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适不适合搞政治？

前几年的工商管理课程MBA很火热，很多人都一窝蜂去读MBA。当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CEO）开口闭口都是市场行销、SWOT分析、人力资本管理等MBA术语，不讲这些话好像跟不上潮流。

2008年次贷金融风暴之后，MBA光环迅速脱落，曾是天之骄子的华尔街CEO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南方朔在《财经商学的教育应改革了！》一文中直接指出MBA应先送上断头台，因为MBA课程过于功利主义，把企业利益最大化变成“能吃就吃”的“肥猫逻辑”，合理化企业高层的自私自利和贪婪成性，能逃税就逃税，滥发低劣金融衍生品以牟暴利，直接导致哀鸿遍野的金融海啸。

现在很多欧美财经商学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纳入道德领导、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等课程，增强商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色，减少重功利轻道德的MBA学生在工商界兴风作浪，危害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运作。

CEO从政曾经巍为时尚。韩国的李明博曾是现代集团CEO，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的亮丽政绩使他成功当上总统。他在其自传《总经理治国》说过：“在公益与私利之间，应该确实掌握问题的核心，并找出折中之道。另外，必须立场前后一致且不断游说反对者。”

但李明博却犯上了CEO的通病：凡事从数字的角度切入，眼睛只盯着价钱和利润，忽略其他的政治因素，结果酿成了进口美国牛肉的执政危机，民意支持度锐挫。如果他是企业CEO，进口美国牛肉当然最符合经济效益，也是最理性的选择，但他作为一国之首，政治上绝不能小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扑。

我国首相署部长伊德里斯曾担任马航CEO，他成功将马航转亏为盈的事迹被工商界传为佳话。他入阁主持政府转型计划后，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如果不削减补贴，国家将在2019年破产。结果其“破产论”成为在野党到处宣传的弹药。如果他是企业CEO，这种破产论可以警惕和提高危机意识；但他作为政治人物，就不能不想到政治后果。毕竟，企业的KPI是股价和利润，负责对象只是股东和投资者；但作为部门之首，负责对象是广大人民，其KPI就是选票，决不能混淆。

最近雪州大臣卡立遭到同僚“逼宫”。据报道，曾担任政府关联公司CEO的他因为坚持“党政分家”，以CEO作风治理雪州，引起党内部分人士不满。公正党在乌雪补选败阵后，马来票的流失激化了反卡立的情绪，认为其薄弱的政治公关和差劲的文宣迟早会断送州政权，后来就达致州主席换人、州政府机关安插更多党工以执行文宣工作和选举操盘的协议。由此可见，CEO受过的训练和思维方式未必适用于政治，做生意和搞政治是不同的。

一味照搬CEO经营企业的手法来治国，而忽略政治协调的重要性，随时会弄得焦头烂额。在这个年代，CEO从政不但要有视野、愿景和执行力，更要有政治家的说服力。总之，全方位的思考才能在残酷的政坛中生存。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30

吉隆坡，没有灵魂的城市

1997年，我还在吉隆坡中华国中就读初中三，校方安排我们到刚开放的半山芭监狱参观，感受一下所谓的“震撼教育”。

我父亲在半山芭的一间会馆工作，从小我就常在这一带溜达。监狱围墙的雨林壁画是我熟悉的场景，老吉隆坡人常在咖啡店谈着“侠盗”莫达清的事迹，但我始终很难想像围墙里面到底是何模样。直到我有机会进入莫达清被行刑之处，才知道什么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当时外头太阳很猛，但行刑室里头却阴冷得可怕。阴深的绞刑台和绳子、死囚临死前在墙上留下的只字片语、执行鞭刑时的刺耳鞭挞声，都让我们感受良多。

2010年，百多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围墙倒下了。虽然其意义不比1990年的柏林围墙倒下，也不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极权象征巴士底监狱，但作为一个从英殖民时代开始的重要法治象征，就此倒在以“发展”为名的铲泥机之下，实在很可惜。

有人认为都市黄金地段的监狱有碍市容，这种话出自一般小民之口倒也罢了，但诸如“不值得骄傲和光彩”、“没历史价值也不会列为遗迹”的言论出自于高官之口，除了让人感到官僚的傲慢、薄弱的历史观、低落的人文素养之外，还让人闻到一股浓浓的商业铜臭味。

