是否深思我国是否已被石油诅咒了？经济学家常说的“石油的诅咒”，是指一些国家在发现石油后，国家发展反而倒退的现象。根据牛津大学针对非洲国家的调查，拥有石油的国家发生内战的几率达25%，反观无石油的国家只有1%。很多实例也显示，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治理和体制往往比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的更好。

大部分产油国都面对民主化进程迟滞、民生凋零、贪污腐败等严峻问题。因为：( 1)当政府收入不再依靠国民的纳税时，官员们对国民的责任感就会淡薄直至荡然无存，放弃制度创新的努力，致使法制不健全、行政效率低下，引发社会动荡不安；（2）国家通过出卖石油获取的大量美元会导致通货膨胀，压低外币汇率，进口变得便宜并大量增加，国内工农业部门则受到挤压，失业率上升，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明显降低；（3）油价高涨年代获得的巨额财政盈余会鼓励政府不惜大借外债，或展开好大喜功的白象工程项目；而油价一旦回落，国家马上就陷入了财政危机。

尼日利亚很明显地被石油诅咒，它目前是非洲第一大产油国，世界第六大原油出口国。过去35年，“黑金”为尼日利亚带来超过4500亿美元的收入，但它是世界第26位的最贫穷国，失业率高达50%，60%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反之，石油被大企业垄断，统治者靠油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内战频仍、种族冲突不断、贫富悬殊等等乱象，似乎就是大部分非洲产油国的悲惨宿命。尼日利亚女财政部长内达迪感叹地说："石油让我们变懒了，以前我们必须发挥聪明才智，现在年轻人不再这么做，他们堕落了。"

前委内瑞拉石油部长Perez Alfonzo似乎对“石油的诅咒”有先见之明，他在1970年就作出这样的预测：“我们将因石油而倾家荡产”。他还给石油取了一个难听的外号：恶魔的粪便。当时委内瑞拉正因发现石油而突然暴富，这种奇怪言论当然会被人非议。现在委国的收入80%以上要靠石油，其他的工商业极度萎缩，军政府依然独裁，民主空间被压迫等等，似乎印证了Perez的说法。

我国得天独厚，在开发石油工业以前已经拥有锡矿、油棕等丰富资源，尚不至于像非洲穷国那样，犹如穷光蛋在一夜暴富之后却不懂如何管理这些财富。但目前我国政府收入的油钱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在极度依赖石油收入的情况下，以上“石油的诅咒”种种迹象似乎已经浮现，只要一个不小心，我国极可能会步上这些国家的后尘。

惟有通过加强政府内部的反贪腐机制、改善工程项目的透明度、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朝向多元化发展等措施，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石油的诅咒化为向前迈进的祝福。

让“看不见的手”决定物价

（2008年6月6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最近油价、粮价、水电费的连续性上涨引起社会普罗大眾的极度关注，这些和民生息息相关的物品价格之所以会飆升，与政府逐步取消物价津贴的经济政策有关。政府控制物价究竟是好是坏？外国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Henry Hazlitt在其著作《一课经济学》中的说法，政府若企图通过制定政策的手段，限定某些统製品的价格低於市场价位，將会带来两个后果：

一、这些统製品的需求会增加，由於价格便宜，人们一方面会想买更多，另一方面也有能力买更多；二、这些统制品的供给会被减低，由於人们购买更多，货品在超市陈列架上被买走的速度加快，但厂家不太愿意继续生產那种商品，因为获利低甚至还要倒贴成本。

物价管制经常可在短时期內收到效果，尤其是战爭或动乱的年代，但在歌舞昇平的时代，物价管制的实施时间越长，困难度越高。当政府以人为的力量强制压低价格时，需求將长期超越供给。民眾虽然拥有字面上的过剩购买力，但却买不到这些物品时，黑市就会崛起。欧美国家的官僚在二战结束后的年代曾犯下这种错误，造成黑市不断成长壮大，破坏法律认可的价格管制市场，而政府取缔黑市不力也会导致政府领导人的威信严重受挫。

另一方面，物价管制也会干扰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许多歷史悠久且商誉良好的大公司在生產这些被价格管制的物品时，被逼投入更多的投资以应付高涨的成本，直接削弱了他们的获利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极可能导致获利能力差的公司被淘汰出局，连带的效应会导致若干商品的產量减少，失业率升高、生活水准下降、犯罪率上升等后遗症就会接踵而来，因此政府不能不考虑管制物价措施的严重后果。

