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10

马华的V型选择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的招牌动作“V”胜利手势至今仍风靡全球。台湾学者高希均在《我们的V型选择-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提到:中国大陆在崛起中,台湾的优势却在内耗中不断流失,要避免被边缘化,就必须做出“V型选择”—VICTORY,每个字母拆开就构成七大元素。

若将高教授的概念套用在我国当前政治脉络中,尤其是即将重选的马华公会,仍有其适用价值:

愿景(Vision):创党人陈祯禄提出“一个国家、一种国民、一个政府”(One Country,One People, One Government),说服华人认同本身在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解决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身份认同问题。但后代领袖不争气和论述能力下滑,施政方向日益无关宏旨(Irrelevant)。马华须找回创党初期的使命感,配合当前的时局需求提出新定位新愿景,才可能重生。

诚信(Integrity):连年党争,人民看到不断的出卖、背叛、插刀,导致民众根本不信任这些领袖的言论。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政党,谁相信它有能力管理国家?一个连党同志都出卖的人,谁保证他不会卖族叛国?淘汰有诚信问题的领袖,才能修复千疮百孔的党尊严。

承诺(Commitment):没有政治决心,就不敢作出有份量的承诺,只会得过且过混日子,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更糟糕的是,信口开河后却公然违悖诺言,更让民众打从心底看不起,党的威信也就败掉了。马华须解决最根本的政治教育问题,栽培更多有素质的党员,减少心术不正的人侵蚀根基。

人才(Talent):必须栽培“全球视野”、“仁道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党员和干部。所谓的人才必须以德为重,能力为次。马华领袖从来不乏高学历和专业人士,但党争爆发与个人能力无关,反而是“人文素养”匮乏导致党争越斗越没品、格局越斗越小,无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只会在小圈子里打滚。

开放(Openness):新一代领袖必须视野要广,格局要大,心胸要阔,招揽人才不看狭隘的派系利益,更不以血统和宗教背景作为党籍的考量。想象一下,受中文教育、认同中华文化的友族党员在大会上以中文展开政策辩论,会是怎样的场景?中华文化和华教不应属于单一族群,而应属于全民。让所有同样理念的各族人士一起捍卫不同的单元文化全面成长,才能确保多元的完美,成就一个多元一体、各文化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这符合齐家治国以进大同的理念。

和解(Reconciliation):与多年来被恶法钳制的公民社会取得和解,并将其诉求纳入施政考量,以修正目前行政机关的种种缺失。过去渗透华团、收编民间团体、笼络外围组织的做法不能重蹈。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符合自由主义的主张。

青年(Youth):多年来马华的山头主义导致很多年轻人不得其门而入,使组织面临老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若将马华和民联的二三线领袖作个比较,可轻易看到素质上的显著差别。马华必须改革组织文化,坚持党高职直选和制度化候选人遴选机制,辅以切合时宜的新政治论述,争取新一代的认同。

无论328重选结果如何,马华新领导层都必须正视“马华的V型选择”。若能加以实践,那么另一个更有作为、符合现代政治意义的马华,是可能的。Another MCA is possible!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25

23.3.10

还是人文素养的问题


马华频密的党争给了各派系“操盘手”极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政治人物操来操去,无非是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但是,这种只求操盘功力高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已近于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厚黑学的境地,即使能逞一时之凶,但迟早也会走火入魔。

“操盘”毕竟是“术”而不是“道”,善用之可助人,滥用之可害人,全在使用者的善恶一念间。这一念之间的判断力,就必须由“人文素养”作为根基。

人文指人文科学,素养则指人的精神要素。这种人文精神以人为对象,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大的方面体现为关怀民族、关怀社会国家的精神;在小的方面则表现在个人的道德情操、高尚理想的追求上。

没有人文素养的公众人物,讲话粗俗,行为不佳,丑闻连连,其精神面貌必颓靡不堪,发表的见解浅陋,缺乏新颖的看法,甚至错误百出,让人笑话不断,严重折损其个人和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马华的连年党争已使不少这一类的人露了馅,令人看了厌恶,当事人却还自得其乐,难怪行动党的邓章钦嘲笑马华领袖不读圣贤书,反而读太多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

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及人文素养熏陶的操盘手,把权术当政治,不知道现代政治讲究的是以严格而客观的学术研究支撑的整体作业来配合时事预测,否则再怎么操也只能操回自己熟悉的自己人,专找各种小道消息和隐私来操,就是没有太大能耐建立软硬实力去操作和其他政党进行的政争。如此内斗内行,外斗就显出没有学问,实在悲哀。

马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党员的素质问题。马华党校的宗旨,开宗明义要培训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干部。可惜太多“视野狭隘”、“不仁不义”与“不择手段”之徒,为了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政治论述浅薄苍白、缺乏宏观视野和大格局,连一些候选人的所谓出师表也毫不掩饰地表明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和拨款买票,与整个民族斗争和国家发展毫无相关(Irrelevant),这就是人文素养匮乏的终极表现。

华社对马华失望透顶,因为这场无关宏旨的斗争向社会作出了最坏的示范,整天在阴谋诡计之中打滚,同志之间的信任基础荡然无存,展现了民族性格中最卑劣最丑陋最黑暗的嘴脸,老祖宗的优良思想和精神遗产被抛到九霄云外。难怪那么多人以这种政党作为本身代表为耻。

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缺乏创党祖师爷的人文素养功底,连年党争之后几乎丧失政治论述能力,只能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格局下苟且残喘。如今,面对308后的败局,面对积极修复威权的巫统,面对以“延安精神”朝着进京方向的民联,马华领袖竟还肆无忌惮地继续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陈祯禄若泉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最近冒出的“还党尊严委员会”,拟出一套“马华领袖KPI”供中央代表参考。其实所谓的专业背景、语文能力、政绩都不再是重点。马华若要保住回光返照的一线生机,除了慎选头几号的领袖,也要把注意力放在二三线的领袖,并从中选出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才,作为未来的接班种子,否则一切都大势已去。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24

17.3.10

复出的学问


最近很流行复出,车神舒马克复出、天后王菲复出、高尔夫球明星老虎伍兹偷腥后宣布复出,连艳照门主角阿娇和陈冠希也要搞复出。

武侠小说里的复出,叫做“重出江湖”。往往在天下大乱、大家叫苦连天时,都会想要退隐避世、武功高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出来收拾残局。很多时候不是这些老家伙想再混这趟浑水,但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自己不愿干,那些要靠他吃饭的跟班也放不了他。

比起险恶的江湖,政坛大染缸里的真实复出例子多的是。

《三国演义》里讲到诸葛亮要讨伐曹魏,他用“反间计”让劲敌司马懿下野,过后诸葛亮北伐果然势如破竹。国难当头,魏主审时度势,毅然重新启用司马懿,结果成功挡住诸葛亮。

司马懿的复出,也让他们一家重掌魏国军政大权。他的儿子后来干脆篡魏登基,再灭掉吴国和蜀国。三国斗了数十年,最后让司马氏一统江山。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令人津津乐道。1933年他因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而被党内左倾的政敌斗倒撤职,但数个月后他又被党中央上调,是为“第一落”和“第一起”。1966年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打成“走资派”,株连全家,下放劳改,直到1973年才恢复职务,此为“第二落”和“第二起”。

1976年邓小平又被四人帮斗垮,为“第三落“,但随着老毛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次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第三起”。此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奠下中国富强的基础。

带领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相丘吉尔,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迎战大选。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以他的声望,肯定能顺利蝉联,结果却遭遇大败。他下台前还很潇洒地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英国人肯定丘吉尔在战时的贡献,但没让他继续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是一种务实的表现。1951年,当英国人认为冷战格局需要强硬的领导人时,他们也不介意让丘吉尔复出,再度“回锅”当首相直到1955年。

复出,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甚至是身败名裂的。

1909年,权高位重的袁世凯被满清权贵排挤,被逼回河南老家种番薯。当时其旧部为袁世凯感到不值,外界对袁世凯“复出”之声也不绝于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无人可倚重的清廷只能请袁世凯出山。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回忆录,袁世凯当时感叹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太高兴,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好好回来啊!”

