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形势演变与中国对东盟公共外交的再思考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后，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动摇，美国领导世界的底气弱化。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后美国时代”的论调此起彼落，反观中国耀眼的经济表现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各国争相拉拢的对象，“北京共识”俨然拥有和“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之势。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实，东盟各国前后纷纷与中国签订外汇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看俏，就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外交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之际，2010年3月开始的新一轮南海争端却让原本的“形势一片大好”迅速降温成“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1] ，令许多原本乐观看待这个世界上最大自贸区正面发展的人士措手不及。
一、 南海争端：一片大好到形势严峻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各类文献众多，本文仅从最近数月的重大事态演变作出浅析。2010年3月左右国际舆论开始炒作有关中国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的论调，加上中国的一些媒体针对南海课题发表的强硬言论，使国际上的不友善媒体为召唤“中国威胁论”找到了现成的口实和着力点。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调南海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大谈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暗指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交部坚持一对一解决南海争端，与12个主张多边解决问题的东盟成员国争持不下而陷入孤掌难鸣的局面。[2]
与美国明显为了维护本身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和本国石油财团在南海的利益相比，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巨额投资和70%进口原油必须经过这个“海上生命线”更攸关其切身利益[3]，因此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上述论坛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家谦会谈后亦称：“日本对南海问题不能毫不关心。”[4]
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渔政船事件”也牵动着南海局势的发展。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于9月23日在福布斯网站撰文指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个别解决边境领海问题，东南亚国家会倒向美国”[5]。言犹在耳的隔天，日本释放中国的渔政船船长，但中方立场仍然强硬；同一天在纽约举行的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即发表联合声明再谈南海航海自由，菲律宾总统阿奎诺在会上公然强调“东盟将团结反对中国宣示南海主权”，东盟秘书长素林也称“世界希望东盟能成为平衡区域的力量”。[6]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实，东盟各国前后纷纷与中国签订外汇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看俏，就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外交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之际，2010年3月开始的新一轮南海争端却让原本的“形势一片大好”迅速降温成“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1] ，令许多原本乐观看待这个世界上最大自贸区正面发展的人士措手不及。
一、 南海争端：一片大好到形势严峻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各类文献众多，本文仅从最近数月的重大事态演变作出浅析。2010年3月左右国际舆论开始炒作有关中国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的论调，加上中国的一些媒体针对南海课题发表的强硬言论，使国际上的不友善媒体为召唤“中国威胁论”找到了现成的口实和着力点。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调南海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大谈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暗指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交部坚持一对一解决南海争端，与12个主张多边解决问题的东盟成员国争持不下而陷入孤掌难鸣的局面。[2]
与美国明显为了维护本身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和本国石油财团在南海的利益相比，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巨额投资和70%进口原油必须经过这个“海上生命线”更攸关其切身利益[3]，因此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上述论坛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家谦会谈后亦称：“日本对南海问题不能毫不关心。”[4]
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渔政船事件”也牵动着南海局势的发展。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于9月23日在福布斯网站撰文指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个别解决边境领海问题，东南亚国家会倒向美国”[5]。言犹在耳的隔天，日本释放中国的渔政船船长，但中方立场仍然强硬；同一天在纽约举行的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即发表联合声明再谈南海航海自由，菲律宾总统阿奎诺在会上公然强调“东盟将团结反对中国宣示南海主权”，东盟秘书长素林也称“世界希望东盟能成为平衡区域的力量”。[6]
