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12

美国对马来西亚的“智库外交”:以“民主输出”为讨论重点

美国对马来西亚的“智库外交”:以“民主输出”为讨论重点

(马来西亚)甘德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生
亨德利(Huntley):总统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怀疑“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即,一旦南越沦陷,东南亚其他部分亦将迎风而倒?

总统:不,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我想,那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中国太大了,达到超过它的边界以外的地方;如果南越垮下去了,那将给他们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去进攻马来亚,也将会给人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东南亚的未来掌握在中国手上;未来的东南亚将是共产主义的东南亚!
(NBC访问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对话记录,1963年9月9日[1])

    肯尼迪在上述访问的两个月后被暗杀,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依然延续着“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的思路来扩大越南战争,甚至投入了逾50万的兵力、投下了比太平洋战争总量还多的炸弹,以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这种“反共思维”肇始于肯尼迪的前辈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二战刚结束时就联合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去残酷镇压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斗争。

一、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冷战”与“排华反共”

    英国人在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即遇上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90%以上的成员为华人)展开武装斗争,让英国大兵在热带雨林中吃尽苦头。当英国钦差大臣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在1951年被马共伏击而丧命后,英帝国遂下决心不惜一切剿灭马共。1952年反共高手邓普勒将军(General Templer)继任钦差大臣,他不仅出动十多万英联邦军队围剿只有一万多人的马共,更重要的是进行“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心理战。这套邓普勒提出的反共策略,是运用统治机器去引导思想,通過报刊、广播、讲座、研究机构等各种管道把反抗运动妖魔化为“恐怖主义”(Terrorism),并形成公众对“恐怖分子”(Terrorist)的观念,加深公众对反抗活动的心理恐惧,再加上殖民者一再的武力镇压、宣示胜利、怀柔政策,逐渐便能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2]

    在邓普勒的重拳出击之下,马共的武装斗争在50年代中期已经奄奄一息,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已无可避免,一方面他们要“光荣撤退”并扶持符合英国战后利益的当地新政府,另一方面英国也接受英美同盟的姿态来应付法国在越南奠边府失利后的共产主义气焰,美国就在这个英美霸权交接的关键时刻介入东南亚政治。除了正规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也进行一套“洗脑赢心”的攻略。1950年代,美国国会和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艺术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渗透全球,进行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3]这些活动包括推动全球各种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流派,其目的是让各地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为此目标,他们在东南亚地区成立亚洲基金会和亚洲文化自由论坛,又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罗贝尔基金会等组织,以洗钱的方式把款项输入各国反共组织以进行文化冷战。

    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批准解密了1957年的《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美国为了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不露声色的推动东南亚华人相信共产党反对中华文化,以及鼓励东南亚华人认同台湾为文化基地。这是有意识的干涉他人的内政,支持他人的分裂,又要运用当时经济比海峡两岸富裕的东南亚侨资,发动他们去支持台湾的政权继续对抗大陆,如此便符合美国的东亚反共战略。根据这份文件所制定的主要具体实施内容包括:(1)中央情报局援助台湾培训东南亚华人教师与学生的教育计划;(2)举办各种国际交流项目;(3)美国新闻处负责传播工作,降低共产主义在海外华人的影响;(4)“亚洲基金会”支持出版反共宣传品,以香港和台北作为主要生产地区,印刷材料、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制作广播节目和其它中文材料,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4]

     这些文化冷战至少影响了好几代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大陆的观感,为了切割与共产中国的关系,一些华人在面对“排华”和“反共”挂钩的阴影,加上“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表现得甚至比其他土著更加激进地反共,并跟随西方的话语方式对中国进行种种责难和批判。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种种根深蒂固的“冷战遗绪”仍不同程度地笼罩着马来西亚华人的心里头。此外,在西方媒体的大量负面宣传之下,“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各国的土著当中仍有相当的市场,这些因素就成为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时可资利用的杠杆工具。

二、冷战之后美国在东南亚的“民主输出”

    19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论”的呼声甚嚣尘上,福山大呼“历史的终结”,认为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威力,它不仅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也战胜了共产主义。在世界格局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美国学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美国克林顿政府就以“民主和平论”作为其向外输出和促进民主思想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5]《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强调“扩展民主与保护人权”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以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指出“美国支持国外民主的理由,既简单又过硬: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能够最好地保护人权、防止大规模屠杀,民主促进经济增长,民主有助于和平的生长...美国人高度重视民主,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理念”,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主张“即便不从道德而仅仅从权力政治的角度考虑,我们也至少需要向那些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扩展民主。”[6]