后来袁世凯和革命党合作把满清推翻,一举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权势一时无两。若不是被他称之为“旷世逸才”的身边红人杨度的“劝进”误导,加上其儿子袁克定猴急想当“太子”而伪造报纸欺骗老子,精明一世的袁世凯也不会误判形势,误认为舆论和外国势力都支持他称帝,更不至于糊涂到披上黄袍,导致一世英明尽复东流,落得“窃国大盗”的千古骂名。

所以,搞复出也是一门学问。要当司马懿、邓小平、丘吉尔,还是要当袁世凯,除了要对局势判断要准确之外,也要看身边的用的到底是狗头军师还是能人志士。毕竟,用人之道的功力高低,决定了一个领袖的成败。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18

15.3.10

劈腿,基因惹的祸?


梁智强事件震惊新马两地,令人不得不正视社会上越来越普遍的劈腿现象。

劈腿,不是指体操动作的基本术语,而是指“偷情”、“出轨”的流行用语。《劈腿心理学》作者吴若权将“劈腿”定义为:一个人拥有爱情后,又把脚踏进另一只船,有两个或以上的交往对象,而且大多数会对伴侣隐瞒真相。

他把劈腿归纳成五种类型:

骑驴找马型:觉得目前对象不够好,但没有差到要甩掉的地步,于是拖着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真命对象;

预留备胎型:觉得自己居于劣势,所以先找个备胎,以防被甩时能立刻跳船;

藕断丝连型:明明已展开新恋情,却和旧情人维持微妙关系;

多多益善型:喜欢追求新刺激,无法抗拒诱惑,只爱炒短线,不能长期经营;

填补空档型:当伴侣须离开一段时间,耐不住寂寞就找人填补空虚,等伴侣回来时却无法善后。
从一些公众人物被踢爆劈腿的例子来看,大致上离不开这几种类型。虽然古训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时代不同了,近年却流行:“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需求也一直向上转移,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口袋有些钱,自然就“饱暖思淫欲”。

一些研究证实:男人天生好色,都是基因惹的祸。美国基因专家哈默博士证明:惯性劈腿和基因有关,前科累累者再犯错机率高。尽管研究发现遗传基因对忠诚度的影响占了约40%,但环境与教养的后天因素也不能忽视。

感情上的劈腿只影响少数人,却为世人所难容;政治上的劈腿,轻则影响一个政党的兴衰,重则断送一个政权,这更为世人所不齿。

个人劈腿和遗传基因有关;如果政客长期惯性劈腿,总爱勾结外敌、出卖盟友、背后插刀,或许就和文化基因有关。

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中说:一部中国史几乎是一部内斗史,如三国大战、魏晋逼宫、明太祖杀戮功臣、雍正屠兄残弟等。子篡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朋友反目,不亦乐乎。反观西方,赫梯灭古巴比伦、亚历山大灭波斯、十字军东征、欧洲列强的殖民大战等,西方史简直是一部对外征服史。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如果真的是文化基因出现问题,那么一个号称代表五千年优秀文化族群的政党,毫无忌惮不断在公众面前赤裸裸暴露政治劈腿的丑陋面目,实不足为奇。

无论如何,劈腿不能全归咎于基因。只要深化人文素养和民主观念,从根本上改善政治人物和民众的思想体质,就不会再出现那么多丢人现眼的政治劈腿现象。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15

28.2.10

虎年拚幸福


虎年伊始,全球经济走势依然不明朗,国家领导人已迫不及待地向国人画一个大饼:今年国家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成长将达5%!

这个令人振奋的数字,根据领袖的说法,是由三大动力所贡献:落实大工程、鼓励私人领域投资和刺激国内消费。但是看过一个经济学的笑话后,就知道原来还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贡献国家GDP:

甲和乙都是经济学天才,他们很喜欢争辩。一天他们去散步,看到地上有堆狗屎。甲对乙说,如果你把它吃下去,我给你五千万。乙进行了精密的数学运算后,得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结果:吃!于是甲赔了五千万,当然乙也吃得很痛苦。

两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乙觉得反胃,而甲也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甲计算了一下,得出的最优结果还是:吃!于是甲如愿以偿拿回五千万,而乙的心理也平衡了一些。

突然他们同时大哭:原来我们闹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吃了两堆狗屎!这时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泰斗经过,听了他们的经历后,激动地说: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GDP贡献了1亿的产值!

多年来GDP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被视为衡量国力强弱与财富多少的标准,绝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都仰赖GDP数字来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更比喻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近年来GDP的缺陷不断被挑出来: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考虑国民的收入差距、不能显示社会的平衡发展等。由于不少国家领导人迷信GDP的威力,所以出现了许多有悖常识的怪象:污染越严重的地区GDP增长越高、耗费巨资的白象工程使GDP突飞猛进、战争爆发和国防开销剧增反而促进GDP增长等。

一些有识之士已呼吁世人破除“GDP迷思”。不丹早在20多年前就以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所代表的物质文明指标,这个人均GDP仅700美元的小国在国民幸福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丝毫不比先进国家如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逊色,实在令人惊艳。

幸福的定义可以很主观,也可以很抽象,但总是有迹可寻。如果我们每个人出门都可以安心乘搭公共交通而不必烦恼堵车,可以安心走在街上而不必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来攫夺,可以安心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而不必担心种族主义分子来喊打喊杀,我相信,这种实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比冷冰冰的GDP统计数字更令人神往。

曾经是亚洲四小虎之一的马来西亚,要在虎年里重现多元文化的活力,除了拚经济之外,更要为每个国民拚出幸福力。唯有如此,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荣耀感才会增加,在海外的百多万马来西亚孤雁也才会找到回家的动力。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01

2.2.10

问题在执行力

二战期间,大西洋的盟军运输船队常被德国潜水艇攻击,损失惨重。盟军参谋总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有个参谋建议:“只要把整个大西洋冻结,德国潜水艇就动弹不得了。”

总司令听了很高兴,说:“真是好建议!但要怎样去冻结大西洋?”

