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的窝

官僚应该被骂

2010-07-26T00:11:00.002+08:00

几个月前我到台北市议会参观，当时刚好碰到市议员针对学校纪律问题而向教育局官员“质询”的时段。看着那些西装笔挺的官员一个一个被叫上台，然后被议员骂到狗血淋头的场景，我相信一般小市民看了都过瘾。

后来和某执政党议员交流时，他坦言他能连续当选的主要政绩就是“骂官员”。他骂人的狠劲在台湾政坛是出了名的，很多官员看到他都害怕。即使面对同党籍的官员，他也不会口下留情，在议会骂了之后出去开记者会继续骂。在台湾这种立法和行政明确分开的政治环境里，朝野政党的议员可以一起骂官员：“闭嘴！”、“你有没有脸！”、“不了解就滚回去换一个人回答！”，这种猛烈措辞已经是司空见惯。

在民主的台湾社会，骂官员已见怪不怪。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威权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后来我到杭州走一趟后就改观了。

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官员贪污腐败的新闻占据显眼版位，评论版也大篇幅刊登痛骂贪腐现象的文章。有趣的是，我在车上收听电台的民生投诉时段，某局官员要交待拨款风波而上电台解释。很多市民当场“叩应”去破口大骂，搞到他口拙词穷。更好玩的是，连电台主持人也不给官老爷面子，不断地说：“你在狡辩！”、“正面回答！不要闪避！”、“什么时候解决？快给期限！”、“为什么反映多次都不能解决？是不是有猫腻？”，语气激烈程度超乎我想象之外。

最近我国政治人物公开向公务员开炮，议会里也开始有公务员被叫去问话，但火药味程度和中台相比就只属小儿科。我们这里的官僚肯定不喜欢面对这种改变，但如果不让这些躲在冷气房的官老爷被叫去“质询”，让他们尝试一下“如坐针毡”、“满头大汗”、“无地自容”的刻骨铭心感觉，他们可能丝毫不会感受到底下的怨气。这种民众对官僚的怨恨，是不分种族和背景的，古今中外皆然。

我们有些官员实在太养尊处优了，官当得太容易了，只习惯下指令，不习惯被批评质问。由于平常缺乏民主锻炼，行政绩效很难提升。官员的权力应时时处于被民意拷问的环境之中，这样权力才不会腐败，政府才能维持公共属性，官员才会被民意所驯服。

当今民众要看到问责。中国政府除了允许民众在媒体上骂官员，在执行上也时常看到失责官员真的被捉去坐牢枪毙。只要民怨有一个适当的疏解管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就可以维持，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在三权分立界限模糊的马来西亚，民众往往把公务员体系和执政党挂钩。其实，骂官员不是在野党的专利，执政党议员也应该有相当程度的问政能力，尤其是骂那些无能的官僚。

若民众对官僚的怨气不能及时舒缓，累积下来的能量非常大。我国庞大臃肿的公务员体系应尽快改革，若等到怨气都发泄在选票上时，那就太迟了。

星洲日报／言路‧2010.07.26

CEO适不适合搞政治？

2010-06-29T20:59:00.005+08:00

前几年的工商管理课程MBA很火热，很多人都一窝蜂去读MBA。当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CEO）开口闭口都是市场行销、SWOT分析、人力资本管理等MBA术语，不讲这些话好像跟不上潮流。

2008年次贷金融风暴之后，MBA光环迅速脱落，曾是天之骄子的华尔街CEO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南方朔在《财经商学的教育应改革了！》一文中直接指出MBA应先送上断头台，因为MBA课程过于功利主义，把企业利益最大化变成“能吃就吃”的“肥猫逻辑”，合理化企业高层的自私自利和贪婪成性，能逃税就逃税，滥发低劣金融衍生品以牟暴利，直接导致哀鸿遍野的金融海啸。

现在很多欧美财经商学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纳入道德领导、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等课程，增强商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色，减少重功利轻道德的MBA学生在工商界兴风作浪，危害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运作。

CEO从政曾经巍为时尚。韩国的李明博曾是现代集团CEO，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的亮丽政绩使他成功当上总统。他在其自传《总经理治国》说过：“在公益与私利之间，应该确实掌握问题的核心，并找出折中之道。另外，必须立场前后一致且不断游说反对者。”

但李明博却犯上了CEO的通病：凡事从数字的角度切入，眼睛只盯着价钱和利润，忽略其他的政治因素，结果酿成了进口美国牛肉的执政危机，民意支持度锐挫。如果他是企业CEO，进口美国牛肉当然最符合经济效益，也是最理性的选择，但他作为一国之首，政治上绝不能小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扑。

我国首相署部长伊德里斯曾担任马航CEO，他成功将马航转亏为盈的事迹被工商界传为佳话。他入阁主持政府转型计划后，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如果不削减补贴，国家将在2019年破产。结果其“破产论”成为在野党到处宣传的弹药。如果他是企业CEO，这种破产论可以警惕和提高危机意识；但他作为政治人物，就不能不想到政治后果。毕竟，企业的KPI是股价和利润，负责对象只是股东和投资者；但作为部门之首，负责对象是广大人民，其KPI就是选票，决不能混淆。

最近雪州大臣卡立遭到同僚“逼宫”。据报道，曾担任政府关联公司CEO的他因为坚持“党政分家”，以CEO作风治理雪州，引起党内部分人士不满。公正党在乌雪补选败阵后，马来票的流失激化了反卡立的情绪，认为其薄弱的政治公关和差劲的文宣迟早会断送州政权，后来就达致州主席换人、州政府机关安插更多党工以执行文宣工作和选举操盘的协议。由此可见，CEO受过的训练和思维方式未必适用于政治，做生意和搞政治是不同的。

一味照搬CEO经营企业的手法来治国，而忽略政治协调的重要性，随时会弄得焦头烂额。在这个年代，CEO从政不但要有视野、愿景和执行力，更要有政治家的说服力。总之，全方位的思考才能在残酷的政坛中生存。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30

吉隆坡，没有灵魂的城市

2010-06-24T09:16:00.004+08:00

1997年，我还在吉隆坡中华国中就读初中三，校方安排我们到刚开放的半山芭监狱参观，感受一下所谓的“震撼教育”。

我父亲在半山芭的一间会馆工作，从小我就常在这一带溜达。监狱围墙的雨林壁画是我熟悉的场景，老吉隆坡人常在咖啡店谈着“侠盗”莫达清的事迹，但我始终很难想像围墙里面到底是何模样。直到我有机会进入莫达清被行刑之处，才知道什么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当时外头太阳很猛，但行刑室里头却阴冷得可怕。阴深的绞刑台和绳子、死囚临死前在墙上留下的只字片语、执行鞭刑时的刺耳鞭挞声，都让我们感受良多。

2010年，百多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围墙倒下了。虽然其意义不比1990年的柏林围墙倒下，也不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极权象征巴士底监狱，但作为一个从英殖民时代开始的重要法治象征，就此倒在以“发展”为名的铲泥机之下，实在很可惜。

有人认为都市黄金地段的监狱有碍市容，这种话出自一般小民之口倒也罢了，但诸如“不值得骄傲和光彩”、“没历史价值也不会列为遗迹”的言论出自于高官之口，除了让人感到官僚的傲慢、薄弱的历史观、低落的人文素养之外，还让人闻到一股浓浓的商业铜臭味。

梁文道在“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一文中批判所谓的“现代主义城市观”，这是早已被欧美各国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期望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但这种人为的设计只为了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生活或是心灵上的需求。

一个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历史和文化底蕴。外国很多老城，几乎就是一座座露天博物馆，古建筑都大量保留下来，有如巨树年轮，脉络清晰可见。走在旧街区，会产生一种时空错觉，仿佛自己不是走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回到了几百年前。

但凡伟大的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等，市中心的黄金地带，不是冷漠的钢骨水泥，而是一座座历史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几百年积淀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这种历史积累的滋养，使他们的市民拥有雄厚的家底，可以很自信很从容，因为他们知道从何而来，也知道如何面向未来。

胡恩威主编的《香港风格2-消灭香港》写着：“香港政府城市规划的唯一目标：消灭香港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消灭香港人的社区，消灭香港人的个人意识，消灭小贩，消灭大排档，消灭老商店，消灭老戏院。”结果“香港成为一座700万人的石屎森林监狱，全香港布满一式一样的大型商场，一式一样的楼贴楼大型楼盘大型豪宅。”这一段话，何尝不是目前我们的写照？

也许我们患上了景观失忆（landscape amnesia）的症状，当一些我们曾经天天路过熟若无睹的地方渐渐发生变化，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流落在海外的吉隆坡游子，他们可以偶尔会想起椰浆饭的香味、怀念榴莲飘香的气息，但他们很难会留下来。这个城市即使看起来多么簇新和时尚，其实都与你无关，它不服务于你的生命节律，你只是它的一个匆匆过客，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每个城市都需要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需要历史和文化的沉淀，还需要对全球化的自信和理性。可惜的是，吉隆坡没有。

星洲日报／言路‧2010.06.24

足球•武林•政治

2010-06-21T09:48:00.007+08:00

世界杯的32支强队各有千秋，踢球风格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技术流和体力流。进攻球员较注重技术，防守球员较注重体力。

巴西球员是技术流的代表，他们的脚下功夫举世闻名。早期足球战术还不重视球员体能，技术型球员往往能凭着出众技巧和临门一脚来打败对手。

但是，技术型球员往往体质单薄，力气不足以完成整场比赛。后期的球队偏重体能训练，体力型球队逐渐崛起。“德国坦克”以硬朗的身体对抗打法而夺冠三次；意大利以滴水不漏的坚固后防著称；韩国队以跑不死的体能来拖垮高头大马的欧美强队。这些以体力为主、技术为辅的球队在球坛上往往也能大放异彩。

如果以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剑气之争来比喻足球，注重技术是“剑宗”型，注重体力则是“气宗”型。气宗讲求以气御剑，即“真气所至，草木即是利剑”；剑宗却以“招式精妙，灵动变化”为主，讲究“剑路纵横，使招不使力”。

那么，究竟是“剑”优于“气”，还是“气”优于“剑”？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在金庸笔下的华山派里就掀起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残酷内斗。剑气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邪门歪道，自己才是名门正宗，孰是孰非尚难决断，但同门师兄弟大开杀戒导致华山派元气大伤倒是事实。

足球流派之争和华山剑气之争体现了中国式的“二元哲学”。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之争也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儒家主张“德治”，讲礼义廉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和权谋，批判儒家太迂腐，实际操作行不通。法家认为刀子拔出来就一定要见血，所以他们提出的治国方案很现实功利，但很管用。中国古代读书人往往一面读儒家《论语》，一面读法家《韩非子》，造成很多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儒家讲理想、讲道德、讲根本，是“气宗”；法家讲现实、讲功利、讲权术，是“剑宗”。如果套用在政治上，一个政党如果整天只讲理念、讲大原则、不注重龌龊的选举操盘技术，那么这种“气宗”型政党很快会在残酷的选举中被淘汰。

但另一方面，不讲理念、不讲原则、只看短期利益、讲究功利实用的“剑宗”型政党，纵使早期能呈一时威风，但迟早会因为内部聚集太多厚黑学的徒子徒孙，为了私利而不断出卖背叛耍阴谋，最终还是会完蛋。

全能足球兴起后，体力型和技术型球员的界限日益模糊，现代球员往往要攻守兼备才能在残酷赛事中生存。剑气合一，不但是足球员和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政界人士所应期许的目标。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21

官僚的合法伤害权

2010-06-06T23:51:00.002+08:00

贸消部最近指示售卖白糖、面粉与食油的商家须申请零售执照，也限制他们的囤积数量。此举不但引起商家的不满，朝野政党更抨击这种繁文缛节会助长贪污歪风。

官僚喜欢制定繁文缛节，自有其道理。《潜规则》作者吴思就指出：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僚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配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吴思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吴思在《血酬定律》里讲了一个真实故事：1990年代，河北有一群穿制服的人，不时走进店铺检查卫生。有一天他们走进一间眼镜店，硬说店里有老鼠，要老板掏钱买鼠药，只许向他们买，价钱由他们定。老板说老鼠不偷眼镜，不肯买鼠药，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捉他去参加“卫生培训班”。这下老板怕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但是放鼠药需另外买鼠药盒，价钱也是由他们定。老板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后来检查，若发现没有这种鼠药盒就罚款，到时别后悔。老板只好乖乖再掏钱买他们指定的鼠药盒。

过几天他们果然来了，老板展示他放置的鼠药盒，他们说：“这盒子上有灰尘，老鼠会来吃么？”所以要罚款。老板把灰尘抹干净，他们又说：“你的鼠药盒应该放这里，但你竟放在那里。”，结果又罚款。

吴思接着写：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三次敲，每一次都让小商家觉得不值得翻脸，还是屈从合算。如果胆敢抗命，那就是“妨碍公务”，到时又要被敲一笔，更不划算。

中国人有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掌握“合法伤害权”这项利器之人，谁敢惹他？官僚的本质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害你，为了避免受苦，大多数民众宁可花钱消灾。

总之，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通道可以弄出新的规矩。官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狼和羊的关系，狼吃羊是天性，因此老祖宗创造了一个贴切的形容词：鱼肉百姓。

但凡事都有限度，当羊群被剥削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还是会反抗的。突破了那个临界点，就是“官逼民反，造反有理”，大家浩浩荡荡抄起家伙打倒吸血狼，难怪历史上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李自成和洪秀全。

当今民主社会不用造反，用选票就可以了，不像封建时代那样要流很多血，耗用那么多的社会成本。吊诡的是，即使民众有选票这种制裁手段，官僚中的狼比例仍然高得离谱。日前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就透露，在120万公务员当中，发现有41%的公务员在去年涉及了贪污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老狼们经验丰富，知道维护羊群的重要性，也会假惺惺地提出“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国的狼大爷们最好翻翻历史，学习收敛，这样可能还可以混久一点。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6.07

阅读空气

2010-05-24T00:05:00.002+08:00

当今社会虽然科技发达、资讯流通，但偏偏很多公众人物往往不在状况内，不时发表一些犯众怒的脑残言论，随便举一些例子：

（1）不满外界猛烈抨击警队枪杀14岁少年，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扬言“撤回上街巡逻的警员”。（29/4/2010）

（2）反贪会主席阿末赛益否认赵明福事件导致他提早退休，并声称赵明福事件只是“小事一桩”。（6/12/2009）

公权力的傲慢，在上述言论中彰显无遗。有些当权者就是会讲多错多，讲错一两次还可以怪媒体“曲解”，若屡次语出惊人，到了金口一开人人喊怕的地步，那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缺乏“阅读空气”的能力。

年前台湾流行新词汇-阅读空气。这个字眼源自日本人的口头禅：“Kuuki Yomenai”，直译为“不会读空气”，用中文来说，就是“在状况外”或“没sense”的意思。

“阅读空气”的所谓空气，当然不是指自然科学里的空气，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互动时所产生的场域磁场。空气无色无味，唯有观察敏锐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流动和变化。

政治评论家南方朔说过，领导人必须具备足够的敏感度，去倾听各种民意，并作正确解读，其中关键在“同理心”。领导人也应该“兼听”，不要“偏听”，更不能固执。有权力的人常犯的毛病，就是只相信自己。懂得“兼听”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好的策略才会出现，也才能阅读民间空气，了解民心所趋，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适当的政见。

现代政治瞬息万变，即使经验丰富的政治老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为了减少错误解读民意的风险，外国的政治人物频繁运用“民调”这项工具，以作为议题操盘和拟定选举策略用途。

在国外的民调技术日益成熟之际，我国的政治人物有时还真的很Out，讲的话一点市场也没有。补选前发表铜臭味十足的“你帮我，我帮你”买卖言论，被敌对阵营当成笑话来宣传而不自知；补选过后，败选一方就有人懊恼地说：“我已经不知道这里的华人要什么了”；更好笑的是竟还有人说“今天的华人城府太深，内心令人摸不着”。

阅读空气的功力不足就赖在别人头上，流失选票当然在所难免。诸如“华人不懂感恩”、“513会重演”、“马来人优先，马来西亚人居次”之类语无伦次的话说过头了，敌对阵营只需把这些“经典语录”收集成册，就是最现成的宣传品。万一将来布城易主，说过这些话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昔日究竟是谁脑袋不清醒，把弹药白白送给敌营而不自知。

阅读空气是现代政治人物生存的必要关键能力。最近的补选败绩显示当权者必须以全新的思维重新解读民间和基层的“空气”，否则脑袋装浆糊的鸟人鸟话，未来还是会不绝于耳的。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5.24（此为原文，刊出时已删减部分内容）

欲灭其族，先灭其史

2010-05-09T20:37:00.004+08:00

古代玛雅人以精确的天文知识和宏伟建筑著称。

1562年，西班牙入侵者被这些惊世骇俗的玛雅高度文明惊得歇斯底里大发。为了彻底从精神上消灭玛雅人，传播上帝的福音，西班牙的随军主教迪耶戈·兰达将缴获的玛雅经典贬成“撒旦的勾当”，然后付之一炬。

当时的玛雅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只有一小撮贵族和祭司能掌握民族文化的精髓。西班牙的宗教狂热分子只消把这些玛雅精英集中起来，一举歼灭，玛雅文明就此中断。如今，玛雅后裔看不懂祖先留下的文字，不了解祖先的博大精深学问，甚至改信殖民者的宗教，改操殖民者的语言，他们只能从玛雅废墟和难以破解的象形文字中缅怀祖先的光辉岁月。

玛雅文化传承机制的重大弱点，导致入侵者可轻易将之扼杀。反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至今仍生生不息，这与儒家强调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重视历史道统有关。由于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历代的入侵者都难以从文化上灭绝中华文明，甚至反过来被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自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多如牛毛，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世界史坛的瑰宝，但是我国华裔似乎没有继承老祖宗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时下华裔的史观之薄弱令人哀叹不已，每个人满脑子都想着赚钱，祖先的开拓事迹与我何干？

如今，学校历史课本逐年减少华裔开拓史的篇幅，博物馆所展示的独立年代部分也逐渐朝向单元方向发展，种族主义分子更不断叫嚷这片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其祖先，其他人都是因为他们祖先的“宽宏大量”才能进入这个国家。

我们在指责这种单元论述之余，是否有反思，本身何曾重视过老祖宗在脚下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这很难怪为何在种族主义的步步进逼之下，号称捍卫华社权益的政治代表却显得束手无策。

被人骑劫历史话语权的民族根本没有谈判权，丧失历史底气，跟着就会丢掉骨头和骨气，残酷的民族斗争之路也越走越艰辛。按照这种趋势，不出几代，华人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痕迹也将被抹除。

最近敦李孝式的后人将18万页历史档案，全数交给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年前敦陈祯禄的后人也将马六甲的荷兰街老屋，连同独立年代的珍贵历史文献送给新加坡大学。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人宁可把文献转移到当年政治宿敌的地盘，有其无奈之处，也显露了他们对当今国家和马华领导层的不信任。陈祯禄当年说过马华的宗旨是要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之豪言壮语，已成绝响；面对当年对手的不成器徒子徒孙，相信李光耀在睡觉时也会窃笑。

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族，先灭其史”，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统战高手都深谙的道理。本地华裔比古玛雅人更可悲之处，就是自我放弃历史诠释权，任由对手站在历史论述的战略制高点上为所欲为，可谓咎由自取。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5.10（题目改为“自我放弃历史诠释权？”）

珍惜我们的集体回忆

2010-04-23T23:36:00.004+08:00

看了港片《岁月神偷》后，我终于了解为何这部片会牵动无数港人的集体回忆，并引发一股悠悠的怀旧风。

1949年前后的动乱时期，数十万大陆各省移民涌进香港。在物质匮乏的颠沛流离年代，他们多数抱着过客心态，认为这里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只有不断地拼搏赚钱，有机会就移民海外。当时多数人没有想过根植香港，以香港作为永久的家园。

然而，几代人过去了，生活富裕了，他们的子子孙孙早已把自己视为香港人。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暮然回首，才发现原来那段在逆境中的日子，才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花蝴蝶。

一个社会的集体回忆不能凭空塑造，它是历史里的感情，也是心的凝聚。一群人一起参与过一个年代，才会有体验，有体验才会有感动，感动才会有内化，被内化的感觉才能形成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岁月神偷》表达出来的是“香港精神”，通过《海角七号》表达出来的是“台湾精神”。

没有参与，就没有了解，没有共同经验，就没有共同的回忆，以后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与香港和台湾同属移民社会的马来西亚，我们还没有积累出“马来西亚精神”。很多年轻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大家只能盲目追逐物质，对先人的拼搏经历茫然无知，成为“失落的一代”。加上政治恶斗造成的犬儒心态，导致很多人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有机会就移民，一点也不眷恋。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政客不断地扭曲和撕裂我们的集体记忆。他们刻意抹去上一代建国先辈不分族群共同进退的完整历史，硬说友族的爷爷是以“外人”的身份进入原本只属于他爷爷的地盘，这就模糊了各族群在这片土地的开拓功绩和历史地位，让许多世世代代在此挥洒热血的国民情何以堪。

也许我们缺乏的是像台湾和日本所推动的“社区营造”运动。社区营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土地认同，从生命共同体出发，营造一个可永续经营的社区生活共同体。我国的新村城镇拥有丰富的天然、历史、文化等资产，但由于社区意识薄弱，导致许多优势无从发挥，进而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岁月神偷》最终影响了香港政府保留电影中的永利街场景，但推动社区营造未必要执著于建筑物的保存，也可以通过口述历史来凝聚社区的认同力量。如果不重视口述历史，我国社会的许多宝贵历史资源就会流逝，就如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写“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本地电影推出《大日子》和《初恋红豆冰》，电视台也播出《我来自新村》系列，展示了浓郁的本地风土人情，勾起了不少人的集体回忆，这对于凝聚本土认同是一个好的开始。唯有珍惜我们的集体记忆，珍惜我们各族人民在这片美丽土地的开拓主权，才能演绎出完美的“马来西亚精神”。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4.20

政治风水学

2010-04-11T20:19:00.001+08:00

去年我在桂林参观靖江王陵时，一名对堪舆之术素有研究的教授说，王陵四周尧山环绕，气势磅礴，成拱卫之势，而漓江水则绕似玉带缠腰；从王陵向远处望去，苍松滴翠，绿柏如荫，一丝丝的云气飘渺峰中。大明王朝的历代靖江王选中此地建陵，以保子孙世世代代永享荣华富贵，看来还真有眼光。

我们这些门外汉听得津津有味时，有个团员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的风水那么好，为什么这个朝代还是要灭亡？

教授答：风水会轮流转，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风水宝地如果被无德之人占着，这个地方的风水也会变差；相反的，有德之人的所在地，风水也会变好。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回去查阅后才知道，明朝除了前期几个帝王较有作为，接下来的都是混账居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写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他笔下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有三十年不上朝，广搜民脂民膏，导致民愤四起，怨声载道。后来的史书上记载：“明之亡，亡于神宗”。

万历葬于北京十三陵的定陵，三百多年后被考古队发掘，不久后爆发文化大革命，其尸骨还被红卫兵当成“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来砸烂焚烧。看来陵墓风水再好也保不住一个昏君的臭皮囊。满洲人起兵后，明廷还派人去破坏北京九龙山下的金祖陵，掘断其龙脉，希望通过风水阻止满人兴起；另一方面又加紧修缮朱家祖陵，以免王气外泄，龙脉受损，但明朝最后还是气数已尽，无力回天。

看来好风水并不保证能挽救一个王朝，风水再好最终还是要看人的因素。

我国的政坛上有不少例子被当成风水学的研究对象。每逢马华党争，一些杂志和报章就会拿马华大厦的风水来大做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风水评语就是：马华大厦从外形看是一个“鸟笼”，一笼不能藏二公鸟，马华两位大佬困在一块，不斗个你死我活才怪。

某风水师还如此评论：整个马华大厦没有大格局，大厅太小太窄，礼堂也不大不小。至於两千多位中央代表，如鸟笼中的小鸟，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斗争理念，以致分帮立派。马华应该打开鸟笼，放中央代表出去看世界，并告诉他们，世界很大，不要为了个人利益斗爭，要有大格局，不要搞派系。

究竟是建筑物风水设计不良，才招惹那么多奸佞之徒来争权夺利，还是乱人奸臣太多导致这个地方的风水变坏？这种因果关系难以辨证，但历史已经说明，风水改得再多往往赶不上人心的变化。

顺天道、做实事、得民心就是最好的政治风水，没有格局的窝里斗迟早会被扫入历史垃圾桶。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4.12

从儒墨之争看慕尤丁言论

2010-04-06T17:14:00.008+08:00

外国有个科学试验：试验者请中国人和美国人看一些别人痛苦的照片，然后用核磁共振去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发现中国人观看中国人受苦时，大脑反应比他看美国人受苦时强烈，反之亦然。

同样的道理，当华人看到四川大地震和海地大地震的惨状，或者看到华人和其他种族在蒙受灾难的报导，虽说“人有恻隐之心”，但到底还是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人之常情，大家不必为这种潜意识中的“排外本能”而感到羞愧，因为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研究者发现，这种对“自己人”的认同行为与进化有关。几百万年前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时，因为没有尖牙利爪，两条腿又跑不过四条腿的禽兽，所以必须群居，靠群众力量来生活。但是人心隔肚皮，渐渐演化出血浓于水，只相信自己人的现象，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起源。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古代中国有“华夷之辨”，那是以华夏文化程度作为标准的“天下观”；近代西方兴起民族主义后，一个个民族国家崛起，“国际观”取代了原本的“天下观”，从此民族即以血统作为区别的标准。民族主义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威力，反抗民族压迫时有其正义性，但走到极端却会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和种族清洗。

近年来通过DNA技术来研究，发现到世界上并无所谓的纯种民族，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会渗杂到其他的基因。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谓的中华民族其实就是大杂烩，马来民族也不例外，过于争论民族的血统优越性根本没有意义，这种论调也越来越站不住脚。

儒家的仁爱 VS 墨家的兼爱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别心。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孔子和墨子分别提出不同的学说来解决这个千古命题。孔墨都主张让世界充满爱，只不过儒家讲的是“仁爱”，墨家讲的是“兼爱”。仁爱和兼爱，是儒家和墨家的根本分歧，虽然目标一致，但方法不同，就这样争论了数千年。

儒家的“仁爱”，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先爱自己人，后爱别的人；先爱父母子女，后爱父老乡亲；先爱华夏族人，后爱少数民族。甚至在同一层面，也有分先后，比如先父母后子女，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爱，也就是“仁”，这讲究能力范围，也有极限的。

墨家的“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贵贱、等级、差别，一视同仁的爱。无论父母子女、贵族平民、华夏夷狄，统统一样地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爱，也就是“兼”。墨子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这一种爱叫“兼爱”。墨子的理论雄辩有力，滴水不漏，在当时也的确有很多人拥护和赞成，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学说简明易懂，逻辑性强。

儒家批判墨家学说不实际

到底是儒家的仁爱好，还是墨家的兼爱好？当然是兼爱好。人人平等，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爱，所有人也同样爱别人，没有矛盾，没有怨恨，没有战争，大家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亲如兄弟，这不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吗？

但是，事物往往同时有正反两面，正因为墨家的理想太美好，人们反而有疑问：这么好的事，可能吗？儒家认为不可能，并批评墨家学说不实际，很难具体实践。孟子认为，爱自己的孩子，总比爱兄弟的孩子多一些；爱兄弟的孩子，总比爱邻居的孩子多一些，这是常理，也是常识，如果不讲究人之常情，忽略了最根本的人性需求，就没有基础，不能实行，那就是伪善。

因此，儒家认为“仁爱”是合情合理的，也具有可行性。孟子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还痛加批驳墨子的学说，而且话说得很重，说墨子的主张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讲现实，墨家讲理想

但是，这就代表墨子的学说没有道理吗？从道德层面看，道德不能只讲可能性，还要讲超越性，如果阿猫阿狗都能做到，那么就是“本能”，而非“道德”。墨子认为，只有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才能超越人性，实现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博大之爱”-兼爱，才真正达到道德的境界，体现道德的超越性。