2010年10月28-30日，温家宝在越南举行的第十三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国珍视同东盟国家的传统友谊，愿与东盟国家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将继续支持东盟2015年建成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温总理就南海领土争端这个敏感而又尖锐的问题表示“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妥善解决双边争议。”[7]温总理的言论虽对中国和东盟关系带来一丝暖意，但总体而言很难恢复到之前的顺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外交全方位面临很大的连锁压力。在压力之下，中国处于消极的防御状态。尽管在一些领域也表现为强硬，但这些强硬的举措往往引出相关国家更为强硬的反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外交处理不好，更有可能演变成为深度外交危机。”[8]尽管有些人认为中国-东盟外交情况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悲观，至少双边的经济和贸易合作依然进行，但目前中国在此区域的影响力与其迅猛崛起的经济实力不相称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
有意思的是，温总理在10+1会议上提出的六个建议中，除了促进经贸、金融和农业合作之外，也提出“进一步加深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把2011年定为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9]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重视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并着手把对东盟的经济外交和首脑外交的传统外交范畴扩展到公共外交的领域。
二、 公共外交：争夺话语权的突破口
美国总统奥巴马自上台以来即高唱“重返东南亚”，自有其政治经济上的考量。金融海啸之后的美国必须重新稳固美元的霸权，尤其是在东盟这个全球最大的自贸区，美国必须通过各种手段以缓减各国在贸易上采用人民币，以遏制人民币扩张的势头。事实上，“中国威胁论”的冷战遗绪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笼罩在东南亚各国，加上中国与东盟历来有南海主权纷争，这就成为美国可以“四两拨千斤”加以利用的现成外交王牌。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虽然大为改善, 但尚未达到质的飞跃。东南亚总体上还是把权重放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上,也就是说, 东南亚在高端政治上更加依靠美国而不是中国。[10]
美国针对中国影响力扩张而展开“收复失地”攻略，并以“煽风点火”和“挑拨离间”的方式激化了中国与东盟的矛盾，除了东南亚各国基于地缘政治现实而必须保持大国平衡外交之外，也与美国依然在东南亚地区掌控雄厚的“软实力”有关。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源自政策、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吸引力，是不必靠大棒子威胁也不必用胡萝卜利诱，让别人从内心深处主动为我吸引。”[11]他也说“如果一个国家在崛起的同时能具备了吸引他人的“软实力”，就可以避免邻国的恐慌，减少其他国家恐惧和扼制其崛起的可能性。”[12]从南海事件演变看来，目前阶段的中国离奈所说的境界还有很大的差距。
公共外交是指国家通过卫星电视、广播、电影、书刊、互联网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树立本国的良好形象，推介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和价值观，传递本国希望传播的信息，实现本国外交政策。[13]“软实力”的概念丰富了权力理论的内涵，也扩展了公共外交的论述。约瑟夫•奈在《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一文中论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一国之软实力有赖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公共外交作为历史上一种推广软实力的手段，对赢得冷战的胜利有实质的功效。”[14]奈也指出“软实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实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15]若根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的定义，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他也认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所谓“公众”既包括非政府部门的机构和组织，如媒体、大学、研究所、智囊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也涵盖了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如社会活动家、学者、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和广大公众。[16]可见公共外交和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极为紧密，有效的公共外交除了可以累积国家软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官方的传统交更具灵活性，其目标就是直接面向所在国民众，引导所在国的舆论，利用所在国的非政府单位传播有利于本国的信息，最终影响所在国政府的政策。
虽然有大量文章论及中国近年来的“软实力”增长，如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孔子学院在各国设立、中文教育日益普及、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增加等等。一些人也把上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现象视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在扩大。但在东南亚，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殖民统治，各国在独立前的语言政策上都采用宗主国语言，独立后主要采用民族语言为国语，冷战时期更受到英美文化影响，英语作为工商界的强势语言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中华文化一直以来都无法成为该地区的主流文化。在大众文化领域，好莱坞依然主导民众的娱乐品味，西方品牌更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这些现象也是东南亚各国的客观事实。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目前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增长并不像一些学者所估计得那么乐观。