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两个，那就是產品匱乏和货幣过剩。目前面对的问题就是全球性的石油和粮食供应跟不上庞大的需求，而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制定法定价格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眾其实具有消费者和生產者的双重身份，但大部份民眾只想到身为消费者的短期利益，却忘掉他们身为生產者（打工的產出）的利益。身为打工人士，也就是作为生產者时，民眾希望物价上涨，因为他本身的服务和生產出来的產品能卖到好价钱；但身为消费者时，民眾却希望压低物价，因为他们希望能付较低的价钱去买別人的服务和產品。

总之，民眾对物价上涨有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因为本身的服务和產品因价格上涨而受益，另一方面因为身为消费者而受益於价格管制。绝大多数人都在自欺欺人，因为利用政治力量来操纵物价，所失至少与所得一样多。要管制物价，免不了要抑制和干扰就业与生產，造成的损失会远大於获得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我国的经济体系要和世界接轨，免不了要开始学习承受物价自由浮动的短暂痛楚过程。唯有让民眾適应了这些巨变，对政府的依赖心態才会逐渐消除。让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去决定物品价格，我国的自由经济市场才会更成熟稳健，自由竞爭的机制和环境才有形成的条件，长远来说对我国还是有利的。

从赈灾筹款看华人的中国情意结

（2008年5月29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四川地震的惨况震撼了无数海外华人的心灵，全球各地发动的赈灾募款活动此起彼落，救济品源源不绝地运到灾区。在我国，为四川地震筹款仿佛成了华社的全民运动，不断增加的善款数额已成为重要的向心力指标。从一系列筹款活动中，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向仍然紧紧牵系着许多大马华人的心。

大马华人对四川地震赈灾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投入，其实是反映出华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情意结”现象。西方学者Guy Hunter在其著作《东南亚-族群、文化和国家》中指出，从19世纪开始，南洋的华人长期沦为政治上的“二等公民”，他们希望中国强大，以此提高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他们的内心一直存在这样的期盼，一旦他们遭受当地政权迫害的话，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来保护他们，为自己撑腰。为此，百年来东南亚华人一直把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大事，并与祖籍国荣辱与共。

只有了解南洋华人因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一套思路，才能理解为何南洋华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遗余力地出钱出力；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展开抵制日货运动，甚至义无反顾地大批回祖国参加抗战。绝大部分的大马华人祖先都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南来，大家都有共同深刻的历史记忆。中国近代史充满了耻辱，在不断遭受列强欺凌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一直都有中国将灭亡的忧患，当救亡意识成为海外华人的核心思想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符号就显得更加刻骨铭心。

即使在50至70年代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这两件大事，都深深牵引着南洋华人的心。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使老一辈海外华人激动地好几晚睡不着觉，走起路来，腰杆好像也比过去硬挺了。

5月13日，大马华总和多个华团为中国大使馆领事参赞申永先举行欢送晚宴时，即席发动为四川省地震赈灾筹款，一呼百应获得热烈回响，筹获逾100万人民币款项。华总会长林玉堂（右４）与其他捐助四川省地震赈灾的华总常委及华团领袖移交款项后，与中国驻马大使程永华（右５）合影。

新一代的华人，虽然不像老一辈那样对中国有切身体会，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富强，连续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成长，加上神舟载中国太空人升空和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又对他们产生新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尽管马来西亚华人在建国之后确立了对所在地的政治认同和效忠，但是由于种族政治使然，华人心底深处仍然认为无法得到平等待遇。长期的失望、灰心与彷徨，令不少华人在心理上期望中国这头睡狮的苏醒，成为他们的靠山，藉着中国的国力为他们的中文教育与文化建设护航。

四川地震无疑地激起了大马华人潜意识里的“危机感”，形成了一股“凝聚力”，为地震筹款更是所有华团组织，甚至立场不同的华基政党的共同“政治正确”活动。虽然很多华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实力强大，既不缺钱也不缺人，但只要巫统霸权继续嚣张跋扈、不公平政策继续倒行逆施，华人对着筹款箱时还是会毫不犹豫把钱投进去，这不是“人道援助”等同情心理因素就可以理解的，对于现实情况不满和不平等待遇所累积下来的郁闷、反弹情绪，才是真正形成这股捐款风潮的驱动力。