总的来说，儒家讲现实，墨家讲理想，这两家的徒子徒孙争辩了数千年也难以分出胜负。务实的中华民族当然不会执著于一家之言，反而“兼容并蓄”和“各取所长”，在不同的年代，哪一套管用就用哪一套，真正发挥了“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精神。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佛家...管他什么家，统统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和思想遗产。

单元种族政党 VS 多元种族政党

现在把儒墨两家的理论框架放在我国的政治脉络中，便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独立初期马华马华创党人陈祯禄说过：“失掉自己文化熏陶的人，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在政治上，马来亚华人应该和其他打算住在马来亚的民族成一体；可是文化上，各民族独立保护自己的精神生活。”

陈祯禄一再主张本地华人在文化上必须落叶归根，而政治上必须本土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说出：“四大洋的海水都无法洗去我血管里华族的血”和“华人不爱护华人的文化，便是畜牲禽兽”的重话。

很明显的，陈祯禄的言论反映了他是儒家式的人物，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做起，一步步往外推，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这才是他创立马华公会与其他种族政党合作，“修身齐家以进大同，一起捍卫单元文化的完美成长以确保多元一体、各族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的根本思路。

近年来民联政治人物在各地演讲时，都是强调一视同仁，所有马来西亚国民一律平等，不管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伊班人、原住民，他们要照顾所有的人。民联也时常批判国阵的单元种族政党只顾回本身族群，不能照顾全民，只有多元种族政党能照顾全民。

民联迟早要面对的难题

安华在巴东埔补选前说过：“我是一名马来人，难道这样我就不能以一名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来思考，展示对所有大马国民福祉的关心？”从民联政治人物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有墨家的影子。他们的论点简单易懂、锵锵有力，也很难怪会有那么多人会支持他们，但民联迟早还是会面对和墨家同样的问题：这么好的事，做得到吗？

民联的优势是尚未执政中央，而国阵背负着沉重的施政包袱-贪污腐败、朋党掠夺国家资产、公共体系效率不彰、物价上涨等激起的民怨导致民联在308政治大海啸中崛起。民联的这一套很墨家式的论述在现阶段肯定大有市场，但他们在执政中央之后，在分配政治资源方面应根据哪一套意识形态来达致所强调的公平公正？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实际的框架，还只是同留在口号和形式层面而已。

文化认同 VS 政治认同

副首相慕尤丁在国会被林吉祥套话，说出“马来人优先，马来西亚人居次”的内心话，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若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一个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可以分开的，慕尤丁在文化上以马来人自居并没有错，但在政治上他必须以马来西亚人为先。慕尤丁不够醒目，没有及时厘清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这两套概念，反而混为一谈，这才吃了林吉祥在文字游戏和语言逻辑上的亏。

无论如何，如果这些政治人物利用上述事件，各自唱双簧，各取所需，各自回到“自己人”的小圈子里标榜自己是英雄，那才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悲哀。作为负责任的政治领袖，应该把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集中精力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至于那些耍嘴皮子、没有建设性和生产性的概念口水战，就留待政治哲学家去伤脑筋吧。

（登于星洲日报／言路‧2010.04.08，已改为“从儒墨之争看领袖言论”。此为原文全文）

政治就是分猪肉

2010-04-01T22:34:00.004+08:00

七个人一起生活，每天杀一只猪来吃。他们试验了几个方法来分配：

第一种方法：大家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大主持分猪肉。开始时老大还能公平分配，但时间一长就有了私心，分给自己越来越多，其他人开始不爽。最后为了争夺分猪肉的特权而不择手段，风气越来越坏。

第二种方法：大家轮流分配，每人分一天。人人有私心，每个人分配时肯定给自己多一点，结果每个人一周之中只有一天吃得饱，其余六天要挨饿。这种方法表面看似公平，其实加剧了不满，也行不通。

第三种方法：选出分猪肉委员会，其余的人负责监督。每一次委员会分配后，要经过监督者审核，大多数通过后才能开饭，不然就重新分过。公平是做到了，但分到来猪肉都凉了，效率低下。

第四种方法：以第二种方法做些改进。大家轮值分配，七盘猪肉放在桌上先让别人拿，分配的人最后一个领肉。结果每盘的分量都是一样多，因为分配的人心里明白，如果每盘猪肉的份量都不同，他肯定会拿到最少的那份。

上述故事不是单纯的吃饭问题。依照中华民族的观念，吃饭就是政治，是头等大事。我们的老祖宗久经战乱和颠沛流离，忧患意识特重，整天担心没饭吃，所以见面第一句话往往就问：“吃饱了没？”。

吃饭要靠工具，古代人就弄出了“鼎”。鼎，现代人叫火锅，英文叫steamboat。抢人家的饭碗，文雅一点说法就是“问鼎”。当然，这个鼎不是简单的一个火锅，谁掌握了鼎，等于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也就掌握了权力。楚王率兵至京师，问周天子“鼎之轻重”，其实就是打皇位的主意。

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是历史传统。周朝就开始搞“乡饮酒礼”，每几年办一次，在吃饭当中解决问题。政治既然等于吃饭，那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甚至能不能得天下。难怪本地的江湖兄弟喜欢摆肉骨茶宴来解决恩怨，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学到这个古老的东方智慧，把闹翻的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官请到白宫来喝啤酒，一笑泯恩仇。

中国历代政权都极为重视吃饭问题，内阁首长叫“宰相”，“宰”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主持分肉的人。古代祭祀活动后，拜神的肉当然不会被神吃掉，而是要分给大家吃。这项工作不好做，分不均就有怨言，因为这牵涉到严肃的政治尊严和面子的问题。如果一律平分，资深位重的自然不服；如果资浅位卑的一点也分不到，也会出乱子。

谁能把这种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干好，自然在政治上如鱼得水。西汉开国元勋陈平（不是马共的陈平）据说在年少时擅长主持祭祀的分肉仪式，史书说他“分肉食甚均”，获得乡亲父老们的赞赏。后来他果然当上一代贤相。

政治就是分配资源的游戏，不管是分蛋糕、分钱、分赃、分工程，要如何分到大家都不吵、都很满意，真的很不容易。这种全方位的综合考量能力，分配的资源要反映实力，以达致博弈论里的均衡（equilibrium），必须要有政治智慧，有些人天生就有慧根，有些人怎么学都不会。

最近有政党换领导人了，听说内阁也要重组了。这些重新分猪肉的问题，考验着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否则其领导能力和合法性会受到质疑。

星洲日报／言路‧2010.04.02

蔡廖配新挑战

2010-03-29T19:39:00.001+08:00

马华328重选成绩并不令人感到太意外。从选举操盘的角度来看，蔡派的组织战和文宣战皆发挥应有的功力，以秘书和助理出身为主的黄家班童子军，打起硬战来毕竟不是以老将组成、百战余生的蔡家军的对手，加上最后关头的几招泛道德论攻势失策，部分票源分散到翁派，三角战的“弃保效应”没有灵验，结果基本盘实力最强的蔡细历最终能以38%左右的成绩出线，成为新任总会长。

从基层出身、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蔡细历毕竟不是吃素的，他以极顽强的战斗力和惊人的气势攀上了马华政治的权力最高峰，并突破对手以泛道德论的层层围剿，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民联也不应高兴得太早，他们可能遇到的是一个比翁黄还要难缠的政治对手，一个熟谙党内派系、权力运作、媒体文宣和华人政治的马华总会长，除了光碟事件以外，几乎没多少弱点可以被攻击。

马华中央代表在重选中选出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新领导层。廖中莱以微弱优势当选署理总会长，说明其一贯坚持重选的立场获得认可。同样的情况也可从中选的副总会长和中委的人当中看出。一些人即使派系色彩浓厚、立场鲜明，但没有诚信问题、没有摇摆不定、没有骑墙心态，很多还是可以突围而出。

重选尘埃落定，新领导层首先要做的是先稳住大局，以符合广大党员“不要乱、要稳定”的心理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委会上，蔡细历如何兑现其“不秋后算账、海纳百川”的竞选承诺，在党职、官职和其他党内资源的分配上做到兼顾各派系的利益，这将考验其政治智慧和平衡手腕。

“安内”之后就要“攘外”，新领导层应尽快启动选战工作营的机制，在全国各地马华选区训练选战实务的操盘手，挽回308政治大海啸中流失的各族选票，以应付民联的严峻挑战。即将进行补选的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席拥有26%的华裔选民，他们的投票倾向将是马华新领导层的工作绩效指标。

马华与民意逐渐脱节，很大原因与地方基层腐化、与社区的联系弱化有关。新领导层应尽快兑现下放更多权力给区会的承诺，并以有效的监督机制启动区会运作和拨款使用。

民联在部分执政州属进行的“新村历史展”、设立图书馆等活动，犹如马华在90年代的浮罗交怡计划的翻版，其模式接近台湾和日本的“社区营造”运动，证明有效发挥绑桩和拿票的政治作用。新领导层应朝这方向去强化各地区会，以下乡服务团厚植青年对乡土的认同感、提供乡区孩子教育机会等“浮罗交怡”活动，取代被讥为逃离政治、沦为部分商家搞课程牟利平台的终身学习运动，马华才能重返起家的根据地-华人新村。

新领导层还必须进行很多政治工作以扩大党的格局，如强化国阵的沟通机制，参与新经济模式的决策过程、扩展国际联系、栽培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充实党的智库，并思考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为本地华社谋幸福，为华人最为重视的经济方向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这才像是一个有作为的执政党所应进行的努力方向。

马华新领导层刚上台，需要一些时间去磨合，在一年半载的任期内要他们立即交出政绩，未免过于理想化。无论如何，一切尚言之过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30

生命教育 vs 虚拟迷欲

2010-03-29T00:07:00.003+08:00

这个年代不玩Facebook似乎跟不上潮流。不久前却有人弄出“Seppukoo”网站，日文意思就是“切腹”。其概念是：你受不了Facebook吗？你想戒掉它吗？你希望回归自由自在的感觉吗？那么就到这网站为你的虚拟人生划下休止符吧。

只要把Facebook帐号和密码给它，按下“我要切腹！”，它就帮你弄个“墓碑”并通知你的猪朋狗友：你已经像日本武士般光荣切腹了。另一个“Web2.0 自杀机”程式更绝，它会把你和Facebook所有朋友“解除关系”，将你的资料和照片全部删掉，最后还改掉密码，让你永远不能“复活”，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越来越多人发现，整天只对着电脑，不知不觉中已离不开网络，也渐渐丧失面对面沟通的能力。现实生活越失败的人，就越渴望在虚拟世界找回身份认同和成就感；没有网络，就如世界末日。

有人沉迷“偷菜”而导致离婚；有人为了购买“虚拟产业”而倾家荡产换取虚拟货币；甚至有人开公司雇人玩游戏练升级，然后把虚拟角色用真金白银卖给玩家。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像电影“Matrix”那样，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已分不清，人类宁可在虚拟世界中被饲养着，也不要醒来。

有人将“网络上瘾”比喻为“精神鸦片”，事实上其危害也不输真正的毒品。除了旷课、无心学习、偷窃欺骗，更极端的也有：某中国少年因父母不给钱让他上网而杀害全家；一对韩国夫妇沉迷网络游戏而活活饿死亲生女儿。这种六亲不认、灭绝人性的例子越来越多。

海峡两岸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纷纷提出恢复传统人文教育的主张，所以儒学讲座、儿童读经、中华经典导读等逐渐普及，显示一股“返朴归真”思潮正在酝酿着。

台湾评论人洪兰在“给年轻人生命的理想”文中说：很多人不了解生命教育，也质疑它的必要性。其实生命教育很早就有，只是不叫这个名字。其核心是珍惜光阴、珍惜资源、珍惜生命。中国人讲究勤俭，勤俭就是珍惜、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礼运大同篇》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教育的精神。

她说：“生命教育最迫切要做的是给年轻人生命的理想。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心中的理想，若是心中无理想，人生自然无目的，醉生梦死就成为生活的态度。实践生命教育必须从实做中去求体验，没有体验就不会有感动，没有感动就不会有学习。”

台湾官方和民间都在积极推动跨国的青少年志工活动，以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尽早确立人生方向。这种“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理念，就是生命教育的外显。有能力服务别人，表示自己比别人强，对自己有信心，就会快乐。这就是“施比受更有福”。

我国很多青少年没人生目标、思维狭隘、待人处事没耐性、礼义廉耻观念薄弱，社会越来越多乱象和乱人，这和最根本的生命教育匮乏有关。

继续在虚拟世界中虚耗青春无异于浪费生命，全力推动生命教育才能拯救更多年轻的空虚心灵。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29

马华的V型选择

2010-03-24T21:04:00.004+08:00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的招牌动作“V”胜利手势至今仍风靡全球。台湾学者高希均在《我们的V型选择-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提到：中国大陆在崛起中，台湾的优势却在内耗中不断流失，要避免被边缘化，就必须做出“V型选择”—VICTORY，每个字母拆开就构成七大元素。

若将高教授的概念套用在我国当前政治脉络中，尤其是即将重选的马华公会，仍有其适用价值：

愿景（Vision）：创党人陈祯禄提出“一个国家、一种国民、一个政府”（One Country，One People, One Government），说服华人认同本身在这片土地的开拓主权，解决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身份认同问题。但后代领袖不争气和论述能力下滑，施政方向日益无关宏旨（Irrelevant）。马华须找回创党初期的使命感，配合当前的时局需求提出新定位新愿景，才可能重生。

诚信（Integrity）：连年党争，人民看到不断的出卖、背叛、插刀，导致民众根本不信任这些领袖的言论。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政党，谁相信它有能力管理国家？一个连党同志都出卖的人，谁保证他不会卖族叛国？淘汰有诚信问题的领袖，才能修复千疮百孔的党尊严。

承诺（Commitment）：没有政治决心，就不敢作出有份量的承诺，只会得过且过混日子，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更糟糕的是，信口开河后却公然违悖诺言，更让民众打从心底看不起，党的威信也就败掉了。马华须解决最根本的政治教育问题，栽培更多有素质的党员，减少心术不正的人侵蚀根基。

人才（Talent）：必须栽培“全球视野”、“仁道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党员和干部。所谓的人才必须以德为重，能力为次。马华领袖从来不乏高学历和专业人士，但党争爆发与个人能力无关，反而是“人文素养”匮乏导致党争越斗越没品、格局越斗越小，无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只会在小圈子里打滚。

开放（Openness）：新一代领袖必须视野要广，格局要大，心胸要阔，招揽人才不看狭隘的派系利益，更不以血统和宗教背景作为党籍的考量。想象一下，受中文教育、认同中华文化的友族党员在大会上以中文展开政策辩论，会是怎样的场景？中华文化和华教不应属于单一族群，而应属于全民。让所有同样理念的各族人士一起捍卫不同的单元文化全面成长，才能确保多元的完美，成就一个多元一体、各文化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这符合齐家治国以进大同的理念。

和解（Reconciliation）：与多年来被恶法钳制的公民社会取得和解，并将其诉求纳入施政考量，以修正目前行政机关的种种缺失。过去渗透华团、收编民间团体、笼络外围组织的做法不能重蹈。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符合自由主义的主张。

青年（Youth）：多年来马华的山头主义导致很多年轻人不得其门而入，使组织面临老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若将马华和民联的二三线领袖作个比较，可轻易看到素质上的显著差别。马华必须改革组织文化，坚持党高职直选和制度化候选人遴选机制，辅以切合时宜的新政治论述，争取新一代的认同。

无论328重选结果如何，马华新领导层都必须正视“马华的V型选择”。若能加以实践，那么另一个更有作为、符合现代政治意义的马华，是可能的。Another MCA is possible！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25

还是人文素养的问题

2010-03-23T19:49:00.003+08:00

马华频密的党争给了各派系“操盘手”极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政治人物操来操去，无非是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但是，这种只求操盘功力高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已近于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厚黑学的境地，即使能逞一时之凶，但迟早也会走火入魔。

“操盘”毕竟是“术”而不是“道”，善用之可助人，滥用之可害人，全在使用者的善恶一念间。这一念之间的判断力，就必须由“人文素养”作为根基。

人文指人文科学，素养则指人的精神要素。这种人文精神以人为对象，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大的方面体现为关怀民族、关怀社会国家的精神；在小的方面则表现在个人的道德情操、高尚理想的追求上。

没有人文素养的公众人物，讲话粗俗，行为不佳，丑闻连连，其精神面貌必颓靡不堪，发表的见解浅陋，缺乏新颖的看法，甚至错误百出，让人笑话不断，严重折损其个人和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马华的连年党争已使不少这一类的人露了馅，令人看了厌恶，当事人却还自得其乐，难怪行动党的邓章钦嘲笑马华领袖不读圣贤书，反而读太多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

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及人文素养熏陶的操盘手，把权术当政治，不知道现代政治讲究的是以严格而客观的学术研究支撑的整体作业来配合时事预测，否则再怎么操也只能操回自己熟悉的自己人，专找各种小道消息和隐私来操，就是没有太大能耐建立软硬实力去操作和其他政党进行的政争。如此内斗内行，外斗就显出没有学问，实在悲哀。

马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党员的素质问题。马华党校的宗旨，开宗明义要培训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干部。可惜太多“视野狭隘”、“不仁不义”与“不择手段”之徒，为了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政治论述浅薄苍白、缺乏宏观视野和大格局，连一些候选人的所谓出师表也毫不掩饰地表明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和拨款买票，与整个民族斗争和国家发展毫无相关（Irrelevant），这就是人文素养匮乏的终极表现。

华社对马华失望透顶，因为这场无关宏旨的斗争向社会作出了最坏的示范，整天在阴谋诡计之中打滚，同志之间的信任基础荡然无存，展现了民族性格中最卑劣最丑陋最黑暗的嘴脸，老祖宗的优良思想和精神遗产被抛到九霄云外。难怪那么多人以这种政党作为本身代表为耻。

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缺乏创党祖师爷的人文素养功底，连年党争之后几乎丧失政治论述能力，只能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格局下苟且残喘。如今，面对308后的败局，面对积极修复威权的巫统，面对以“延安精神”朝着进京方向的民联，马华领袖竟还肆无忌惮地继续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陈祯禄若泉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最近冒出的“还党尊严委员会”，拟出一套“马华领袖KPI”供中央代表参考。其实所谓的专业背景、语文能力、政绩都不再是重点。马华若要保住回光返照的一线生机，除了慎选头几号的领袖，也要把注意力放在二三线的领袖，并从中选出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才，作为未来的接班种子，否则一切都大势已去。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24

复出的学问

2010-03-17T20:11:00.004+08:00

最近很流行复出，车神舒马克复出、天后王菲复出、高尔夫球明星老虎伍兹偷腥后宣布复出，连艳照门主角阿娇和陈冠希也要搞复出。

武侠小说里的复出，叫做“重出江湖”。往往在天下大乱、大家叫苦连天时，都会想要退隐避世、武功高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出来收拾残局。很多时候不是这些老家伙想再混这趟浑水，但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自己不愿干，那些要靠他吃饭的跟班也放不了他。

比起险恶的江湖，政坛大染缸里的真实复出例子多的是。

《三国演义》里讲到诸葛亮要讨伐曹魏，他用“反间计”让劲敌司马懿下野，过后诸葛亮北伐果然势如破竹。国难当头，魏主审时度势，毅然重新启用司马懿，结果成功挡住诸葛亮。

司马懿的复出，也让他们一家重掌魏国军政大权。他的儿子后来干脆篡魏登基，再灭掉吴国和蜀国。三国斗了数十年，最后让司马氏一统江山。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令人津津乐道。1933年他因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而被党内左倾的政敌斗倒撤职，但数个月后他又被党中央上调，是为“第一落”和“第一起”。1966年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打成“走资派”，株连全家，下放劳改，直到1973年才恢复职务，此为“第二落”和“第二起”。

1976年邓小平又被四人帮斗垮，为“第三落“，但随着老毛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次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第三起”。此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奠下中国富强的基础。

带领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相丘吉尔，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迎战大选。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以他的声望，肯定能顺利蝉联，结果却遭遇大败。他下台前还很潇洒地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英国人肯定丘吉尔在战时的贡献，但没让他继续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是一种务实的表现。1951年，当英国人认为冷战格局需要强硬的领导人时，他们也不介意让丘吉尔复出，再度“回锅”当首相直到1955年。

复出，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甚至是身败名裂的。

1909年，权高位重的袁世凯被满清权贵排挤，被逼回河南老家种番薯。当时其旧部为袁世凯感到不值，外界对袁世凯“复出”之声也不绝于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无人可倚重的清廷只能请袁世凯出山。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回忆录，袁世凯当时感叹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太高兴，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好好回来啊！”

后来袁世凯和革命党合作把满清推翻，一举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权势一时无两。若不是被他称之为“旷世逸才”的身边红人杨度的“劝进”误导，加上其儿子袁克定猴急想当“太子”而伪造报纸欺骗老子，精明一世的袁世凯也不会误判形势，误认为舆论和外国势力都支持他称帝，更不至于糊涂到披上黄袍，导致一世英明尽复东流，落得“窃国大盗”的千古骂名。

所以，搞复出也是一门学问。要当司马懿、邓小平、丘吉尔，还是要当袁世凯，除了要对局势判断要准确之外，也要看身边的用的到底是狗头军师还是能人志士。毕竟，用人之道的功力高低，决定了一个领袖的成败。

星洲日报／言路‧2010.03.18

劈腿，基因惹的祸？

2010-03-15T12:21:00.002+08:00

梁智强事件震惊新马两地，令人不得不正视社会上越来越普遍的劈腿现象。

劈腿，不是指体操动作的基本术语，而是指“偷情”、“出轨”的流行用语。《劈腿心理学》作者吴若权将“劈腿”定义为：一个人拥有爱情后，又把脚踏进另一只船，有两个或以上的交往对象，而且大多数会对伴侣隐瞒真相。

他把劈腿归纳成五种类型：

骑驴找马型：觉得目前对象不够好，但没有差到要甩掉的地步，于是拖着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真命对象；

预留备胎型：觉得自己居于劣势，所以先找个备胎，以防被甩时能立刻跳船；

藕断丝连型：明明已展开新恋情，却和旧情人维持微妙关系；

多多益善型：喜欢追求新刺激，无法抗拒诱惑，只爱炒短线，不能长期经营；

填补空档型：当伴侣须离开一段时间，耐不住寂寞就找人填补空虚，等伴侣回来时却无法善后。

从一些公众人物被踢爆劈腿的例子来看，大致上离不开这几种类型。虽然古训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时代不同了，近年却流行：“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需求也一直向上转移，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口袋有些钱，自然就“饱暖思淫欲”。

一些研究证实：男人天生好色，都是基因惹的祸。美国基因专家哈默博士证明：惯性劈腿和基因有关，前科累累者再犯错机率高。尽管研究发现遗传基因对忠诚度的影响占了约40%，但环境与教养的后天因素也不能忽视。

感情上的劈腿只影响少数人，却为世人所难容；政治上的劈腿，轻则影响一个政党的兴衰，重则断送一个政权，这更为世人所不齿。

个人劈腿和遗传基因有关；如果政客长期惯性劈腿，总爱勾结外敌、出卖盟友、背后插刀，或许就和文化基因有关。

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中说：一部中国史几乎是一部内斗史，如三国大战、魏晋逼宫、明太祖杀戮功臣、雍正屠兄残弟等。子篡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朋友反目，不亦乐乎。反观西方，赫梯灭古巴比伦、亚历山大灭波斯、十字军东征、欧洲列强的殖民大战等，西方史简直是一部对外征服史。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如果真的是文化基因出现问题，那么一个号称代表五千年优秀文化族群的政党，毫无忌惮不断在公众面前赤裸裸暴露政治劈腿的丑陋面目，实不足为奇。

无论如何，劈腿不能全归咎于基因。只要深化人文素养和民主观念，从根本上改善政治人物和民众的思想体质，就不会再出现那么多丢人现眼的政治劈腿现象。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15

虎年拚幸福

2010-02-28T22:00:00.001+08:00

虎年伊始，全球经济走势依然不明朗，国家领导人已迫不及待地向国人画一个大饼：今年国家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成长将达5%！

这个令人振奋的数字，根据领袖的说法，是由三大动力所贡献：落实大工程、鼓励私人领域投资和刺激国内消费。但是看过一个经济学的笑话后，就知道原来还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贡献国家GDP：

甲和乙都是经济学天才，他们很喜欢争辩。一天他们去散步，看到地上有堆狗屎。甲对乙说，如果你把它吃下去，我给你五千万。乙进行了精密的数学运算后，得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结果：吃！于是甲赔了五千万，当然乙也吃得很痛苦。

两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乙觉得反胃，而甲也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甲计算了一下，得出的最优结果还是：吃！于是甲如愿以偿拿回五千万，而乙的心理也平衡了一些。

突然他们同时大哭：原来我们闹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吃了两堆狗屎！这时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泰斗经过，听了他们的经历后，激动地说：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GDP贡献了1亿的产值！

多年来GDP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被视为衡量国力强弱与财富多少的标准，绝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都仰赖GDP数字来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更比喻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近年来GDP的缺陷不断被挑出来：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考虑国民的收入差距、不能显示社会的平衡发展等。由于不少国家领导人迷信GDP的威力，所以出现了许多有悖常识的怪象：污染越严重的地区GDP增长越高、耗费巨资的白象工程使GDP突飞猛进、战争爆发和国防开销剧增反而促进GDP增长等。

一些有识之士已呼吁世人破除“GDP迷思”。不丹早在20多年前就以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所代表的物质文明指标，这个人均GDP仅700美元的小国在国民幸福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丝毫不比先进国家如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逊色，实在令人惊艳。

幸福的定义可以很主观，也可以很抽象，但总是有迹可寻。如果我们每个人出门都可以安心乘搭公共交通而不必烦恼堵车，可以安心走在街上而不必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来攫夺，可以安心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而不必担心种族主义分子来喊打喊杀，我相信，这种实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比冷冰冰的GDP统计数字更令人神往。

曾经是亚洲四小虎之一的马来西亚，要在虎年里重现多元文化的活力，除了拚经济之外，更要为每个国民拚出幸福力。唯有如此，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荣耀感才会增加，在海外的百多万马来西亚孤雁也才会找到回家的动力。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3.01

问题在执行力

2010-02-02T00:42:00.002+08:00

二战期间，大西洋的盟军运输船队常被德国潜水艇攻击，损失惨重。盟军参谋总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有个参谋建议：“只要把整个大西洋冻结，德国潜水艇就动弹不得了。”

总司令听了很高兴，说：“真是好建议！但要怎样去冻结大西洋？”

那个参谋说：“我们只负责出主意，执行方面让下面的人去做。”

上述故事只是笑话一则，但“眼高手低”的作风，似乎是全世界高层人员都有的通病。

韩国的李明博、台湾的马英九和美国奥巴马的共同点，是上台时高人气，一段时间后就形象光环剥落殆尽，民望跌至谷底。

李明博竞选总统时强调“CEO治国模式”，推出“747工程”目标为GDP增长7%，人均所得4万美元，世界第7大经济体。这政纲使韩国民众齐心一致把他送进总统府，但事实证明他的747飞不起来。他执意进口美国牛肉，导致数十万人上街头抗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到韩国经济增长不到4%，物价上涨迅猛，民众苦不堪言。其支持率从6成跌至2成，是历任总统支持率掉得最快的一位。

马英九竞选时提出“633工程”，要达致经济增长6%，人均所得3万美元，失业率降至3%。恨透阿扁贪腐的台湾民众，无不对他展现很高的期望，以逾6成的选票把马英九捧上总统宝座，但他的表现却令民众大失所望。经济政策混乱、救灾无能、与美国牛肉谈判一塌糊涂，使到国民党在最近几场选举连续大败，得票率与在野党差距仅2.5%，其政途岌岌可危。

奥巴马竞选时高喊“Yes，We Can！”（是的，我们能够），配合“Change”（改变）的主旋律，深深打动了厌恶小布什领导无能的美国民众，进而决定让他入主白宫。但奥巴马执政至今年余，金融风暴余波荡漾，失业率近10%，民众开始不耐烦，民主党在盘踞了几十年的堡垒区也输掉补选，逼到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把口号改成“Yes， I get it!”（是的，我知道了），希望能挽回颓势。