美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行之已久。美国国际开发署为拥有3千万成员的印尼主流的温和穆斯林组织“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它落实建设学校、医院、社区营造等一系列计划，以及推动印尼人对民主自由的意识 [17] ；附属于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林肯图书馆协助当地人设立民众图书馆、举办美国电影分享会和美国升学讲座等活动。[18] 相对于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孔子学院是官方对官方、局限于高教领域并只有少数学生受惠，美国通过东南亚国家的民间组织网络来渗透社区和接触基层人民，并对民众直接灌输美国的价值观，这对塑造美国的正面形象显然更为彻底和深远。[19]
中国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地区及世界大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被东南亚认可和接受的大国，仍需坚持不懈地通过日益成熟的传统外交，以及蓬勃兴起的公共外交，化解挑战和矛盾，加强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20]但是，奈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不足：“与美国相比，中国依旧缺乏帮助创造国家软实力的非政府组织”。[21]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看，非政府组织是国家软实力向外扩张的重要载体，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角色。但在中国，“虽然近年来访问东南亚的代表团数目不少，举办这一类活动总是由政府牵头，由宣传、宗教、统战、商业、文化以至民政局官员主导或参与；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民间主办，对口单位依然是中国的政府机关。这种以地方层次为主动的公共外交，毕竟依旧是以中国地方政府机构对口外国民众为主，出国的官员或招待外宾的官员在转述或执行国家政策以及对外立场时，理解水平和沟通能力也不一致。”[22]由于中国的公共外交属于很新的概念，实施手段略显粗糙，海外学者对此的批评也很严厉，“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公共外交的设计很差，野心过大，能力不足。公共外交不是群众运动，运动式的公共外交不但争取不了人们期待中的软力量，反而会产生很多“负”力量。外交是一门专业，公共外交也是如此。没有专业精神和能力的公共外交不足以“增大”中国外交，而是相反。”[23]
公共外交的成功需要本国民众的支持，约瑟夫•奈也因此指出：“在一定的维度上，软实力的主要资源来自公民社会所创造，从好莱坞到哈佛都如是。[24]” 要取得本国民众的支持，首先要利用各种手段，让民众充分了解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事务，与民众沟通、互动的渠道畅通，推动民间特别是经营的对话，主动为之创造条件，尤其是要大力支持学术界的国际交流，这样公共外交可望得到坚实的国内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国外公众舆论的支持。[25]美国宗教组织通过海内外宣教事业来传播美国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可被视为美国民众直接参与公共外交的例子。美国政府在难民援助、人道主义救援和经济发展等海外援助项目方面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有许多合作，美国政府甚至直接出资支援这一类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海外的活动。美国宗教组织的传教活动遍布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并且举办和资助大量诸如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机构。美国宣教史学家比弗曾说海外传教仍然是“美国文化在草根层面上对这些民族产生影响的最有效方式，是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26]
从全球格局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并牢牢把握着经济军事以及话语霸权。中国内外战略均处于转型阶段，东亚尤其是东南亚是个恰当的突破口，能给中国提供较为充分的战略转圜空间，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一环。[27]但是在东南亚就有数以百计的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甚至有些组织还在西方资助下反对本国政府与中国合作。要当地政治人物接受中国立场、要当地民众理解中国，不再是单靠政府对政府的交谈可以解决的。这正是中国必须投入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共外交的理由。[28]
对东盟实施公共外交是中国突破西方势力战略围堵的突破口，但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潜移默化的灌输之下，东南亚各国从冷战以来就长期排挤中国，使这个地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策源地，即使经贸往来再增加也未必能淡化东南亚政治人物乃至普罗大众的根深蒂固的中国负面形象。从奥巴马上台后对东盟各国的几个大动作看来，美国的意图不但是要“重返东南亚”，甚至有“重返冷战”的意味。因此，实施公共外交须有一套外交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尤其是要突显中国自古以来的睦邻价值观，才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化解纷至沓来的外交矛盾和压力。
三、 国家哲学：摆脱西方的游戏规则
朝贡体系年代的南洋（东南亚）一直是中国文明的势力范围，而中国更是当时的国际秩序制定者。直到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用船坚炮利逐步摧毁东亚朝贡体系，并将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式的民族国家概念强加给东南亚国家，直到现在整个国际关系话语权依旧被西方大国掌控。深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东南亚各国即使在独立后仍然无法摆脱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跟随西方的步伐。