值得庆幸的是，直到今天大部分友族对于华人的赈灾活动仍抱着乐观、积极看待和支持的态度，80年代巫青团“质疑华人对国家的忠诚度”之类的极端言论已不复存在，可见308政治大海啸的确冲淡了国民之间的种族情绪。无论如何，我国华人有必要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为不同族群做更多慈善工作和公益活动，以绝有心人士的欲加之罪口实。

向中国学习危机管理

（2008年5月16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中国四川省发生大地震，举世皆震惊其惨重的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若根据中国管理学专家滦福田提出的危机管理6F原则来检测四川大地震后的紧急事件处理能力，中国政府其实反应相当敏锐，值得我们借鉴。

危机管理6F原则是指Forecast（事先预测）、Fast（迅速反应）、Fact（尊重事实）、Face（承担责任）、Frank（坦诚沟通）和Flexible（灵活变通），现在就根据上述原则来笼统评论。

中国疆土广阔，自古以来天灾频繁，普遍上民众拥有一定程度的危机意识，学校也极重视防灾防震的教育工作。四川地震发生时，除了接近震央的学校难以幸免之外，其他邻近省份的学校皆反映出高度的危机处理手腕。湖北省宜城市刘猴小学的学校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老师停止上课，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立即组织学生弯腰弓身，迅速撤离教室，来到操场集中，随即清点确认人数。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有序地安全疏散撤离三个楼层六百名学生，用时仅8分钟，没有平时的防灾教育和演习是做不到的。

在对外沟通方面，速度最重要。地震发生后，胡锦涛作出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立即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另外，扑灭谣言速度也很快。当时有传言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闹得人心惶惶，但国家地震局及时公布有关传言不实，北京地区近期都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从地震发生到信息发布，到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灾、扑灭谣言稳定民心，所有这些工作都在两小时以内启动。

中国当局也尊重事实，与媒体的互动更趋向坦诚沟通，一改几年前SARS肆虐期间的官僚封闭作风。大地震后中国当局积极发布灾情和救灾信息的做法取得成效，相对透明和及时的灾情信息发布，使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地震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恐慌，各地秩序基本正常。各大媒体也几乎不停顿地发布最新伤亡数字和救灾消息，各地大学生和民众也纷纷捐钱或献血救人，全国呈现出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的社会氛围。

过去的几次大型天灾已显示中国政府的善后处理工作更趋成熟，尤其是对付那些需要承担责任、在天灾中造成额外人祸的负责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人为造成的人祸往往比天灾更恐怖。1998 年长江洪涝期间，前总理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大骂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随后就整治和处决了一批参与“干捞”的地方官员。灾害可以检验建筑物安全程度，也可检验官员、建筑承包商和相关人士对社会的负责任程度。这一次震出了一批豆腐渣工程，小孩在崩塌的学校废墟里丧命的惨状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网上也出现“杀贪官以祭亡灵”的愤慨言论。相信北京当局在救灾工作进入尾声后就会处置这些人以平息民愤。

总的来说，中国救灾方式更趋向灵活变通，与缅甸军政府令人震惊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军政府对外国援救人员满怀疑虑，却又没有能力去帮助伊洛瓦底江三角洲150万面临饥饿与疫病的人民，在风灾发生一个多星期后仍拒绝外国援助工作者入境，连联合国秘书长和多国领袖都看不过眼同声谴责缅甸军政府处理风灾反应迟缓。

马来西亚虽处于地震区和风灾区之外，但我国政府仍有必要学习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以提升局部地区的水灾、海啸、森林野火等自然灾害的危机处理能力，并把人祸的因素降至最低。

希山愿为举剑道歉的意义

（2008年4月28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终于为他举剑的行为道歉了。

3月8日的一场政治大海啸，惊醒了一些想以传统的民粹操作手法上位的种族政客，他们意识到，这些百试百灵的招数已经不管用了。

但仍然还有一些脑筋转不过来的人，依然坚信所谓的历史规律：只要抬出保护族群的大旗，族人的支持票依然会回流的。所以，马来人大团结口号此起彼落，捍卫新经济政策之声不绝于耳，连养猪场课题也被利用为廉价的种族情绪操作工具。

也许上一届的大选成绩让他们冲昏了脑袋，短短几年种族主义论调纷纷出笼，从不惜浴血、非土著公民权、回教地位、马来人特权、新经济政策永不终结、国阵成员党领袖被痛斥等等，一直到举剑的招牌动作，就被视为所有这些政治符号的集大成者。如今看来，巫统当时的盛气凌人，已经沦为泡沫化民族主义的回光返照。

