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论文：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近10年来最受全球瞩目的国际政治课题，莫过于“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根据路透社的新闻，从2000年到2009年，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互联网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它的点击量要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伊拉克战争”四倍以上，遥遥领先[1]。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动摇，其领导世界的底气弱化，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中国耀眼的经济表现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各国争相拉拢的对象，“北京共识”俨然拥有和“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之势。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对应“中国的崛起”的看法众说纷纭，澳洲学者Michael Evans把这些看法分成三大流派：（1）主张“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优越论者（Primacist）；（2）主张“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的例外论者（Exceptionalist）；（3）主张“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务实论者（Pragmatic）。[2]
Michael Evans的文章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各流派学者针对中国崛起而提出军事和安全事务的不同看法。本文仅借用他的三大流派分类概念，来为目前众多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进行分类，并以此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优越论：现实主义的“战略竞争”
优越论的理论根源来自现实主义流派，由于深受“零和思维”的影响，优越论学者常以“有色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东亚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极为悲观，认为人性本恶和自私不可改变，人与人之间总是在争权夺利，毫无信任可言，将之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认定“1945年以前的欧洲就是亚洲的未来”，目前东亚的局势已进展类似于“1914年的欧洲”，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就有如当年威廉德国的崛起挑战英国霸权的“翻版”。[3]这一流派的学者也认定亚洲各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深化未必能保证和平的到来，就像当年的英德两国在双边贸易上达到历史新高点后仍然避免不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澳洲学者Mearsheimer更直接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非常简单和基本的：中国会和平崛起吗？我的答案是不。”[4]
如果将优越论的论述用之于最近一两年火红的“人民币国际化”课题，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方面对人民币近期的扩张会产生那么激烈的反应。根据Kenen的定义，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使用超出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非本国居民使用和持有，但看在优越论者的眼中，货币国际化不只是在经贸上成为计价货币、结算货币至储备货币那么单纯，一个货币走出国门象征着发行国不但经济实力强大，而且政治影响力也会随着货币流通而扩大。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吉尔平指出，在现代世界上，支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准则和惯例，对各国权力的分配以及这些国家内各个集团利益的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吉尔平也认为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涉及各国的利益，各国就会努力设法影响该体系的性质，使该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更重要的是“随着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5]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和许多国家达成“外汇互换”（见表1）。中国若仅在贸易户口上“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不开放以防资金自由破坏，人民币一定逐步削弱美元地位。这些动作在一些西方优越论者的眼中看来无异于中国趁金融风暴后美国衰落而进行“挖墙脚”的举动，人民币扩张就是中国发出挑战美国霸权的讯号。所以，奥巴马上台即高呼“重返东南亚”，其潜议程至少也包含了捍卫美元霸权地位，反击人民币的“扩张”。而且，利用东盟诸国的民族主义和南海问题纠纷，是促使东盟各国倾向美国的最现成的方法。
Michael Evans的文章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各流派学者针对中国崛起而提出军事和安全事务的不同看法。本文仅借用他的三大流派分类概念，来为目前众多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进行分类，并以此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优越论：现实主义的“战略竞争”
优越论的理论根源来自现实主义流派，由于深受“零和思维”的影响，优越论学者常以“有色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东亚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极为悲观，认为人性本恶和自私不可改变，人与人之间总是在争权夺利，毫无信任可言，将之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认定“1945年以前的欧洲就是亚洲的未来”，目前东亚的局势已进展类似于“1914年的欧洲”，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就有如当年威廉德国的崛起挑战英国霸权的“翻版”。[3]这一流派的学者也认定亚洲各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深化未必能保证和平的到来，就像当年的英德两国在双边贸易上达到历史新高点后仍然避免不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澳洲学者Mearsheimer更直接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非常简单和基本的：中国会和平崛起吗？我的答案是不。”[4]
如果将优越论的论述用之于最近一两年火红的“人民币国际化”课题，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方面对人民币近期的扩张会产生那么激烈的反应。根据Kenen的定义，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使用超出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非本国居民使用和持有，但看在优越论者的眼中，货币国际化不只是在经贸上成为计价货币、结算货币至储备货币那么单纯，一个货币走出国门象征着发行国不但经济实力强大，而且政治影响力也会随着货币流通而扩大。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吉尔平指出，在现代世界上，支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准则和惯例，对各国权力的分配以及这些国家内各个集团利益的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吉尔平也认为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涉及各国的利益，各国就会努力设法影响该体系的性质，使该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更重要的是“随着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5]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和许多国家达成“外汇互换”（见表1）。中国若仅在贸易户口上“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不开放以防资金自由破坏，人民币一定逐步削弱美元地位。这些动作在一些西方优越论者的眼中看来无异于中国趁金融风暴后美国衰落而进行“挖墙脚”的举动，人民币扩张就是中国发出挑战美国霸权的讯号。所以，奥巴马上台即高呼“重返东南亚”，其潜议程至少也包含了捍卫美元霸权地位，反击人民币的“扩张”。而且，利用东盟诸国的民族主义和南海问题纠纷，是促使东盟各国倾向美国的最现成的方法。
表1：自2008年年底以来央行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