管理学权威包熙迪和夏蓝共同执笔的《执行力》(Execution)指出：一个组织的成功，30%靠策略，40%靠执行力，剩下的靠运气。运气虽无法掌控，但策略和执行力可以事在人为。很多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败在执行力不足。

现在我国政府铺天盖地宣传“政府转型计划”，以六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来制定各部门的“关键表现指标”（KPI），以达致一个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团结马来西亚。

如此伟大理想，固然是众所期盼，但看了李明博、马英九、奥巴马的前车之鉴，大家都明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执行力。公务员体系的执行力问题一日不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情况还是会存在，届时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星洲日报／言路‧2010.02.01

中道是一门好生意

2010-01-24T22:31:00.002+08:00

行动党在全国大会上提出“中道马来西亚”的概念后，引起各界的反响。该党秘书长选举策略顾问刘镇东即指上述概念并非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策略定位，以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迈向执政中央的目标。

博弈论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杂货铺定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霍林特提出这个模型，常被用来研究西方两党政治的现象。简单的说，在一条街上有两家杂货铺，为了争取更多顾客，两家都趋向把店铺设在街道的中心点，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家都在街道中间点紧紧挨在一起。

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美国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掌权。各党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有“左派”、“右派”之分，虽然他们在竞选时攻击得越来越厉害，但双方所提的实际政策却越来越靠近。左派政党深知只靠左边一半的选民不足以保证胜出，最佳策略就是要把中间摇摆的选民争取过来，所以政策上有时就要“右倾”一点；反之右派政党的想法也如出一辙，政策也会“左倾”以便向中间靠拢。选举次数多了，到最后选民往往发现即使换了执政党，很多时候也没有根本性的政策改变，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犬儒主义才会那么盛行，投票率也逐渐降低。

在我国，长久以来国阵占据着政治光谱的中间位置。巫统在很多混合选区必须依靠非土著选票过关，马华和民政也必须依靠马来票过关，大家互相支援和扶持，才能稳住政权。相反的行动党只能夺取华人区和城市区，而回教党只能在东海岸等传统的深绿地盘胜出，双方很难有交集和共识，难以动摇国阵江山。

1999年大选，回教党以极端的宗教诉求挂帅，囊括了近50%的马来票，在东海岸的马来区把巫统打得溃不成军，但它在政策上走偏锋的结果，也导致回教党成为非土著的超级票房毒药，当时投回教党的非土著大约只有10%-20%，国阵依然保住政权。

2004年大选回教党大败后，保守派势力转弱，党内开明派抬头，政策上开始转向，以“福利国”论述取代“回教国”论述，对外则高喊“全民回教党”的口号，争取非土著选民。反观巫统却越走越极端，挑起的种族课题惹起非土著选民的强烈反感，但另一方面由于贪腐、治安、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拙劣政绩，许多马来选民也对巫统不满，最后导致308政治大海啸的发生。

搞政治就好像做生意那样，要拿着算盘精打细算。回教党虽然在308选举中达不到以往的战绩，大约只拿到约40%马来票而已，但由于它的政策偏向中间，换来了70%-80%的非土著票，这到底还是划算的，有利于它攻下布城执政中央。“阿拉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回教党的开明立场，即认为基督徒可以使用“阿拉”字眼，赢得不少民心。巫统舍弃中道走偏锋的结果，拿不了多少保守马来票，反而进一步丧失更多的非回教徒选票，尤其是东马内陆区的广大基督徒选票，更是岌岌可危，这单生意实在亏大了。

民联的崛起其实也没多大秘诀，只是抄回以前联盟和国阵的老路，民联应感谢那些脑袋发热的巫统领导人偏离了先辈们的路线，把中道位置拱手相让给了民联。巫统应明白“得中间选民得天下”的道理，必须抢回“中道”这门好生意，否则政权轮替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星洲日报／言路‧2010.01.25

2010：另一个马来西亚是可能的

2010-01-17T23:09:00.003+08:00

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故事背景是在1984年。主人公们进入一个和现实很相似，但历史却稍微不同的“平行世界”，他们称之为“1Q84”。

历史是否有走另一条路的可能性？在“平行世界”理论中，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想象一下，有另一个“你”正在阅读本文。那个“你”并非你自己，但他（她）的一生和你每秒钟都相同。然而他（她）此刻读不下这篇文章而你却打算读下去，历史分岔点由此产生。放弃读的“你”和继续读的你，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影响了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彼此并行发展却又没任何联系。

人的一生会出现许多要做决定的时刻，小事如看不看书、喝不喝茶等；大事如要不要进某大学、要不要干某工作、要不要和某人结婚等。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很多人做了重大决定就后悔了，总认为如果当年做另一个选择，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落魄潦倒。也因为这种精神缺憾，很多人都会幻想坐上小叮当的时光机回到某一个人生转捩点，提醒自己走另一条路，免得将来遗憾。

人总想通过改变过去来改善现在的处境，这是微观的，但如果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抉择造成的历史转折呢？西方很多科幻小说家常作出假设：“如果希特勒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如果戈尔打败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或许这个世界会呈现另一种面貌。

在我国，其实很多人也喜欢做历史假设：“如果当年没有发生513”或“如果当年安华打倒马哈迪”等等，总之结果都不会说得比现在差，甚至断言现在我国GDP会强过当时处在同一水平的某某国家。

最常在政治讲座上听到的历史假设就是“某某政党骗了我们几十年，如果当年不投它，今天我们就不会这样那样”。这种说法符合绝大多数常人的负面思考模式，即把现实中的不如意统统归咎于前人，但却犯上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前人的抉择，忽略了当时有限的历史条件。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曾高呼“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台湾学者高希均教授曾撰书《我们的V型选择：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进入2010年，举国陷入政治恶斗、宗教纠纷、经济空转之际，我们不能沉溺于逝去的时光，不要怨天尤人，也不必幻想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会更加幸福，反而应该学习如何对自己当下的决定负责，理性务实地规划我们的将来。

唯有如此，另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才有可能出现。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1.18

2009：常识匮乏的一年

2010-01-04T10:08:00.000+08:00

2010年元旦在戏院观赏年度大作《Avatar》，看到人类军队挟着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圣地的一幕时，几乎所有观众都希望武器落后的纳维族能挡住人类，保卫自己的家园。

侵略者最终全军覆没，纳维族付出惨重代价后迎来了胜利，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即使这些外星人怎样看都像是“非我族类”；没有人会为以强凌弱的侵略者鼓掌，即使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人类。

毕竟，“同情弱者”是每一个凡人与生俱来的“常识”。

步出戏院，回想刚成为过去式的2009年，不禁感叹，一个常识匮乏的社会，才会滋生那么多群魔乱舞，导致发生种种荒诞的怪现象。

一个获得过半选票的州政府被强行夺权，法律专家们硬是从繁杂的法律条文中，找出新政权合法性的种种牵强依据，即使那违反了最基本的民主常识。

一名年轻的政治秘书在政府大楼离奇身亡，举国人民悲愤至极，有人却说这只是“小事一桩”。这种不像是常人说的话违反了基本的社会常识，竟出自于某高官之口。

一个政党的领袖们撕破脸皮后，无视于党章首页的创党宗旨，各自撕下对己有利的部分章节来自我诠释，内斗到不亦乐乎，赤裸裸暴露为私利而斗的狰狞面目，却还打着团结或诚信的堂皇旗号，这不是侮辱公众的常识又是什么？

所谓常识，并非天文地理之类的普通知识（General Knowledge），而是众人皆知、无需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Common Sense）。例如弱势者应该被照顾，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官员不应该贪污滥权，犯错者应该受罚，这也是常识。

常识不需要高深，任何人都可用浅白的语言说出最基本的道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告诉世人：国王并没有穿衣服。两百年前潘恩以《常识》一书播下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基本观念的种子，造就了美国的独立，也验证了常识的强大威力。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提醒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权力的运用不可悖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法则。可惜我国特殊的政治脉络之下，民粹政客可肆意用政治化妆术去操弄课题，甚至灌输仇恨意识，偏偏还有那么多人随风起舞，这是常识匮乏的社会才有的情况。

唯有普及常识，启迪民智，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才会减少，2010年后的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

星洲日报／六日谭‧2010.01.04

《安邦路上》新书推介

2009-12-17T18:59:00.004+08:00

马华新闻局执行秘书甘德政今日于马华大厦13楼活动中心举行其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约50名公众人士出席这项活动。

甘德政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安邦路上》是他个人出版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他在马华中央党部工作5年以来在报章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他也感谢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赞助出版费用并抽空前来主持推介礼。

陈凯希致词时表示，回想六年前当甘德政大专毕业不久，就到海鸥企业的马中商城工作。虽然他是社会新鲜人，但本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在工作上的态度认真、肯学习。后来甘德政转到马华公会工作，这几年来他在报章上发表不少评论文章，现在集腋成裘，出版成书，他感到非常高兴。

陈凯希指出，虽然甘德政在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任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仍然会秉笔直书，对看不过眼的社会问题直抒己见，在政治课题上，对马华有褒有贬，对在野党亦左右开弓，有爱有恨，平衡点左右挪移，论者本色未失。

最后，陈凯希希望社会人士能多多支持该书，以便鼓励和提掖后进。

《安邦路上》在各大书局都有代售，定价RM16一本。

有兴趣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直接向作者订购，需附加RM2的邮费，共RM18元一本：

1. 邮寄支票。请写上姓名及地址，并在支票抬头写上KAM DE ZHENG，寄至:

　 No.7, Jalan Chong Hwa,
　 Off Jalan Gombak,
　 53000 Kuala Lumpur.

2. 银行汇款。请汇款至大众银行（Public Bank）的KAM DE ZHENG，帐号：4467270109

完成汇款后，请将汇款数额、汇款时间、姓名和地址，通过短讯sms（012-6692126）或电邮（forrestkam5@yahoo.com）通知作者，以便在第一时间将书寄出。

《安邦路上》自序

2009-12-17T18:53:00.002+08:00

在安邦定国的路上摸索

短短十多公里的安邦路，跨越两州，从首都市中心黄金地段直通雪州的安邦镇。这条路承载了吉隆坡大部分历史的记忆，也浓缩了我在这里五年的回忆。

我在安邦路上的一个政党总部服务时，为满足个人的小小心愿，必须在随时加班的压力下，挤出时间在晚间进修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和写文章。虽然辛苦些，但在日积夜累之下，终有小成。现在我着手整理5年来在报章和个人部落格上发表的时事评论，以集结成书，做一个小总结。

这是我第一本书，收录了我在2004年至2009年针对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各个层面的评论，大部分为我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发表过的时事短评。碍于我的经验浅薄，学力未致，所以这本书里头没什么精辟的高深见解，也没什么高瞻远瞩的洞见，但这10多万字，代表着我几年来思想的成长和转变，也是我思索方向的一点轨迹。

这本拙作所写的，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这些充斥着我个人主观看法的时评，读者可认同，也可不认同。我不敢说我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因为现在自己看回在过去的时空写下的文字，竟然也会有陌生的错位感觉。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想法也会改变，这或许对整个大环境是无足轻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有意义的记录。

回想五年前，当我从企业界转往安邦路从事政治工作时，某个前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做生意赚到钱，人家赞你本事；你搞政治赚到钱，人家骂你贪污。年轻人，要想好好来。”

一个初出茅庐、满脑子还是“找工、赚钱、找对象、成家立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傻愣愣黄毛小子，当时竟走上政治这条路，现在想起有些不可思议。想起前辈说的话，再看看现在的自己，不胜唏嘘之际，也有不同的感悟。

走过山路的人都知道这一句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人生，有很多条路可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因缘巧合之下，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上，本来就充满许多挑战和选择，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像一场长途跋涉的越野赛跑，一时的挫折困顿，一时的成功喜悦，在漫长旅途中，也只是脑海中一闪即逝的种种片段。

有句老话：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在安邦路上走了五年，挥洒着青春和血汗，去探索安邦定国的途径。无论成与败，都有我的欢笑与眼泪，回首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不会后悔。即使将来某一天转换人生跑道，我依然会怀念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文章写成后，首两位读者往往就是他们。书的初稿也是由他们校对和审核。没有父母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可能难以面世。

陈凯希先生为本书写序，并慷慨赞助本书的出版，其仁风义举，使我感激不尽。他是我大专毕业后的第一位老板，虽然我在其海鸥企业服务时日不长，但他在面试时对我说一句话：“会做人，才会做生意”，我仍铭记于心。陈先生早年曾参与政治斗争，经历牢狱之灾，后在商界大展拳脚，其传奇性的事迹，是我这位后辈所钦佩之处。

在安邦路上的这些日子里，许多朋友和同事陪我一起走过，分担我的忧愁，也分享我的喜悦，谢谢你们。

最后，我期待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不吝给予赐教，善意的批评和诤言，将会鞭策我在写作路上继续勇往直前。

2009年9月1日
吉隆坡文良港家中

《安邦路上》出版后记

2009-12-17T18:39:00.005+08:00

本书第一篇文章〈气数已尽〉，是我在6月30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来打算在8月左右出版这本书，无奈遇上十年一遇的党争，由于职责所在，不得不暂时搁置本书的出版，以应付突如其来剧增的工作量。

10月10日马华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后，出现匪夷所思的结果，纷扰依旧，情况未见明朗。无论如何，我的出书计划不能再拖，经过一番筹备后，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要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支持，谢谢所有曾协助我的朋友和同事，也要谢谢出版社和美术排版设计师田小姐所给予的耐心，更要感谢陈凯希先生慷慨赞助出版费用，让我了却出书的心愿。

从7月到11月期间，我也曾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这些党内纷争时期所写下的文字，现在事过境迁，阅之觉得有欠公允之处，所以决定不收入本书，但我仍将这些文章忠实地张贴在个人部落格里，以作记录。

陈凯希先生在本书序文提及我“党务在身而论政，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然而，‘以德论政’显然是他一直保持的理论意愿”。“以德论政”的誉言，我受之有愧。我在政治圈大染缸浸了几年，写评论有时难免因政治立场而流于偏颇，但我尽可能抱着当初的赤子情怀，凭良心写，直抒己见。对于我加入已有五年之久的马华公会，下笔时往往语多批判，但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使然。

“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的组织文化

我曾在马华党校上过选举实务课程，也曾参与两次全国大选和大大小小的补选，对于选举中的种种战略战术乃至茅招奥步，已习以为常。学了点理论基础，有了点实战经验，我就胆粗粗地向政治教育局要求成为讲师，到全国各地马华州联委会和区会推广有关选举操盘的知识，希望能帮助各地马华加强选举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以应付308政治大海啸后的严峻考验。

我一直认为，马华的选举机器过于孱弱，也过于依赖巫统竞选机制的支援，无力靠自己的本事赢取选票，导致马华在国阵框架里和巫统展开博弈时，往往处于下风，受制于人。我也一直认为，马华在308大败，输在技不如人，操盘水平与敌对党相比，差距颇大。我相信通过栽培更多选举操盘手，储备更多优秀干部，才可扭转马华现有的逆境。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马华在选举操盘的“用”方面的改革，并不足以弥补在“体”方面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最近经历了残酷的党争后，我才知道，马华其实并不缺乏选举操盘手，甚至可说是人才济济，偏偏这些党内各派系精英都把仅存的元气白白虚耗在内斗上，从媒体报道看到的各种尔虞我诈的斗争花招，可用“创意十足”来形容。

这种“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的组织文化已根深蒂固。有时我想，如果马华党内各派系的操盘手，都能矛头一致向外，把本身的聪明才智发挥在适当的场合，这个政党一定很强大很有作为，但事与愿违。在巫统霸权压制的既定格局之下，马华所能分配到的政治资源日益稀少，加上越来越多毫无政治理念、只想找好处的人加入，庞大的党组织不但没有增加开疆扩土的能力，反而陷入了毫无生产力的内卷化，一旦领导层更替和资源再分配的问题无法解决，周期性的惨烈党争必然出现。此格局一日不变，马华也就一直陷于内卷化而无法自拔，栽培越多操盘手，实则储备更多党争能手，更加剧内斗，更自我削弱。

“spin”的迷思

我也听过，一些领袖把操盘这种实务工作称为“spin”（扭转），操盘的幕僚就叫“Spin doctor”（扭转博士）。遇到一些棘手的课题时，动不动就叫这些军师们：“快点把这个课题spin一下！” 根据西方学者为Spin doctor下的定义是：“专门负责与记者倾谈和打交道的政治顾问，企图把自己分析和诠释事物及新闻的角度，加诸传媒报道之上。”

事实上，我对spin这个字没有好感，我反而倾向于使用中文字眼“操盘”。在美国俚语中，spin就是欺骗的意思。当这个词被套用到政治上，也常带有欺骗性质的贬意。政治人物spin来spin去，无非是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但是，这种只求spin功力高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已近于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厚黑学的境地，即使能逞一时之凶，但迟早也会引火自焚，走火入魔。

说到底，“操盘”毕竟是“术”而不是“道”，善用之可助人，滥用之可害人，全在使用者的善恶一念间。这一念之间的判断力，就必须由“人文素养”作为根基。

人文素养低落导致乱象频仍

“人文素养”一词，即“人文”与“素养”的结合。人文指人文科学，其中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文学、哲学等；素养则指人的精神要素。人文素养指的是在获取人文科学知识后所呈现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以人为对象，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大的方面体现为关怀民族、关怀社会国家的精神；在小的方面则表现在个人的道德情操、高尚理想的追求上。

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加速功利思维的扩张，也导致当今社会的人文素养极度匮乏。这样发展起来的个人、组织乃至整个国家，将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高度发展商业社会，也必是一个蛮横无理，只讲求实力而罔顾基本情理法价值观的冷血社会。没有人文素养的公众人物，讲话粗俗，行为不佳，丑闻连连，其精神面貌必颓靡不堪，发表的见解浅陋，缺乏新颖的看法，甚至错误百出，让人笑话不断，严重折损其个人和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在当前的时空脉络中，我们虽不能太过于苛求当今的政治人物都具备哲学家的水平。但最低限度，政治工作者都应受到基本的人文知识训练，受到人文精神的洗礼。政治工作者作为公共领域的人物，活跃于国家与社会的舞台上，经常通过媒体发表他们的意见，或者通过公开的场合提出他们的见解，的确需要提升人文素养来丰富他们的政治论述。

马华党校的第一条宗旨，开宗明义要培训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干部。可惜，这种长期性的基本功无人去做，速成的旁门左道倒是很有市场。太多“视野狭隘”、“不仁不义”与“不择手段”之徒，为了争夺那一丁点的政治资源而互相内部攻伐。太多缺乏人文素养的人占据高位，不讲求政治理念，不讲求政治道德，更不讲求政治诚信，只讲求短期利益。操盘术给这些人学了去，只会运用在赤裸裸权力斗争中，不断制造种种乱象。在党内各大派系不断卖力互相攻伐的同时，各大中文媒体也乐于配合不断地消费党争新闻，导致党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大江东去。一个不断挥霍先贤政治遗产的政党，焉能让民众对之寄予希望和信任？

祯禄之后马华无人矣

也许只有马华的创党老祖宗陈祯禄，才称得上是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仁道精神”与“人文素养”的人。

拜工作方便之赐，我得以在马华内部资料室翻阅创党初期的历史档案。从历史文献中可得知，陈祯禄虽不谙中文，但仍通过英文阅读大量中华经典，如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对西方政治哲学涉猎极深，但凡阿克顿爵士、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均了如指掌，可谓学贯中西。唯有具备如此深厚的人文素养背景，加上全球观的前瞻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陈祯禄才能准确地掌握当时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大趋势，奠定他成为开国元勋的地位。

毋庸置疑，陈祯禄是独立年代的操盘手，但他显然是政治论述和理论建设的圣人型政治人物，而非成天与龌龊手段为伍的选举操盘手，否则他在晚年也不会被林苍佑一举击败而下野，但这些都无损他的历史地位。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构想、华人在独立后的身份认同和定位、各族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些关系到整个国家、族群命运发展的基本框架，其实在陈祯禄早年论述中已定雏形，其远见、深度和水平，已远超同时期的友族政治家。

行笔至此，回顾陈祯禄的事迹，再看到目前马华的沉沦，不禁有“祯禄之后马华无人矣”之叹。的确，陈祯禄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少争议性的马华总会长，也是罕有的能同时被华社、友族社会、英殖民等各势力接受的政治家。陈祯禄时代的马华当年挟着强大的正当性与联盟友党上台执政，如今这60年老店的政治老本已被连年党争销蚀殆尽。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缺乏老祖宗的人文素养功底，陈梁党争之后更几乎丧失政治论述能力，成为巫统一党独大格局之下的附庸。当今马华领导人，既没有创党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魄力，也缺乏创党人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政治智慧，只能在小圈子内以耍小聪明、歼灭党内敌人来延续个人政治生命。

1952年马华转型成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时，陈祯禄认为马华应该是活的制度，“应巩固其强大以及民主的基础，以备未来以及现在的马来亚扮演部分角色。”换句话说，马华若不转型，它只能扮演短暂的历史角色。

今天，面对后308的败局，面对积极修复威权的巫统，面对以“延安精神”朝着进京方向的民联，马华领袖竟然还大动干戈打内战，继续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陈公祯禄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若按照其思路，当今马华该如何转型，该何去何从？

也许，马华就如其言：只能扮演短暂的历史角色。

如此马华，叹哉，痛哉，悲哉！

2009年10月28日

吉隆坡安邦路163号建筑物10楼

我的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

2009-12-14T11:35:00.004+08:00

我将于本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时，在马华大厦13楼活动中心举行我的新书《安邦路上》推介礼，届时将邀请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先生前来主持推介礼。

《安邦路上》收集了我在马华中央党部工作5年期间，在报章评论版、专栏和个人部落格上所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我曾于2006年至2007年为南洋商报《时潮·大事小谈》专栏供稿；2008年至2009年为星洲日报《六日谭》专栏作者之一。

我希望所有认识我的旧雨新知，能拨冗出席上述推介礼，并给予指教。欲知更多详情，可致电本人012-6692126或电邮forrestkam5@yahoo.com询问。

马华的一九四九

2009-11-11T10:56:00.002+08:00

阅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心中感慨万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无数个体和家庭被无情的国共内战撕裂，影响所及不仅是两岸三地的千千万万老百姓，也决定了南洋数百万海外华人的未来命运。

1949，这个年份对炎黄子孙而言，具有深刻的历史涵义。那一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国民党溃败到台湾；那一年，冷战格局的确立，促使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加速进剿以华人为主的马共；那一年，许多华侨因中国赤化的政治因素，面对回不了家乡的窘境，成为滞留异乡的弃民；也就在那一年，在英殖民者和马来激进民族主义同时质疑华人对这片土地的忠诚度时，马华正式成立。

马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马华，指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华社，“马华文学”即在此广义的范畴内。狭义的马华，指的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这也是一个令华人又爱又恨的政治符号。本文先浅论狭义的马华曾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至于广义的马华在颠沛流离时代被伤害的个体经历和口述历史，则希望龙应台期许的马来西亚版《大江大海》能尽快出现，以填补这一块盲区。

无论当今华社对马华公会的评价如何，回溯到1949那个年代，学界公认马华公会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因为它首先解决了当时华人最棘手的政治问题-身份认同。

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大部分“新客华人”仍以中国为认同中心。在当时华人普遍存有“落叶归根”思想的情况下，熟谙国际规则的马华创党人陈祯禄深知，作为这片土地的开拓者，若没有适时通过政治途径参与争取独立和建国的过程，华人在国际法上就只能被列强公认为非法或合法的外来移民，因此他主张华人必须爱惜自己的开拓主权去认同当地，以享有平等的公民地位。

陈祯禄与英殖民政府谈判、与友族领袖博弈、与华社同胞沟通时，一再强调华人在文化上必须落叶归根，而政治上必须本土认同，如此的认同也会导致连同文化和政治一起落地生根。他根据现实提倡“马来亚人的马来亚”，劝告华人在政治效忠取向的大是大非前，固然不能选择共产中国，也不必选择国民党中国，反而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开拓和成家立业，就应该留在什么地方发展、贡献和回馈当地。这种论述在当时取得巨大成功，大批早期潜伏马华的国民党人不是分裂、掉队就是转化成为坚定的马来亚新生国家的公民。

陈祯禄开创了华人移民海外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斗争模式，使到作为开拓者的华人获得法定的公民地位，不再漂泊流离和受其他族群质疑。吊诡的是，当年解决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马华公会，今天却面对华人质疑马华公会政治代表性的认同。后代领袖不断展开无关宏旨的内耗，不断侵蚀老祖宗残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使华社已到可以考虑没有马华公会的临界点，这也是正处于党争漩涡的马华衮衮诸公必须正视的危机。

星洲日报／言路‧2009.11.11

马华百万党员公投可行吗？

2009-10-16T12:24:00.003+08:00

马华双十特大的神奇结果令各界大开眼界。翁蔡双方两败俱伤，不相上下的票数显示中央代表意愿分歧极大，这个号称走过一甲子岁月的百万党员政党，经此特大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撕裂得更加严重。

如果翁蔡两人齐下，中委会可依据党章，直接从票选中委当中选出过渡时期的老大老二，就如当年双林党争后黄陈上位的方式。但是，反对这个做法的党员大有人在，一些领袖就促中委会总辞，让中央代表重新选举新团队，以符合公正、公平和透明化原则。

目前又有党员提出，既然要落实真正的民主，就不能局限在2380个中央代表，干脆引用党章第171条文，将决定权下放到百万党员，来个公投决一胜负。

让2380中央代表重新选举，已被人抨击“劳民伤财”，结果现在又有人将“党内民主”无限上纲，扩大到百万党员公投，岂不是“惊天动地泣鬼神”？谁是谁非尚难定论，目前仅能初步探讨这个百万党员公投的可行性。

百万党员投票，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动员，无先例可循，但在台湾早就已经落实了。2005年国民党直选党主席，全台90多万党员选出一个党主席，当时是马英九对垒王金平。王金平在党内基层势力庞大，竞选策略主要打“地面组织战”，用传统的请吃喝、买票等方式。马英九主要打“空中宣传战”，用报纸、电视、网络来谈政见、改革和愿景，结果马英九大胜得约7成的选票。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整体投票率约50%而已，这意味着另外不出来投票的一大半党员还是有“水分”存在。

组织强大的国民党尚且只能叫动50%党员出来投票，那么进入低潮期的马华又能叫动多少人出来？乐观估计还有30、40万人出来，悲观一点也有十万八万，总之也是一个大数目，单单是登记工作、设立投票站、印刷选票、计票等繁琐行政工作，就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马英九胜选模式证明什么？传统的地面组织战如吃喝玩乐、不谈政见、只讲利益的年代过去了。

金钱政治为何会盛行？因为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两千多个中央代表的选盘太小，可直接用买票的方式，谁钱多谁就赢。只要这个制度一改，选盘扩大，金钱政治就没得玩了。钱再多，买得了一千几百张票，也买不了几十万张票。广大党员看的就是候选人的政见、素质、前瞻性和形象，不再是看钱而已。巫统最近修改党章，让中央代表人数从千余名扩大到14万名，就是基于上述的考量。

党主席是一个党的最重要灵魂人物，通过几十万党员选出来的老大，有威望，有代表性，代表着整个党的形象。如果马华总会长用这种方式选出来，在内阁当部长，分量肯定很大，讲话也能大声一点，和巫统的政治博弈中能夺回一些主动权，也可逐步摆脱成为附庸党的羁绊。

当然，百万党员公投还有很多技术上和具体操作的问题必须解决，马华可去台湾进行考察和学习。无论如何，308后的马华已元气大伤，没有继续分裂的本钱，一切考量必须以团结稳定为大前提，不能为了狭隘的个人权力斗争而恣意挥霍所剩无几的政治代表性。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16