过去五十多年来，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使巫统获得了代表马来人的法统。巫统作为代表马来族利益的政党，它深信通过政治手段给予马来人特权，就会得到大多数马来人的拥护。只要马来人保持团结，巫统领袖认为，他们的统治便会继续不断，只要沿着这条路线，选票滚滚来，官位一直升。

巫统领袖原则上从不提马来人比其他族群优秀。反之，前首相马哈迪曾说马来人天生资质比华人低一些。因此，他们的论点是，保留马来人特权是保证土著能在自己的国家内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这种“弱者的强权“论述，在马哈迪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中展现无遗，并已成为过去多年来我国种族政治的发展蓝本。

因为我弱小，所以我需要保护；因为我没有竞争力，所以我需要拐杖；因为我没有这样那样，所以我需要这样那样．．．持着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被夷平，没有意识到全球化的浪潮迫在眉睫。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人民要的不再是那些没有营养的“民族大义”、“种族权益”，不管任何人，现在要的是良好施政、清廉、效率、经济发展．．．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凡是逆潮流而动的，其最终是会被历史所抛弃，无论期间它是如何变化模样，但是只要质不变，它的终结也就恒定。3月8日的事实已经推翻了过去几十年来的论调，如果这还不能让巫统醒悟的话，下一届大选，不是民盟就是另外一个政党都会将它彻底埋葬，这是历史的规律。巫统内部或许还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垂死挣扎，对支撑自己命运的“种族政治”修修补补，不能除根，只能苟延寿命而已，它最终还是要和这个世界说永别的。

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来形容希山未免过重，毕竟他的那支短剑也没沾过任何人的鲜血，但他曾经刺伤原本已经是很脆弱的种族互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更适合形容希山能屈能伸的政治气度，他到底还是醒得比较快的政治人物之一，没多少个巫统政客有这样的勇气。唯有拿得起放得下，政途才会走得更远。

放下短剑的只是希山一个人，但站起来的是一个有尊严的成熟民族。

社区营造需超越政治

（2008年4月19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日本的成功社区营造例子：古川町居民把以往的臭水沟美化到可以养鲤鱼。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泉日前表示计划在民盟执政的州属建立“华人新村及住宅区发展协调委员会”的新机制以处理民生问题，行动党雪州主席欧阳捍华随即就抨击为“一国多制”，因为这与州政府委任村委会的角色有冲突。

由于政治的因素，在民盟执政的州属，无论是国阵版的“协调委员会”还是民盟版的“村委会”，都难以跳脱政治现实的考量，即以利益输送来维系各自阵营的基层力量，对于长远的社区发展而言并非健康现象。因此，将国外的“社区营造”概念导入我国以提升我国各族人民的社区意识，是奠定公民社会的基础的重要工程。

社区营造（Community Empowerment），是指“地区人民从生活的角度，为了提升自主能力，以改善生活环境，透过各种参与和学习等实践方式，进行地域治理”。 社区营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土地认同，进一步是国家认同，从生命共同体出发，营造一个可永续经营社区生活共同体，是学习如何当家做主的最好方式，也是民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实践。

日本的其中一个社区营造蓝图，其精细程度不得不让人佩服日本人改善社区的用心。

这个概念源自于日本，早在50至6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农村的青年大量涌入城市打工，造成乡区人口日渐高龄化，生产力低落。有鉴于乡村面临社区瓦解的危机，日本村民自动发起“造町运动”，至今取得不凡成就。

在历史和传说方面，新潟縣津川町是一个例子，当地常年主办“狐火”祭奠和庆典活动，凝聚村民认同感，也带动了旅游业。文化产业方面，左贺县有田町素有“陶瓷之乡”的美誉，村民利用当地特有的陶土发展各种陶瓷事业，还开设陶瓷文化馆、美术馆等，为村民累积地方财富。以自然环境来发展地方特色方面，福井县上中町有河床形成的冰斗地形、小支流冲积扇形成的聚落等，成为与日本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地貌，自然成为一个卖点。

台湾在1990年代从日本引入上述概念后，称之为“社区营造”。政府以政策引导居民认识自己的家乡，找回自己的认同与文化，重新凝聚社区和社群的意识，以创造一个有公民意识、公共参与的居住环境，并透过各种辅助制度支持地方发展。