那个参谋说:“我们只负责出主意,执行方面让下面的人去做。”

上述故事只是笑话一则,但“眼高手低”的作风,似乎是全世界高层人员都有的通病。

韩国的李明博、台湾的马英九和美国奥巴马的共同点,是上台时高人气,一段时间后就形象光环剥落殆尽,民望跌至谷底。

李明博竞选总统时强调“CEO治国模式”,推出“747工程”目标为GDP增长7%,人均所得4万美元,世界第7大经济体。这政纲使韩国民众齐心一致把他送进总统府,但事实证明他的747飞不起来。他执意进口美国牛肉,导致数十万人上街头抗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到韩国经济增长不到4%,物价上涨迅猛,民众苦不堪言。其支持率从6成跌至2成,是历任总统支持率掉得最快的一位。

马英九竞选时提出“633工程”,要达致经济增长6%,人均所得3万美元,失业率降至3%。恨透阿扁贪腐的台湾民众,无不对他展现很高的期望,以逾6成的选票把马英九捧上总统宝座,但他的表现却令民众大失所望。经济政策混乱、救灾无能、与美国牛肉谈判一塌糊涂,使到国民党在最近几场选举连续大败,得票率与在野党差距仅2.5%,其政途岌岌可危。

奥巴马竞选时高喊“Yes,We Can!”(是的,我们能够),配合“Change”(改变)的主旋律,深深打动了厌恶小布什领导无能的美国民众,进而决定让他入主白宫。但奥巴马执政至今年余,金融风暴余波荡漾,失业率近10%,民众开始不耐烦,民主党在盘踞了几十年的堡垒区也输掉补选,逼到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把口号改成“Yes, I get it!”(是的,我知道了),希望能挽回颓势。

管理学权威包熙迪和夏蓝共同执笔的《执行力》(Execution)指出:一个组织的成功,30%靠策略,40%靠执行力,剩下的靠运气。运气虽无法掌控,但策略和执行力可以事在人为。很多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败在执行力不足。

现在我国政府铺天盖地宣传“政府转型计划”,以六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来制定各部门的“关键表现指标”(KPI),以达致一个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团结马来西亚。

如此伟大理想,固然是众所期盼,但看了李明博、马英九、奥巴马的前车之鉴,大家都明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执行力。公务员体系的执行力问题一日不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情况还是会存在,届时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星洲日报/言路‧2010.02.01

17.1.10

2010:另一个马来西亚是可能的

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故事背景是在1984年。主人公们进入一个和现实很相似,但历史却稍微不同的“平行世界”,他们称之为“1Q84”。

历史是否有走另一条路的可能性?在“平行世界”理论中,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想象一下,有另一个“你”正在阅读本文。那个“你”并非你自己,但他(她)的一生和你每秒钟都相同。然而他(她)此刻读不下这篇文章而你却打算读下去,历史分岔点由此产生。放弃读的“你”和继续读的你,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影响了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彼此并行发展却又没任何联系。

人的一生会出现许多要做决定的时刻,小事如看不看书、喝不喝茶等;大事如要不要进某大学、要不要干某工作、要不要和某人结婚等。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很多人做了重大决定就后悔了,总认为如果当年做另一个选择,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落魄潦倒。也因为这种精神缺憾,很多人都会幻想坐上小叮当的时光机回到某一个人生转捩点,提醒自己走另一条路,免得将来遗憾。

人总想通过改变过去来改善现在的处境,这是微观的,但如果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抉择造成的历史转折呢?西方很多科幻小说家常作出假设:“如果希特勒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如果戈尔打败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或许这个世界会呈现另一种面貌。

在我国,其实很多人也喜欢做历史假设:“如果当年没有发生513”或“如果当年安华打倒马哈迪”等等,总之结果都不会说得比现在差,甚至断言现在我国GDP会强过当时处在同一水平的某某国家。

最常在政治讲座上听到的历史假设就是“某某政党骗了我们几十年,如果当年不投它,今天我们就不会这样那样”。这种说法符合绝大多数常人的负面思考模式,即把现实中的不如意统统归咎于前人,但却犯上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前人的抉择,忽略了当时有限的历史条件。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曾高呼“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台湾学者高希均教授曾撰书《我们的V型选择: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进入2010年,举国陷入政治恶斗、宗教纠纷、经济空转之际,我们不能沉溺于逝去的时光,不要怨天尤人,也不必幻想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会更加幸福,反而应该学习如何对自己当下的决定负责,理性务实地规划我们的将来。

唯有如此,另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才有可能出现。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1.18

4.1.10

2009:常识匮乏的一年

2010年元旦在戏院观赏年度大作《Avatar》,看到人类军队挟着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圣地的一幕时,几乎所有观众都希望武器落后的纳维族能挡住人类,保卫自己的家园。

侵略者最终全军覆没,纳维族付出惨重代价后迎来了胜利,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即使这些外星人怎样看都像是“非我族类”;没有人会为以强凌弱的侵略者鼓掌,即使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人类。

毕竟,“同情弱者”是每一个凡人与生俱来的“常识”。

步出戏院,回想刚成为过去式的2009年,不禁感叹,一个常识匮乏的社会,才会滋生那么多群魔乱舞,导致发生种种荒诞的怪现象。

一个获得过半选票的州政府被强行夺权,法律专家们硬是从繁杂的法律条文中,找出新政权合法性的种种牵强依据,即使那违反了最基本的民主常识。

一名年轻的政治秘书在政府大楼离奇身亡,举国人民悲愤至极,有人却说这只是“小事一桩”。这种不像是常人说的话违反了基本的社会常识,竟出自于某高官之口。

一个政党的领袖们撕破脸皮后,无视于党章首页的创党宗旨,各自撕下对己有利的部分章节来自我诠释,内斗到不亦乐乎,赤裸裸暴露为私利而斗的狰狞面目,却还打着团结或诚信的堂皇旗号,这不是侮辱公众的常识又是什么?

所谓常识,并非天文地理之类的普通知识(General Knowledge),而是众人皆知、无需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Common Sense)。例如弱势者应该被照顾,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官员不应该贪污滥权,犯错者应该受罚,这也是常识。

常识不需要高深,任何人都可用浅白的语言说出最基本的道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告诉世人:国王并没有穿衣服。两百年前潘恩以《常识》一书播下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基本观念的种子,造就了美国的独立,也验证了常识的强大威力。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提醒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权力的运用不可悖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法则。可惜我国特殊的政治脉络之下,民粹政客可肆意用政治化妆术去操弄课题,甚至灌输仇恨意识,偏偏还有那么多人随风起舞,这是常识匮乏的社会才有的情况。

唯有普及常识,启迪民智,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才会减少,2010年后的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1.04

17.12.09

《安邦路上》新书推介

马华新闻局执行秘书甘德政今日于马华大厦13楼活动中心举行其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约50名公众人士出席这项活动。

甘德政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安邦路上》是他个人出版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他在马华中央党部工作5年以来在报章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他也感谢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赞助出版费用并抽空前来主持推介礼。

陈凯希致词时表示,回想六年前当甘德政大专毕业不久,就到海鸥企业的马中商城工作。虽然他是社会新鲜人,但本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在工作上的态度认真、肯学习。后来甘德政转到马华公会工作,这几年来他在报章上发表不少评论文章,现在集腋成裘,出版成书,他感到非常高兴。

陈凯希指出,虽然甘德政在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任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仍然会秉笔直书,对看不过眼的社会问题直抒己见,在政治课题上,对马华有褒有贬,对在野党亦左右开弓,有爱有恨,平衡点左右挪移,论者本色未失。

最后,陈凯希希望社会人士能多多支持该书,以便鼓励和提掖后进。

《安邦路上》在各大书局都有代售,定价RM16一本。

有兴趣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直接向作者订购,需附加RM2的邮费,共RM18元一本:

1. 邮寄支票。请写上姓名及地址,并在支票抬头写上KAM DE ZHENG,寄至:

  No.7, Jalan Chong Hwa,
  Off Jalan Gombak,
  53000 Kuala Lumpur.

