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州变天风波随着国阵组织新的州政府后，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从纳吉宣布国阵夺权的新闻照片中可看出，跳槽的三位男性政治人物都是谈笑风生，一点愧色都没有，反观唯一的女性政治人物许月凤则脸色凝重，这种写在脸上的细微变化反映了这些人的心理状况，瞒不了广大读者的雪亮眼睛。
我认为，许月凤不但要面对沉重的父权意识形态下的压力，也背负着数千年华人社会所要求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压力，也很难怪其脸色显得异常沉重，和另外三位巫裔男性政治人物所处的马来社会政治游戏里的环境和语境截然不同。
我个人厌恶政治跳槽行为，对上述四个人的行径当然不会苟同，若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顶多只会用到“违背民主精神”、“阻碍民主进程”之类“温和”的批判话语。
但我难以想象，打着民主大旗的政党男性掌舵人竟然会对昔日的女性同志说出诸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族罪人”、“背叛华社”之类的重话，仿佛自己才是正义的民族代言人，可以义正辞严地往“叛徒”身上贴标签和套帽子，殊不知这些话是满脑子封建思想和父权意识的人才说得出口。充满族群意味的政治话语也不自觉地刮了自称“多元种族政党”的金字招牌一巴掌，加上民主意识的匮乏，注定了这种政治人物的思维和格局，也决定了其政治命运和发展前景。
从许月凤事件来看，女性政治人物注定要承受比男性政治人物更大的审视和批判。另外三位男性政治人物有被自己人骂“背叛马来人利益”吗？为何一个跳槽的华裔女性政治人物就要被昔日同门展开“人格谋杀”？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搞华人政治，就一定要懂得用道德伦理来将政敌“人格谋杀”，往往一个人被定型为“汉奸走狗”后，在政治上已经是永不超生了。
在华人的传统思维中，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钦定的道德原则做人行事，对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有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义务。如杭州西湖岳王庙前有秦桧等人的跪像那样，每个前来悼念岳飞的人都要向这些奸贼投以忿怒，甚至吐痰撒尿，但诸如此类的道德义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则有很大的疑问。
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书中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作秀。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众人便很容易对某个“奸贼”或“小人”同仇敌忾。至于这个人是否真的罪不可恕，则无人深究，也无须深究，因为大家要的只是一个表白的机会，一个表现自己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和道德无暇的舞台。
因此，搞华人政治一定要竖立一个“反面教材”。政治上的反面教材就是“乱臣贼子”，对这些人的咬牙切齿就可以表达自己的忠诚。生活习俗上的反面典型则是“奸夫淫妇”，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达自己的纯洁。
华人虽然讲究礼仪，但在表现道德义愤时却会不经意流露出的野蛮暴力倾向。他们在谴责和批判所谓的“乱臣贼子”和“奸夫淫妇”时，简直已经不把对方当人看，不但极尽羞辱咒骂之能事，甚至还要付诸暴力行动，如拉去街上被批斗、吐口水、扔石头、喊口号，甚至恨不得将之五马分尸，然后喝其血啖其肉。
其实一个人有没有罪应该由司法体系说了算。但无论政客还是民众，均有此要求。从政治人物角度来看，此举无非是杀一儆百；从追随者角度来看，则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证明自己是“好人”，也无法在这种表演中体验快感，即道德上的优越感。所以大家都很乐于做“道德判官”和“卫道人士”。
长久以来，男性的价值和观点形塑主流民意，加上媒体性别意识的缺乏，助长了男性话语霸权加诸在女性政治人物的“原罪”。从许月凤事件之中，有盘根错节的男性父权意识形态，更令人担心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语言暴力的言论和氛围，其反制力量竟是如此薄弱而无奈，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广大群众随着民粹语言起舞，缺乏理性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听闻许月凤已遭人辱骂、家里也被丢石头，我也收到很多影射许氏的“政治妓女不可立贞节牌坊”、“咒骂祖宗十八代”之类的短信，民众情绪被煽动之后有越演越烈之势，再这样下去恐怕会闹出人命。
政坛上的道德判官们，放过许月凤吧，在民主意识日益提升的情况下，下次选举时九洞选民自然懂得怎么做，无谓在人格谋杀战上继续围剿一个弱女子。
（刊于10/02/2009东方日报言论版）
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