    除了东欧和阿拉伯地区,东南亚也是美国“民主输出”的重点地区。即使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用你的锅,下你的面”,套用西方的市场经济来进行改革开放,但西方很多人仍以“冷战思维”看待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大部分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在努力恢复历史上东亚大国的地位时,必然将东南亚重新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布热津斯基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远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越来越这样做。”[7]

    就像冷战时期的做法那样,东南亚地区是对抗共产中国势力扩张的前线,这个观点似乎已成为这些美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的共识。亚洲时报作者F•威廉•恩达尔在其评论中说:“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波斯湾和中国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也是亚洲的重要咽喉。中国进口的所有石油中,80%以上是通过油轮经马六甲海峡运输。如果关闭这个海峡,世界上近一半的油轮船队都得增加航程,那将立即提高全球的运费。每年有5万多艘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这片地区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咽喉之一。谁能控制这片海域,谁就能控制中国的能源供应。换言之,要遏制美国潜在敌人中国的崛起,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的政局发展影响重大。”[8]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美国在1965年以反共为目的、以中情局策动的“930政变”中扶植起来的印尼苏哈托亲美独裁政权[9],在冷战结束后已无太大利用价值,美西方势力便坐视他在民主化的熊熊烈火中下台。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成为美国以“公共外交”为名来进行“民主输出”的重点目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NGO大举进入印尼推动各项民主化项目,如为拥有3千万成员的印尼主流的温和穆斯林组织“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它落实建设学校、医院、社区营造等一系列计划,以及推动印尼人对民主自由的意识。[10]至于与印尼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由于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性地理位置,马来西亚可说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尼的“民主输出”重点对象。虽然马来西亚也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但独立至今仍未实行“政权轮替”,依然是一党独大的威权型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人之所以会对马来西亚下手,马哈蒂尔的反西方作风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三、马哈蒂尔的反西方外交语言

    出身背景复杂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mad)虽然在1973年曾经通过“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IVLP)的管道和其他富布赖特(Fulbright)、汉弗莱(Humphrey)、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青年交流考察计划(Youth Exchange for Study,YES)等项目得主一起到美国访学[11],但他在1981年当上马来西亚总理后显然并没有成为“亲美分子”。马哈蒂尔以批判西方国家而在国际舞台上名声大噪,他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1990年代初期,马哈蒂尔以响亮的声音批判当时最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并在中国因六四事件而面对国际社会制裁时,他独排众议率先访问中国并加强两国经贸合作。马哈蒂尔指责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而沦为傀儡组织,揭露西方国家在波斯尼亚人权问题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12],此外,马哈蒂尔也拒绝出席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并倡议成立由中国和日本来领导的“东亚经济组合”(EAEC),以协助东盟国家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但他这种意图削弱“美元霸权“的论调都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回忆录中坦诚美国“全力扼杀”马哈蒂尔的主张。[13]

    马哈蒂尔不畏西方强权的形象,体现在一句“亚洲可以说不”的强悍口号[14],并强调“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模式”,这大大提升了马哈蒂尔的国际威望。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中国人尤为欢迎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15]但是,马哈蒂尔高声批判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马美关系。911事件后,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虽因反恐议题而有所转折,但进展不大,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自由和人权一向被定为美国的长期目标。[16]由于马哈蒂尔的反美路线和强悍作风,美国人自然将他视为眼中钉,并暗中扶植亲美的安瓦尔[17](Anwar Ibrahim)以取代马哈蒂尔。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的经济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遭到重挫,马哈蒂尔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1998年,吞了IMF重药的印尼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引发波澜壮阔的学运和社运将苏哈托政权一举推翻,然而此时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却不断地被西方媒体吹捧为“亚洲自由派”的明日之星,以衬托出美西方所讨厌的“亚洲独裁者”马哈蒂尔。这种境外媒体所玩弄的把戏,让马哈蒂尔越发狠批西方自由市场的教条和“犹太人阴谋论”,他仿佛觉得安瓦尔就是IMF的代理人,正千方百计要在吉隆坡上演雅加达“变天”的那一幕。[18]1998年8月28日,马哈蒂尔宣布革除安瓦尔的副总理及财政部长职务;9月4日,马国执政党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决将安瓦尔开除出党;9月20日,马哈蒂尔出动蒙面特警逮捕安瓦尔,并以鸡奸(穆斯林视之为伤风败俗的十恶不赦行径)的罪名控告他。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巨变,引起举国震惊,所有国民无法相信曾经权势薰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马哈蒂尔钦定的接班人”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安瓦尔夫人阿兹莎在一些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协助下成立公正党,并由她担任党主席,以全力为身陷囹圄的丈夫展开政治斗争。