| 日期 | 货币互换对象及互换规模（人民币） |
|---|---|
| 2008年12月12日 | 韩国 1800亿元 |
| 2009年1月20日 |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00亿元 |
| 2009年2月8日 | 马来西亚 800亿元 |
| 2009年3月11日 | 白俄罗斯 200亿元 |
| 2009年3月24日 | 印度尼西亚 1000亿元 |
| 2009年3月29日 | 阿根廷 700亿 |
除了货币的竞争之外，贸易也是影响到国际关系演进的关键因素。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者把一个健全、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看作是霸权国为稳定国际秩序而提供的公共产品。[6]另一方面，随着霸权国的实力下滑，导致“霸权地位不稳，一些潜在的冲突因素会日益凸显”。[7]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实使到中国在这个世界最大的自贸区里的前进势头一片大好，而看在因金融风暴而元气大伤的美国的眼里肯定不好受。2006年至2008年中美两国对东盟的贸易额的此消彼长则加深了美国对其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不稳的忧虑。（见表2）
表2：中美对东盟的贸易额|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
|---|---|---|---|
| 中国 | 1608亿美元 | 2025亿美元 | 2311亿美元 |
| 美国 | 1685亿美元 | 1707亿美元 | 1783亿美元 |
进入2010年后美国对东盟外交的连续大动作、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和频密的军事演习绝非偶然之事，东南亚甚至有“美国舞舰志在人民币”的说法。东盟各国虽然在贸易上欢迎与中国来往，但由于西方殖民者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仍然不同程度地笼罩在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心中，加上“南海问题”给了美国当局一个现成的外交牌来进行煽风点火，最后导致2008年以来中国对东盟的外交大好形势一去不复返，似乎应验了李光耀的“东南亚各国将倒向美国”说法。[8]
美国目前通过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种手段遏制中国扩大经济影响力的做法已有前例可循。在中国-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日益深化之际，美国必定会采取积极措施以继续保留在东亚的影响力，阻止该地区加强排除美国在外的区域一体化，并力图分散区域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例如，日本于1997年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但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提出成立东亚经济组合一样，都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回忆录中坦诚“全力扼杀”马哈蒂尔的主张，美国前财长也极力反对东亚进行货币合作，并试图把人民币问题多边化以散播“中国威胁论”。美国乔治敦大学的道琵珞教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说：“美国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应当通过加强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支持东南亚内部一体化，借以削弱中国影响力。”[9]
和人民币国际化关系重大的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美国政界自2003年以来就不时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相关议题。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和民间挟着强势人民币“走出去”，也能提高人民购买力和抑制通货膨胀，并有助于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因素主要是导致出口下降、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等，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10]虽然如此，对应西方的优越论，中国也出现以现实主义结合民族主义的思维来思考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动作，进而造成“西方资本家的金融阴谋论”大行其道，最近畅销全国但在学术上站不住脚的《货币战争》作者在书中一直鼓吹阴谋论的观点，即把金融危机归咎于华尔街少数精英的要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阴谋，大有“美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之意。这一类的文章不时将苏联瓦解后的惨况作为警惕，俄罗斯实行经济上的“振荡疗法”后经济沉沦了十多年之久，而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却没有因为俄罗斯开始民主化而收手，反而大事东扩到处挖俄罗斯的墙脚，说到底西方势力还是以地缘政治的利益作为考量更甚于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学者和政治领袖都视1985年的“广场协议”逼使日圆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在1989年破灭并衰退到今天仍未复原的“罪魁祸首”。美国在1990年代进入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而日本却陷入战后的经济最黯淡的时期，这就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主义”所致。当年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而逼不得已屈服，但这种“脆弱性”很难在中国身上重现，美国很难把当年对付日本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强加给中国，中国当局更要谨慎从事，决不能重蹈日本覆辙。[11]
美国为了捍卫美元霸权，将不惜一切介入和主导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甚至插手阻挠那些不利于本身霸权的区域化过程，这些“前科”包括：（1）应对1990年代欧盟经济体崛起的“警钟”，美国设立北美自贸区（NAFTA）和推动美洲自贸区（FTAA）来对抗欧盟和想办法击破欧元堡垒（Euro Fortress）；（2）东亚一旦出现“东亚经济组合”（EAEG）或“亚元”之类的苗头即全力扼杀，并主导泛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来阻止东亚国家的自主性；（3）趁着奥巴马高喊“重返东南亚”之际积极介入东盟自贸区（AFTA）10+3和东盟经济论坛（ARF），避免美国利益被排除在外。除此之外，美国近期又在APEC的基础上推出TPP的新概念，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IIE）的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于2009年11月16日的访谈中指出“奥巴马支持跨太平洋策略经济伙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TPP）”。他的论点主要是：（1）美国必须有一套“贸易政策”才可在国际谈判上有筹码，同时阻止“贸易保护主义”；（2）美国可以阻止正在酝酿“唯亚洲”的贸易组织；（3）美国可以筹组全球最大的经贸区域从中取利。[12]从他的字里行间或许可以看出，美国除了以APEC的形式继续在西太平洋地区扮演重要角色之外，也想通过这个所谓的TPP来“遏制”中国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强势发展。中国不断和许多国家进行“换汇”，已经令美国不安。TPP这个机制，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套在人民币的“金钟罩”，原因有：（1）由美国主导肯定要坚持运用美元在贸易上结算；（2）中国难阻挡成员国继续运用美元结算；（3）东海和南海事件上中国的不当反应让美国有机会进行挑拨离间和巩固TPP。
目前的国际形势犹如吉尔平所描绘的1930年代的情形：“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战时代，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稳，因为每一个经济集团都想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13]进入21世纪后，美国极可能会重演吉尔平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在80年代中期的行为显示出，美国不会为了大多数自由经济学家称之为更大的国际利益，而抛弃国内经济或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美国财政政策和预算赤字始终是全球经济问题的症结，美国也不大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安排顺序。美国不是改变自己的政策，倒是要求其他国家作出调整。”[14]根据这样思路推断美国的反应，进而批评美国为了转移国内问题而嫁祸于人民币的论调，目前已充斥中国各大媒体的评论当中。
二、例外论：理想主义的“和平崛起”