威权有可能修复

2009-10-15T10:11:00.006+08:00

国阵在峇眼槟榔补选大胜，终结了民联308后在半岛的七连胜纪录。成绩显示，即使在马华和国大党陷入内部纷争的情况下，巫统不但守住马来乡区票仓，也让华裔及印裔回流国阵。

这样令人鼓舞的成绩，巫统高层领袖肯定会将之归功于本身亲自出马争取各族选民，甚至连最“反”的华裔和印裔选票也成功收复，不必依靠积弱的马华和国大党去拉华印票源。至此，巫统内部鹰派分子要收回国阵成员党的马来人占多数选区的叫嚣声，肯定有增无减。

52年前，联盟三党-巫统、马华和国大党，配合全球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以争取独立的“默迪卡精神”赢得广大民意，令联盟挟着强大的正当性上台执政。但是，崛起的正当性，无法永葆当年的热情，当下的马来西亚，公共体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盛行，种族政治猖獗，使到威权政体面对执政正当性的快速流失。308政治大海啸后的政治板块移动，使到民众看到政权轮替的曙光，也让从未失去政权的执政党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峇眼槟榔一役，让首相纳吉看到修复威权的可能性。如果纳吉将峇眼槟榔的胜选模式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先稳住马来基本盘，再收编印度选民，最后削平华人的造反意识，国阵的威权就有回光返照的机会，民联的308成果可能就只是昙花一现。

究竟是威权还是民主比较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直是政治学的热门研究议题。台湾和韩国都曾在威权统治之下取得快速经济成长，反观民主化后的菲律宾则一直陷入政治混乱、经济空转的困境。过去20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迅速，也实现了两次的政权轮替，但对照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成长，不少台湾民众却认为威权比民主好，甚至产生怀念蒋氏父子统治年代的“威权乡愁”奇特现象。

在阿都拉“无为而治”时期，民间也出现“怀念马哈迪强势领导”的现象。90年代马哈迪就以“文化霸权”策略，配合政治稳定、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一举将两线制扼杀于幼苗之中，创下国阵的辉煌年代，反对党几乎被压制得抬不起头。纳吉目前的套路，隐隐约约有马哈迪的影子，这也是民联最担心的“马哈迪主义”会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几年前，林吉祥的前政治秘书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行动党在90年代被重挫的原因：“林吉祥的用兵战略和战术，一直忽略组织的自强，过于依赖敌人的犯错，一旦敌人不再犯错，那么行动党必败无疑。” 这套论述，也可用在当今的民联。

峇眼槟榔补选，暴露了民联内部的隐忧，也揭示了民联一直过于依赖国阵犯错来取分，本身提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执政纲领，让人民对民联执政中央的信心不足。峇眼槟榔华印裔选票回流国阵，已经给民联一个响亮的警钟。

1995年大选行动党惨败后，该党领袖陈胜尧在马大的一场研讨会上，怪责选民没有共患难精神，日子好了就抛弃行动党；日子糟了，才想起行动党。目前在纳吉积极修复威权的情况下，如果民联不想重蹈过去的覆辙，就必须摒弃“比烂心态”，将民联执政州属管理好，并提出具体的执政纲领，否则陈胜尧式的“缺乏自省”言论，还会再下一届大选后重现。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15

盛世中国宜戒骄戒躁

2009-10-02T11:33:00.007+08:00

刚看了电影《南京！南京！》，心情非常沉重。在这套黑白电影里，看到入侵者兵临城下的狰狞凶残面目；一张张木无表情的亡国奴嘴脸,眼神茫然地任由敌人屠戮宰割；妇女任由征服者强暴奸淫而无从反抗。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怆，痛心一个民族的脊梁、尊严、骨气竟被暴力摧残至如斯地步，但也只能哀叹：国衰民弱，落后就要挨打！

看完电影不久，电视镜头一转，就是宏伟的新中国60年国庆阅兵典礼。在国产战机轰鸣声划破的长空下，一排排步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先进兵器轮流出场，天安门广场挤满展露自信笑容的民众。这些洋溢着喜悦的色彩缤纷画面，与之前让人窒息的电影画面，竟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60年，一个甲子，变化竟如此之大。

这些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富强。经济高速成长、神舟太空人升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大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获得显著提升。此外，雄厚的中华文化“软实力”，随着各国纷纷设立孔子学院和学习中文热潮，辐射般地扩散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日中天之际，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这可从95%受访者“就算可选国籍，仍愿做中国人”的复旦大学民调中得知。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转变，在中国积弱时期，也是“崇洋媚外”、“来世不当中国人”等自卑消极思想当道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无论是中国官方、学术界、媒体或民间，有关“盛世”字眼的使用率已非常频密。“盛世”之词，古已有之，尤其是“汉唐盛世”，更是中国人梦寐萦怀的遥想。经历苦涩屈辱年代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心渴望国家强大，亲眼看到今日中国的成就后，埋在心底深处的“盛世情结”也就怦然而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一组数据说明了中国60年来的经济成就：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7倍,即将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这些数字，证明“盛世”并非幻影，而是看得见的事实。

无论如何，盛世下的中国，仍然不乏隐忧，如过于强调金钱和物质主义所产生的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官场和商界的贪污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动乱等问题，都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强化执政能力的中共政府必须克服的内忧。除了拉高经济增长来保持执政合法性之外，强化法治基础、扩大党内民主、下放更多行政权力、落实地方自治、让民众享有更大的政治参与权等，也是中共政府必须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到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一种既自信又浮躁的情绪。过去苦难的岁月和今日的非凡成就，造成过度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也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疑虑，这也为外国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煽动疆独和藏独等分离主义，找到乘虚而入的着力点。

躬逢盛世的中国，更须戒骄戒躁，以稳健的步伐，继续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迈进。

星洲日报／言路‧2009.10.05

从独行侠到群众路线

2009-10-02T11:21:00.005+08:00

马华中委会宣布将会长理事会对蔡细历的开除惩处，减为冻结党籍和党职四年，形势演变可谓峰回路转。

中委会会议结束后，30多位中委站在总会长翁诗杰身后的合照，登上各大报章的封面。一图胜千言，这张照片有力地说明，翁诗杰已获得超过四分之三中委的支持，这对中间游离的中央代表影响甚巨。

反观挑战派代表，除了在会议中途离席，到会场外诉诸悲情之外，似乎也无法逆转当权派成功消除中央代表“肚懒情绪”所建立起来的优势。这突显了挑战派底气不足，被人看来是和整个中委会对抗，斗争策略失误连连，看来所谓的“党争”已近尾声。

当权派善于利用党务行政上的优势，掌握战略和制造议题的主动权，在会长理事会和中委会上先硬后软连发奇招，除了将挑战派压得阵脚大乱之外，也对巫统发出明确的讯息，即挑战派大势已去，巫统对国阵成员党的分而治之招数已不奏效。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当权派之举无可厚非，挑战派除了控诉对方“玩臭”之外，也无法掩饰己方在政治操盘上技不如人的窘境。

在一连串的大动作之中，可以看出翁诗杰行事作风的蜕变，也显示他已适调了当权者所应扮演的角色。他摆低姿态，身段越趋柔软，尽量减少发言而让身边大将对外放话，不节外生枝和对方纠缠于无聊的口水战。这一招可减低人们对“翁蔡私人恩怨”低层次决斗的负面印象，反而要把这次的党争格局拉高层次至党改革转型的“路线之争”。这也是他从以往的“独行侠形象”转变成以广大党员意志为依归的“群众路线”的关键一步。

古往今来，善于造势的政治操盘手，即使以个人英雄形象起家，到后来一定会经历转型的阶段，即走向群众路线，否则到最后肯定失败。群众运动高手毛泽东在其斗争哲学《矛盾论》就这么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终老毛一生，与国民党斗，与日本人斗，与美国人斗，与苏联人斗，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鲜有败绩。

一个领袖厉不厉害，不是靠自己人吹捧“英明神武”，而是连敌人都承认其厉害，才是真正的高手。马华历史上能让政敌感到敬畏的领袖并不多，大力鼓吹“群众路线”的李三春算是一个异数。林吉祥前政治秘书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第385页，就指“当年李三春推出马华五大计划，可看出其确有过人的领导魄力和战略智慧，对比受英文教育的陈修信，李三春无疑更晓得掌握华社心理，或者说更懂得搞华人政治，故行动党要应付马华，肯定比昔日艰难得多。”

翁诗杰连续在PKFZ和党内斗争越战越勇的情况下，让人依稀看到当年李三春“先打党内劲敌，再打党外天敌，最后才打巫统”的“突破”套路，所以党内外敌人处心积虑阻截翁诗杰崛起也是预料中事。无论如何，残酷的政治权谋斗争讲究的，不是黑白对错，而是手段高下，其间变化诡异难测，不到最后一刻都难以知道谁会笑到最后。

（刊于22/09/2009东方日报言论版）

全民利益超越挺翁挺蔡

2009-10-02T11:19:00.004+08:00

昨日关键性的内阁会议后，首相纳吉宣布设立一支以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为首的特工队，专司调查巴生港口自贸区（PKFZ）丑闻，以揪出这项涉及数十亿令吉、全民高度重视的弊案的涉案者。

首相在记者会作出决定后，当场就有记者发出内阁决定是否剥夺交通部在PKFZ事件上的主导权、是否边缘化交通部长翁诗杰的角色等的问题，纳吉还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在同一个政府和阵线，有共同的目标。请不要把我和翁诗杰来离间。”这番话清楚表明了首相和整个内阁站在翁诗杰背后的立场，即扩大PKFZ事件的调查范围，还原事情真相。

有人质疑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是否够分量担起这项重任。也许我国公务员体系的效率引人诟病，委任公务员头子领军彻查PKFZ似乎难以服众，甚至也出现了“官官相护，淡化事态”的说法。但从国家行政体系来角度来看，政府首席秘书和首相的地位相若，都是由最高元首委任；而内阁部长则由首相委任。由此看来政府首席秘书的地位，比起内阁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能跨部门动用各方资源调查PKFZ的种种内幕，这些权限是内阁部长“望尘莫及”的。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不但没有“淡化事态”的意图，反而有“扩大事态”的趋势，但这必须看接下来的发展和动作，只要越来越多的大鱼小鱼被臭名昭彰的Bukit Aman或反贪污委员会“请去喝茶”，甚至被逮捕，就可印证“扩大事态”的说法。

至于坊间出现交通部长被削权、失去议题主导权的说法，实际上缺乏“常识”。交通部法令已明文规定交通部长的权限，翁诗杰下令普华永道公司进行账目稽查、设立特工队调查KDSB浮报工程等决定，都在其部长权限之内。若要求他跨部门进行调查，甚至去捉人，这不仅是强人所难，甚至可以说是唆使部长“滥权”，为我国行政体系立下坏榜样。

李华民报案KDSB浮报工程达15亿令吉，这仅是交通部权限内所能进行的工作；而政府首席秘书主导的特工队的权限可扩大到其他部门，尤其是财政部，从购买土地、招标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就近50亿令吉，这几乎就是整个PKFZ风波演变至今所能达到的最大款额。

无论如何，在马华陷入党争漩涡之际，普罗大众都不希望马华衮衮诸公在展开权力斗争之际，却把涉及全民利益的PKFZ数十亿令吉忽略掉。

彻查PKFZ事件肯定符合“全民的利益”，没有人希望看到涉案的贪官污吏能逍遥法外；在维护“国阵的威望”的前提下，纳吉在最后关头肯定“弃车保帅”，否则下届大选大家“一锅熟”；全体马华党员在攸关“马华的生存”的大是大非之前，必须从全民的利益看待PKFZ课题，超越狭隘的“挺翁”或“挺蔡”的派系之争，才能在下届大选绝处逢生。

星洲日报／言路‧2009.09.10

巴生自贸区弊案与马华特大无关？

2009-10-02T11:15:00.003+08:00

马华特大议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场权力斗争的殊死战中，巴生自贸区（PKFZ）弊案是左右马华党争走势的重要变数。

在这个节骨眼上，巴生自贸区的主要承包商KDSB被冻结银行户头，内阁也将在周三的会议中重点讨论自贸区超支兴建的情况。从整个事态的演变看来，不难看出首相纳吉的明显倾向，即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彻查PKFZ丑闻。而传言中巫统内部要倒翁的势力，是部分PKFZ既得利益分子，而且只是巫统的少数派或前朝旧臣，这些人自然想方设法堵住翁诗杰继续在PKFZ事件上越挖越深，包括在马华内部纠纷火热之际与倒翁派连成一线，但这一小撮人与纳吉和巫统主流派的意愿是相违的。

自翁蔡正式开战以来，特大提案成为了双方角力的焦点。当权派的企图，是想把“支持总会长彻查巴生自贸区”和“支持总会长领导”捆成一个提案配套，这一招自然被挑战派视为“眼中钉”。因此蔡派不断重复“自贸区弊案与马华特大无关”、“别把马华拖下PKFZ这趟浑水”的论调，以便把PKFZ事件与马华内部纠纷做一个切割。

如果硬说PKFZ真的和马华无关，其理由是欠缺说服力的，眼睛雪亮的小市民肯定就不会认同这个论点。谁不知道交通部长这个官位自1981以来一直是马华的“专利”？谁不知道批准买地又发担保信的是前马华总会长林良实？谁不知道批准整个PKFZ计划，也发过3张担保信的是前马华署理总会长陈广才？加上历任巴生港务局（PKA）主任都是马华推荐的，如陈祖排（前马华总秘书）、叶炳汉（前马华副总会长）、曹志雄（现任中委）等等。

简言之，PKFZ涉及46亿令吉，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决不能等闲视之。这宗大丑闻，是马华创党以来最大的“烂摊子”，直接导致马华在308政治大海啸惨败和雪州变天，新领导层能把PKFZ扫进地毯下不理吗？蔡派至今仍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即使他们打倒翁诗杰后，如何处理PKFZ这个烫手山芋？如何让马华彻底摆脱PKFZ这个魔咒？难道把交通部长交还给巫统，马华就可置身事外吗？选民会在下一届大选放过马华吗？

翁诗杰要彻查PKFZ丑闻的坚决态度，在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普罗大众一般上都给予支持，连之前咬住翁诗杰不放的民联议员也赞成他的做法。但翁氏的强势领导作风，引起很多党员不满。

有人说翁诗杰的好斗性格会带给马华灭顶之灾，其实不然。当年马华创党先贤陈祯禄以一介文弱书生，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尚且敢上街头发动罢工示威，被马共扔手榴弹炸至重伤，他还拿起血衣号召同志坚持斗争。马华创党初期的强悍进取精神，执政数十年后却被巫统霸权压得脊梁全无，在308后马华颓靡不振的关键时期，出现一个有血性的战斗型总会长也许真是“时也，命也！”。

PKFZ课题是翁诗杰孤注一掷的翻身战，也是马华采取主动摆脱巫统牵制和丑闻羁绊的千古良机，翁诗杰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不然马华真的沦为林冠英口中的“红包党”，在下一届大选中永远走入历史。

星洲日报／言路‧2009.09.07

马华中央代表的抉择

2009-10-02T11:12:00.002+08:00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宣布援引党章召开特大后，马华的纷争逐渐开始明朗化。

由挺蔡派系发动倒翁特大的节奏，看来已被上述举动打乱。大部分处于观望的中央代表，对于任何收集签名运动都可暂时不签，以免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表态。可以预见的情况是，由当权派召开的特大，出席率肯定超高，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不如先去特大听翁诗杰的一面之词后再作打算。

自蔡细历被开除后，从中可观察出其阵营的备战速度缓慢，至今已浪费宝贵的六天时间。开战首天营造出短暂的倒翁气势已被消磨掉。

兵法云：兵贵神速。当年陈梁党争时，陈派在决裂前夕已做好充足准备，当梁维泮一宣布开除陈派十四精英的当晚，陈派就召开紧急会议、发出特大信件和拟定议程、发动人手到全国收集中央代表签名，整个过程不过三、四天。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陈派尚且能发挥高效的组织战斗力，在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蔡派没有道理无法在更短时间内收集足够的签名。有些挺蔡领袖说行动室尚未设立、需两三个星期收集签名、特大议程未定案、各地舆论不协调等等，明显看出其阵营备战不足，战略主动权已然丧失。

另一方面，首相的态度也影响马华党争的进程。翁蔡翻脸的第一天，首相就放话说不介入马华纷争，并吁请马华尽速解决问题以免影响国阵。这些话被诠释成对当权派有利，坊间论调认为首相有意放弃亲自委任的国阵总协调蔡细历以顾全大局。周日首相署发表文告，澄清政府全力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深入调查巴生港口弊案。这篇文告中已清楚看出首相的立场，这对游离的马华中央代表有着临门一脚的关键性作用。

如果当权派的特大能顺利召开，翁诗杰必须清楚交代巴生自由贸易区（PKFZ）弊案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揭弊工作，因为这案子牵涉多位马华前领袖，关系马华未来的生死存亡。如果翁诗杰不能在此大事上大义灭亲，与过去的腐败切割，马华肯定难逃下届大选全军覆没的厄运。

唯有把涉及数十亿令吉、关系到全民利益的PKFZ抬高至最高战略层次，将此案与马华的未来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有改革的转机。翁诗杰敢于揭开臭不可闻的弊案，连过去一直臭骂翁诗杰的民联议员也表态支持，甚至有些民联议员也说：“不要让马华党争模糊了PKFZ的焦点。”在PKFZ的大是大非前，蔡细历的个人翻身议程不过是茶杯里的小风波。

马华的纷乱已有一段时日，不少马华党员也认为长痛不如短痛，通过特大来快刀斩乱麻，未尝不是好事。要给华社一个更好的马华，也给马来西亚一个更有作为的马华，中央代表们必须在特大作出睿智的抉择，这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政治良知和政治判断力。

星洲日报／言路‧2009.08.31

赵明福不是第二个林顺成

2009-07-24T11:28:00.001+08:00

当赵明福离奇坠楼的一刹那，当社会舆论群起愤慨之际，一些老一辈的人，不禁然会把赵明福和林顺成联想在一起。经历过风起云涌的60年代的人，都会知道林顺成是谁人。

1969年5月4日，也是当年大选的竞选期间，一位年轻的劳工党员林顺成在甲洞张贴杯葛大选海报时，被警方意外击毙。5月9日，也就是投票日的前一天，林顺成出殡，数以万计的群众抬着林顺成的棺木，从市区开始送殡至甲洞。看回当年出殡队伍人山人海的黑白照，至今依然觉得十分震撼，显然当时民众对执政联盟的愤怒已升到极点。

5月10日投票日，联盟兵败如山倒，在野党捷报频传，吉兰丹和槟城已经失陷，雪州和霹雳州只剩半壁江山。在雪霹两州新政府难产、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华人参与在野党的胜利大游行，给了巫统极端派一个挑起事端的着力点，结果在吉隆坡市区爆发了举国震惊的513事件，国家陷入一片动荡不安之中。

这些往事，老一辈的人谈起仍然心有余悸。513的梦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国的种族情绪和历届选举，直到去年的308政治大海啸为止，513魔咒才正式破功。

拿回当年林顺成出殡和现在的赵明福出殡的照片来做对比，可以发现到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口号标语的应用，和把两位死者塑造成烈士的手法。但是，林顺成事件固然是导致联盟惨败的主因之一，但随后触动引发的513事件却成为数十年来各族人民的沉重伤痛，这确实是事先无法预料的悲剧。

在野党显然吸取了当年的教训，不会重犯错误、落人口实，反而动员了许多各族人士出席赵明福葬礼，有别于当年几乎清一色华裔参与林顺成出殡的情形。赵明福出殡仪式上可看到三大民族一起哀悼，加上民联各族领导人不断重复赵明福事件不是单一华裔课题的论述，可有效反制种族论述，也将各族群众的怒火共同集中在质问执政当局合法性的战略层次。

当巫统控制的马来报章不断地在从旁煽风点火，以种族角度炒作赵明福事件时，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当今的政治气候已经和当年种族关系两极化的60年代，有了极大的差别。同样的招数不能重复使用，执政集团以千疮百孔、丑闻连连的腐败形象，权威弱化已不复当年之勇，想以种族主义大旗来进行族群政治动员的目的，其效果已被大大削弱。

可以肯定的是，赵明福不会成为第二个林顺成，但他极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民情愤慨之际，纳吉团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百日政绩形象，几乎被赵明福事件摧毁殆尽，他必须加倍努力才能修复已经摇摇欲坠的威权体系。

（刊于24/07/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题目已改为“从林顺成事件谈起”）

嗜血的社会

2009-07-17T00:16:00.002+08:00

以前看《包青天》剧集时，莫不对剧中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观众看着这些坏蛋如何丧尽天良、蹂躏百姓的丑恶嘴脸，大家在咬牙切齿之余，还恨不得喝其血啖其肉，方能一泄心头之恨。

最印象深刻的一幕，莫如包青天经过大公无私的审讯后，奸恶之徒无所遁形，然后狗头铡一开，奸贼人头落地的一刹那，就是大快人心之时。

在法制不健全的封建社会，无助的小民面对强权欺凌时，心里深处莫不期盼有个大公无私的清官出来主持公道，“包青天”就成为老百姓期盼的一个集体心理投射。他们渴望看到坏人被绳之于法，这些该死的家伙落得血肉横飞的下场时，他们的不平心理才会得到平衡。

民众痛恨权贵、希望看到他们人头落地的嗜血本质，到了现代讲究法治的文明社会，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商业竞争激烈的年代，很多媒体为了刺激销量，也变得越来越嗜血。一旦发现有新闻价值的负面新闻时，媒体犹如大白鲨嗅到血腥味那样，对着目标残酷撕咬，只为了攫取民众喜欢看到的讯息，因此诸如“口交”、“肛交”、“鸡奸”、“炸尸”、“奸杀”等杀气腾腾的有味道字眼，就时常登上头版新闻的大雅之堂。

在负面新闻充斥市场的年代，民众对于政界传出来的丑闻，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那些叫嚷要涉案高官“血债血偿”的民粹言论更是大有市场。

在日本，如果一个社会闻人惹上丑闻而无法撇清关系时，唯一解脱方式就是切腹。前年农林水产大臣松岗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最后不堪媒体紧逼追查和民众不断鼓噪而自尽，他的遗书内容就是扛上所有罪名，还为其政党和首相辩护。这个震惊日本的议题，也随着松岗的死而划上句号。

在我国，如果一个贪腐议题在社会发酵，民众的一般反应肯定是要有人出来负责，虽然还没到日本那种要“杀人见血”的地步，但也相去不远。

我国的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议题，随着各大媒体和在野党的大力炒作，在广大民众脑海的既定印象几乎已经定型。民众已不理会其中的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不想去了解数目庞大的钱财帐目，也对繁杂深涩的法律程序感到不耐烦，他们只要看到涉案的高官掉脑袋，简单地说就是要看到有人死，否则这个案子会没完没了地陪着执政党一起进坟墓。

从交通部长专访显露出来的坚毅眼神，可感受到他处理这个前人留下的“计时炸弹”时，所受到的委屈和压力。但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整个社会本质还是嗜血的，民众对权贵贪腐的愤恨氛围已经形成，不抓个负责人来杀头祭旗，恐怕难以平伏民怨，这是他的严峻挑战，也是他政途上孤注一掷的最大赌注。

星洲日报／言路‧2009.07.017

气数已尽

2009-06-29T23:22:00.001+08:00

1644年，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煤山上吊自尽，明朝灭亡。

入主北京的闯王李自成，讨伐檄文里有八个字：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气数这东西，听起来很玄，其实就是年限。任何东西都有年限，比如食物，比如企业，比如政权。

食物的年限看得见，但一个政权的年限看不见。但是，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崇祯的确很努力，每天大清早上朝，晚上加班，干活16个小时以上，只睡5、6个小时，是典型的工作狂。

他刚上台时，连串党争已使国家元气大伤。本想卧薪尝胆，挨几年搞好经济才去收拾旧山河，怎奈又来灾荒，又有人造反。剿灭造反的阿猫阿狗，怎料又冒出更狠的李自成...

好不容易才把内乱压下去，满州人又打过来，明朝最后精锐十多万大军到关外决战，结果全军覆没。仅存的家底都输光，堂堂大明已无兵可用，没人可再阻挡李自成。

总之就是内忧外患、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帝国末日的迹象。

末代皇帝这份苦差，没人愿意干，崇祯却扛了起来，但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很多史学家都觉得惋惜，为何一个兢兢业业、勤勉节俭、不迷酒色，完全符合儒家理想中“内圣外王”形象的崇祯，终究不能力挽狂澜。

“气数”是中国式讲法，若根据西方混沌学理论，明朝灭亡或许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现象，饥荒、战争、瘟疫等连串坏事凑合起来，才导致一个体制彻底崩溃。

崇祯生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糜烂透顶的封建王朝领导人，他起初也想励精图治，所以不能说他没尽力，只能说他运气衰到贴地，什么倒霉事都给他遇上，前几代留下的沉重包袱，通通要他埋单。

“仰以察古，俯以观今”，崇祯不只是一个历史符号，他的悲剧对于现今领导人依然有警惕的作用。

无论如何，对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新东西的写作人来说，是：江郎才尽。

对努力付出却依然没有结果的情人来说，是：缘分已尽。

对一个死到临头、垂死挣扎的腐败政权来说，还是那句话：气数已尽。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6.30

老贼不死

2009-06-15T19:14:00.003+08:00

孔子说过一句话：“老而不死谓之贼”。

从字面来看，好像是说老到掉牙了，还迟迟不死，就是贼的意思。

据学者考究后，孔子的真正原意是责骂老而无德行者。如果一个人年长又有德行，那叫“德高望重”；反之，一个人没什么德行，混到七老八十还没死掉，就可用那句话来骂他。

在儒家伦理观的熏陶下，华人提倡“孝亲敬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老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是智慧的象征，可以为后辈提供指引。

但是，在西风东渐之下，很多年轻人变得很激进，喜欢把“改革”挂在嘴边。一些老化严重的组织，年轻人对占居高位的老人家开始不耐烦，认为他们是组织变革的障碍。老人家也很避忌这些年轻人，不时会显露“老子吃盐比你吃饭多”的“令伯心态”。

面对这种组织文化问题，一些人提出“老中青”三结合的概念，以缓和代沟矛盾。但这种“和稀泥”说法，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难，古今中外皆然。

前些年台湾的李登辉卸下总统大位后，还不时唠唠叨叨发表言论，批评继位者如何不行等等。当时一些评论人就很不客气地叫他“老贼”，说他老了还要多管闲事，对年轻人指指点点，惹人讨厌。

最近隔壁小岛的前岛主老李，高调来半岛“探访老朋友”，顺便也放几把火，如发表“某州20年不变”的言论，引起半岛朝野的骂战。邓小平当年喊出“香港50年不变”口号，平伏了港人的回归恐惧感，但同样的论调从老李口中讲出来，却有不同的政治化学作用。

老李当年依靠老共上台，掌权后却用比老共更加老共的方式来铲平老共，再以各种手段扑灭小岛华教火种。他高压统治多年，却可用高经济成长来维持政权合法性。尽管前老共对他恨之入骨，华教人士把他骂到狗血淋头，现在的他依然可以倚老卖老来“指点江山”，难怪同样是威权主义行家的老马看了很不爽，不然也不会说出“我不想见他，只有无知的反对党才会见他”这种气话。

当年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自认为天下无敌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惨败而被迫退隐后，发表著名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告别演说，字里行间多少透露了麦帅的不服和无奈。

现在老马和老李这对老冤家，搞政治多年，吸引不少粉丝，也招来不少仇家。爽的人尊称他们“政治家”，不爽的人骂他们“老贼”。政治家也好，老贼也罢，一把年纪了，何苦有些事情还放不下？还斗什么鸟气？

改一下麦帅的名言赠给这两位老人家：老贼不死，只是不甘寂寞。何苦呢？

（刊于16/06/2009星洲日报《六日谭》，题目已改为“老兵不死只是不甘寂寞”）

纳吉访华和华社三大配合

2009-06-04T09:13:00.004+08:00

首相纳吉遵循父亲敦拉萨的足迹踏上访华之路。在目前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大马经济负成长的关键时刻，纳吉访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欧美资本主义衰退之际，中国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火车头”的重要角色。如何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分到一杯羹，成为各国领导人必须考量的切身问题。