    安瓦尔被捕后不久,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对马来西亚限制集会、言论自由及对安瓦尔公开审讯的权利表示关注。接着美国宣布克林顿总统借口处理伊拉克局势而突然缺席马来西亚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由副总统戈尔代表。尽管马哈蒂尔一再提出峰会不谈政治课题,要求受邀嘉宾视安瓦尔事件为马国内政而不要干预。但赴马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却专门会见了安瓦尔夫人旺阿兹莎, 并称安瓦尔为“令人高度敬重的领袖”。次日,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晚宴上, 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演说时公开声明支持以安瓦尔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并称赞参与改革者是“勇敢的马来西亚人”。之后,他置出席晚宴的千余名亚太领袖、政府高级官员与商业巨子于不顾,提前离席。贸工部长拉菲达即刻表示戈尔谈话“令人作呕”,马哈蒂尔后来也对商界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礼的人”。[19]马来西亚各党团纷纷去美国大使馆示威以抗议戈尔的言论。

    自安瓦尔事件爆发以来,马来西亚国内的社会运动起了重大变化,民主化运动日趋高涨,反对派的街头抗争活动与以往的族群政治动员模式全然不同,跨族群社会运动的动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此起彼伏的街头抗争当中,马哈蒂尔的威权体制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1999年马国举行全国大选,安瓦尔事件激起的政治效应引起马来人的强烈反风,但华人却在这一届大选突然保守起来,因为马哈蒂尔反对西方的IMF阴谋,实施的货币管制政策日显有效,经济有复苏的迹象,华人商家都感激马哈蒂尔的霹雳手段;反观安瓦尔担任财政部长时是走IMF路线,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对华人中小企业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印尼在经济崩溃后的排华浪潮让马国华人深感“稳定”重于“改革”,不想让印尼华人的悲剧在马国上演。最后投票结果显示,马哈蒂尔在马来选票分裂的情况下获得大多数华人支持而继续当政,没有像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成为“苏哈托第二”。

四、安瓦尔与美国基金会的合作

    虽然马国执政党挨过1999年的政治风暴,但进入21世纪后的民主化浪潮依然势不可挡,大量的西方基金会、智库、学术团体进入马国与在野党要员、非政府组织成员频密合作,即使马哈蒂尔政权修改境外基金会在马国活动的相关法令,但还是很难约束它们在马国开展一系列的民主化项目。马哈蒂尔在2003年下台后指定巴达维(Abdullah Badawi)为接班人,后者在2004年大选领导马国执政党获得辉煌的胜利,这被视为马哈蒂尔威权体制的最后“回光返照”。被胜利冲昏脑袋的巴达维认为安瓦尔已不足为患,便在大选后释放安瓦尔。安瓦尔还偕同妻子登门拜谢巴达维,后来他以“赴外国治疗疾患”为由离开马国。巴达维此举被认为是“放虎归山”的政治愚行,事后证明安瓦尔利用几年的时间在外国活动,搞好国际联系和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并策动国内在野党的合作、民间组织的统战,最后成功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动摇了马国执政党的政权基础。

    安瓦尔在外国参与众多的国际会议,其中大部分活动都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有关。该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NED,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2004财政年度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NED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NED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20]由于意识形态使然,NED在中国则是声名狼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批评干预港澳事务的外国势力[21],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一类不怀好意的境外基金会和智库。