相对于优越论者认为未来的东亚局势会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那样，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悲惨局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例外论者则从另一个方向对优越论发起挑战。例外论者认为优越论者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推测中国的崛起会威胁现有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套独特的国家哲学和天下观，因此优越论者将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来套用在中国固有的“朝贡体系”思维，和拿1914年的德国和英国来和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作比较，都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迷思。[15]
例外论的学者认为，与其把欧洲的过去来预测亚洲的未来，还不如直接借鉴亚洲的过去。“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衰落导致亚洲陷入混乱。当中国强大和稳定时，亚洲的秩序就会得到保障。东亚在历史上的秩序，比起西方更加有层次、和平和稳定。”他们也强调“儒家资本主义”造就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中国的邓小平提出“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论点掀起了改革开放序幕，30年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精英更像市场经济的列宁主义者”。[16]台湾学者朱高正也认为中国是不具侵略性的，当年“郑和七下西洋，宝船舰队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中国非但未侵占任何一国的领土，而且还抑强扶弱，肃清海盗，主持国际正义。”[17]科恩把“霸权稳定论”分成自由主义色彩的仁慈霸权，另一种是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制性霸权。[18]从上述类似东亚版的“霸权稳定论”观点来看，朝贡体系年代的中国更像科恩所说的“金德尔伯格眼中的仁慈的霸权”。从例外论的拥护者看来，朝贡体系年代的中国已经为东亚提供了肃清海盗的“公共产品”，“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也从经济上让周边小国获益甚丰，目前东南亚各国大量出土的自宋代以来的中国古钱币和陶瓷器等交易品已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也不谋求意识形态的输出和主宰地位，避免了周边民族的摩擦、反感和冲突，保证了东亚的秩序稳定，“它与今日西方所熟悉的霸权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19]
从现代的经济角度来看，例外论者都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不会威胁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反之还会促成东亚区域的稳定发展。例外论者也认为优越论者炮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并不符合东亚的现实状况。这个“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主要论点有两个：（1）中国廉价劳动力使中国产品富于竞争力，会挤压东盟国家产品的市场份额；（2）中国巨大的内部市场会使本来要投资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转向中国。[20]海内外许多学者已对此做出详尽的统计和数据分析，以大量的客观事实说明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东盟国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从劳动力成本来说，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很低，平均不到美国的1/50，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25，那么平均起来美国每生产1美元产值所需的工资成本仅比中国高1/3，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悬殊。[21]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相对而言也很低，2000年的中国平均增加值仅26%，远低于美国的49%和日本的43.6%。[22]所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竞争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自1993年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流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流入中国的资本越多，流入其他亚洲国家的资本也越多。另外，流入中国内地的资本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流入东盟的日本资金都多于日本在华的投资。[23]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通过抢夺别人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并不存在“抢饭碗”的问题。
从很多例外论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国力上升，在国际贸易上不但不会和周边国家“争利”，反而还会适度地“让利”，以符合“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在发生危机时甚至还会扛上艰巨的担子，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承诺不“趁火打劫”让人民币贬值就成为例外论者大事宣扬的“颂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特别是近几年来进一步推动和加强睦邻互信合作关系，东盟国家日益意识到中国已成为促进发展的因素而不是威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明确否定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经济和政治影响也将伴随而来。”[24]至于人民币在东盟进行区域化的努力，在例外论者看来也是缔造中国和东盟双赢局面的重要因素，而非西方所渲染“中国以扩张人民币来经济殖民化东南亚国家”的不切实论调。“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稳中有升，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强大推动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区域内货币竞争性贬值设置了防火墙，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亚洲金融危机得以提前缓解...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稳健货币政策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坚定立场，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一种负责任的货币形象，人民币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25]
例外论者也普遍乐观看待中国和东盟在贸易和金融合作的前景。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展，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日益成熟的外部条件。一方面，东亚货币合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东盟10 国在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金融领域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各成员还就在2020 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达成一致。2000 年5 月，东盟10 国与中、日、韩3 国签署了“清迈协议”，目标在未来建立更大的亚洲储备基金。另一方面，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将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以及促进东亚地区金融稳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提升人民币竞争力，中国可以借助东亚货币合作的契机，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26]东南亚问题专家许宁宁说：“在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强大推动力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惠互利求双赢、全面合作谋发展的经济合作关系，正成为该地区的必然发展趋势，紧密合作结出的硕果给本地区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7]
总之，例外论流派的论点认为中国在对外事务上基本还是遵循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他们也认为，相对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例外”，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不同层面看来，在未来都可能实现。理想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重要性，也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调和，这都可从中国的实际行动和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动充分体现出来。
