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赈灾筹款看华人的中国情意结

（2008年5月29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四川地震的惨况震撼了无数海外华人的心灵，全球各地发动的赈灾募款活动此起彼落，救济品源源不绝地运到灾区。在我国，为四川地震筹款仿佛成了华社的全民运动，不断增加的善款数额已成为重要的向心力指标。从一系列筹款活动中，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向仍然紧紧牵系着许多大马华人的心。

大马华人对四川地震赈灾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投入，其实是反映出华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情意结”现象。西方学者Guy Hunter在其著作《东南亚-族群、文化和国家》中指出，从19世纪开始，南洋的华人长期沦为政治上的“二等公民”，他们希望中国强大，以此提高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他们的内心一直存在这样的期盼，一旦他们遭受当地政权迫害的话，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来保护他们，为自己撑腰。为此，百年来东南亚华人一直把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大事，并与祖籍国荣辱与共。

只有了解南洋华人因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一套思路，才能理解为何南洋华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遗余力地出钱出力；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展开抵制日货运动，甚至义无反顾地大批回祖国参加抗战。绝大部分的大马华人祖先都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南来，大家都有共同深刻的历史记忆。中国近代史充满了耻辱，在不断遭受列强欺凌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一直都有中国将灭亡的忧患，当救亡意识成为海外华人的核心思想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符号就显得更加刻骨铭心。

即使在50至70年代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这两件大事，都深深牵引着南洋华人的心。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使老一辈海外华人激动地好几晚睡不着觉，走起路来，腰杆好像也比过去硬挺了。

5月13日，大马华总和多个华团为中国大使馆领事参赞申永先举行欢送晚宴时，即席发动为四川省地震赈灾筹款，一呼百应获得热烈回响，筹获逾100万人民币款项。华总会长林玉堂（右４）与其他捐助四川省地震赈灾的华总常委及华团领袖移交款项后，与中国驻马大使程永华（右５）合影。

新一代的华人，虽然不像老一辈那样对中国有切身体会，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富强，连续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成长，加上神舟载中国太空人升空和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又对他们产生新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尽管马来西亚华人在建国之后确立了对所在地的政治认同和效忠，但是由于种族政治使然，华人心底深处仍然认为无法得到平等待遇。长期的失望、灰心与彷徨，令不少华人在心理上期望中国这头睡狮的苏醒，成为他们的靠山，藉着中国的国力为他们的中文教育与文化建设护航。

四川地震无疑地激起了大马华人潜意识里的“危机感”，形成了一股“凝聚力”，为地震筹款更是所有华团组织，甚至立场不同的华基政党的共同“政治正确”活动。虽然很多华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实力强大，既不缺钱也不缺人，但只要巫统霸权继续嚣张跋扈、不公平政策继续倒行逆施，华人对着筹款箱时还是会毫不犹豫把钱投进去，这不是“人道援助”等同情心理因素就可以理解的，对于现实情况不满和不平等待遇所累积下来的郁闷、反弹情绪，才是真正形成这股捐款风潮的驱动力。

值得庆幸的是，直到今天大部分友族对于华人的赈灾活动仍抱着乐观、积极看待和支持的态度，80年代巫青团“质疑华人对国家的忠诚度”之类的极端言论已不复存在，可见308政治大海啸的确冲淡了国民之间的种族情绪。无论如何，我国华人有必要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为不同族群做更多慈善工作和公益活动，以绝有心人士的欲加之罪口实。

向中国学习危机管理

（2008年5月16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中国四川省发生大地震，举世皆震惊其惨重的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若根据中国管理学专家滦福田提出的危机管理6F原则来检测四川大地震后的紧急事件处理能力，中国政府其实反应相当敏锐，值得我们借鉴。

危机管理6F原则是指Forecast（事先预测）、Fast（迅速反应）、Fact（尊重事实）、Face（承担责任）、Frank（坦诚沟通）和Flexible（灵活变通），现在就根据上述原则来笼统评论。

中国疆土广阔，自古以来天灾频繁，普遍上民众拥有一定程度的危机意识，学校也极重视防灾防震的教育工作。四川地震发生时，除了接近震央的学校难以幸免之外，其他邻近省份的学校皆反映出高度的危机处理手腕。湖北省宜城市刘猴小学的学校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老师停止上课，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立即组织学生弯腰弓身，迅速撤离教室，来到操场集中，随即清点确认人数。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有序地安全疏散撤离三个楼层六百名学生，用时仅8分钟，没有平时的防灾教育和演习是做不到的。

在对外沟通方面，速度最重要。地震发生后，胡锦涛作出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立即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另外，扑灭谣言速度也很快。当时有传言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闹得人心惶惶，但国家地震局及时公布有关传言不实，北京地区近期都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从地震发生到信息发布，到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灾、扑灭谣言稳定民心，所有这些工作都在两小时以内启动。