自诩为炎黄子孙、和祖籍国有深厚渊源的我国华社，在目前国际大趋势下，不能因沉湎过去的辉煌而自绝于一闪即逝的契机。要踏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就必须配合目前的情势而改变。若继续固步自封，渐渐丧失竞争力而不自觉，华社前途是堪虞的。

因此，华社必须有“三大配合”，方能在未来找到立足之地。

（一）配合纳吉团队的经济政策

在经济方面，纳吉宣布取消27个服务业领域保留30%股权予土著的政策，外资在大马设立银行可拥有100%股权，这是大马经济迈向自由及公平发展的里程碑，有助于大马面对全球化挑战。随着马中关系继续深化，如何引进庞大的中国资金，进驻上述开放的领域，成为我国华裔企业家努力的方向。

虽然面对马来社会保守派的压力，纳吉毅然实行开放政策，显示了他的领导决心。华社必须配合纳吉在经济政策上的松绑，努力拚经济，扩大经济蛋糕，惠及我国各族群和阶层，才能在政治上抑制保守势力的反扑。

在面对民粹主义狂潮之际，纳吉团队必须在经济课题上下重药，才能在泛政治化的年代将国民注意力转移至更为现实的经济课题。唯有通过“拚经济”来“去政治化”，国人的向心力才能由政治狂热转为经济建设。

（二）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民族自信心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之下，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各省也开始转变以往“招商引资”战略，改以提倡“走出去”战略。

目前中国政府极重视海外华人关系网络，以作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可靠力量。我国600万华人的祖先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皆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达省份，我国华商应充分发挥文化和语言的优势，凭借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配合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来转变。各业缘性、血缘性、地缘性的华团应组织合作，趁取消外资来马限制的大好形势之下，到各祖籍省份招商引资，一改过去“进军中国市场”的做法。

（三）配合东盟10+1和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大趋势

趁美国国力衰退之际，中国势力将直接深入东南亚腹地，以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的大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有效带动整个中南半岛的经济发展。泛亚铁路的开发，能使中国的货物直接通过火车路线，从中国大陆南部省份，经越南、寮国、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直接运至新加坡出港，可有效减低货品的运输成本。

上述的战略构思极可能在未来数年内成为现实。届时，在军事方面，南中国海上巡弋的中国航空母舰，将使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主权课题上丧失更多谈判筹码。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纷纷设立的孔子学院，加上全球的学习中文热潮，使到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辐射到东南亚各国内地。在经济方面，大量的中国游客到来观光，和实力雄厚的中国资金进驻各国的基建和原产品项目，使到东盟和中国的政经文教各个层面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

结论：现实的经济利益强于虚幻的“血浓于水”情意结

很多大马华人都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情意结”现象。但是，随着中国国力上升，本地华商还未感受到这份“民族虚荣感”的喜悦时，就首先面对蜂拥而至、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巨大冲击，不少本地华裔中小企业无法面对中国货的竞争而纷纷倒闭。

挟着庞大资金出走的红色资本家，来到东南亚各国时，在现实的商业利益考量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和有实权的土著资本家合作，而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华商往往只能眼巴巴地吃闭门羹。

过度寄望于虚幻的“血浓于水”情意结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因此，华商必须配合整个形势的演变，加强本身的竞争能力，才能踏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而不至于被边缘化。

（刊于04/06/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题目已改为“掌握中国经济开放的契机”）

捏死两线制

2009-06-01T19:26:00.002+08:00

世界政坛似乎有这种规律：经济行情好，有利执政党，不利在野党。

在台湾，在野党发动群众抗议马英九“亲中国”来换取短暂经济利益。但是，大量中国游客涌进台湾、庞大的外汇收益、股市房市的强势复苏，导致民众高度认同马英九决策，在野党抗议浪潮也因此变成强弩之末。

在我国，“两线制”响彻云天的1990年大选，国阵得票率仅52%，华人票80%倒向在野党，国阵江山摇摇欲坠。

为了“招安”和“收编”48%支持在野党的国人，大操盘手马哈迪亲自出马，拟定了新的战略构思和总路线，这就是“2020宏愿”。

为完成此战略，马哈迪开始实行“小开放”，频频向华人释放善意，一洗过去种族主义作风。教育方面，批准学院设立，降低华裔子弟入学无门的无力感。文化方面，批准堂联成立，舞狮和挥春开始在官方活动出现；外交方面，废除国人到中国旅游、经商和升学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马哈迪提出“马来西亚族”（Bangsa Malaysia）概念，使华人郁闷多时的“二等公民”情意结舒缓不少。

90年代初的国际大气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大量日本资金涌入，股市节节上升，社会一片荣景，经济蛋糕扩大，各族鲜少为资源分配不均而公开争吵，极端言论几乎绝迹，人人都沉溺在经济腾飞的欢愉气氛中。

1995年大选，马哈迪成功营造出“良好感觉”（feel good）。华人其实很务实，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多少人认为值得冒险去“改朝换代”，导致反风久久不能刮起。

结果票箱一开，在野党兵败如山倒，60%的华人倒向国阵。马哈迪战略验收丰硕成果，他削平华人“造反意识”，也将“两线制”捏死在幼苗之中。

目前局势犹如90年代的翻版。从纳吉取消27个领域土著固打限制、高调访华等动作看来，不难看出一些端倪。但纳吉面对着比当年更恶劣的情况，走错一步棋，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江山差不多就可以拱手让人了。

同样的剧本能否重演？这要看纳吉的功力能否超越老马。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6.02

228和513

2009-05-18T20:54:00.005+08:00

228和513，这两组政治符号，一个属于台湾，一个属于马来西亚，只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道德高度。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省籍族群冲突，最终导致国民党派军队血腥镇压，造成许多人命伤亡，史称“228事件”。

当权者将228定义为“共匪煽动”的“军民冲突”，成为国民党多年实行“白色恐怖”高压统治的依据。台独分子则把228定义为外省人政权屠杀本省人的惨剧，煽起本省人仇视外省人的情绪。民进党的深绿支持力量，很大程度来自228所产生的政治能量。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时，面对这段惨不忍睹的历史疮疤，毅然代表国民党向当年受害者家属表达认错和道歉的诚意。

马英九说：“228事件应该让后代子孙记住。如果大家没有遗忘历史悲剧，以后再发生的机会就少很多。”

看回我国的513事件，一直被官方定义为种族流血冲突。这组数字，曾令不少人心有余悸，也成为执政党多年来实行一党独大威权主义的最有力根据。

随着越来越多档案被解密，历史轮廓也渐渐清晰。近年来民间团体和学术界出版的书籍都否定了官方定义，并将之诠释为政变，是当权者为了保住政权而有组织性地屠杀华人，然后嫁祸给马来人的阴谋。这种说法能将种族的对立情绪，转化成质问执政党政权合法性的情绪。

年轻一代根本不怕513的吓人鬼故事，用513来恐吓老一辈选民也无法再奏效。308政治大海啸证明，肆虐多年的513魔咒已经破功。

可惜至今仍有一些政客还想以513来操弄种族情绪。无可否认，一个充满种族特征和符号的513，充斥许多偏见和个人情绪，使得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更为困难。然而，只要我们没有正视513，就无法取得真正的族群谅解。

40年过去了，即使事过境迁，当年的历史伤痛仍在许多人心中淌血。但是，要面对的始终还是要面对。这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心、胸襟和成熟度，这需要智慧，需要宽容，更需要勇气。

513应该和228一样，被赋予和解共生的新意义。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5.19

从历史看跳槽

2009-05-04T19:22:00.002+08:00

最近流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跳槽喊话。

“跳槽”二字最早出现在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里的《跳槽》歌。当时专指风月场所中的男女另寻新欢、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就是“跳槽”。

到了近代，“跳槽”指的是职场上转换工作。这种“跳槽”实在太寻常，“挖角”、“猎人头”等术语也广为人知。

情场上跳槽是为男欢女爱，职场上跳槽是为柴米油盐，但政治上的跳槽，意义不同凡响，因为轻则影响个人的功名利禄、锦绣前程；重则导致风云变色、江山易手。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跳槽事例。三国时代的吕布，先跟丁原，后随董卓，兵败被俘后还想归顺曹操，一生反复无常，被人称为“三姓家奴”。他是个失败例子，大家不要学。

韩信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跳槽典范。他刚出道就投奔项梁，后来跳槽到项羽的阵营，而项羽只让他做个护卫，因此韩信怀才不遇、闷闷不乐。韩信最后跳去刘邦那里，帮刘邦打败自己的前老板，创下不朽的功勋。

韩信跳槽都是自己找上门，而不是被挖角的，这也很难怪，谁叫他当时的名气不够响亮，连被挖的价值也没有。

说到挖角，不得不提文天祥。蒙古人消灭南宋后，民间反抗不断。为了彻底降伏宋人，蒙古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他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除了皇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跳槽。

这是有史以来、空前绝后、出手最大方、条件最丰厚的政治挖角，直到现代这个世界纪录仍未被打破。虽然给足了面子，文天祥只回答“只求一死！”，忽必烈感到敬佩，但无奈之下只好成全文天祥。

忽必烈抓破脑袋也想不透，为什么软硬手段用尽还是征服不了文天祥。因为，这个人心中有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东西叫做“道义”。

历史已经证明，叛徒没有好下场，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会瞧不起；讲道义的人，同志会当成精神楷模，敌人也会敬他三分。

因此，政治上跳不跳槽，必须先看道义，否则被人骂死了也不知发生什么事。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5.05

宁为张居正

2009-04-21T09:14:00.002+08:00

最近很多人都谈改革。

某华教人士发表竞选出师表，以秦朝商鞅为榜样。

某政治人物当年权高位重时，以宋朝王安石为楷模。

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前两位已被人奉为精神偶像。

还有一个改革家还没被提到，他叫张居正，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他没有商鞅的法治精神，也没有王安石的理想主义，但他完成了不可能的改革任务。

什么叫改革？就如一台机器，当它运行失灵，工程师就要拿工具去敲打，把机器修好了，这就是改革。

工程师面对的是死板板的机器，改革家面对的却是千千万万有思想的活人。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搞改革的人，基本上没好下场，因为风险太大，归根究底两个字：利益。

旧机器虽破烂，可是大家都靠它吃饭。若把国家当成机器，随便动一下就是上千万人的饭碗，喊打喊杀闹出人命是很平常的。

张居正的强处，就是他懂人性。他一路混上来，官场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比谁都清楚。所以他一开始搞改革，只有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他改革只做两件事：（一）实行新征税制度，国家收入大增；（二）实行官员考绩制度，官员一改往日作风，兢兢业业工作，这比现代什么KPI还厉害。

如果说张居正清明廉洁，打死都没人信。事实上这家伙拉党结派、铲除异己、受贿干捞、生活奢侈，私生活也不检点，总之缺点着实不少。

但历史选择了这种人。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之际，他以深不可测的心机，阴险狡诈的手段，夺取最高权力，并用“和稀泥”的方式，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清官做不到、贪官不敢做的改革事业，偏偏让这种有能力的奸官办成了。

“宁为循吏，不做清流”是张居正的处世之道。他不当沽名钓誉却办不了事的清官；宁可当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但懂得变通，可以做实事的循吏。

不必苛求领袖当完美的圣人，只要他们有“宁为张居正”的信念，那么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4.21

终须靠自己的努力

2009-04-07T10:22:00.002+08:00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搞政治，子承父业的人通常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家难免会把他跟父亲来比较。

虽然有句话叫“虎父无犬子”，但很多实例告诉我们，越成功的父亲越有可能教出败家子。父辈一世英明，成就大业；儿子却庸碌无能，一事无成，甚至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做儿子的其实很苦恼，他们要胜过父亲，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生在平庸之家还好，倒霉的偏偏有个虎父，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在难之又难。

有虎一般的父亲，往往会有虫一般的儿子，强大的父亲会为儿子制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一旦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么求生本领就不复存在。

这也印证了达尔文的学说，一个物种退化不退化，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其成长环境所决定。在舒适圈中生活越稳定，物种退化就越严重。

那些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名门之后，在没显示出无能前，大都被寄予厚望。就如刘备与诸葛亮生前都看好刘禅，并不以为他是个“扶不上壁的烂泥”。可是谁料到这个刘阿斗在敌兵压境时竟不战而降，当俘虏时还乐不思蜀，真是“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

当然，历史上出名的“虎父无犬子”例子也多不胜数，如司马懿和司马昭、李渊和李世民、朱元璋和朱棣、康熙和雍正等等。总之，不经烈火，难见真金，“犬子”还是“虎子”，都是在危难时刻才能被验证出来。常言道：乱世出英雄；换个角度讲就是：乱世验狗熊。

时值经济不景、权力交班的关键时刻，一个承袭着沉重历史包袱、身负骂名的新国家领导人，如何在众敌环绕的艰苦环境下突破父辈们的高大阴影，是他面临的严峻挑战。

王侯将相，从源头论起，没有天生的贵种。不管是成了气候的虎子，还是退化了的犬子，都不能再指望祖辈的荫庇。靠自己的努力作出成绩，才是走出犬子宿命的终极答案。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4.07

好人和坏人

2009-03-23T23:45:00.003+08:00

每逢权力交替，大家都会关心新的领袖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在真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很模糊，人性的丑陋和光辉往往并存，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历史上所谓的英雄，都是矛盾体，伟大与卑琐、杰出与平庸、辉煌与失败，几乎都在这些人身上浑为一体，光鲜的表面下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英雄和坏蛋在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分别，只是不同的权力运用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宿命。

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体内，都装着两个不同的灵魂，古今中外亦然。

先说说汉武帝，他滥杀无辜，大臣无罪被诛灭九族的就有几十家。他也是史上有名的双性恋者，喜欢蓄养男宠供其淫乐。但在政治上，他雄才大略、罢黜百家、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军事上反击匈奴成功，大汉国力空前强大，是缔造“汉唐盛世”的关键人物。

再说说雍正，他阴险毒辣、铲除异己、杀戮功臣，骂雍正弑父夺位的人不计其数。但他却是出了名的勤劳皇帝，每天办公到半夜三更，最后操劳过度而死。他惩治贪官、改革吏治、解放贱民等政绩值得称道，登基前国库不足700万两，驾崩时国库达5000万两，为满清打下国富民强的基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风流韵事一箩箩，其所作所为和政治领袖应具备的道德形象差之甚远。他与莱温斯基的丑闻爆发后，差一点被弹劾下台，很多人都骂他给美国蒙羞。但克林顿执政期间创造了连续8年的经济荣景，使高科技产业飞速发展，巩固美国在21世纪的超强地位。

道学家强调“内圣外王”，即必须是好人才能当好领袖，但历史上很多实例颠覆了这种看法，往往是好人未必是好领袖，坏人未必是坏领袖。

对于现在的一般民众来说，政治人物有没有断袖之癖，有没有杀过人，有没有婚外情等等，也许都不再是重点。

好人也好，坏人也罢，能提出实在的牛肉政策，有稳定局势的魄力，让民众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就是好领袖。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3.24

霹雳大戏继续唱

2009-03-09T20:38:00.002+08:00

从尼查拒绝听从苏丹御令辞掉霹雳州务大臣的那一刻开始，一场以权威对抗权力的政治大戏已经上演。

尼查甘冒被套上“违抗皇命”的巨大政治风险而走这步棋，肯定有其理由。巫统想利用此事来打击他是“马来叛徒”，强化自己“捍卫皇室”的形象，进而巩固本身在马来族群心目中法统地位的如意算盘，可能不容易打响。

自308以来，民联的政治剧本还是遵循人类政治学的最基本原则：制造权威来对抗权力。权威来自信任和同情，民联在霹州事件上成功塑造出既是弱势者，又是捍卫民主和族群利益的权威形象，就足以对抗拥有庞大政府资源的当权者。

霹州民联没因断送州政权而溃散，反而制造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树下州议会”召开后，无论国阵律师团如何证明其不合法，但民联要凝聚士气、羞辱对手、打击对手威信、赢得群众同情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他们要夺取的不是一时的州政权，而是要在人民的心目中，从根本上否决掉当今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巫统以捍卫皇室作为旗号，那么民联就干脆连皇室的权威也打掉，从根本上去动摇“马来主权”的重要象征-皇室，看看巫统还能捍卫什么？

国阵州务大臣宣誓就职当天，人数众多的回教党死硬派包围皇宫。种种动作是要人民去质疑皇权，进而对政府消耗纳税人钱财来供养皇亲国戚而感到不满。回教党的支持者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以马来人为主的群众敢躺在马路上阻挡苏丹的御驾来进行死谏，挑战苏丹的无上权威。

从意识形态来看，民联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本来就对皇权不置可否，但民联肯定会给苏丹一个下台阶，以保留回旋的余地。安华一直讲马六甲皇朝首相敦霹雳的故事来借古喻今，苏丹们听后应该明白话中有话。要成为一代明君苏丹满速沙还是沦为末代昏君苏丹玛末，只在一念之间。

这种凶悍的招数是要逼使苏丹改变态度，各州统治者为了避免殃及池鱼，可能会通过马来统治者会议劝霹雳苏丹向民联妥协让步，然后和即将上台的巫统老二保持距离以求自保。

总之，霹州政坛变幻莫测，还会持续一段日子。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3.10

我们回不去了

2009-02-23T20:48:00.004+08:00

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在那个年代，约会是很磨人的。在约定的时间抵达约定的地点，考验双方的耐性和信任。如果对方没出现，会担心对方是否出事。但真正见面时，喜悦就足以填补之前的彷徨。

在那个年代，要传情达意，除了用口说，就是写信。把沉淀在内心的复杂情感，翻箱倒柜慢慢梳理出来，然后逐字写在纸上，需要写上好几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好不容易才把信寄出去，在羞涩、忐忑、期盼中度日如年等待回信。

后来，网路兴起了，从Email开始一直到ICQ、MSN、Blog...录音带被CD取代，CD被MP3取代，录影带被VCD取代，VCD被DVD取代，有线电话变成手机...时代变了，这只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

通讯越来越发达，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却越来越不耐烦。约会等人可用手机不断追查行踪；才刚出门可用手机骗对方说已走到半路；爽约了还有手机没电、没线之类的烂理由。

以前通信，十次来回需要一年半载；现在玩SMS，十次来回不用十分钟。

如今人们不愿意再写信，不愿意再等待。写信时要字斟句酌，要挖空心思，现在只需一则短信就可以发给上百个人，只需要几分钟和几块钱，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原创的。

科技可以缩短时空距离，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越来越远。当讯息可以很廉价时，没有人会再珍惜见面的时光，也没有人会稀罕在荧幕上的冷冰冰文字。

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年前从寄信那天起，每天打开信箱期待回信的热情。即使我们用Email代替信件，用SMS代替纸条，用手机代替面对面交谈，也唤不回当年的感动。

当科技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方便时，我们也相对地失去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惜，现在连枕边人也不能相信了。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用手机把你的隐私拍下来；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用无远弗届的网络，把你的无限春光暴露给所有人看到。

科技越发达，人性似乎就越堕落。

张爱玲在《半生缘》说过：“我们回不去了...”。那个纯朴的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记忆，现在只留下一声声的叹息和一丝丝的遗憾。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2.24

当个酷情人

2009-02-10T07:00:00.000+08:00

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和前妻赛西莉亚(Cecilia)的情史，堪称世界政坛的传奇故事。

赛西莉亚当过模特儿，年过五十仍美得令人惊艳。当萨科齐一家7口在总统就职典礼穿上PRADA名牌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几乎每个法国人都为这个梦幻般的第一家庭而着迷，就如当年英国人看着王子查尔斯与公主戴安娜的童话式婚礼那样。

戏演完了，该走的还是要走。美国总统邀萨科齐家人进餐，赛西莉亚宁可独自逛街和找朋友闲聊，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萨科齐，潇洒个性数十年不变。

赛西莉亚年轻时和一名摄影师订过婚，婚礼前夕她毁掉婚约，随后和年长24岁的电视明星马丁走在一起，在生下孩子前10天才举行婚礼。当时证婚人是年轻的市长，也是马丁的好友，名字叫萨科齐。

“我看到赛西莉亚的第一眼就爱上她。我想，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对。”萨科齐毫无愧色在回忆中这样说，即使他当时已有家庭。

萨科齐之后就疯狂追求别人的老婆，搞到双方伴侣几乎崩溃。马丁发现太太出轨后，马上办理离婚手续让她离开。但萨科齐原配没那么容易应付，她纠缠整整5年才放手，而赛西莉亚带着两个孩子默默等待萨科齐，最后终于拿到名分。赛西莉亚的一位老友当时这样形容她：“只要为了爱情，她可舍弃任何东西。”

接下来的二十年，她为丈夫的政治前途而奔波劳碌。这几年萨科齐仕途越来越成功，但她的绯闻也越来越多。她曾出逃两次，和情人私奔纽约，萨科齐千辛万苦追回她后，她不理众人的有色眼光继续帮丈夫助选。

当萨科齐成功进军爱丽舍宫，攀上权力最高峰时，这一对权力与美丽结合的夫妇却离了婚。赛西莉亚说：“我不能说谎，我妈教我要挺直腰杆，展示高贵的气质和风范”。就算曾经深爱过，不爱就是不爱了，第一夫人这个名衔，老娘不稀罕。

萨科齐离婚后展现“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魄，狂追名模布鲁尼，不到两个月就走入结婚殿堂，但婚礼前他发给赛西莉亚的“如果你回来，我立刻取消婚礼”短信被狗仔队踢爆后，暴露了他心底深处的最爱，也让未来的第一夫人颜面无光。

赛西莉亚到底还是没有回头。身上留着法国人浪漫不羁血液的她，也许是史上最自我、最有性格的第一夫人。这样的女人，相信没多少男人敢去爱她，但有人会为她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只为自己意愿而活的“酷劲”而喝彩。

在保守的东方社会，很少会看到这种酷女人。即使感情已经不在，仍要委屈自己继续扮演贤妻良母，还要为偷吃被捉的丈夫辩护，说他为这个家已尽了责任。其实，当丈夫对妻子只剩下义务，对婚姻而言是很可悲的事。这个妻子的心情或许可以理解，但总觉得不够洒脱。如果看了赛西莉亚的故事，就知道人生有很多种可能，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自古以来，男欢女爱，聚聚散散，离离合合，乃人生常态，毋须过度执着。希望天下有情人珍惜得来不易的感情，也祝愿大家为自己的意愿而活，为当下的所爱负责。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2.10

放过许月凤吧！

2009-02-09T10:38:00.006+08:00

霹州变天风波随着国阵组织新的州政府后，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

从纳吉宣布国阵夺权的新闻照片中可看出，跳槽的三位男性政治人物都是谈笑风生，一点愧色都没有，反观唯一的女性政治人物许月凤则脸色凝重，这种写在脸上的细微变化反映了这些人的心理状况，瞒不了广大读者的雪亮眼睛。

我认为，许月凤不但要面对沉重的父权意识形态下的压力，也背负着数千年华人社会所要求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压力，也很难怪其脸色显得异常沉重，和另外三位巫裔男性政治人物所处的马来社会政治游戏里的环境和语境截然不同。

我个人厌恶政治跳槽行为，对上述四个人的行径当然不会苟同，若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顶多只会用到“违背民主精神”、“阻碍民主进程”之类“温和”的批判话语。

但我难以想象，打着民主大旗的政党男性掌舵人竟然会对昔日的女性同志说出诸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族罪人”、“背叛华社”之类的重话，仿佛自己才是正义的民族代言人，可以义正辞严地往“叛徒”身上贴标签和套帽子，殊不知这些话是满脑子封建思想和父权意识的人才说得出口。充满族群意味的政治话语也不自觉地刮了自称“多元种族政党”的金字招牌一巴掌，加上民主意识的匮乏，注定了这种政治人物的思维和格局，也决定了其政治命运和发展前景。

从许月凤事件来看，女性政治人物注定要承受比男性政治人物更大的审视和批判。另外三位男性政治人物有被自己人骂“背叛马来人利益”吗？为何一个跳槽的华裔女性政治人物就要被昔日同门展开“人格谋杀”？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搞华人政治，就一定要懂得用道德伦理来将政敌“人格谋杀”，往往一个人被定型为“汉奸走狗”后，在政治上已经是永不超生了。

在华人的传统思维中，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钦定的道德原则做人行事，对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有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义务。如杭州西湖岳王庙前有秦桧等人的跪像那样，每个前来悼念岳飞的人都要向这些奸贼投以忿怒，甚至吐痰撒尿，但诸如此类的道德义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则有很大的疑问。

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书中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作秀。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众人便很容易对某个“奸贼”或“小人”同仇敌忾。至于这个人是否真的罪不可恕，则无人深究，也无须深究，因为大家要的只是一个表白的机会，一个表现自己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和道德无暇的舞台。

因此，搞华人政治一定要竖立一个“反面教材”。政治上的反面教材就是“乱臣贼子”，对这些人的咬牙切齿就可以表达自己的忠诚。生活习俗上的反面典型则是“奸夫淫妇”，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达自己的纯洁。

华人虽然讲究礼仪，但在表现道德义愤时却会不经意流露出的野蛮暴力倾向。他们在谴责和批判所谓的“乱臣贼子”和“奸夫淫妇”时，简直已经不把对方当人看，不但极尽羞辱咒骂之能事，甚至还要付诸暴力行动，如拉去街上被批斗、吐口水、扔石头、喊口号，甚至恨不得将之五马分尸，然后喝其血啖其肉。

其实一个人有没有罪应该由司法体系说了算。但无论政客还是民众，均有此要求。从政治人物角度来看，此举无非是杀一儆百；从追随者角度来看，则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证明自己是“好人”，也无法在这种表演中体验快感，即道德上的优越感。所以大家都很乐于做“道德判官”和“卫道人士”。

长久以来，男性的价值和观点形塑主流民意，加上媒体性别意识的缺乏，助长了男性话语霸权加诸在女性政治人物的“原罪”。从许月凤事件之中，有盘根错节的男性父权意识形态，更令人担心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语言暴力的言论和氛围，其反制力量竟是如此薄弱而无奈，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广大群众随着民粹语言起舞，缺乏理性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听闻许月凤已遭人辱骂、家里也被丢石头，我也收到很多影射许氏的“政治妓女不可立贞节牌坊”、“咒骂祖宗十八代”之类的短信，民众情绪被煽动之后有越演越烈之势，再这样下去恐怕会闹出人命。

政坛上的道德判官们，放过许月凤吧，在民主意识日益提升的情况下，下次选举时九洞选民自然懂得怎么做，无谓在人格谋杀战上继续围剿一个弱女子。

（刊于10/02/2009东方日报言论版）

霹州变天的感想

2009-02-06T09:22:00.001+08:00

最近霹雳州的跳槽闹剧和变天风波，随着副首相纳吉宣布凑足人数和准备筹组新州政府后，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民联州务大臣尼查晋见苏丹阿兹兰莎后，发表“让苏丹决定解散州议会与否”的谈话，很多政治评论都认为民联霹州政权已经大势已去。

不久前巫统的波打州议员纳沙鲁丁跳槽民联，让霹雳州民联对国阵的优势多数议席扩大到5席，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当时还笑嘻嘻地说“马来选民倾向民联”。没想到国阵在副首相纳吉的领军之下立刻展开“反挖角”，雷霆手段和果断作风令人大吃一惊，展现了不输乃父的操盘功力，把优柔寡断的伯拉硬硬比了下去，结果不但把公正党的两个涉嫌贪污的行政议员挖过来，也促使不满行动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许月凤退党，更搞笑的竟然是之前跳槽民联的纳沙鲁丁也突然“回流”巫统。

纵横政坛数十年的“挖角高手”安华，在霹雳州变天事件中也结结实实地捱了一记重拳，被昔日的同门师兄弟纳吉“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真可谓“撬人墙脚者，人恒撬之”，现在安华要骂国阵什么“没政治道德”之类的说辞恐怕也占据不了道德制高点，毕竟之前一直喊“916变天”，高调要撬国阵墙脚者也是安华。总之政治是非常残酷的，痛批对手“手段肮脏”也挽回不了州政权一去不复返的事实，技不如人就只好接受现实。