三、务实论：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共存”
在“优越论”和“例外论”之外，还有另一个主张“竞争性共存”的“务实论”流派，他们强调亚洲地缘政治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并据此反驳“误导政策制定者”的西方现实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和亚洲文化决定论者的乐观主义。务实论者也认为亚洲地缘政治是“多元结构”和“多元层次”的，即具有“硬性”的军事同盟也有“软性”的跨区域合作组织，因此呈现了多样化和变化多端的“相互依赖”形态。[28]从这些论点来看，务实论深受“新自由主义”和“复合相互依存论”的影响。
务实论者反对以“无历史观的现实主义镜头”来解释亚洲的未来会趋向危险的局势，他们赞成“兼容并蓄”的说法，即认为亚洲的安全有赖于“多重的安全途径”，支撑点在于部分的美国霸权、中美权力政治的均衡、区域安全合作论坛、成长中的经济多边主义（如东盟、亚太经贸论坛、东亚高峰会议），整个亚洲局势“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存多于硬梆梆的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的学者也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全球事实是“从全球霸权角度来看是单极（美国）的，但在东亚地区却是双极（中国的陆权和美国的海权）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和“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可以同时在东亚地区共存，是即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诸如“G2”和“中美国”（Chinamerica）等概念即出自于这一流派的学者口中。[29]
相对于冷战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优越论”现实主义观点和处于边缘位置的“例外论”理想主义观点，Michael Evans认为目前务实论者的“竞争性共存”观点在美国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当中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这可从自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开始即积极“接触”（Engagement）而非“遏制”（Containment）中国，美国高层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负责任参与者”的角色。[30]《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虽然以“霸权稳定论”的典型说法“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力量继续增强，中美关系会有摩擦与冲突，主导国家不会轻易把世界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兴起中的挑战国，而兴起中的挑战国要求获得与它们认为不断增长的实力相称的报答”，但他也认为“两国彼此之间在发展和平往来方面有重大利益，因为一方的繁荣会给另一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依然重要，而中国已成为美国高度消费型经济方式的融资者，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出口也越来越重要。美中不管发生什么方式的战争，均对两国带来经济上的灾难。”[31]
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弗格森指出：“中美国只占地球表面13%，却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值。中美国过去五年占全球成长的60%左右，它们的关系未必是失衡，而是比较像共生。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花钱；东方的中美国人从事制造业，西方的中美国人从事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东方的中美国人累积外汇存底，西方的中美国人制造美元面值债券和经营赤字。双方差异可以截长补短。”[32]但是扎克利•卡拉贝尔则认为弗格森的观点过于简化，事实上“这两个独立的经济体更为复杂、更为彻底纠结成一个混乱体系”。在“中国价格”和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上，卡拉贝尔认为“中国价格使中美贸易赤字持续扩大，赤字规模和中国崛起直接造成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的普遍看法，导致华府呼吁中国调整币值...各界谴责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无非是想维持竞争优势，以廉价商品倾销已开发国家”，但他也说“从人均所得来看，中国还是穷国，而且沿海都会区和内地大部分农业区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廉价货币带给中国的好处非同小可，若是劳动力成本突然升高或人民币升值，则不仅有通货膨胀之虞，缺乏竞争力更可能使国内经济脱轨，造成普遍的不安定。”[33]
根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立平的观点，目前中美有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主要有：（1）敏感性。自2000 年以来, 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比后三个新兴经济体（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近一倍。而且,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特别高。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额占中国GDP的7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 互为主要贸易伙伴的中美两国, 一方经济形势或经济政策的小变化, 都会导致另一方的经济迅速发生有代价的变化；（2）脆弱性与韧性并存。以能源为例,中美两国的能源政策都会给对方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虽然在石油储备和石油技术方面对能源缺乏的耐受性要高于中国, 但在能源使用方面的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中国，因为目前中国平均每70人才有一辆汽车, 而在美国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石油储备状况对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要大于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34]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上，中国的务实论者肯定其必要性：（1）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减少中国对外贸易的汇率波动；（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3）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但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美元体制”下，任何一个“贸易国家”的货币直接实现国际化是十分困难的，现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也面对许多难题，如国内金融体系脆弱、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增长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等。现阶段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具备支撑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条件，而中国经济发展与东亚经济的关联度却又在不断提高，东亚地区国家间也达成了开展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东亚共识”，因此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35]日本学者Ito认为“在迈向经济一体化和使用共同货币的议题上，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无可否认的是目前东亚的政治凝聚力非常弱...我们假设10年内中国真的落实资本管制的自由化，人民币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将会大增。那些与中国有很大贸易来往的国家将在双边互换货币上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将因此逐渐成为区域的强势货币。”[36]尽管如此，为了有效防范风险，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仍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在现阶段仍有必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预警能力，加强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只有这样，人民币才有望成为亚洲的地区性支配货币之一，在获得国际铸币税的同时为亚洲单一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37]