    安瓦尔于2005年12月在纽约的民主论坛(New York Democracy Forum)和2006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for the World Movement of Democracy)发表了“普世价值与穆斯林民主”(Universal Values and Muslim Democracy)的演说。[22]他颂扬印尼和土耳其的民主化模式,并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穆斯林的民主精神相结合的。他的演说迎合了美国在911事件后急需寻找的“开明穆斯林领袖”的口味,也切合了美国对广大穆斯林的统战需求。安瓦尔所倡议的伊斯兰治理模式更被美国人认为是符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利用来抗衡本拉登所领导的伊斯兰复兴和反美思潮。此外,美国也视世俗化的土耳其为理想的伊斯兰政体,与安瓦尔私交甚笃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注:2009年7月新疆发生暴力冲突后他曾公开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甚至在安瓦尔第二次遭遇马来西亚警方逮捕时,准许他躲入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以寻求政治庇护。深谙马来穆斯林反美情绪的安瓦尔即使暗中与美国关系再密切,在关键时刻也不会选择去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反而选择了既是伊斯兰国家也是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23]
     安瓦尔于2005年9月在台北出席了亚洲民主化论坛(World Forum for Democratization in Asia,WFDA),该论坛的宣言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进程,也对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的恶劣政治环境表示警惕。[24]他也于2007年9月在马尼拉出席第二次的亚洲民主化论坛,该大会采纳了由“民主中国阵线”代表所提出的一份决议文指出,由于中国的人权情况丝毫没有改善,因此“中国不具备主办奥运会的资格”;该论坛的决议文希望世界各国利用中国明年主办奥运会的机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除此之外,该大会的行动框架(Framework for Action)也支持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25]为了争取美西方势力的支持,安瓦尔公然与民运、法轮功、藏独、疆独、台独等国际反华分子在国际论坛上亮相,并公开反对中国办奥运,这种行径已严重违反马国与中国建交以来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值得一提的是,与安瓦尔交情甚深的菲律宾众议员阿奎诺也出席该大会[26],他现已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并在最近的南海事件对中国展示了强硬的态度和亲美的立场。

    由于安瓦尔这些年来在国外的积极活动,促成马国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NED也加大力度支援马国境内的各种活动项目。根据NED的网站披露,2005年至2009年,NED共拨款173万美元予国际共和机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简称IRI)以进行马国的民意调查、培训政党干部(主要是在野党)、提供竞选工作培训等活动;NED也拨款124万美元予全国民主研究机构(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NDI)以进行马国的公民资讯讲座、公众民主论坛、设立网站加强公民与议员的交流等项目。此外,NED也拨款38万美元予马国的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以进行推广马国人民对人权议题的关注、监督政府对人权的压制等等。2009年,NED更第一次直接拨款10万美元予马来西亚的互联网新闻网站“当今大马”(Malaysiakini),以鼓励独立媒体秉公报导那些被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所掩盖或扭曲的新闻。[27]这些数目看起来并不多的款项,对多年来被马哈蒂尔强权压制下的穷巴巴NGO来说是组织动力的活水源头。

五、美国对马来西亚“智库外交”的成效

    2008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是安瓦尔验收成果的时刻,在各种境外组织、学术团体和智库的多年支援、训练之下,马国在野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与之前在马哈蒂尔高压统治下所呈现的颓靡形势截然不同。在大选的半年前,马国在野党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和集会,如声势浩大的“净选盟抗争运动”(BERSIH)和“兴权会运动”(HINDRAF),成功冲击了政府权威和执政合法性。他们让人民习惯不再怕政府、不相信会有暴乱发生,以此否定治安权威,继而使政府无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他们吸取过去街头运动失败的教训,坚持两个斗争原则,那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还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及吓跑保守的中间选民。

    在野党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Authority)去对抗权力(Power),因此,策略上不能针对某个概念上的道理或政策,而是必须有具体攻击目标(如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才能制造向心力。在野党不断突出一些具体例子制造人们对整体体制的不满(如大选前反对汽油涨价),以打破体制权威;同时,又以某些人(巴达维总理)代表体制(执政党的政治霸权),从打破这个人的权威,也就否定整个体制的权威。政治学者蒂利强调,社会运动有三个结合:(1)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2)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3)WUNC展示,即“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和奉献(commitment)的公开表达”。[28]抗争表演(Contentious performances)指的是一些相对为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运用这些方式,一群政治行动者向另一群政治行动者提出集体性要求。抗争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s)是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如示威、请愿、游说、撰写新闻稿、举行公众集会以及其他许多表演。[29]这些在其他民主国家不断上演的剧目已经在马来西亚的示威活动中屡禁不绝。

    安瓦尔的支持者在策划种种示威和街头活动时,处处都可看到上述步骤的 执行过程,而执政当局在应对这类抗争活动时则显得僵化和反应迟钝,造成马来西亚的在野党声势一时大振。政治学者塔罗指出,把抗议者关进监牢,一直是镇压斗争的主要措施,但是监牢被塞得满满的,抗议者却得到民众的同情。[30]马国在野党成员在走上街头抗争时,一改过去逃避追捕的窘状,反而穿上统一的颜色制服来方便有关当局拘捕扣留,从而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捞取政治威望,有助于在后来的竞选拉票工作,这就有点类似中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另一方面,塔罗认为政府对抗议者的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群众可以大规模集会,另一方面也剥夺了组织者有力的义愤武器。那些把年轻人投入监牢的凶暴警察更容易挑起人们的反抗动员。[31]这些塔罗所描述的抗争剧目在马来西亚选举前都一一出现,最终都影响了选举的结果。