2. 银行汇款。请汇款至大众银行(Public Bank)的KAM DE ZHENG,帐号:4467270109

完成汇款后,请将汇款数额、汇款时间、姓名和地址,通过短讯sms(012-6692126)或电邮(forrestkam5@yahoo.com)通知作者,以便在第一时间将书寄出。

《安邦路上》自序

在安邦定国的路上摸索

短短十多公里的安邦路,跨越两州,从首都市中心黄金地段直通雪州的安邦镇。这条路承载了吉隆坡大部分历史的记忆,也浓缩了我在这里五年的回忆。

我在安邦路上的一个政党总部服务时,为满足个人的小小心愿,必须在随时加班的压力下,挤出时间在晚间进修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和写文章。虽然辛苦些,但在日积夜累之下,终有小成。现在我着手整理5年来在报章和个人部落格上发表的时事评论,以集结成书,做一个小总结。

这是我第一本书,收录了我在2004年至2009年针对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各个层面的评论,大部分为我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发表过的时事短评。碍于我的经验浅薄,学力未致,所以这本书里头没什么精辟的高深见解,也没什么高瞻远瞩的洞见,但这10多万字,代表着我几年来思想的成长和转变,也是我思索方向的一点轨迹。

这本拙作所写的,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这些充斥着我个人主观看法的时评,读者可认同,也可不认同。我不敢说我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因为现在自己看回在过去的时空写下的文字,竟然也会有陌生的错位感觉。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想法也会改变,这或许对整个大环境是无足轻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有意义的记录。

回想五年前,当我从企业界转往安邦路从事政治工作时,某个前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做生意赚到钱,人家赞你本事;你搞政治赚到钱,人家骂你贪污。年轻人,要想好好来。”

一个初出茅庐、满脑子还是“找工、赚钱、找对象、成家立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傻愣愣黄毛小子,当时竟走上政治这条路,现在想起有些不可思议。想起前辈说的话,再看看现在的自己,不胜唏嘘之际,也有不同的感悟。

走过山路的人都知道这一句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人生,有很多条路可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因缘巧合之下,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上,本来就充满许多挑战和选择,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像一场长途跋涉的越野赛跑,一时的挫折困顿,一时的成功喜悦,在漫长旅途中,也只是脑海中一闪即逝的种种片段。

有句老话: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在安邦路上走了五年,挥洒着青春和血汗,去探索安邦定国的途径。无论成与败,都有我的欢笑与眼泪,回首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不会后悔。即使将来某一天转换人生跑道,我依然会怀念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文章写成后,首两位读者往往就是他们。书的初稿也是由他们校对和审核。没有父母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可能难以面世。

陈凯希先生为本书写序,并慷慨赞助本书的出版,其仁风义举,使我感激不尽。他是我大专毕业后的第一位老板,虽然我在其海鸥企业服务时日不长,但他在面试时对我说一句话:“会做人,才会做生意”,我仍铭记于心。陈先生早年曾参与政治斗争,经历牢狱之灾,后在商界大展拳脚,其传奇性的事迹,是我这位后辈所钦佩之处。

在安邦路上的这些日子里,许多朋友和同事陪我一起走过,分担我的忧愁,也分享我的喜悦,谢谢你们。

最后,我期待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不吝给予赐教,善意的批评和诤言,将会鞭策我在写作路上继续勇往直前。

2009年9月1日
吉隆坡文良港家中

《安邦路上》出版后记

本书第一篇文章〈气数已尽〉,是我在6月30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来打算在8月左右出版这本书,无奈遇上十年一遇的党争,由于职责所在,不得不暂时搁置本书的出版,以应付突如其来剧增的工作量。

10月10日马华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后,出现匪夷所思的结果,纷扰依旧,情况未见明朗。无论如何,我的出书计划不能再拖,经过一番筹备后,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要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支持,谢谢所有曾协助我的朋友和同事,也要谢谢出版社和美术排版设计师田小姐所给予的耐心,更要感谢陈凯希先生慷慨赞助出版费用,让我了却出书的心愿。

从7月到11月期间,我也曾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这些党内纷争时期所写下的文字,现在事过境迁,阅之觉得有欠公允之处,所以决定不收入本书,但我仍将这些文章忠实地张贴在个人部落格里,以作记录。

陈凯希先生在本书序文提及我“党务在身而论政,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然而,‘以德论政’显然是他一直保持的理论意愿”。“以德论政”的誉言,我受之有愧。我在政治圈大染缸浸了几年,写评论有时难免因政治立场而流于偏颇,但我尽可能抱着当初的赤子情怀,凭良心写,直抒己见。对于我加入已有五年之久的马华公会,下笔时往往语多批判,但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使然。

“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的组织文化

我曾在马华党校上过选举实务课程,也曾参与两次全国大选和大大小小的补选,对于选举中的种种战略战术乃至茅招奥步,已习以为常。学了点理论基础,有了点实战经验,我就胆粗粗地向政治教育局要求成为讲师,到全国各地马华州联委会和区会推广有关选举操盘的知识,希望能帮助各地马华加强选举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以应付308政治大海啸后的严峻考验。

我一直认为,马华的选举机器过于孱弱,也过于依赖巫统竞选机制的支援,无力靠自己的本事赢取选票,导致马华在国阵框架里和巫统展开博弈时,往往处于下风,受制于人。我也一直认为,马华在308大败,输在技不如人,操盘水平与敌对党相比,差距颇大。我相信通过栽培更多选举操盘手,储备更多优秀干部,才可扭转马华现有的逆境。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马华在选举操盘的“用”方面的改革,并不足以弥补在“体”方面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最近经历了残酷的党争后,我才知道,马华其实并不缺乏选举操盘手,甚至可说是人才济济,偏偏这些党内各派系精英都把仅存的元气白白虚耗在内斗上,从媒体报道看到的各种尔虞我诈的斗争花招,可用“创意十足”来形容。

这种“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的组织文化已根深蒂固。有时我想,如果马华党内各派系的操盘手,都能矛头一致向外,把本身的聪明才智发挥在适当的场合,这个政党一定很强大很有作为,但事与愿违。在巫统霸权压制的既定格局之下,马华所能分配到的政治资源日益稀少,加上越来越多毫无政治理念、只想找好处的人加入,庞大的党组织不但没有增加开疆扩土的能力,反而陷入了毫无生产力的内卷化,一旦领导层更替和资源再分配的问题无法解决,周期性的惨烈党争必然出现。此格局一日不变,马华也就一直陷于内卷化而无法自拔,栽培越多操盘手,实则储备更多党争能手,更加剧内斗,更自我削弱。

“spin”的迷思

我也听过,一些领袖把操盘这种实务工作称为“spin”(扭转),操盘的幕僚就叫“Spin doctor”(扭转博士)。遇到一些棘手的课题时,动不动就叫这些军师们:“快点把这个课题spin一下!” 根据西方学者为Spin doctor下的定义是:“专门负责与记者倾谈和打交道的政治顾问,企图把自己分析和诠释事物及新闻的角度,加诸传媒报道之上。”