美国学界对于外交哲学历来都有摩根索现实主义和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争论，但总的来说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界的主流思想。中国在国力孱弱的年代奉行力求生存的现实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无可奈何之抉择，但到了中国崛起的年代，外交思路必须超越西方语境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路线之争。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同时意味着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回归, 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也将在这个长期被西方文化和观念所主宰的世界上凸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外交哲学当然要体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因此, 中国外交哲学以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为基本取向就顺理成章。[29]
外交哲学必须建立在国家哲学的基础上。台湾学者朱高正认为中国自古有一套极其宏伟的国家哲学，这套国家哲学来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前古圣王，由孔子把它总结于《大学》之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套理论早就做到了，郑和只是把《大学》的要求运用到现实的外交作为而已。”[30]
不但是台湾学者有这样的看法，东南亚华人在二战前后普遍上也有类似的思潮，以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始人陈祯禄的论述为例：“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应该大同了，全球上的人的理想前途，该是平等及团结。如孔子所说，各尽其力各取所需，人皆手足兄弟焉。又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强调“每个华人都应该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古训，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社会及生活的基础。我们还要明白中庸学说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的道理。”[31]陈祯禄根据这套哲学形成的政治理念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海外华人与其他民族共同建国的事迹。面对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当地华人最终虽然在政治上必须认同所在国而不是中国，但在文化上仍然坚持以中华文化为认同对象，在西方强势介入和排华阴影笼罩之下继续坚守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阵地。
但是中国国内的局势变化使得处于亡国边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质疑和批判传统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后，以一种剧烈、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节节败退，文化大革命时更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时过境迁的今天，人们都在反思这个文化浩劫的后遗症，中国学者胡令远的看法是：“由于中国所处的屈辱地位或严峻的国际环境所引发的急功近利、以求毕其功于一役、急于改变现状的紧迫感、压力感之所致。这就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的倾向；二是由这样的倾向逐渐把反传统的思维模式推向极端。从而往往使我们在思想文化问题上陷入困境, 甚至发生文化认同上的精神分裂, 使我们弄不清文化的起承转合过程中的那种连接, 这种失重感使我们常常不知道在文化上身居何处。”[32]
“五四”直到后来的文革不只造成中国的文化断层，也直接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造成巨大的冲击，为日后西方势力在东南亚强化本身的话语权和弱化中国影响力埋下了伏笔。根据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批准解密的1957年12月11日《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美国在冷战时期同时对东南亚华人推动两个政策：（1）煽动华侨华人的民族情感，从自己的文化认同心理去倾向台湾；（2）将防共安全体系与当地民族主义的形成方向结合起来，令到同一区域的民族主义浪潮即使不是对华人的国家认同有所怀疑，也要以同化华人为安全目标。一旦这个指导方针落实到政治层面，而且被贯彻为冷战时期全面笼罩人们日常生活的思想斗争，就等于两个政策同时具体落实在每一个华人的生活，影响每个人的命运。同一个组织出动国家机器在东南亚国家的同一个群体制造背道而驰的两种思想影响，这不只是让华人思想分裂，简直是要教人变成精神分裂了。[33]
这份十几页纸的指导方针成了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实施统战的总纲领，在政经文教各个方面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对中国和对当地华人的政策，也影响了东南亚好几代华人对中国的观感。即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崛起虽然对东南亚华人增加了吸引力，但大多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去学习中文和到中国经商，对于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则很弱，一些以华人为主的团体甚至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也跟着西方媒体的论调起舞，如依据西方标准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责难等。此外，对其他非华人的民族而言中国不过是个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可以成为经济合作伙伴但在内心深处还是对中国充满戒心。这些心态可从身为华人的李光耀却不断发表令中国民族主义者不快的“欢迎美国重返东南亚”和“制衡中国威胁”论调中可以看出，此外，更早之前东盟秘书长素林也说过：“美国是该地区（东南亚）唯一能提供安全感的大国。”[34]