梁文道在“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一文中批判所谓的“现代主义城市观”，这是早已被欧美各国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期望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但这种人为的设计只为了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生活或是心灵上的需求。

一个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历史和文化底蕴。外国很多老城，几乎就是一座座露天博物馆，古建筑都大量保留下来，有如巨树年轮，脉络清晰可见。走在旧街区，会产生一种时空错觉，仿佛自己不是走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回到了几百年前。

但凡伟大的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等，市中心的黄金地带，不是冷漠的钢骨水泥，而是一座座历史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几百年积淀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这种历史积累的滋养，使他们的市民拥有雄厚的家底，可以很自信很从容，因为他们知道从何而来，也知道如何面向未来。

胡恩威主编的《香港风格2-消灭香港》写着：“香港政府城市规划的唯一目标：消灭香港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消灭香港人的社区，消灭香港人的个人意识，消灭小贩，消灭大排档，消灭老商店，消灭老戏院。”结果“香港成为一座700万人的石屎森林监狱，全香港布满一式一样的大型商场，一式一样的楼贴楼大型楼盘大型豪宅。”这一段话，何尝不是目前我们的写照？

也许我们患上了景观失忆（landscape amnesia）的症状，当一些我们曾经天天路过熟若无睹的地方渐渐发生变化，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流落在海外的吉隆坡游子，他们可以偶尔会想起椰浆饭的香味、怀念榴莲飘香的气息，但他们很难会留下来。这个城市即使看起来多么簇新和时尚，其实都与你无关，它不服务于你的生命节律，你只是它的一个匆匆过客，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每个城市都需要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需要历史和文化的沉淀，还需要对全球化的自信和理性。可惜的是，吉隆坡没有。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24

官僚的合法伤害权

贸消部最近指示售卖白糖、面粉与食油的商家须申请零售执照，也限制他们的囤积数量。此举不但引起商家的不满，朝野政党更抨击这种繁文缛节会助长贪污歪风。

官僚喜欢制定繁文缛节，自有其道理。《潜规则》作者吴思就指出：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僚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配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吴思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吴思在《血酬定律》里讲了一个真实故事：1990年代，河北有一群穿制服的人，不时走进店铺检查卫生。有一天他们走进一间眼镜店，硬说店里有老鼠，要老板掏钱买鼠药，只许向他们买，价钱由他们定。老板说老鼠不偷眼镜，不肯买鼠药，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捉他去参加“卫生培训班”。这下老板怕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但是放鼠药需另外买鼠药盒，价钱也是由他们定。老板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后来检查，若发现没有这种鼠药盒就罚款，到时别后悔。老板只好乖乖再掏钱买他们指定的鼠药盒。

过几天他们果然来了，老板展示他放置的鼠药盒，他们说：“这盒子上有灰尘，老鼠会来吃么？”所以要罚款。老板把灰尘抹干净，他们又说：“你的鼠药盒应该放这里，但你竟放在那里。”，结果又罚款。

吴思接着写：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三次敲，每一次都让小商家觉得不值得翻脸，还是屈从合算。如果胆敢抗命，那就是“妨碍公务”，到时又要被敲一笔，更不划算。

中国人有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掌握“合法伤害权”这项利器之人，谁敢惹他？官僚的本质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害你，为了避免受苦，大多数民众宁可花钱消灾。

总之，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通道可以弄出新的规矩。官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狼和羊的关系，狼吃羊是天性，因此老祖宗创造了一个贴切的形容词：鱼肉百姓。

但凡事都有限度，当羊群被剥削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还是会反抗的。突破了那个临界点，就是“官逼民反，造反有理”，大家浩浩荡荡抄起家伙打倒吸血狼，难怪历史上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李自成和洪秀全。

当今民主社会不用造反，用选票就可以了，不像封建时代那样要流很多血，耗用那么多的社会成本。吊诡的是，即使民众有选票这种制裁手段，官僚中的狼比例仍然高得离谱。日前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就透露，在120万公务员当中，发现有41%的公务员在去年涉及了贪污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老狼们经验丰富，知道维护羊群的重要性，也会假惺惺地提出“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国的狼大爷们最好翻翻历史，学习收敛，这样可能还可以混久一点。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