事实上,我对spin这个字没有好感,我反而倾向于使用中文字眼“操盘”。在美国俚语中,spin就是欺骗的意思。当这个词被套用到政治上,也常带有欺骗性质的贬意。政治人物spin来spin去,无非是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但是,这种只求spin功力高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已近于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厚黑学的境地,即使能逞一时之凶,但迟早也会引火自焚,走火入魔。

说到底,“操盘”毕竟是“术”而不是“道”,善用之可助人,滥用之可害人,全在使用者的善恶一念间。这一念之间的判断力,就必须由“人文素养”作为根基。

人文素养低落导致乱象频仍

“人文素养”一词,即“人文”与“素养”的结合。人文指人文科学,其中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文学、哲学等;素养则指人的精神要素。人文素养指的是在获取人文科学知识后所呈现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以人为对象,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大的方面体现为关怀民族、关怀社会国家的精神;在小的方面则表现在个人的道德情操、高尚理想的追求上。

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加速功利思维的扩张,也导致当今社会的人文素养极度匮乏。这样发展起来的个人、组织乃至整个国家,将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高度发展商业社会,也必是一个蛮横无理,只讲求实力而罔顾基本情理法价值观的冷血社会。没有人文素养的公众人物,讲话粗俗,行为不佳,丑闻连连,其精神面貌必颓靡不堪,发表的见解浅陋,缺乏新颖的看法,甚至错误百出,让人笑话不断,严重折损其个人和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在当前的时空脉络中,我们虽不能太过于苛求当今的政治人物都具备哲学家的水平。但最低限度,政治工作者都应受到基本的人文知识训练,受到人文精神的洗礼。政治工作者作为公共领域的人物,活跃于国家与社会的舞台上,经常通过媒体发表他们的意见,或者通过公开的场合提出他们的见解,的确需要提升人文素养来丰富他们的政治论述。

马华党校的第一条宗旨,开宗明义要培训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干部。可惜,这种长期性的基本功无人去做,速成的旁门左道倒是很有市场。太多“视野狭隘”、“不仁不义”与“不择手段”之徒,为了争夺那一丁点的政治资源而互相内部攻伐。太多缺乏人文素养的人占据高位,不讲求政治理念,不讲求政治道德,更不讲求政治诚信,只讲求短期利益。操盘术给这些人学了去,只会运用在赤裸裸权力斗争中,不断制造种种乱象。在党内各大派系不断卖力互相攻伐的同时,各大中文媒体也乐于配合不断地消费党争新闻,导致党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大江东去。一个不断挥霍先贤政治遗产的政党,焉能让民众对之寄予希望和信任?

祯禄之后马华无人矣

也许只有马华的创党老祖宗陈祯禄,才称得上是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人。

拜工作方便之赐,我得以在马华内部资料室翻阅创党初期的历史档案。从历史文献中可得知,陈祯禄虽不谙中文,但仍通过英文阅读大量中华经典,如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对西方政治哲学涉猎极深,但凡阿克顿爵士、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均了如指掌,可谓学贯中西。唯有具备如此深厚的人文素养背景,加上全球观的前瞻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陈祯禄才能准确地掌握当时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大趋势,奠定他成为开国元勋的地位。

毋庸置疑,陈祯禄是独立年代的操盘手,但他显然是政治论述和理论建设的圣人型政治人物,而非成天与龌龊手段为伍的选举操盘手,否则他在晚年也不会被林苍佑一举击败而下野,但这些都无损他的历史地位。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构想、华人在独立后的身份认同和定位、各族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些关系到整个国家、族群命运发展的基本框架,其实在陈祯禄早年论述中已定雏形,其远见、深度和水平,已远超同时期的友族政治家。

行笔至此,回顾陈祯禄的事迹,再看到目前马华的沉沦,不禁有“祯禄之后马华无人矣”之叹。的确,陈祯禄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少争议性的马华总会长,也是罕有的能同时被华社、友族社会、英殖民等各势力接受的政治家。陈祯禄时代的马华当年挟着强大的正当性与联盟友党上台执政,如今这60年老店的政治老本已被连年党争销蚀殆尽。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缺乏老祖宗的人文素养功底,陈梁党争之后更几乎丧失政治论述能力,成为巫统一党独大格局之下的附庸。当今马华领导人,既没有创党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魄力,也缺乏创党人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政治智慧,只能在小圈子内以耍小聪明、歼灭党内敌人来延续个人政治生命。

1952年马华转型成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时,陈祯禄认为马华应该是活的制度,“应巩固其强大以及民主的基础,以备未来以及现在的马来亚扮演部分角色。”换句话说,马华若不转型,它只能扮演短暂的历史角色。

今天,面对后308的败局,面对积极修复威权的巫统,面对以“延安精神”朝着进京方向的民联,马华领袖竟然还大动干戈打内战,继续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陈公祯禄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若按照其思路,当今马华该如何转型,该何去何从?

也许,马华就如其言:只能扮演短暂的历史角色。

如此马华,叹哉,痛哉,悲哉!

2009年10月28日

吉隆坡安邦路163号建筑物10楼

14.12.09

我的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

我将于本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时,在马华大厦13楼活动中心举行我的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届时将邀请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先生前来主持推介礼。

《安邦路上》收集了我在马华中央党部工作5年期间,在报章评论版、专栏和个人部落格上所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我曾于2006年至2007年为南洋商报《时潮·大事小谈》专栏供稿;2008年至2009年为星洲日报《六日谭》专栏作者之一。

我希望所有认识我的旧雨新知,能拨冗出席上述推介礼,并给予指教。欲知更多详情,可致电本人012-6692126或电邮forrestkam5@yahoo.com询问。

11.11.09

马华的一九四九

阅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心中感慨万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无数个体和家庭被无情的国共内战撕裂,影响所及不仅是两岸三地的千千万万老百姓,也决定了南洋数百万海外华人的未来命运。

1949,这个年份对炎黄子孙而言,具有深刻的历史涵义。那一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国民党溃败到台湾;那一年,冷战格局的确立,促使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加速进剿以华人为主的马共;那一年,许多华侨因中国赤化的政治因素,面对回不了家乡的窘境,成为滞留异乡的弃民;也就在那一年,在英殖民者和马来激进民族主义同时质疑华人对这片土地的忠诚度时,马华正式成立。

马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马华,指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华社,“马华文学”即在此广义的范畴内。狭义的马华,指的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这也是一个令华人又爱又恨的政治符号。本文先浅论狭义的马华曾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至于广义的马华在颠沛流离时代被伤害的个体经历和口述历史,则希望龙应台期许的马来西亚版《大江大海》能尽快出现,以填补这一块盲区。

无论当今华社对马华公会的评价如何,回溯到1949那个年代,学界公认马华公会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因为它首先解决了当时华人最棘手的政治问题-身份认同。



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大部分“新客华人”仍以中国为认同中心。在当时华人普遍存有“落叶归根”思想的情况下,熟谙国际规则的马华创党人陈祯禄深知,作为这片土地的开拓者,若没有适时通过政治途径参与争取独立和建国的过程,华人在国际法上就只能被列强公认为非法或合法的外来移民,因此他主张华人必须爱惜自己的开拓主权去认同当地,以享有平等的公民地位。


陈祯禄与英殖民政府谈判、与友族领袖博弈、与华社同胞沟通时,一再强调华人在文化上必须落叶归根,而政治上必须本土认同,如此的认同也会导致连同文化和政治一起落地生根。他根据现实提倡“马来亚人的马来亚”,劝告华人在政治效忠取向的大是大非前,固然不能选择共产中国,也不必选择国民党中国,反而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开拓和成家立业,就应该留在什么地方发展、贡献和回馈当地。这种论述在当时取得巨大成功,大批早期潜伏马华的国民党人不是分裂、掉队就是转化成为坚定的马来亚新生国家的公民。

陈祯禄开创了华人移民海外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斗争模式,使到作为开拓者的华人获得法定的公民地位,不再漂泊流离和受其他族群质疑。吊诡的是,当年解决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马华公会,今天却面对华人质疑马华公会政治代表性的认同。后代领袖不断展开无关宏旨的内耗,不断侵蚀老祖宗残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使华社已到可以考虑没有马华公会的临界点,这也是正处于党争漩涡的马华衮衮诸公必须正视的危机。

星洲日报/言路‧2009.11.11

16.10.09

马华百万党员公投可行吗?