总之，务实论者认为，无论是优越论者主张“东亚会重演二战前的欧洲”或者是例外论者主张“东亚朝贡体系会复活”的“历史重演论”，都无法完整地解释目前的东亚现实环境，更不能预测东亚的未来。事实上，东亚目前所面临的状况根本无前例可循，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之深、在各层次的重大议题上包括货币和金融的合作深化，都是史无前例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目前周边各国对应中国的崛起也何尝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一旦中国在区域合作上有了想排除美国的举动，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东盟也不会让它成为现实，甚至会主动邀请美国和其他大国来参与东盟合作事务。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虽然大为改善, 但尚未达到质的飞跃。东南亚总体上还是把权重放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上,也就是说, 东南亚在高端政治上更加依靠美国而不是中国。[38]因此中美两国在东盟地区的“竞争性共存”的格局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结语：韬光养晦，循序渐进
以上三大流派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务实论的“竞争性共存”的观点毕竟还是比较切合东亚目前的大部分实况，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的“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9]。吉尔平指出“虽然经济因素在决定全球经济的特征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决定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仍将是政治因素...统一的世界经济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以及经济利益。作为一个现状国家，美国依赖于一个稳定与和平的世界。要维持这样的形势，至少需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持续不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40]
美国目前通过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种手段遏制中国扩大经济影响力的做法已有前例可循。在中国-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日益深化之际，美国必定会采取积极措施以继续保留在东亚的影响力，阻止该地区加强排除美国在外的区域一体化，并力图分散区域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例如，日本于1997年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但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提出成立东亚经济组合一样，都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回忆录中坦诚“全力扼杀”马哈蒂尔的主张，美国前财长也极力反对东亚进行货币合作，并试图把人民币问题多边化以散播“中国威胁论”。美国乔治敦大学的道琵珞教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说：“美国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应当通过加强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支持东南亚内部一体化，借以削弱中国影响力。”[9]
和人民币国际化关系重大的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美国政界自2003年以来就不时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相关议题。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和民间挟着强势人民币“走出去”，也能提高人民购买力和抑制通货膨胀，并有助于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因素主要是导致出口下降、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等，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10]虽然如此，对应西方的优越论，中国也出现以现实主义结合民族主义的思维来思考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动作，进而造成“西方资本家的金融阴谋论”大行其道，最近畅销全国但在学术上站不住脚的《货币战争》作者在书中一直鼓吹阴谋论的观点，即把金融危机归咎于华尔街少数精英的要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阴谋，大有“美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之意。这一类的文章不时将苏联瓦解后的惨况作为警惕，俄罗斯实行经济上的“振荡疗法”后经济沉沦了十多年之久，而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却没有因为俄罗斯开始民主化而收手，反而大事东扩到处挖俄罗斯的墙脚，说到底西方势力还是以地缘政治的利益作为考量更甚于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学者和政治领袖都视1985年的“广场协议”逼使日圆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在1989年破灭并衰退到今天仍未复原的“罪魁祸首”。美国在1990年代进入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而日本却陷入战后的经济最黯淡的时期，这就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主义”所致。当年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而逼不得已屈服，但这种“脆弱性”很难在中国身上重现，美国很难把当年对付日本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强加给中国，中国当局更要谨慎从事，决不能重蹈日本覆辙。[11]
美国为了捍卫美元霸权，将不惜一切介入和主导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甚至插手阻挠那些不利于本身霸权的区域化过程，这些“前科”包括：（1）应对1990年代欧盟经济体崛起的“警钟”，美国设立北美自贸区（NAFTA）和推动美洲自贸区（FTAA）来对抗欧盟和想办法击破欧元堡垒（Euro Fortress）；（2）东亚一旦出现“东亚经济组合”（EAEG）或“亚元”之类的苗头即全力扼杀，并主导泛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来阻止东亚国家的自主性；（3）趁着奥巴马高喊“重返东南亚”之际积极介入东盟自贸区（AFTA）10+3和东盟经济论坛（ARF），避免美国利益被排除在外。除此之外，美国近期又在APEC的基础上推出TPP的新概念，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IIE）的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于2009年11月16日的访谈中指出“奥巴马支持跨太平洋策略经济伙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TPP）”。他的论点主要是：（1）美国必须有一套“贸易政策”才可在国际谈判上有筹码，同时阻止“贸易保护主义”；（2）美国可以阻止正在酝酿“唯亚洲”的贸易组织；（3）美国可以筹组全球最大的经贸区域从中取利。[12]从他的字里行间或许可以看出，美国除了以APEC的形式继续在西太平洋地区扮演重要角色之外，也想通过这个所谓的TPP来“遏制”中国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强势发展。中国不断和许多国家进行“换汇”，已经令美国不安。TPP这个机制，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套在人民币的“金钟罩”，原因有：（1）由美国主导肯定要坚持运用美元在贸易上结算；（2）中国难阻挡成员国继续运用美元结算；（3）东海和南海事件上中国的不当反应让美国有机会进行挑拨离间和巩固TPP。
目前的国际形势犹如吉尔平所描绘的1930年代的情形：“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战时代，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稳，因为每一个经济集团都想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13]进入21世纪后，美国极可能会重演吉尔平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在80年代中期的行为显示出，美国不会为了大多数自由经济学家称之为更大的国际利益，而抛弃国内经济或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美国财政政策和预算赤字始终是全球经济问题的症结，美国也不大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安排顺序。美国不是改变自己的政策，倒是要求其他国家作出调整。”[14]根据这样思路推断美国的反应，进而批评美国为了转移国内问题而嫁祸于人民币的论调，目前已充斥中国各大媒体的评论当中。