行动党的霹州高级行政议员倪可汉直批许月凤是“民族罪人”，因为她是霹州民联政府倒台的关键人物。这种口吻简直就自认本身是“民族的代表”，和行动党一贯标榜自己为“全民政党”的说法有矛盾。倪可汉可以骂许月凤“背叛人民”、“民主罪人”、“阻碍民主进程”什么的，但骂人家“民族罪人”就显得非常民粹，显示骨子里还是那套浓得化不开的种族意识情意结，还是执意要和标榜“代表华社”的马华公会争夺华人代表权，思想格局根本没有进步。在野太久一旦执政却迅速“马华化”，令不少之前对民联有所期待的人，现在都有所保留了。

倪氏在失去州政权、气急败坏的情况下的失言，也许是为了掩饰霹州行动党内讧和本身领导无方导致断送江山的窘境，如果自身内部团结一致，何来隙缝让敌人有机可趁？连“小辣椒”冯宝君都公开呛声要霹雳火箭领导人正视党内部问题，可见倪氏兄弟在霹州独揽大权、架空州务大臣、搞得党内外人心不和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

霹雳州变天之后，无论谁当政府都好，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经济问题。根据独立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大多数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是经济不景气（22%）和物价高涨（17%），反观一些老课题如贪污、族群权益不公平、教育等则退居次要地位。全球金融海啸让一般小市民忧心不已，每天翻开报纸都常看到某国经济崩溃、某大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股市崩盘之类的负面新闻，看得广大打工仔也人心惶惶。国阵州政府在经济严冬降临之际仓促执政，本身已经面对政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若无法在任期内有效解决州内经济问题，下一届大选仍旧会倒台。

无论如何，除了搞好民众最关心的吃饭问题之外，新的国阵州政府应该延续民联州政府留下的德政，如新村永久地契、华校拨款等政策，甚至还要做到比民联还要开明和进步，千万不能愚蠢到断然腰斩或中止，否则朝夕令改的政策不只会吓跑外资，对国阵种族性政策不满的非土著选民也决不会回流国阵。

（刊于06/02/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

牛年当牛人

2009-01-28T20:00:00.000+08:00

鼠年刚过，牛年到了，值此新春佳节，我恭祝大家牛年行大运，在牛年当一个“牛人”。

何谓牛人？按照大马华人的语言习惯，如果一个人被形容很“牛”，就是说这个人很鲁莽、蛮横、凡事硬硬来，正如以前某位被称为“牛一般”的华人领袖那样。总之，“牛”在我们这里的意思是相当负面的。

但是，如果阁下在中国被人叫做“牛人”，那可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情，因为按照中国北方方言，“牛”的意思是厉害、非比寻常。例如“这人好牛啊！”，意思就和广东话的“呢个人好劲啊！”一样。和大马华人相反，“牛”在当今中国人的日常谈话中，意思倒是很正面的。

所以，“牛”这个形容词是双面刃，既可以拿来贬人，也可以拿来赞人，这要看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当然，新春期间不说不吉利的话，我祝贺大家在牛年当一个“牛人”，是积极正面的“牛劲十足”，而非消极负面的“钻牛角尖”。

人牛大战，很搞笑一下！

我虽然不肖牛，但却是金牛座的。对我这种喜欢把东方十二生肖和西方十二星座来中西合璧、混起来谈的人而言，牛可说是我最喜爱的动物之一，我对牛也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牛的一些正面形象，如默默耕耘、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稳重忠厚、坚定踏实、脚踏实地、坚持到底等特质，都是很多人欣赏和赞许的。

不堪回首过去一年的种种甜酸苦辣，而在新的一年里，人们还真的需要有像牛一样踏实勤力、埋头苦干的倔犟牛劲儿，才能扭转逆势，化解危机。

近来的行情确实不太妙，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和经济严冬的降临，股市大跌、银行破产、企业裁员等坏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让很多人都觉得很郁闷，连带着一些传统的贺岁字眼都被列为忌语了，如财源广进(裁员广进)、财源滚滚(裁员滚滚)、心想事成(薪饷四成)、招财进宝(遭裁禁饱)等等。反观喻意转运的字眼则很受追捧，难怪“牛转乾坤！”便成为今年贺年卡和短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贺词。

上网Google一查，可以看到很多肖牛的历史名人，如李白、苏东坡、陶渊明三大文豪；肖牛的明星有刘德华、张学友、金城武等人。后来又发现，刚刚就任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是1961年牛年出生的“牛人”。曾提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名噪一时的哈佛大学教授奈伊向奥巴马新政府提出一个新建议：美国要应付目前严峻的时局，必须结合软硬实力，那就是巧实力（Smart Power）。

Crazy Cow-MTV

牛性十足的人，常给人“肯做事”的感觉，但也缺乏了一些弹性。广东话有一句话：“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其实指的就是“牛人”吃亏的地方。西方人也常说“work smart, not work hard”，后来就有些人把这句话无限上纲成为“干得好不如关系硬”、“会做人比能做事吃香”、“辛苦干活不如老板家里转一转”等歪理，造成时下投机取巧、不肯实干的浮夸风气大盛。虽然如此，但我相信只要坚持牛儿们的务实工作路线，另外学会一些变通，再加上一点冒险精神，就能把软、硬、巧三种不同的实力，随着不同的环境转变而随机调整，在经济不景时期肯定有一番作为。

希望大家在牛年学牛的精神，任劳任怨勤耕耘，牛劲十足有韧性，牛气冲天不怕困。即使行情再坏，纵使风雨再大，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在牛年成为“牛人”！

Happy牛Year！

（刊于29/01/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

瓜登补选传递的讯息

2009-01-18T21:49:00.003+08:00

瓜登补选成绩出炉，这关键的一役改变了蓝绿原本的政治版图，民联的国会议席从82席增加到83席，而国阵则从140席减至139席，蓝绿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显而易见。

虽然一个议席的易手并不足以促成变天，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民联目前的气势如虹，向布城迈进了一大步；反观国阵经此败仗之后，基层士气萎靡不振，巫统领导层的威信严重受挫。

308政治大海啸之后，全国各地依然反风大盛，安华在之前的巴东埔补选中大捷已是明证，现在的瓜登补选依然延续着这一股改革浪潮。在回教党“绿潮”的猛攻之下，巫统在多个马来区失守，反而之前被视为已掀起反风的华人区却倒向国阵，令不少观察家大掉眼镜，在网上论坛已有不少人热烈讨论这种“马来人吹反风，华人却没反”的“反常现象”。

国阵在选举期间的内部运作，一路来都是巫统去顾马来票箱，华人票箱则交给马华去负责；而民联内部的分工机制其实和国阵也大同小异，主要都是回教党去攻马来票箱，而行动党则负责抢攻华人票箱。瓜登补选在开始阶段时，行动党领袖在华人区沿街拜票，获得热烈的反应，晚上的政治讲座更是人山人海，令不少人误判华人区的反风已经掀起。

但是，到了补选决战关头的最后两天，行动党却突然“鸣鼓收兵”，重量级领袖没有继续到来助阵，只剩下公正党华人领袖在支撑大局，但他们在华裔选民心目中的叫座力明显不如行动党，这可从双方在最后一晚的瓜登唐人街造势活动中的人潮看出来。

行动党领袖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突然收兵，似乎有“放水”之嫌，让马华在最后关头抢回不少华人中间游离选民，成功翻盘，保住原本308的华人票箱成绩。一般上认为，行动党和回教党的心病依然存在，在1999年吃过回教党大亏的行动党显然没有出尽全力而有所保留，加上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在媒体上咬着回教刑事法的议题不放，民联领袖在前线拼命之际，卡巴星的言论却达到“扯后腿”的效果，动摇部分民联工作人员的军心。两党之间的内部问题和难以化解的意识形态矛盾，导致民联在抢攻瓜登华人票的努力功亏一篑。

从国阵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补选可解读为“巫统输，马华赢”，因为马华在瓜登华人区保住华人基本盘，没有重演在巴东埔补选的华人票崩盘的惨况；反观巫统在马来区惨败，在马来社会中几乎威望扫地。2004年大选获得前所未有大胜的巫统，不满足于自己赢获90%的蓝色地盘，还想吃掉回教党剩下的10%深绿地盘，这几年来便大放厥词、大打种族极端牌，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保守的回教徒选民，连城市区的巫裔选民也对巫统感到反感，更得罪了广大的非土著社会，这才导致后来的308政治大海啸发生，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强区-混合区中也兵败如山倒。

巫统应该正确解读这次补选中所带出的正面讯息，即国内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靠单一种族的选票来执政，巫统应实行更多的开放政策来挽回华裔和印裔的支持，下放更多权力给其他国阵友党，真正贯彻权力分享的国阵精神，这样才会有转机。国阵必须走回“中道路线”，了解“得中间选民得天下”的不变道理，一党独大式的威权主义已经差不多走到尽头，再不做出改变，政权轮替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瓜登补选也揭示了民联三党之间的一些隐患。回教党的胜利肯定会带给其他友党更大的政治压力。回教党会不会因为得不到华人票而走回宗教极端的路线？行动党和回教党之间的矛盾和裂痕会不会加深？巫统会不会悔改而变得温和及善待其他的族群？这些不确定的变数，将决定未来我国的政治走势。

（刊于19/01/2009星洲日报言论版）

蓝潮和绿潮，孰领风骚？

2009-01-12T20:00:00.002+08:00

瓜登补选在即，主角是国内两大马来人政党-巫统和回教党。308成绩显示朝野在这个选区几乎势均力敌，因此占11％的华裔选民便成宠儿，为兵家必争之票源，但扮演“造王者”角色的华裔选民究竟会情归何处，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坊间对华人票的动向有种种猜测，但只要票箱还没有开出来，谁也不能确定鹿死谁手。我们可从历届大选的历史脉络中，摸索华人选民在“蓝潮”和“绿潮”之间的投票心态。

1990大选“绿潮”初现。当时华社不满巫统的种族政策而大吹反风，趁着巫统分裂和挟着盟友东姑拉沙里余威的回教党则一举夺下吉兰丹州，随后就开始推行一些回教化政策，“回教国”议题也开始被炒作。这个时候，华人对回教党还没有太大的恐惧感。

1995大选“2020宏愿”口号响彻云霄。马哈迪趁着经济行情一片大好、马来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之际，开始在教育和经济上实行政策松绑，华社自80年代以来的郁闷情绪被一扫而空，举国沉浸在欢愉的气氛中。果不其然国阵风大吹，形势一面倒，但回教党仍保住吉兰丹州政权，“绿潮”在“蓝潮”狂袭之下仍旧坚挺。虽然这期间不乏有关“回教国”的课题，但华人票会倒向天秤，主要还是经济大好和政策开放所致，和“回教国”没有太大关系。

1999年大选“回教国”课题终于发酵。在亚洲金融风暴、巫统再度分裂、安华被捕而掀起“烈火莫熄”运动的时代背景下，马来票一分为二，“绿潮”大发神威，回教党不但继续执政吉兰丹州，同时还趁势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崛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回教党在这个时期频频发出极端言论，导致华社视回教党为票房毒药，“回教国”在华社心目中臭不可闻，加上印尼排华和烈火莫熄街头运动的影响，华人在渴望稳定的心理之下毅然投向国阵，使国阵保住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优势。

2004年大选，在“新首相效应”之下，回教党领袖不知死活地不断发表华人最害怕的“推行回教法”、“成立回教国”的言论，造成华人票始终坚定投向国阵。票箱一开，伯拉旋风势不可挡，回教党兵败如山倒，国阵收复登嘉楼，也差点夺下吉兰丹州。此役，“绿潮”严重消退，“蓝潮”如日中天。

2008年大选风水轮流转，票房毒药从回教党变成了巫统，华社对巫统一连串极端举动的怒火盖过了对回教党的恐惧，加上回教党适时地以“福利国”论述取代“回教国”，消除了不少华人的担忧。在308政治大海啸中，回教党破天荒拿到许多华人票，国阵也史无前例地失守五个州和三分之二议席优势，改变了整个大马的政治生态。回教党虽然巩固吉兰丹州政权，也攻下吉打州，但在中央的国会议席落后于公正党和行动党，“绿潮”已不复1999年独领风骚的勇态。

308之后，回教党故态复萌，在吉打州搞出50%房屋固打给土著事件、在雪州搞出刘秀梅事件和禁酒令事件、副主席胡山慕沙提出实行回教断肢法的言论等等。虽然舆论一般认为华社对国阵的愤怒未减，对“回教国”课题也不会太感冒，但也不能保证回教党以后不会走火入魔而再度沦为票房毒药。吃过回教党大亏的林吉祥曾把回教党形容为“计时炸弹”，现在回教党不时在民联内部制造麻烦，印证了林吉祥的忧虑是存在的。

从历届大选成绩看来，华人的投票取向并非一成不变。华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开明中庸”，不要“种族极端”，也不要“宗教极端”，这也是华人在“蓝潮”和“绿潮”之间作出抉择的重要判断标准。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9.01.13

向很“显”的2008年说拜拜

2008-12-30T00:00:00.003+08:00

年关将至，如果大家回顾过去一年，你会用哪一个字来形容或代表2008年？没错，就只用一个字。

日本民众不久前选出一个反映今年度日本世态的汉字-“变”。确实，今年是日本的多变之年，日圆飙升、股价暴跌、企业业绩满江红、经济负增长、行情大坏、高学历失业潮等等，使日本民众的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最近的变数实在太大，过去的安定日子一去不复返，所以就毫不犹豫选了“变”。

台湾在今年首次举行年度汉字评选，经过18天、6万多通电话的票选过程后才产生结果。当“乱”字公布的一刹那，全场发出惊叹声，无可置疑的，这个字是今年最具民意基础的台湾代表字。除了“乱”字先拔头筹之外，其他最高票数前几名的都是负面字眼，如“骗”、“惨”、“闷”、“贪”、“郁”、“扁”等，还好有个正面字眼“爱”勉强挤在第十名。

中国大陆今年没有举行年度汉字评选，但不少的大陆部落客都说，如果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年轻网民来一次汉字评选，“囧”字会高居榜首。这个古怪的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其正确发音是“窘”（jiong第三声），但中国年轻网民却把它发扬光大成网络上非常火红的火星文。“囧”字形状像一个人的脸部表情，代表郁闷、悲伤、无奈、无语、目瞪口呆、吃惊，和原意“光明”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字眼会迅速流行，和中国这一年来连续发生的雪灾、地震、西藏暴乱、毒奶等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社会集体心理反映大有关系。

如果让我来选我国2008年的代表字，我会选“显”这个字。

很多人对这个字都不陌生，无论是任何籍贯、讲任何方言的华人，或是讲华语长大的新一代，不时都会在日常谈话中爆出这个很草根但又很亲切传神的字眼，如“最近很显啊！”、“显掉！”、“今天显到够够力！”等等。

“显”的意思大家似懂非懂，好像是“无聊、郁闷、无能为力、无助、不想动、不懂做什么”等心理状态的集合体。这个字大家整天挂在嘴边，就是不懂怎样写，很多本地年轻人在网络上只好用最接近其发音的“显”来表示。这个“显”字，学校的华语老师不会教，华语规范理事会不会接受，中港台的华人也听不懂，只有我国华人最了解“显”的用法和神韵，可谓独具本地特色、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式华语”。

为何2008年很“显”？事缘我国今年正直多事之秋，不时遇到令人颓丧的负面课题，除了经济不景、治安不靖造成人心惶惶之外，也发生一连串的政治乱象。当美国选出黑人当总统时，我们仍在不知所谓的“XX主权”等民粹政治语言里兜圈子；当全球各国选举都以“拼经济”为主要议题时，我们的朝野政客还是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把“回教刑事法”当成补选的主轴；当全球都在高唱多元文化共存共荣之际，还有人要为单元教育体系摇旗呐喊......朋友，你不觉得“显”吗？

在群魔乱舞的年代，潘多拉打开盒子后放出来的祸害、不幸、瘟疫等让人类多灾多难，但尽管如此，千万要记住，潘多拉盒子仍有“希望”没有被放出来。只要人类对未来存有希望，并以积极的力量来行动，危机就是转机，很多不利的局面都能迎刃而解，太平盛世自然到来。

且让我们以正面乐观的心态，向很“显”的2008年说拜拜。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12.30

笨蛋，问题是经济！

2008-12-15T22:43:00.001+08:00

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以“笨蛋，问题是经济”作为标语，暗讽对手老布什处理不好经济问题，结果引起民众的共鸣，连打赢海湾战争的老布什也要黯然下台。

克林顿的胜选说明，管你是什么战争英雄，带给国家再大的荣耀都好，解决不了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就要滚蛋。毕竟一时的荣耀是虚幻的，肚皮温饱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台湾的马英九和美国的奥巴马也学前辈克林顿，紧扣经济议题不放，不去理会对手的负面攻击和政治语言操弄，结果都在当今全球经济不景气之下获得民众委托为新任国家领导人。

无论如何，民粹式的政治语言仍然有广大市场，在全球各地还是历久不衰。近代学者公认希特勒是高明的语言魔术师，他喊出“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扩大民族生存空间”等论述让当时的德国人听得如痴如醉，而他也在这样的语言操弄下，一步步攀向权力顶峰。

评论人南方朔在“台湾没有政治学，只有语言学”一文中指出：“21世纪的政治是新形态的语言魔法师充斥的新政治。语言及陈述从来不是一种客观的事务，它被镶嵌进太多的爱憎、权力欲望、操弄、特殊的差别性选择等元素在其中。这种语言的操弄在台湾尤盛，甚至可说整个台湾政治早已泛化成了语言学。”

当年陈水扁把“爱台湾”、“台独公投”、“台湾正名”、“去中国化”等政治语言做为主要施政纲领时，民粹政治已走向民主的反面，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变成了挑动族群对立的手段，以达到自身的政治利益。

其实，何止在台湾，在我国一样有这种民粹政治的语言，就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马来主权”风波。长久以来，部分巫统政治人物挟持“马来主权”的话语权，从联邦宪法阐明的马来人特权、皇室地位等无限上纲，最后练成这样的终极形式。对这些有“马来主权”光环加持的政客，谁敢反他们，谁就是“反马来人”，这样的大罪名谁扛得起？

在政治大海啸后崛起的民联，为了对抗巫统的“马来主权”论述，也抬出一套“人民主权”。这个“人民主权”很多人听了都很爽，但没几个人能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具体东西。后来回教党领导人在民联内部搞分庭抗礼，又弄了一个“回教主权”。掌握这些话语权的政客，谁能担保他们掌权以后不会把这些“主权”依样画葫芦当成政治护身符，谁敢反他们就是“反人民”、“反回教”什么的。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语言脉络下，我们长期被包围在一大堆不知所谓的“XX主权”的惯性思维里，政客籍着语言符号的操弄，把很多现象用二分法来简单化，不去理会外部效果，只求选举绑桩和政治动员，其意已明。政客们热衷于这种隐晦但激烈的语言符号游戏，后果则丢给人民负责。

当政客们沉溺在这种恶质的扣帽子斗争时，他们似乎忘了全球金融危机已迫在眉睫，民众也对这种泛政治化的民粹语言也日臻不满。很多数据清楚显示经济寒冬已经降临，专家估计明年还有更多企业倒闭、数十万人陆续回国等，情况不容乐观。

随着选举的接近，独特的马来西亚政治语言学将更趋泛滥，各类种硬拗和强词夺理，掩盖不了民众钱包日益萎缩、肚皮日益消瘦的真实感觉。如果这段期间又有政客喊出什么“XX主权”等营养价值不高的政治语言时，麻烦大家要对这种人呛声：“笨蛋，问题是经济！”

谁能解决我的吃饭问题，我的票就投给谁！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12.16

YB李成材，一路走好！

2008-12-10T15:20:00.003+08:00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3节）

有句英文谚语：Great talkers are little doers。社会上有很多讲话多过做事的投机分子，在品流复杂的政坛更是如此。

但是，心甘情愿在幕后默默耕耘、不求回报的依然大有人在。YB拿督李成材上议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让我肃然起敬的政治工作者，他或许拙于言谈，不是一个可以滔滔不绝的Talker,但他肯定是一位脚踏实地的Doer。

2008年12月9日，李成材走了，马华公会的实干家走了。他是大家公认的踏实干活的领袖。他担任马华教育局主任的这些年来，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对于华教课题的认真程度，从收集华小校地资料、撰写分析报告、代表党立场发文告等实务工作，工程师出身的他都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去执行任务，不敢有所懈怠。

李成材走了，也许走得太不是时候。马华公会刚经历308政治大海啸的洗礼，党选也才落幕，新领导团队正要重新收拾旧山河的时候，正值56岁壮年的他却匆匆走了。按照马来西亚的人均寿命来看，他应该可活多20年，但人生就是如此无常，马华折损一员干将，华社损失一位教育家，国家丧失一个干实事的政治工作者，可惜。

李成材走了，好像不久前我们还在一起谈天，从不摆官架子的他，还邀我们一班同事再到他位于吉打日莱峰的私人度假屋做客。音容宛在，言犹在耳，转眼却成天地之隔，令人心痛不已。

李成材走了，他这回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担子，可以一身轻松地从天上俯视人间了。猜想他会看到什么呢？有可能看到马华公会重振党威，也可能看到马华公会步向没落，但都胥视我们这些后辈的造化。　　

他人虽不在，精神将永存。

YB，您一路走好！

2007年12月2日与YB李成材摄于Gunung Jerai。

放下，让改变看得见

2008-11-30T23:13:00.004+08:00

传说佛陀在世时，有一位梵志拿了两个花瓶，想献给佛陀。

佛陀见了，说：“放下。”

梵志立刻把左手拿着的花瓶放下。

佛陀又说：“放下。”

梵志把右手拿着的花瓶也放下。

当他两手空空时，佛陀还是对他说：“放下。”

梵志不解，说：“我没什么可再放下了。”

佛陀说：“我不是叫你放下手里的东西，而是要放下你的尘识。”

放下的确很难，许多人始终不愿冲破旧有的观念，即使做了一定的改变，由于急于求成，一时不见成效，就认为不应改变。

归根究底，问题还是出自思想上，是否真的放下了呢？为何很多人不愿改变呢？因为改变是痛苦的，可能带来好处，也可能会失去一些既有的，但是却是熟悉和感到舒服的旧包袱。旧思维、旧习惯的根除并不容易。

1960年代以前，没有人想象到黑人有朝一日当上美国总统，即使马丁路德金说过：“我有一个梦！”，但很多人仍认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2008年，出身贫寒、混血血统、单亲家庭的奥巴马中选为总统，完成了40年前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奥巴马的竞选主题就是“改变”。他要改变, 就要吸取前辈失败的教训，学会放下浪漫主义的肤色牌, 也学会放下民粹主义的悲情诉求，更务实地从全民角度出发去竞选总统。美国人民也作出改变, 尽管它还不完全是一个不论肤色的社会, 也没有完全消除种族主义，但他们毕竟踏出了改变的第一步。

我国自308政治大海啸之后，50年来一成不变的政治结构出现了巨变，让人看到了政权轮替的可能性，也看到了改变的契机。

在民联励精图治、声势节节上升之际，国阵理应检讨本身施政的弱点，并作出相应的改革以挽回民心。但在不久前的巴东埔补选，人民看到的是国阵老大哥巫统宁可放弃争取非土著选民，死性不改地大打种族性文宣以抢回代表马来人的政治法统，但开票结果显示逾6成马来人都舍弃巫统了。

日前瓜拉登嘉楼国会议员逝世，不久后又会有一场激烈的补选。即将接任为新首相的纳吉最近发表了：“逐步摒弃新经济政策”、“政府不改变，人民就会改变政府”等相对开明的言论。虽然如此，人民依然要听其言，观其行，瓜登补选就是纳吉展现诚意的一个试金石。

巫统将在瓜登遇上的老对手回教党，在308之前以“福利国”来包装以往的“回教国”论述，结果成功改变该党在非回教徒心中的“票房毒药”负面形象，创下前所未有的佳绩。但从最近的雪州刘秀梅事件和吉打州保留50%土著房屋固打事件等看来，不禁令人担忧其内部的保守和极端势力复辟，“福利国”的伪装可能最终被“回教国”论述重新取代。

瓜登补选，人民会看到一个以种族动员的政党和一个以宗教动员的政党进行交锋。根据以往记录，巫统为了和回教党竞争，会加速回教化；而回教党也会增加种族元素以和巫统对抗。大家都在比极端，比来比去就只为了抢夺同一块市场，但无论是种族极端还是宗教极端，都不是各族开明人士愿意看到的。

要让改变看得见，政党就要以廉政、善治、人权等普世价值来争取支持，人民不想再看到国家还是在恶性竞争中继续沉沦。执著了数十年的种族和宗教意识形态，早该放下了。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12.02

政治和伦理

2008-11-18T00:56:00.002+08:00

新任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不按理出牌”宣布令人大跌眼镜的人事布局后，引起一些争议。当他面对异议时，干脆利落说：“马华只有一个头！”，尽显“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强势领导作风。

坊间虽出现“不能容纳异己”之类的批评，但一代雄主赵匡胤面对割据势力时尚且有“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酐睡”的豪言壮语，毛泽东在面临党争和分裂危机时也一直强调“巩固领导核心”。从翁诗杰的一系列大动作来看，“巩固领导核心”是他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唯一能选择的领导方式。毕竟目前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产生巨大变化，马华的承平年代已经过去，非常时刻若不施展非常手段，抑制党内山头和保守势力，一鼓作气加速改革步伐，恐怕再无转机。

有人说翁诗杰的排阵会埋下党争的祸根，使到党内人心惶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直接让原本就存在的矛盾浮现，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处理问题，总比假惺惺维持表面和气、私下却背后插刀的伪君子作法来得更光明磊落。只要翁诗杰能合理运用职权摆平内部纠纷，不要伤到党的元气和根本，就可达到“安内攘外”的效果。这有先后顺序之分，先要“安内”，使全体党员都获得“安”；接下来才是“攘外”，使整个组织上下的枪口一致对外，以减少外界各种变化的压力。

从翁诗杰的领导作风看来，他很了解华人的民族性和伦理观念，所以他肯定不会重用有道德争议性的人。政治和伦理合一，全世界只有华人会要求这一点，其他民族很少这样做。西方人的私生活、品德修养是个人问题，和政治没有关系。而华人如果要管别人，首先要求把自己管好，因此我们常听到“你连自己都管不好，凭什么管我”这样的话。

伦理思想，为中华民族所固有。儒、道、墨、法诸家，也都以伦理学说为主，中国自古称为“礼仪之邦”，便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具有伦理观念。在华人社会的日常谈话中，到处都有人提及“良心”和“道德”，一般人不太常用“伦理”两个字，其实“良心”、“道德”就代表了伦理。

中华文化传统的最大特色就是伦理。不讲伦理，那就已经不是中华文化了。伦理对华人而言，好像家常便饭一样。“良心”一词，几乎是到处可闻的口头禅，所以我们常听见“凭良心来做事”之类的话。什么是良心？良心就是半夜醒来让我们内心感到难过的那一点东西。可是很多人第二天起床后，又被乱七八糟的俗事控制住了，继续胡作非为，就说明这个人的良心有问题。

作为一个华人，与生俱来就知道什么是良心。在华人社会，谁开良心的玩笑，就是开自己的玩笑，是很不利的，就如那些说过“私德不重要，能力才重要”、“偷吃不被发现就无所谓”之类言论的人。

无论如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翁诗杰动用总会长的权力，以一套很中国式的组织伦理观念选出了自己属意的团队，未来三年可说是任重道远的。但权力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双面刃，若无法交出实在的政绩，再大的权力也保不住权位。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11.18

非常时期，非常团队

2008-11-12T23:37:00.003+08:00

马华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在党选后所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宣布了总秘书、总财政、组织秘书等重要党职的人选。有者认为大跌眼镜，有者认为合情合理；有者认为大失所望，有者认为众望所归。总之众说纷纭，显示很多人对遭遇政治大海啸重创之后的马华，在这一段关键时刻的新人事布局，表示高度关注。