在我国，各地的乡村和新村有丰富的天然、历史、文化等资源，由于以往当权者不注重社区营造的概念，加上居民社区意识的薄弱，造成许多优势项目无从发挥，也衍生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如高辍学率、早婚、青年对乡土缺乏认同感而移民等等。由于政治环境使然，我国各地的村长和村委会往往成为政党培养基层实力的“政治桩脚”，地方发展也局限于“拨款多寡”和“硬体设施”的小格局而已，顶多加上“一村一特色”、“新村美化”等形象工程，缺乏长远的人文发展规划。

日本各地随处可见博物馆和文物馆，历史和文化的力量可以凝聚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我国的社区营造概念由民间来推动较为适宜，我国各团体也和大专院校联办过以社区为导向的学生活动，如下乡服务团。这种活动从单纯的联系感情、办活动、资讯传达转成社区自主的催化者，贯彻社区人民对于社区自主的概念，营造居民对社区的归宿感。社区营造的概念若成功在我国扎根，除了能促进乡区经济、挽回外流的人口、培养新一代对乡土的热爱之外，也能舒缓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笔者期望各界的社会工作者能在这个民智已开的新时代，跳脱以往的思想框框，提出社区营造的理念，鼓励各社区居民自动自发参与社区发展，同时也监督县市政府对于资源的分配和施政。唯有让社区营造的理念深入民心，才能超越政治，避免地方基层自治再度沦为政党的禁脔。

候选人党内初选的刍议

（2008年4月11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美国两大政党进行党内初选。

马华在政治大海啸经历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一些地方领袖指责中央“用人不当”、“临阵易将”，造成扯后腿的不良现象；而一些中央领袖也曾在不同场合暗喻这些地方派系为“山头主义”和“毒瘤”，并以“打造健康政治文化”为由，大量撤换老将改由新人上阵，“以促进党的新陈代谢”。

其实，各有各的理由和立场，也不能武断地说谁对谁错，有关争议的根源在于遴选候选人的制度问题。由于我国是前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国内各政党包括马华，在组织机制上有很大程度受到英国政党的影响。英国政党领袖对于谁被提名参加国会选举有很大的决定权，他们也可以拒绝原任议员竞选连任的要求。

上述候选人遴选机制会引发中央过度集权、和地方派系产生冲突等问题，但在我国民主意识普遍不如西欧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适当地强调中央领袖“天威难测”的权力，是维护政党纪律严明的必要手段，这就确保党员的服从和稳定性。既然目前这个机制已出现争议，加上选民的民主意识已提升，我们不妨看看国外政党如何化解类似的组织问题。

台湾政党在初期也发生过类似“地方基层排斥中央天兵”的纠纷，为了避免内耗导致党利益受损，内部初选机制就在这十几年间应运而生。创党仅20多年的民进党在这方面已走前一步，而国民党由于是百年老店，历史包袱太重，党内组织改革困难重重，要不是在党内仍属年轻一辈的马英九坚持，恐怕国民党到今天还走不到这一步。

台湾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参与者召开记者会，发布竞选宣言。

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被问到他以党主席之尊将支持何人竞选，他总是坚持“谁在初选出线就全力支持谁”的原则。这显示国民党已跳出“遴选候选人必须考虑地方和派系”的框框，强化了党内民主意识，过去那种“领袖要谁上谁就上”的封建做法已经不复存在。

台湾政党的初选制度主要分两部份，即民调占70%，党员投票占30%。参选人固然要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争取广大选民的认同。其重大原则，就是“公平”，无论是中央上头派下来的天兵，还是盘踞在地方上多年的资深领袖，或者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要代表党当候选人就统统要接受党内初选的考验。赢者有足够的时间亮相和服务选民，加强党在大选胜利的基础；而输者也有足够时间平复心情，为党内整合工作而努力。

台湾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参与者所派发的宣传品，里面除了简单介绍参与者外，也教导支持者应付民意调查的技巧，其竞选激烈程度不亚于正式的政党对决。

同时，党内初选可能也会造就公开辩论环节的流行，使党员和选民有更多的视角，直接了解这些参选人，哪个更适合当人民代议士。这种机制也把成为候选人的门槛降低，并把不适合的人提前淘汰出局。论政型、辩论型、明星型的人将大占优势，只要善于利用传统的平面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候选人委任状将有很大机会到手。反观不善辞令或专注于地方服务型的人，将在这种制度下居于劣势，因为想靠上头“祝福”的传统组织战手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党内初选制也面对许多技术性的问题，该如何鉴定专业和公信力高的民意调查公司来进行民调？这笔费用由谁来出？参与者的竞选期有多长？竞选费用的顶限是多少？这些细节的具体操作手法可向台湾政党学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直接引进那一套做法肯定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必须斟酌实际情况以做出改良。