二、例外论：理想主义的“和平崛起”
相对于优越论者认为未来的东亚局势会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那样，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悲惨局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例外论者则从另一个方向对优越论发起挑战。例外论者认为优越论者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推测中国的崛起会威胁现有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套独特的国家哲学和天下观，因此优越论者将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来套用在中国固有的“朝贡体系”思维，和拿1914年的德国和英国来和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作比较，都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迷思。[15]
例外论的学者认为，与其把欧洲的过去来预测亚洲的未来，还不如直接借鉴亚洲的过去。“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衰落导致亚洲陷入混乱。当中国强大和稳定时，亚洲的秩序就会得到保障。东亚在历史上的秩序，比起西方更加有层次、和平和稳定。”他们也强调“儒家资本主义”造就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中国的邓小平提出“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论点掀起了改革开放序幕，30年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精英更像市场经济的列宁主义者”。[16]台湾学者朱高正也认为中国是不具侵略性的，当年“郑和七下西洋，宝船舰队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中国非但未侵占任何一国的领土，而且还抑强扶弱，肃清海盗，主持国际正义。”[17]科恩把“霸权稳定论”分成自由主义色彩的仁慈霸权，另一种是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制性霸权。[18]从上述类似东亚版的“霸权稳定论”观点来看，朝贡体系年代的中国更像科恩所说的“金德尔伯格眼中的仁慈的霸权”。从例外论的拥护者看来，朝贡体系年代的中国已经为东亚提供了肃清海盗的“公共产品”，“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也从经济上让周边小国获益甚丰，目前东南亚各国大量出土的自宋代以来的中国古钱币和陶瓷器等交易品已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也不谋求意识形态的输出和主宰地位，避免了周边民族的摩擦、反感和冲突，保证了东亚的秩序稳定，“它与今日西方所熟悉的霸权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19]
从现代的经济角度来看，例外论者都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不会威胁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反之还会促成东亚区域的稳定发展。例外论者也认为优越论者炮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并不符合东亚的现实状况。这个“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主要论点有两个：（1）中国廉价劳动力使中国产品富于竞争力，会挤压东盟国家产品的市场份额；（2）中国巨大的内部市场会使本来要投资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转向中国。[20]海内外许多学者已对此做出详尽的统计和数据分析，以大量的客观事实说明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东盟国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从劳动力成本来说，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很低，平均不到美国的1/50，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25，那么平均起来美国每生产1美元产值所需的工资成本仅比中国高1/3，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悬殊。[21]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相对而言也很低，2000年的中国平均增加值仅26%，远低于美国的49%和日本的43.6%。[22]所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竞争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自1993年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流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流入中国的资本越多，流入其他亚洲国家的资本也越多。另外，流入中国内地的资本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流入东盟的日本资金都多于日本在华的投资。[23]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通过抢夺别人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并不存在“抢饭碗”的问题。
从很多例外论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国力上升，在国际贸易上不但不会和周边国家“争利”，反而还会适度地“让利”，以符合“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在发生危机时甚至还会扛上艰巨的担子，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承诺不“趁火打劫”让人民币贬值就成为例外论者大事宣扬的“颂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特别是近几年来进一步推动和加强睦邻互信合作关系，东盟国家日益意识到中国已成为促进发展的因素而不是威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明确否定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经济和政治影响也将伴随而来。”[24]至于人民币在东盟进行区域化的努力，在例外论者看来也是缔造中国和东盟双赢局面的重要因素，而非西方所渲染“中国以扩张人民币来经济殖民化东南亚国家”的不切实论调。“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稳中有升，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强大推动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区域内货币竞争性贬值设置了防火墙，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亚洲金融危机得以提前缓解...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稳健货币政策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坚定立场，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一种负责任的货币形象，人民币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25]
例外论者也普遍乐观看待中国和东盟在贸易和金融合作的前景。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展，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日益成熟的外部条件。一方面，东亚货币合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东盟10 国在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金融领域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各成员还就在2020 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达成一致。2000 年5 月，东盟10 国与中、日、韩3 国签署了“清迈协议”，目标在未来建立更大的亚洲储备基金。另一方面，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将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以及促进东亚地区金融稳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提升人民币竞争力，中国可以借助东亚货币合作的契机，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26]东南亚问题专家许宁宁说：“在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强大推动力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惠互利求双赢、全面合作谋发展的经济合作关系，正成为该地区的必然发展趋势，紧密合作结出的硕果给本地区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7]