马华双十特大的神奇结果令各界大开眼界。翁蔡双方两败俱伤,不相上下的票数显示中央代表意愿分歧极大,这个号称走过一甲子岁月的百万党员政党,经此特大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撕裂得更加严重。

如果翁蔡两人齐下,中委会可依据党章,直接从票选中委当中选出过渡时期的老大老二,就如当年双林党争后黄陈上位的方式。但是,反对这个做法的党员大有人在,一些领袖就促中委会总辞,让中央代表重新选举新团队,以符合公正、公平和透明化原则。

目前又有党员提出,既然要落实真正的民主,就不能局限在2380个中央代表,干脆引用党章第171条文,将决定权下放到百万党员,来个公投决一胜负。

让2380中央代表重新选举,已被人抨击“劳民伤财”,结果现在又有人将“党内民主”无限上纲,扩大到百万党员公投,岂不是“惊天动地泣鬼神”?谁是谁非尚难定论,目前仅能初步探讨这个百万党员公投的可行性。

百万党员投票,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动员,无先例可循,但在台湾早就已经落实了。2005年国民党直选党主席,全台90多万党员选出一个党主席,当时是马英九对垒王金平。王金平在党内基层势力庞大,竞选策略主要打“地面组织战”,用传统的请吃喝、买票等方式。马英九主要打“空中宣传战”,用报纸、电视、网络来谈政见、改革和愿景,结果马英九大胜得约7成的选票。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整体投票率约50%而已,这意味着另外不出来投票的一大半党员还是有“水分”存在。

组织强大的国民党尚且只能叫动50%党员出来投票,那么进入低潮期的马华又能叫动多少人出来?乐观估计还有30、40万人出来,悲观一点也有十万八万,总之也是一个大数目,单单是登记工作、设立投票站、印刷选票、计票等繁琐行政工作,就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马英九胜选模式证明什么?传统的地面组织战如吃喝玩乐、不谈政见、只讲利益的年代过去了。

金钱政治为何会盛行?因为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两千多个中央代表的选盘太小,可直接用买票的方式,谁钱多谁就赢。只要这个制度一改,选盘扩大,金钱政治就没得玩了。钱再多,买得了一千几百张票,也买不了几十万张票。广大党员看的就是候选人的政见、素质、前瞻性和形象,不再是看钱而已。巫统最近修改党章,让中央代表人数从千余名扩大到14万名,就是基于上述的考量。

党主席是一个党的最重要灵魂人物,通过几十万党员选出来的老大,有威望,有代表性,代表着整个党的形象。如果马华总会长用这种方式选出来,在内阁当部长,分量肯定很大,讲话也能大声一点,和巫统的政治博弈中能夺回一些主动权,也可逐步摆脱成为附庸党的羁绊。

当然,百万党员公投还有很多技术上和具体操作的问题必须解决,马华可去台湾进行考察和学习。无论如何,308后的马华已元气大伤,没有继续分裂的本钱,一切考量必须以团结稳定为大前提,不能为了狭隘的个人权力斗争而恣意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16

15.10.09

威权有可能修复


国阵在峇眼槟榔补选大胜,终结了民联308后在半岛的七连胜纪录。成绩显示,即使在马华和国大党陷入内部纷争的情况下,巫统不但守住马来乡区票仓,也让华裔及印裔回流国阵。

这样令人鼓舞的成绩,巫统高层领袖肯定会将之归功于本身亲自出马争取各族选民,甚至连最“反”的华裔和印裔选票也成功收复,不必依靠积弱的马华和国大党去拉华印票源。至此,巫统内部鹰派分子要收回国阵成员党的马来人占多数选区的叫嚣声,肯定有增无减。

52年前,联盟三党-巫统、马华和国大党,配合全球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以争取独立的“默迪卡精神”赢得广大民意,令联盟挟着强大的正当性上台执政。但是,崛起的正当性,无法永葆当年的热情,当下的马来西亚,公共体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盛行,种族政治猖獗,使到威权政体面对执政正当性的快速流失。308政治大海啸后的政治板块移动,使到民众看到政权轮替的曙光,也让从未失去政权的执政党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峇眼槟榔一役,让首相纳吉看到修复威权的可能性。如果纳吉将峇眼槟榔的胜选模式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先稳住马来基本盘,再收编印度选民,最后削平华人的造反意识,国阵的威权就有回光返照的机会,民联的308成果可能就只是昙花一现。

究竟是威权还是民主比较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直是政治学的热门研究议题。台湾和韩国都曾在威权统治之下取得快速经济成长,反观民主化后的菲律宾则一直陷入政治混乱、经济空转的困境。过去20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迅速,也实现了两次的政权轮替,但对照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成长,不少台湾民众却认为威权比民主好,甚至产生怀念蒋氏父子统治年代的“威权乡愁”奇特现象。

在阿都拉“无为而治”时期,民间也出现“怀念马哈迪强势领导”的现象。90年代马哈迪就以“文化霸权”策略,配合政治稳定、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一举将两线制扼杀于幼苗之中,创下国阵的辉煌年代,反对党几乎被压制得抬不起头。纳吉目前的套路,隐隐约约有马哈迪的影子,这也是民联最担心的“马哈迪主义”会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几年前,林吉祥的前政治秘书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行动党在90年代被重挫的原因:“林吉祥的用兵战略和战术,一直忽略组织的自强,过于依赖敌人的犯错,一旦敌人不再犯错,那么行动党必败无疑。” 这套论述,也可用在当今的民联。

峇眼槟榔补选,暴露了民联内部的隐忧,也揭示了民联一直过于依赖国阵犯错来取分,本身提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执政纲领,让人民对民联执政中央的信心不足。峇眼槟榔华印裔选票回流国阵,已经给民联一个响亮的警钟。

1995年大选行动党惨败后,该党领袖陈胜尧在马大的一场研讨会上,怪责选民没有共患难精神,日子好了就抛弃行动党;日子糟了,才想起行动党。目前在纳吉积极修复威权的情况下,如果民联不想重蹈过去的覆辙,就必须摒弃“比烂心态”,将民联执政州属管理好,并提出具体的执政纲领,否则陈胜尧式的“缺乏自省”言论,还会再下一届大选后重现。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15

2.10.09

盛世中国宜戒骄戒躁


刚看了电影《南京!南京!》,心情非常沉重。在这套黑白电影里,看到入侵者兵临城下的狰狞凶残面目;一张张木无表情的亡国奴嘴脸,眼神茫然地任由敌人屠戮宰割;妇女任由征服者强暴奸淫而无从反抗。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怆,痛心一个民族的脊梁、尊严、骨气竟被暴力摧残至如斯地步,但也只能哀叹:国衰民弱,落后就要挨打!