无论如何，改变候选人遴选制度兹事体大，直接影响了整个党的组织文化和权力结构的改变，党中央必须有将权力下放的决心，地方领袖也必须有接受民意检验的心理准备。惟有马华内部先达致一个有关“党内民主”的大原则和共识以展示改革的决心，才能在这些技术上的细节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学者从政社稷之福

（2008年2月15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首相刚宣布解散国会，我国即将进入如火如荼的竞选期，广大选民要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接受大量的政治讯息，从而做出投票的判断和决策，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这也是考验我国选民政治智慧的关键时刻。

各政党候选人虽然需在提名日才能正式知晓，但选民早已通过媒体接触了许多“准候选人”。候选人有很多种类型，有服务型、能言善辩型、敢怒敢言型、温文儒雅型等等，这里要谈的是“学者型的候选人”。政党推出学者成为候选人早有先例，马华在80年代打头阵的有陈祖排、冯镇安，最近盛传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何国忠博士也即将上阵；行动党方面，早期有柯嘉逊博士，现有前国大教授拉玛沙米等，可谓掀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气。

究竟学者从政是不是好事？按照儒家的说法，孔子是不反对学者从政的，他自己也涉足官场数载，为国为民干了些实事，过后才周游列国宣扬本身的政治理念。儒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概念，起初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就“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断章取义地批评为“读书做官论”，说儒家鼓吹读书人饱读诗书后就去做官发财。其实，《论语•子张》篇的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杨伯峻先生《白话四书》译之为：“做好了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官”；纠正了过去一般人以为的“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去做官”、因而演变出“读书做官论”的错误。

学者从政对社会有何益处？其实，学有所成的人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加入执政体系内工作，有利于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和勤奋的钻研精神，这对于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有益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组织计划活动，需要管理者有丰富而扎实的理论知识，让学者从事该项工作，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

另外，普罗大众都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内行”总比“外行”好。笔者认为，学者从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人提出，从政是一门科学，学者从政可能影响其对自身专业的研究。那么，笔者倒要问一问，何为学者？如果管教育的部长是教育方面的专家，管现代农业的部长是农产品方面的学者，那么，这样的“内行”管理总比“外行”要强得多。学者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不是更好吗？

再者，学者进入执政体系，可为公务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学者从政在现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大变革中，有它独特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要变得更有效率、清廉，就必须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尤其是由多元种族背景组成的学者型官员团队，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对社稷而言，学者从政毕竟是利多于弊。学者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能够从政，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爱尔兰走过的路

（2007年12月23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1988年，《经济学人》杂志以爱尔兰作为封面故事，标题为：“欧洲的乞丐”；1997年，同样的《经济学人》，同样以爱尔兰作为封面故事，却赞之为“欧洲之光”。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爱尔兰出现天翻地覆的转变？也许阅读吴祥辉的著作《惊叹爱尔兰》，你会找到答案。

凯尔特之虎正在咆哮

爱尔兰的经济奇迹被誉为“凯尔特之虎”，这要拜欧盟的新合作模式所赐，使爱尔兰找到了突飞猛进的契机，搭上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爱尔兰政府和私人界向外招商的效率、保护外商的政策、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是爱尔兰创造经济奇迹的秘诀。

爱尔兰在1973年加入欧盟，成为欧盟九国之一，是欧盟里最穷的一个。1986年，欧盟扩充至12国，爱尔兰还是包尾。但到了2004年，爱尔兰的GDP突破四万美元大关，超越前殖民宗主国英国，还被《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2005年“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

国家大失血的悲惨过去

爱尔兰的骄傲-女歌手恩雅（Enya - Orinoco Flow）

爱尔兰是人口大量外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841年，人口约818万人，60年后的1901年，只剩下445万人。人口的流失，并非骤变，1845年至1850年的大饥荒年代，爱尔兰严重失血225万的人口，爱尔兰成了“挨饿兰”。活不下去的人，只能逃离故乡，大量迁移到美洲新大陆。“孩子养大，就是为了像牛羊一样出口”，这是爱尔兰人自己创造的伤心句子。