总之，例外论流派的论点认为中国在对外事务上基本还是遵循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他们也认为，相对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例外”，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不同层面看来，在未来都可能实现。理想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重要性，也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调和，这都可从中国的实际行动和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动充分体现出来。
三、务实论：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共存”
在“优越论”和“例外论”之外，还有另一个主张“竞争性共存”的“务实论”流派，他们强调亚洲地缘政治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并据此反驳“误导政策制定者”的西方现实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和亚洲文化决定论者的乐观主义。务实论者也认为亚洲地缘政治是“多元结构”和“多元层次”的，即具有“硬性”的军事同盟也有“软性”的跨区域合作组织，因此呈现了多样化和变化多端的“相互依赖”形态。[28]从这些论点来看，务实论深受“新自由主义”和“复合相互依存论”的影响。
务实论者反对以“无历史观的现实主义镜头”来解释亚洲的未来会趋向危险的局势，他们赞成“兼容并蓄”的说法，即认为亚洲的安全有赖于“多重的安全途径”，支撑点在于部分的美国霸权、中美权力政治的均衡、区域安全合作论坛、成长中的经济多边主义（如东盟、亚太经贸论坛、东亚高峰会议），整个亚洲局势“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存多于硬梆梆的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的学者也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全球事实是“从全球霸权角度来看是单极（美国）的，但在东亚地区却是双极（中国的陆权和美国的海权）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和“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可以同时在东亚地区共存，是即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诸如“G2”和“中美国”（Chinamerica）等概念即出自于这一流派的学者口中。[29]
相对于冷战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优越论”现实主义观点和处于边缘位置的“例外论”理想主义观点，Michael Evans认为目前务实论者的“竞争性共存”观点在美国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当中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这可从自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开始即积极“接触”（Engagement）而非“遏制”（Containment）中国，美国高层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负责任参与者”的角色。[30]《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虽然以“霸权稳定论”的典型说法“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力量继续增强，中美关系会有摩擦与冲突，主导国家不会轻易把世界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兴起中的挑战国，而兴起中的挑战国要求获得与它们认为不断增长的实力相称的报答”，但他也认为“两国彼此之间在发展和平往来方面有重大利益，因为一方的繁荣会给另一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依然重要，而中国已成为美国高度消费型经济方式的融资者，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出口也越来越重要。美中不管发生什么方式的战争，均对两国带来经济上的灾难。”[31]
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弗格森指出：“中美国只占地球表面13%，却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值。中美国过去五年占全球成长的60%左右，它们的关系未必是失衡，而是比较像共生。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花钱；东方的中美国人从事制造业，西方的中美国人从事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东方的中美国人累积外汇存底，西方的中美国人制造美元面值债券和经营赤字。双方差异可以截长补短。”[32]但是扎克利•卡拉贝尔则认为弗格森的观点过于简化，事实上“这两个独立的经济体更为复杂、更为彻底纠结成一个混乱体系”。在“中国价格”和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上，卡拉贝尔认为“中国价格使中美贸易赤字持续扩大，赤字规模和中国崛起直接造成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的普遍看法，导致华府呼吁中国调整币值...各界谴责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无非是想维持竞争优势，以廉价商品倾销已开发国家”，但他也说“从人均所得来看，中国还是穷国，而且沿海都会区和内地大部分农业区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廉价货币带给中国的好处非同小可，若是劳动力成本突然升高或人民币升值，则不仅有通货膨胀之虞，缺乏竞争力更可能使国内经济脱轨，造成普遍的不安定。”[33]
根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立平的观点，目前中美有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主要有：（1）敏感性。自2000 年以来, 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比后三个新兴经济体（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近一倍。而且,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特别高。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额占中国GDP的7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 互为主要贸易伙伴的中美两国, 一方经济形势或经济政策的小变化, 都会导致另一方的经济迅速发生有代价的变化；（2）脆弱性与韧性并存。以能源为例,中美两国的能源政策都会给对方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虽然在石油储备和石油技术方面对能源缺乏的耐受性要高于中国, 但在能源使用方面的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中国，因为目前中国平均每70人才有一辆汽车, 而在美国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石油储备状况对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要大于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34]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上，中国的务实论者肯定其必要性：（1）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减少中国对外贸易的汇率波动；（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3）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但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美元体制”下，任何一个“贸易国家”的货币直接实现国际化是十分困难的，现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也面对许多难题，如国内金融体系脆弱、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增长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等。现阶段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具备支撑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条件，而中国经济发展与东亚经济的关联度却又在不断提高，东亚地区国家间也达成了开展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东亚共识”，因此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35]日本学者Ito认为“在迈向经济一体化和使用共同货币的议题上，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无可否认的是目前东亚的政治凝聚力非常弱...我们假设10年内中国真的落实资本管制的自由化，人民币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将会大增。那些与中国有很大贸易来往的国家将在双边互换货币上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将因此逐渐成为区域的强势货币。”[36]尽管如此，为了有效防范风险，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仍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在现阶段仍有必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预警能力，加强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只有这样，人民币才有望成为亚洲的地区性支配货币之一，在获得国际铸币税的同时为亚洲单一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37]