所谓“顺得哥来失嫂意”，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不得已必须作出取舍，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翁诗杰的人事安排，虽称不上十全十美，但值此党在308后的风雨飘摇之际，他必须打破以往的迂腐和保守观念，破格提拔年轻新进，以打造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团队，整个组织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根据中国历史上的无数的领导范例，如果要看一个领袖的素质到什么层次，就要看他用的是怎样的人。唯有组建一个分工严谨、职责分明、进退有序的团队，才可显现出领袖的领导能力，反之领袖的个人能力已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所以，中国式的领导哲学特别强调领导者的选人能力，选人成为用人的前提。从翁诗杰大胆起用新人的作风来看，可知其迫切改革党政的决心，以适应当前变幻莫测大变局之下的严峻挑战。

马华新团队的名单出炉后，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为何重用某人”、“为何不用某人”之类的争议。在这方面，翁诗杰展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鲜明领导风格。只有用人不疑，方能大度用人，如果心存疑惑，必定吹毛求疵，易于受人离间。领袖重用的人，通常是跟随他一起打拼、相当熟悉的人，也是可信任和放心的人，这种用人之道古今中外都可找到例子。

在“用人不疑”的同时，当然还要注意“疑人不用”，这就是对使用人拿不准时，切不可草率行事，贸然委以重任，而应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如果不才者进，则有才之路塞；如果误用恶人，则为害甚多。历史上这种惨痛教训不胜枚举。故对有争议，一时拿不准、看不透的人，不能将就凑合，轻易重用。

用人而疑，为害更大。有些领袖对于“疑人”用是用了，也给了具体职务，但总是放心不下，于是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当“监军”，这就必然扰乱公务，使下属感觉受到牵制和不被信任，也将产生隔阂，上下级之间矛盾日趋恶化。上级与下级全靠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来维系团队运作，倘若上级对下级产生忌疑，势必令下级感到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强烈不安，于是双方戒心森严，矛盾尖锐，最终导致整个组织崩溃。所以，对于“疑人”，干脆不用反而比“用人而疑”来得更低风险。

唐太宗说过：“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一用人原理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人人皆可用”。天下没有不可用之人，只有不会用人的领导。翁诗杰的新团队当中，固然有一些令人大掉眼镜的冷门人选，但只要他能将不同的人，根据各人的优劣长短，合理地安置在适当的岗位上，让其发挥所长，届时庸才也会变人才，反之若放在不对的位置上，人才也会沦成庸才。

这些理论当然必须通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获得证明，不能单凭早前的既定印象就武断定论一个新团队的未来成就。只要交出实在政绩，3年后的党选和约4年后的全国大选，中央代表和广大的选民，自然会通过手中一票给翁诗杰用人的眼光一个评定。

（刊于13/11/2008星洲日报言论版）

我国的布莱德利效应

2008-11-03T19:27:00.000+08:00

美国的总统选举已进入冲刺阶段，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遥遥领先对手麦凯恩，但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仍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们担心万一布莱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发酵，占尽优势的奥巴马也会阴沟里翻船。

“布莱德利效应”典故出自80年代一位叫布莱德利的黑人参选加州州长一职。选前民调显示他将以大比数击败其白人对手，不料开票结果却是布莱德利以巨大票数落败。

选举结果会和民调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是因为隐藏的种族主义在作祟。许多白人选民告诉民调人员，他们会把票投给黑人候选人，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投回给白人。他们向调查人员撒谎，是因为担心被视为种族主义者。

由于这个“布莱德利效应”，即使麦凯恩在民调上处于劣势，但他的支持者仍然不厌其烦地突出“黑人不能当总统”的论调，以求一举翻盘。纵观这次的选举，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立国二百余年的美国，种族主义论述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鹿死谁手。

在我国，其实也有翻版的“布莱德利效应”，最新的例子就是雪州发展局总经理人选纠纷的“刘秀梅事件”。一个正常的政府机构人事擢升事务，被有心人士挑起后就被迅速政治化和种族化，原本强调不分种族、以绩效用人的州务大臣迫于巫统和回教党的压力，最后还是宣布发展局总经理一职保留给土著。

在政党方面，公正党在2007年的党选时，参选最高理事的候选人当中，除了一位较高人气的东马华裔州议员入围之外，西马的华裔候选人全军覆没，最后还是通过最高领袖以甲必丹分封方式，委任党职给落选的华裔领袖，以维持该党多元种族团队的门面形式。另一方面，民政党在最近刚落幕的党选中，原本被高层列入副主席菜单人选的一位巫裔领袖，最后被一位菜单外的华裔领袖破单取代。上述的现象，令人不尽然联想到“布莱德利效应”。

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支持自己人”的排外心态，不只一次出现在我国历届大选，甚至也出现在大学的校园选举。口口声声自称是多元种族思维，行动上却是单元种族考量的人，实在太多了。

最近有一位华团领袖公开疾呼解散国内的种族政党，以消除种族政治。在国内很多人会有和他同样的想法，即认为单元种族政党一定走单元种族路线，多元种族政党就会走多元种族路线。这种论述看似合乎逻辑，但只要看看没有种族政党的美国，再看看其他多元民族国家的情况，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种族主义可以通过任何形式出现，未必就是单元种族政党的形式。凡事没有绝对，单元种族政党可以走多元种族路线，相反的，多元种族政党也可能会走单元种族路线。

单元种族政党不是原罪，一党独大才是原罪。目前很多人对民联有很高的期待，不是因为它们的政党组织形式，而是三党平起平坐，没有一党独大的情况，犹如独立初期联盟的翻版。即使有朝一日民联可以取代国阵上台执政，也没人希望当中有某个政党一党独大，因为“权力会使人腐败”是不变的真理，没有人能保证所谓的“民主”不会变质成为“多数暴力”，唯有进行适当的权力制衡，促成两线制的民主化进程，种族主义才不易以另一种形式来借尸还魂。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11.04

轻蔑的威力

2008-10-21T11:17:00.003+08:00

马华党选终于尘埃落定。竞选期间候选人各出奇招，使到整个党选成为嘉年华会，热闹非常。除了平面媒体的推波助澜之外，电视媒体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如编制饶舌歌曲、以漫画来形象化政治人物等创意手法，令不少民众看了捧腹大笑。

这种娱乐性十足的报导方式，满足了媒体的商业利益和广大民众的知情需求，但对于一个政党的形象，则未必是好事。其实，政治娱乐化，是威权逐渐解体的民主转型期所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就如目前台湾流行“政治模仿秀”那样。

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在《模仿荒谬也模仿理想》一文中指出：“笑声是最好的治疗，只有在笑声中才可以让心中的痛苦化解，只有在荒谬的虚构中，才可以发现荒谬的真实...”、“...在台湾的政治模仿秀的热潮中，却是要在权力面前讲笑话。在嬉笑怒骂中，在插科打诨中，颠覆了权力的结构，让傲慢的权力不再傲慢，让绝对的权力不再绝对，让「真实的谎言」变成了「虚幻的笑话」...。”

上述的社会现象可从群众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解释。要破坏一个人的形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让别人憎恨、讨厌其所作所为，而是编制冷笑话去丑化、贬低他。因为，“轻蔑”比“憎恨”来得更有威力；“没有用”比“可恶”更具杀伤力。

国阵在308政治大海啸受重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野党成功地运用了上述理论来进行“文化冷战”。具体做法是将对手的特征和行为“解构”为调侃的对象，以符合普罗大众的语言趣味。简单地说，就是编冷笑话来嘲讽执政党，尤其是那些能引起共鸣的问题领袖。

把执政党人小丑化、笑料化，甚至加入一点“黄色笑话”的冷处理后，通过政治讲座、电邮和短讯散播出去，比起痛骂执政党的贪污滥权来激起群众愤怒，其杀伤力更强大。因为，一时的情绪愤怒，并不能持久，冷静下来可能也会麻木，传播效果有限；若是成为笑料，大家觉得很有趣，就会主动通过口语、电邮和短讯传给朋友。

这种心理战的特点是深知一般人民没有心情去记政见、不会传播政纲，也不会把愤怒情绪带回家主动播散；但只要把对方当成笑话人物就容易人传人，而且潜移默化，最后只要触动一点即爆发，瞬间扭转投票倾向。当一个政治人物被当成笑料通街流传时，其权威也已经荡然无存，离下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是，巫统的思维似乎还跟不上时代，其控制的媒体仍然沿用老套过时的方式。当它将政敌套上“反马来人”、“反回教”的标签，然后喊打喊杀以制造一个族群“憎恨”的假想敌时，在野党却通过网络，大而化之地将内安令逮捕等恶劣行径消遣为“笑话”，以制造轻蔑情绪，导致越来越多的各族年轻人，包括马来人本身也看不起这个政党，反而增强了受害者的悲剧英雄形象，使其民望如日中天。

随着媒体越来越自由，政治人物被“恶整”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以往的政治权威也将被削弱。相信不用几年，我国的媒体就会出现类似台湾政治模仿秀的节目。未来的政治人物，都必须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威权解体后的开放年代。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10.21

国阵招收直属党员可行吗？

2008-10-21T11:10:00.002+08:00

首相阿都拉日前在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建议国阵直接招收党员，让那些支持国阵可是无意参与任何国阵成员党的人，同样可以透过正式的管道加入国阵。

上述言论很明显地是要应付之前民政党领袖提出的论述。卸任民青团主席马袖强建议国阵转型为一个多元种族政党，而民政党主席许子根致词为此概念护航，并为民政党自荐为这个概念的白老鼠。

首相未经国阵正式讨论就提出上述的言论，其个人意愿相信是基于良好的出发点，但是必须按部就班，否则在以马来人为主、缺乏对其他族群和文化认识不足的情况下，纵然主观上是平等以待，但同理心的基础因认识不足而影响其实际的可操作性，还不如目前的协商功能来得实际。

让国阵有直接党员加入，不见其利反见其弊，极可能等于变相地扩大巫统。虽然让其他族群加入，让里面也有其他族群的声音，本意良好，但这种党员不能代表任何人或任何群体，势单力薄，更有利于巫统野心家去各个击破，一党独大之势更形稳固。所以，首相的建议，理论上是好的，但实际的可操作性却令人质疑，可谓馊主意。

如何定义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外表像好人还是坏人，而是要看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一个常做好事的人，就是一个好人，管他是男是女、是丑是美、是肥是瘦。同样的道理，一个好的政党，不是看它的的组织形式好看不好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政策主张，看它的施政绩效。一个常干好事的政党，能制定符合全民利益的政策，自然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谁会去理它的组织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只是因为大选的失利，就一味逢迎目前符合大众口味的表面、肤浅诉求，没有提出实质的改善施政、修改过时政策的建设性建议，这不是顺应民意，而是赤裸裸的民粹主义。

根据1958年星槟日报的一篇社论，当时主要有三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即将到来的独立后第一届全国大选，一个是左派的社会主义阵线，一个是右派的拿督翁为首的马来民族阵线，另一个就是被定义为中间路线的联盟。结果，代表着中道力量的联盟大获全胜，取得执政权。由此可见，当时的“道”是在巫统、马华、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这边的。

但是，随着巫统逐渐一党独大，种族霸权主义之势形成，“道”很明显地已经不在联盟（后来的国阵）这里。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阵在308大败，还是离不开贪污腐败这个直接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你贪污腐败，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不足；因为你远离民意，所以你在争取独立的历史法统也荡然无存。

目前民联的组织形式，其实就像独立初期联盟的翻版，大家平起平坐，没有一个政党能主导、甚至主宰其他政党的命运。国阵目前面对的问题就是巫统一党独大，只要恢复到独立初期各成员党平起平坐的态势，在战略制高点上就不会被民联比下去。

国阵的最后救赎，就是摒弃狭隘的单元主义政策和变相的新经济政策、废除恶法、兑现2004年大选承诺、改善行政效率和大力肃贪，并搞好国家经济，以实在政绩挽回民心，不要再去搞不切实际的表面功夫，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刊于13/10/2008星洲日报言论版）

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马华

2008-10-06T17:50:00.010+08:00

“政府之政策应该是“马来亚人之马来亚”，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专有”
（陈祯禄·1932年）

马华公会正进行着政治大海啸后的第一场中央党选。在党内士气低落、变天阴影的笼罩之下，大部分党职候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改革”、“革新”、“转型”等关键字眼作为竞选宣言的主轴，以便为失去方向的党员指一条出路，并为自己的选情造势和加分。

也许是史无前例的308惨烈败绩震撼了许多党员的脆弱心灵，加上民联不断地重复“单元种族政党是万恶的种族主义根源”的论述，导致部分马华党员也开始信心动摇，质疑党过去的政治路线，甚至出现一些脑袋不清醒、思想混乱的党员，也跟风叫嚷要把党的组织形式从单元种族政党“转型”成为多元种族政党，以为这样就能让马华起死回生。

其实，马华先不要谈什么“改革”和“转型”，首先要的是“复兴”。改革和转型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是建立在复兴的基础上。目前马华在面临泡沫化危机时，摆在眼前的，是最切身的生存问题。只有先求生存，才能图壮大，策略顺序应该是“先复兴，后改革，再转型”。

复兴创党的理念-陈祯禄思想

“复兴”必须回到最根本的源头，那就是创党初期的理念，也就是陈祯禄的思想。马华创党人敦陈祯禄，留给后人无数的政治思想精髓，其政治思想与哲学基础，根源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师承自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是出身于马六甲峇峇世家的缘故，他又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陈祯禄拥有深厚的政治哲学底子，加上具有全球观的前瞻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准确地掌握当时的民族主义浪潮和国家争取独立的大趋势，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开国元勋的地位。

若按照创党人陈祯禄的政治思想来为马华做一个定位，马华应该是一个集马来亚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儒学为一体的意识形态政党，简称为“自由民族主义”，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缔造者张君励主张的意识形态，绝非政敌三言两语将马华反定位为“种族政党”所能一笔抹煞、一概否定的。

一个政党的正确定位，是其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本问题。所谓政党的定位是指其以什么政治思想和哲学，为党确定可行的意识形态，同时再依据这意识形态去为党建立其应有的价值观之外，还要能根据这价值观去判断政治的是是非非，从而制定符合其价值观的政策。

单元种族政党不是原罪

马华要走的政治路线，无非是创党先贤的理念：“单元种族政党，多元种族路线”。这两个概念是不会有冲突的，可以并行不悖，但很多人误以为单元种族政党走不了多元种族路线，更荒谬的是还有人认为单元种族政党就一定就会搞种族主义。

其实，单元种族政党不是原罪，可惜的是很多党员由于政治教育素养不足，对党史不求甚解，结果就对党的理念和路线的信心动摇，认为单元种族政党真的很“罪过”，就人云亦云地说要转型去多元种族政党，以为这样党才会有出路。但是，只要看看打着多元种族政党旗号的民政党，在308大选几乎被抄家灭族的惨况，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单元种族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至今仍然是威力强大的意识形态，目前还在欧洲、美洲和非洲大行其道，代表单一族群的政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仍然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这些事实，只要在网上维基百科（wikipedia）去搜索“ethnic party”或“political party of minorities”之类的关键词，就可找到很多相关资料。

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

苏联共产党在早期犯上“左倾幼稚病”，迷信阶级斗争的方式，无视境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问题，他们的理论是“解决了阶级矛盾问题，种族矛盾问题也就解决了”证实是行不通的。在90年代苏联瓦解后，在其废墟上崛起了很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成立，民族主义浪潮方兴未艾。

在前南斯拉夫，所谓的多元种族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于无法妥善处理本身的民族问题，结果在90年代中期爆发了内战，国内三大民族杀得血流成河，内战结束后他们纷纷成立代表本身族群的民族政党，以便和其他族群的代表政党进行协商和沟通。

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等，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拥有代表本身族群的民族政党，以便有人代表本身族群参与议会选举，捍卫本身族群权益。

马来西亚其实不必妄自菲薄，很多其他国家的民族政党，都是视马来西亚的单元种族政党合作模式为榜样的。我国数十年来的各族和平共处的经验，让许多内忧不断的国家羡慕不已，我们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从联盟到国阵，这种合作模式已经顺利运作了几十年，这不是新崛起的民联能从论述上把这些事实给轻易否决掉的。如果还有人说“种族政党合作治国的模式是原罪”、“导致国家无法进步”、“是国内种族关系紧张的根源”之类的话，那么就可能犯上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谬误。

历史学家吴晗曾指出，评论历史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人，也不能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仅仅是因为“现在巫统一党独大和搞种族主义”，所以“以前马华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因为它和巫统在一起”，到最后从根本上去否定“当年三大种族政党争取独立的贡献”，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种模式一早就是错误的，何以它当时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何以它还能持续发展至今？

马华不能丢掉民族主义

有道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一个民族的出身血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要走怎样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强调本身的民族身份认同（identity）是天经地义的，一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符合联合国的民族自决（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标准，唯有如此，另一个民族才懂得以怎样的方式来和这个民族进行沟通和合作。一个自愿放弃本身的身份认同的民族，是不能期待得到另一个民族的尊重。

如果有人要否定马华作为单元种族政党的角色，就如否定董教总、华总、中华工商联合会和全国其他几千个纯华人团体的理由一样荒谬，因为迷信“多元种族政党就不会有种族政治”的论述，那么不只巫统、马华、国大党要解散，全国几千个华团、国内其他族群的社团、商会等都要解散，然后一起成立跨种族的团体，才能缔造“全民政治”、“公民社会”云云。

马华通过提升单元族群的素质，以及维护与发展族群权益去确保多元一体的全民政治，这也是齐家治国以进大同的理念。只有捍卫少数的全面成长，才能确保多元的完美，也是要维护自己也维护其他族群才能在全民之间产生公信。少了这套确保单元以便成全多元的思维特色，政治路线变成模糊。“多元”就是很多个“单元”所组成，若把“单元”否决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也就不存在了。

上述的论述源自欧美自由主义哲学，是陈祯禄毕生坚持的理念，其原则是“大社会小政府”，容许在国家体制内、个人、家庭、社团、利益集团以及种族等社会众多组合体追求本身利益，维护其文化传统与奉行其宗教信仰等自由空间。从陈祯禄的思想看来，他绝对赞成“公民社会”，他理想中的“公民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可以说他是马来亚公民社会的思想源头。只是后来的马华领导人不重视陈祯禄思想和言论，忘了“公民社会”其实是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导致现在的“公民社会”论述似乎变成了在野党和其外围非政府组织的专利品。

马华目前强调“民主、民权、民生、民愿”，都是很好的普世价值，但和行动党、公正党比起来，马华在这方面就相对显得没什么竞争力。管理学强调企业必须有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那就是拥有和其他竞争对手所不能具备的优势，在做市场区隔时就比对手占便宜，这个道理放在政治也是一样。

马华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民族主义，这也是马华赖以生存、打死不走的基本盘。马华什么都能丢，就是民族主义不能丢，但偏偏很多人的政治学水平太差，连基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概念都搞不清楚，结果把进步的民族主义当成是狭隘极端的种族主义，误以为是自己的这个“种族政党”为巫统的“种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制造“假想敌”的着力点，还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转型成为多元种族政党，巫统的种族主义就没戏唱、就会收档，这可说是理想主义，讲得难听一点是痴心妄想。

很多脑袋不够清醒的人至今仍然错误解读308政治大海啸的讯息。华人不支持马华的深层原因，不是马华不讲民主，不是马华不走多元种族路线，恰恰是因为马华背弃了民族主义。多年来，华社因为华教发展受到限制，在经济、社会等各层次受到相当程度的压制，进而对马华在执政体系内扮演的角色有很多怨言。华社在308把选票投给在野党，是对马华没有把民族斗争路线坚持到底而失望透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多元种族政党路线”。如果马华真正贯彻民族主义路线，不让巫统的种族主义势力抬头，马华若能在捍卫本身族群利益之余，再照顾其他族群的需求，那么谁敢铁口断定华社会不要马华？

为了变而变是乱变

现在党内很多人都说要“改革”、“变革”、“转型”，其实都是为了变而变，好像这个年代不讲变就是很落伍，赶时髦去变才证明自己跟得上潮流。但是变的结果，大多是越变越糟，变来变去，只有20%的结果可能是好的，另外80%可能是坏的，这符合著名的80/20法则。因为时间有一个流动的方向，它是朝着不好的方向流动，而不是朝好的方向流动，因此事情往往是越变越糟，如人越来越老，东西越来越旧，风气越来越差。

华人有一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在变，但变了之后80%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必须以人力使其朝着好的方向而变，这叫“趋吉避凶”。

为了变而变，那不叫改变，那叫做乱变，因此大家一定要谨慎应变，不可乱变。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把变讲得太轻松了，最后搞得一塌糊涂。很多华人同胞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都说求变、求新，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变革是硬道理。讲得没错，但一定要谨慎，要记住：不可不变，也不可乱变。因为不变是死路一条，乱变会死得更惨。

马华公会是一个老招牌，很多老马华当年进党时都是因为认同其政治理念，那就是通过“捍卫华社权益”的手段，以达到“追求各族平等、实现社会公义”的目的。如果马华仅仅是因为遭到308的挫折，就要转型成为多元种族政党，那么当年认同马华、加入马华的人，极可能就不会再认同马华，因为他们会对这个“新马华”感到陌生。

其实，人是有惯性的生物。举个例子：我们为什么总想去某一家餐馆吃饭？就是因为它的饭菜味道很适合自己的胃口。如果第二天它的饭菜味道全变了，我们就不想去。所以，老字号的食物是不能轻易改变味道的，因为一改变味道，所有的老顾客都不高兴。马华如果真的变了多元种族政党，不只斗不过原本就是多元种族政党的行动党、公正党，反而还失去原本的基本盘，届时两头不到岸，党不像党，不死才假。

“马华公会的斗争，不是只为华人，而是为一切马来亚人。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陈祯禄·1952年）

马华要变通的是“权”，而不是“经”

但是，假如老字号的食物味道总不变，是无法吸引更多新顾客的。因为社会一直在变，人们在饮食方面有更多的口味需要，你若总是不变，顾客就会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就如肯塔基炸鸡（KFC）那样，它的原汁原味的炸鸡是几十年不变的，如果它完全用另一种香辣口味来取代原汁原味，极可能在没有争取到新顾客的同时，老顾客也跑掉了。幸运的是，肯塔基的策略极为对调，它保留原本的原汁原味，再额外推出香辣口味，让新旧顾客有选择权，另外再根据市场的季节性需求不断推出新的附加食品。有一点还是要留意，原汁原味的炸鸡还是肯塔基的核心竞争产品，这是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丢弃的“根本”。

同理，马华的根本是民族主义，绝不能丢弃，但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可以根据情况去“调整”，不要动不动就没有方向地“乱变”，否则去了荷兰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根据台湾的管理学家曾仕强教授的说法，我们华人的最高管理智慧，叫做“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很多人误解和扭曲，然后拿来痛骂，这是很糟糕的事。“以不变应万变”，它本身就是变，并不是不变。华人脑海中，从来就没有“不变”两个字。以不变的“经”来应用万变的“权”，才是“以不变应万变”。

以下是节录曾仕强教授著作《中国式管理》和《中道管理》的一些论述：

“权”是临时应变的方法；“经”则是千古不变的原则。有些人把“以不变应万变”看作保守落后的“不变”，是大错特错。
“以不变应万变”是“变”，不是“不变”，它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变，非变不可，但是要小心地应变。我们把它归纳为八个字“不可不变，不可乱变”，就很清楚了。
本立而道生。任何事情都有本末，都有轻重，都有大小。同样的“变”与“不变”，“不变”是根本，“变”是作用。以不变的原则，来回应万变的外在现象，便是“持经达变”。
原则不可变，方法应该变，称为“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一个人的原则变来变去，那别人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去配合了。无论怎样变，也还是依照原则而行，才是“万变不离其宗”，当然也是“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有两个部分，不变的部分称为“有所不变”，万变的部分叫做“有所变”。“有所变”就是《易经》里讲的“变易”；“有所不变”，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不易”。
能不能变，要不要变，都不是问题；怎样变，才是问题。应该变的，一定要变；不应该变的，绝对不能变。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要先想“不要变”，不要先想“要变”，若先想“要变”就糟糕了。
华人重视调整，一般不会突变。开车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笔直的大路上行驶，汽车的方向盘也要不停地摆来摆去，这就是调整。如果停止调整，车就会冲出马路，如果转得太厉害，就会翻车。所以，华人讲究的是“变到好像没有变”那样，就是很会进行调整。只要时时调整，调整到最后，事情都全变了，那时根本就不用说变了。
历史上变革的人，一定是“萧规曹随”，一切按照前任的做法去做，但是他会慢慢地把整个都改变掉。在公司里也一样，如果一个新来的老板动不动就“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搞大改革，他可能很快就会被搞掉。真正的高手会”萧规曹随“，先安定人心，然后再慢慢改掉。

所以，从政治学角度来看，马华的“经”是民族主义为主，辅以自由主义和新儒学。从市场行销角度来看，马华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还是“单元种族政党”，一味求变，结果乱变成“多元种族政党”，不但失去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利基市场，也攻不进去行动党和公正党早已占据多时的多元种族政党堡垒，到最后极可能像名不副实的“多元种族政党”民政党那样泡沫化。

台湾政党的选举经验

既然“经”不能动，那么可以变通的“权”是什么？台湾的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政权后，虽然很多人都说它“改革”、“革新”了，所以在8年后可以重夺政权。在我看来，国民党的变通在于“权”，它的“经”还是没有改变。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才痛定思痛去“改革”、“转型”，但这“改革”、“转型”其实是赶时髦的政治术语，它真正改的是人才培养机制、文宣策略和选举战术，所谓的“转型成本土政党”也不过让党内的本省人和年轻人的比例增加而已，它的根本“三民主义”政治路线有改吗？没有。

民进党是很专业的“选举型政党”，它以前在选战时，其文宣战斗力，100分可得90分；那时候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太久，竞选人员不懂得搞宣传，其文宣战斗力不到及格线的40分，只会靠传统组织战去拉票，所以常常被宣传战高出几个等级的民进党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在野期间，懂得“权变”之后，文宣战斗力不断提升，后来在2008总统大选期间，其战力估计已达85分，即使还不如靠选举吃饭的民进党那样拿到90分，但实力差距已不远。国民党会大胜民进党，除了在宣传战方面不落后对手太多之外，主要还是靠原本就比对手雄厚的组织战老本去击垮民进党。

国民党的文宣战术主要都是向对手民进党学习的，所以才会有人说国民党的选战方式越来越像民进党。因此，马华的“经”－自由民族主义，不能够变，变的是人才培养机制、文宣策略和选举战术的“权”。马华必须在战略上尊重对手，在战术上蔑视对手。对于行动党和公正党，只有打从心里尊重对手，不再夜郎自大鼠目寸光，才能正视自身的弱点，并了解对手的出招方式，再出奇招反击对手，以做到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原则。

陈祯禄精神被长年忽视的后果

陈祯禄的高大形象，也是接下来的马华总会长都无法跨越的高度。历任马华总会长，总是会被不少人严厉批判，尤其是打着捍卫民族教育的董教总里的华教人士，更是把每一个马华总会长骂到狗血淋头、一文不值，但偏偏只有陈祯禄是个例外，为什么？乃因其对华教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使他赢得华教人士的信任和尊重，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沈慕羽和陆庭瑜这两位老人家。

在老一辈的华教人士眼中，陈祯禄时代的马华公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后来的马华从陈修信时代开始就逐渐走上歪路（注：陈修信和其父亲陈祯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因这两父子的不同华教立场，所以华教人士对他们的评价也是两极化的。从这里可观察出一个现象，同一个家庭的人未必都是一样的思维模式，不但是父子，连兄弟姐妹也是如此，不可一概而论）。

细心翻阅《陈祯禄爵士言论集》的人，恐怕都和笔者一样，一面翻阅一面摇头，感叹的是陈祯禄之后的马华领导人，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这位老祖宗的水平。从其言论就可发现他的视野格局之宏大，论述及思考逻辑之严密和政治哲学素养功力之深厚，即使政见不同的政敌都对他尊敬有加。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精辟政见，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来仍然切合时宜。由于秉持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面对着马共和左翼分子的严峻挑战，他领导下的马华在当时还是得到大多数华人的认同。