现在，爱尔兰本土人口约406万人，但公开宣称自己是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却超过4千万人。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总统有20个，包括著名的肯尼迪和克林顿。

英格兰800年的殖民统治是一段爱尔兰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悲惨梦魇。无数次的反抗、革命，都伴随着失败、屈辱、屠杀的结局，这就是爱尔兰不堪回首的过去。1921年，爱尔兰终于独立；外战刚结束，内战的烽火再次笼罩着这片像是被诅咒的国土。叶慈作诗：“世界充满了哭泣，超过你能理解”。血迹斑斑不曾磨灭，爱尔兰人的灵魂一再被撕裂。诗人之心，聆听着爱尔兰人真正的心灵深处，抚慰着爱尔兰的民族哀愁。

文化成就震惊世界

今天的爱尔兰，走出了过去的悲情，跳出了历史的束缚，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世人的惊叹，不只是其经济成就，更重要的是其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文学、表演艺术和脍炙人口的摇滚音乐，使爱尔兰在世界的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

许多人认识爱尔兰，是从乐团U2或女歌手恩雅的歌声开始的。浓郁的文化气息，使爱尔兰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文艺家。二十世纪，爱尔兰一连诞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王尔德的机智、萧伯纳的幽默、叶慈的忧伤、乔依司的疯狂”，象征着爱尔兰在文坛上的闪亮耀点。


ONLY TIME - ENYA

面对苦难仍需坚强

爱尔兰没有沉溺在过去的悲情而停滞不前，这片国土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他们成功地将长期的外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爱尔兰人在惜福的当下，务实地描绘美好的憧憬，大刀阔斧地前瞻经济的航行方向，果断地挥别过去的灰色忧伤。美丽就是爱尔兰，国如其名，是美丽之岛，是稍纵即逝的美，是带点天地的忧伤。

最后套用作者的标题：“爱尔兰人的心一无所有，除了想象”。爱尔兰人，即使在面对苦难之际，仍旧显示其坚韧奋发向上的特质；即使在面对边缘化的宿命时，也要保持乐天知命的性格；即使走了很多冤枉路，也要抱着知错能更改的气度。我国华裔不妨看看这本书，看看别人走过的路，再看看自己，就会有所领悟。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2007年12月9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在最近的澳洲大选中终结了霍华德的连任美梦，当选为新一任总理。澳洲的亚裔选民，尤其是华裔，几乎都是一面倒地支持陆克文领导的工党，主要原因就是陆克文“懂中文”，看来西方领袖的中文背景，也成了巨大的竞选优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看到工党大获全胜的新闻报导时，在感慨之余，女子偶像乐团SHE的《中国话》不禁然在耳际绕萦：“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这一段歌词，确实反映了当今无远弗届的中文浪潮，正在席卷世界。


SHE的《中国话》MTV

看过纪录片《大国崛起》，都知道伟大国家崛起的奥秘：“软实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我们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要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番话反映了英吉利民族重视“软实力”多于“硬实力”的前瞻性观点。相对于过去军事武力的“硬实力”，“软实力”的观念如今已在世界当道。“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靠的是令人感动和心仪之处，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靠船坚炮利。

中国国力的急速上升，雄厚的“软实力”使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向全球各地扩散。2004年，中国政府宣布要在全球成立一百所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到2005年时，全球学习中文人数已超过3千万，逾百国家共2500所大学教授中文。

中国的经济以双位数字成长惊艳世界，现在很多外国人想学外语的话，首先都会先想到中文。2006年1月，泰国教育部决定将中文列为第一外语，汉语课程全面纳入泰国二千所中、小学，并使中文与英文平起平坐。在韩国，中文系成为韩国大学的最热门科系，韩国留学中国人数更达8万人，成为全球学子留学中国之冠。至于在欧美国家，争先恐后将子女送去读中文的洋人父母更是数以万计，各地的中文老师大多供不应求。

中国的崛起，使各地的炎黄子孙原来非常深刻的文化自卑转为文化自信，也让无数默默耕耘的我国华教工作者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转变的契机。号称在中港台以外拥有最完善中文教育体系的我们，若一再高举“维护母语教育”的旗号，在当今的全球中文热潮里，无异于“划清壁垒、自我局限”。我国的华教工作者，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的华教发展另寻出路。要踏上中文热潮的高速列车，就必须要重视“蓝海策略”，跳脱传统的“赤色血腥”竞争，以追求一个崭新的想象空间与发展方向。