无论如何，随着中国的崛起，在振兴中华的号召下，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与文化主体意识才逐渐恢复。放眼当今世居，全球化的脚步越是加快，文化特殊性的要求反而越为凸显，如日本有“再亚洲化”的呼声，阿拉伯世界有“再回教化”的浪潮，印度则有“印度教复兴运动”。这种不断扩散的现象，一言以蔽之，即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35]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张力, 是完全可以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当今, 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对传统文化中负面的因素保持警惕、进行批判和清算。同时也要注意探寻它的现代意义,探寻它与并存的文化的互补、互相融合吸收、形成新的文化的可能性。[36]
简言之，应付传统的“高级政治”如多边外交和军事等攸关国家安全的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思路是无可厚非之举，但对于扩充软实力、需要更多民间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公共外交，其思路则应结合中国固有的国家哲学，制定外交政策时须发自于仁心，才能以更柔软、优雅、温和的姿态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诚意以待物”,即先要以至诚的心意来对待邻邦，示天下以不欺；再次“恕己以及人”，即推恕己之心以及邻邦，示天下以无私。郑和七下西洋，宝船舰队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中国非但未侵占任何一国的领土，而且还抑强扶弱，肃清海盗，主持国际正义。这种来自《大学》、《礼记》、《周易》等儒家经典的国际交往的王道政治比起近现代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霸道政治要文明多了。[37]
虽然最近有西方学者如马丁•贾克著书《当中国统治世界》论及中国崛起极可能会复活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这种论调相当程度上会引起周边各国的不安，但在西方语境下遭到“妖魔化”的朝贡体系在历史上并非如此不堪。与表面平等但实际上大国不断干涉小国的西方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东方朝贡体系是表面上等级分明其实互不干涉。中国皇帝作为这个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只求周边国家臣服进贡，却不企求对各国的实际控制。[38]根据儒家义理“推父母之心于百姓”和“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将这种思维推扩到国与国的关系，那就是视别国犹吾国，以天下为一家，最后是要求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中国自古以来，虽自视为“天朝上国”，但对于四邻前来朝贡者皆赏赐有加。对于藩属的内政从不主动过问、干涉，只有基于对方的请求，才会提供相关的协助。中国也从不曾将中国的礼俗、文物、典章、制度强加在藩属之上。倒是很多藩属羡慕“天朝上国”，自主派人前来学习，像日本的遣唐使与大化革新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39]如此“礼运大同”的境界岂不可比美约瑟夫•奈所说的“让别人从内心深处主动为我吸引”？虽然如此，在全球化的年代重新复制一套“翻版”的朝贡体系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要改写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必须以硬实力作为基础发展软实力，并设法结合现代国际外交的准则和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精髓，才能“谋国家形象之势”，“在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国际理念上消除国际疑虑、误解和偏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占领道义高地,使国家形象更可亲、可敬、可信。”[40]
结语：中国必须从文化上崛起
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谈到“一个不能对外输出价值观的国家是不能成为世界大国的。”法国人素以其革命文化而自豪，大革命期间不断向外输出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进而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美国人则认为他们对世界负有重大的使命感，于是乎我们常看美国一手拿着美式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另一手却拿着巡航导弹和航空母舰四处出击。
与西方大国对本身价值观的自信程度相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 而这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秉性。而且, 中国不仅没有可供出口的意识形态, 甚至连可供本国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没有别的信仰, 进而陷入了“道德和伦理的真空”。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会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 还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 尤其需要某种信念, 就像美国人有所谓“美国信条”一样, 没有这种精神维系, 国家的团结甚至生存就岌岌可危, 更妄论成为强国。[41]
日本学者伊田熹家强调“中国的崛起必须是文化上的崛起”，他表示“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仅发展经济是不足以成为世界性大国的。从历史来看，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是正常之事，中国没作为文化大国崛起才是怪事。有广大国土和庞大人口的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肯定会引起周边国家畏惧，若中国恢复文化大国地位就可以减轻这种畏惧感。中国首要目标是恢复文化大国的地位，中国必须从文化上崛起而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上崛起，在那种情况下，日韩和周边各国也会适应中国的文化崛起而各自发展、交流，亚洲的稳定才能实现。”①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具有相对独立和成熟的文明体系，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外交学不可能彻底丢掉老祖宗，不可能抛弃中国传统外交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民族之根。[42]有效地运用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底的外交政策可以与西方争夺话语权，也可以减轻西方一直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对中国所进行的种种责难和施压。在公共外交当头的年代，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乃至个人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是国家的形象大使。因此，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哲学的重视程度，培养更多具备国际视野、仁道精神和人文素养的人民，以更有自信的精神面貌走向世界，对于中国积累软实力，进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和平崛起的宏伟目标，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郑永年：《中国外交局势呼吁强势外交战线》，（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9月21日