可惜的是，自陈祯禄去世之后，马华公会接下来的领袖政治学素养不足，政治论述能力下滑，给人“一蟹不如一蟹”的退化感觉。过去数十年马华领导层都忽略政治教育工作，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政治理念才加入马华，更多的是投机分子加入马华是为了找好处，导致党的组织日渐僵化、效率低下。巫统这只恐龙会在种族政治的肥沃土壤里茁壮成长，和马华公会几十年来走上歪路，无力内部制衡巫统，丧失制订政策的权威，有很大的关系。

马华的最大敌人

看回陈祯禄的言论就会知道，他是坚决的马来亚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其思想之先进性，可从他于1932年写给英国高官威尔逊爵士的备忘录提出“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概念中得知，这比李光耀在60年代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还早了整30多年。只是，马华公会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概念的版权原本就应该属于马华的，反而眼巴巴看着它被行动党拿去做一些小改动后，就变成他们几十年来用来对付马华的宣传利器。

陈祯禄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就像一个功力高深的创派祖师爷，其光芒仍然照耀着后人。可惜的是，他的嫡系子弟在他过世之后，没有把他的学问发扬光大，还越走越偏，格局越缩越小，其思想精髓反而都流失去了其他门派，讲得难听点简直就是欺师灭祖、数典忘宗。只要看看行动党、民政党和公正党反复强调的多元种族的论述，再把陈祯禄几十年前说过的话拿出来对照，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马华领导人至今仍然认为，马华的最大敌人是行动党，因为行动党几十年来和马华抢地盘，马华在很多华人选区都是败在行动党手中，照理说它应该是马华的最大敌人。其实，真正会终结马华政治生命的，不是行动党，而是公正党。

马华几十年来的选举策略都是冲着行动党而来，对于新崛起的公正党，由于在308之前马华没有败给公正党的记录，甚至还轻易相信巫统的“公正党正在泡沫化，安华已经过气”的说法，所以根本不把公正党当回事。一些遇到公正党对手的马华候选人甚至还会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幸运拿到安全区，过于轻敌的麻痹心理，种下了308大选在混合选区大败给公正党的因子。

很多马华的人都不了解公正党的本质，思维上还停留在1999年的“安华党”和“示威党”印象，无视对手在短短几年内进步神速。首先，公正党领导层为了改变“公正党只为安华一个人斗争”的形象，早几年已经在重铸党的意识形态上展开工作。他们自我定位为“liberal democrats”，即自由民主主义，讲得更直接一点，他们要和同样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抢饭碗。

最像自己的敌人最危险

其实，最像自己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就如60年代的劳工党人，恨行动党比联盟更甚，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左倾，抢的都是同样的市场。劳工党人把行动党定义为“机会主义政党”，骂他们不够“左”，认为只有劳工党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政党；行动党人把自己定义为“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反骂劳工党人太过“左”，不切实际。现在的劳工党虽然已经不存在，但一个意识形态上很接近劳工党的“社会主义党”已经成功注册，会把这个新政党视为心腹大患的肯定不会是右派的国阵成员党，反而是行动党，因为社会主义党会来抢他们饭碗。

同样的道理用在民政党也是一样。民政党起家初期是相当左倾的，后来加入国阵后，意识形态上渐渐向右拐。由于巫统的分而治之策略，长久以来民政党就被塑造成另一个“小马华”，以制衡马华的势力。本来代表多元种族的民政党，在政治现实下向巫统低头，格局也是越来越小，到最后在国阵内部被当成另一个代表华社的政党，和马华抢饭碗。如果严格按照民政党的创党理念和党章来看，它是绝对不会认同巫统的变相单元种族路线的。

有鉴于此，民政党内部的一些良知开始为党的前途着急，后来他们发现到党领导层的国阵旧思维和他们接受的那套意识形态训练完全不兼容，便开始产生离心。他们反而会更倾向意识形态上符合他们要求的公正党，甚至还认为公正党其实就是创党初期的民政党。这班人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如杜乾焕、李家全、邱继平、黄泉安等人。除了黄泉安加入行动党之外，其他人几乎都向公正党靠拢。只有了解他们的思路后，才能知道为何杜乾焕宣布退党时还大声地说：“我没有背叛民政党的理念。”

所以，相对于社会主义的行动党，同样为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公正党要向民政党挖角会显得更方便。在党内人才逐渐流失之际，民政党已明显地处于崩溃边缘。

如果马华因为民政党完蛋而显得兴奋的话，那也未免高兴得太早。因为，如果马华缺乏危机意识，没有作出应变，很快的同样的厄运就会降临马华。多少年来就因为领导人不注重国际联系、忽略党教育工作、不重视意识形态、只会搞党内派系政治等原因，导致了今时今日自绝于创党理念的颓靡局面。由此可见，缺乏了国际视野、全球观和统战概念的领袖，造成今天马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地步，使到后来居上的对手有机可乘。

“我们应在人民中间，培养与创设纯粹的马来亚精神和意识，并逐渐把种族性观念完全消除”（陈祯禄·1926年）

陈祯禄上了安华的身

为什么说公正党最终会埋葬掉马华？看看其代表人物安华说过的话：

安华在2006年8月20日在吉隆坡皇宫酒店（Hotel Istana）对刚入党的印裔党员说：“不错，我是马来人，我是回教徒，但我相信正义。我希望我的印度弟兄与姐妹获得扶住，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政府让一小撮人致富，却边缘化多数的人民。”

安华反问：“我们有马币600亿元的石油盈利，这些钱分一些发展小学，让华小用母语教学，学习数理科，让淡米尔小学能够发展，何错之有？”

他更表示，希望看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伊班人等，能够感受到马来西亚是自己的国家。

晚上安华又对着马来居民宣称，自己是亲华人、亲印度人、亲马来人的领袖，并表示自己在乎的是全民受益，国家的丰裕资源必须让用来维护人民的命运。

巴东埔补选前，安华在接受专访时说，“我是一名马来人，一名非常忠诚与认真的马来人。难道这样我就不能以一名真正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来思考，展示对所有马来西亚国民福祉的关心。”

“我对所有马来西亚国民许下了一个新希望的承诺，我们必须有自信，有信心这是一个卓越的国家，能够提供一切给所有人。”

只要看过陈祯禄语录的人，就会知道，他们的政治思路、逻辑和论述，几乎同出一源。为什么安华说的话，华社会那么认同？同样的论述，陈祯禄在几十年前已经说过，但为何今天仿佛是陈祯禄上了安华的身，通过安华的嘴巴说了出来？说到底，公正党已经在论述上把原本属于马华的那一套老祖宗留下来的思想给“釜底抽薪”并“据为己有”，然后再把马华反定位成“种族政党”。而长时期不注重党意识教育工作的马华，终于尝到了被敌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苦果。

党意识不够坚定的人都会动摇，即使是入党几十年的老马华，看到目前没出息的马华，会认为现在的马华不是他当年认同并加入的马华，反而会认为公正党的那套论述更接近他当年认同的理念。所以，相对于和马华斗争数十年，意识形态上和马华左右分明的行动党，马华党员要跳槽到公正党显得更加没有政治道德上的阻力，他们可以学杜乾焕的口吻说：“我没有背叛马华的创党理念！”

总之，马华的处境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行动党就算再如何强势都好，它和马华分占的还是左右不同的市场，马华还是有生存的空间。反观公正党做到更加长远、更加绝，想从根本上占据马华赖以生存的地盘，只要认同这种理念的人相继退出马华加入公正党，加上新的华裔年轻人选择加入公正党而不加入马华，马华迟早会因人才枯竭而灭亡。马华需要做的是，复兴陈祯禄精神，稳守民族主义底线，才能在自由主义这一块意识形态战场上和公正党决一生死。

“失掉自己文化熏陶的人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在政治上马来亚华人应该和其他打算住在马来亚的民族成一体，可是文化上，各民族独立保护自己的精神生活” （陈祯禄·1952年）

骨气政治还是有很大市场

若根据1958年星槟日报的一篇社论，当时主要有三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即将到来的第一届全国大选，一个是左派的社会主义阵线，一个是右派的拿督翁为首的马来民族阵线，另一个就是被定义为中间路线的联盟。结果，代表着中道力量的联盟大获全胜，取得执政权。由此可见，当时的“道”是在巫统、马华、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这边的。

但是，随着巫统逐渐一党独大，种族霸权主义之势形成，“道”很明显地已经不在联盟（后来的国阵）这里。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阵308大败，还是离不开贪污腐败这个直接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你贪污腐败，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不足；因为你远离民意，所以你在争取独立的历史法统也荡然无存。308的讯息已经最清楚不过，巫统再不收敛和检讨它的种族主义路线，恢复联盟时代各成员党平起平坐的地位，然后赶紧兑现2004年大选承诺，去肃贪、改善行政效率和公平对待全民，恐怕将难逃下台的厄运。

马华在308后，从基层到领导不断地检讨自己的败因，很多人都矛头指向外，说是大势所趋，受巫统这个“超级票房毒药”连累云云。这种缺乏“反求诸己”、“自我批判”的鸵鸟精神，无助于党理念的实质提升。其实，巫统从创党初期时一样都是讲民族主义的，但后来为何却变质成为狭隘的种族主义？马华难道不需要负上这个历史责任吗？

陈祯禄在1960年去世，如果他还能活到1969年的后513时代，看到巫统的一党独大局面，肯定会痛心疾首，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他毕生推崇的自由主义理念。独立初期的联盟三党合作模式，即使不完全符合陈祯禄的理念要求，只要守稳在平起平坐和互相制衡的底线，狭隘的种族主义势力就很难抬头。

但是，巫统的一党独大压制了国阵内部其他成员党，在种族霸权主义的淫威下，马华处处受制于人，渐渐地也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由思想。这真是悲哀，一个人是不能没有自由思想的，没有了自由思想，就没有了头脑；没有了头脑，就挺不起脊梁。华人是讲骨气的，所以“骨气政治”在华社有那么大的市场。但骨气不等于意气，骨气要真正成为骨气，必须以自由思想为前提。只有当思想是属于自己的时候，骨头才是自己的，也才会有骨气。

陈祯禄是民族主义者，自然也是讲骨气的，再看回他过去的事迹，一个连日本军国主义、英殖民主义和马共暴力行为都无畏无惧的人，怎会害怕区区一个巫统霸权主义？马华对外号称有100万党员，这100万是什么概念？100万党员可排得上是世界前十名的大党。世界上有多少个少过100万党员的政党早已夺取政权？民进党在只有20、30万党员时就干掉了号称有200万以上党员的国民党。如果马华真的有实实在在的100万党员，真正发挥100%的战斗力，别说是行动党、公正党，连巫统都可以干掉，自己当家作政府，何必看人脸色、受人鸟气？问题是，扪心自问一下，马华真的有100万党员吗？

外表的强大不足为据，内心的强大可以惊天动地泣鬼神。马华会沦落至今时今日的地步，根源在于丧失了创党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民族主义大无畏精神。陈祯禄之后马华再无顶尖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无法与继承了英殖民主义“分而治之”谋略的巫统顶尖高手展开博弈，导致整个组织文化在后期呈现了萎靡不振的颓势，犯了“恐巫症”，处处以巫统为首是瞻，在巫统极端分子的步步紧逼之下，缺乏骨气而不断推让。

现在很多党职候选人打出来的口号是“敢怒敢言”，似乎只有“敢怒敢言”的英雄才可以挽救马华日益颓败的局势。陈祯禄时代的马华是不搞这一套的，他和其他种族代表对话时，讲的是道理，讲的是各族的共同利益，凭借的就是民族良知、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洞察时势的能力。若“敢怒敢言”是为了将巫统的不合理政策和种族主义苗头扼杀于成型之初，那还好；若只是为了“敢怒敢言”而“敢怒敢言”，这种作秀意味甚浓、只讲意气之争的“敢怒敢言”，绝不是陈祯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骨气政治”。

“马华公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和巫族及其他民族合作，协助发展马来亚成为一个国家，一种国民和一个政府”（陈祯禄·1949年10月30日）

马华的最后根基

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即指出，马华的策略顺序应该是“先复兴，后改革，再转型”。关于“复兴”的部分我已经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说明，至于接下来的“改革”和“转型”，请参考我的另两篇拙作“从文宣角度看2008年大选”和“深化民主才能救党”。

一代伟人陈祯禄至今仍静静地躺在马六甲市郊的墓园，他的思想是马华立党的最后根基，如果陈祯禄思想都被华社否决掉，马华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有党员在党遇到迷茫、毫无头绪的定位问题时，应先阅读有关陈祯禄的书籍，或许就会豁然顿悟，因为答案往往就可在历史中找到。陈祯禄的思想精华已经浓缩在党章的宗旨里，马华原本就有陈祯禄留下来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现在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好东西而一直向外求，这是舍近求远。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先知先觉”，这种人很稀罕，因为能准确捉到时代要求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人毕竟不多，如华盛顿、甘地、孙中山等人，皆达到这种境界，在我国，恐怕就只有陈祯禄一人而已；第二种人是“后知后觉”，这种人占了绝大多数，都是凡人，你我都是属于这个层次的，但至少知道错了还会去改；最无可救药的就是第三种人，那就是“不知不觉”的人，明明错了还死不认错，或者是完全不清楚情况，不在状态中的人。我们不能奢望还有像陈祯禄这种高水平的人再生，但起码要出现一些后知后觉，“知耻近乎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人，知道错了还肯去改的务实领袖。如果让那种不知不觉的人坐上马华的领导位子，那可真是党的末日了。

如果有人问我在马华是属于哪个派系，我会回答我是“陈祯禄精神原教旨主义”。我相信在党内，尤其是老马华的那一辈人，有不少人也是和我有一样的观点。无论如何，说了那么多有关陈祯禄的事情，虽然我个人很佩服陈祯禄，但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陈祯禄到底只能活在他自己身处的历史条件中，因此他的思想不可能没有缺陷，也不可能是完人。

但我坚信，他的思想体系仍然是马华的瑰宝，其政治思想之逻辑严密性，使意识形态不同的敌人都很难找到攻击点。如果马华真正复兴陈祯禄精神，走回陈祯禄主张的政治路线，恢复成为陈祯禄年代的马华，即使不能建功立业开疆扩土，也肯定会减少犯错的机率。只要做到这一点，不只会获得华社的认同，其他各族人民也会对马华刮目相看。

天佑马华！

（此为原文，浓缩版已登在7/10/2008的星洲日报《六日谭》专栏）

从许文强、李登辉、安华到阿都拉

2008-09-23T17:23:00.008+08:00

小时候看《上海滩》时，只懂得看黑帮火拼的刺激场面，对其中的江湖恩怨、儿女情长并不怎么了解。长大后再看《新上海滩》，终于对主角许文强的内心世界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作为一个典型的热血青年，许文强身上怀着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抱负，痛恨黑暗的时局，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学生运动，但遭到当局的无情镇压，还白白坐了三年监狱。

他在狱中想得很清楚，在讲究实力、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他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出狱后的他，思想起了变化。他在报国无门时转去江湖拼杀，想要以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价值，然后功成身退。他知道，只有达到权力的最高峰，才可以改变一切。他不断地在江湖中厮杀，不断地累积实力，不断地扩大地盘，但他也在一步步往上爬的路上迷失了自己，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最后许文强倒在乱枪扫射之下，他的人生理想最终幻灭。

在台湾也有一个翻版许文强，不过这人倒是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1988年，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在病重弥留之际，旁人问他要指定谁为接班人，他在迷迷糊糊之中口齿不清地说：“你等会…你等会…”，原本意思要等多一会儿，但人家就听错了。就这样，李登辉就在蒋经国一命呜呼时继承大统。上述的路边社版本虽不足为信，但李登辉最终成为国民党江山的送终人，倒成为了历史定论。

李登辉打从心里就痛恨国民党，这可从他退出国民党后的言谈举止中看得出来。他在青年时代深受日本皇民教育影响，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为天皇玉碎殉国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后来又经历过白色恐怖的228事件等等。从他的经历看来，他压根儿都不会喜欢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但他在蒋经国大量吸纳本省精英时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当儿，脑袋里可能和许文强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要攀到最高权力然后才改变一切，结果他竟然办到了。

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倒台，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李登辉竟然还为结束“外来政权”统治而高兴。他担任党主席的12年间策划了国民党的几次大分裂。1993年，新党脱离了国民党。1996年，李登辉极力排挤宋楚瑜，导致国民党元气大伤。李登辉在一手毁掉国民党的同时，还一直暗中扶持民进党的阿扁上台。所以当时有人说，李登辉是“爱扁在心口难开”，民进党实际上是喝李登辉的奶水长大的。

回到我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人。当年安华把回教青年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时，突然被马哈迪招安，安华当时想的可能就是“打进巫统，纠正巫统”的那一套。结果他在短短几年内就攀上党内第二高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在他距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之际，他突然被昔日的政治恩师打入十八层地狱，差点永不超生。后来新首相阿都拉“宽大为怀”才释放安华，驸马爷凯里还亲自上门把护照递给安华。安华和公正党同志当时对阿都拉可说是感激涕零，尽说他的好话，如蔡添强就曾把阿都拉比喻为李登辉，判断他会开放更多机会给在野党，加速大马民主化进程。

当时没有人当这种话是一回事，但308之后，安华咸鱼翻生，在野党势力大增，老马辛苦打下的国阵威权体系江山差不多就要拱手让人，家族和回教党有深厚渊源的阿都拉（其父亲和祖父都是回教党创党元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如果有人说国阵里有个超级无间道，我肯定相信有这回事。
星洲日报／六日谭‧2008.09.024

V怪客安华

2008-09-20T16:00:00.012+08:00

最近重看前年上映的电影《V怪客》（V for Vandetta），发现其情节与我国目前政局的发展，有极其相似之处。

这部虚构的电影讲述一个法西斯政党通过策划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阴谋，牺牲了数万人的性命后，打着“反恐”的旗号，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而上台执政。随后他们动用国家机器去残酷镇压反对派，并严密控制媒体和舆论，以掩饰当年阴谋的真相。惨案的幸存者V怪客策划一系列颠覆活动，激化执政党内斗，并不断揭露真相，最后成功唤起人民起义去推翻极权政府。

古里怪气的怪叔叔V在戏中的谋略，在我国已成现实。安华不但胡须像他，连操盘手法也像他，那就是运用政治人类学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制造权威（Authority）来压制权力（Power），用文化冷战让民众质疑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就足以酿成政治大海啸。权威来自信任和同情，在野党成功塑造出弱势者及捍卫民主的权威形象，如安华这种受过政治迫害和进过监牢的受委屈人物，再配合有理想的青年才俊（另类的权威），以对付整个权力架构庞大的政府机器。

在文化冷战的战线上，这几年民间团体出版了很多我国近代政治史的学术著作和回忆录，从根本上否定联盟对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并将其定义为英殖民主义代理人；另外就是将官方定义的513种族流血冲突诠释为政变，是当权者为了保住政权而有组织性地屠杀华人，然后嫁祸给马来人的阴谋。这种说法能将种族的对立情绪，转化成质问国阵法统合法性的情绪。

由此，年轻一代根本不怕513的吓人鬼故事，用513这个政治符号来恐吓老一辈选民也无法再奏效，大家反而会更放心地投反对票以宣泄不满情绪。另外，越来越多的马来中产阶级对巫统的贪污腐败越来越反感，他们也渴望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不会再对巫统的种族性诉求闻风起舞，这使民众普遍上对暴乱的恐惧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在野党不断地组织街头游行和集会，让人民习惯性不再怕政府、不相信会有暴乱发生，以此否定治安权威，继而使政府无能制止非法集会，也就带来越来越轻蔑政府权威的循环效应。他们吸取了1999年烈火莫息运动的教训，坚持两个斗争原则，那就是有“堂皇的公众理想”以及“保持和平及有秩序”，而且还不能过度激烈和暴力，以免执政当局来抹黑。

他们以“群众意志”作为权威去对抗权力，因此，策略上不能针对某个概念上的道理或政策，而是必须有具体攻击目标（如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才能制造向心力。在野党不断突出一个具体例子制造人们对整体体制的不满（兴权会案例），打破体制权威；同时，又会以某个人（首相阿都拉）代表体制（巫统霸权），从打破这个人的权威，也就否定其体制的权威。

308后，国阵体制合法性基础已摇摇欲坠，随后安华的916攻略令巫统内部阵脚大乱，结果逼到他们用内安法令去捉人，但这只会制造越来越多像安华这样的“悲剧英雄”。根据各国民主化经验，有“悲剧英雄”光环的人是最难被人身攻击的，因为群众的同情心理，会使“悲剧英雄”身上的缺点被“免疫”。因此，巫统想唱衰安华916变天跳票的策略恐怕收效甚微。另外，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巫统领袖不断出来扰乱局势的手法也是失策，民众在当今乱局下难免会产生“救世主情结”，渴望有人出来终结乱世，但这个角色肯定不会是执政党。

V怪客在片中掀起“骨牌效应”的那一幕震撼人心，他不断强调“记住11月5日”的口号，成功突破民众怨气的临界点，成千上万忍无可忍的民众戴起V怪客面具走上街头冲击政权，不得人心的政府最终崩溃倒台。这种手法，与安华的916诉求，和公正党发动统一颜色制服的街头示威，何其相似。

时日无多，国阵要挽救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救赎，就是立即摒弃狭隘的单元主义政策，兑现2004年大选承诺，改善行政效率和大力肃贪，并搞好国家经济，以政绩挽回民心，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若继续偏离中道，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到时神仙也难救。

（原投于星洲日报六日谭专栏，报馆临时退稿，在此原文照登。）

马华的出埃及记

2008-09-12T22:38:00.004+08:00

最近有人比喻华人是犹太人，好，就说说一段犹太人的历史。

公元前1500年，摩西带领犹太人越过红海，逃过法老王的追杀，踏上回归家园之路。

当时内部一些人对摩西的领导不信任，因为长期在埃及的奴隶生涯使他们变得自卑和懦弱，并对民族前景失去信心，不再相信上帝的教义。面对浩瀚无垠的沙漠，异议开始出现，说宁可回去埃及城市过苟且偷生的奴隶生活，也不要在沙漠里活受罪。

摩西心里很清楚，要让族人获得真正自由，就必须让艰苦的环境磨炼意志，并用强有力的戒律以重振精神，因此他上西奈山去请求上帝赐他“摩西十诫”。

思想武器有了，民族的意志也被统一了。在摩西的领导下，犹太人在沙漠中漂泊了40年，那些怀恋埃及物质生活的人渐渐死去，新一代的人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他们恢复了祖先的朴实和刻苦耐劳的生活。

最后，犹太人在迦南建立国家，他们回到了上帝应允之地。

这是《旧约圣经》里有名的《出埃及记》。

借鉴犹太人求生存的智慧

最近马华党选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一些领袖纷纷表态要竞选高职。如果把《出埃及记》的情节放在目前的局势，可以做这样的联想：犹太人奴隶（马华）要摆脱埃及法老（巫统霸权）的统治（一党独大式的威权政治体系），在精神领袖摩西（未知数）的领导之下，走出埃及（308后的困境），在沙漠流浪多年（政权轮替后下野一段时间）。后来通过十诫（重塑党的政治核心价值），统一民族意志和思想（加强党意识训练、凝聚党力量和激励党员士气），最后在上帝应允之地建国（转型成功，重新执政，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

以上的未知数，就是马华目前优先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即选出适合当前乱局的新领导层。或许有人会认为上述的联想不切实际，但308后的局势骤变、变天传言的甚嚣尘上，谁能铁口咬定最坏情况不会发生？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也不是消极悲观地认为前景黯淡无望，反而是发挥危机意识和正视目前困境的务实体现。惟有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做好应变的准备。

政治大海啸已令马华元气大伤，最近峇东埔补选成绩显示近8成华裔选票投给安华，如果这种投票倾向扩散到全国，这意味着国阵华裔选票的基本盘已经崩溃。时间和空间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形势甚至比1969年还要险峻，马华已到泡沫化的生死存亡边缘。

危机时刻需要怎样的领袖？

台湾学者许倬云在其著作《从历史看领导》中指出，领袖就如马群中的第一头马，它要知道水源、知道风向，这就是“预见”的能力，即透视和远见，他可以看清楚大概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预先做内部的调整，或预先预备应付外在的环境。一个领袖，要诀是“领”，但很多水平不够的领袖只懂得“管”和“控”，“领”就是领导和带头，不是管理和控制。

领袖首先要有见识，要看到未来，要有全局观，不能太过执着于微枝细节。接下来他必须具备沟通的能力和技巧，那就是把自己的见识告诉同僚怎么做，并说服他们。如果只是一个人看见未来，那是没什么用的，只有让别人分享自己对未来的见识，才能把整个组织带到同一个方向。这两种能力都不是天生的，是学来的。有见识是靠训练、靠学习；沟通是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事，太过自以为是和沉溺于过去辉煌的领袖，往往会抗拒学习新观念新事物而步上固步自封的灭亡道路。

领导和管理的本质区别

对于领导（Leadership）和管理（Management）的区别，这两者的层次与着眼点是不同的。领导要从根本上、宏观上把握活动过程，而管理却必须注意细节问题，要把人、财、物、时间和信息（现代管理五要素）的安排和配置获得合理运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领导者和管理者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在动机、想问题和做事情的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管理者是把事情做正确，而领导者是做正确的事情（Managers are people who do things right and leaders who do the right things）。领导关注的是“应该是什么”（should be）而不是“是什么”（is）。

马华需要魅力型领导

目前，马华需要的是魅力型领导，而不是管理者，这也是马华能走出政治困境的重要步骤。领导的魅力和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提出理想和希望，并能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将愿景变为现实（turn vision into reality）是领导的专利。

美国麦吉尔大学的康格和凯南格，他们对于魅力型领导人的研究做出以下结论：

魅力型领袖的关键特点:

自信：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充满信心。
远见：有理想的目标，认为未来定会比现状更美好。理想目标与现状相差越大，下属越有可能认为领导者有远见卓识。
清楚表达目标的能力：他们能够明确地陈述目标，使其他人都能明白。这种清晰的表达表明了对下属需要的了解。然后，它可以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
对目标的坚定信念：他们被认为具有强烈奉献精神，愿意从事高冒险性的工作，承受高代价。为了实现目标而能够自我牺牲。
不循规蹈矩的行为：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新颖、反传统、反规范的，当获得成功时，这些行为另下属们惊讶而崇敬。
作为变革的代言人出现：他们被认为是激进变革的代言人而不是传统现状的卫道士。
环境的敏感性：他们能够对需要变革的环境加以限制和对资源进行切实可行的评估。

另一方面，根据刘建军的《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一书，其中提及西方学者对领导特质的9C标准：

信心（Confidence）：对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充满自信。
可信（Conviction）：一个人对领袖的幻想表现出明显的激情和承诺。
品质（Character）：表现出正直、诚实、尊重合信任。
关怀（Care）：表现出对其他人的关心。
勇气（Courage）：维护自己的信仰，接受他人的挑战，承认错误和必要时改变自己行为的意愿。
沉着（Composer）：一贯的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在困难或危急时刻。
能力（Competence）：具备一定的语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Communication）：处理人际关系、互相沟通、团队合作和组织的能力。
综合（Comprehensive）：综合以上所有的能力，有大局观，有统战的观念。

值此危难时刻，马华的未来领导的素质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央代表们应参考以上的领袖特质标准，从心里为所有的马华中央高职候选人打分数。古训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性固有许多弱点，不可能尽善尽美。领袖也是凡人一个，一个十全十美的领袖是不存在的，世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完全符合上述学者们提出的领导标准。非常时刻，需要非常领导，马华现在要的是选出最适合的人，而不是最好的人。

无论如何，马华的中央代表们应该心里有数，知道党目前的处境。唯有放下私人恩怨和个人好恶，才能客观且科学地评估出党目前需要的新领导层，以带领党走出困境，而不是被带去荷兰。

（此为原文，浓缩版已登在13/9/2008的星洲日报六日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