    到了竞选期间,漫山遍野的政治笑话和丑化执政党领袖的漫画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而来,这种现象令人联想到“苏联帝国在冷笑话中瓦解”的说法。冷战期间美国中情局炮制大量的冷笑话到苏联境内传播,间接地促成民众对领导的威权产生轻蔑。如今这一类的冷笑话也传到马来西亚,只不过笑话中的人物从苏联领导人换成马国执政党领袖而已。另一方面,在野党把整个选举搞成为嘉年华会,热闹非常。他们通过Youtube之类的互联网工具来编制饶舌歌曲来丑化政治人物等创意手法,令不少民众看了捧腹大笑。这种竞选现象可从群众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解释,即破坏一个人的形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让别人憎恨、讨厌其所作所为,而是编制冷笑话去丑化、贬低他。因为“轻蔑”远比“憎恨”来得更有威力;“没用”远比“可恶”更具杀伤力。

    马国在野党成功运用了上述理论来进行“文化冷战”,具体做法是将对手的特征和行为“解构”为调侃的对象,尤其是针对那些能引起共鸣的问题领袖,以符合普罗大众的语言趣味。他们把执政党领袖小丑化、笑料化,甚至加入一点“黄色笑话”的冷处理后,通过政治讲座、电邮和短讯散播出去,比起痛骂执政党的贪污滥权来激起群众愤怒,其杀伤力更强大。因为,一时的情绪愤怒,并不能持久,冷静下来可能也会麻木,传播效果有限;若是成为笑料,大家觉得很有趣,就会主动通过口语、电邮和短讯传给朋友。这种心理战的特点是深知一般人民没有心情去记政见、不会传播政纲,也不会把愤怒情绪带回家主动播散;但只要当成笑料就容易人传人,而且潜移默化,最后关头只要加上临门一脚即可引爆情绪,瞬间扭转投票倾向。当一个政治人物被当成笑料通街流传时,其权威也已经荡然无存,离下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2008年3月8日的票箱一开,马国执政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失去了自独立以来拥有的2/3多数议席优势,而在野党则在国会222个议席中史无前例地赢得82席,并在13个州中成功拿下5个州政权,这起事件被称为马来西亚的“308政治大海啸”。马国执政党的传统堡垒区纷纷沦陷,总得票率仅得历史新低点的51%左右,勉强维持半壁江山,将来只要再退几个百分点,政权轮替就可能实现。同一年的8月26日,在野党的共主安瓦尔在他的家乡补选中再次以巨大多数票胜选而重返国会,这大大提升了在野党的士气和声望,反观执政党的士气却一片低迷。这些冲击对马哈蒂尔的政治遗产-半民主的威权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结语:美国的“智库外交”对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纵观美国智库在马来西亚的活动,可以看出它们的渗透套路:(1)以学术交流方式加强对目标国家的调研,同时与当地的在野党进行联系;(2)以目标国家的年轻一代为主要渗透目标,培植亲美势力;(3)扶持主要的在野党领袖,并不时资助这些人出国受训,或者接到美国去面授机宜,另一方面督促各在野党加强内部团结;(4)当在野党被打压时,通过外交渠道向执政党施压;(5)在目标国家资助开办各种互联网独立媒体,散播反政府讯息,掌握舆论导向。若说冷战时代的“文化冷战”主要工具是杂志和刊物,那么21世纪后最有效的“文化冷战”工具就是互联网,其传播速度使到社会运动的威力更加强大,民众可以突破以往资讯传播的种种限制而得到更多的抗争活动信息,执政当局在对付这些互联网的抗争信息时比以往对付传统传播媒介更为棘手。2011年初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和执政效率良好的新加坡政府在2011年5月大选遭到重挫,都和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传播威力有关。[32]