[2]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0年7月24日
[3] Joshua P. Rowan,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Issue 3, pp. 414–436 2005
[4] 新民网新闻：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7/25/5946329.html
[5] Lee Kuan Yew, Battle For Preeminence http://www.forbes.com/forbes/2010/1011/rich-list-10-opinions-lee-kuan-yew-current-events-preeminence.html
[6] 中国频道新闻：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guangdong/2010-09-26/content_924073.html
[7] 新华网云南频道新闻：http://www.yn.xinhuanet.com/asean/2010-10/31/content_21274655.htm
[8] 郑永年：《中国外交：新思维才会有新格局》，（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1月16日
[9] 同[7]
[10] 肖刚，李亮：《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再思考》，《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
[11] 张光梓编：《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12] 同上，第232-233页
[13] 俞正梁：《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14] Joseph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94
[15]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16]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17] USAID, Indonesian Islamic Leaders to Gather in Washington to Discuss and Strengthen US-Indonesian Relations, Press Release, March 31,2006, http://www.usaid.gov/press/releases/2006/pr060331,html
[18]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网站：http://usembassymalaysia.org.my/lincoln/lincoln.htm
[19] 有关美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可参阅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119-151页
[20] 同[11]
[21] 同[11]，第230页
[22] 王琛发：《正视非政府机构在公共外交的软实力作用—以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处境为讨论重点》，《友谊论坛：2010-公共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2010年11月
[23] 郑永年：《中国实现“大国大外交”几个条件》，（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0月26日
[24] Nye,Joseph S,Think Again:Soft Power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hink-again-soft-power
[25] 同[13]，第114页
[26] 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美国宗教的路线图》，时事出版社，第99-100页
[27] 冯映宇：《应加强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法治与社会》，2009.12（中）
[28] 同[22]
[29] 张志洲：《创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国际观察》， 2007年第1期
[30] 朱高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国际秩序的意义》，《白鹿洞讲演录》，台湾商务出版社
[31] 有关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可参阅：王琛发编《为万世开太平-陈祯禄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马华公会中央党校出版
[32] 胡令远：《回归与重构——论中日当代文化的一种取向》，《日本学刊》，1998年04期
[33] 有关《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可参阅：刘雄、尹新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王琛发：《对手：那只看不见的手——谨以此文纪念林连玉先生的奋斗》，（马来西亚）《光华日报》，2010年12月9日；王琛发：《马来亚冷战阴影下的风雨声、读书声与罢课声—1950年代华校学生运动在历史上的定位及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马来西亚）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会出版
[34] Pitsuwan, Surin., America’s Role in Asia: Recommendatio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16, December, 2008, Seol. www.asiafoundation.or.kr/document/ARA%20Seoul/SEA.pdf.