总之，务实论者认为，无论是优越论者主张“东亚会重演二战前的欧洲”或者是例外论者主张“东亚朝贡体系会复活”的“历史重演论”，都无法完整地解释目前的东亚现实环境，更不能预测东亚的未来。事实上，东亚目前所面临的状况根本无前例可循，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之深、在各层次的重大议题上包括货币和金融的合作深化，都是史无前例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目前周边各国对应中国的崛起也何尝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一旦中国在区域合作上有了想排除美国的举动，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东盟也不会让它成为现实，甚至会主动邀请美国和其他大国来参与东盟合作事务。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虽然大为改善, 但尚未达到质的飞跃。东南亚总体上还是把权重放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上,也就是说, 东南亚在高端政治上更加依靠美国而不是中国。[38]因此中美两国在东盟地区的“竞争性共存”的格局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结语：韬光养晦，循序渐进
以上三大流派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务实论的“竞争性共存”的观点毕竟还是比较切合东亚目前的大部分实况，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的“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9]。吉尔平指出“虽然经济因素在决定全球经济的特征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决定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仍将是政治因素...统一的世界经济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以及经济利益。作为一个现状国家，美国依赖于一个稳定与和平的世界。要维持这样的形势，至少需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持续不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40]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通过货币宽松政策迅速反弹，同时期的欧元则陷入国债危机而呈现长久的劣势，日圆也在经济通缩之下毫无作为，而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却面对人民币遭重重限制，在这种局势下，衰落中的美国在金融和军事上的霸权仍然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中国必须在中美高度相互依存的情况下继续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在崛起的过程中需展示更柔软的姿态以免引起周边各国畏惧，人民币国际化也必须避开美元霸权的反弹，以“循序渐进”的稳健步伐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和调整汇率升值，才是较为务实可行之道。
[1] 路透社新闻：http://in.reuters.com/article/idINSP49253620091208
[2] Michael Evans, Power and Paradox: Asian Geopolitic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rbis, Jan 2011, Vol.55 Issue 1, pg85-113
[3] 同[2]
[4] 同[2]
[5] 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杨宇光译，〈台北〉桂冠图书出版，第135-136页
[6]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7] 同[5]，第70页
[8] Lee Kuan Yew, Battle For Preeminence, http://www.forbes.com/forbes/2010/1011/rich-list-10-opinions-lee-kuan-yew-current-events-preeminence.html
[9] 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296-297页
[10] 人民币升值利弊的主要论点是作者在2010年12月6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约瑟夫•奈讲座上，根据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的点评而作的笔录。
[11]Paul Bowles and Baotai Wang, The rocky road ahead: China, the US and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5:3 August 2008 pg335–353
[1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bookstore.iie.com/publications/interviews/pp20091116bergsten.pdf
[13] 同[5]，第148页
[14] 同[5]，第184页
[15] 同[2]
[16] 同[2]
[17] 朱高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国际秩序的意义》，《白鹿洞讲演录》，台湾商务出版社
[18] 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腾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82页
[19] 杨发喜：《从“协和万邦”到建设和谐世界》，人民出版社，第81页。
[20] 韦红：《美国因素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21] 林毅夫：《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未来》，《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22] 同[21]
[23] 张恒俊：《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第162页
[24] 同[23]，第195-196页
[25] 范祚军，凌璐阳：《基于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竞争格局转换的人民币区域化策略调整》，《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4期
[26] 同[24]
[27] 同[23]，第251页
[28] 同[2]
[29] 同[2]
[30] 同[2]
[31]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页
[32] 扎克利•卡拉贝尔：《超融合-中美经济合体如何决定世界繁荣》，〈台北〉麦田出版社，第275-276页
[33] 同[32]，第238-240页
[34] 夏立平：《21 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
[35] 李晓，丁一兵：《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第75-105页
[36] Takatoshi I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MB on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Other Econom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nference: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19 October 2007
[37] 同[6]，第247-248页
[38] 肖刚，李亮：《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再思考》，《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
[39]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11/24/content_18941208.htm
[40] Robert 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节录自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第280-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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