陆克文讲中文欢迎胡锦涛

在全球的中文“软实力”推动者以无比的自信向前迈进之际，我国华教工作者是否有清楚地认识到，中文不再只属于华人，中文是属于全世界任何人，若一直只在悲情诉求的圈子里徘徊打转、苟且残喘，不只减低友族学习中文的热诚，也失去了他们的尊重。我们必须谨守中庸的智慧和谦卑的态度，才能使华教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国度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陆克文以第一位懂中文的西方领导人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中文热潮的扩散，可以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陆克文也会陆续出现。笔者衷心期待着我国也将出现懂中文的友族领袖，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逐步从种族政治的零和游戏中跳脱出来，让多元文化气息继续留在这片美丽的国土，让单元的种族和宗教极端势力在这片开放的国土绝迹。

听易中天开讲有感

（2007年11月25日刊于南洋商报<<大事小谈>>专栏）


笔者日前去听《品三国》作家易中天开讲，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他说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能屈能伸心理素质高。当面对曹操和刘备这样的劲敌时，孙权不仅沉得住气，变得了脸，更弯得了腰，所以他的吴国是三国里撑得最久的一个。

《三国演义》中，笔者认为最有看头的，莫过于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勇斗耐力的那几段。诸葛亮使人送妇人衣冠，以羞辱司马懿，激其出战，没想到司马懿不但不生气，还当着来使之面穿上妇人衣冠，表示要继续做他的缩头乌龟。

有时候忍让也是一种策略。乌龟善缩头，所以能活千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有后来的扫平天下，封侯拜将。每一个人都会有时运不济的时候，这时我们不妨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必要时学学司马懿，当局势不利，就避其锋芒，等待时机，与对手比耐力。这样就连诸葛亮也被斗垮，那么还有什么对手不能战胜？果不其然，最后得天下的，不是曹、刘、孙三家，却是三国归晋，司马家一统天下。

看了三国博弈智慧，笔者联想到日本战国时代的三大霸主-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争霸策略。有一个故事点出了这三个人的不同点: 有一只杜鹃鸟不叫，以凶残著称的织田信长说: 杜鹃鸟你不叫，我就杀了你；而以足智多谋著称的丰臣秀吉则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逗你叫；但德川家康却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等你叫。

结果，历史证明了，笑到最后的，不是最能打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沉得住气的人。日本人说起德川家康时，是以“战国最大的忍者”来称呼他，而事实也是如此。由于他能“忍人所不能忍”，故能“成人所不能成”。

德川家康面对强势的织田信长，他忍，等到信长被暗杀了，准备争天下时却发现忽然冒出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丰臣秀吉。好，争不过，只好屈服，再忍，和对手斗长命。等到秀吉病死了，日本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对手能和他匹敌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窝囊透顶，凡事只能忍的德川家康，就凭这一股忍劲，人前装孙子，背后磨刀子，结果在他六十岁那年，夺取了日本政权，开创幕府江山。大器晚成，守得云开见月明，正是家康一生的写照。

司马懿和德川家康放在一起比较，不仅因为他们乱世的中的佼佼者，是笑到最后的人，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那就是沉得住气。曾国藩对“沉得住气”的理解是：崇尚朴拙，且要能埋头苦干，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的老二哲学就是：实力不如人时，就要务实地承认自己弱小，委曲求全，做好老二的本分，因为如果连老二也做不好，甭想去当老大。拳头不要随便打出去，沉得住气，才有力量；眼泪不要随便流出来，沉得住气，才能化悲愤为力量。真正的沉得住气，是耐得住孤独、无助、寂寞，甚至内心的凄凉。

沉得住气，也需要勇气。看过于丹的《论语》心得，知道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在孔子看来，匹夫之勇流于表面，缺乏深度的内涵，真正的勇者必须有一种过人之节，强大的内心可以承受任何冲击，也可以抵挡任何诱惑。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样才能成就大业。

我们可以对社会现象、政府施政弊端有很多不满，我们可以发文告，隔空喊话呈英雄，这固然可以赢得更多掌声，但是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之勇；我们更需要沉得住气的人，肯踏实在内部做事，面对面地与强势者短兵相接争取权益，这需要更多的勇气，不只得不到任何掌声，还要忍受外间不理解的眼神和唾骂。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尤其是当我们华人人口比例日益降低之际，惟有借鉴古人“沉得住气”的智慧，才可以保住民族根本，进而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