[35] 同[30]
[36] 同[32]
[37] 同[30]
[38]《重建中国的外交哲学与价值观一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家张睿壮访谈》，《南风窗》，2008年9月24日-10月7日，第20期
[39] 同[30]
[40] 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
[41] 同[38]
[42] 陈志敏，肖佳灵，赵可金：《当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30页
① 根据笔者在2010年12月15日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东北亚地区历史与文化若干问题”讲座而作的笔录
[1] 郑永年：《中国外交局势呼吁强势外交战线》，（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9月21日
[2]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0年7月24日
[3] Joshua P. Rowan,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Issue 3, pp. 414–436 2005
[4] 新民网新闻：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7/25/5946329.html
[5] Lee Kuan Yew, Battle For Preeminence http://www.forbes.com/forbes/2010/1011/rich-list-10-opinions-lee-kuan-yew-current-events-preeminence.html
[6] 中国频道新闻：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guangdong/2010-09-26/content_924073.html
[7] 新华网云南频道新闻：http://www.yn.xinhuanet.com/asean/2010-10/31/content_21274655.htm
[8] 郑永年：《中国外交：新思维才会有新格局》，（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1月16日
[9] 同[7]
[10] 肖刚，李亮：《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再思考》，《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
[11] 张光梓编：《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12] 同上，第232-233页
[13] 俞正梁：《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14] Joseph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94
[15]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16]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17] USAID, Indonesian Islamic Leaders to Gather in Washington to Discuss and Strengthen US-Indonesian Relations, Press Release, March 31,2006, http://www.usaid.gov/press/releases/2006/pr060331,html
[18]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网站：http://usembassymalaysia.org.my/lincoln/lincoln.htm
[19] 有关美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可参阅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119-151页
[20] 同[11]
[21] 同[11]，第230页
[22] 王琛发：《正视非政府机构在公共外交的软实力作用—以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处境为讨论重点》，《友谊论坛：2010-公共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2010年11月
[23] 郑永年：《中国实现“大国大外交”几个条件》，（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0月26日
[24] Nye,Joseph S,Think Again:Soft Power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hink-again-soft-power
[25] 同[13]，第114页
[26] 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美国宗教的路线图》，时事出版社，第99-100页
[27] 冯映宇：《应加强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法治与社会》，2009.12（中）
[28] 同[22]
[29] 张志洲：《创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国际观察》， 2007年第1期
[30] 朱高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国际秩序的意义》，《白鹿洞讲演录》，台湾商务出版社
[31] 有关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可参阅：王琛发编《为万世开太平-陈祯禄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马华公会中央党校出版
[32] 胡令远：《回归与重构——论中日当代文化的一种取向》，《日本学刊》，1998年04期
[33] 有关《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可参阅：刘雄、尹新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王琛发：《对手：那只看不见的手——谨以此文纪念林连玉先生的奋斗》，（马来西亚）《光华日报》，2010年12月9日；王琛发：《马来亚冷战阴影下的风雨声、读书声与罢课声—1950年代华校学生运动在历史上的定位及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马来西亚）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会出版
[34] Pitsuwan, Surin., America’s Role in Asia: Recommendatio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16, December, 2008, Seol. www.asiafoundation.or.kr/document/ARA%20Seoul/SEA.pdf.
[35] 同[30]
[36] 同[32]
[37] 同[30]
[38]《重建中国的外交哲学与价值观一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家张睿壮访谈》，《南风窗》，2008年9月24日-10月7日，第20期
[39] 同[30]
[40] 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
[41] 同[38]
[42] 陈志敏，肖佳灵，赵可金：《当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30页
① 根据笔者在2010年12月15日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东北亚地区历史与文化若干问题”讲座而作的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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