中国当局也尊重事实，与媒体的互动更趋向坦诚沟通，一改几年前SARS肆虐期间的官僚封闭作风。大地震后中国当局积极发布灾情和救灾信息的做法取得成效，相对透明和及时的灾情信息发布，使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地震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恐慌，各地秩序基本正常。各大媒体也几乎不停顿地发布最新伤亡数字和救灾消息，各地大学生和民众也纷纷捐钱或献血救人，全国呈现出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的社会氛围。

过去的几次大型天灾已显示中国政府的善后处理工作更趋成熟，尤其是对付那些需要承担责任、在天灾中造成额外人祸的负责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人为造成的人祸往往比天灾更恐怖。1998 年长江洪涝期间，前总理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大骂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随后就整治和处决了一批参与“干捞”的地方官员。灾害可以检验建筑物安全程度，也可检验官员、建筑承包商和相关人士对社会的负责任程度。这一次震出了一批豆腐渣工程，小孩在崩塌的学校废墟里丧命的惨状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网上也出现“杀贪官以祭亡灵”的愤慨言论。相信北京当局在救灾工作进入尾声后就会处置这些人以平息民愤。

总的来说，中国救灾方式更趋向灵活变通，与缅甸军政府令人震惊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军政府对外国援救人员满怀疑虑，却又没有能力去帮助伊洛瓦底江三角洲150万面临饥饿与疫病的人民，在风灾发生一个多星期后仍拒绝外国援助工作者入境，连联合国秘书长和多国领袖都看不过眼同声谴责缅甸军政府处理风灾反应迟缓。

马来西亚虽处于地震区和风灾区之外，但我国政府仍有必要学习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以提升局部地区的水灾、海啸、森林野火等自然灾害的危机处理能力，并把人祸的因素降至最低。

希山愿为举剑道歉的意义

（2008年4月28日刊于星洲日报言论版）



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终于为他举剑的行为道歉了。

3月8日的一场政治大海啸，惊醒了一些想以传统的民粹操作手法上位的种族政客，他们意识到，这些百试百灵的招数已经不管用了。

但仍然还有一些脑筋转不过来的人，依然坚信所谓的历史规律：只要抬出保护族群的大旗，族人的支持票依然会回流的。所以，马来人大团结口号此起彼落，捍卫新经济政策之声不绝于耳，连养猪场课题也被利用为廉价的种族情绪操作工具。

也许上一届的大选成绩让他们冲昏了脑袋，短短几年种族主义论调纷纷出笼，从不惜浴血、非土著公民权、回教地位、马来人特权、新经济政策永不终结、国阵成员党领袖被痛斥等等，一直到举剑的招牌动作，就被视为所有这些政治符号的集大成者。如今看来，巫统当时的盛气凌人，已经沦为泡沫化民族主义的回光返照。

过去五十多年来，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使巫统获得了代表马来人的法统。巫统作为代表马来族利益的政党，它深信通过政治手段给予马来人特权，就会得到大多数马来人的拥护。只要马来人保持团结，巫统领袖认为，他们的统治便会继续不断，只要沿着这条路线，选票滚滚来，官位一直升。

巫统领袖原则上从不提马来人比其他族群优秀。反之，前首相马哈迪曾说马来人天生资质比华人低一些。因此，他们的论点是，保留马来人特权是保证土著能在自己的国家内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这种“弱者的强权“论述，在马哈迪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中展现无遗，并已成为过去多年来我国种族政治的发展蓝本。

因为我弱小，所以我需要保护；因为我没有竞争力，所以我需要拐杖；因为我没有这样那样，所以我需要这样那样．．．持着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被夷平，没有意识到全球化的浪潮迫在眉睫。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人民要的不再是那些没有营养的“民族大义”、“种族权益”，不管任何人，现在要的是良好施政、清廉、效率、经济发展．．．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凡是逆潮流而动的，其最终是会被历史所抛弃，无论期间它是如何变化模样，但是只要质不变，它的终结也就恒定。3月8日的事实已经推翻了过去几十年来的论调，如果这还不能让巫统醒悟的话，下一届大选，不是民盟就是另外一个政党都会将它彻底埋葬，这是历史的规律。巫统内部或许还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垂死挣扎，对支撑自己命运的“种族政治”修修补补，不能除根，只能苟延寿命而已，它最终还是要和这个世界说永别的。

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来形容希山未免过重，毕竟他的那支短剑也没沾过任何人的鲜血，但他曾经刺伤原本已经是很脆弱的种族互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更适合形容希山能屈能伸的政治气度，他到底还是醒得比较快的政治人物之一，没多少个巫统政客有这样的勇气。唯有拿得起放得下，政途才会走得更远。

放下短剑的只是希山一个人，但站起来的是一个有尊严的成熟民族。