看完电影不久,电视镜头一转,就是宏伟的新中国60年国庆阅兵典礼。在国产战机轰鸣声划破的长空下,一排排步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先进兵器轮流出场,天安门广场挤满展露自信笑容的民众。这些洋溢着喜悦的色彩缤纷画面,与之前让人窒息的电影画面,竟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60年,一个甲子,变化竟如此之大。

这些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富强。经济高速成长、神舟太空人升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大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获得显著提升。此外,雄厚的中华文化“软实力”,随着各国纷纷设立孔子学院和学习中文热潮,辐射般地扩散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日中天之际,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这可从95%受访者“就算可选国籍,仍愿做中国人”的复旦大学民调中得知。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转变,在中国积弱时期,也是“崇洋媚外”、“来世不当中国人”等自卑消极思想当道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无论是中国官方、学术界、媒体或民间,有关“盛世”字眼的使用率已非常频密。“盛世”之词,古已有之,尤其是“汉唐盛世”,更是中国人梦寐萦怀的遥想。经历苦涩屈辱年代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心渴望国家强大,亲眼看到今日中国的成就后,埋在心底深处的“盛世情结”也就怦然而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一组数据说明了中国60年来的经济成就: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7倍,即将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这些数字,证明“盛世”并非幻影,而是看得见的事实。

无论如何,盛世下的中国,仍然不乏隐忧,如过于强调金钱和物质主义所产生的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官场和商界的贪污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动乱等问题,都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强化执政能力的中共政府必须克服的内忧。除了拉高经济增长来保持执政合法性之外,强化法治基础、扩大党内民主、下放更多行政权力、落实地方自治、让民众享有更大的政治参与权等,也是中共政府必须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到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一种既自信又浮躁的情绪。过去苦难的岁月和今日的非凡成就,造成过度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也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疑虑,这也为外国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煽动疆独和藏独等分离主义,找到乘虚而入的着力点。

躬逢盛世的中国,更须戒骄戒躁,以稳健的步伐,继续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迈进。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05

从独行侠到群众路线


马华中委会宣布将会长理事会对蔡细历的开除惩处,减为冻结党籍和党职四年,形势演变可谓峰回路转。

中委会会议结束后,30多位中委站在总会长翁诗杰身后的合照,登上各大报章的封面。一图胜千言,这张照片有力地说明,翁诗杰已获得超过四分之三中委的支持,这对中间游离的中央代表影响甚巨。

反观挑战派代表,除了在会议中途离席,到会场外诉诸悲情之外,似乎也无法逆转当权派成功消除中央代表“肚懒情绪”所建立起来的优势。这突显了挑战派底气不足,被人看来是和整个中委会对抗,斗争策略失误连连,看来所谓的“党争”已近尾声。

当权派善于利用党务行政上的优势,掌握战略和制造议题的主动权,在会长理事会和中委会上先硬后软连发奇招,除了将挑战派压得阵脚大乱之外,也对巫统发出明确的讯息,即挑战派大势已去,巫统对国阵成员党的分而治之招数已不奏效。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当权派之举无可厚非,挑战派除了控诉对方“玩臭”之外,也无法掩饰己方在政治操盘上技不如人的窘境。

在一连串的大动作之中,可以看出翁诗杰行事作风的蜕变,也显示他已适调了当权者所应扮演的角色。他摆低姿态,身段越趋柔软,尽量减少发言而让身边大将对外放话,不节外生枝和对方纠缠于无聊的口水战。这一招可减低人们对“翁蔡私人恩怨”低层次决斗的负面印象,反而要把这次的党争格局拉高层次至党改革转型的“路线之争”。这也是他从以往的“独行侠形象”转变成以广大党员意志为依归的“群众路线”的关键一步。

古往今来,善于造势的政治操盘手,即使以个人英雄形象起家,到后来一定会经历转型的阶段,即走向群众路线,否则到最后肯定失败。群众运动高手毛泽东在其斗争哲学《矛盾论》就这么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终老毛一生,与国民党斗,与日本人斗,与美国人斗,与苏联人斗,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鲜有败绩。

一个领袖厉不厉害,不是靠自己人吹捧“英明神武”,而是连敌人都承认其厉害,才是真正的高手。马华历史上能让政敌感到敬畏的领袖并不多,大力鼓吹“群众路线”的李三春算是一个异数。林吉祥前政治秘书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第385页,就指“当年李三春推出马华五大计划,可看出其确有过人的领导魄力和战略智慧,对比受英文教育的陈修信,李三春无疑更晓得掌握华社心理,或者说更懂得搞华人政治,故行动党要应付马华,肯定比昔日艰难得多。”

翁诗杰连续在PKFZ和党内斗争越战越勇的情况下,让人依稀看到当年李三春“先打党内劲敌,再打党外天敌,最后才打巫统”的“突破”套路,所以党内外敌人处心积虑阻截翁诗杰崛起也是预料中事。无论如何,残酷的政治权谋斗争讲究的,不是黑白对错,而是手段高下,其间变化诡异难测,不到最后一刻都难以知道谁会笑到最后。

(刊于22/09/2009东方日报言论版)

全民利益超越挺翁挺蔡


昨日关键性的内阁会议后,首相纳吉宣布设立一支以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为首的特工队,专司调查巴生港口自贸区(PKFZ)丑闻,以揪出这项涉及数十亿令吉、全民高度重视的弊案的涉案者。

首相在记者会作出决定后,当场就有记者发出内阁决定是否剥夺交通部在PKFZ事件上的主导权、是否边缘化交通部长翁诗杰的角色等的问题,纳吉还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在同一个政府和阵线,有共同的目标。请不要把我和翁诗杰来离间。”这番话清楚表明了首相和整个内阁站在翁诗杰背后的立场,即扩大PKFZ事件的调查范围,还原事情真相。

有人质疑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是否够分量担起这项重任。也许我国公务员体系的效率引人诟病,委任公务员头子领军彻查PKFZ似乎难以服众,甚至也出现了“官官相护,淡化事态”的说法。但从国家行政体系来角度来看,政府首席秘书和首相的地位相若,都是由最高元首委任;而内阁部长则由首相委任。由此看来政府首席秘书的地位,比起内阁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能跨部门动用各方资源调查PKFZ的种种内幕,这些权限是内阁部长“望尘莫及”的。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不但没有“淡化事态”的意图,反而有“扩大事态”的趋势,但这必须看接下来的发展和动作,只要越来越多的大鱼小鱼被臭名昭彰的Bukit Aman或反贪污委员会“请去喝茶”,甚至被逮捕,就可印证“扩大事态”的说法。

至于坊间出现交通部长被削权、失去议题主导权的说法,实际上缺乏“常识”。交通部法令已明文规定交通部长的权限,翁诗杰下令普华永道公司进行账目稽查、设立特工队调查KDSB浮报工程等决定,都在其部长权限之内。若要求他跨部门进行调查,甚至去捉人,这不仅是强人所难,甚至可以说是唆使部长“滥权”,为我国行政体系立下坏榜样。