    美国智库挟着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以公共外交的名义到处扩张美国的“软实力”。 若按照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的定义,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所谓“公众”既包括非政府部门的机构和组织,如媒体、大学、研究所、智囊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也涵盖了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如社会活动家、学者、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和广大公众。 [33]从上述定义来看,美国智库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确也涵括在公共外交的范畴内。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在其《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一文中论及了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一国之软实力有赖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公共外交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推广软实力的手段,对赢得冷战的胜利有实质的功效。”[34] 奥巴马政府近来在南海事件上动作频频,其“重返东南亚”极可能带有“重返冷战”的意图,为此,美国支持众多智库进行活动,推广“美式民主”并促成目标国家的“和平演变”,让更多的周边国家倒向美国以巩固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为了保住政权,继巴达维之后的马来西亚新总理纳吉布(Najib)在上台后就一反马哈蒂尔时代的反美路线,主动向美国靠拢。这些迹象包括:(1)耗费巨资聘用以色列背景的公关公司在华盛顿进行国会游说,以影响华府政治人物对马来西亚执政党的观感,并减少安瓦尔在美国的影响力;(2)纳吉布访美时向奥巴马总统保证马来西亚将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策略经济伙伴(TPP),以减少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并遏制人民币扩张对美元霸权的冲击;(3)在南海事件上配合美国,支持国务卿希拉里的南海自由航行论;(4)副总理慕尤丁访美时,高调向美国请求派出和平队(Peace Corps)到马来西亚教导小孩英文。

    总之,无论奥巴马政府在未来是否会买纳吉布的账而不再下注在安瓦尔身上,美国政府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目的。马来西亚人权纪录是否良好、司法体系是否公正、安瓦尔是否涉及性丑闻、执政党是否腐败等,这些都不是美国人关心的事项。归根究底,只要马来西亚政府软弱,美国就根本不需要大军压境,只需培植一些代理人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就行了。在国际争霸的全球化时代,加上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美国将会继续以同样方式对付“不听话”的地区小国,以捍卫其衰落中的霸权和遏制崛起中的中国。
注释:

[1]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Transcript of Broadcast on NBC's "Huntley-Brinkley Repor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397&st=Huntley&st1=#axzz1Pc5TCYHs
[2] 邓普勒在50年代将马共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将其所作所为称为“恐怖主义”的污名化做法,远比美国里根总统在80年代和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所惯用的反恐术语要早得多。这段史迹在笔者的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都有记载。
[3] 有关中情局和文化冷战的事迹,可参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4] 有关《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的解密文件详文可参阅:刘雄、尹新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2-453页
[6] 罗伯特•阿特,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8-91页
[7]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35-136页
[8] 亚洲时报评论: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IJ17Ae01.html
[9] 有关1965年印尼政变的详细内容,可参阅马骏:《“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
[10] 有关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可参阅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119-151页
[11] 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r/pa/ei/bgn/2777.htm#relations
[12] 马哈蒂尔在第48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1993年10月1日,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页
[13] 王缉思等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第296-297页
[14] 马哈蒂尔在1995年与日本的极右派石原慎太郎合著一本政治论著,书名即《亚洲可以说不》,见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438页
[15]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38页
[16] 李优坤,别红暄:《马哈蒂尔的外交语言》,《东南亚研究》,2006年底5期
[17] 安瓦尔是马哈蒂尔时期的副总理,早前二人关系亦师亦友,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两人因政见不合而反目成仇,不久安瓦尔即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和被逮捕下狱,引发了马来西亚政坛的巨大政治漩涡。
[18] 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19] 廖小健:《安瓦尔事件之后的马来西亚外交》,《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
[20] 新浪网:《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载自《环球》杂志,2007年12月26日,http://news.sina.com.cn/w/2007-12-26/143014607175.shtml
[21]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17da/2007-10/15/content_9055766.htm
[22] NED民主期刊文章: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gratis/Ibrahim-17-3.pdf
[23]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新闻:http://www.sinchew.com.my/node/72221
[24] WFDA网站:http://www.wfda.net/news_detail.asp?nid=42
[25] 大会文件皆可从WFDA网站下载:http://www.wfda.net/work_1_1.asp?gid=2&sgid=1
[26] 大纪元网站新闻:http://epochtimes.com/gb/7/9/21/n1842156.htm
[27] 拨款数据是笔者从NED历年的报告中统计出来:http://www.ned.org/where-we-work/asia/malaysia
[28] 蒂利著,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5页
[29] 蒂利、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第18页
[30]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12-113页
[31]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13页
[32] 有关互联网媒体在“阿拉伯之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参阅Jeffrey Ghannam, Social Media in the Arab World: Leading up to the Uprisings of 2011, A report to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http://cima.ned.org/publications/social-media-arab-world-leading-uprisings-2011-0
[33]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34] Joseph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94

1 comment:

IBU RISKA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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