李华民报案KDSB浮报工程达15亿令吉,这仅是交通部权限内所能进行的工作;而政府首席秘书主导的特工队的权限可扩大到其他部门,尤其是财政部,从购买土地、招标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就近50亿令吉,这几乎就是整个PKFZ风波演变至今所能达到的最大款额。

无论如何,在马华陷入党争漩涡之际,普罗大众都不希望马华衮衮诸公在展开权力斗争之际,却把涉及全民利益的PKFZ数十亿令吉忽略掉。

彻查PKFZ事件肯定符合“全民的利益”,没有人希望看到涉案的贪官污吏能逍遥法外;在维护“国阵的威望”的前提下,纳吉在最后关头肯定“弃车保帅”,否则下届大选大家“一锅熟”;全体马华党员在攸关“马华的生存”的大是大非之前,必须从全民的利益看待PKFZ课题,超越狭隘的“挺翁”或“挺蔡”的派系之争,才能在下届大选绝处逢生。

星洲日报/言路‧2009.09.10

巴生自贸区弊案与马华特大无关?


马华特大议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场权力斗争的殊死战中,巴生自贸区(PKFZ)弊案是左右马华党争走势的重要变数。

在这个节骨眼上,巴生自贸区的主要承包商KDSB被冻结银行户头,内阁也将在周三的会议中重点讨论自贸区超支兴建的情况。从整个事态的演变看来,不难看出首相纳吉的明显倾向,即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彻查PKFZ丑闻。而传言中巫统内部要倒翁的势力,是部分PKFZ既得利益分子,而且只是巫统的少数派或前朝旧臣,这些人自然想方设法堵住翁诗杰继续在PKFZ事件上越挖越深,包括在马华内部纠纷火热之际与倒翁派连成一线,但这一小撮人与纳吉和巫统主流派的意愿是相违的。

自翁蔡正式开战以来,特大提案成为了双方角力的焦点。当权派的企图,是想把“支持总会长彻查巴生自贸区”和“支持总会长领导”捆成一个提案配套,这一招自然被挑战派视为“眼中钉”。因此蔡派不断重复“自贸区弊案与马华特大无关”、“别把马华拖下PKFZ这趟浑水”的论调,以便把PKFZ事件与马华内部纠纷做一个切割。

如果硬说PKFZ真的和马华无关,其理由是欠缺说服力的,眼睛雪亮的小市民肯定就不会认同这个论点。谁不知道交通部长这个官位自1981以来一直是马华的“专利”?谁不知道批准买地又发担保信的是前马华总会长林良实?谁不知道批准整个PKFZ计划,也发过3张担保信的是前马华署理总会长陈广才?加上历任巴生港务局(PKA)主任都是马华推荐的,如陈祖排(前马华总秘书)、叶炳汉(前马华副总会长)、曹志雄(现任中委)等等。

简言之,PKFZ涉及46亿令吉,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决不能等闲视之。这宗大丑闻,是马华创党以来最大的“烂摊子”,直接导致马华在308政治大海啸惨败和雪州变天,新领导层能把PKFZ扫进地毯下不理吗?蔡派至今仍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即使他们打倒翁诗杰后,如何处理PKFZ这个烫手山芋?如何让马华彻底摆脱PKFZ这个魔咒?难道把交通部长交还给巫统,马华就可置身事外吗?选民会在下一届大选放过马华吗?

翁诗杰要彻查PKFZ丑闻的坚决态度,在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普罗大众一般上都给予支持,连之前咬住翁诗杰不放的民联议员也赞成他的做法。但翁氏的强势领导作风,引起很多党员不满。

有人说翁诗杰的好斗性格会带给马华灭顶之灾,其实不然。当年马华创党先贤陈祯禄以一介文弱书生,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尚且敢上街头发动罢工示威,被马共扔手榴弹炸至重伤,他还拿起血衣号召同志坚持斗争。马华创党初期的强悍进取精神,执政数十年后却被巫统霸权压得脊梁全无,在308后马华颓靡不振的关键时期,出现一个有血性的战斗型总会长也许真是“时也,命也!”。

PKFZ课题是翁诗杰孤注一掷的翻身战,也是马华采取主动摆脱巫统牵制和丑闻羁绊的千古良机,翁诗杰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不然马华真的沦为林冠英口中的“红包党”,在下一届大选中永远走入历史。

星洲日报/言路‧2009.09.07

马华中央代表的抉择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宣布援引党章召开特大后,马华的纷争逐渐开始明朗化。

由挺蔡派系发动倒翁特大的节奏,看来已被上述举动打乱。大部分处于观望的中央代表,对于任何收集签名运动都可暂时不签,以免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表态。可以预见的情况是,由当权派召开的特大,出席率肯定超高,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不如先去特大听翁诗杰的一面之词后再作打算。

自蔡细历被开除后,从中可观察出其阵营的备战速度缓慢,至今已浪费宝贵的六天时间。开战首天营造出短暂的倒翁气势已被消磨掉。

兵法云:兵贵神速。当年陈梁党争时,陈派在决裂前夕已做好充足准备,当梁维泮一宣布开除陈派十四精英的当晚,陈派就召开紧急会议、发出特大信件和拟定议程、发动人手到全国收集中央代表签名,整个过程不过三、四天。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陈派尚且能发挥高效的组织战斗力,在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蔡派没有道理无法在更短时间内收集足够的签名。有些挺蔡领袖说行动室尚未设立、需两三个星期收集签名、特大议程未定案、各地舆论不协调等等,明显看出其阵营备战不足,战略主动权已然丧失。

另一方面,首相的态度也影响马华党争的进程。翁蔡翻脸的第一天,首相就放话说不介入马华纷争,并吁请马华尽速解决问题以免影响国阵。这些话被诠释成对当权派有利,坊间论调认为首相有意放弃亲自委任的国阵总协调蔡细历以顾全大局。周日首相署发表文告,澄清政府全力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深入调查巴生港口弊案。这篇文告中已清楚看出首相的立场,这对游离的马华中央代表有着临门一脚的关键性作用。

如果当权派的特大能顺利召开,翁诗杰必须清楚交代巴生自由贸易区(PKFZ)弊案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揭弊工作,因为这案子牵涉多位马华前领袖,关系马华未来的生死存亡。如果翁诗杰不能在此大事上大义灭亲,与过去的腐败切割,马华肯定难逃下届大选全军覆没的厄运。

唯有把涉及数十亿令吉、关系到全民利益的PKFZ抬高至最高战略层次,将此案与马华的未来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有改革的转机。翁诗杰敢于揭开臭不可闻的弊案,连过去一直臭骂翁诗杰的民联议员也表态支持,甚至有些民联议员也说:“不要让马华党争模糊了PKFZ的焦点。”在PKFZ的大是大非前,蔡细历的个人翻身议程不过是茶杯里的小风波。

马华的纷乱已有一段时日,不少马华党员也认为长痛不如短痛,通过特大来快刀斩乱麻,未尝不是好事。要给华社一个更好的马华,也给马来西亚一个更有作为的马华,中央代表们必须在特大作出睿智的抉择,这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政治良知和政治判断力。

星洲日报/言路‧2009.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